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效琦 评第二次文革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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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文革没有复制的条件，类文革或亚文革从未远去

最近因为任志强的一番言论，引起许多媒体上大批判文章纷纷发表，让许多左派人士手舞足蹈，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同时也让许多被称为“公知”"右派"的人士惊呼文革来了。其实，要说原版的文革，虽然发动者自我陶醉，声称要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却再也不可能复制了。但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文革已经侵入到这个民族的血液中了，从来就没有远去，不过是范围大小和影响面大小的区别。

     为什么说原版文革再也不可复制，这是因为：1、没有了一个“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权威。当初发动文革的时候，有一个可以呼风唤雨的绝对权威，这个权威可以“用一根手指头”就打倒国家主席，可以发动起红卫兵冲军区闯省委砸烂公检法围困中南海揪斗国家主席，到飞鸟尽狡兔死的时候，一句轻飘飘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就可以把他们赶到农村。这些曾经的“良弓”“走狗”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现在有这样的权威人士吗？没有了。再说了，现在假如有这样的权威，有这么一个权威真的发动起像当年那样的文化革命，让现代的红卫兵揪出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批倒批臭斗垮斗死了，这些有功之臣怎么安排？再让立下大功的现代红卫兵上山下乡？那还不闹翻天才怪。

    2、没有了当年文革那样的舆论环境。有人可能会说，权威是树起来的，中国人有这个土壤，只要有人鼓吹，就能够树起这样的权威来。问题是树立这样的权威，需要一个完全封闭的舆论环境，就像当年，人们只能听一种声音，看一种报纸。现在有这个环境吗？没有了，互联网的普及，自媒体的广泛出现，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人们可以在不同的信息中自我选择和鉴别，没有了单一的信息灌输，文革的舆论环境已经不存在了。

3、没有了当年文革那样的经济基础。文革之所以能够发动起来，除了前述的两个条件，还与当时的全民公有制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固化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公社的经济单位里，在这样的公有制单位里，真正做到了“利出一孔”，每个人的嘴都被一张无形的巨掌卡在你的咽喉，听话才有那一口活命的饭吃，无人可以逃出政治运动的窠臼，否则你只有缝上那张嘴。现在虽然国有垄断企业占据着许多赚钱的行业，但是从就业人数比例上，私营个体经济占绝大多数，而且人口最多的农村也已经不是人民公社了，要这些人像当年那样参加频繁的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除非你天天给他发工资，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使原版文革的复制失去了经济基础。

    4、砸烂公检法，国家专政机器在造反派面前必须全部失效，原版文革的这一做法没有再现的条件。1966年8月22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让他的公安部给全国的公安系统下了一道死命令。第一条就是：“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第四条是：“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第五条是：“警察只在街道维持秩序，遇有打架、斗殴，可以劝解。如果学生打了警察，不得还手”。 为了显示这道命令的权威性，其题目就是《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开场白就是“中央同意公安部的规定，希各级党委遵照执行”。文革为着能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能够砸烂整个国家机器，敢于这么做的条件，一个是军队的支持，这个是现在可以做到的，第二个是价值观的一元化和信息来源的一元化，这个现在没有了。那时候的人单纯，当时正当壮年的人们都是从民国时候过来的人，虽然经历了持续的政治洗脑，有着狂热的政治热情，但是礼义廉耻的一套还在多数人的头脑中存在。现在的壮年人都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人，既有文革的无底线人格，又经历过拜金主义的洗礼，如果原版文革发动起来，类似的公安十六条一下，恐怕揪斗走资派和贪官污吏排不到第一位，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抢银行，先捞足了钱再去干别的。排在第二位的应该是找那些仇人报仇，这里当然有走资派，不过这些走资派大概首先是与自己接触频繁，与自己利益有过交集的有权机关的头头脑脑们，企业老板们，这些人欺压过自己，先革了这些人的命，估计文革道县和广西的惨剧重演是大概率的事情。至于高层的周永康徐才厚们，离的太远，和自己的利益也没有切身的联系，怕是不会去理会的，至于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样的事情，如果能给自己签证出国，就不会发生，如果做不到，也有可能。至于当年的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解救地球上处在水深火热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这些远大的目标，现在的人恐怕找不出几个人来。

    没有了上述的几个条件，原版文革就不会再现。文革之后的任何人想再现文革，复制文革，都会成为历史的一个笑柄。这一点重庆的经历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原版文革没有了产生的条件，也不会复制，总体上发生文革那样的集体疯狂的可能性已经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失去了条件。但是，我们一直处在后文革时代，类文革亚文革从来就如影相随，跟在中国人的后边，从来没有远去。文革后，只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党内有过比较深刻的反思和思想解放，但是即使是那个时期，文革的魅影也没有离开过中国。所谓类文革，亚文革，就是类似文革次属文革局域文革局部文革。类文革亚文革具有文革的某些属性，某些手法，某些特征，而不具备文革的本质特征，这种类文革亚文革从全国范围内已经发生过多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批人道主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九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最近的批判任志强等等。由于红卫兵一代人无论是官场抑或民间都还在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力，这一代人都会不自觉地把文革方式、文革思维、文革路线，带到行动中。从局部来看，几乎可以看到文革在我们每个人身边每天都在发生，广场舞大妈唱着文革歌曲，跳着文革舞蹈，电视网络毛派文人政客在运用文革语言发表着文革一样荒诞的文章演说。前两年反日大游行中的韩德强打八十多岁老人耳光，在无良政客操纵煽动下的打砸抢，就是证明。各种五毛党自干五用下三滥手段的告密举报，明目张胆充当恶政的打手，昧着良心攻击茅于轼这样德高望重的前辈，任志强这样敢于直言的人士，把他们污蔑为汉奸，美狗，极尽攻讦之能事。这些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就是文革思维我前几天发了一篇祭奠遇罗克的诗歌，后面一个网名为“沙泉岭上有仙人”就跟帖说“看来，对汉奸人渣用文革不行，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从肉体上予以消灭！！！！！要掘地三尺！！！！！要斩草除根！！！！！！！！”　这就是典型的文革思维和文革方式，杀气腾腾，暴力语言，赤裸裸的威胁。这些人把他看不惯的所有人都看做是应当从肉体上消灭的对象，其人性的泯灭可见一斑。

     总之，文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例如奴性思维，个人崇拜，非白即黑，暴力思维，斗争思维，人格分裂，崇高名义下的无恶不作，宁左勿右，抢占道德高地，偷着告密，落井下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以及出卖良心，无限上纲，揪辫子，打棍子，莫须有做派等等，这些东西许多来自我们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性的阴暗的一面，在我们的传统中已经存在，但是不是主流，属于帝王之术的法家和兵不厌诈的权谋之术，即后来所谓厚黑学的范畴，经过文革得到放大并得到强化固化，重新进入我们的传统，消除这些精神糟粕，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恐怕只有在一个民主的健康的社会环境中，才可以沉淀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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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模式和红歌潮：一次文革的回光返照还是二次文革的序曲前奏？
2011-05-01 16:48:20

重庆模式和红歌潮：文革的回光返照还是二次文革的序曲前奏？
重庆模式和红歌潮，成为当今中国政治的一大景观，发端于重庆的唱红歌正高调向全国推广，到处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唱读讲传”运动。看着那些或者目光呆滞如同木偶，或者神采飞扬如醉如痴的红歌演唱者，真使人有恍如隔世，回到文革时期的感觉。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红歌中长大的，开始认字就是学的“毛主席万岁”，虽然饥肠辘辘，但学的是“吃水不忘打井人”、“吃馍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到了文革时期，更是八亿人民皆疯狂，阶级斗争天天讲，红歌天天唱，怀揣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打倒帝修反，打倒刘邓陶，今天批斗张三，明天砸烂李四，“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大概就是有些人说的“上世纪5、60年代，虽然中国很穷，但精神状态很好，干了很多大事。”今天红歌如潮，对许多人来说，唤起的是痛苦和创伤，唤起的是年轻时代的轻狂、白白失去的青春和成长经历的记忆，而对那些文革即得利益者，那些奉旨造反肆意妄为的造反派和打砸抢分子可能唤起的是对昔日“激情燃烧岁月”的留恋。面对红歌，有人情有独钟，是想回到文革时期实行“大民主”，再来一次“当家做主”，“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大碗喝酒大碗吃肉，无法无天，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批斗谁就批斗谁。对此，恐怕是当局者并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唱红不唱“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续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有人竭力推崇红歌，是想证实自己“根正苗红”，思想正确，最有资格当革命接班人；还有人热衷于唱红歌，只不过是从小天天强制灌输的就是“抬头望见北斗星”“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红歌，除此之外，就没有会唱的歌，这些歌曲伴随着他们成长，因此唱红就意味着唱他们的童年、青少年，唱红就是怀旧，就是一种情绪的发泄，所以并没有多少政治意味。还有更多的人则是按照权力者的意志和安排，被组织起来进行的表演，唱情歌还是唱红歌，他们并不在意。唱红还有一种说法是借助“政治正确”来改善民生，打黑除恶，如果是这样，那真的是菩萨心肠。但是，改善民生和打黑除恶有必要来借助唱红来造势吗？改善民生也好，打黑除恶也好，需要的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需要的是权利制约权力，需要的是人的基本权利的法治保障，而不是人治的回归。依靠人治改善的民生是靠不住的改善，依靠人治打黑除恶即使真的净化了社会风气，也是短暂的靠不住的净化，就像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盛世总是那么短暂一样，免不了人亡政息，周期循环。

据报道，唱红两年多来仅重庆全市开展红歌传唱活动12.8万场，经典诵读展演活动2.8万多场，举行故事会7.01万场，手机和QQ 用户转发箴言1.3亿多条次。干部群众参与面达93.4%，满意度94.7%。那么全国唱红的规模将是一个更大的数字，这背后的行政性开支有多少？为此纳税人的负担是多少？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一次群众性演唱会，除了给演唱人员的服装场地等开支，还有这些人大量工作时间的被占用，那么这些是否也属于“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之列？再看民众对红歌的欢迎程度，是否就像媒体宣传的那样，或者像集体造势所展示的那样热烈呢？今年，重庆卫视在1月和3月两次宣布改版，以“中国红”为基调，以弘扬红色文化为定位，成为所谓的红色频道，但是据报道收视率由排名前列倒退到“排名全国第34，省级卫视中排名第22”，人气指数空前下降。据说，为了维持重庆卫视的正常工作，度过效益不佳的危机，目前，重庆市政府已决定每年拿出1.5亿元进行补贴。这给那些借民众造势的人们来说，是在是一个最好的回答。

中国人数千年来一直在迷信中度过，各种各样的巫术从古代一直流行到现在，在我们家乡的农村，至今可以看到巫婆神汉口中念念有词，用咒语法术为人治病的。据说唱红歌如同念咒语，同样具有神奇的治病效果。1971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治好了精神病》的文章，说解放军一六五医院医疗组和湖南郴州地区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愤怒揭发，批判了刘少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滔天罪行”“打开毛主席著作，寻求答案。”通过学习毛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樱。”“大家认识到：精神病人都是阶级的人、社会的人，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精神病人的言行，就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病人的病态和他们的阶级地位、社会生活是一致的。向解放军表达热爱毛主席的思想感情的病人，大多数出身好，平时表现也好。”“而那个毁坏公物的病人，一查问，原来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世界观根本没有得到改造。”“徐桂兰就和她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散布的“读书做官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帮助她解开思想疙瘩。经过教育和帮助，病人主动写信给她的未婚夫，要他向张思德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病根挖掉了，加上经过新针治疗，这位病人很快痊愈出院了。”

无独有偶，2010年《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发表《唱读讲传红遍重庆》的报道，称，“红歌一唱，神采飞扬；经典一读，智慧十足；故事一听，明理舒心；箴言一看，百读不厌”，据说“唱读讲传”活动产生了巨大能量。70岁的退休教师孙明勋高兴地说：“唱红歌不仅丰富了我的晚年生活，还治好了我的抑郁症。”

看着这些似曾相识的种种喧嚣，我们有理由思考：这到底是上次文革的回光返照呢还是下次文革的序曲前奏？如果是前者，那么将是一个短暂的社会思潮的回流，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如果是后者，那么接下来的将是一场在崇高名义下的政治权力世袭和法治名义下的权力倾轧，以及在稳定名义下的思想管制。和上次文革相比，下次文革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除了唱红，利用民间和操控舆论之外，还有虽然不会像文革那样公然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但选拔抑或推动靠得住的自己人接班的要求是相同的。不同点在于上次文革是“砸烂公检法”，“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下次文革则还有法律的形式，只不过这个形式只是个形式，是在权力者掌控下的公检法联合办案。上次文革造反派是打头阵的先锋战士，下次文革大概是靠无所不在的警察来打头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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