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话说“五讲四美”——历史术语系列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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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五讲四美”——历史术语系列之十四

作者：徐庆全
来源：徐庆全和八十年代

“五讲四美”是：“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即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

“五讲四美”后来又补充了一个“三热爱”：“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后简化为‘热爱党’）”。

这是两组语汇，是叠加形成的。最后连在一起，时间跨度有三年。

这场轰轰烈烈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尤其是青少年，没有人置身事外，都不同程度地成为这场活动的“一分子”。这个词，也成为那个年代的广泛流行术语。

然而，这又是一场虎头蛇尾的活动。1981年，这场活动算是局部行为，1982年3月，由中央发力，推向全国，到1985年2月，却戛然而止。何以如此？给正在读大学的我，曾留下诸多想象空间。

“五讲四美”和“三热爱”，虽然后来叠加在一起，但这是两个历史术语。我先说“五讲四美”。

“五讲四美”是逐步形成的。从1979年春开始酝酿，到1980年底成型，经过了一个过程。

我在“之十二”中话说到“精神文明”这个词。提到胡耀邦认为，“三个高峰”是“精神文明”的远大目标，“要抓住突破口，把精神文明建设变为人民群众的实践行动”，则是当下应该实实在在做的事情。上着天、下着地，精神文明建设就有了方向。

“突破口”在哪里？ 在胡看来，就是扭转“文革”结束后道德滑坡的社会现实，建设社会新秩序。

打开国门，民航系统的服务水平，是展现中国的一个“窗口”。民航向乘务员提出了讲文明礼貌、讲秩序纪律和语言美、行为美等要求，胡认为，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来说，这些要求也适用。他指导中宣部和共青团中央等有关单位加以研究，如何在全国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文明礼貌活动，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突破口。

此时，在共青团中央书记处担任书记的高占祥，从青年工作自身的特点，动了一个念头：“我们为什么不搞一个既适应于今日社会又能深入千家万户的道德规范呢。”

这个念头，源于《论语·尧曰》篇中“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一语。高占祥认为，在传统的伦理道德中，有许多易读易记的准则与规范，如“三法三行”、“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三纲六纪”等等，虽然“其中也渗透着封建文化中一些消极过时的糟粕”，但可以“旧瓶装新酒”。高占祥在湖北省武汉市搞了试点，首先提出了“三美三讲”。

此后，高占祥找到了团中央宣传部的同志一起研究，根据武汉和无锡等城市的一些经验，还有在“文革”前的五热爱，加以凝练。这其中，就有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现今仍然健在的魏久明。

魏久明跟我说，讨论中，先提出了“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后为照顾青年人爱美的特点，又提出了“五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仪表美、环境美。”

据高占祥回忆，“五讲五美”提出后，提交共青团中央在江苏镇江召开的团省市委书记扩大会讨论。与会者对“五讲”没有意见，但对“五美”中的“仪表美”有激烈的争论。

那时，国门初开，喇叭裤、牛仔裤这类“洋玩意”，在青年中流行，并被穿惯了中山装、草绿军的人认为是“奇装异服”。现在还提倡“仪表美”，在有些人看来，是助纣为虐了，就被上纲上线到“这到底是要把青年引向何方？”的高度。最终，“仪表美”被删除，剩下“四美”。

“五讲四美”提到中央层面讨论时，“心灵美”也差点被DEL。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对这一“美”有意见。他说：“心灵美”是基督教的语言，我们何必搞这套东西呢？

听到反馈意见，高占祥只好引经据典：“心灵这种说法，革命导师用过——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

有人再质疑：列宁提到心灵可能是翻译得不准确，毛主席有没有提到过“心灵”这个词？高当时一下子没想出来毛在哪里用过“心灵”，但他想到毛用过“灵魂”这个词——“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他说：“灵魂比心灵还要有宗教色彩。”如此，“心灵美”保住了。

至此，“五讲四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得到广泛的认可。

1981年2月25日，由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央爱委会、全国学联、全国伦理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9个单位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倡议》指出，这一活动“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工作”。

1981年2月28日，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要求各级宣传、教育、文化、卫生、公安等部门，“积极支持各群众团体开展文明礼貌活动,把它作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件大事抓好”。由此，以“五讲四美”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

1982年2月，中央办公厅转发了《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 活动的报告》，规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并规定：1982年的“五讲四美”抓好三件事，搞好环境卫生，解决一个“脏”字；整顿公共秩序，解决一个“乱”字；提高服务质量，解决一个“差”字。

2月28日，国务院总理发表电视广播讲话，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全国人民都来积极参加这项活动。同日，北京党政军民学200多万人走上街头，打扫环境卫生，维持交通秩序，宣传文明礼貌，开展学雷锋、树新风活动，以浩大的声势和扎实的行动，揭开了“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序幕。

1982年4月24日，胡耀邦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讲话中说：

有些工作则要及时总结，比如全国开展的“文明礼貌月”、“五讲四美”等活动就要及时总结，研究一下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有什么典型，有什么问题，今后怎么办。我看,各级宣传部门都要根据工作的进程和人们思想的变化，一年要抓一批题目，研究解决。

于是，4月26日至5月4日，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召开“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总结座谈会。总结了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成果和经验，着重讨论了如何经常地、持久地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问题。

5月28日，中央转发这次会议的纪要《深入持久地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争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胜利》并发出通知。通知指出，“五讲四美”活动，以及“全民文明礼貌月”等活动，是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创造的具体形式。这些活动已经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充分肯定，不断充实和提高。这些活动本身，也要逐步做到经常化、制度化，长期进行下去。

1983年3月，形式如同1982年，依然是国务院总理发表讲话；1984年3月，“格”有点低，由常委李先念发表讲话。1985年，则突然叫停了。原因是什么？我在下一篇“三热爱”中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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