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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戚本禹
作者：徐庆全
来源：八十年代
《话说王效禹》一文推出后，有家乡耆老告我，你再接着写写戚本禹吧。在那个年代，山东人称呼二人为“二禹”，而且“二禹”命运也大致相似。我不知道当年山东对二人有这样的称呼，觉得很有趣。况且，在我经历中，这位胶东籍同乡常若隐若现。
若隐若现的同乡
第一次对我说起戚本禹的人，是我的同校大学长、前辈傅崇兰。
一九六四年，傅崇兰从曲阜师范学院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学部历史所工作。两年后运动初起时，傅扯旗，戚本禹是他的后台。运动过后，他受到“三种人”的审查，后转向城市规划研究，成绩斐然。
一九九四年初，傅为福建教育出版社主编一套书，经我的师兄介绍，提携我这个小“乡党”，让我任这套书的副主编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我和他相识、相熟，并从他口中知道历史所和戚在运动初期的一些事。此后，开始留意戚的“本事”。
一九九七年，我参与创办《百年潮》杂志，社长郑惠曾与戚有过交往，念旧，为困顿中的戚的女儿解决生计，她成了我的同事。我有时会问起她关于戚的一些往事，并希望通过她见到我的这位同乡。戚的女儿谈乃父少，但说了不少乃父被关押后他与弟弟被驱逐出北京的细节。
二〇〇五年，我认识了另一位乡贤、山东大学教授孟祥才。孟在历史研究所读研究生时，一度被借调为戚的助手。一九六六年运动初起，他与傅崇兰是一个阵线的。晚年，他以历史学家的深邃，回忆历史，反思历史，有《我所知道的戚本禹》等文章问世。他也跟我谈过他接触到的戚本禹。
二〇〇七年，我又认识了乡贤阎长贵，他与戚交往更密切一些。是戚把他带到写作班子中，使他卷入漩涡之中。戚倒台后，他作为“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被拔掉，送进秦城监狱，一关就是七年半。晚年，阎接受我的朋友史义军访谈，口述历史，也反思历史。我对他与戚交往的历史很感兴趣，数次听他讲过。
二〇一二年九月，我和阎一起南下，想见戚。此行算是我的一个小策划。上海搞这段历史研究成绩斐然的“二金”——金光耀和金大陆——是我的老作者，老朋友，他们采访过朱永嘉，我此前也因“二金”见过朱。阎也想见朱。我想，“二金”约朱，阎约戚，大家一起见面，应该是一个“历史性时刻”。阎说戚同意。“二金”约好朱，我陪阎南下，“二金”负责接待。结果，戚变卦，只单独见阎，未见我们，与戚失之交臂。
同为胶东人，戚在我经历中的这种若隐若现，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戚本禹，图片来自网络）
追求进步的年轻人
戚一九三一年生于山东威海，十一岁，到上海投奔父亲。一九四八年十月，在中学加入中共，后被选送至北京中央劳动大学学习，一九五〇年五月到中办政治秘书室工作。
此时，这个机构聚集了一批既有革命资历，又学识渊博的人，如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等等。这一年，戚不满二十岁，还是个小伙子，资历当然无从谈起。就学历来说，就是个高中毕业。但他是个读书人，也是积极要求上进的人，对工作精益求精，慢慢就获得了认可。他在回忆录中说到两件事，比较典型。
第一件事，在参与《毛选》的编辑、校对过程中，他专攻标点符号，《毛选》一、二、三卷的标点符号，“最后都是由我校对的。这也是文字基本功之一”，戚说。为此，他获得了“戚标点”的美誉：“六十年代初康生叫我进他们的写作班子，去跟他们搞“九评”，他们在校对文章，念到标点符号时，我甚至一听就能指出哪个标点符号用错了。为此他们封我一个‘标点符号专家’称号，叫我‘戚标点’”。
“戚标点”只是戚本禹的一个侧面，另一个重点是，在编、校毛选的过程中，他对毛的著作更重视，“用心到位”。“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了毛主席对什么事情是什么观点，对工农什么看法、什么态度，对知识分子什么看法、什么态度”。他说：“对毛主席的主要著作了然于心，毛主席的思想就变成我的血液了”。“写起文章来就会自觉地、自然地融会进去一些毛主席的思想，带着一点毛主席的风格”。
朱元璋《咏竹》诗云：“雪压枝头低，虽低不着泥。一朝红日出，依旧与天#齐”，似乎就是此时戚的写照。他职位较低，甚至有“雪压”的局促，但因“对毛主席的思想的领悟有飞跃性的提高，”对毛文风的把握很到位，当一九六三年他公开发表站位政治的文章时，就“与天#齐”了，毛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这是后话。
第二件事，认真钻研，体会意图，很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工作。他在参与为毛读报、摘报的任务时，他所编辑摘录的报纸信息，毛看得最多，画圈最多，以至于中办领导特意对有大学学历的人说，“你们要向戚本禹学习，他送上去的报告总能引起主席的注意，而你们的东西总给退了回来，这多浪费啊。”
戚对此也很得意，他在回忆录中说：“田家英开始重视我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为我搞的东西，主席退回来都经他手的，他看到了主席都划圈，而且还条条道道的。一次他对我说：‘你送的东西主席都看过，都划过’。”
善于揣摩上意，才能更好地服务领导，这是中枢工作人员的必备资格。不得不说，戚对这项工作非常胜任。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也导致了他悲剧的人生。
评李自成自述，一鸣惊人
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从好久不讲，变成了“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了。进入一九六三年后，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大批判便开始了。此时，抓住历史脉搏的戚本禹，冲天而出了。
一九六三年《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牯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一文。文章认定：李秀成自述是一份背叛太平天国事业的自白书：“‘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秀成却含着羞愤的眼泪，怀着失节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国’。”判定李是叛徒，“认贼作父”。
既然是商榷，本应是一篇学术探讨文章，戚的文章却是政治站位，是以后大行其道的“影射史学”之滥斛。他对毛的文风非常熟悉，也引用诗词来强化其表达力，而像其中“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一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是代表性的名句。
不仅文风是贴着毛的，写作这篇文章的动机，也是因为揣摩毛引发的。
戚本禹说，他写作的动机是两条：一是他从毛阅读书目中知道毛在看和太平天国相关的书，也就找来读，其中就有《李秀成自述》。二是“党内对赫鲁晓夫背叛列宁、斯大林的行径正在进行严厉的批判。对革命叛徒深恶痛绝的感情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我的思想观，并激发我写作的冲动”。戚本禹说，“三年困难时期，有一股很大的为彭德怀翻案的力量。当时演出《李秀成之死》是为彭德怀翻案，我认为是攻击主席，应该起来作战。”
这种政治散文体写历史的手法，在当年的史学界很新鲜，获得年轻人的青睐。譬如，当年大学历史系在读生孟祥才，多年以后说：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 轰动了史学界。他的文章气势磅礴, 先声夺人, 文字华美,酣畅淋漓, 使历史系的青年学子佩服得五体投地。
（戚本禹与阎长贵）
关于戚文发表的过程，我曾采访过当年担任《历史研究》编辑的史学家丁守和，他说：
戚本禹的文章寄来很早，大约是在那年元旦前。稿子前并附一信，说看了有关太平天国的话剧，认为对李秀成被捕后的描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而写了此文。文章主要是评论李秀成被捕后写的自述，认为这是李秀成明确表示的投降书，是其投降变节的有力证据。所谓与罗先生等商榷，实际是批评他们的看法。我看后觉得文字清楚，讲了些道理，可以发表，进行讨论。从信封上看，作者是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黎澍同意我的意见，并说戚本禹既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排印后送给田家英一份，请他看看，也送罗尔纲一份，听听他的意见。记得还送给了一些人。以后我曾打电话给田家英，问他对此文的意见，他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大家进行探讨，总是有益的。还说戚这个人不是好东西，可以压一段时间再发。所以拖到第4期才发表的。罗先生看后写了《关于李秀成自述考证的几点说明》送给编辑部，并与戚文一起发表。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应不一。不久，听说中宣部一位领导看了此文有意见，认为对农民革命英雄人物不要轻易否定，并要近代史所开个会澄清一下。
丁先生所提到的“中宣部一位领导”是副部长周扬。其实，不仅是周扬，史学界的著名学者，如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等，都对文章持批判态度。
翦伯赞的态度尤为明确，他说：“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功勋卓著，在国内外的名声都很大，作为历史上的农民出身的农民革命领袖，评价应当慎重，应当看主流，看大节。是‘伪降’？‘真降’？还是‘争取曾国藩共同反抗外国侵略’？都不要轻易做结论。”他尤其反感戚文盛气凌人的态度，他说：“共产党员应当虚心，应当学会以平等待人，不要因为自己学了几句马列主义就盛气凌人！”
翦伯赞这几句话，大概很伤戚本禹。一九六六年《红旗》第四期发表了戚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应当批判》一文，对翦进行大批判的清算，算是报了一箭之仇吧。
周扬主持召开召集学部、近代史所及《新建设》杂志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戚评价李秀成文章。周扬认为戚的文章是一种“翻案风”。他说：
李秀成文章发表不够郑重，应向中宣部请示，并报中央。这是对革命先烈的估计问题，是阶级分析，说他投降是阶级观点，还是把我们今天有联系的革命人物翻掉的阶级观点，现在文章已发表，有点麻烦被动。李秀成无论如何功绩是不能抹煞的。近代中国反帝是第一标准，第二是有保护群众的想法，不要加害群众，这是过去的人物，历史人物，不能按共产党员要求。即使共产党员，动摇一下，最后被敌人杀掉了，也不能认为是叛徒。糟蹋了这个人物，第一学术上站不住，第二政治上不利。
周扬最后提出了两个“补救”办法：
由中宣部在内部发一个通知，要各地对戚本禹这篇文章不要转载，不要公开评论或讨论，随后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
第二、刘大年的文章写出、发表需要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北京史学界人士先开个座谈会，会后发个消息，在报上刊登一下，表示北京史学界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见。让大家知道，戚本禹的文章不作准。
北京史学界人士座谈会在近代史研究所召开。刘大年主持，翦伯赞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这次座谈会后，报道报送中宣部审查。
而此时，戚本禹正在闭塞的冀东农村做调查，对北京的争论一无所知。他回到北京后，北京的调子已经通过这篇报道传达出来，戚惶惶不可终日，只好准备写检讨。
不久，形势就发生了始料不及的逆转。有人找到戚，口头传达毛对李秀成是否投降变节的十六字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她并说：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未能解决，他的文章正好针对这个，为党立了一功。她还转交给戚本禹台湾出版、主席看过并夹了条子的《李秀成供状》，鼓励他继续写文章。
戚本禹一扫阴霾，立刻再接再厉，写出《怎样对待李秀成的变节行为》，明确提出了叛徒问题，从李秀成到汪精卫，再到苏联的考茨基，在国内引起了更大震动。戚本禹成随即成为学界明星，也在毛那里挂上了号。
中办信访科长的职务，对于戚本禹来说，显然屈才了。于是，在钓鱼台写“九评”的理论班子，向戚招手。《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则捷足先登，将戚调到《红旗》杂志，委以历史组组长。《红旗》为中央党刊，组长均由比较有名气和地位的大理论家担任，而毛又十分喜欢研究历史，对历史组特别重视。置身这个位置，戚本禹政途上了一个大台阶。
“戚大帅”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一南一北的两个人遥相呼应，上演了一幕“双城记”：南边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称之为揭开了那场运动的序幕；北边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提出“造反有理”的口号，都博得毛的期许：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说：“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戚的褒奖高于姚。
戚本禹回忆说：一九六六年毛和他的谈话中讲，文章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这句口号，此后成为那场运动的行动纲领。
戚本禹的地位急剧上升：五月底，取代田家英的任职；成为中央领导那场运动的小组成员之一，排名并在姚文元之前，一下子成为中央首长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毛在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几次表扬戚本禹：“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你（指陶铸）对官僚主义就闹嘛！要像戚本禹等人那样闹独立性”
如同王效禹一样，戚本禹也是得志猖狂。一下子亮相在全国的舞台上，戚有些冲昏了头脑。到处传达指示，发号施令。他身高一米八，典型的胶东大汉。孟祥才说，戚说话口气非常大，而且很“冲”；傅崇兰则说，戚很有“派”，我们都把他看成统帅。不久，造反派便送了他“戚大帅”的名字。
傅崇兰谈到戚本禹给他们做后台的事。他说：
一九六六年六月开始，历史所分为两派，我和孟祥才等人，属于造反派，和所里的“保皇派”对立了。“保皇派”认为，尹达主持的历史所，一直是贯彻陈伯达、康生的革命指示；而尹达又是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央小组成员，我们造他的反，当然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为此，“保皇派”对我和孟祥才等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只好检讨。
这个时候，戚本禹站出来支持我们。他到历史所说：“检讨收回。你们造反是对的, 重新起来给他们斗。”直到他倒台，一直支持历史所的造反派。
造反派拥他为帅，中央老资格的理论家，也让他三分。譬如陈伯达。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陈伯达对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室全体人员讲话时，开场说道：“我的上级是戚本禹同志，再上级是汪东兴同志，我这个老百姓是归司令官管的，他今天叫我来跟你们这些人民勤务员见见面”，“所有的问题请戚本禹同志回答，我就请这个司令官上任”。
“戚大帅”毫不客气，随即发表长篇讲话。开场的口气就很大：
刚才听了很多情况，我负责把这些情况回去向小组反映。还有你们对接待站工作上的意见，这些问题，接待站的领导同志、汪东兴同志都在，他们会负责解决的。
不说接待站的领导，连汪都成为他安排工作的对象了。
阎长贵曾对我说：
其实，运动初期，戚本禹就“怼”汪。中办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也分成对立的两派。戚支持一派，汪支持一派。戚这一派居然都可以写出《汪东兴的屁股摸不得吗？》的大字报。戚还授意我，去告汪的状。
由此可见，“戚大帅”的确一时威风凛凛。
此后，“王（力）、关（锋）、戚”结合在一起，成为那场运动的马前卒——后来他们倒台时，则成了 “小爬虫”。“火烧英国代办”、武汉“七二〇事件”、“围攻中南海”等事件，都与他们三人分不开。
“王、关、戚”，戚年龄最轻，居末位，但就发号施令来说，戚一直居首位。有人统计过，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间，戚在各种场合发表指示性讲话就有一百二十多次。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戚本禹署名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是戚善于揣摩上意最典型的一篇文章。
据孟祥才回忆，早在一九六六年底，戚就布置他们去搜罗全国有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分类编成两个集子，报送中央。
在此期间，戚几次听到毛要批判《清宫秘史》的讲话。经过了解。他才明白毛的意思。他开始写作《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成稿后，毛作了修改，增加驳斥义和团是暴民胡作非为，以及表扬爱国女青年“红灯照”等内容。这篇文章向全国发出打倒刘的信号。
一九六七年八月，“王、关、戚”失宠。王、关被停职检查。毛保了戚本禹，让他又延缓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一九六八年一月，戚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随后就被关进秦城监狱。
一直到晚年写回忆录时，戚本禹一直在思量如何会有这样的结局，也说到其中的原因。在我看来，戚因为活在自己建构的历史中，无法反思那段历史以及自己的作为，没有说到点上。
在那场运动中，戚本禹因为体会上意比较快，他一时会成为弄潮儿、宠儿。加之，少年得志，性格张扬，常常免不了得志便猖狂的人性弱点。
但是，上意常常无定式，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原来的弄潮儿和宠儿，大多就是革命的代价，或者说牺牲品。都是昙花一现的角色，得志时好像一颗新星，可是还没有在轨道上运行几圈，很快就摔下来了。
研究历史人物的命运，我常常喜欢把“冲锋陷阵”这个成语分开来用。说到这个词，人们想到的是褒扬一个人作战威猛之功，其实，溯源这个词的本意来说，讲的倒不是战功。这个词出自《北齐书·崔暹传》。说的是文官崔暹为官清廉正直，经常上书弹劾贪官污吏，并把他们送进监狱，得到执掌大权者高欢的赞语：“冲锋陷阵，大有其人。”但崔暹却命途多舛，后被以“谋反罪”检控，差点丢掉小命。
无论从历史还是当下来说，崔暹的命运都具有代表性。在政治场域明昧不分时，围着领导指挥棒转的冲锋者，往往也是陷阵者——“冲锋陷阵”这个词拆分开来理解，或许更具这个词的本义。
就那场运动来说，冲锋者大致都成为陷阵者了。戚本禹如此，王力、关锋如此，陈伯达也如此。地方上的王效禹等人，也如此。我想，戚若能认真地反思那段历史，他应该比我明白得多。
陷阵太深了，在当年被关起来时，戚本禹的待遇就比王、关差。到一九八〇年“两案审判”时，王、关被开除党籍，但免予刑诉；而戚本禹不但被开除党籍，还被刑诉，并在一九八三年被判刑十八年。
为个人执念构建历史
晚年，戚本禹把自己的历史分为“两个十八年”。前一个十八年，是活在主席（这是戚回忆录中对毛的如一称呼）的光环中，后一个十八年则是在监狱中度过。尽管前后反差巨大，戚对主席始终如一，他回忆录开篇就是“谨以此书献给伟大的导师”。
为了传递这种崇敬，他不惜片面叙事甚至想当然地书写他需要的历史，这为不少史学家所诟病。
作为历史学者，我同样对他构建的那部分历史颇有微词，但同为胶东人，我有时候甚至可以充分理解他。这种理解，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带着朦胧伤感的泪水”。若从胶东独特的文化看，或许可以尝试理解戚本禹的认知。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胶东至今弥漫着“东夷之风”：淳朴、服从，执念、甚至守旧。胶东人的观念中，似乎未有“敢为天下先”的豪迈，却有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因而一般说来，我说的是“一般说来”，战争年代胶东籍有将无帅，将也似乎只到少将而已；和平年代，胶东籍兵，是全国最好的兵，构成中枢保卫者多数；胶东籍领导人，多半出身幕僚，由省市一把手者出身，有，但比例少，至今如此。戚本禹是其中的一例。
胶东的“东夷之风”很强劲。在“东夷之风”面前，“任尔东南西北风”，都会被消解。譬如，改开以来，青岛、烟台（威海也包括在内）是较早一拨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但是，占据了最好海上地理位置的这两个城市，与大连、温州等地比，步履蹒跚。
再譬如，几乎与深圳大学同时创办的青岛大学和烟台大学，同样是清华、北大援建的底子，但教育界的人都知道，至今这两所学校与深大不可同日而语。
戚本禹在威海生活到十一岁，周身流淌着“东夷之风”的血液。他十九岁进北京，到一九六八年被关押，在北京生活了十八年， “乡音无改鬓毛衰”，至死还是口音浓重的胶东话。而与他同事、大致也年龄相当的人，如逄先知、龚育之，则基本上丢掉了乡音。
乡音，只是说明问题的一个小小侧面。在戚本禹身上，显露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执念。他在毛身边所得到这份知遇之恩，缠绕了他一生。
二十多岁时，戚本禹就被肯定、被表扬，尤其被崇敬的“主席”表扬，对他的成长，则既有心理学著名的“赫洛克效应”，又有“伯乐一顾”的知遇之恩。后来，又多次得到“主席”肯定，知遇之恩盎然。
这种盎然，贯穿了他的一生，尤其晚年回首往事的时候，这是他自认为历史最辉煌的一段。我想，如果自我否定了这段历史，他也就不成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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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9-13 10:51:09
发表于 2022-9-19 03: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