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汉兴 岁月留痕——日记摘录（196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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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束汉兴



初三的时候，语文老师要求大家记日记。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了十几年。至今，过去了五六十年，回过头来看看岁月的痕迹，也是件有意思的事。



我的1958

1958年我初中毕业，以我当时的学习成绩上个中专是十拿九稳的，数学竞赛全校第一名，语文理化均不差，上了中专既不要学费，又有生活费发，毕业后稳稳就业，多好！我却鬼使神差，被老师轻易说动，上了新组建的本校高中，成了母校无锡第九中学的首届毕业生。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翻阅当年的日记，也写下了有关三面红旗的点滴记录。



             1958.10.1      星期三

    今天是国庆节。在这一年里，我们的铁产量超过了英国，我们的小麦产量超过了美国。在这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我们以钢铁、粮食、机械为元帅，交通、电力为先锋，全面发展工、农、文、科及各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明年的今天，吃饭不要粮票和钱。明年的今天，我们都是公社社员，我还是一个民兵。这该是多么愉快的事呢！

     街上，打扮得很鲜艳，横幅标语处处可见，红的、绿的、黄的……一般环绕着庆国庆、大炼铁、办公社、讲卫生为中心。

    上午天气不好，还下雨，我们在教室里听报告，也是谈的炼铁、大跃进等事情。席老师说我们辛苦了，无锡市29日日产2072吨铁，成为千吨市，江苏省是万吨省。这些，也有我们一份力量。是啊，在运砖头时我的手破了还坚持，我的脚给砖头砸疼了又坚持，做矿球，两手多酸，腰多疼，腿多麻，我坚持了，我的确有一份力量。



                  1958.10.22    星期三  

    今天下午听了农民讲师马同志的报告。从过去在四中听过的农民代表讲师团的讲话及今天的报告，知道了农民报告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谈话风趣。马同志的报告生动、动听、风趣，而且里面有许多诗，读起来又押韵，又有节奏，像说快板，我们常要笑。他谈了他们过去的农业社怎么样，也谈了现在的人民公社。这人民公社的好处很多，最合我意思的要算是二十个不要钱。它们是吃饭、柴禾、小菜、油、盐、理发、穿衣、缝衣、帽子、喜、丧、幸福院、幼儿园、托儿所、看病、读书、洗衣、住。这样解决了吃穿住的根本问题，拔掉了穷根子。吃饭不要钱，而且还不要粮票，是“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起先有的农民猛吃，以为是暂时的事，但过了几天后，他们明白了这是经常的吃饭不要钱和票了。但农民也有一些不正常的事。一、卖家俱，认为公社一切都要“公”。二、提取存款。三、出勤率减少。经过社干部讲解公社政策后，这种现象没有了。农民说：“啊呀，我不晓得也，晓得的话就不卖了，害我一张桌子买了一元半钱”。

              三年困难时期      

     1959年下半年至1962年上半年，我们国民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史谓“三年困难时期”。实际上，城市有个滞后效应。1959年的日记我翻了一下，未找到有关困难的记载，1960年已经感到供应紧张了。



1960.3.10.     星期四

头很痛，脑很胀，我上午请了假。我检查了一下，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功课紧张，加上要做数学百题竞赛，脑子经常处于一种紧张状态。第二是休息少，睡眠不足，有时八小时都不到。第三是营养不足，有时午饭都吃粥，菜也很单调，只一个蔬菜。

下午有三节主课，我想如果脱了很难补，就到校上课去了。

晚上，按照袁兆明(团支委)的要求，要我谈谈对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三面红旗的看法，我写了五页纸，一直写到十一点多钟。(晚11:30记)

  1960.5.26.       星期四

  自修课上，席老师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这是关于学生教师健康、劳逸结合的通知。通知规定，学习时间为8小时，睡眠时间要保障8至9小时，要吃饱吃好，保证娱乐休息时间，适当布置作业，提高课堂质量，控制测验。星期六晚上与星期日的时间要由学生和教师自己支配，贯彻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为此，校党委宣布了一些措施，今后星期六晚上、星期日自由支配，下午第四节自修课改成各项活动时间。

会后，各小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感到党和毛主席对我们多么无微不至地关怀啊！大家都很兴奋，提出了许多意见来保证健康，劳逸结合。

            1960.8.13.      

下午参加了北塘人民公社(注：这不是农村人民公社，而是无锡市北塘区，三个中心城区之一。)支援农业生产两万人的群众大会。气氛热烈，声势很大，要做到以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让这个道理家喻户晓。

一路上，锣鼓喧天，五彩缤纷的旗帜盖天遮地，各种决心书、保证书、报名书如雪花纷飞。还有些人，胸前戴上了大红花，他们已经光荣地被批准支援农业生产，下乡去。处处都是标语，城乡一条心，保钢夺粮食。要做到三力支农，一是劳力，二是肥料，三是农药。还听人说，工厂里的工人要下乡支农三个月，我们学生在8月18月也要下乡，支农一星期，因而十五、十六日就要报到注册了。

一个热火朝天的支农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了！

（注：此说没错，我们8月15日报到注册，8月17日开了支农动员大会，8月18日开始下乡支农。）

              1961.2.14     大除夕

    今年我国农业遭受到百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各方面特别是口粮和副食品方面比较紧张，但这个春节，党和政府为了使人民能欢度春节，想尽了一切办法，使人民能吃到肉、鱼，还有其它许多东西，如南货、笋干、面筋、鸭、蔬菜、豆制品等等，供应的东西真多啊，差不多要30元钱呢！从此可见，党和政府对人民生活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对生活不满足的话呢！

    尽管今年农业歉收，我们这顿年夜饭吃得还是很舒胀的，尤其是父亲从乡下带回来的一斤肥肉，是他们粮管所养猪分的肉，好吃极了，我吃了四大块，胃口真好。此外，还有鱼圆、青菜、笋干，都价亷味美。晚上还做了白馒头、团子，团圆。



              1961.5.19      星期五  

    想不到，我也犯上了浮肿病，而且，病得还不轻，脸上、腿上都肿了（早上检查的）。我拿到了买药物的证明单。

我犯浮肿不觉得太突然，因为最近老觉得疲惫不堪，也好几星期没到唐家去锻炼了。这两天做俯卧撑都觉无力，尤其昨天，去接官亭弄都是拖着腿回到家的。

注：（1）接官亭弄是一条弄堂名，属无锡。顾名思义，这里是迎接官员的地方，离我家五六分钟路程。其紧靠大运河，有个码头。年轻时，我常通过接官亭弄，到码头上去洗菜，清洗衣服，因为那个地方有个伸入运河中的木跳板。

（2）：我是1961年9月到上海交大入学，浮肿在1961年5月，高考前。

            1962.4.14     星期六

    第二节课后，定量低的几个同学在陈（生活委员）的主持下开了个会。

    系里将对我们定量低的一些同学予以照顾，增加定量。

    陈认为报32斤上去。他开始横说竖说的意思就是，自己要自觉，要考虑到班级平均定量已经很高了，不要到上面批下来32斤才算好，还说什么要考虑到国家困难什么的。

    我的态度是，既然现在系里要照顾我们，给我们增加定量，这是党对我们的照顾，而报上去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群众的意见是报33斤，就应当走群众路线，或者让班委、支部去讨论决定。这里不是自觉不自觉的问题，应该考虑到五年长时期的问题。我们的实际情况是，粮食很紧，像我现在只能吃到24号，又没其它地方可以照应，为什么不可以报33斤呢？

      薛说，报上去少了，心里不舒服，如果上面批不准，倒也没意见。陈同意他的看法，我也觉得不错。

     这样，在我与柴的力争下，才同意每人报33斤上去。

     这时，黄说，他们32斤的人也要有意见了，于是把原32斤定量的也报了上去。

     附注：印象中定量都加到了33斤。为了解决交大学生的营养问题，东海舰队支援了交大食堂不少带鱼。之所以调整我们大学生粮食定量，是因为非上海籍学生定量比上海籍低，加上副食品不多，年轻学生食量大，普遍不够并且产生浮肿，影响生活和学习，故进行了定量调整。

附记

湖北廖珊女士说：拜读了束汉兴先生的这段日记，对60年前的事有了清晰认识。

我们那时的粮食定量是27斤，搬运站的工人粮食定量32斤。每人每月油的定量四两。七口人的家庭，每月油的定量2.8斤。



         1962.4.27      星期五   

     下午听了系党总支书记的政治形势学习报告。他谈了成绩、错误和缺点，详细地谈了造成困难的原因，克服的办法以及为什么说目前已经开始好转。

     在谈到造成困难的第三个原因时，他称赫鲁哓夫为赫壳头（修正主义者）。

    在谈到目前形势好转时，他说，有些同学所以感到困难刚开始，是由于缩减职工直接关系到大家。他说，现在是国家的大困难变成了大家的小困难，国家好转了，大家也就会好转。不过，要恢复到1957、1958年的状况还要经过二三年的时间。

   听了报告后，感到心情很舒畅。



           1962.6.1.      星期五

    这三天粮食控制得不好。过去姐姐说他们厂里有的工人十几号吃完了饭票到二十几号就睡觉，我还不相信，现在相信了，并且，我的情况基本上与他们相似了，只不过他们的“睡觉”换上了我的“借”罢了。我对粮食问题实在没办法，吃前想省，吃时却省不出。昨天蛮好，本来只吃了13两（注：老秤，一斤16两，一斤不到），结果馒头内加了黄豆粉，很香很好吃，又多吃了三个馒头，一共吃了十九两。超支以后又责怪自己，懊悔不已。可是，懊悔又有什么用呢？现在是吃时开心，过后不开心。这些也许与我思想里七月分可以回家了有关吧。我现在简直没有勇气来保证自己每天吃多少两了。

注：当时大学助学金分五等，分别是2.50，5，7.50，10元和12.50。后来伙食费调整到15.50元。助学金也加了三元。我助学金7.50元，后加到10.50元，家中给我每月8元，5元用来吃饭，3元零用。

束汉兴先生近照

1962.6.15     星期五  

    下午在寝室里听了党委书记几个小时的形势学习报告。

    党委书记讲，全国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在一部分地区，最困难时期并没过去，上海的最困难时期也还没过去。今后，如市场供应，还会有所下降，七月分起，食油要减少一半，变成2.5两（但也还比北京多，北京只2两）。肥皂减成一季度半块。工业现也正在进行调整。

    党委书记讲，全国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但并不是等于没困难了。现在好像是一个人生了大病后全身非常虚弱的时期，当然不是正在生病，而又找不到毛病的危险阶段了。

    每次报告，报告人总要向大家道歉，今天也是如此。

    书记最后谈到了当前解决困难的办法，最主要的是精兵简政。精简职工与城镇人口，这是唯一最有效的办法。

有人精简回家，他就是在为国分担困难，这是光荣的。

附记     

三年困难时期，在年长一辈的记忆中是刻骨铭心的。上至领袖，下至百姓，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在“八字方针”指导下，终于全面恢复了国民经济。

1965年9月开始，我们全部五年级学生参加党中央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我们到上海中华造船厂，以上海市委工作队的名义参加运动，直到1966年5月才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整个大学五年级，全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渡过，未写毕业论文，未作毕业设计，且还延迟了一年多，直至1967年12月毕业分配离校。





              四清运动



          1965.8.27      星期五

    今天听了余仁书记的四清动员报告。

    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我久已渴望的事情，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我对自己能参加这一具有世界革命意义的伟大四清运动感到非常幸福。这是党对我们年青一代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培养。我决不辜负党的期望，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1965.9.6.     星期一  

    今天是我难忘的一天：我第一次到了文化广场，听了陈丕显书记的报告，会场坐得满满的，全是参加四清运动的驻沪部队和大专学校师生的工作队员。

下午到中国滾珠轴承厂听了张队长传达中央召集的工交系统四清运动座谈纪要，听到了许多中央首长的指示。

晚上参加工作队召开的中层以上干部与四清小组代表的揭发大会。

     今天一天的收获真是大极了。



             1965.10.12.    星期二

     秦队长（注：秦川，八十年代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报告的余音还在我脑中回响着，它是那样地激昂铿锵，叮叮作响，一字千斤。报告十分激动人心，叫人听了兴奋、激昂、入神，当然，也有人听了害怕、紧张、失色。这是动员的报告，这是战斗的报告，这是冲锋的号角。一场大鸣大放大揭大议的大斗争马上就要开始了！



               1965.10.14.    星期四

    火山爆发了！广大群众起来革命了！他们已经打消了顾虑，向着自己的顶头上司开火，向着坏人开火，向着资本主义势力开火。他们要出自己久闷着的气，要讲自己久想讲的话，要揭阶级斗争的盖子。

     群众，几千群众，起来了，起来揭发了。这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足以冲垮那资本主义墙基。这是一面巨大的照妖镜，把那些牛鬼蛇神、坏人坏事、坏作风坏思想照得原形毕露。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宰。群众起来革命了，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

    特别是那些饱受旧社会痛苦的老工人，他们成了运动中的急先锋。他们满怀感情地说：“四清一定要搞。不搞，文化广场又要变成跑狗场了。”有的工人一面揭露阶级敌人搞和平演变的事实，一面激动地流下了泪。

1965.11.1.      星期一

    今晚把我写的退出助学金的报告交给了陆丕义（注：班级党支书）。陆丕义说：“写得很好。”并叫我实事求是。我坚决地说：绝没问题，我已经再三考虑过了。

    消除了个人杂念，看到天，天变得多么蓝啊！看着地，地变得多么广啊！我要把整个天地融进我的心胸。

       附记

       入大学后，我助学金7.50元，伙食费12.50元。后来伙食费调整到15.50元，助学金也增加3元，我每月为10.50元，家中每月给我寄8元，其中5元吃饭，3元零用，如购练习本，学校里看场电影（七分钱）什么的。1965年9月妹妹参加工作，每月有30元收入，征得家里同意后，主动退出了每月10.50元的助学金。

    1966.1.15

    老崔（注，我所在工作组组长，沪东造船厂职工）的一天，真是活学活用毛译东思想的一天。

    早晨，迎着江风，飞毛腿似地来到厂里，他讲：这也是锻炼身体，炼好了身体，才能吃得起大苦，耐得起大劳。

    一到厂里，就参加工具组的毛选学习。学习《为人民服务》，老崔就想：厂里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呢？在老崔的提议下，我们职能组四人在上午进行了半天公益劳动，把车间附近原来凹凸不平的积水洼地填平了。老师傅们见了我们都说：“你们做好事了！”

    劳动之前，老崔硬要给我五元钱。他说：你退出了助学金，春节回家可能有困难。我虽然没有接受，但我的心情无比激动。这不仅仅是五元钱（注：上海至无锡火车票，快车2.80元），这是一颗充满阶级感情的心。老崔不仅从政治上，从思想上，从工作上关心着我们，在生活上也是多么细致地关心着我们啊！我想：我才不过与老崔相处四个多月啊！

    下午学习讨论总结问题，他总是启发我们主动考虑问题。谁有所“发现”，他是那么开心地笑起来。几个小时的讨论，一霎眼就过去了。他跟我们讨论问题，总是带看同志式的商量口吻。今天讨论中，我接了次电话，当我回到座位，他马上跟我讲：……你看，这样好不好？还有什么要补充？

    讨论结束后，老崔买来不少馒头，许多人（包括我）吃到了一个馒头。这不是第一次！

    4:30，他去施工组参加反浪费的小组会。小组会回来，又认认真真一面学毛选，一面写日记。

    这就是老崔的一天。因为这些日积月累的一天天，使得他阶级斗争观念很强，阶级感情很深，工作方法很细致，工作作风很深入，学习毅力很顽强。

   尤这样说：老崔是我接触中品质最崇高的一个人。他专为别人着想。

   能与老崔在一起工作，确使我感到十分荣幸，十分自豪。



                  无锡武斗

    1967年的6月，无锡两派群众武斗情况十分严重。我父母吓坏了，以为上海也这样，写信把我叫回了家。



              1967.6.24.     星期六  

    昨晚，我去到西门五爱广场，看的人成千上万，从五爱广场到二八公社的一段路上全是人。全市人民的目光都关注着这里。这里曾是血的战场。

    人们几个一堆几个一群在议论着，他们都在骂“老保”打人，连旁观的小孩也碍着他们。人群一会儿退下来，跑啊，一会儿又停了下来，走了上去。一会儿“二八”大楼响起了鞭炮声，一会儿过来一个头部被什么掷伤的人。开始我还蛮紧张，跟着大家跑，后来就不怕了，索性站到路旁不跑了。

    约九点钟，听见人群欢呼鼓掌声，我放眼望去，只见一队人马过来了，为首的一个举着红旗，上面写着“423”（七中的、六派），后面约有三十人，个个肩扛铁杆，杆头是角形或扁形，两个人一排，前面不少人还戴了安全帽。只见他们走到五爱广场口（距二八还有百多米）摇动“423”红旗，过了一会便走了。“二八”喇叭响了起来，“路上的革命群众赶快离开，不要妨碍我们的革命行动”。然后，喇叭不停地宣读《“九二”革命串联会通令》：“站在路上的革命群众，赶快离开马路，以免妨碍我们的革命行动，否则，将把你们以牛鬼蛇神、流氓阿飞对待，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通令不停地广播，人群不但不动，反而广播一响，就发出“呵……”的嘘声。喇叭火了，读起“最后通牒”：“站在马路上有意妨碍我们革命行动的群众赶快离开马路，否则，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但人群还是站着不走，反而引起愤怒：“妈的，这么多人都是牛鬼蛇神、阿飞流氓吗？！”

    我退到了五爱广场一带听人们议论。一个女的讲得很气愤：完全是法西斯暴行，铁棍子上面的扎鈎一扎就是两个洞，我来了才一歇歇，已经五个人的头被掷破了。我也看到一个女的头上有一个洞，鲜血直流。一个男的眼睛受了伤。这女的还说：“我娘要把我们几个姐妹锁在房里。吓啥？老太婆么是老太婆的思想。”

    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我才离开西门回家，经过三阳时还有不少人。

到下半夜一点多钟，军号接连吹起来，长达25分钟（不少人都听到，喇叭里传过来的），接着“杀啊！冲啊！”的喊杀声，一男一女不停地叫着：“九二革命战士优待俘虏，缴枪不杀，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直到近四点钟喇叭声才停止。

    早上都在传说，夜里大打了，西门桥上还有11个死人躺在那里。早上吃好早饭，我急赴西门。看的人，人山人海，三个一祖，五个一群，在纷纷议论，都说夜里“九二”自己人打自己人。因为主力军已退过西门桥，从五爱广场来的一路和从彭湖来的一路误认了，于是大打了起来，

    当我走到西门桥上，一辆板车推过去，上面死者的头蒙住了，一只手还在外面，蜡黄的，上面还有血，后面三个女人在哭。站在西门桥上，只见去彭湖的桥堍下有三个圈子，那是三具尸体。我心里卟通卟通直跳，但又想看个究竟，看看到底打成怎样，于是也挤下去看。第一个死者身上地上全是血，一只手还戴了手套，旁有铁棍，脸是怪样子。我不忍多看（有些人横看竖看，胆子可谓大焉）。第二个更惨，眼未闭，嘴还张着，脸蜡黄，布满了血，裤子是黑的，半个屁股露在外面，左手上据说吃了两刀，我未细看，只看到左手腕上一个洞，吓人极了。（这个死者据细看的人说，头上吃了一刀，手上两刀，腹上侧一刀，腿上侧一刀。）第三个死者我也不敢去看了，据说头部受伤，手表放在胸口上，据大家猜测是受重伤后因无人救而死的。

    西门桥往三阳一侧的角上的一座大楼主力军占领了。当我走往三阳的路上，开来三辆汽车。第一辆公共汽车上飘着主力军旗帜。第二辆仍是公共汽车。第三辆是卡车，上面的人都戴了安全帽，手持铁棍站着，人们说这是巡逻的。

    死伤这么多人。100个中有99个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而现在，互相残杀，惨啊！惨啊！一笔笔债要记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要记在挑起武斗的一小撮坏家伙身上。

    全市都在议论着……



              1967.6.25      星期日

    下午走到西门一带，路上不时有三三两两背着大刀的主力军走来走去，不时有载着手持长矛大刀的主力军的汽车开过去。

    这种大刀是刀箭厂出口古巴的砍甘蔗的刀，雪亮雪亮的，有80厘米左右长，1O厘米左右宽。长矛是一根铁杆（或洋元），头上弄尖了，还结了块红布。看到这种长矛大刀的“古代”武器，想着那些伤亡的人们，使人感到非常痛心。



               1967.6.26.       星期一

    现在对于有亲人在外的家庭，都笼罩着一层阴影，每天晚上难于安眠，心惊肉跳。这种古代武器、现代战术式的打仗，谁能保证自己的亲人不会横着回来？！

    耀Ⅹ是“九二”小头头，他娘去找了他好几次都未见到，竟急得发烧生病了。小X的姑夫也在外，她的姑姑也急得不得了。第二天早上，人们总要问：昨天夜里打了没有？听说没打，松了一口气，“又过去了一天。”但是，这一天又一天，什么时候有个头呢？人们多么希望中央来一个什么命令啊！

生产继续停顿。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中央命令下达，人们的情绪是不会安定的，秩序是不会稳定的，生产是不会全部恢复正常的。这么多人受了伤，甚至死了，要上班也不可能了。

1967.11.18.

上海全市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服从祖国分配誓师大会”。

1967.11.21.

系里召开誓师大会，坚决服从祖国分配。各系成立了由领导干部、解放军代表、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毕业生分配工作小组，我们班也经过激烈的两派斗争，成立了五人分配小组。这种毕业分配方式，绝对是史无前例的。

后记

毕业分配，是人生道路上关键的一步。分在上海的大部分同学，以后的几十年里无有挪窝的，倒是分在葫芦岛船厂、梧州船厂、柳州船厂的同学，都离开了，有的考上研究生回了上海，有的调动回了上海，或者到了上海附近。广东同学分到广州的两个船厂，后来也调到了有关机关单位。本人如愿分到了南京国防科研单位，谁料经过下工厂、军垦农场两年多的锻炼后，1970年4月单位从南京搬到了武汉。这一瞬，整整五十年过去了。

这中间，经历了1971年震撼的“九一三”事件，经历了1976年痛失三位伟人的悲痛时刻，也迎来了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的时代。

本人有幸参与了笫一代驱逐舰的研制工作，包括设计、工厂现场配合建造、海上试验。八九十年代，全过程参与了第二代驱逐舰的研制工作。世纪交替，本人主持了两型试验船的船体结构及减振降噪系统的设计工作，均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的奖励。

回顾岁月走过的痕迹，我未辜负党的培养，亲人的期盼，为建设祖国强大的海军贡献了自己一份力量。





     束汉兴，无锡人，1961年9月入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毕业后在中国船舶集团公司某研究所工作，从事舰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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