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晓斯 那个当街拦车的红卫兵女孩

Gowest

图为作者在１９６８年


图为1966年10月13日晚在北京站领到的《外地革命师生临时乘车证》，编号0140241。


  尽管时光流逝逾五十载，但那年十月那个夜晚的一幕仍刀刻般地印在脑海里，不曾忘记。

  先是文革风暴袭来，当时我在合肥四中读书，平日肃静的和平堂一夜之间糊满大字报。硕大醒目或横或竖的“声讨”、“炮轰”、“砸烂”之类字眼，举目皆是。此前两年，即我们刚入校时，外斗苏修、内斗阶级敌人的严峻形势，已使我们这些中学生多少感触到政治的极端“突出”：每周两个下午围坐在教学楼前的大槐树下，分组学习，读社论，念文章，有段时间还每天一个章节地读刚出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夏收和秋收季节，学校组织我们去郊区割麦收稻，吃住在农家。还有民兵训练，射击打靶，让我们这群中学生感觉既紧张又神秘。记得1964年10月的一天，我和同学们正在郊区农村帮助秋收，广播里传来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引起一阵欢呼。实弹打靶射中10环的兴奋与脱靶的懊丧，也是那时滔滔不竭的话题。尽管如此，政治运动似乎还只停留在报纸社论和文件学习上，对于我们这些懵懂的中学生来说，这时还完全感受不到“运动”带来的切肤之痛。课依然照常上，考试测验也一样不缺。而文革狂飙突来，不仅迅即打乱这一切，更把包括我们中学生在内的全社会投入“运动”所卷起的一波又一波惊涛骇浪之中。

  1966年5月，“5•16通知”横空出世，文革序幕揭开；6月，高考推迟消息公布；8月，文革“16条”播发。此后，南北各省造反运动此起彼伏，８月２７日，安徽省会合肥爆发“8•27”造反事件，组成安徽“8•27”造反兵团。不久，对立一派造反组织成立，前者称为G派，后者则为P派。这是文革在安徽涌起的第一轮造反高潮。

造反是造反派的事，那会儿有资格成为头一拨造反派的，全是学生中的“红二代”“贫二代”，穿着旧军服，扎着宽皮带，套着“红卫兵”袖箍，走街串巷地四处造反。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我在２０１６年文革爆发五十周年时曾有《御街行•五十祭》一词纪之，其中写道：“古邑城头鼓频传，八二七，井冈山。和平堂前批刘邓，斗张倒李造反。”

文革既起，学校随即停课闹革命，原先在学校住宿的同学也纷纷搬回家住。我也把行李和书本搬回家去，书自然不用读了，闲暇无聊，偶而到学校和街头看看大字报，围观两派辩论斗嘴。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时，我与同住北门双岗的同学路之凡等时常来往，要么结伴去看大字报，要么一块游泳，鼓捣无线电。我行我素，“逍遥派”一个。

　这年夏天，合肥街头已经出现北京和外地学生串联的身影，而各地学生去北京串联的消息也日渐增多。9月初，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组织外地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全国大串联蓦然掀起高潮。很快又听说合肥其他中学和本校有同学已经动身，此前已从北京串联归来的同学还绘声绘色说起串联的经历，我和路之凡心动了。

　说走就走。那时合肥到北京没有直达火车，去北京须得由蚌埠转车。那会儿铁路秩序已乱，无票蹭火车已成大中学生“革命大串联”的天然“权力”。10月12日晚，我俩背着挎包，在合肥火车站没费周折混上开往蚌埠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外出，既兴奋又忐忑。到蚌埠已是深夜，这里是北上列车必经之处。我们踟蹰在蚌埠站月台上，与一群群四面八方涌来的学生汇聚在一起，等候北上列车。火车一到，上下车门和车窗都成了学生们争先恐后攀爬上车的通道，只看你的功夫如何。几经折腾，我俩好不容易攀上一趟由杭州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

　其时已过午夜，硬座车厢里横七竖八躺满昏睡着的男女学生。我俩小心翼翼地从人堆中挪进车厢，就近找个勉强可以下脚的地方，倚着座椅靠背站着，怀着莫名的激动，踏上进京串联的旅程。

　火车开得很慢，且不时停下，等待前方车站火车开出后才能继续前行。当时各地串联学生潮流般地涌向车站，致使各个车站水泄不通。几乎每到一站，都得捱磨许久才得动弹。

　约莫凌晨二三点钟，早先的瞌睡劲儿过去了，躺在座位底下的学生不时起来伸伸懒腰，各种未曾听过的口音回荡着，车厢顿时活跃嘈杂起来。几个女中学生斜倚在座位上，唧唧唔唔嘻嘻哈哈，听不懂她们说些什么。隔壁座位几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同学站着跟她们搭讪，不时飘来一阵笑声。过一会，我们问她们从哪儿来。女学生们笑了，咿咿呀呀地抛过来一串吴侬软语。其中一个女生见我俩确实听不懂，用一口江南普通话笑着说，我们是从鲁迅爷爷家那边来的呀，说着拿出她们的校徽。原来她们是浙江绍兴某中学的学生，看样子也就十四五岁。这样说着笑着，火车走着停着，颠簸了20多个小时，13号傍晚时分，这列绿皮火车拖着疲惫不堪的串联大军，终于喘着长气驶进北京站。

　随着人海挤出车站，就被一派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阵势镇住了：北京站出口处，一群佩戴“红卫兵”袖箍的学生一面挥舞鼓槌使劲儿敲，一面高呼着口号。大红彩旗上写着巨幅标语：热烈欢迎外地革命师生进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之类。我俩随着出站人流漂移，被冲向不远处的“外地革命师生进京联络站”。队伍排得很长，候了一两小时，终于轮到我俩，拿出学生证登记，告知被分配到永安里小学住宿，每人还领到一张红色纸质的“外地革命师生临时乘车证”。

　此时已是深夜，永安里小学怎么去？人家说离北京站不远，我们边问边走，很快走上长安街（这会儿刚在破四旧中被改名为东方红大路）。街上灯火通明，马路比我想像中还要宽许多，不时有从未见过的长着两根“长辫子”的电车驶过，像是长着一对翅膀似的，让人觉得新奇。正当我俩东张西望、手足无措时，只见一个清秀俊俏的女学生朝我们走来，她一幅标准的红卫兵装束，身着褪色军服，纤细的腰间系着宽皮带，军帽后沿露出两根短辫，臂戴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箍，胸前别着鲜红的毛主席像章，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走到近前，她大方地以一口纯正的京片子打招呼，问我们去哪儿。得知我俩要去永安里小学后，她略带欣喜地说，正好我家也是那个方向，咱们同路。我盯着她问，上哪儿搭车呢？这位稚气未脱的女孩朝我招招手，一脸镇定地说，跟我来。

　我俩滿腹狐疑地随着她，居然走到长安街的路中央，见到由西向东的来车，她便迎面跑上前扬手拦车。眼瞅着一辆辆汽车疾驰而来，女孩毫无怯色，不一会儿，一辆空无一人的客车竟然被她当街拦下。这会儿，我俩早已被女孩的举动惊得目愣口呆，只见她命令般地朝我俩招了招手，迭声喊快上车。在车上跟她聊天，才知道她是北京某中学红卫兵，一个多月前去南方串联，今晚刚回北京。真是人小见识大呀。十多分钟后，车到永安里，女学生喊司机停车，然后叮嘱我俩，下车后直行走到头，拐个弯就是永安里小学。事后想想，如果不是遇着她，那晚我俩不知怎样周折才能找到永安里小学呢。只是事发突然，或许也有少年男女避嫌之故，我们彼此竟然连名字也没问。

　当时，永安里小学住有数百名外地学生，吃住都在学校，白天可以乘车去各大专院校看大字报，也可以在街头争抢人们从汽车或楼宇上洒下的各式传单。待到10月18日那天，清晨5时紧急集合，早饭也没吃，每人发一盒饼干（凑巧的是，饼干居然还是合肥生产的）。我们排着队被带到长安街人行道一侧分排坐下，最前几排全是军人。正午刚过，高音喇叭里传出“东方红”的乐曲，毛泽东乘坐敞篷汽车由西向东缓缓驶来，记得还看到了刘少奇等人。这即是文革中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


　10月的北京，已近深秋，寒意十足。几天后，我拿着母亲的信去朝阳门外北京针织总厂找到从未见过的四姨，她见我衣着单薄，拉我到附近商店买了一件绒衣，后带我回她住的朝阳门内竹竿胡同家中。第二天，我便去永安里小学接路之凡，之后我俩就住到四姨家中。住在四姨家方便多了，她家对面就是文化部，隔不远是外交部，早晚散步过去就可以看大字报，拿回许多花花绿绿的传单。

　这是我第一次串联也是第一次去北京的经历。大约待了一个月，去了北大清华等名校，也去了故宫北海，王府井西单。后来路之凡先回合肥，我在四姨家多待了一些日子。至今仍能记得这样一个插曲，某晚，住在四姨家一墙之隔的另一四合院的俞平伯先生家里电灯坏了，喊我表弟帮忙，我和表弟随即去他家查看，帮老人换了电灯泡。那时虽小，也知道俞平伯先生是位鼎鼎有名的红学家，曾出版《红楼梦研究》等红学专著。那会儿，四姨和俞先生均被红卫兵抄过家，也算是“同病相怜”吧。印象中俞先生孤寂寡言，彬彬有礼，落泊之下，不失名士风范。

　十月的那个夜晚，特别是与那个北京女红卫兵的长安街之遇，烙刻着我对文革的最初印记，惊骇新奇之余，伴随着茫然与无措。

　行文至此，忽发奇想：当年那个叱咤长安街，当街拦车的女孩不知在哪里？茫茫人海中，已无从寻觅。或许每天清晨，她正和着轻快的乐曲，与众多老年伙伴们在北京某个广场中翩翩起舞，引吭歌唱。不知她是否还记得这一奇遇，愿她安康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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