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塞县文化大革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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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革”前期的动乱
    1．“文革”起步 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评“三家村”》的文章。不久，全国各大报刊、广播电台不断选载或播放大量批判文章。安塞县广播站也应时播放类似批判文章。
    同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同月28日，中共安塞县委按照上级指示，召开专门会议，组建了“文革”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4人组成，县委常委、县长石如珊任组长。
    6月初，《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等社论，点火于基层，鼓噪群众“造反”，“文化大革命”全面铺开。
    是年7月下旬至8月下旬，安塞县召开教师集训会，全县中、小学教师和安塞县中学高中部学生参加，县上派出工作组介入。教师集训会始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方式，结合对“三家村”、“四家店”的声讨，上挂下连，开展“兴无灭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观点”。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确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对象、方法、要求。于是，安塞县教师集训会的内容由抽象转入具体，鸣放加剧，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观点”转为“炮打司令部”。不久，批判、围攻的对象逐渐扩大，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之风日渐升级。
    2．“红卫兵” “红卫兵”组织最早见于北京大、中专学校，后风靡全国。安塞县“红卫兵”最早出现于1966年8月下旬。首批“红卫兵”从安塞县中学学生中挑选产生，不要“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子女。“红卫兵”先经过选举，再通过审查，认为表现好的方可参加。“红卫兵”以臂戴“红卫兵”袖章为标志。随着“文革”的发展，加入“红卫兵”舍弃了选举、审查手续，范围逐渐扩大，直到可以自行组建，随意加入。
    是年8月18日，林彪在讲话中煽动学生起来造反。10月，陈伯达在讲话中对“红卫兵”的破坏活动加以吹捧，致使“红卫兵”的破坏活动有恃无恐。安塞“红卫兵”在全国各地的影响下，先出现了“红海洋”化。即手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臂戴红袖章，高唱红色歌曲。
    不久，“红卫兵”的行动转向破“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时，“红卫兵”冲向社会，到处更地名、毁庙宇、扫古籍。安塞首次行动是集合了县中学数百名师生，到20里外的龙泉寺，砸毁了寺中的泥塑神像。后又砸毁滴水沟的大石佛（陕北的第一石刻大佛）。
    “红卫兵”的第三件事是1966年9月初，经中共安塞县委批准，安塞中学首批“革命师生赴京代表团”经过选拔产生，开赴北京接受毛泽东主席的第七次检阅。
    3．大串联 1966年9月中旬，安塞学生开始结伙外出串联。安塞县中的大部分学生及公社小学一些年龄较大的学生大多都卷入了“串联”的行列。“串联”学生所到之处，吃、住、行均由当地政府接待、安排，大多数设有专门的接待站。安塞县从县城到乡村，各级都设有接待站，并有专人负责接待。本县“红卫兵”的“串联”活动，延至1967年3月份基本结束，历时半年之久。
    4．“造反派” 1966年冬，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一部分学生来安塞串联“点火”，煽动“造反”，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随着外出“串联”学生返回安塞，大字报开始上街，各类自行组建的“造反派”组织在学生中出现，并迅速增多。“造反派”组织的名称都由组织者自行命名，人数多少不一。以后，以观点结合，有的组织发展到数百人。在安塞，影响较大的“造反派”组织有“炮声隆隆”、“飞雪迎春”、“炮打刘邓兵团”、“炮打政法兵团”等。在不断产生的“造反派”组织间，围绕揪斗“走资派”的问题发生争执。以后发展到就谁是“造反派”，谁是“保皇派”进行“大辩论”。“大辩论”导致“造反派”内部的分裂，形成对峙势态，长达一年之久。先是口头辩论，继之以互相围攻，最后发展到拳脚相加。在县中学、县影剧院内的数次“大辩论”中，一些人为拳脚所伤。受伤者被同派人抬上街头，游行示威。随着矛盾的加剧，最后形成了势不两立的“联总”和“红联”两大派别，致使武斗步步升级。
    1967年6月中旬，“安塞县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成立。同年7月，该组织更名为“安塞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联总”），制印章一枚，并设有临时常委，组合了各观点相近的组织为一派。“联总”以县中学学生为主体，间有各单位的部分干部、职工参加。1967年6月24日，“安塞地区农民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成立。同年8月26日，更名为“安塞地区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红联”）。“红联”制有印章一枚，集合了观点相近的“造反派”组织为一派。人员有县中学的部分学生，县委、县人委、公检法、邮电、税务、文化等单位的干部、职工和县城周围真郊、徐家沟等生产队的农民。两派观点不同，互相攻击，但在搞打、砸、抢和揪斗“走资派”上是一致的。
    林彪在一次讲话中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等口号，使“造反派”的“造反”日益加剧。在这种形势的左右下，安塞和全国一样，县中学学生“造反派”组织开始以大字报围攻校领导，后发展到揪斗“走资派”，矛头指向各级党政领导。随着揪斗的逐步升级，发展到被批斗者，头戴“走资派”标志的纸糊高帽，身贴各类诬蔑性的纸衣等。揪斗时大多采取体罚。被揪斗者排队站在会场前面，低头、弯腰，以示“认罪”。间有脚踢手打，以至站高凳子、头顶物、罚跪等体罚。除会场揪斗外，还有游街示众。揪斗的办法也日渐刷新，出现有车轮战、拼刺刀等。
    揪斗当权派开始后，本县各级党政部门的负责人先后被定为“走资派”，受到“炮打”、“火烧”、“油炸”，随时听命于“造反派”的传讯、摆布。随着“文革”的深入，部分党政干部和教师也被以各种“罪名”受到惩罚。个别县中学教师以及干部、职工因畏惧无限上纲和体罚侮辱而自杀，各级党政工作部门相继瘫痪。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文革”由县城逐步波及各公社以及乡村。不少基层负责人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坏分子”，受到揪斗和体罚。到1967年下半年，整个城乡都为“造反派”所左右。
    5．非法夺权 1967年1月，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的鼓动下，北京举行了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游行集会。接着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开夺权之先例，称之谓“一月风暴”。受其影响，1967年1月29日，安塞县人民委员会被“造反派”夺权。接着安塞县各级党政权力相继被“造反派”夺取，使全县混乱局面加剧。
    6．三支两军 1967年3月，中共中央为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文化大革命力继续引向“深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下达了“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指示。3月13日，安塞按照上级指示，在安塞县人民武装部的主持下，吸收县委、县人委的部分领导干部参加，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代管县委、县人委被夺权后的事务，并实行军事管制。办公室主任由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李开俊担任，副主任由郭华（军代表）、毕可昌（原县委副书记）、房嘉瑞（原县人委副县长）、张思堂（原农工部长）担任。
    7．武斗 196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致使全国“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急剧升级。先由拳脚、棍棒，逐步发展为真枪实弹。
    1967年冬，安塞县两大组织开始筹枪备弹，组建武斗组织。从是年12月31日起，安塞县境内较大规模的武斗发生四次。此外，两大派武斗人员还参与了县境外数次武斗。
    1967年12月初，安塞“联总”派人从延安、绥德等地搞到步枪4支、子弹百余发，带回安塞。“红联”认为对己不利，积极求助于延安“同舟战友”“一二·八”来安塞拔钉子。12月27日派人前往联系。30日，延安“一二·八”主要负责人带领20余名武斗人员来到真武洞，与“红联”武斗组织徐家沟民兵连一起，研究行动方案。31日凌晨4时，“红联”方面对“联总”采取包围，武斗遂发生。这次武斗持续两小时之久，“红联”派伤1人，“联总”派死1人、伤2人。安塞“红联”遂占领真武洞，与占据延安的“联总”形成对峙局面。
    延安“联总”出于巩固占据延安的目的，于1968年3月20日凌晨，出动大小汽车22辆，武斗人员300余人（内有安塞“联总”4人），由延安“联总”的主要头目带领，开往真武洞。上午8时，形成了对真武洞“红联”的进攻态势。这次武斗为时不长即告结束。安塞“红联”先抵抗，后退出。安塞“红联”死1人，被俘7人。延安“联总”于当日下午3时撤离真武洞，撤出时砸了安塞县委、县人委机关。
    安塞“红联”于1968年3月20日真武洞枪战失利后，主力转移到安塞县沿河湾公社范家沟一带。4月17日上午6时，安塞“联总”武斗人员40余人，乘虚开进真武洞，俘获“红联”武斗后勤人员4人，截获“红联”4万元的存款单和7000元现金。住在范家沟的“红联”负责人得到情报后，即对“红联”武斗人员进行动员、部署，开往真武洞，包剿“联总”武斗人员。“红联”于当日中午12时，赶到真武洞，展开攻势。“联总”自觉不敌，当即丢下俘获“红联”人员逃跑。“红联”遂停止攻打，再次占领真武洞。这次武斗时间短，未造成伤亡。
    1968年4月17日武斗后，安塞两派武斗组织都惧怕对方暗算，“联总”武斗人员又迁往延安，与延安“联总”结营行动；“红联”武斗人员仍转移到范家沟一带活动。7月份，在中共中央“七·三”、“七·二四”禁止武斗布告下达后，解放军开始进驻延安，延安武斗基本结束。安塞“联总”武斗人员在延安已无立足之地，遂于7月30日召开会议，确定了“打回安塞，占据真武洞”的行动方案。31日，70余名“联总”武斗人员返回真武洞。其后，一边建筑工事，一边扩建武斗人员。另一派“红联”于8月15日、16日连续在本县招安公社碾盘沟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攻打真武洞的决定。17日上午12时，“红联”武斗人员200余人开到真武洞，展开进攻的态势，于夜间发起攻击。时“联总”武斗人员增加到120余人，对“红联”的攻击组织还击，双方对峙6天。“红联”死2人、伤2人，“联总”死1人、伤1人。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8118部队进驻安塞，收缴了双方的武器，武斗遂结束。
    除在本县境内武斗外，两派武斗人员分别参与了县境外的武斗。“红联”分别于1968年3月15日和6月中旬参加了攻打延安和志丹县的武斗。“联总”于1967年12月16日到1968年7月18日，分别参与了攻打延安城内“联指”、延安杨家岭、南三十里铺、阳山、梁村山崾崄和防守延安兰家坪、增援榆林“红公鸡”（榆林“造反派”组织）在青化砭石绵羊沟村的武斗以及攻打富县茶坊、延安南三十里铺的武斗。
    8．打、砸、抢 从1967年11月到1968年8月，安塞“联总”、“红联”两大派组建武斗队前后和武斗期间不断进行打、砸、抢，使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双方在县境内搞到各类武器127件，消耗现金15余万元、粮食1.75万公斤、布匹1000余尺、衣物1000余件。其中“红联”动用县人武部、县武装中队坚壁的武器以及各公社民兵武器共98件；“联总”动用各公社民兵武器和公安局武器共29件。“红联”先后到县支行、基层营业所强行提款9次，计人民币26万余元。除被“联总”抢走4万元外，武斗结束交回10万元，其余12万元全部耗尽。“联总”凭抢到“红联”的存折，先后在基层营业所强行提款2次，共计39000余元，武斗结束交回1万元。“红联”多次到商店欠证（布证）强行提取布匹2000余尺，武斗结束交回1000尺；多次到粮站欠票（粮票）强行提粮15000公斤；多次到商店欠证（布证）强行提取衣物500余件，武斗结束全部耗光。“联总”多次到粮站欠票（粮票）强行提粮2500公斤；到商店欠证（布证）强行提取衣服500件，至武斗结束全部耗光。
    在制造武斗事件中，“红联”多次破坏公路交通，致使交通运输受阻。“联总”两次破坏电话线路，隔断了电话、电讯。还于1967年12月21日砸坏公、检、法的档案柜，散失各种档案材料1528件。
    “文革”结束后，本县在清查工作中共查出“文革”中参与武斗和打砸抢事件的有189人，其中8人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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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革”政权的建立和后期的发展
    1．“文革”政权的建立 1968年9月，两派组织的枪支被解放军收缴后，武斗基本平息。这时本县利用会议、广播等一切宣传工具，大造“大联合”的舆论。县上举办了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两派组织的头头都要“斗私批修”，为“大联合”创造条件。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由军队主持，两派组织的头头和部分县级领导干部参加，讨论、确定安塞县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在会议上两派组织为争抢席位而竭尽全力。9月10日安塞县革命委员会成立，设委员35人、主任1人、副主任7人。主任由军代表田广义担任。同时，设立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田广义，副组长刘志敏，成员魏效青。革委会下设政工、办事、生产、政法四大组。
    1968年10月14日至19日，安塞县原辖14个人民公社和有关机关单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取代了人民公社委员会的职权，设正、副主任，取代了社长、副社长的职权。公社革委会成立后，全县180多个生产大队相继成立了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是年，全县“文革”时期的政权组织已全部建立，并按照“左”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运转。
    2.“清理阶级队伍”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先“清理阶级队伍”。也就是要把“文革”初期受到冲击的所谓“隐藏得很深、伪装得很巧妙”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统统揪出来，重新“清理”，批判、斗争。
    1968年9月20日，县上召开干部下放劳动大会，将原县委、县人委、县公检法（时称“三原”）的全体人员分别下放到本县的苗店子、陈家洼、大西洼村参加劳动，“改造”思想。两三个月后，又全部集中到县拐峁农场，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进行“斗私批修”，一直到1971年结束。
    1969年2月22日至3月2日，县上举办县、社两级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县、社两级委员会一些成员进行处理。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不少人被强加上“走资派”、“叛徒”、“特务”的“罪名”，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有“不轨行为”，便施以“无产阶级专政”，捆挷、打骂等逼供讯现象时有发生。对原“三原”人员全部进行排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问题不大的给予“解放”，对没有“解放”的，一边强制劳动改造，一边“斗私批修”、“交待问题”。被定为“走资派”、“叛徒”、“特务”的人，有的集中看管，名曰“牛棚”；有的罚作劳役，专人监管；有的被挂牌游街。
    此外，全县各机关单位、厂矿、公社也分别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开展“斗私批修”。对“清理”出来的所谓“混入革命委员会的不纯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右派”进行组织处理，不少人被下放到农村，实行劳动监督“改造”。
    1969年安塞共有党政干部315人，经过“清理阶级队伍”，公社书记、社长以上干部99人中，被定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的15人；“有重大政治问题”和“犯有严重错误，不宜任职”的22人，占总人数的39.7％。一般干部中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的6人；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11人；隐瞒家庭地富成份和“重大历史问题”的19人；家庭成份和社会关系复杂或本人“犯有严重错误”的19人，占一般干部人数的25.5％。
    1969年3月16日至28日，县教育部门举办中小学教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期间从教师队伍中揪出各类“阶级敌人”31人，全部下放到农村劳动，实行监督改造。这次学习班决定废除校长负责制和班主任负责制，建立起所谓以贫下中农为核心的“三结合”领导班子来管理学校。将教学班编制为连、排、班，设立专职政治工作人员。同年，将县中学下放为社办，公办小学下放为大队办。
    1969年，全县组织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78个，队员2217人。这些人参与了各单位的“清理阶级队伍”和“管理”日常事务。
    “清理阶级队伍”始于1968年冬，终于1971年。其间，全县11名干部、职工自杀，农民12人自杀。“清理阶级队伍”的结果，使本县出现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不少人长期带上了各类坏分子的帽子，接受“改造”，其家属子女和亲属也因此受到株连，招工、招干、参军被拒之门外。
    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冠之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干部下放劳动，称之为走“五·七”道路。1968年9月14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由其工作部门政工组负责兼管知识青年的安置和管理事务。
    1968年11月，县上成立了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1973年10月11日，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李海满任组长，胡步生、刘振夫任副组长，成员由8人组成。同时，各公社成立了相应的组织，由一名党委副书记负责，青年、妇女、教育专干和知青小组北京支援的干部为成员。
    1968年底，安塞县中学初、高中毕业生中城镇户口的学生全部到农村插队落户，农村户口的返乡参加劳动。1968年12月到1969年元月，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景山中学等初、高中生1926人，分别到安塞插队落户。沿河湾、真武洞、招安、王窑、郝家坪、砖窑湾、高桥、谭家营、西河口、楼坪、化子坪等11个公社分别承担了北京知青的插队、落户任务。对知青的劳动、生活、学习管理，由“三管小组”（即队干、贫下中农、北京带队干部三个方面）负责管理、组织。
    1975、1976两年，安塞接收了延安地区文教卫生系统知识青年到沿河湾公社杨家沟、李家湾、阎家湾等村插队。在此期间，安塞在外工作干部子女有不少回原籍插队落户。1970年《红旗》杂志第10期刊出了《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做好知识青年的再教育》的文章，推出了安塞县郝家坪公社肖官驿大队革命委员会作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的“经验”，并在全县推广。后肖官驿大队革委会以此“经验”出席了陕西省青年再教育先进代表大会。
    4.干部下放劳动 除本县干部下放劳动，走所谓“五·七道路”外，还接收外地一部分干部到安塞插队劳动。1969年，西安市原公检法系统一部分干部到安塞沿河湾、真武洞、化子坪、镰刀湾、郝家坪、坪桥6个公社的一些生产大队插队劳动。1971年春，原中共延安地委、行署及直属机关党政干部“五·七干校”，迁入安塞砖窑湾（现为地区农校所在地）。是年秋，将该校所有人员分配到本县岔路坪、苗店等村插队劳动。
    5.“一打三反” 1970年1月31日，2月5日、6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简称3·5·6号文件）。县上据此召开专门会议，安排“一打三反”运动（即所谓“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并先后向商业、粮食、砖窑湾公社派出工作组，摆开“一打三反”的阵势。县上抽调一大批干部、工人，组建了各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老大难”单位，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一打三反”的对象不同程度地受到大会批斗、打骂、体罚、挂牌游街示众、抄家等。通过逼、供、讯获取“罪证”，确定“性质”，戴上政治帽子，然后分别予以处置。
    在“一打三反”中，全县共揪斗各类人员1250人，定案处理1112人，占89％。其中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宣布予以解放的916人，占82％；被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75人，占6.7％；69人以“罪行严重”予以拘留；18人以捕风捉影所得“罪证”，被确定为“敌特”。落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现金122546元，退赔占56％；粮票59945斤，退赔占79％。
    6.“三批一清” 1971年11月开始，用两个月时间在全县开展“三批一清”运动〔即批林（彪）、批陈（伯达）、批资产阶级派性、清查“五一六”分子〕，从县上到生产大队层层举办学习班。23个县级机关单位，按系统划为19个摊子进行。县上共有职工、干部990人，参加运动的775人，占77％。内有党员213人，团员152人。对264人进行培训后，作为积极分子参予本单位的“三批一清”。共揭发各类问题149件。其中被认定为重大案件的2件7起，重点10人；被认定为反革命案积案6起，案件共涉及329人。其中有4起结案，排除嫌疑256人，6人确定为表现不规，3人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7.批林批孔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11月，中共安塞县委向全县干部职工传达中共中央（71）68号文件，至此批陈（陈伯达）整风转为批林整风。1974年按照中共中央（74）1号文件精神，批林中注入批孔（孔子）的内容。批林批孔先在县委、县革委会中进行，逐步扩大到县直各单位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批林批孔以举办“理论骨干”培训班为先导，然后全面展开。将全县32个部门单位和14个人民公社划为5大片，每片由1名县革委会副主任或县委常委负责，实行片片举办学习班，层层发动，人人“口诛笔伐”。参加学习班的人员有公社干部，企业、事业单位干部，北京支援干部，省地插队干部，生产大队党、团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民兵连长、妇女干部、知青小组成员等。批林批孔以批判“克己复礼”、“中庸之道”等为名，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批林批孔中，又插入了“评法批儒”、“评水浒”，上挂下连，影射、攻击中共中央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在报纸上刊登后，在全县干部职工，特别是学校进行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导致学生不服教师管理，学校纪律松弛，将教育战线引入歧途。
    8.“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提出以“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为纲。安塞县按照这一指示精神，对各行各业进行了全面整顿。各项工作始步入轨道，经济形势出现了好转的势头。1976年初，“反击右倾翻案风”刮到安塞，使广大干部、群众又陷入无所是从的境地。是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批邓（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愈演愈烈。全县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唯生产力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条例》等。继而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理论。于是进行“反复辟”、“反回潮”的所谓斗争，工作再度陷入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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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打倒“四人帮”与拨乱反正
    1.一批两打 1970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全县上下敲锣打鼓，欢呼这一胜利。是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罪证材料，全县揭批“四人帮”的罪行。1977年，全县组织学习中共十一大文件，进一步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活动，从车间到地头、从办公室到会场，人人口诛笔伐。1977年11月起，开展“一批两打”（即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进攻）。
    2.清查运动 从1978年11月起，县上开展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清查运动。清查工作分摸底调查、揭发批判、查证处理三步进行。先由工作人员到群众中走访，召开座谈讨论会，了解掌握基本情况。共列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参与武斗和打砸抢事件的189人（其中有农民112人，干部、职工77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的8人。接着在机关单位、农村分别召开“说清楚会”，进一步揭发有关事件真相。在掌握基本情况后，对所掌握的重要事件所涉及的重点人，以单位组织群众大会进行揭发批判。同时设立专案组，通过内查外调、核证落实，作出结论。从1978年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县委抽出两名常委、12名工作人员，举办了“文化大革命”两派组织有关人员学习班。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逐一清理了各个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对重要审查对象，县委领导亲自谈话，核实问题，总结教训，促进思想转化。审查对象中的185人，被认定为犯有一般错误，由所在单位安排“说清楚会”，通过讲清问题，提高认识，即予解脱，不予追究。4人被确定为策划并参与打、砸、抢，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县上组织各种会议，进行批判教育，于1979年3月全部予以解脱。
    3.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初，县委成立了由主管副书记为组长的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全县的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县上于是年5月23日，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摘掉袁玉兴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1月20日，再次召开群众大会，摘掉了马生会右派分子的帽子。至此，原定右派分子的帽子逐一被摘掉，原有工作的安排复职。并对1963年到1965年所进行的点、面社教，打黑风，“文化大革命”中强加上各类政治帽子的人员和城镇居民下放等问题，逐一作了复查核实。到1986年10月，全县共受理冤、假、错案124件（不含知识分子干部案件）。其中平反“文化大革命”前的冤、假、错案41件（恢复党籍、公职1人，单纯恢复公职的28人，取销其它处分的9人，维持原处分的3人）；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75件（恢复党籍、恢复公职的6人，单纯恢复公职的27人，单纯恢复党籍的3人，取销其它处分的38人，维持原处分的1人）；平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错误肃反错杀的7件；纠正“文化大革命”后的错案1起1人。对“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而死亡的进行平反昭雪、补发工资，对其家属子女作了妥善安排。先后给错误处理的61名干部补发工资86000元，解决了40名受株连干部子女的商品粮，原非法收缴的财产全部退还原主。
    1978年，县委成立了“中共安塞县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小组”，由一名副书记任组长，下设办公室。1981年后，由县委组织部兼管此项工作。
    1978年至1986年10月，县委共受理复查知识分子案件33件。恢复公职21人（包括原定为右派3人、违纪1人、历史问题2人、作风问题5人、贪污3人、错误言论4人、其它问题2人、错误下放1人），撤销原处分的6人，适当补偿损失的3人，维持原处理的2人，纠正双打运动中被拘留的1人。给15名知识分子补发工资、补偿损失34000余元；给34名知识分子子女恢复了商品粮。
    4.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县上下纠正了“左”的错误，对“文化大革命”清查、处理不彻底的问题进行补课，从思想上、组织上，全面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拨乱反正，澄清了事非。整党建党，调整各级领导班子，逐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开展农村体制改革，全县14个人民公社恢复了乡（镇）建制，204个生产大队更名为村民委员会，生产队改称村民小组。1980年5月召开了中共安塞县第九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安塞县委。1980年12月召开安塞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改安塞县革命委员会为安塞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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