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效琦 甘谷县人口在1958年至1960年净减少近两万

Gowest

一个县人口在1958年至1960年净减少近两万

人口数字每年底都要统计一次，可以说，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以及以后的数十年间，只有人口数字、耕地数字以及土地面积的数字是比较可信的数字。“三年困难时期”死亡的人口，是一个刻意被掩盖的数字，我曾经和当时担任区、乡领导的许多老人谈过这个问题，几乎都说当时不容许统计死亡人口。但是，只要看一下每个县1958年底人口数字，1959年底人口数字，1960和1961年底人口数字，就可以明白当时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现在手头有一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编纂的县志，我们从这部县志上看看，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甘谷县志》中，1957年底人口数为285348人，1958年底的人口数为285042人，当年净减少人口306人，1959年底人口数字264819人，比1958年净减少223人，1960年底人口数字为245640人，比1959年净减少人口19179人。也就是说，从1958年开始，一共减少人口19708人。到1961年底人口数字为250732人，当年人口净增长5092人。在一个县里，从1958年开始连续三年人口每年呈现减少现象，净减19708人，对此，不知说饿死人是谣言的人们如何解释？

对甘谷县六一年人口的增长，我到现在仍然没有找出数字的可信度或者否定的证据。但是，要指出，这一年许多县人口仍然是呈现减少，从甘谷的有关资料和当时基层干部的谈话来看，这一年年初人口的死亡仍然是严重的，其原因有三个：一是在年初，许多人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吃了供应的豆饼油渣等不易消化的东西，造成原有的吃树皮草根的肠胃难以适应，出现疾病而死亡。二是饥饿使人的身体极度虚弱，一旦稍有疾病袭击，就有性命之忧。三是饥饿的人群一旦有了粮食，如何吃是要特别谨慎的，关系到生命安全的一件事情。首先要喝粥，回复肠胃功能，同时要少吃，不可一次吃得太多。有些人不懂，饱餐一顿之后立马死亡。

还有毛迷把死亡人数说成是统计作假，那么，我们再看看给毛泽东和省委书记张仲良的群众来信是如何反映出被毛迷们说成是“谎言”的1958-1960年情况的（在《1957-1958年甘谷县社会主义教育概述》一文中我已经引用过了给毛泽东的两封群众来信，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我看到的这些群众来信都是回乡工人和其他人员所写，几乎看不到农民的信。这些信所反映的情况还是刚刚开始饥饿，人们普遍把当时的问题看成是基层干部的问题，而将希望寄托在高层干预。到1959-1960年，大量的饥饿和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候，这些来信反而很少了，或许是现实的无情导致这个希望破灭，或许已经没有多少人还有写信的心气。

给毛泽东的匿名信

亲爱的毛主席同志亲切的致敬：

关于我们甘肃省通渭县秦安县甘谷县等三县，在1958年在粮食问题非常正重（大概是严重之误），人民吃粮问题，在国家的定粮是每人四百二拾斤，但是有些地方连皮子是每日生活一人吃六两至半斤，这些问题特别秦安、甘谷、通渭县，有些地方也是同样。

我们党和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这一号召，全国人民非常的拥护，但是由于人民没有粮吃，饿的有好多人都讨饭和逃灾，生产不能推动，有些地方连人都饿死了。在通渭县丁家河饿死两人这是我知道的，对这些问题。地方干部都压下去了。不让人民说饿死的话。谁要说没有吃的，就到谁家里去搜。另外有些说没有吃的。地方干部就压制说：你是破坏分子，所以人民只好饿死，不敢说没有吃的话。

我三月份回家去，仅仅几天时间了解了这些问题。我希望政府首长很好的配（派）人详细调查一下。因为有好多问题我想写给亲爱毛主席，但是我不识字，组织不起来，只好我对亲爱的主席简单的说明一下。

另外还有讨饭不知多少。我看见从甘谷有两个妇女到通渭，在一路讨饭几天没吃，她自己把亲生儿童六个月的儿童就放在中途路上她自己走了

抄转时间58年5月7日

转运站警卫王早娃给张仲良的信

省委负责同志：

我现名王早娃，原籍甘谷县西坪乡王家河村人，现在甘肃省供销社仓贮转运站河北采购组担任警卫工作，只因今年二月份送我爱人回家时在尽（仅）有的叁天半的时间，把我了解的我们农村上的情况向上反映一下，特请认真调查适当处理。

一、如去年十一月和十二月份在我们那里就实行了粮食分配，但我不知道我们社里为什么给其他社员分三次，给我们家里就不分给，从当时看来，情况十分严重，把胡麻衣和荞衣都用来充饥，就我们家里的情况来说，有本村的王东生父亲给助（住）社干部刘信都说了以后刘信都同意分，但社长王进仓仍不同意。因此全家柒口人都到外地作乞讨过活有一月多才回到家中，又在古二月前后，因我二哥和我弟王世娃偷吃了社里的羊（洋）芋籽被社干同志用绳捆，特别是社长王万万用铁棍打人，只因我二哥王宪文有病捆了一绳后就连我弟都编入劳改队了，在劳改过程中，我二哥王宪文因饥（疾）病两方面的形成，所以晕倒在田里叫不醒，口里吐白味（沫），等抬到家里叫醒后就再没有去劳改，休息了几天就和王世杰、王克勤三人跑到外面讨饭过活，至今不知去向。

二、我大哥王耀堂现已饿的不能劳动了，全身肿的很厉害，社员王永德和我大哥也是同样，因病在家中休息。

三、去年今春甘谷有部分农民外跑乞讨，个别的村子差不多半数人都走了，甚至有的人连家搬了，如王家河村有的社员把自己的小孩送了人，在这个村子里因粮食问题社员王俊山在去年就吊死了，在劳改队上又发生社员王胡娃吊死情况，究竟是否其它的问题，我不了解。

以上问题，我只是向上级反映一下，特请领导上认真调查，如我家里有错误给以应得的处分。根据宪法的规定就没有打人的权利，为什么农村即不采取说理又不用教育方式，就是打人，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情况呢？

对这一问题的发生，我认为我们县的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对我所反映的问题，请领导上调查后给我来一个处理答复。今后我也会有正确的认识了。无论如何请把这一个问题的结论给我来信答复一下。

此致

敬礼

王早娃

（后没有写日期，但省委办公厅抄转时间为1958年5月7日）

符有关研究资料：

三年困难时期维基百科

直至1980年代初，中国政府的立场，正如「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名称所标示的，认为这场大饥荒主要是

由于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一些计划失误造成的；中国政府也暗示苏联向中国索要债务也是三年

困难时期的原因，但从未能出示苏联索要债务的证据。然而，中国国外的研究者基本认同的观点是严重

的体制和伴随着大跃进的政策转变是饥荒的关键原因。[1]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官方也越来越多地接

受政策错误因素在灾难原因中的重要性，宣称三分之一责任归于自然原因，而三分之二的责任归于错误

管理。

当时中国政府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和伴随的一些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其影响最大

的为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

其时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飢餓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

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

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

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例如经济出现困难，农村出现饿死人情形的1959年[2]，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

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3][4]

在大跃进期间，耕作被强制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而基于私有土地的生产被禁止。这种强制的集体化极大

地挫伤了农民认真干活的动力。钢铁生产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求（以钢为纲）。百万计的农民被

号召和命令脱离农业生产而加入到大炼钢铁的劳力当中。因为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大面积的森林就被砍

伐作为替代燃料，很多铁制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就被捣毁作为炼钢原料。而缺乏基本技术设备的大炼钢

铁运动在巨大的人力和物资投入之下产出的只是几乎没有经济价值的劣质的生铁或者废铁疙瘩。

伴随着集体化，中央政府下令实行一些的基于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 (Trofim Lysenko) 的伪

科学农业革新。这些措施包括密植，指把种子远密于常规来播种并且假设这些种子间不会相互竞争。实

际上，它们当然相互竞争相互妨碍生长，而结果是产量降低。另一个革新是基于李森科的同事Teventy

Maltsev，他鼓励中国的农民实行深耕（深达一两米）。他们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处，而这些泥土有助

于让植物长出超大根系。但是，无用的石块，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层熟土却被埋到了下面。

在集体化农业实施这些极端转变的时候又遇上了干旱和洪水等恶劣气候。在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

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5] 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

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七名。

在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6]大

英百科全书1958年至1962年年鉴也报告了异常天气。这些天气包括香港在1959年六月的5天之中超过30英

寸的总降水，这也代表了同期整个华南天气状况。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产量又在此基础上再下降15%，中国

大陆地区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直到大跃进结束之后的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

回升。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食物产

量下降，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

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7] 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城镇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

的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的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远少的剩余

。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自然灾害，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

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而毛的中国恰恰在因为错误的

经济政策而每年饿死百万计人的情况下，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党和自由

媒体，毛的错误经济政策能够持续三年得不到校正，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7][8]

[编辑]对外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例如，据最新解密的外交

部档案记载[9]，周恩来在1965年5月10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

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又如，根据

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外交部解密档案里，

1960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

。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1962 年，给柬埔寨援建川龙造纸厂，周恩来专门问起造纸厂的废水处理并要

求改进，增加污水处理设备[10]。1962年，困难时期结束之后，援助更加有增无减，例如张郁慧在其论

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 汗时，曾经增加援助数额

，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而1973年，更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总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

https://wxqkyshf.blogchina.com/955840.html

。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同样也描述了对外援助金额“最

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除了对外援助，困难时期的粮食出口情况也逐渐被披露。例如据人民日报后来的披露[11]，1963年5月1

日，跃进号万吨轮从青岛启航前往日本途中触礁沉没，船上装载着玉米近万吨，以及矿产品和其他杂货

等。而青岛港离东营，滨州等山东粮荒重灾区仅有二百公里。

迄今尚无证据证明出口和援助是经济困难的直接原因，但也间接反映了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对于救济难民

的态度和政策。

前中国社科院院长、历史学家胡绳的研究结果

“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千分之一百，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1页）

中科院的研究结果

“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89）

蒋正华先生的研究结果

原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现任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教授在1986年的计算是1700万（1697万）(蒋正华、李楠：《中国出生率与死亡率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的研究结果

李成瑞对科尔和蒋正华的数字进行比较研究，他发现科尔多算了约500万，蒋正华少算了约500万。他认为应该是2200万 (《中共党史研究》1997.2)

廖盖隆的研究结果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在《炎黄春秋》杂志第2000年第3期著文透露，在‘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人之巨。而安徽省则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茆家升: 《曾希圣的功过是非要分清——<曾希圣和“包产到户”>读后》《南方周末》2003年7月10日）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曹树基的研究结果

曹树基的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见《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

国防大学教授丛进的研究结果

“据测算，中国的人口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丛进：《曲折的岁月》第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