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宏：大时代有风暴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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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有风暴眼

作者：徐晓宏
来源： 读书杂志

晚近两年，随着强人政治和民粹主义在全球诸多地区的水涨船高，后冷战秩序的危机和政治经济大变革的气氛，常常为论者所渲染。一旦常规的秩序有所松动，人们对于社会突变的成因便有更热切的兴趣。剧烈的变革，到底是为何发生？如何发生？这个提问，将我们的思绪带入了那些大时代的风暴眼。


飓风希梅纳的风暴眼（来源：NASA）

试想法国大革命中的八月四日之夜：一七八九年夏，法国国王召集的三级会议宣布自身成为国民议会，旋即又宣布改成国民制宪议会。八月初，在刚刚经历了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之后，议会忽然接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叛乱消息。原因是，各地都有谣言，说贵族们为了报复，准备阴谋掠走即将来临的秋收，农民们出于粮荒的恐惧，纷纷攻击贵族庄园，焚烧地契，内战一触即发。在这紧绷的时刻，八月四日晚，代表们期待着一场剧烈的冲突，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贵族们纷纷上台发言表示，为了终止农民的苦难，自愿放弃自己的特权。接着教士们和第三等级的代表们也纷纷主动放弃了他们的特权。于是，一夜之间，由纷繁复杂的各类特权组成的旧制度就在感人肺腑的无私告白中宣告解体，换来了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新社会。历史突变，在一群人彼此影响的快速累积中戏剧性地实现。此时，个体在密切观察彼此与群体风向中不断调整自己的立场和选择。


德拉克洛瓦名作《自由引导人民》

目前任教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历史社会学家伊万·尔马科夫（Ivan Ermakoff）在二〇〇八年出版的《自我淘汰：群体让权理论》（Ruling Oneself Out: A Theory of Collective Abdications，以下简称《自我淘汰》）一书中，将剧变中这一群体行为特征命名为“群体对位”（collective alignment）。对位，即在彼此对照中调整自己的位置。


《自我淘汰：群体让权理论》（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2008）

在解析这一理论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社会科学在理解历史突变的过程时，一般所采取的两种取向。第一种取向，是探寻突变的结构性成因，其目的，在于辨认长远的结构趋势，让历史当事人感到突发和惊讶的事件，变得可以理解和解释。在现代历史社会科学的知识谱系中，从托克维尔研究法国大革命和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大转型以降，大抵都采用这一取向。

而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是对于结构性解释的质疑和对于历史不可预测性的拥抱。福柯的《尼采、谱系学和历史》，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偶变性（contingencies）的历史图景。诚然，偶变性并不代表放弃对历史形态的理解。福柯本人探讨规训、治理术和权力的知识化，就是为了捕捉现代性带来的社会形态嬗变。但他着眼于勾勒常人所未见的力量关系之间的链接，而回避做出因果分析的论断。这一取向，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兹曼（Charles Kurzman）在《想不到的伊朗革命》（The Unthinkable Revolution in Iran，2004）一书中，做出了更完整的表述。作为二十世纪后半叶影响最为深远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一九七九年的伊朗革命一直因为其发生之迅猛和结局之突兀而引起广泛的兴趣。学者们因此从政治、组织、文化、经济和军事诸多面向提出了结构性的解释。库兹曼在书中对于这五方面的解释逐一提出反证，加以批驳。在他看来，这些解释的共同症结，在于它们都是由结果往回追溯成因，然后由这些成因去推导和预测结果。然而，历史行动者却是往前看的。他提出“反解释”（anti-explanation）的思维，认为我们应该去认可和重现人们在历史变动时刻活生生的体验。而在革命的戏剧性时刻中，最普遍的体验就是混乱。“反解释的目标是去理解（行动者们）对于混乱局面的各种各样的应对。”（166页）


1978年12月10日，伊朗德黑兰沙赫雅德塔（现名阿扎迪自由纪念塔）附近的游行人群（来源：AP Photo/Michel Lipchitz）

于是，面对阐述那些戏剧性突变的历史时刻的任务，一方注重回溯宏观的结构条件，另一方则追求对行动者乱局体验的现象学还原和理解。后一方拒绝将突变过程化约为宏观趋势之实现的主张固然可圈可点，然而，我们如何能打破这种简单的对峙，从而对于突变过程本身做出结构性的分析呢？这成为当代历史社会科学最大的挑战之一。威廉·休厄尔的“事件社会学”（eventful sociology），吸纳布尔迪厄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提出将突变事件视为结构要素裂变、重组和再造的过程。通过对攻占巴士底狱这一划时代事件的分析，他指出这一事件及随后十来天各方面（国王、巴黎民众、巴黎市政、国民制宪议会）对于这一事件的解读和反应，逐步将旧制度下的一个暴民事件，转换成一个新时代的代表人民主权的象征。换句话说，突变事件作为结构的转化，是通过历史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而达成的。然而，这些互动有着怎样的社会心理基础和认知机制？分析者又如何捕捉这些互动的形态？这一分析如何有助于我们理解大时代的剧烈变革呢？

历史制度主义和“过程社会学”的学者通常将这类突变称为“关键并发点”（critical junctures）或“转折点”（turning points），但相关著述或者囿于理论阐发，或者将偶发性作为外在因素加入以结构性变量为主的并发式解释（conjunctural explanation）模型。真正以突变时刻本身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则付之阙如。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尔马科夫的书提出的群体对位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富有启发的思考。这本题目看似抽象而枯燥的书，为我们重现了这样两个戏剧化的历史场景：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魏玛共和国国会，被兴登堡任命为总理（一月三十一日）不久并利用国会纵火案（二月二十七日）大肆打击左翼力量的希特勒，提交了授权法案，要求国会授予其内阁超越于法律的全权，以面对动荡的政局；一九四〇年七月八日至十日，从巴黎败退到维希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国会，收到副总理拉瓦尔要求授权贝当总统的政府全权制定新宪法，以便与德国媾和，重建国家。这两项动议，都意味着民主共和的自我终结和向绝对权力的让渡，也是国会为自己签的死亡协议。在两个案例中，执政者都只能掌握少数票，代表们中间也有普遍的抵触情绪，但在几天之内，形势反转，魏玛议会第三大党、具有天主教背景的德国中央党转而支持授权法案，使得法案以超过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同样地，维希的国会议员也压倒性地通过了对贝当的绝对授权。


1940年，希特勒在法国与贝当会面 (来源：b/w photo)

为什么这些国会代表们会改变立场、集体做出出让权力这个他们中很多人稍后都后悔不已的决定呢？在仔细阐发和论证他自己的“群体对位”理论之前，尔马科夫首先（第三、四、五章）逐一审视了三种常见的解释：对强制的恐惧；对授权法案意图的误判；意识形态上的共谋。不管是当事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常引用这三种理由。然而尔马科夫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和精到的回归分析一一加以推敲，指出它们都没有告诉我们最关键的故事。纳粹和贝当政府的强制绝非充分的解释，强制之所以必要，恰恰是因为抵抗不仅可能而且实实在在（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集体否决），代表们并非别无选择；强制不能直接导致同意，需要解释的恰恰是这种同意如何被群体性地制造出来。同样的，对授权法案意图的误判虽然存在，但只是极少数，相反，大多数议员都明白法案的通过就意味着共和的覆灭和绝对的独裁。最后，思想史家偏爱的意识形态共谋解释（譬如天主教中央党的保守主义与纳粹主义的某些威权思想有亲和力），也多是事后的夸大，而忽略了多数转而支持授权法案的议员在数天前都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甚至之后也为投了赞成票而后悔）。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把每个议员（或党团）的投票选择作为单个个体的行为，而是要重现他们之间在这段短促的时间内高度密集的互动。


1930年7月18日，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鲁宁向议会宣布总统兴登堡的决议，下令解散议会并依据德意志宪法进行重新选举（来源：CollegePark, Md）

这种互动，其所处环境的核心特征，即是查尔斯·库兹曼所说的混乱和不确定性。但尔马科夫指出，我们对这种群体性的不确定感（collective indeterminacy），认识得远远不够。当常规的秩序受到挑战，人们约定俗成或惯习支配的行为选择也不再想当然了。在这样的情境下，人们做决定时会比常规时期更加注意和依赖同侪的言行。也就是说，此时人们会“面面相觑”，以期得到有参考价值的表态和暗示。人们对共时性有高度的敏感，仿佛进入一种共振状态，彼此微妙的立场变化都会相互影响。这样的场景，尔马科夫定义为“群体对位”。当然很多人都可能经历过，但其社会学的意义却未被揭示。群体对位，并非是大家必然要形成相同的立场，而是每个人都需要通过对他人的选择来定位自己，做出在信念上可以说服自己的判断。

当一位国会代表面对授权方案的投票选择时，他所要考虑的他人，一是全体国民（polity），因为他的决定有改变政体的宪政后果；二是他的选区选民；三是他的同侪。他所要考虑的个人利益，则包括自己的人身安危、政治信念和对他人的责任。尔马科夫缜密地考察这些考虑的相互关系，并用大量设计精巧的量化分析说明，国会代表们看似个体性的选择，是如何仰赖于他们同侪的表态，而时常与其他参考群体相悖（譬如，纳粹党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出现后挫，而非节节攀升；中央党影响下的工会普遍反对授权方案，但代表工会利益的中央党议员们却较早倾向于投赞成票）。由于意识到大家在做一个休戚与共的决定，个体所关注的是每个特定同侪的言行中所透露出的群体风向。这种“我”与“我们”之间转换和混淆的深描，正是社会科学中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核心。


1932年8月30日，纳粹成员在德国议会上聚集（来源：维基）

尔马科夫区分了三种群体对位的机制：依次对位（sequential alignment），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默会协调（tacit coordination）。依次对位，是同侪们挨个决定，每个人参考前面的人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一机制，博弈论以及格兰诺威特的集体行动门槛理论能够比较充分地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分析。但相较而言，这一机制比较简单，而后两种机制则更为复杂和有趣：如果说前者是行为主义的对位机制，那么后两者则属于推断性对位（inferential alignments）。地方性知识，指的是同侪们在混乱之中，小规模的接头、吹风、八卦、传谣等，场景可能在休息室、走廊或私下的会面场所，参与者可能是同党、同乡、同学、朋友甚或不熟悉的偶遇者。而默会协调，关涉的不是私下的推断，而是从同侪公开正式的表态中判断群体风向的认知过程。

在两种推断性对位机制中，最能影响其他人考量的，并非由职务或立场而决定。相反，坚定的反对派（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和坚定的支持派（纳粹党议员）的宣示，往往对处于群体不确定感的同侪没有影响，而真正成为风向标而扭转同侪的感知与判断的，则是那些言行出乎于其以往轨迹的人；而且，尽管出乎意料，他们的言行却不会被理解为纯粹个人利益和顾虑，而是为群体选择困境提示了出路。这些成为风向标的人，不一定有意为之，而可能在同侪的误读中成为出乎意外的倾覆点（比如维希国会最后一天皮埃尔-埃蒂安·弗朗丹[Pierre-étienne Flandin]极富感染力的发言，298-303页）。有时候甚至是关键人物的缄默，也被同侪们作为重要的信号。


1940年11月18日，皮埃尔·弗朗丹支持协作的维希政权的政策（来源：Gallica）

虽然群体对位的机制在这两个案例都适用，但它们起作用的方式则各有不同。魏玛国会党鞭的作用很强；而法国的政党相对松散，特别是在撤退到维希之后，代表们在确立自己的判断时，党团的作用已经很小。在第八和第九章中，尔马科夫以极为缜密的分析，一步步重现代表们在混乱之中相互探知、辩论、影响的跌宕起伏，以致最后向独裁者做出群体让权。这个决定，如果纯粹做个体意见的统计，在他们中间是少数，他们之前不会同意，之后也都纷纷后悔或将其合理化。而群体对位的过程，就是他们在彼此互动之中建立了一个自我欺骗和说服的群体感知：妥协与绥靖可以接受，也许当政的责任感会让全面集权的希特勒和纳粹党变得温和理性，也许贝当不会独裁，让他全权重整旧山河不会坏到哪里去……

群体对位理论的核心，在于透过对史料的细心整理，按着时序着力再现同侪们在互动中建立相互说服的错觉和自欺。共时性的互动和历时性的记述，个体告白和群体感知的转换，其间的辩证，就在方法论上提出了值得慎思的问题。除了正式的会议记录和少数参与者当场的记录，一般的史料，都是个人在事后的记述（稍后的表白或更后的回忆录）。而个体的记述，由于自我合理化的需要，往往会遮蔽或置换共时性群体对位的信息，而代之以历时性的叙事。这一问题，并不仅是历史学家一般说的亲历者可能会美化自己。而是说，共时性群体对位的社会学过程，在常人以个体动机和信念为主轴的思考中可能被掩埋，个体所陈述的他或别人的动机，可能恰恰是群体对位过程的结果，而非他们在共振关系实际中的原因（包括关注自己在群体和同侪中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家要摈弃亲历者的误识，相反，正像尔马科夫在其方法论附录里引用布尔迪厄所说的那样，这种误识是行动者“对他们自身实践的实践性理解”（333页），其本身是社会科学家了解同侪互动之社会效用的一环。因此，在第九章（特别是286-295页）和附录中，尔马科夫详尽地论证了他如何从这些记述中厘清和透析国会同侪的互动，以及群体信念转变间对于个体建构自我与他人动机的误识的影响。

在社会理论中，群体对位理论这种强调同侪高密度互动产生出乎个体意料之外的群体结果的旨趣，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描绘的群体沸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如果说尔马科夫的《自我淘汰》所处理的“群体让权”是有关群体的自我消亡，那么群体沸腾则是一个群体产生（或再生）自我意识的过程。在《自我淘汰》出版七年之后，尔马科夫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二〇一五）上发表了一篇广受关注的长文《偶变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Contingency），其研究的主题，恰恰是涂尔干用来说明群体沸腾的经典案例，也即是法国大革命中的八月四日之夜。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 edition , June 15, 2008）

对于尔马科夫来说，群体对位理论，同样适用于八月四日之夜的群体沸腾。与涂尔干不同的是，他认为群体沸腾“应该被当作被解释项，而非解释项”（99页）。这是因为，它与群体让权一样，都是在普遍的不确定感中同侪们密集互动的结果，是“某种（群体）对位过程中所涌现的特征”（69页）。在《社会科学历史》（Social Science History）二〇一〇年春季刊中关于《自我淘汰》的交锋中，尔马科夫面对三位批评者，特别强调了偶变的重要性，也即是说，在两个群体让权的案例中，如果群体对位的其中有些时序或环节有所变动，其结局都可能大不一样。在分析八月四日之夜时，他同样指出，涂尔干群体沸腾所着墨的情绪机制，忽视了这一现象的偶变性和涌现性（emergence）。他在二〇一七年《美国社会学杂志》七月刊中回应兰道·柯林斯从涂尔干理论（以及戈夫曼互动仪式论）衍生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出发的批评时，特别指出，如果只谈群体沸腾的情绪机制，会导致片面强调同侪彼此情绪感染的心理趋势，从而倒果为因，忽略了群体对位的认知机制。突出群体对位的偶变性，对他来说，又与历史制度主义的并发式解释中将偶变作为外部因素引入结构性变量模型不同。这种偶变，要纳入参与者互动的解释模型的内部。因此，群体对位理论，就在于捕捉互动中涌现的偶变的结构性。与《自我淘汰》一样，《偶变的结构》一文，通过缜密的史料挖掘和梳理，重现了八月四日之夜这一现代史上关键的突变时刻的产生机制。在完成这两个著作之后，尔马科夫已经着手分析一九八九年的东德事变和稍后的南斯拉夫解体，进一步拓展这一理论。

如果要衡量群体对位理论的意义，我们需要回顾现代社会理论中关系性分析（relational analysis）的传统。无论是布尔迪厄还是查尔斯·悌利，都强调用关系性分析来彰显社会学的科学性。他们一手承接马克思的结构性思维，一手延伸法国结构主义对于文化结构的揭示。然而，由于他们强调持久稳定的社会结构作用于个体之上的关系性，其揭示的社会机制，往往与结构性变量的主流社会科学思路的决裂并不彻底。值得庆幸的是，过程哲学，特别是实用哲学的行动理论，为社会互动中涌现的关系性分析提供了一些支持。乔治·赫伯特·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中，指出了客体我（me）与主体我（I）所具有的关系性有所不同：客体我的关系性来自过去，而主体我的行动指向现在时（the present），本质上内涵创造性与偶变性，但其涌现也具备结构化特征。


《心灵、自我与社会》（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nnotated edition, May 12, 2015）

那么，分析涌现中的关系性，会面临怎样的方法论挑战呢？米德在后期的《现在的哲学》（Philosophy of the Present）中指出，人们行动所指向的现在时的关系结构，是社会分析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这常被常人建构自我认同的连贯性所遮蔽。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宗师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在其《认同与控制：社会行动的结构化理论》（Identity and Control: A Structural Theory of Social Action）中，也进一步阐发了个体建立自我认同以及对他人认知的连贯性，与社会学对行动的结构化分析之间的张力。常人方法学的对话分析，以及马绍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解释库克船长夏威夷之遇所开启的事件结构分析传统，都逐渐指向对群体动态互动中认知与信念变化的关系性分析，及与常人在这种互动中形成的个体化误识的辩证。在这些前人努力的基础上，尔马科夫对于大时代的突变时刻高度密集的互动的剖析，为社会学的关系性分析所体现的学科独立性做了有力的证明。正是以现在时的关系性分析为理论宗旨，他处理史料之精微可以启迪历史学家；而其研究方法丰富，既包含一般量化社会科学家所熟悉的回归分析，又兼采博弈论的建模。其经验分析之缜密，足见二十年沉潜思考与磨炼之功。


《库克船长之死》（By David Samwell）

这一关系性分析的路径，不仅有别于理性选择理论基于个体具有稳定认同与利益计算的预设所建立的认识，也与思想史家的思想脉络梳理，以及文化转向之后一般流行的文化解释不同。后者，对于历史转折中人们心态转变的描述居功奇伟。但群体对位理论，则提供了别样的思考点。譬如，他对天主教中央党政策转轨的研究，也为理解中文学界所熟知的卡尔·施密特在一九三三年的宪政思想转变，提供了更丰富的情境。可以说，大时代的风暴眼，是人们相互推挤的群体误会。更加全面地重现这种相互推挤，也许比着眼于个体的经历和思想少了诗意，但为我们诠释这种个体经历与思想铺展了别样的想象。同时，它也许能把思想史的眼光，从单个的思想家，转入在特定时期彼此影响、回应的思想群。

那么，群体对位的理论，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突变，有何启发呢？在对一九六六年北京学生的派系形成的广为人知的研究（《东亚研究杂志》二〇〇二年；《美国社会学杂志》二〇〇六年）中，斯坦福大学的魏昂德也指出了群体面对不确定性的情形。他发现，以往将个人社会背景（家庭出身和与党团组织关系）与派系归属直接挂钩的解释，并不能解释最早的派系形成。那年夏天，最早的两边，都是背景过硬的学生。他们之所以分裂为对立的两派，是因为政治精英们发出了相互矛盾的政治信号。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下，相同背景的学生偶然盲目地站在了支持与反对工作组的两方。直到两派为了争夺工作组撤销之后的权力真空需要壮大阵容，出身问题才浮现出来，成了招纳队伍和合理化之前的盲目选择的借口。然而，这一解释将最初的派系选择解读为完全盲目和没有实质内涵的行为；而且它预设的是，这种群体的不确定感，学生有，但政治精英却没有，后者因为存在内部两条路线斗争，是混乱信号的发送者，而学生只是接收者，在政治精英界定的情形中做盲目的站队。然而，这与史料所呈现的政治精英中普遍的不确定感相悖。在《批评历史研究》（Critical Historical Studies）二〇一七年秋季刊的一文中，笔者通过对北大“六一八事件”和清华附中学生“造反有理”出台前后的分析，提出群体不确定性是在学生与政治精英的互动中相互作用：党团直接发动学生参加运动，但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学生，对于运动的性质都不清楚，却又带着自身的习惯和理解做出行动，在互动和误读之中，激进学生与党组织 / 工作组对于运动怎么搞的分歧越来越大，而这种分歧又进一步增加了政治精英间的不确定感和分歧，直到最后，激进学生与最高领袖联手反对工作组。两条路线斗争，因此恰恰是普遍不确定感下精英分歧与学生动员间交互作用产生的涌现性结果，而非解释这一过程的成因。而人们之所以选择用路线斗争来解读，也是因为当事人建立自我认同与对他人的认知的连贯性所致。只有理解乱局中的共振性，我们才能揭示关系性的机制。

当然，由于有关这一事件的史料限制，我们目前无法像尔马科夫那样重现密集的同侪互动。如果未来有足够的史料，我们也可以分析八届十一中全会撤销工作组的决定过程。这个在多数与会者私下不会赞同的动议，是如何在同侪们的群体对位中被接受的？这一过程如何导向《十六条》的通过？同样的，尔马科夫对于宪政变革的关注，也可以让我们试问，在共和国史上，从《共同纲领》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政体，是如何在法律上被转入社会主义过渡的。要而言之，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刻，不乏这样的乱中群策的事例，如果史料充分，群体对位理论会为我们提出耳目一新的问题。

（Ivan Ermakoff, Ruling Oneself Out: A Theory of Collective Abdications ,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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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26 02:30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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