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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原《文汇报》总编马达逝世 曾拍板刊登《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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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4 20:15: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源:东方网 作者:石剑峰
2011年09月07日13:40

1925 -2011.9.6 报人马达千古 杰出的党的新闻工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原副秘书长,解放日报原党委书记、总编辑,文汇报原党委书记、总编辑,东方早报首席顾问,2011年9月6日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86岁

1965年马达在《解放日报》写社论

马达,1925-2011.9.6,安徽安庆人
  “我尊敬领导,但我更尊重真理。”

  从业六十年的报人马达,带着毕生的办报理念,昨天14时10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其告别仪式将于9月10日下午2时在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

  纵观马达60年的新闻从业生涯,他创造了很多辉煌:曾在9张报纸工作,其中5家报社任总编辑;担任总编辑时《文汇报》发行量达到170多万份高峰。

  在马达担任《文汇报》总编辑期间,《文汇报》最先报道话剧《于无声处》,刊登了小说《伤痕》,为新时期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作出了贡献。

  比这些业绩更重要的是,马达的办报原则和坚持讲真话的勇气,更为耀眼,令人记忆深刻。

  马达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红色报人”。

  马达出生于1925年,1937年抗战爆发后从家乡安庆逃难到上海,寄居在亲戚家中。在上海读初中时,马达就开始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16岁的马达离开上海,来到新四军苏中根据地,当年加入共产党。第二年,苏中根据地创办油印的《滨海报》,马达被调到报社,由此开始了六十年的新闻从业生涯。

  新中国成立后,马达曾任上海总工会所属《劳动报》总编辑、社长。1956年,《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工人日报》等都把“机关报”的字样拿了下来。马达认为,《劳动报》也应把工会“机关报”的牌牌拿掉,并且在内容上更贴近工人更多反映工人疾苦,这些要求均获同意。未承想,反右很快到来,包括马达在内一批报人被定“把一张工人阶级报纸复辟为资产阶级报纸”的罪状。最后“定案”时,考虑到“从小参加部队,是在党的怀抱里长大的”,马达未被划为“右派”,但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的处分。直到1980年代,马达才彻底平反。

  从1963年到1965年,马达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与时任市委候补书记的张春桥办公室相连。1966年5月,马达被调到《解放日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不久便受到“文革”冲击。马达被定的罪状是,有一张报纸第一版印有 “毛主席”字样的标题,第二版同样位置上印有“外交部抗议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暴行”字样的标题;还有一天,《解放日报》版面上“毛主席”三个字的标题比《人民日报》小。

  回想起这些“罪状”,马达后来感叹:“办报人这种做法,实在是无奈,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过,一定会认为是双料的滑稽。”

  从1966年11月起,马达被打倒,先被关进“牛棚”,后被送到“干校”劳动改造。

  1977年,马达进入《文汇报》,首先带领“清查组”清查《文汇报》十年动乱中的错误,帮助《文汇报》翻过黑色一页。之后,马达留任《文汇报》党委书记、总编辑时期,创造了《文汇报》历史上空前的辉煌。

  1980年代,《文汇报》处于历史上发展非常好的一个时期。作为总编辑,马达在办报事业上进行了很多探索,有的想法、做法,在当时已属超前;关键是,时隔多年以后并不落后。

  1980年代,马达在采编上做了很多有益尝试。

  首先,《文汇报》开始设立驻外记者,并在全国报纸中率先在报眼和版面上刊登外商广告,所得收入解决驻外记者的经费问题。

  一年之后,《文汇报》社在国内聘请特约记者,扩大报纸在全国的影响力。同时,《文汇报》社先后创办了《文汇月刊》、《文汇电影时报》、《文汇读书周报》。

  1985年,马达又以华侨投资的名义办了出版社,申请得到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这是全国省市报纸第一个办起的出版社。1990年,《文汇报》社的实业文汇大厦竣工。这幢大楼,国家未拨一分钱,由报社向银行贷款建造起来。这是在全国各省市第一座由报社自己兴建的新型大楼,同时也是报社贷款造大楼的第一个样板。

  马达最辉煌的成就,是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上留下自己的重要印记,为当时思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年4月,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同学办的《百花》墙报上,张贴了一篇名为《伤痕》的小说,轰动全校。

  《伤痕》的女主角叫王晓华,因为母亲被定为“叛徒”,她就与母亲决裂,之后她初中没有毕业就上山下乡。在农村,她和男青年苏小林建立了恋爱关系,又由于王晓华家庭成分问题,这对恋人被迫停止往来。在漫长的9年里,王晓华一直在孤独、彷徨和痛苦中熬煎。粉碎“四人帮”后,母亲平反,但当王晓华赶回家探望时,母亲已离开了人间。小说结尾,王晓华默想:“亲爱的妈妈,女儿永远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

  小说在复旦大学轰动三个月后,马达知道了这一情况。

  “一天中午,我在报社食堂吃饭,文艺部一位记者坐在我身边,我问他最近有什么文艺方面的动态。这位记者告诉我,最近复旦校园很热闹,有一篇短篇小说吸引了全校同学。我说你赶快把它弄来,看一看是什么内容。”马达回忆说,回到办公室,他向文艺部负责人介绍了这一情况,并让后者具体落实。隔了一个星期左右,一份印有小说《伤痕》的小样送到了马达的办公桌上。文艺部负责人告诉马达,这篇稿子拿来后,在文艺部讨论了一下,大家都认为,小说很好,可以发表,对深入揭批”四人帮“有推动作用”。

  当时正是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第三战役,即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罪行的思想理论根源,肃清“四人帮”在各个领域的流毒和影响。马达认为,发表小说《伤痕》无疑将对推动这一斗争有帮助。

  “我决定发表这篇小说,签下了‘阅发’和自己的名字。第二天,文艺部立即拼版。”当时,虽然粉碎了“四人帮”,但“两个凡是”盛行。为了慎重起见,马达还是写了封信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洪泽电话回复:这篇文章我看了,很好,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1978年8月11日,一个整版的小说《伤痕》在文汇报发表。很快,全国二十多家省、市广播电台先后播发。新华社、中新社先后播发新闻,法新社、美联社的驻京记者对外报道说:“文汇报刊载《伤痕》这一小说,说明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

  仅两个月后,《文汇报》再发话剧《于无声处》剧本,歌颂了1976年的天安门运动和站起来的新一代青年。

  《于无声处》剧本作者是当时31岁的上海热处理厂热处理工宗福先。宗福先从父亲的不幸遭遇,从亲友同学家庭被“四人帮”迫害的悲剧中,从流传的四五运动的革命烈士诗抄和揭露“四人帮”罪行的大字报中,收集资料,终于在1978年5月写出了话剧《于无声处》的初稿。写好后,他拿到厂里给20多位工友传阅、讨论。

  1978年10月12日,《文汇报》发表了文汇报记者周玉明采写的长篇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文章采访了《于无声处》的编剧、导演和演员。10月27日,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首演,演员在演出中说出的最后一句台词是:“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从次日开始,《文汇报》连续三天用三个整版全文发表了5万多字的《于无声处》剧本。

  “连续三天用三个版面刊载一个话剧剧本,在《文汇报》是史无前例的。一个星期后,中央电视台又在全国直播了上海演出话剧《于无声处》的实况,这也是没有先例的。”马达后来回忆说。

1949年秋,马达与邱枫的结婚照。

马达(右)与《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胡绩伟谈办报。

新时期电影十周年百花奖,马达(右)代表《文汇报》向凌子风颁奖。
  发了为配合剧本发表,《文汇报》在头版突出位置刊发了相关新闻,标题是:热情歌颂天安门广场事件中向“四人帮”公开宣战的英雄 《于无声处》响起时代最强音,广大观众和本报读者高度评价创作人员干预冲破“禁区”的艺术实践。  

  “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准确,也是相当大胆的。”马达后来感叹。

  事实上,在1978年10月发表《于无声处》非常敏感。当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刚刚发表,与此同时,“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尚未冲破,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仍阻力重重。

  《于无声处》的发表很快引起中央注意。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西北组小组会上发言指出:“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个话剧《于无声处》……”16日,经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广大人民群众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革命行动。天安门事件终获平反。

  《伤痕》与《于无声处》的发表,“得风气之先”,使《文汇报》成为一张得到全国读者热爱的报纸。发表上述文章需要的是勇气、信念、理想和原则,而选择不发表某些,一样需要勇气、信念、理想和原则。   

  1981年4月20日,新华社播发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当天一大早,马达刚进办公室就接到一位领导电话,要求《文汇报》与《解放军报》一起刊登批判《苦恋》的文章。

  马达不认识《苦恋》作者白桦,也没看过剧本,只看过由剧本改编的电影《太阳和人》。马达认为,电影确有些“问题”,但对报纸“大批判运动”式做法,对《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革”大批判式的粗暴语言和文风,更加不满。   

  “我最后征求大家对转载这篇稿件的意见,大家都支持我的看法:一致不同意转载这篇稿件。”当上面催促《文汇报》刊发上述文章时,马达的回答是:“我们正在讨论。”

  第二天,《解放日报》及全国其他各大报纸都转载了该篇文章,只有《文汇报》未刊此文。   

  上面领导多次打电话催发此文,马达思考的结果是:“我抱定的想法是:‘我尊敬领导,但我更尊重真理。’回顾我几十年的办报生涯,的确是个多次得到表扬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里就干到哪里’,‘一句顶一万句’,很少考虑‘为什么’,有时我也办过一些错事、蠢事。”  

  此事后来惊动了胡耀邦,胡在认真听完了汇报后说:“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我也看了,可以转载,不转载也应该是可以的吧。”此事终于画上句号。   

  马达后来承认,这件事留在记忆里,是不愉快的。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写着,报纸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总编辑要勇于独立负责。“60年的办报生涯告诉我,‘负责’是尽心尽力的,‘独立’则虽有勇气却难以实行,这有赖于党内扩大民主,真正健全民主集中制。”   

  1983年,《文汇报》连载了刘晓庆自传《我的路》。三年后的1986年秋,马达接到电话被要求前往北京面见胡乔木。

  马达一进胡乔木客厅,胡就问:“为什么《文汇报》要连载刘晓庆的《我的路》呀?”

  马达回答:“那是她写自己从事电影活动的经历。”

  胡反驳道:“什么我的路呀,那还不是鼓吹个人奋斗,个人成名……”

  马达赶紧解释说:“倒也不是,她个人奋斗,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奋斗的。”

  胡有些不高兴,说:“马达同志,你是个老党员,你们提倡个人奋斗,走个人奋斗的道路,党性原则到哪里去了?”

  随后,胡乔木长篇大论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反对抽象的人道主义,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道理,从学雷锋讲到见义勇为……一直讲了近三个小时,已是中午。

  第二天早晨,马达又接到胡乔木秘书的电话,要他再去谈话。胡乔木说,前两天他到《人民日报》宣布了中央对胡绩伟、王若水的处理决定,他的谈话主题很明确,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乔木点明主题:“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不积极,反精神污染半途夭折,他们也不愿意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当天下午,马达就准备回沪,胡乔木的秘书又打来电话,要他下午再去谈话。

  马达从北京回沪约半个月后,《文汇报》文艺部记者给他看了一份复印件,是胡乔木写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的信:“汪洋同志,最近我看了刘晓庆写的《我的路》,我认为写得很好,她的个人奋斗经历是不容易的。听说最近她积极要求入党,希望你们热情帮助她,鼓励她进步。此致敬礼。乔木。”

  不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吹开,1987年初达到顶点。

  马达回忆说:“按照上级部署,责令我们检查一年来的报纸。对外界关于文汇报、文汇月刊几个有议论的问题,我又得考虑如何做检讨了。这时,忽然想到,我的一位老朋友,也是老报人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这些老总,不但会编报,而且还有一个别人很难学的本领:会写检讨。’再一次回味这句话,只有苦恼人的笑……”   

  对于办报原则,马达说:“很简单,就是实事求是。”     

  “讲真话,还需要我来解释吗?你们不懂是什么意思吗?”“年轻人不要老是惦记着个人利益,惦记着房子、车子,要敢讲敢说。”这些话语,都是马达对办报原则的阐述。

  基于此,《文汇报》高级记者郑重曾这样评价马达:他那敏捷的思路、无数点子以及层出不穷的改革方案,令人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有一次《文汇报》开会时,马达文思焕发,妙语连珠,一旁的郑重不由自主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7个字:斯人为报纸而生!           

录入编辑:薛冬霞

https://news.sohu.com/20110907/n318650184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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