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锡铭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8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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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
　　　　　　 李锡铭同志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89年6月19日上午

　　我们完全拥护邓小平同志6月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重要讲话。完全拥护李鹏同志刚才的讲话。现在，我和希同同志作一个联合发言，讲四点意见。
　　一、两个月来北京发生的由学潮到动乱到反革命暴乱，问题出在党内，是长期支持和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结果，赵紫阳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几年，社会思想混乱，精神污染严重，各种非法组织活动猖獗，大学的学潮连年不断，最根本的原因，是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得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
　　1986年末和1987年初，针对当时极少数人借学潮之机，大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深入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但是，这场教育和斗争，受到赵紫阳同志的干扰，没有能够持续地开展下去，只搞了三个多月，就半途而废。1987年5月13日，他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上，匆匆忙忙地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失去了公开的市场”。尽管也说了一些要“深入”的话，实际上是把这场教育和斗争停了下来。去年6月，一些人再次借学潮之机，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把这些材料如实地报送中央、向赵紫阳提出建议，要大力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尽快改变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状况。但是，他对我们的意见不以为然。在6月9日召开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他反复强调“不要仅仅归于四项基本原则”，“不要泛泛地说四项基本原则”，“不要一般地说四项基本原则”，认为只要把改革的成就、改革所处的阶段、怎样看待改革中的问题等等讲清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赵紫阳同志这样讲，实际上是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许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去年来，有几个方面的动向，很值得我们深思。一是去年上半年，新闻界、理论界、党中央和国务院从事体制改革的部门，有些人通过写文章、作报告、办训练班，大搞拥赵活动，把赵紫阳同志吹得神乎其神，似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是邓小平同志，而是赵紫阳同志。一些港台报纸也紧密配合，遥相呼应，登了不少吹捧赵紫阳同志的文章。二是去年下半年，一些中央部门出的报刊，采取影射的方法，什么“垂帘听政”、“老人政治”、“封建专制”等等，反对小平同志的思想、路线、政策，一直到旁敲侧击地对小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三是今年来，各种狂热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非法组织、非法刊物，非法集会纷纷出现，各种“论坛”、“沙龙”、“研究会”、“座谈会”、“名人名家联谊会”频繁活动，混淆黑白，搞乱人的思想，毒化政治气氛。他们中间有的人不仅在社会上进行明目张胆的活动，而且打入企业、机关、团体，一直打进中央国家机关和一些领导部门。面对这些反常的现象，赵紫阳同志不闻不问，满不在乎，对某些活动甚至颇为欣赏。事实上起了支持、鼓励和纵容的作用。今年北京的学潮来势这样猛，很快就发展成为政治动乱，接着就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长期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是个根本原因。
　　这次动乱当中，万人大游行接连不断，两次发生前所未有的冲击新华门事件，攻击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咒骂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肆无忌惮，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对这种极其严峻的形势，我们向中央作了充分地反映，急切地希望赵紫阳同志听取汇报，研究对策。但是，赵紫阳同志却抱着一种我们实在无法理解的态度，毫不在意，对我们的要求置之不理。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发生了上万学生冲大会堂东门的事件，赵紫阳同志在四楼上看得一清二楚的，但令人奇怪的是，他却若无其事，转身就离开大会堂打高尔夫球去了。当时在场的同志以及保卫人员对这种举动十分不满，连日本商社了解情况的人都说了讽刺挖苦的话。
　　五月初，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回来后，拿出了一个准备在纪念“五四”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征求各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我们建议在讲话中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思，希望这样能够对学潮和动乱起一点扼制的作用。但他根本不予理睬。5月10日，中央通知我们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学潮和动乱情况，我们准备了材料，但赵紫阳同志却根本不听，而是大谈什么“透明度”、“司法独立”等问题，还说什么“我们过去往往是原则和行动背道而驰，我们党对我国的宪法就是根本不打算执行的”等等。在这个会上，我们提出新闻界存在某些自由化现象，对这次学潮起了不好的舆论导向作用，他不但不同意这种看法，反而要我们去向这些舆论寻求“共同点”。
　　近几年，赵紫阳同志一再贬低党的领导作用，贬低思想工作的作用，贬低政治工作干部的作用。87年秋在北戴河会议上讨论十三大报告的草稿，他在谈到如何规定省、市、自治区这一级党委的职能时，提出了一个所谓“介乎”中央和基层之间的奇怪概念，甚至同国民党的省党部作类比，实际上是想取消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作用。后来，对基层企业党组织的职责，他完全违背小平同志对监督保证作用的论述，自己提出了一个所谓“类似于机关党委”的模糊概念，实际上是抹煞了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承担的重大政治职责。接着，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又莫名其妙地提出了一个“改造”的任务，似乎党在这方面犯了什么根本性的错误。直到今年3月的一次座谈会，他还认为在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党委只不过处于“协助”地位，而不承认它是党的首要职责。此外，他还提出了工会要同党“保持距离”的主张，抹煞了工会是党联系广大职工群众的纽带的性质。正是在这些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近几年，“党的工作业余化，党的干部兼职化，党的作用淡化”等谬论甚嚣尘土，党的建设被削弱，思想政治工作被削弱，群众工作被削弱，政工干部队伍被削弱；而那些企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却从赵紫阳同志这些主张中得到启示，受到鼓舞，变本加厉地攻击党的领导，污蔑思想政治工作，丑化政治工作干部，以求达到最终取消党的领导的目的。
　　这些年来赵紫阳同志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支持和纵容，是这次学潮演变成为政治动乱，进一步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的主要原因。赵紫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邓小平同志4月25日的讲话和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的定性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是赵紫阳同志从中作梗，学潮早就可以平息。
　　耀邦同志逝世后，在党内外、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呼应和策划下，悼念活动迅速演变成为一场暴烈的学潮。几天工夫，各种大小字报、标语、口号铺天盖地而来。他们公开提出要“打到邓小平，结束老人政治”，“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4月18日、4月19日，连续两次冲击新华门，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发生过的事情。4月22日追悼会后，学潮更是变本加厉。一些人扬言要“联合工农，打到暴政”。游行、集会此起彼伏，演讲、传单到处可见。非法的学生组织纷纷成立。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积极插手。短短十天的事态发展表明，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极少数人利用学生的邀请，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和失误，发动的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
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4月24日晚，北京市委向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提出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政治局常委批准了我们的意见，要求我们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平息学潮，稳定局势。第二天，小平同志对学潮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从性质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场动乱。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认识，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和勇气。《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正确指出了问题的性质，体现了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社论发表后，大家觉得心里有了底，工作有了依据，行动有了方向，可以旗帜鲜明地采取措施了。市委接连召开党内外各种会议，沟通思想；运用各种形式澄清谣言，安定人心；支持学校领导、党团员和学生骨干大胆工作，努力争取中间群众；开展各种对话活动，使政府同学生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了缓解的可能；同时，做好工厂、农村、商店、中小学和街道的工作，稳住大局，防止学潮向社会蔓延。
　　事实证明，这些工作是取得了成效的。由于4月26日社论的旗帜鲜明，使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被迫在策略上来了一百八十的大转弯。社论发表前，大量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发表后，4月27日游行时打出的是却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等标语口号。同时，学潮的温度也明显下降。他们原来打算要“百日游行，无限期罢课”，社论发表后，这个劲头没有了。5月4日同4月27日的游行相比，人数由三万多人减少到不足二万人，围观和支持的群众也大为减少，对话的积极性也不那么高了，有的学生说：“要对也对不过政府”。非法的学生组织只不过盼望使自己的组织合法化，以便作长期斗争。“五四”游行之后，学潮的头头们就宣布次日复课，转入校内民主斗争。经过各高校党政领导做工作，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复了课。显然，这场学潮已经接近尾声。
　　然而，由于赵紫阳同志对《人民日报》社论的定性，采取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态度，使得已经接近平息的学潮波澜又起。本来，在朝鲜期间，他就打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赞成4月25日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回国之后，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4月26日的社论。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在5月4日下午接见亚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小平同志的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这番讲话，经过《人民日报》及某些报纸的大肆渲染，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撑了腰，壮了但，打了气。
　　各级领导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中的骨干，尤其是高校同志，对赵紫阳同志的那番讲话感到迷惑不解，无所适从。有的人说：“中央出了两个声音，谁对谁错，以谁为准？”有的说：“要我们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个中央保持一致？”有的说：“闹得这么凶，究竟是动乱，还是爱国民主运动？”有的说：“紫阳在上边当好人，我们在下边当恶人。”学生干部和学生骨干普遍认为“被出卖了”，处境十分困难，有的痛哭流涕，学校工作完全陷于被动。本来争取中间群众的工作已经见到成效，一时向我靠拢的教师、学生顿时又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倒向了另一边。当时，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非常难办，明知道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对下还要违心地说是一致的。许多事情需要向中央请示，而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迟迟不召开会议。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5月10日勉强开了一次会，但根本不听我们的汇报。我们反映赵紫阳同志5月4日的谈话与4月26日的社论精神不一致，他声色俱厉地说：“我讲错了，我负责任。”另一次会上，我们反映第一线工作的同志都说“被出卖了”，赵紫阳同志追问：“谁把你们被出卖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卖。”那几天，一些中央的舆论单位对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公开给予支持鼓励，而对同动乱分子作积极斗争的同志却给予不断的压制和打击。上上下下不少的人同港台报纸相呼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北京市委，连游行的痞子也呼口号：“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责难逃被出卖了”。当时我们确实处在一种十分困难的境地，眼看着事态越来越恶化，有些措施我们想办也办不了。

〔蔵書目録注〕

　上の赤字にした部分は、『最後的秘密』　新世紀出版社　2019年5月　では、欠頁となっている部分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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