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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在关系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大多数现代科学发明领域里，几乎都和我们没有缘分，没有赢得哪怕是一项诺贝尔奖，但是中国人却有一项最具创新性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媲美的发明，即不断制造出让所有的文明人大跌眼镜的“政治帽子”，不断创造出各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标新立异的“革命”词汇。其中“拔白旗”就是中国人创造的政治词汇，不了解大跃进历史的现代人恐怕对这个特有的曾经影响到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社会现象和政治词汇难以理解。
拔白旗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性词汇。“白旗”、“红旗”是“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发明的一种形象化的政治概念。白旗，即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红旗当然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了。拔白旗，插红旗，也就是“灭资兴无”的意思。
毛泽东的思维是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他用这种二元对立思维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并取得极大的成功。在取得政权以后，他继续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开展各种政治运动。其中插红旗拔白旗也属于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这是错误的。因为这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像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要求大家要“将自己和许多人都变的又红又专。”由于认定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道路和资产阶级道路的矛盾，在思想上设置的对立面就是“红”与“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就是促进派与促退派，冒进派与保守派,上游与中游、下游，以及所谓“中间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等等。而这些划分以及“大红”、“白的”、“灰色”和“桃红色”的表述正是随后的“红旗”、“白旗”以及“黄旗”、“灰旗”等分类的开始。
1958年5月8日下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敢于标新立异。一个合作社、一个生产队，就是一面旗帜。无产阶级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让无产阶级插。不要留空白点。资产阶级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从此，“拔白旗”就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虽然短暂但却是重要的社会现象和政治词汇，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八大二次会议后，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拔白旗，插红旗要求，《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社论，实际上是公开了毛泽东的插红旗的主张，为拔旗插旗活动造舆论。
毛泽东一句话，全民就像羊癫疯一样开始抽筋。一场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触及到社会所有人员的大规模运动便在城乡展开。
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把许多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从此打入另册，成为政治上的敌人，饱受摧残。那些躲过了反右运动的许多知名知识分子却没有躲过拔白旗。同时，拔白旗和反右派不同的是反右只是涉及知识界，而拔白旗却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和各个阶层。从普通老百姓到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都没有幸免。
拔白旗涉及人数最多的就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在白天像农奴一样进行着没有报酬，高强度的劳动，休息之余，甚至到晚上，还要参加拔白旗运动。那些对高密度种植持怀疑态度人，那些实事求是的干部和农民，或者按传统耕作方式进行生产的干部群众，就是拔白旗的对象。而那些吹牛皮，说大话，虚报浮夸的人被树为红旗。
在普通群众中，拔白旗是把那些说了老实话，或者因病弱等原因而劳动“不积极”干活比较慢的人作为白旗批斗吊打。农民白天劳累十五、六个小时，到了晚上早就又饿又累、东倒西歪了，可还是必须得去参加拔白旗运动。那些被拔白旗的人，在群体性批斗中被置于死地的例子几乎在每个村庄都可以找到。被洗脑的人们往往利用这个机会泄私愤或者欺负弱者。拔白旗不仅仅是利用晚上的时间，白天劳动的时候也利用休息时间。拔白旗的组织者是社队干部。拔出来的白旗，批斗方式和后来的文革有所不同。据我们村里的老人们叙述，当时盛行一阵叫“炒豌豆”的批斗方式：数人或者数十人围成一个圈，把被批斗者置于圈内，随着社队干部的一声令下，这个可怜的“白旗”，就在人圈内像一个豆子一样炒来炒去。为了不至于惹怒社队干部被当作下一个“白旗”，人人都争先恐后地使出吃奶的力气打人以显示自己“积极”。圈子的每个人都对这个不幸的人用拳头推推搡搡，推倒后再用脚使劲跺。那些被打的农民，趴在地上哭爹喊娘，哀号连连。就如同击鼓传花游戏一样，每一次休息都必须从十几个人里找出一个不幸者进行殴打。
在拔白旗的运动中，那些整人的乡社队干部，有的是由于畏惧被拔白旗要拼命表现自己积极而泯灭了人性，有的是本身就是地痞流氓。我举两个在我们当地发生的社队干部为表现自己“爱护集体财产”而致人于死地的例子：1958年8月20日，来星乡共产党员治保主任廉双鱼，看到一个15岁小孩子张甲申拔了生产队里的一个胡萝卜，便用镰刀打这个小孩子，打了还不解气，又抓起小孩子的一根腿，把小孩子提起来，头放在地上猛摔，这时候，这个小孩子已经死亡，但是他还不解气，又在小孩子的腰部踢了两脚。又如武家湾社的一个生产队会计胡锁定，克扣了一个叫黄孟娃的社员的三天口粮，那个时候是公共食堂，克扣了口粮，就意味着你要绝食三天。黄孟娃饥饿难忍，便偷了四个包谷，胡锁定发现后，即拿了一根木柴，在黄孟娃身上乱打，一直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仍然不肯罢休，直到黄孟娃当场毙命。
又如甘肃省通渭县，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组据揭发材料统计，全县50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42个公社主任中，有3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他们的口号是“立场稳”，“心狠”，“手快”，“刀子利”。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53人，打死逼死12人。马营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召开了千人斗争大会，民兵和学生，架起轻机枪12挺，步枪50多枝和土枪助威。他在会场主持斗争、拷打群众160多人，其中，当场被缚送劳教的66人当中因伤致死4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0]364号：《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的情况报告》，1960年4月）
在拔白旗中被批斗的农民有多少，没有人去统计，我们所能看到的资料，只有杨继盛《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一文提到通渭县的一个统计数字：“中共通渭县委1965年7月5日《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指出，从1957年到1959年，在大辩论、拔白旗、批判富裕中农冒尖人物中，共批判斗争农民10360多人。”该县1958年的平均人口为276742人，按照这个数字计算，仅仅被批斗的农民（不算那些右倾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分子）要占人口总数的3.74%。
这是普通农民的拔白旗，我们再看看基层干部的拔白旗。我曾经听过许多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基层干部说，当时上报数字都不敢到前边上报，因为如果在前面上报，一旦后边上报的超过前边上报的，就会被拔白旗，所以这可是个特殊的“政治游戏”。谁不虚报产量甚至虚报得少，谁就是大跃进运动中的绊脚石，这个单位就理所当然被插上了白旗，单位的负责人自然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场就可以罢官，从此就戴上“右倾分子帽子”。
在反右倾中被反为右倾分子的干部数量到底是多少，至今仍然是个谜，不过，从现有个别县的资料可以看出，估计县、科级干部要分别占到该级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例如甘肃省武山县是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的重灾区，在大跃进中被树立为甘肃省的红旗县，省委书记张仲良的点。据当时任该县县委书记处书记的桐树苞在《武山县反右倾运动回忆》（见《天水文史资料》第十六集）一文写道：“据1961年6月的统计资料表明：全县脱产干部524人（党员干部372人），遭到了不应有的组织处理。其中县级干部8人，占该级干部的31%，科级干部59人，占该级干部的58%，一般干部457人，占一般干部的9.7%。另外，挖出‘反革命’集团5个，成员71人。”清水县县志办公室主任王宗禹文章《清水县“反右倾”斗争回顾》（同上书）一文说：“据后来有关统计资料，反右倾斗争中，先后批斗所谓‘冒尖人’1829人，‘代言人’396人，挖出了10个所谓‘反党集团’，800多名干部和党团员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斗争，其中受牵连的干部占三分之一以上，尤其县级和科级干部打击面最宽，约占50%。有317人分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坏右分子帽子，有的逮捕入狱或看管劳动改造，有的被劳动教养，有的受到党团纪律处分，有的被开除公职。”
阎玉祥《通渭问题思考》一文说：1958年“8月8日，县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在全县开展以‘整党、整团、整社’为内容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有154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因工作跟不上‘大跃进’形势，反映农村实际情况被‘拔白旗’；99名干部被‘拔黑旗’（指敌我矛盾）。开除党籍118人，留党查看32人，党内严重警告37人，警告21人，取消预备期21人，撤职52人。同时大会批斗群众1754人，劳教365人，管制改造763人，捕办95人。”
对那些被戴上右倾分子帽子的干部，和右派分子一样各地的办法基本是劳动改造。我们村里的一位“右倾分子”是当地一个小学的校长，名叫王乃宽，被拔白旗之后，即被发配到治渭工程劳动，在批斗和饥饿中死亡，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不久饿死，留下两个孤儿，被其伯父收养。这些在反右倾中死亡的右倾分子到底有多少，没有人去统计，人为的隐瞒使之和整个大饥荒、文革中死亡的人数一样是一笔糊涂账。
以武山县设立的专门用来集中右倾分子的劳改营草滩农场为例，据2002年编纂的《武山县志》记载：“1959年 8月，县内开展反右倾运动，定性处理200多人送原漳县草滩劳动改造，其中因疾病和饥饿死亡40多人。”而在当时任县委书记处书记桐树苞的《武山县反右倾运动回忆》一文中，这个事件的叙述则成为99名干部，死亡9人。原文是：“反右倾斗争发生更严重问题的是草滩农场。反右倾后期，县委决定在草滩办农场，将反右倾中有各种错误的干部集中劳动锻炼。。。先后集中了99名干部在农场劳动。草滩原属并县前漳县的一个公社，海拔在2000米左右，潮湿寒冷，居住条件简陋，生活艰苦，医疗条件差，加之干部管理严格，劳动强度大，并有违法乱纪等现象没有及时纠正，使劳动的干部发生严重疾病，甚至死亡了9人。”笔者曾经访问过到草滩农场劳改的干部，他们的回答是各种各样，有说死亡38人的，有说死亡37人的，也有说死亡20几个人的。据在这里曾经劳改过的干部的叙述，这里就是武山县的“夹皮沟”。高强度的劳动，饥饿、疾病和残酷的斗争，使这里成为死亡集中营。老干部王治业，是当时的区委书记，后反为右倾，发配到这里劳改。他给我叙述过他亲见的两个死亡案例。其一是一个干部背柴火，饥饿难忍，在路上拣了半截干萝卜，咬在嘴里充饥。到了半路上，他说实在走不动了，几个人就坐下来歇。歇了一会儿之后，当喊叫他起来走的时候，却发现早已经断气，而那半截干萝卜还含在嘴里。其二是一个干部被撑死。这个干部是个大个子，有一天晚上，他钻进食堂，偷了馍馍，回到宿舍，饱餐一顿，第二天早上，叫他起床，没有反应，揭开被子，却发现已经死亡。
我们可以看到，拔白旗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是大跃进的一个组成部分。拔白旗的始作俑者就是毛泽东。
拔白旗运动实质上就是文革的一次预演。这场运动虽然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但是时间比较短暂。这主要原因是毛泽东还没有形成文革时期那样的思想和组织准备。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参加了《北京日报》“党的生活组”的讨论，当时的讨论已经受到“插红旗、拔白旗”风潮的影响，错误地点名拔了一位同志的“白旗”。当时讨论题目是“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刘少奇换个角度说:“这个提法,答案就只能是应该有或者不应该有……这个提法是不是有问题呢？”在他的启发下，讨论的主题变成了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这样调子经刘少奇的点拨，避免了绝对化。１９５８年邓小平在听取康生、胡乔木、胡绳、邓力群等人汇报学校教育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时说：“拔白旗不要乱拔，是拔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拒绝党的领导、要党听他的人。至于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造成一种百家争鸣的环境和气氛。要允许人家讲话，要让人家讲完，做到畅所欲言。发现知识分子有些沉默，要注意。”１９５９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全国各地主持教育、宣传、出版工作的干部会议上说：“红旗可以插，白旗、灰旗不要拔。”同年罗荣桓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一个会上说：“现在看粮食越紧张，越是去年放卫星的地方，不紧张的倒是去年插白旗的地方。”７月２１日，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发言：“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同“大炼钢铁”等运动一样很快就由于违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而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运动来势迅猛但结束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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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12 02: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