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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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

作者：陈冲
来源：新三届

作者简历



陈冲，1961年生于上海，1978年考取上海外国语学院主修英美文学。1976年出演电影《青春》崭露头角，1980年凭借电影《小花》获百花奖最佳女主角。1981年赴美留学，1986年起进入好莱坞。主演电影《末代皇帝》《大班》《红玫瑰与白玫瑰》等。1997年执导电影《天浴》入围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奥斯卡金像奖评委，第51届台湾金马奖评委会主席。


前记：记忆，好像早晨爱人离别后枕头上柔软的凹印，那是他在你生命里存在过的证据。你似乎能感到那里的温度，忍不住伸手去抚摸它，把脸贴住它。等你再抬起身，却发现那凹印已经走样，失去了他的痕迹。记忆也好像一个犯罪现场，你一次又一次地去那里查看，反而践踏了那些手印足迹，丢失了真相。我们的头脑总是不停地把记忆里的碎片逻辑化、合理化、美化或丑化，而且每一次造访，都似乎令它离原始印象更远一些。我从很年轻开始被各路记者采访，不少过去的事，已经被反复叙述，变成了翻版的翻版，连我自己也很难看清它们的原貌。也许，要保持原始的记忆，唯有不去触动它。
有一日，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形下，我突然回到了一片未曾被自己过多调用过的记忆，有些只是模糊的印象，也有些清晰犹如昨天。我企图把它们写下来，或许人们能看到我在枕头上留下来的那个凹印。



陈冲和母亲

“一号人物”

我从小脸皮薄，羞于在人前流露感情，还惧怕人群，不是一块演戏的料。如果在我十四岁的时候，上影厂的武珍年导演没有偶然地出现，我今天会在哪里？

不过仔细回忆起来，在看了电影《春苗》之后，我跑到母亲大衣柜的镜子前，对着镜子模仿李秀明说电影里的台词。也许那份莫名的冲动，就是我未来乐章的第一个音符。

每个星期天我们一家都会到奶奶爷爷家吃午饭，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上影厂的武珍年导演通过我姑姑的一位朋友，来奶奶家看我。在那之前，她见到过一张父亲为我照的相片。印象里她没跟我多说什么，也没有留下吃饭就走了。几天后她通知我去上影厂面试，不过那时还没有面试这个讲法。武导演只是说，去厂里让其他人也见见你吧。

记得那是穿薄外套的季节，上海人称“两用衫”，就是春秋两用的衣服。我一共有两件两用衫，一件军装，还有一件淡色带粉红花的娃娃衫。在去上影厂之前，母亲、姥姥和我反复讨论了两件衣服的利弊：军装精神，但是左上臂被钉子勾破打了补丁；娃娃衫可爱，但是缺乏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风格。最后决定“不爱红装爱武装”。

到上影厂后我被领到一间办公室，里面站着、坐着有五六个大概是副导演的人。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审视过，但是勇敢地抬头看着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也许就是我那副样子吧。其中一位问，有什么可以为我们表演的吗?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却把我问住了。小学期间我是学习委员，课余爱好是打乒乓；中学我是射击队的运动员，还负责出黑板报，实在没有可以拉出来就表演的文艺节目。

尴尬了一会儿后，我说，我为你们背诵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吧。周围的人也许有点吃惊，都没反应。我又加上一句，用英文。不知道这个想法是怎么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没等他们回答，我就朗朗地开始了。那时我和母亲每天准时开无线电听英语课程广播，《为人民服务》也是那样学了以后背下来的，我非常引以为豪。我无法想像在场的人对我的表演是怎么想的，我只知道我就这样被选中去演电影《井冈山》里的小游击队员。

摄制组到共青中学去借调我的时候，副导演和制片主任顺便看了看学校的其他女同学。老师为他们推荐了学校讲故事组的一位同学，她有很大的眼睛，上面长了浓密的睫毛，还会说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我突然觉得受到威胁，失去自信。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职业给我造成的自卑感。我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是伪劣品。或许，这份不安全感是与生俱来的，它一直都在折磨我的同时鞭策我。回头看，我一生的努力都是在企图把自己从伪劣品变成真货。



在我出生前，我家后门的墙外原来是上海的一条运河，叫肇嘉浜，浜上有许多座桥，我家在枫林桥边。

北洋政府时期，第六混成旅旅长何丰林被任命为淞沪护军使，成为上海最高军政首脑。那时肇嘉浜以北为法租界，以南为中国地区。他到任不久就在邻近的交通路（现平江路）两侧盖起了几栋西式楼房，“护海道尹公署”、“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公署”相继迁入办公。又筹银征地在肇嘉浜以南修建了一条通向沈家浜路（现医学院路）的马路，并在肇嘉浜上建造了一座桥，以何丰林的名字将这一桥一路命名为丰林桥、丰林路，这一带遂为上海华界的政治中心。

1927年奉系张作霖在京成立安国军政府，随后上海特别市市政府成立，市政府就设在交通路旧道署内，年底就将交通路改为市政府路（解放后改为平江路），丰林路改为枫林路；1930年代市政府迁移江湾后，市政府楼和它西面的外交大楼转让给上海军医事业委员会；上海沦陷时期，这里曾为汪伪政府办事机构的一部分，也是一个血腥的屠杀场地；抗战胜利后，这里成为上海医学院的生活区，市政府楼成为上医幼儿园，而外交大楼则为家属院。

我家的地址虽然是平江路170弄，但是附近几条街的人都称我们弄堂为“外交大楼”。弄堂口有两扇大铁门，大门左面的小平房里面，住着一个疯子，他经常围着院子自言自语地疾走，病重的时候，就被绑在他门前一棵大树上吼叫挣扎，令我胆颤心惊。

原来十栋房子住十户人家，“文革”开始后，一下子搬进来好几十家。又过几年，我家的房子里搬进来五户人家。每家每户放在厨房里的酱油、老酒、菜油的瓶子上，都画了线，记录每天用掉多少，别人如果偷用，马上可以察觉。

客厅里搬来一家苏北人——父母、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们经常争吵，还骂脏话，但日子过得生龙活虎。我经常偷看他们的举动，偷听他们的对话，偷闻他们厨房里的味道。有一次，他们一下子煮了好几锅黄豆。我心想，这么多，吃不完馊了多可惜啊。这些黄豆的命运，变成了我在那几个礼拜最关注的事情。接下来，它们被碾碎，拌了佐料，又被装进两个开水烫过的坛子里。然后，好些天都没有黄豆的踪影，我心里充满疑惑。终于有一天，坛子又出现了，里面的黄豆都长了白花花的毛，一股又香又臭的气味充满了整栋房子。他们一家人有说有笑，把黏糊糊的霉黄豆捏成一块块饼，放在竹匾里在花园里晒。后来我从他们家小女儿那儿打听出来，他们原来是在酿制鲜酱油。

饭厅里搬进一家三口，进门出门、烧饭上厕所都低着头。没人知道他们的姓名或者职业，没人看见过他们的眼睛或听见过他们说话，就连小毛头都似乎没有哭声。后来他们家一个崇明阿婆也搬了进来，在厨房里带孩子，我总是看见她把饭菜放在嘴里嚼得很烂，再吐出来放到小毛头的嘴里，觉得她不懂卫生。

一层的卧房原来是我哥哥的房间，“文革”开始后他被送到徐家汇奶奶爷爷家，那卧房成了上医“革命造反派司令部”。后来司令部搬走了，住进来一户宁波人家——夫妻、小孩和阿婆。有几回我看见阿婆送给姥姥宁波带来的苋菜梗。姥姥平日从来不跟抢房子进来的人打交道，但她还是收下了宁波阿婆的礼物。她垂涎一切发过酵的臭食品。

楼下三户加上亭子间的人家，合用楼下的厕所和楼梯口的暗厅，他们都把自家不怕偷的东西放在那厅里占地盘。苏北人和宁波人两家，经常为这些合用的空间吵得不可开交。有一次两家打了起来，一阵打骂后，苏北人家的二姐和宁波人家的媳妇，一个揪头发一个咬耳朵僵持住了，谁也不放过谁。我和哥哥站在楼梯上往下看，黄黄的电灯泡下，只见头发从头皮上被生生揪下来，鲜血从耳朵根流下来滴到地板上，惊心动魄。

住进亭子间的是一个护士，她的个子跟我这个六七岁小孩差不多高。这让我有点困惑，就问她，你是大人还是小孩？她不回答我，只是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瞪住我。看到她嘴唇上方的汗毛很浓重，我便决定她不是个小孩。很快，她结婚了，但她丈夫很少在家，每个月只来住几天。这个丈夫每次来都带来板鸭、火腿、鳗鲞、笋干等稀罕食品，挂在我们楼上晾衣服的竹竿上，两三天后那些东西又都不见了。父母议论他是温州来沪跑单帮的，跟这个护士结婚就是为了在上海有个落脚点。后来护士大肚子了，爬那半层楼梯回家变得越来越艰难，每次丈夫回来她都要骂他，开骂前总是大声叫他：同志啊！

最后搬进来的是一对医生，住下不久生了一个女儿。他们占用的是姥姥跟公公一起住了二十年的主卧室，带有单独卫生间和一只大壁橱。姥姥搬出那间房间后一直失眠，晚上吃了安眠酮就口齿不清地在这间房门口，诅咒这家人的祖宗十八代。有时她会服了药之后去浴缸里泡着流泪，好像只有在这种半清醒状态下，她才可以自由地悲痛。妈妈总是拿着毛巾和衣服，半抱半拖把她送到床上。

那以后的几年里，家里有一位常客。我下课回家，就看见他坐在父母的床沿上，床沿铺着花毛巾，母亲矜持地坐在另一端。这间屋本来有一个阳台和两扇宽敞的窗门，但是阳台被封起来给哥哥用了，房间里面就变得很暗。他们坐在暧昧的光线里，不说什么话，一坐就是个把小时。有几次，我进屋，他就一把抓住我，把我按在他的膝盖上，紧紧地搂着我，抚摸我的身体，贴着我的耳朵说，长大了一定要跟他儿子结婚。我虽然还小，但是本能地懂得他的触摸是猥亵的。我僵硬地坐在他的膝盖上，忍受着，等着母亲说，妹妹去做作业吧；或者，妹妹去晒台收一下衣服。有时候，这位叔叔的儿子也跟着来我家，母亲总是让哥哥教他画画。我们都知道，叔叔是母亲的领导，是可以保护她的。


陈冲父母亲结婚照

《井冈山》是江青亲手抓的“长征三部曲”当中的一部电影，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的档案都需要她通过，演男主角的朱时茂是她定的，导演成荫也是她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调来的。第一次见成荫导演，我坐上了他的红旗牌轿车，车窗上薄薄的窗帘半关着，我从一个完全陌生的视角和构图望着街上划过的脚踏车和行人，怀疑自己在做梦。坐红旗牌轿车是极少数人才能享受的特权。

我在电影里演一名游击队员，好像只有一句台词，也可能还有些其他台词，但我的记忆里只有这一句:“老罗叔叔，井冈山丢了。”剧本注释了，是要含着热泪，用颤抖的嘴唇说的。我整天在摄制组办公室外面的走廊，对着一扇窗反复练这句台词。可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含着热泪，更别说颤抖的嘴唇了。这让我非常苦恼，并且越来越没有信心，不知怎样才能不辜负导演、制片、父母和我对自己的期望。

有一天，制片主任毕立奎跟我说，摄制组要解散了，所有从其他单位借调来的人，都要回原单位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这回不用热泪盈眶、双唇颤抖了。接着马上就被一股强烈的失落感袭倒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在组里的这段时间，我每天早上骑车进厂门上班，自己觉得已经是上影的员工了。现在让我夹着尾巴回高中读书，实在太没劲、太没面子了。而最严重的问题是，回学校就意味着毕业后要去插队落户。我终于有点热泪盈眶双唇颤抖的感觉了。毕立奎见我不出声，笑着问，你不想回学校吗?我摇头。他说，张瑞芳在为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招生，她看中你了。你要愿意去，我会把你的关系转到剧团。我拚命点头，在短短几分钟里，我的心情承受了巨大的跌宕起伏。当时我还不知，《井冈山》剧组解散，是因为一场巨大的政治变迁正在最高层发生，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即将垮台，她领导下的“长征三部曲”停拍，只是一场序幕。

就这样，我进了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我们一共十八个男生和六个女生，据说都是徐景贤按照江青要求的“一号形象”，指示上影厂从各地招来培训了去“占领银幕”的，所以一律都是道德品行纯正，没有文化背景的工农兵。班里只有我一个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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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团离我家一站路，我把铺盖、脸盆、热水瓶等绑在脚踏车上，推着车跟姥姥一起步行走到宿舍。我被分配在双层床的上铺，姥姥害怕我睡着了会滚下来，又回家拿了一根长绳来，绕着床头床尾的铁杆做了一个网状的围栏。

下铺的同学叫闵安琪，很快就成了我的好朋友。天冷的时候，我就干脆跟她在下铺一起睡。我俩都爱吃零嘴，夏天常到剧团对过的烟纸店买断掉的棒冰。普通棒冰四分钱一根，断成两截的三分钱一根，我们跟店里的人讲好了，把断的都给我们留着。

剧团在一个大院里，那里有几排破旧的平房，还有一个过去天马电影制片厂的旧摄影棚。院子当中是一大片杂草丛生的空地，空地边上有一个小湖，那里经常回荡着忧伤的小提琴音乐。后来我们知道，平房里有一间，住了一位上影厂的作曲。他的女儿每天要练四五个小时的琴，有时候我们还能听到她的爸爸训她、打她的声音。伴随着琴声的还有一个总在刷刷刷扫地的身影，那人的长相只是一片模糊不清的印象，叠在凌乱的背景上。很多年后我才偶然听说他是一位叫贺路的导演，是上官云珠的第四任丈夫。

每天早上六点，我们穿着剧团发给我们的棉布灯笼裤，开始在空地上七倒八歪地踢腿、伸腰、展臂做形体训练，然后摸住腹腔咿咿呀呀大声开嗓门，找丹田共鸣。记得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说，大笑的时候用的就是丹田气，我们可以用大笑来感受横膈膜的位置，那天空地上此起彼伏都是我们疯狂的笑声。晨练后，我们到食堂吃早饭，饭后开始正式上课。我们当中有两三个农场文工团唱歌跳舞的，但是大多数是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文艺表演的，普通话都说得很勉强，更别说用丹田气了。排练小品的时候，男生女生都不好意思对视，只好互相看着额头或鼻子。


我们这批叫床头柜“夜壶箱”的上海人，分不清平舌翘舌、前鼻音后鼻音，更搞不懂儿化韵。对于郊区的同学，f和h的音也常常混淆。当时的台词老师有林臻和乔琪，他们油印了手抄的绕口令教我们——

学好声韵辨四声，


阴阳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须找准，


开齐合撮属口形。


双唇班报必百波，


舌尖当地斗点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


舌面积结教坚精；


翘舌主争真志照，


平舌资则早在增。


擦音发翻飞分复，


送气查柴产彻称。


合口呼午枯胡古，


开口河坡歌安争；


嘴撮虚学寻徐剧，


齐齿衣优摇业英。


前鼻恩因烟弯稳，


后鼻昂迎中拥生。


咬紧字头归字尾，


不难达到纯和清。


老师说，这条绕口令是发音的要领口诀。“咬紧字头归字尾”就是要我们牢记吐字归音这一最重要原则。我们便每天念几十遍、一百遍，练到舌头发硬。以至于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将它倒背如流。

林老师很耐心，他针对上海郊区农村来的同学的问题，自己编写了一条绕口令——

杜五虎，无父母，
五虎诉苦不孤独。
杜五虎，入互助，
不入互助无出路。

老师请一位宝山来的同学站起来念这条绕口令，他一出口就成了:杜五腐，无户母。

为了加快我们普通话的熟练程度，老师要求我们在平时生活中也不说上海话，这让我们很不习惯，甚至到食堂打饭也成了一件令人焦灼的事情。我们拿着饭盒排队，心里暗暗把小黑板上的菜名翻译成普通话，有时候吃不准发音，就会跟后面同学说，你先买。食堂的大厨是一位姓余的导演，做完饭，他就在窗口为我们打饭，有时剧团的其他演员也轮流来食堂劳动。我们打饭就像见考官，当我们把炒茭白说成“草高白”，把一两粥说成“一两猪”，把番茄炒蛋说成“番茄炒痰”的时候，他们会纠正我们。大家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这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前途。但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还是忍不住要笑到弯腰。

当然，对前途最至关重要的并不是普通话，而是思想意识。我们每天批判名利思想，强调艰苦朴素，抵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负责我们思想意识的老师姓王，是个善良的“老左”，经常找同学谈心。但众所周知，被王老师找去谈心，就意味着思想意识出现了问题。

有一次，一位姓朱的女生，在两用衫里面穿了领口有蝴蝶结的衬衣，王老师见后便找她谈心，跟她说，小朱啊，你里面怎么穿了这样的衣服?你可是共产党员，这件衣服不符合你的身份啊。女同学搪塞说，这是睡衣，我没来得及换下来。王老师也不戳穿她，只是语重心长地说，这个地方是个大染缸啊，你以后要注意啊。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那件漂亮的衬衣了。

还有一个姓程的男同学，从家里带来一双锃亮的新皮鞋，跟上还钉了金属，走起路来很响亮。我们跟他说，这鞋你也敢穿啊？王老师要找你谈心喽。他说，王老师问起皮鞋的话，我就告诉她皮鞋是我弟弟工厂发的工作鞋。那天，王老师低头看了一眼男同学的皮鞋后，抬眼用失望的口气跟他说，小程啊，我们好久没有学习啦。男同学立刻语塞。王老师走开后，他气急败坏地跟我们说，册那，她不问我鞋，只说好久没有学习啦，我没办法回答了。


我因为年龄最小，所有人都不把我当回事，所以有点逍遥法外。记得姥姥曾经来剧团找王老师，了解我在培训班的情况。王老师说，剧团对“小陈冲”挺满意的，唯一的问题就是交友不慎，跟闵安琪太要好了，她思想作风不正，不是一个好榜样。对于这一批评，我只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我想，反正闵安琪不是阶级敌人，我不用划清界限。

那段时候，我跟闵安琪形影不离，就连星期天回家都想拉上她一起。我总是用食物勾引她，说，我家里有白砂糖番茄，或者，家里有酒酿。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俩想逃离课堂出去自由一下，便自告奋勇踏黄鱼车去厂里拉冷饮回剧团。黄鱼车是当年最常见的人力三轮拉货车，她和我在那之前都没有骑过。剧团和上影厂大概五六站公车的路程，闵安琪先从大木桥路歪歪扭扭地骑到了徐家汇，我说我来换你吧。没想到我一上车龙头就歪了，直冲着马路当中一辆42路汽车撞去。黄鱼车一路失控，我还一路在哈哈大笑，结果被42路车的司机大骂一通，“小赤佬不要命啦！寻死啊？”

王老师只跟我谈过一次心，是让我不要跟男同学疯疯癫癫。她再三跟我强调，这种表现如果不及时纠正的话，将会导致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其实，我只是爱跟每个愿意打球的男同学打乒乓，总是打得不亦乐乎，满脸通红。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小番茄”。那是我一辈子最无忧无虑和开心的时候，既不用做家务，也不用做功课，还有一群大男孩跟我玩。

那时我们差不多一星期才洗一次澡，我整天打球，总是汗淋淋的，头发也甩得乱七八糟。有一天，一位喜欢我的同学看见我邋里邋遢的样子，提醒我说，不小了，以后你要注意个人卫生。他的话非但没让我难堪，反而让我觉得受到关爱，很温暖。我在这儿就叫这位同学M吧。M长得十分英俊，心底也很善良细腻。那时我情窦初开，跟他在一起心里就非常甜蜜。

最近几个月来，美国的疫情越来越严重，我趁宅在家里，整理了一下当年的旧照片。我看到跟M一起的照片，便发信问候。我们聊了一些同学们的近况、互相的家庭和新冠疫情。我突然好奇，问他，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我有好感的？他突然不好意思，说，哎，我俩的事啊。我心想，是啊，我俩，那是多遥远的过去啊。他说，我这儿还留着好几封你写给我的信呢，等下次见面还给你。我有些惊讶，居然完全忘记了给他写信的事。又觉得感激，他还留着它们。停顿了一会儿后，他说，记得《欢腾的小凉河》吗？我想起来了，那是我们刚进培训班不久，老师说厂里有个摄制组需要群众演员，我们可以去参与拍摄，得到宝贵的现场经验。那天我们演的第一个镜头，脸上需要有兴奋和激动的反应。摄影机横移划过我们的时候，摄影师说，这个小孩脸上还蛮有戏的。我兴奋激动的表情就更真实了。

M接着说，那天拍完戏，我们坐大卡车从金山回上海。你在车上睡着了，脸晒得通红。我就想这个女孩真好看啊，就是在那一刻开始注意你的。还有一次是大冬天，房间里冷得要命。你打完乒乓后，冲进我们寝室，热得把滚烫的脸贴在书桌的玻璃台面上去冰，说热死了热死了，鼻子上还在冒汗。M的话让我感动，毕竟，世上有几个人记得你十五岁的样子？


幼年陈冲（左一）与姥姥、父母

没有女人会因此丧命
（节选）

朋友发来三张照片，不知是谁的公寓，我一下没懂他的意思。紧接着他发信问，据说这是你以前的家，是吗？我放大了照片仔细看，什么也认不出来。正要给他回信说不是，突然注意到照片后景的钢窗框，眼前浮现出一个大家都叫“妹妹”的女孩，趴在那扇窗口发呆。春夏秋冬，没人知道她在等待什么，胡思乱想什么——那一个个漫长的午后……

天色渐渐暗下来，妹妹的视线穿过一片草坪，父亲的脚踏车出现在弄堂口，他沿着草坪边上的水泥路踏过来。妹妹能看到他车把手上挂着的网兜里，有个牛皮纸包。一会儿，她听到上楼的脚步声，然后，父亲就头顶着那个牛皮纸包走进门来。父亲是华山医院放射科的医生，病人看好了病会送礼物给他，有时候是一块咸肉或火腿，有时候是一块布料或一团毛线，这些日常食品、用品在那个年代是非常稀缺的，每次他都会这样把它们顶在头上亮相。妹妹喜欢看到父亲这样喜悦和自豪的样子。

其他时间父亲似乎不怎么管她，也很少跟她说话。有点像在《动物世界》里那样，他把食物叼回窝里，再教会她一些必要的生存技能。比方游泳。上医的游泳池五分钱一个人，每场一小时。那时候的游泳衣好像只有大红和海军蓝两种颜色，是用一种毫无弹性的布料做的，内面有横竖一排排很细的松紧带，把布料抽起来，变成一小团。穿到身上松紧带绷开后，泳衣看上去很像泡泡纱。妹妹跟两个小朋友一起更衣，互相系紧背后的带子。她穿着崭新的大红色泳衣从更衣室出来，父亲在不远处等着。妹妹抬头望父亲，阳光晃到她的眼睛里。父亲抱起她，把她放进深水，由她挣扎。妹妹用手划用腿蹬，拚命伸长了脖子咳水，她模糊看到其他孩子在浅水嬉耍，然后就沉了下去。不知过去多久，她好像失去了知觉，一只大手突然一把抓住她游泳衣肩颈的带子，老虎叼虎仔那样把她拎出水面。妹妹清醒过来，她知道，在紧要关头父亲会保护她的。一小时后，游泳池的铃声响起，她已经学会了踩水，以后不会淹死了。

偶尔父亲也会带她玩耍，他们到华山医院周家花园的小湖里划船、拍照。荷叶、荷花漂浮在湖面上，小木船系在一棵柳树干上，柳枝垂落到水里，跟倒影连成一片。这种时候，妹妹总是换上干净的衣服，在头顶右面扎一个翘辫子。她没有母亲那种天然的优雅，有点驼背缩脖子，还结实得像个男孩。记得一个裁缝为她做裤子的时候说，你的肉老硬的。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愿意在她身上花胶片钱的。他会跟她说，站站直，或者坐挺一点。拍完后，父亲就带她到放射科去冲洗底片，影像在显影剂中慢慢浮现出来，神奇而美妙，一个不可重复的下午，一片已经逝去的云彩，在那一刻定格，成为永远，就像琥珀里的昆虫。

有时候，父亲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或者把她狠揍一顿。当然也不都是莫名其妙的，比方那次她偷走抽屉里的粮票和油票，然后又全部丢了。那个月家里几乎揭不开锅，那顿打是活该的，事后她就病倒了。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她被一个尖锐的疼痛感刺醒，母亲俯身望着她，右手拿着打完的玻璃针筒，左手抚摸她发烫的前额。妹妹发现自己的手心里，放着一块黏糊糊的酱芒果，那是她最喜欢吃的零嘴，一小块可以嘬上大半天。她一阵委屈，知道自己被原谅了，她生病的时候是母亲最温柔的时候……

我踏进如烟的往事，隔着身边浮动的尘粒，看到那栋童年的房子。它像时间的废墟中一个完美的蜘蛛网，丝丝缕缕在一束阳光下闪亮。房子门前是一个花园，上三步楼梯有一块铺了细小瓷砖的廊庭。那里有两扇钢框玻璃门和两扇窗户，边门里是一间卧室，正门通往客厅。经过壁炉再往深处就到了饭厅，饭厅和厨房之间有一个储藏室，再下三步楼梯是厨房。厨房后门外有一条通道，似乎总是有人在那里拣菜、洗菜、洗衣、聊天。我们平常进出用侧门，进门有一个暗厅，听母亲说她小的时候警报一响，全家都躲在这里，因为这是唯一没有窗户的地方。从厅往上走半层楼梯是亭子间和一个小阳台，拐弯再上半层有两间卧室和书房，还有两个盥洗室和一个阳台。再上一层是阁楼，阁楼的对面有一个晒台。

啊晒台，那也许是房子里最快乐的地方吧。我现在的电脑旁放着几张父亲大学期间在晒台上为母亲拍的照。也许是那时的胶片感光度的原因，相片似乎都是在大太阳下拍的，还都带着一点仰角。我曾经以为，仰拍是那个时代的审美，也特别喜欢那些带着天空和树顶的通透的构图。直到最近跟哥哥聊天的时候，他才提醒我，当时仰拍是因为照相机的取景框在相机的顶部。摄影师总是把相机挂在胸腰间，瞄准拍摄的对象。原来一个时代的美感，经常是产生于某一种限制。在父亲为母亲拍的许多照片里，我最喜欢那张穿翻领连衣裙的。她脸上的笑容是那么光彩照人，那是在我和哥哥出生之前。在我的记忆里，几乎从未见到过母亲这样一览无余的笑容。



从晒台往下看是弄堂的后墙，墙外有一片密密麻麻的树林，再往远处就是肇嘉浜路的街心花园。路灯照不进树林，它便成了无处可躲的恋人们亲热的地方。夜晚我们有时会看到工宣队员打着手电筒，在林子里和肇嘉浜路的防空洞里抓“搞腐化”的人。被电筒照到的男女会逃、会哭、会求饶。记得有一天下午，一对男女慌张地钻进树林，贴着后墙激动地扭抱在一起，我们看到了就用铅桶装了一桶水浇下去，看到他们尖叫着逃跑，我们快乐得不得了。

在我们和邻居的晒台之间，有一堵一尺厚的高墙，每年国庆节夜晚，我们就用上阁楼用的木梯，爬到墙上看烟花。

天气好的时候，我常在晒台上吹肥皂泡。那年代肥皂是奢侈品，不管我怎么抗议，母亲总是把我的头发剪到齐耳根，她说长头发洗起来太费肥皂，但是用肥皂来吹泡泡在她的眼里却是无可非议的。阳光里，透明的泡泡，映照着彩虹的颜色，悠悠飘荡。它们转瞬即逝，让我的快乐里总是带着一丝感伤。

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那些夏天的夜晚——有时候明月高挂，有时候伸手不见五指。母亲把水龙头接上橡皮管子，再把它挂在晾衣服的绳子上，一边淋浴，一边哼歌。她的声音是那么的温柔真诚，她的身体是那么的光洁完美。为什么有些不经意的时刻日后会让你魂牵梦绕？也许一切都有待失去，而变成永恒。这些夏夜再普通不过，什么大事都没有发生。然而，多年后在大都会博物馆看到古希腊人体石雕像时，我会突然听到流水和歌声，闻到硼酸香皂的味道。

回想起来，在晒台上洗澡的时候，母亲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快乐，她似乎在享受一份那个年代所不可思议的自由。我也是快乐的，苍穹下我隐约感到这是一种特权，母亲的肢体、歌声，还有她看不到的微笑，都在向我透露人生的秘密……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又跟母亲一起洗澡。每次回上海我都会陪父母去游泳池。母亲佝偻着腰，松懈的肌肤好像被雨淋湿的旧衣服，她看着更衣室里自己的衣服，认真考虑穿每件衣服的先后次序，然后慢慢地穿上。我望着母亲，心情犹如一首挽歌。

我把朋友发来的照片给她看，问她认不认识。她说，这个是什么地方？我说平江路老房子啊。她又看一眼说，不是的。我说人家装修成这样了，光二楼租金就两万块一个月。她说那里死人比活人多，还到处都需要修，有什么好。想了想她又说，不过那里有我最开心的日子，也有我最难过的日子。
……

上海人叫外婆或者阿婆，不叫姥姥。小时候每年春节前，爆米花的人会来。他会把黑铁的爆锅架在煤炉上，一手拉风箱，一手转锅子。十分钟后，“嘭”的一声出锅，原来的一小碗米就能装满一个枕头套，空气里就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甜。那年，二姨跟我表妹从银川回上海探亲。外婆拿着一碗宁夏玉米和两粒糖精片，带着我和表妹排在买爆米花的队伍里。表妹口口声声叫外婆“姥姥”，其他孩子觉得好玩，也都起哄叫姥姥，他们的声音在弄堂里此起彼伏，外婆就这样成了姥姥。

我从小跟姥姥长大，可惜她在世的时候，我没有多问她年轻时候的事情。我只知道她原名史人范，1908年生于江苏溧阳。当她成了文学青年后，觉得为人模范太累赘，遂改名史伊凡。

“文革”时期，家里大部分老照片都销毁掉了。我出国的时候，带走了幸存的一本小相册。那里面有一张姥姥两三岁时候，跟她母亲和姐姐的合影。姥姥的母亲是个裹小脚的美女，却把姥姥和她姐姐打扮成男孩的样子。我母亲称她的外婆为“矮好婆”，母亲说矮好婆不识字，经常被她学问渊博的先生骂笨。但是她其实非常聪明，出去听一出戏，她回来就会哼唱。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她给自己的女儿们穿上男孩的装束，是代表她把她们当男孩子来养的心愿吗？还是家境拮据，女儿们继承了亲眷男孩的衣服？


姥姥出国前带我母亲和二姨去照相馆拍照

姥姥的父亲史蛰夫是一代国学泰斗。史蛰夫是光绪间廪生，曾参加辛亥革命，为维新人物，北伐前曾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因不满意国民党的执政措施，在报上登启事公开脱离国民党。他曾在常州中学、南菁中学、无锡高等师范任国文教师和历史教师。共有一百二十册的《民国时期语言文字学》汇编中第二十四至二十八册为史蛰夫所编的《六书统一》，他在篆刻上有极深的造诣，瞿秋白就读常州中学时，就随他学习篆刻并成为他的得意门生。

据说，史蛰夫不仅治学严谨，治家也颇严厉，加之性格暴烈，而姥姥性格不亚于他，从小叛逆，1922年秋入苏州女子师范，渐渐卷入学生运动，高举反封建统治旗帜，前后三次登报与其父脱离父女关系。1926年又和同学从苏州出走，投奔北伐，去南京分配到国民党总政治部秘书长王昆仑手下干事，感到无所作为，并看到国民党内部风气不正，就离开了政治部，回家准备考大学。

姥姥在1927年考进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该院在1928年5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1930年她作为学联代表认识了上海医学院学联代表张昌绍——我的外公。家族里的人都知道他们风风火火的恋爱故事。一开始，是姥姥的妹妹——我的三姥姥——先认识和爱上外公的，可最后外公却娶了姥姥。这是我母亲从姥姥的大姐那里听来的。据母亲说，外公和姥姥把家搬到平江路以后，三姥姥和她丈夫几乎每周日都来拜访。午饭后，外公和三姥姥的丈夫坐在客厅各自看报纸，而姥姥和三姥姥常常在楼上吵架。

离开的时候，三姥姥总是伤心无比。她曾跟我母亲说过，回家时走在枫林桥上，恨不能一头跳进肇嘉浜里。后来，三姥姥随她丈夫搬去北京。我二姨和小姨在北京念大学的时候，三姥姥常请她们到家里吃饭，跟她们讲外公年轻时的事情。“文革”中外公和姥姥的工资冻结，每个月是三姥姥给我小姨生活费。她对我母亲和两个姨都格外宠爱，亲戚间传说，她爱我母亲胜过爱她自己的女儿。我开始拍电影后，在北京见到三姥姥。她笑眯眯打量着我说，倒是你当了电影明星，阿中（我母亲）才真叫漂亮。但是只要姥姥在场，她们两个人就继续翻老账，无休无止。


陈冲和姥姥

难忘那些从未发生过的拥抱

前两天我跟一个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通电话，他第一提到的就是姥姥。他回忆道，在他人生不顺利之时，姥姥手里拿根烟，笑眯眯地说，小朋友，军棋下下。姥姥跟他讲的是上海话，军棋“扎扎”，她的意思是人生一盘棋，有输有赢。朋友还记得姥姥说，棋子木头做，输了再来过。他说的上海话“输忒再来过”，让我突然思念姥姥的房间，和那里的时光。
姥姥冒着风险在阁楼保留了一只棕色的小皮箱，里面藏了她最喜欢的书籍。我第一次看“禁书”是在扁桃腺手术之后，那时割扁桃腺盛行，用一种新的方法，不打麻药不用刀，只是用一块压舌板和一把特殊的钳子将它们摘除。母亲告诉我手术后医院会给病人吃冰激淋，从她的语气听起来，这简直是一种特权，我立刻同意去割扁桃腺。手术那天，我胸前戴了一枚直径四寸的毛主席像章，心里反复背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手术结束后，护士把一小纸盒“紫雪糕”和小木勺递到我手里，我却疼得什么都不能吞咽。母亲叫了一辆三轮车，我倚在她怀里，一路上眼巴巴看着冰激淋一点点融化。回到家，我把化掉的紫雪糕给了哥哥。

姥姥看我可怜，去阁楼把那只皮箱拿了下来，从里面取出一本《哈姆雷特》的连环画给我看。接着的两天病假里，我一遍遍地看那本连环画，那是由英国演员Laurence Olivier演哈姆雷特的剧照组编成的，我被哈姆雷特眼睛里传递出来的疯狂和痛苦深深吸引，剧中暴力和仁慈的共存，罪和恩典的和解，启蒙了我潜意识对人性的认知。成年后我对悲剧的迷恋，也许就是从哈姆雷特开始的，它让我在朦胧中感受到，艺术作品中呈现的悲剧，是对生活中悲剧的洗礼和升华。

那次以后，我时刻期待着感冒发烧不能上学的日子，让书本领我走进自己内心世界里那些陌生的角落。至今若有人提起契诃夫、狄更斯或者勃朗特，都会让我联想起发烧谵妄的感觉，而躺在床上读书，仍具有治愈一切的魔力。

记得有一段时期，姥姥被打成了“反革命”。母亲严肃地跟我解释，姥姥跟人说，毛主席是“两论”起家（《矛盾论》和《实践论》），而她自己是“两精”起家（糖精和味精）。母亲要我懂得祸从口出的道理。姥姥被停职停薪，就干脆带我坐火车出外旅行。那个年代没有人旅游，只有人出公差。至今我不知道她哪里弄来的钱，怎么搞到的介绍信，以什么理由为我请的假。那年我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写南京长江大桥的课文，火车开过大桥的时刻，我非常兴奋和骄傲——不只为了桥的壮观，而是为了全校只有我一个人亲眼见过它。在南京的时候，姥姥带我去了一栋老房子，探望一位不知是旧友还是亲戚，两人低声聊到深夜。那一晚我睡睡醒醒，直到朦胧的晨光从窗帘缝里钻进来，我仍然听到姥姥在窃窃私语。现在回想起来，那幽暗的光线、喃喃的低语似梦似幻。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座城市曾经有姥姥的青春和梦想，也还不懂得她走在鼓楼区大街小巷中的怅惘。


旅途上，姥姥给我补习功课。我喜欢语文，读了不少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的英雄事迹的书籍，并抄写了很多豪言壮语。我给姥姥看我的笔记本，还请她看到好的豪言壮语也帮我记录下来。那时候的作文开头都有类似“东风吹，战鼓擂，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那样的空话。姥姥跟我说，你不需要这些豪言壮语，一个字可以讲清楚的事，不要用两个字。

“四人帮”被打倒后，抢房子的人陆续从我家搬走，姥姥终于回到她的房间，经常有年轻人上门找她补习英文、修改文章或者闲聊。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她带回一个手摇唱机和Linguaphone教英语的唱片及课本，喜欢英语的人会聚在她的房间听唱片，学讲纯正的女皇英语。记得一个住在外交大楼里的男青年，常来陪姥姥聊天，让姥姥给他看阁楼上的旧物，后来姥姥把一盒子我曾外祖父史蛰夫刻的图章都送给他了。可惜那时我太小，还不懂得珍惜祖上留下的旧物，没有阻止姥姥这样做。

1977年我主演了谢晋导演的《青春》，1979年又因电影《小花》得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经常有男士上门想认识我。据姥姥说，他们都是“高干子弟”，我们既不能得罪他们，也不能让我出面。我总是躲在父母房间看书，而姥姥在隔壁倒茶递烟，冬天点上炭炉，夏天递把扇子，天南海北地跟人聊，颇有舍赫拉扎德《天方夜谭》的味道。来的人虽然不能满足初衷，走时也不觉太失望，有的干脆忘记了初衷，日后还带着礼物回来看她，成了忘年交。

我的朋友们也都喜欢她，前两天我跟一个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通电话，他第一提到的就是姥姥。他回忆道，在他人生不顺利之时，姥姥手里拿根烟，笑眯眯地说，小朋友，军棋下下。姥姥跟他讲的是上海话，军棋“扎扎”，她的意思是人生一盘棋，有输有赢。朋友还记得姥姥说，棋子木头做，输了再来过。他说的上海话“输忒再来过”，让我突然思念姥姥的房间，和那里的时光。

十多年前有一天，我在横店拍戏，扮演《辛亥革命》里的叶赫那拉皇后。化完妆后，全体演员到现场排练。我坐在皇位上，下面站满了宫廷的大臣。我突然看见两位过去的老同学，在跟我同演一场戏。我们隔着几米的距离和几十年的光阴，互望，感慨——岁月写在我们的脸上，生活的摔打和考验印刻在我们的心里。导演喊停后，我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我们情不自禁地聊起了从前，普通话里夹带着几句上海话。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脑海里都是同学们朗朗的声音，在教室、在操场、在寝室、在澡房，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重复：

学好声韵辩四声，
阴阳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须找准，
开齐合撮属口形。
双唇班报必百波，
舌尖当地斗点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
舌面积结教坚精。
……

原来我从未忘记。外人哪里会懂“舌根高狗工耕故”是什么意思，而对于我来说，它是魔咒，它是时光机。听到它，我瞬间穿越回那个早已消失了的院子。那里永远是初夏的早晨，微风吹动着野草，我们年轻的身心跟野草一样，只要太阳，只要一场雨，就可以那么快乐。

我在剧团过了几年自由散漫的生活，整天踢腿、练绕口令、打乒乓球。突然憋在上外的课堂里学习语法、记单词、背课文、写作业，令我很不习惯。我每天盼望着星期天，可以回培训班看望同学们，疯玩一天。记忆里，骑车去剧团的时候街上似乎总是春夏，从剧团骑回学院的时候总是秋冬。

有时候，M会送我一程。偶尔，我们会一起去看一场电影。他还来上外看过我一回，我们把整个校园走遍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天色暗下来，才依依不舍地告别。我怀着惆怅的心情，转身回到寝室，将自己投入到单调乏味的介词里去。

学会准确地运用in、on、at真是我要的东西吗？我到底要什么？人只活一回，既没有上一生可以作出比较，也没有下一生可以使之完善，一切都只能走着瞧。我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只感到剧团的那种快活让我空虚、窒息。我必须离开。在以后的生命里，也总是这份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这份灵魂深处的不安，在舒适的时候，放逐我去陌生的险境；在枯萎的时候，逼迫我生出新枝嫩芽；在迷失的时候，提醒我命运的轨迹、人生的归属。

尽管我努力参与到学院单调而高压的生活里去，也结识了几位日后会成为好友的同学，但是我无法快乐起来。更糟糕的是，我总是莫名其妙地违反了学院这样或者那样的纪律，经常被班长或系领导叫去谈话。英语系的党支部副书记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赵老师，他长得矮小，裤子好像永远拖在地上。据说他以前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小兵，被共产党部队俘虏后，经过教育，成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但由于他的历史问题，一把年纪了还是副书记。当时的书记要比他年轻很多。有一回我穿了母亲从美国寄来的大红衬衣，在校园里显得有些耀眼。不知是同学反映上去的，还是赵老师自己看到的，我很快被叫去谈话。他说这里是学术单位，最好不要有文艺界的生活作风，这样影响不好。搞了半天，我才明白是那件大红衬衣的问题。每次谈话结束说再见的时候，他见我沮丧，总是带着一点歉意的微笑，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

有一天下课，赵老师又来找我去他办公室。我马上在头脑里审视自己那几天的穿着、表现。心想，这次又是犯了什么错误。我知道这些谈话都是我政治上、道德品行上的污点，将来毕业分配的时候都会为我减分的。走进办公室后，赵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位来客。他叫潘文展，从北影厂来上海借调我的。赵老师说具体手续还都没有办，院方也还没有给出意见。潘导演是来跟我聊一聊这项工作，听听我的想法。

原来潘导演是受他的爱人张铮导演委派，到上海来请我演《桐柏英雄》的女主角，也就是后来的电影《小花》里的小花。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边走边聊，临离开时他留了《桐柏英雄》的书给我读。



那天下课后我一口气念完了那本书，向往起摄制组的生活。我好像是在印度电影《大篷车》里看到，吉普赛人带着锅碗瓢盆和乐器，在大篷车里生活。大篷车到哪里，他们的世界和家就在哪里。我觉得拍电影的人就是一种吉普赛人，摄制组就是大篷车。

《小花》剧组的确是一辆快乐的大篷车。当时有一批北影演员培训班的年轻人，扮演戏里的配角和群众，他们整天变着法儿地寻开心，玩游戏，恶作剧，听音乐。组里有人从汕头买回来走私进口的录音机，还有斯特劳斯圆舞曲和邓丽君歌的磁带。在我多年受到的革命教育里，个人情感是一个需要克服的缺点，更何况放到歌里去唱。但是邓丽君柔软的声音和私密的吟诵，在一夜间融化了我心里揣了一辈子都不自知的硬块。

记得组里每星期都开一次交际舞会，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跟异性的身体自由接触，而且这接触跟谈婚论嫁没有关系，它只是为了快活。走出舞会的时候我会想，完了，我堕落了。但下一次舞会我又去了。演我母亲的陶白莉在生活中有一种天然的优雅，她从父母那里看到过交际舞，就在宿舍里教我。在上影厂学习“参考片”时，我看过她父亲陶金主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就让她教我跳影片里陶金和舒绣文跳过的探戈。她性子上来了，还教给我伦巴和吉特巴的步子。那些大胆的动作，启蒙了我对自己身体的认识。

记得组里有位姓隋的演员是宋庆龄的养女，她长得高挑摩登，虽然那时我不懂什么叫性感，那个概念要多年以后才进入我的思想，但是回想起来，小隋浑身散发着一种不羁的欲望。印象中她总是涂了睫毛膏，擦了口红。那些是我之前没有见过的、商店里也没的卖的东西，令我暗地里羡慕。

戏里演我哥哥的唐国强，那段时候经常找我一起学习英语，有时还带我在黄山的取景地拍照片。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我非常期待他的到来。每当舞会上响起慢四步音乐——尤其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时，我总是雀跃地渴望他来邀请我。他弥漫在我的每个思绪里。

当年我们穿的那种尼龙袜非常厚而不透气，那时的球鞋也特别焐脚。我爱出脚汗，又懒得洗袜子，一穿就是好几天，脚臭到令人作呕的地步。一天，我终于自己也忍受不了了，把袜子脱下来扔在脸盆里，然后把暖壶的开水倒进去泡。谁想到我刚把滚烫的开水倒在臭袜子上，就听到敲门声，打开一看正是唐国强。

他走进屋，脸盆里的开水冒着蒸汽，一股臭味散发开来。我尴尬地站在脸盆和他之间，后悔莫及。那天后，我每天都换袜子洗袜子。

安徽和湖北的外景结束后，我们转到北影厂拍内景，住在北京招待所。唐国强那时已经订婚，未婚妻家是部队的干部。他未婚妻打电话到前台找他的时候，我们经常恶作剧，跟她说，唐国强啊？他好像在刘晓庆房间里吧。

拍完全片后，我们有一次聚会，不知在谁的家里，庆祝唐国强结婚。记得桌上放满了喜糖和酒杯，一屋子人都在嘻嘻哈哈。录音机低声放着邓丽君柔情似蜜的歌声“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因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我坐在那里强颜欢笑，克制住心里挥之不去的忧伤。不知是因为唐国强结婚了，还是因为我的大篷车，在我没有准备好的情形下，把我放在一个陌生的四岔路口，在一片飞尘里消失了……


陈冲在电影《小花》中的剧照

我怎样才能理解他
（节选）

我恍惚有这样的记忆，出事的那天外公没有吃完碗里的午饭，拨到猫食盆里喂猫了，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家。那晚母亲很早就让我和哥哥去睡觉，半夜里我被各种动静吵醒，好像有人低声急促地说话，还有进进出出的脚步声和关门声。我再入睡的时候就睡得很浅，做了断断续续的噩梦。人生第一次有不祥的预感，也许就是在那天晚上。

第二天早上，我没有看见家里的大人，老保姆把我送去了幼儿园。下午她接我回家的时候，母亲站在门口等着我，把我带到灶头间，蹲下来搂住我说，外公死了。说着，她就哭了。那是我头一次看到大人哭，非常害怕，抱着她不放。等了一会儿，母亲松开我，擦干眼泪，拉着我的手去外公和姥姥的卧房。厚厚的窗帘拉紧着，昏暗的光线里姥姥背靠枕头呆坐在床上。那年姥姥五十九岁。母亲说后来姥姥曾经吞别针，企图随外公一样去死，但是被抢救了回来。



外公死后的第二天，母亲送我去幼儿园，教我说，别人问什么你都说不知道就行了。那天我们跟往日一样，洗完手洗完脸，排队等着老师用玻璃试管给我们每人嘴里点一滴鱼肝油，然后另一位老师给我们每人手上点一滴甘油抹脸。那时候糖是稀有物资，我们每天都等着这个时刻舔甘油里的甜味。排在我前面的女孩舔着甘油回头说，我爸爸说你的外公不是死了，是畏罪自杀，什么是畏罪自杀？我低头说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但是那不明意义的四个字却嵌到了我的脑子里。

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里，大人们从来不在我面前提到外公，所以我对他没有什么记忆。1981年我出国留学的时候，随身带走了家里仅存的几张外公的相片。那是一箱准备四年大学用的生活必需品——肥皂、牙膏、手纸、替换衣服、被单、字典和几本书籍，不知为什么外公的照片也在这箱生活必需品里。一旦有了剩余的钱，我就到一家叫Arron Brothers的镜框店，买回几个“买一送一”的镜框，并用很宽的硬纸边衬托着，把那几张又小又黄的照片分别挂在墙上、放在我的书桌和床头柜上。

外公站在一个阳台上，身后有洋楼和花园。他身着浅色西装，梳着中分头，嘴角带着一丝温和的笑意，目光却是十分坚定的。那是他相片里最年轻的一张，也许是在上海医学院期间？

外公坐在一艘赛艇里划船，身穿白衬衣加一件西装背心，打着领带。照片中那条河，河边的树和那座小桥似乎是牛津大学。那应该是1937年到1940年之间？


外公站在假山前的石桥上，身后是湖心亭，水里有荷花，头顶上飘着柳枝。他身着西装大衣，英俊潇洒。那是他出国留学之前，还是他刚刚留学归来？



外公和几个斯文青年，站在一条泥泞的路上，身后是一栋矮楼。外公身着西装大衣，戴着皮手套，个子比其他人高很多。这张照片背后写着：1945年于前中央卫生实验院，化学药物系药理室（重庆歌乐山）。


外公戴着棉帽，裹着海军呢大衣，站在高高的石梯上，背后是古老的城墙。他身边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男子。从衣服上看像是1950年代。那不是上海，也许是出差到北方讲学，在那里跟朋友留影？

外公和姥姥手里抱着我表姐林川和我，站在平江路的洋房前。外公穿着中山服，胸前戴着“为人民服务”的胸章。他抿嘴笑着，是个慈祥的外公。那一定是1960年代照的，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每次为镜框擦灰的时候，我都会仔细看照片里的外公，他清瘦挺拔，温和典雅，目光里充满抱负和理想。我总是在心里问自己，是什么让他这样决绝地离开人世？难道没有任何一种依恋能够留住他？那年外公六十岁，据母亲说，他精力充沛，连体重都保持在青年时的水平，一般中老年人好发的心血管病、糖尿病、关节病之类他全没有。而在那个寒冬腊月的夜晚，他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怎么才能理解他？

外公因是畏罪自杀，家属得不到任何津贴，姥姥被打成了“反革命”后，也停了薪水，每个月只有几块钱的生活费，我们的家境变得很拮据。母亲和姥姥都不会过日子，心血来潮的时候，母亲会去买话梅、桃板、酱芒果干，姥姥也会买椰子酱、面包、烤子鱼罐头那样的奢侈品，经常是到发工资前几天就维持不住了。这种时候，母亲和姥姥就会互相责怪、争吵。吵架开始都是为了菜钱，但是很快就变成了母亲对姥姥的控诉：我才五岁啊，你就把我丢给人家，自己去了英国，我吃蛀掉的米，裤子破了用书包来挡，后妈都不会这样对孩子啊……那段幼年的不幸被母亲多次提起，每次吵到这个地步姥姥就只好不响。

有几回，在没钱买菜的时候，我不知道从哪里学会了用粮票去跟人换鸡蛋。印象里那人像农村来的，鸡蛋放在一个竹篮子里，上面盖着破毛巾。老保姆被送回乡下老家后，我开始掌厨。那时我大概十一岁，还在长个，周围的煤气灶、水槽、砧板都显得很高。每天早上，我把米淘好，中午一下课就把书包往背后一推，开始烧饭。我能把很小一块肉切成很细的肉丝，炒一炒，再把大白菜放进锅一起煮烂，勾芡后放味精，就是一大锅很香的“烂糊肉丝”。我还能把一根很细的带鱼，做成两大碗“苔条面拖带鱼”，分两顿饭吃。弄堂大门外的水果摊上，常有烂了半个的苹果或鸭梨。我总是会很便宜地把它们买回家，去掉烂的部分，切成小块，用糖精和藕粉做成水果羹。这些都是我非常乐意做的家务，但是我痛恨洗碗和一切厨房的善后工作，那些全都推给哥哥去做。哥哥画画，需要我做模特儿，我常用洗碗作为交换条件，同时还要求他，必须把眼睛画得比实际的大。

哥哥天性敏感，从小热爱美术、诗歌，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把画画好。但是为了避免毕业后插队落户，父亲逼他参加过游泳队、水球队和划船队，硬是把一个文弱的男孩，练成了一个浑身腱子肉的少年运动员。哥哥所在的划船队，每天在长风公园训练。有一天，他在湖里逮了十来只蛤蟆，回来后放在浴缸里。它们长腿大眼睛，丑得可爱，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们做成菜。母亲到家后，站在浴缸边看一会儿，然后回屋拿了一把剪刀。她抓起一只蛤蟆，拎着它的脚往浴缸边上狠狠一甩，看它不动了，就在嘴上剪开一个口，拽一把，整张皮就撕了下来。

我不会忘记母亲那天的手，她自信、简练的动作，好像这是她每天在做的事情。浴缸后上方有一扇朝北的小窗，渐暗的天色里，蛤蟆在搪瓷上徒劳地趴着跳着。母亲紧闭着嘴不说话，只听到蛤蟆和浴缸暴力相撞的啪啪声和撕皮的刺啦声。

现在我也为人母，可以懂得，母亲面对蛤蟆时的勇敢和无情其实是给我做的榜样。她总是有意无意地抓住一切“可教育时刻”，教我去学会生存的技能。大概在我十二岁的样子，母亲教会我打静脉针。那年，她接到了一项重要科研任务——从神经药理的角度，寻找针刺麻醉的镇痛原理。实验室有动物房，我喜欢去那里抚摸头皮里埋了电极的小老鼠和大白兔，还有狗和猴子。星期天早上，母亲常带着我用水管冲洗猴子的笼子，然后把粪便清扫掉。有一次，我们发现水管不见了，前后左右找不到，好半天后才注意到，几个猴子不知怎么把管子勾到了笼子里，然后一起坐在上面，显然是不想让我们用水冲它们。母亲笑出来，夸那些猴子聪明。那天，她打开一笼做过实验后废掉的小白鼠，抓起一只，给我看它半透明的尾巴里的四条血管，然后把着我的手，教我把针头扎到静脉里，再把针筒往回抽一下。她说，你看到回血就是扎准了，现在注射空气进血管，小白鼠就猝死了。

几十年后在大洋彼岸，我被送到医院做紧急剖腹产，那是我这辈子头一次打静脉针。针头扎进血管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在我手里痉挛的小白鼠，眼睛盯着输液管，冲着护士大叫，里面有气泡！

许多当年母亲教给我的科学常识，像是写在我眼皮底下的课本，合上眼我就能看见它。有时候，我会捕捉到自己跟女儿们重复我母亲的话。比方说，青菜要洗完了再切，先切后洗的话，会丢失太多的维生素；想要青菜出锅时是绿色的，锅盖就只能盖一回，揭开以后再盖上一定会发黄；煮干豆类的时候先不要加盐或糖，这样才容易煮烂；还有，洗脏衣服用水泡没什么效率，需要重复挤掉脏水吸入清水，洗涤是通过这样的交换而完成的。

最难忘的常识，是关于水和油。我刚开始炒菜的时候发生过一个事故，我把油倒进了一个湿的炒锅，结果脸被滚烫的油溅到。母亲吓坏了，拿了笔和纸，跟我仔细解释了水的分子和油的分子、水的沸点和油的沸点的区别，为什么锅子必须是完全干的才能把油倒进去。在母亲眼里，炒菜变成了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她最大的恐惧就是我的眼睛会被油爆瞎。后来我到美国留学，母亲给我的每一封信里都要加上一句炒菜要小心，油不要溅到眼睛里。那些年我面对的人生危机母亲无法知道，她只能茫然地担忧，而眼睛被滚油爆瞎这一形象，象征着一切可能发生在她女儿身上的邪恶。

母亲虽然喜欢教我科学常识，但是对我青春期身体的变化只字不提。那段时间我喜欢打乒乓球，上学的时候总是把一块乒乓球拍藏在罩衣下面，拍把掖在裤腰里。有一天，我感觉到球拍触到胸口时很疼，意识到那里长了两个硬块，以为自己生了什么病。又过了一阵，胸就鼓了起来。有一天，在田径课跑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男老师盯着我跳动的胸脯，脸唰的一下红到耳根。回到家，我就把穿不下的方领衫，修剪缝制成勒胸的内衣，勒到喘不过气来才放心。

那个爱趴在窗前发呆的妹妹，越过了一段尴尬的年龄后，长成一个含苞待放、明眸善睐的少女。记得那段时侯，我总是在等着隔壁邻居家一个卷发男孩回家。每次在窗口看到他，我就飞速拿起羽毛球拍冲下楼，气喘吁吁跑到他面前，假装这完全是巧合。有一次母亲正好骑车过来，看见我和男孩在说笑，就把我拉回了家。她严厉地说，他是个吊儿郎当不爱学习的小流氓，你还去跟他胡调情，以后再也不许做这种事了。我不知道“调情”和“这种事”是什么，但它们让我联想起，在姥姥的《匹克威克外传》插图里面，有一张男人和女人在一条公园长椅上接吻，每次翻看都让我感觉暗流涌动。我直觉“调情”和“这种事”都是羞耻的、罪过的，是我不应该做的事。

这样的欲望和抗争，就是从亚当夏娃延续下来的原罪吗？为什么在所有的文明里，都有对这个最自然的欲望的禁忌？人类是为了征服欲望，而创造了辉煌的精神世界吗？所有的艺术不都是欲望的升华吗？还有爱情，它又是什么？是上帝送给欲望的礼物吗？


陈冲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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