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亚军：1949年后画家的单位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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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画家的单位体制

作者：薛亚军
来源：N视觉

1949年7月2日至19日，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同时举办了革命文艺思想指导下的绘画成果展，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1】周恩来在大会报告中也明确说明成立“全国文联”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广共产党的文艺工作理论和改造文艺工作者。他说：“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便于进行工作，便于训练人材，便于推广，便于改造。这一点是大家所赞同的，现在就需要开始，因为我们不可能常开这样的大会。”【2】

能被邀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文代会，对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政治荣誉和被信任的象征。这说明中国共产党认可他们的政治立场和艺术创作成绩。以北京代表团中的美术家身份为例，代表被分成两个团，解放区来的共产党代表王朝闻、王式廓、江丰、胡一川、彦涵、古元、罗工柳等在第一团；在国统区有影响的徐悲鸿、齐白石、滑田友、叶浅予、李可染、艾中信、董希文、吴作人、赵望云等非党员画家则在第二团。而那些传统中国画素养很深、笔墨功力深厚的山水、花鸟画家已被视为需要改造的保守主义画家，是没有资格进入到文代会的筛选名单的。“这样一种结构，实际上对所有在中国境内从事艺术的艺术家们或者说以艺术为生艺术家们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3】 也正如邹跃进分析的：“未入选的艺术家明显感到与这些艺术家的差异。……新中国即将成立之前召开的文代会，对既非共产党员，又无‘左翼’经历的艺术家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的考验。”【4】

既非党员，又无“左翼”经历，甚至还在国民党的中央大学任过教的山水画家傅抱石，在此时的复杂焦虑的心理，就很具代表性。1949年初的政治时局对傅抱石很不利，他时常写信给在北京比较“红”的朋友郭沫若、徐悲鸿，叙述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打探消息，但都没有什么确定的回复。他也只有心情惶惶然地干等待。【5】与共产党新政权的关系，傅抱石并没有绝望，但当第一次文代会名单上没有他时，才慌张起来。“由于不关心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自然对革命要进行到底的伟大政策不会有正确的认识，思想上曾引起过各种各样的‘幻想’，等到一届文代会的报导公布了，我开始惊醒了：为何没有我！”【5】傅抱石这种渴望被新政权认可接纳的心路历程，在他后来的单位给他的政治鉴定中有着详细的记载：“解放初期，以未能担任全国文代会议代表而不满，认为是领导上不重视国画，不重视中国民族遗产，直至斯大林同志七旬寿辰傅之作品被寄往苏联祝寿，又被邀出席南京文艺界所开会议，认为这是人民政府对他的信任，态度渐有转变……”【6】

1949年后，新政权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有一技之长又没有严重反动行为和严重劣迹的“旧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加以清理，甄别录用，并改造和利用。【7】“包下来”的政策使美术家及其他知识分子由1949年之前的自由职业者，变成了有单位的美术“干部”。这一身份的转变使得美术家不再为生存担忧，可以专心创作，但在单位体制下也失去了自主选择雇主的自由；创办画室、杂志画报的自由；组织画会、参加展览的自由；甚至表现题材、方法、形式的自由。所有的资源都被国家控制。

1949年7月21日成立的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1953年改组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就以单位的形式将各类不同的艺术类型与艺术家进行“强制性的整合”。中国美术家协会作为国家组织化的单位机构，几乎直接占领了美术有关的全部重要资源，从而也控制了几乎全部的社会机会。

所有的管理都需要一定的工具或手段来实现。国家通过中宣部对中国美术家协会行使权威的、强制性的命令统治，而又在“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上处于绝对垄断的地位，迫使所几乎所有的权益需求的实现都依赖它自身。”【8】美协、画院、艺术院校等文艺单位组织的实质就是维持国家管理的手段或工具。

因此，当国家发动政治运动时，中国的美术家都会被组织起来以固定的动员模式参与到政治运动宣传中。而美术家在单位体制中，除了服从、依附之外，还有义务承担起维护新的、革命的文艺机制正常运转；学习、理解执政党的文艺政策，并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帮助其他思想落后的同事进行思想改造，成为“拿笔的军队”中合格的文艺战士，【9】努力做好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中的“螺丝钉”。在单位体制下，所有画家都被以美术干部的身份“包下来”，工作生活乃至生老病死都在单位内。1949年以前的创作环境与体制已被新政治体制所取代，美术家必须依靠单位体制才能创作、发表。张道一在访谈中回忆当时上海美术家的情况：“譬如拿上海来讲，一些著名的画家没有办法搞自由职业，都工作在两个出版社里，一个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个是新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有三个编辑室，一个编宣传画，一个编连环画，一个编漫画。上海一百多名著名画家都集中在这两个出版社里。”【10】 在这种单位体制管理模式下，美术家地位的高低，不再取决于在专业领域里的专业地位或资本，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处在什么级别的单位中，或者在单位中担任什么级别的职务。单位不仅是生存的保障，同时也是革命的象征，叶浅予尽管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很不顺心，但也不敢辞职的原因即在于此。【11】萧军在1945年与刘芝明争论而导致自己的《文化报》社关闭的事情，同样说明了这一点。【12】 例如，有资格参加到美协组织的展览，若被选进画集出版发行的话，就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展览，获取创作的资源，个人在单位的权威、福利、在社会的地位影响力等都会提升，进而获得更多的权益。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经典”作品，也正是通过美协等管理机构、专业报刊等“权威机构的认定”进而得到社会认同，“继之作为文化的象征，然后普及于学校和社会。”【13】单位就像张网，任何人都无法也不能从这张网上脱落开去，“因为网不但是自由的限制，而且是生存的依靠，脱落即是死亡。”【14】

对美术家的思想改造不仅体现在创作实践上，同时也要求美术评论家在理论上统一思想。1949年7月，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举办的展览结束后，批评家朱金楼在杂志上发表了万余言的评论文字。对参展作品从艺术语言、形式技巧方面进行了评论。一年后的《人民美术》创刊号刊发了钟惦棐文章《追论一篇对全国美展的批评文章》对其进行反批评【15】。朱金楼的文章，从参展作品的形式、色彩、用笔、造型等形式主义的语言方面，对一些作品进行了评价。例如对王式廓、古元的作品比较欣赏，原因却是认为对西方新古典主义及米勒的学习借鉴比较到位；而没有提及他们参加革命的经历与接受“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思想后在创作上的变化。朱金楼认为徐悲鸿的国画作品应该从敦煌壁画或唐宋元人物画中吸取养料才能有所提高；批评蔡若虹的漫画在造型上太过“老实而平淡”缺少了漫画艺术应有的夸张变形的形式感，根本没有提蔡若虹漫画的战斗性。钟惦棐认为朱金楼的这些判断都是对西洋形式主义理论的套用，没有联系到现实生活，很多不成功的作品，例如董希文的作品，就是丢不掉敦煌艺术的包袱，在色彩、构图和形式上都拘泥于传统，而不能用更红火、热烈的色彩表现火热的现实生活。

钟文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对朱金楼的“旧”批评理论进行批判，为更多的美术工作者提供参考范例，以便统一理论思想。钟惦棐认为朱金楼的美术鉴赏方法是“在美术欣赏上那种牢不可破的旧观念——从西洋作品、西洋形式上来衡量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而这种方法用在革命美术创作上是“极不适当的。”因为朱金楼还没有明白当下批评的主要任务不是号召画家们向西方经典学习技法，而是“号召和启发大家向现实学习；了解新的现实，熟悉新的生活。”否则，这样的理论批评就是没有现实基础的教条主义空谈。因为朱的这种教条主义的空谈，使得他的理论观点不能渗透到作品的内容中去，对作品的批评都是流于浮面的形式的观察。最后，钟认为朱的文章毛病就在于“没有告诉作家们应该更勇敢的面对现实，深入现实，理解现实，反映现实。”由于朱的艺术观没有立足在坚实的现实基础之上，所以他艺术观点是陈旧、凝固的。而在毛泽东文艺政策指导下，“新美术的眼光，就再也不能沉溺在过去那种以谈论西洋美术为能事，以追求西洋形式主义技巧为满足的殖民地习气中了。”新文艺政策领导下的批评，必须是“追求适合表现现实生活，表达人民大众——主要是工农兵的思想感情的形式，而不是任何别的好像可以孤立起来理解的形式——这种形式，在我们看来，是不存在的。”而全国美展巡展到上海时，9月8日举行的漫画座谈会，9月9日《解放日报》报道时的标题就明确地写着“美展漫画工作者昨举行漫画座谈会认为必须坚定立场歌颂光明。”【16】无论是批评抑或是座谈会，都不再是艺术思想的自由表达，而统一成了政治立场的表态。


注释：


【1】 《人民日报》，1949年7月日。


【2】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第32页。


【3】 邹跃进：《新中国美术史1949—2000》，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4页。


【4】见万新华：《傅抱石绘画研究：1949—1965》，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35、36页。叶宗镐：《傅抱石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35、136、137页。


【5】傅抱石：《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学习自我检查》，江苏省档案馆藏“傅抱石档案”，编号2516，19586月，第14页。见万新华：《傅抱石绘画研究1949-1965》，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6】南京师范学院出具“傅抱石人事材料”，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1955年3月 22日作政治鉴定，江苏省文化局人事科1957年4月29日抄录。“傅抱石档案”五类1号。见万新华：《傅抱石绘画研究1949-1965》，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39页。


【7】《关于正确解释对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问题的电报（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58页。毛泽东为正确解释对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中央军委各直属部门、各特种兵司，中央政府各党组的电报。电报指出：1949年4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约法八章的布告，其中说：“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当予分别录用。”现在审查旧人员，就是要将那些混入军事系统和政府系统(包括公营工矿)中的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清理出来，分别加以惩办或淘汰。而将其他多数加以利用和改造。


【8】李路路：《论“单位”研究》，《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 5期。


【9】郭沫若：《向军事战线看齐》，《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第379页。


【10】张道一访谈，陈湘波许平编著：《20世纪中国平面设计文献集》，桂林：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584-585页。


【11】叶浅予：《细叙沧桑记流年》，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 297页。


【12】王德芬：《我与萧军五十年》，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 159页。王德芬回忆：“终于刘芝明利用职权，用行政手段对萧军及其《文化报》施压：1、银行不准贷款；2、纸厂不再供应纸张；3、各机关单位不准订阅《文化报》；4、不准售票处和票贩子代卖《文化报》；5、订户被迫纷纷退订《文化报》；6、吉林、佳木斯两处分社被迫停业。萧军及其《文化报》、‘鲁艺文化出版社’的生存条件全被切断了。”


【13】刘瑞宽：《中国美术的现代化：美术期刊与美展活动的分析（1911—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58页。


【14】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27页。


【15】钟惦棐：《追论一篇对全国美展的批评文章》，《人民美术》创刊号，1950年。


【16】《解放日报》，1949年9月9日。


本文为作者长篇论文《美术参与国民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的部分内容，题目为编者拟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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