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平藻 文革中的重庆“八一红卫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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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重庆“八一红卫兵”调查



－－作者：韩平藻



前言：2016年，重庆市第八中学校（文革时叫重庆师范专科学校附属中学校，简称师专附中）文革老三届同学在任树林、曹登驹等校友主持下出版了《留给历史的记忆和思考》回忆录一书。笔者注意到其中郑前哨同学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我在重庆八一红卫兵的一段经历》(P438，选载于《昨天》第78期，2016年10月30日)。郑是该校初中67届4班学生，驻渝总字421部队（通信兵雷达技术学校，驻沙坪坝区歇台子）军干子弟。文革期间参加重庆八一红卫兵组织，其叙述可谓弥补了重庆文革史的一段空白。



1966年8月18日得到中央公开宣传推广的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各地党政领导闻风而动迅速组织起官办的学生红卫兵组织。重庆市委文革领导小组凭借各大中专院校及普通中学党团机构系统逐级安排建立起了“重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不久又兼并了另一个规模较大的“重庆中学生红卫兵”，改称“重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均由市委组织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并在《重庆日报》上大张旗鼓宣传报道。此后，社会各界纷纷响应中央号召，自发涌现出官办之外的各类群众组织，重庆地区自发成立最负盛名的重庆大学学生组织——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就是在与西南局、省市委当权派的直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性对立斗争中发展壮大并推向山城社会的。



而重庆“八一红卫兵”，则是重庆文革中的一个特殊“兵种”，属于官办还是自发组织？在重庆文革史的记述（不论是回忆还是史志记载）中此前均无人提及，郑前哨的回忆就显得弥足珍贵。



2017年2月8日，笔者受任树林之邀参加了他们重庆八中的一次同学聚会，健谈的郑前哨同学揭开了五十年前那段失落的重庆八一红卫兵组织的历史。



以下记录是根据郑前哨的口述记录整理。



问：重庆的“八一红卫兵”组织最初是如何启动的？成立的具体时间，地点、仪式，最初发起者，骨干参与者，组织分工任职等？成立前后有哪些活动？



郑：1966年8月重庆文革初期的学生运动兴起与我们八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有日记），在8月21日，我回学校在饭堂附近看见任树林等同学已经自发成立了叫“红旗兵团”的学生组织，我也报名参加，我看好的是红旗兵团的袖章，红旗两个字就是毛主席的字体，很漂亮。我就拉到肖国庆、陈国庆一起参加，但是袖章没有发到我头上，我就不安逸了（笑）。应该说，那时文革学生运动已经在学校发动起来了，就贴大字报啊！学生也就是耍起的，也没有课上了……



到了9月份，文革大串联已经起来了，我和班里的陈国庆、肖国庆、荆于金（班长）、孙逸民、宁新民等一帮同学9月4号找到学校的信安中老师开介绍信要串联去北京，这是当时大家的愿望，到北京后参加了9月15日的那次毛主席检阅接见。



9月5号，我们一批八中的军干子弟乘10次京快列车出发去的北京，在车上，学校高66届3班的王思成同学宣读了由他写的组建八一红卫兵的倡议书，就叫签名，大家都签了，我们班上的几个同学都跟到我签了。记得有孙守民（高66届2班）、曹慧军（高66届3班，七军医大子弟）等同学。王思成父亲是歌乐山红军疗养院的，1927年参加革命，资格很老但是级别不高－－因为没啥文化，好像定的级别是师职离休的，他的手下都有授衔中将的。王思成本人也是校排球队的主力，本身就是我们的偶像，当头头是自然的事。



到了北京，9月15日毛主席接见，9月18日我就回到了重庆，我当时也没有啥组织概念，我还是去找红旗兵团，还是没有发给我袖章。过了几天碰见王思成，他说八一红卫兵已经成立了。他告诉我9月17日在七医大游泳池旁边的一个会议室召集了成立八一红卫兵的筹备会。



这里有个特殊情况先要说一下。文革前，驻渝的军事机构和军事单位如：五十四军、重庆军分区，七所军事院校（通信兵工程学院、通信兵技术学校、通信兵雷达学校、后勤工程学院、第七军医大学、机要学校、炮兵学校）以及彭家花园军干所和歌乐山红军疗养院等单位，都在成都军区管辖之内，他们的子弟上小学都在鹅岭附近的八一小学校，所以大家都认识。上中学主要就在重庆一中、三中、八中（重师附中）和四十一中（巴蜀中学）这几所市内的名校。



我们八中的以军事院校和总后勤部驻渝办事处的军队子弟居多，在几个班上特别集中，其他学校就都是个别分散的，但是大家也都认识而且原来也有个圈子。主要参加的如孙守民篮球打得好，王思成是排球班的，个子也高，丁凯洲是扣球手（父亲是总后渝办的，1955年授衔的少将），排球队在我们学校很有威望，都是我们的偶像，自然就有一批“子弟兵”跟到他们的。



那个时候，军队子弟和外地的也有认识和联系，因为父母战争年代也是战友彼此就认识，文革时都是以个人身份接触。我们知道北京已经成立了红卫兵，就是所谓老红卫兵，有“西纠、东纠”。其他地方也仿效，比如，沈阳的叫“红后代”，西安叫“红红－－红色恐怖队”，很有名（西安的“红红”就是以“西军电”－－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子弟为主成立的）。成都有个“7468部队”（不知这个番号是怎么来的）。广州有个“思想兵”，这些都是军干子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



把重庆的各校军队干部子弟攒在一起的是刘志义，由他来负责把师专附中、一中等分散在市内各个中学的军队干部子弟穿针引线联络在一起，就在七医大游泳池旁边的会议室宣布成立的重庆八一红卫兵。



重庆八一红卫兵以两个学校为主，一个是我们八中（师专附中）院校子弟多，一个就是一中，三中的子弟少，彭家花园（干休所）的也有一批子弟，四十一中主要是市委的干部子弟。然后，各校同学就领受任务分头回校发动，把同学组织起来成立分团一级的组织。



我们八中就是在教学楼开的成立大会，王思成召集大家开会时就专门谈了文革形势，各地都有军干子弟组建的红卫兵，重庆也要有。大家都一致赞成，是我校的孙守民同学起草的八一红卫兵成立宣言书。



军干子弟叫到一起的有二、三十个同学，宣布成立后都可以马上报名，大家情绪饱满还大吼大叫地呼口号－－参加、参加……同时还成立了八一红卫兵的纠察队，由刘志义负责，曹慧军和叶焕清(高66届3班)起草了一个组织条例。叶焕清是东风船厂工人子弟，但是和王思成关系好，还有“猴子”－－孙守民也不是军队子弟，但是和王思成观点一致，一起去的北京，算“铁杆”队员。以王思成、丁凯洲、刘志义为首，还有就是七医大的晋江红、韩启民和他的弟弟韩爱民，一中的一帮人组成纠察队。红卫兵袖章多“八一”两个字，我的编号很靠前，是0015号。我是活跃分子，不是头头，算骨干，因为我是排球班的，长得高，那时一般同学就只是1米6几，我已经1米74身高了。



问：建立“八一红卫兵”组织，文革当然是个大背景，其中有没有北京串联者介入鼓动？或者是部队影响和帮助成立？亦或是市委文革办公室的指示（你的回忆文章中似乎有组织联系－－维持火车站秩序等）？



郑：重庆八一红卫兵联络站开始就放在我们八中，我们八一红卫兵成立的大背景就是文化革命运动，当然与各自的家庭背景也有关系，我前面已经说到了。重庆八一红卫兵组织成立完全是自发组织起来的，的确与重庆市委文革办公室和学校领导没得一点关系。



问：我们都知道重庆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由市委指示、市委文革办公室帮助安排组建成立起来的，如你所言，“八一红卫兵”不是受命组建，但是与市委、部队机关有无类似的组织关联？“八一红卫兵”与“思想兵”理论上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那么有没有组织联系或者说协同步调的行为，如串联、开会等联合行动?可不可以说“八一红卫兵”和“思想兵”在政治上（不是要造各级当权派领导的反）没有多大区别？“思想兵”参加了市委安排的“横扫四旧、横扫牛鬼蛇神”的社会行动，“八一红卫兵”参加类似的活动没有？



郑：我们八一红卫兵是在成立后主动去联系的，最先就是参加市里统一组织的文革抄家行动，抄谁的家？是由公安局派出所提供的抄家名单。



我们八一红卫兵成立时动作很快，也不晓得王思成是从哪里搞来的钱？不晓得是学校还是哪里给的钱（学校是可以给钱的），赶快去印袖章，当天晚上就搞好了，第二天就拿到了袖章。



肯定是学校文革领导小组和派出所给的抄家名单，百分之百我们是同派出所、居委会一起去抄的家。我们分配的名单共抄了十来家，抄了三天，以后的我就没有参加了。记得去抄的其中有一个是沙坪坝区最大的皮革资本家，还有一个是江姐（烈士江竹筠）的弟娃。他的名字我记不起了，记得他住在石桥铺传染病医院对面半坡上。这个人是江姐的亲弟娃，名字记不起来了，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住的老屋一面墙上挂的就是一幅江姐绣红旗的像（画），一间房里两张单人铺收拾得很干净。同房间的另一个人没见到，但居委会事前介绍说那个人成分很好。灯光还是用的白炽灯或是日光灯，文人一样的感觉，他就是一张铺，床下只有一个箱子（不是皮箱），墙上一张画，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穷得不得了，啥东西都没得，啥也没有抄到。派出所说他是江竹筠的弟弟，所以我们对他还算客气，让他坐在床边上，他也不敢说话，我们指着他骂也没有打他。



他说，1947年国民党抓壮丁把他抓到台湾当兵，1950年把他空投到贵州，一降落下来就遭逮到了。原本对特务的处罚很重，不知怎么查到他是江竹筠的弟弟，就没有判他的刑，网开一面把他放了。把他安排到哪个单位记不起了。到五七年又打成了右派，他是因右派问题才被我们抄的家，这都是派出所、居委会事前就明确指认了的。



我们指责他，你姐姐是共产党你为啥参加国民党？他讲，他是在街上摆地摊时被抓的壮丁，身不由己被押到台湾当兵培训两年，空投下来也没有犯事……你为什么又讲反动言论成了右派？他说，打右派时，我也没说过啥子反动言论，也不晓得啷个就遭起了！



他住处的斜对面有一家是国民党的什么参谋长，下面一家是一个地主，我集中参加的就是抄这三家。抄家时就学着《地道战》拿个铁棍地上也戳一戳，发现有不对的声音就挖地，挖一天都不觉得累。进门还不坐地主的床，不喝地主家的水。二十中有两个学生拿了抄家的十块钱揣在口袋头，吃了碗小面，被晓得了立马就把他两个开除出红卫兵。记得地主把长袖衣服几件穿在身上，热得一身是汗，怕（衣服）被抄走了。我们叫他脱了，还是抄走了。金条是抄到了的，是从地主和参谋长家抄到的。先登记让他们签字，当天晚上就集中交到派出所，然后由我们八一红卫兵押送到上清寺工业展览馆，当时全市的文革抄家物资都统一保存到那里。直到这时，还是和市委文革办公室没得直接的组织联系。



就在抄家后，校文革小组通知我们八一红卫兵到市委去开会，开红卫兵的联络会。王思成就叫我和刘志义去参加了，是在雾都宾馆，开会就是分钱，叫开会的报你那个组织有多少人数，就按人数发物资。我就报了700多人，实际我们只有100多人！“吃空饷”就分得多噻！（笑）给了我们170块钱，觉得好大一笔钱哦！我们也没有随便用，都做了账的。运动后期王思成还被查了账的。另外有两部油印机，一个刻蜡纸的钢板，印传单的书写纸，还有两辆自行车。



具体讲，最先是学校文革领导小组通知开会，市里就晓得我们八一红卫兵不只是哪个学校的，而是全市性的一个中学生组织，从此开始与市委建立起了联系。不过也没有直接领受布置任务，对于如何搞文革也没有十分明确的目的。但是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八一红卫兵成员有一种优越感，我内心就有个十分明确的想法：这个江山是我们父辈打下来的，我们就有责任、有义务保卫它。这个江山我们是有份的。参加八一红卫兵的人绝大多数都抱有这个思想，保卫党保卫毛主席当然义不容辞。但是对于斗老师、斗走资派我们是不感兴趣的，而且某种程度上是反感的。我们军队干部子弟自成一伙，看不起别的人，对于工农子弟看得起，跟我们比还是该排到我们后头。谭立夫的血统论思想在我们的脑子中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八一红卫兵主要是参加了横扫“四旧”，烧东西和横扫“牛鬼蛇神”，抄家行动我们是积极的。抄家中我们毁坏的东西很少，主要是王思成（头头）思维正统，一点也不乱来。



抄家之后（1966年11月），八一红卫兵将总部搬到重庆市八一小学校内，总共有300多人，加上红小兵，人数达到700多人，经常参加总部活动的也有100多人。这个时候市里通知开会，应该是丁凯洲去申请任务，市里就派我们去守卫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因为那时大串联已经是高潮，火车站秩序不能乱，是丁凯洲和韩启民负责接受的任务。八一红卫兵的家庭条件好，全都有自行车，一色的黄军装，还有腰间系的皮带－－皮带还有讲究，我系的是校官牛皮带，尉官是人造革的，穿的军装校官是黄呢的，尉官是卡其布的。我们八一红卫兵绝大多数是校官以上。给人感觉很整齐，真像军人一样。我们在一中学校集中了一百多人，在教室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市里派了两部卡车把我们拉到火车站，就住在菜园坝小学教学楼，打地铺，就这样维持火车站秩序到1966年12月。



八一红卫兵在文革中只做了几件事，第一抄家，第二守卫火车站，第三占据市里电车站、汽车站做文革宣传。凡是看见穿黄军装的大批红卫兵在沿线车站的就是我们八一红卫兵的学生（包括八一红小兵）。重大八一五与我们没有联系，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说法，既没有指责我们是保皇派（思想兵），也没有认同我们是造反派。我们在抄完家之后就离开学校（八中）搬到重庆八一小学校去了（鹅岭公园附近）。我们与学校的文革运动也没得交集，与学校的造反组织“红旗兵团”彼此都不了解也没有矛盾，后来学校反到底派的倒有许多铁杆还是原八一红卫兵的。我们与学校的“思想兵”也没得联系。我们相当独立，自成一体，因为八一红卫兵的同学之间从小学、中学都在一起，连父母都认识。



到了1966年底大串联快要结束时，我们守卫火车站（维持秩序）的工作做得好，火车站就给了我们一本免票乘车证，盖好章的，从重庆出发一律免费，全部是卧铺。王思成掌握。大家也想串联也不想继续守了。我和王思成、刘守义没有走，就留下来筹建八一红卫兵总部的工作。看中八一小学是个独立的院子，原本是住宿学校，连被子都不用带，还有食堂，军干子弟家庭条件都比较好，每人月交10元钱伙食费，吃住在一起就没得问题。我们把总部建在八一小学是给市委文革办公室汇报了的，是我去汇报的。还分配给500块钱，当时简直是一笔巨款啊！还给了一辆摩托车、两部高速油印机和很多纸张。到大坪摩托车俱乐部就派了一部捷克“加瓦”牌摩托车骑回总部。后来大坪中学的乔光骑车时这辆车爆炸他就被炸死了。这500块钱就买了一个组装的扩音器、两个喇叭，加上小学原有的两个，又在一个晚上偷了不晓得是哪个造反派的喇叭，把电线割断背起就跑，我还去了的……总共就有六个25W的喇叭，对着两路口方向吼，我们还过去试听，效果很好。



1966年12月，八一红卫兵总部建立就绪后还搞了一次民主选举，选出领导人一、二、三号勤务员。结果七医大的（子弟）韩启民遭选脱了，晋江红被选上来了。这样就是王思成、丁凯洲、晋江红三个人当头头。



这时，文革已经轰轰烈烈搞起来了，七医大的，总字421部队（驻歇台子）政治部的，都派人来找我们说，现在各个学校这么乱，家属子弟娃儿不安份，半大不小十二三岁的蠢蠢欲动，你们这儿还好，还是半军事化，本来这些娃儿就是在八一小学读住读，文革放假回家没人管，你们就把他们给管起来，不让他们到社会上去乱来。这样就增加了一百多两百人。学校领导本来互相认识，都是渝办代管的军人，没人敢动他们，学校很稳定，真是文革中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但是有一条，五十四军的干部子弟没有参加八一红卫兵，他们参加的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主要是思想兵的纠察总队六中队。四十一中的纠察六中队由思想兵的骨干组织起来的，打、砸、抢，抄家呀，相当于“冲锋队”，就是他们干的。我们院（421部队）政委的女儿、老王部长的女儿全参加的六中队。思想兵政委刘桂兰，纠察总队长孟军两个都是干部子女，一般队员就都是四十一中的中学生，地方干部子女居多。四十一中也是八一红卫兵联系多的根据地之一，主要是个人之间来往比较多，并不是组织之间的往来。后来，刘桂兰、孟军她们两个率先宣布造反，一下子思想兵就垮了。我是在押送抄家物资到上清寺工业展览馆时认识孟军的。八一红卫兵的曹慧军跟孟军关系好，大家还开玩笑说他们是在耍朋友哩。



我们八一红卫兵同思想兵对文革的态度和政治观念是一致的，对“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这些口号和行动是心怀不满的。所以，我们的宣传活动就是针对这些标语口号，比如我们就刷标语，以什么“庆祝重庆解放十七周年”大口号之类的将造反派的那些口号、标语覆盖。我们是反对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这是肯定的。记得林园的412（通信兵工程学院，军级单位，驻歌乐山林园）的造反派要斗老干部时，陈小明（412的军干子弟）为首就把自己的父亲和其他干部集中到自家小院的楼上，十多个八一红卫兵守在院子里，不准军校学员冲进来揪斗。



除去抄家，八一红卫兵也几乎没有介入社会上的运动。记得当时有一件事情，歌乐山红军疗养院子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朱光辉（音）和唐干渝（大学生，唐的父亲是总后渝办副主任），他们串联来重庆，依靠的是思想兵和工人纠察队（保守派），本来大家就都耍得好谈得拢，他们大学生总想做大事，于是就想动员我们中学生和他们联合在一起，王思成不是很赞成，觉得我们何必靠别个，独立行动多好，联合就没有搞成。



1966年12月4号，重庆发生了“一二·四事件”，那次大田湾体育场（保守派）开大会，我们没有参加，传出打死人的消息，八一红卫兵还是组织了十几二十人穿着黄军装骑着自行车去兜了一圈，我看到街头上乱糟糟的，没有人阻拦也没有人围攻，观察了一下，没有参与，我们就离开了。所以对这件事也没得立场，但是对文革打倒领导是不安逸的。



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夺权就要开始了，保守派愈发被动，有传言造反派要抄思想兵在鹅岭公园的总部，思想兵的头头可能是找了丁凯洲同意，他们把东西转移到八一小学来存放，拉了两卡车，就放在教学楼里，记得有大米白面和猪肉，正好给我们改善伙食。哪晓得这就引火烧身。1967年1月23日晚上，造反派就上鹅岭，把思想兵总部给抄了，别人早有准备也掌握得很清楚，思想兵的材料转移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根本没把八一红卫兵放在眼里，大坪汽车修造厂、织造厂的造反军冲进八一小学，不但大打出手（我被打成重伤），把总部抄了，还把我们抓到公安局关起来，一直到重庆发生了“一月夺权”后才在父辈们出面干预下把我们放出来。



那个时候和八一五派也没得联系，只是运动初期在学校活动，离开学校后就到火车站去了，所以与学校文革没得交集。到火车站时就在八一小学建总部，1967年初总部被砸（1月23日），坚持了个把月就又回到本校，住在饭堂。这个时候就“分裂”了——说“解体”更准确。这样一来，大家就各自返回学校了。紧接着就发生了“二月镇反”，这就不一样了，我们当然恨造反军，认定他们成分不纯、邪门歪道，就是敌人，本来“二月镇反”就是以军队主导加上“公、检、法”一起搞的，渝办（总后勤部驻渝办事处）的政委丁国文少将代表（除五十四军以外的）所有驻渝军队单位，领导介入地方“支左”。丁国文的女儿、儿子又都是我们八一红卫兵的，还一同被造反军抓过，打得很惨，因此我们被丁国文招呼派到大坪地区各个派出所去，相当于今天的“协警”，参加了“二月镇反”整造反军。



随着文革演变成群众组织的内斗，武斗兴起，八一红卫兵就退出这场运动了，没有介入武斗。王思成给我说是家里面干预了，各个家长专门给他打电话，加上他的年龄稍大些，在同学的心目中很有威信，八一红卫兵文革中没有做太出格的事与他稳重这一点有关系。还有就是军队上层已有明确通知，特别指出军队干部的子弟不要参加地方上的文革运动，干部要带头，不要介入，要保持军队的稳定。所以八一红卫兵就没有再参与其中。



王思成后来在重庆大学保卫处领导岗位上工作直至退休。



后记：郑前哨的叙述比较清楚地表明，重庆八一红卫兵是自发组织成立的，成立起来后接受过来自市委文革办公室等安排的任务，组织存在时间很短，从成立到解散历时不到半年。



最值得庆幸的是，即便在文革最狂热的运动前期，重庆八一红卫兵并没有制造出类似北京“红八月”那样的伤天害理的大事件。当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发生惊动全国的“一二·四事件”时，他们也仅仅是作为旁观者而并未介入其中，这当然得益于有一个成熟而理智的头头王思成。同首都老红卫兵、西安红恐队之类“血缘”相同的组织比起来，重庆八一红卫兵在严酷的重庆文革中既没有让他人失去生命欠下血债，也没有因肆意残害平民而遭人痛恨……文革是天下的大不幸，重庆的八一红卫兵能这样不留骂名“全身而退”，也算得上小幸吧。（本文转自《昨天》155期）



2019/3/6  完稿





转自《后字大院子弟》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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