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效琦 1957-1958年甘谷县社会主义教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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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1958年甘谷县社会主义教育概述
2010-06-12 08:25:26栏目：默认栏目1887 4 40 0
1957-1958年甘谷县社会主义教育概述
按照马列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是经济上消灭了私有制，实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而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传统农民是小生产私有者，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可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来，必须消灭小生产才能彻底消灭私有制，因此苏联采取了大量消灭小生产当中最接近资产阶级或者被当做农村资产阶级的富农的政策。一九三○年七月，斯大林在联共十六大的闭幕词中宣布：“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过去所有反对富农的非常措施和这个政策相比都只能算是小打小闹。” 根据苏联学者的估计，在剥夺富农的过程中，被消灭的富农总户数大约在100～110万户，有的地方竞高达总农户的15％～20％。在中国肉体上消灭大量的小生产是不现实的，毛泽东试图把小生产者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改造的主要方法就是“社会主义教育”。针对合作化运动中中国农民普遍存在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想过好日子，不愿把生产资料交给集体----农业合作社的现状，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拉开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序幕。按照这个文件精神，“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第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教育的方式则是“大辩论，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的生活的变化。”

社会主义教育属于农村的整风，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步进行的反右派斗争，是针对城市、机关单位及农村所有工作人员的整风。广大农村地区，机关学校和农村整风是同步进行的，不过在不同的时间段各有侧重。甘谷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中共中央指示的第二天正式开始。1957年8月9日，甘谷县委发出《关于县级机关、中小学教职员工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初步安排意见（草案）》，首先在县、区、乡干部和教员中开展整风运动。整风领导小组组长县委第一书记贺进民，书记秦安国，副组长县委副书记谢述，成员有县长杜景琨、副县长张惠民、宣传部长范培雄、财贸部长孙希文、文教部副部长王受天、组织部副部长杨凤生。8月底召开县区社三级干部会议，开始农村的大鸣大放大辩论。1957年9月20日会议结束时印发的《关于“在农村中开展大放大鸣大辩论”的意见》中提出：“这一次在农村进行的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总的题目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思想的大论战，其目的在于批判干部、党员和团员中的右倾思想，本位主义、尾巴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批判农民中的个人主义与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打击地主、富农和其他坏分子的不法活动，从而提高干部、党员、团员和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保障粮食统购统销任务和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本文从四个方面对甘谷县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情况加以概述。

一、关于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的辩论情况

当时甘谷县共有合作社205个，其中农业合作社184个。从1957年8月25日至9月3日召开的全县三类社住社干部和社主任座谈会总结报告中可以看到，被列入“领导力量薄弱、历次运动搞得不彻底、社干不纯、群众觉悟低、各项经营管理赶不上、资本主义思想泛滥、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非法活动嚣张”的三类社共有24个，占农业合作社总数的13%。当时农村基层群众的辩论情况已经没有档案资料可以了解，但1957年8月底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乡社基层干部就合作社优越性问题展开辩论却留下了详细的记录，成为反映当时大辩论情况的宝贵资料。会议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前期，普遍表现出对实行合作社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从这次会议的前几期简报中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乡社干部都表现出对实行农业社的不满和不理解，认为“合作社没有优越性，合作社没增产，合作社不如单干，农民生活苦。”安远乡张家山社生产队长蒋文得说：“我单干时比入社后好，53年我出卖了余粮150斤，54年我买返销粮200斤，今年又买返销粮80斤。我看420斤真不够吃，现在我不如过去，社会主义好是干部好。”安远乡北川社社长冯正海发言说：“420斤实际上不够吃，不过我在干部跟前不敢说，说了怕批评，在社员跟前也不敢说，说了怕别人说自己落后。”平阳乡队干部张守义说：“自合作化以后，社员饿得出勤不积极，顿顿吃的是驴草，生产搞了个糟糕，说是粮食增产了，其实收入减少了，队里的粮食调完了，社员坐下不干了，这难道就是优越性吗？”天池乡新窑社副社长李守兴说：“共产党不给粮，使一些人要着吃，一些人要卖毡买粮吃，一些人没吃的要给人送娃娃哩。”永丰乡干部王万民总结了农业合作社以来的六多六少：“农业社生产明显不如以前，现在务的庄稼是六多六少。六多是地里路多，荒地多，草多，坟园多，窟圈（一种因水土流失在耕地里形成的洞窟）多，干部编的虚（说谎虚报）多，贼娃子（小偷）多。六少是犁地遍数少，送的粪少，草锄的少，籽种下的少，粮食产得少，社员吃的少。”散渡河乡永康社社长李顺清说“农业社的活计不到单干时，合作社的十大优越性只显示了二条：人口多，土地大，其余都没显示出来。过去农民务庄稼很讲究，现在是高山上坟，猫儿膳粪，根本不行。农业社的增产问题，我看报纸上说年年增产，我就思想上搞不通，是不是将单干时的底子没搞清。”韩家湾社监察主任韩志荣说“农业社没前途，农业社庄稼就是务不好，就是庄稼好留粮也不得多，庄稼务的不好说好就光荣，我看这个社员是挨饿的。社干待遇也低，我一年挣280个劳动日，折合人民币140元，一月吃的搭上才弄10个元。”这些常年工作在农业第一线，生活在农民群众之中的最基层干部，最了解农民群众，社队干部本身就是农民，因此他们的发言反映了农民群众真实的心声，反映了真实的农村情况，如果当时能够倾听这些呼声，给农民群众生产自主权，后来的许多悲剧就可以避免。

但是，大辩论的目的显然不是让人们反映真实情况，而是把先“诱导”让你把心里话“鸣放”出来，然后批判、“辩论”，因为“合作社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调子是早已经定好的，说合作社的问题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反映旧制度旧思想的残余”，就是“资本主义倾向”。在三级干部会议的后期，参加会议的人们没有人敢说合作社的问题了，开始说起合作社的优越性来。“合作社好得很”，“420斤粮食够吃了”，如贯寺乡王鸿基说：“按人定量一般够吃，大人少小孩多的是不够吃，但平均按每人420斤留够是够吃的。”十里铺乡史梅莲说：“合作化以后生活的确有了改善。”

真实情况是当时在农村已经出现了大量的饥饿人群。

二、 关于统购统销问题的辩论情况

统购统销被作为“粮食问题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只能说好，不容许说有什么问题，在公职人员中对统购统销提出不同看法的人，都作为“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当时名义上留给农民群众人均口粮420斤，实际上在“先交公后分配”，“先国后社”“先公后私”原则下，在高指标、浮夸风、强迫征购和平调粮食的情况下根本 没有保证。在1957年到1959年中多次“反瞒产”“搜陈粮”，连籽种都作为陈粮搜出来缴了公粮，所谓420斤口粮不过是纸上谈兵，画饼充饥。1957年8月底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许多乡社干部诉苦说“不够吃”“农民生活比以前苦”“粮食价钱太低”，但这些声音很快就被批判，再也无人敢说真话。散渡河乡永康社社长李顺清说“1、对统购统销以人定量上，420斤根本不够吃，如我家7个人，内我哥嫂二人还多在外边，按420斤分了2940斤，今年因不够吃，国家供应了310斤，我弟弟又从黑市上买来100斤，共410斤，连以前分到的一共是3350斤，超过了420斤，因此，我说420斤说够吃是哄人的。2、农民生活比以前没有改善，我们的体验是拿干部和工人的生活水平比一下，一个农民每月有4块钱就够了，就拿农村的一个干部来说，一月的吃饭都是十几块，这就一个干部要抵几个农民的生活费用。3、要求妇女上地我思想上搞不通。春天刮风，夏天日晒，妇女把娃娃放在背篼里带到地里，难道干部的娃娃值钱，农民的娃娃就不值钱了吗？4、婚姻问题上妇女不爱嫁农民，是因为农民生活苦，物质待遇低，农民把余粮卖下等着娶个女人，头砍破也是办不到的，当上两日工人回家来尽是给说媒的。”西坪区区干部李荣吉说：“粮食工作存在以下问题：1、社员口粮不够吃，造成了兄弟分居，大庄乡小岔湾席得仓分了家，把老人每人管，就说这个社会不要老人了。2、学生退学。席家局就有5人退学的，他明说念书就是好，口来没吃的。3、由于粮食不够吃，造成偷分现象。马应峰父亲80多岁没偷过粮食，今年为什么要偷分粮食？没口粮怕挨饿哩，逼出的见识。”

这次三级干部会议反映出当时农村工作中出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普遍下降，在工作指导上出现了虚报浮夸，高指标等问题，至于被作为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批判的问题，如农民套购国家粮食做投机买卖，隐瞒粮食产量，社员私自开荒，偷分粮食，喊叫没粮等，实际上是农民对自己失去生产自主权，对极左冒进的一种自发的反抗，也是农民实际生存状态的反映。当时甘谷农民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造成的饥饿问题，农民在分配口粮不够吃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自由市场买粮弥补不足，但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对农产品市场交易行为作为“黑市”，列入打击的范围。1957年8月18日，由县人委根据国务院关于国家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不准进入自由市场的规定，以布告的形式作出规定：“农业社和农民不得经营以粮食为原料的副业生产”，“不属于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物资，也要服从市场规定”，“对违反布告各项规定的，分别给以批评教育，检讨认错，严重的依法惩处，经济上则按国家牌价收购或没收，勒令停业，封闭工具，依法补税或罚款”，作为国家计划范围的粮食从市场上购进成为非法行为，农民补充缺粮的最后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把粮食问题是作为中心，反映出当时吃的问题非常突出。这样一个物质的实践的现实问题显然是不可能通过理论教育能够解决的，再伟大的理论无法填饱肚子。

在农民已经缺粮严重的情况下，1957年冬季开始“反瞒产、反隐瞒和反欺骗”，据1957年12月22日发出的《关于反偷盗、隐瞒粮食的经验通报》称，“在县委扩大会议以后，不少的区、乡，根据县委指示，通过各种方式方法，继续深入地在粮食问题上进行了反偷盗、反隐瞒和反欺骗国家的不法行为，短短的十多天已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如截止目前共反出160万斤。”这种反瞒产反隐瞒反欺骗的实际效果如何呢？下面我们引用当时的几封人民来信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汽车工人王永福的信

亲爱的毛主席父亲贵体高健：

自从您领导解放以来是我天天盼望见您一面，但使终没有见过你，是我心中非常的想念，我自能在信上问主席平安，等遇见了你一面，我希望主席在各方面上保重身体一直永远为人民的主席到永远。

亲爱的毛主席我是一名汽车工人，有一大事报告给主席知道如下：

一是为了咱们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广大人们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早日实现。

二是为了广大人民的生命是我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不叫饿死一个人，因此将下级专区领导干部破坏了党的政策妨害社会主义建设，妨害人民生命的，天水专区领导干部者，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全国人民在生活上和各方面都是一样的，兹有甘肃省天水专区干部，不按党的政策作事不切合实际解决人们的生活问题，在1956年和1957年这两年当中买余粮和评产的时候，不切合实事求是进行工作，而是用打骂的手段进行压迫农民，因此农民没有法子，只好把自己在社里分下当口粮买给政府，在天水所管的地方灰县（徽县）、成县、西和县、礼县、秦安县、清水县、张家川县、通渭县、甘谷县、武山县和天水市县等，在目前饿死人民不在少处，在天水所管的县分，自从57年十月老乡们就没有吃的了，在乡镇农村中农民就吃树根反（疑为翻，挖的意思）草根和树皮等东西，社员同志没吃的生命难保没法子在社里劳动，只好逃出远方专区要着吃，在58年2、3、4月分秦安公路两面的柳树都搞没有了，因老乡吃柳树叶子人就不像样子了。在这样的生活过程中，老人和小孩子饿死的事多，中青年人们饿的没有法子用绳子吊死的不少，当地政府乡村干部不但不给人民解决生活问题反而说这些人都反革命，都有问题。因此人民不敢说，也不敢向政府要求，更不敢给毛主席写信，尤其张家川县是少数民族地区，这些人在生活上没有法子，政府也不给解决生活，所以他们起来打咱们共产党的干部，说共产党不好吧仓库的粮拉上吃了，把看库的同志们叫人家杀了，同时在各县农民在背后骂咱们共产党不好，亲爱的毛主席为人民申冤，关于以上问题请毛主（缺席字）考虑，天水专区这样的领导，为了他们个（缺人字）的成绩，想在毛主席的面前得好，把他们的干部级（缺别字）提高，相反的破坏党的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伟大的建设，危害人民的生命，关于这干部往上级汇报工作时不说实话反而哄上级说人民的生活够吃，有余粮，并不说饿死人的话，和逃走别的专区要饭吃的老乡们。以我的眼光看来天水专区领导干部作潘仁美的工作是个内奸，在我的要求和盼望毛主席差包公那样清官调查一次为人民申冤。我的要求穿上农民的衣服来到天水各县乡村中和老乡谈话，问过老乡是真是假，我是为了党和毛主席领导建设社会主义，为了人民的生命，才给主席写信，望毛主席很快的为天水专区人民申冤。

最后祝毛主席和各级首长身体健康

工人

王永福

4月14日

新疆建筑工人王国苗的信

敬爱的毛主席：

您好，工作忙

我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筑第二团之工人，原系甘肃省甘谷县散渡乡人，因离家十月年，所以在58年3月份返家探亲一次，在家共住六天时间，所听到的和亲眼看到的，仅仅是当地的一部分情况。

1、关于农业影响方面

只因农业社社员的饿肚子，所以在农田里干活，是无精无神，推天数，直至3月16日我离开家时，地里所要种的夏田未种，只偏重于植树造林一方面，社员的口粮留得不够吃，但在统购时按估产统购，实际产量只有估产的一半多，因之于57年11月份社员们就没有粮食可吃，吃的东西是榆树皮，高粱壳，谷子壳等，社员们饿的没有办法，有些人出外当讨吃，有些人在家不能工作，因此在农业方面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补救的。

2、县和省一级首长的官僚作风

社员饿肚皮，不能劳动，有些人说要饿死了，还怎么劳动，县长还说，不要说饿死一个、两个，就是十个八个没关系，完全填到水平沟里去。给社员到年底分粮食时，每口是按400斤分的，可是经过粮食统购只剩下100多斤了，但在分粮手册上是每人多加一倍，变为800多斤，这样在名义上是800多斤口粮，而实际上只要100多斤。而县长们开口就是你们有800多斤口粮，为什么还喊没有粮食吃，变为800多斤口粮的原因是社员们偷去的，难道每个社员都偷了那么多吗？那末这些住社干部是干什么的？这些情况，甘肃省的首长否知道，我们不太了解。

3、住甘谷县散渡乡盘石农业社的干部张国礼的工作作风太坏，私自设公堂，愿捆社员就捆，愿骂就骂，并说把你们农业社的人死完，等于除了四害，同样是一个社的农户，是两个村庄，冬天分棉花时，一个庄是八两，但另一个庄是六两，而他把几斤称回他家，过春节时全国都在欢天喜地地欢度春节，而那个地方是死气沉沉，什么都没有，可是张国礼出主意杀一只羊，由几个住社干部吃完了，并且还捉了一只拿回家去给他家吃，他吃的是从社员家中搜出的粮食，大吃二喝，有时还在每个社员家中去吃，但社员们吃的榆树皮等，他连一点都不吃，给他的饭不好时还大发脾气，仅在那一个社捆了的人就有四人，有些已经成残废，捆人的理由是他们家中有粮，不拿出来，为了逼出粮食，所以就捆，社员劳动了一年，不但没有报酬，反而还要社员给社里退钱，仅我家中两个劳动力一年的工日是700多，现在不但没有分到东西，还要退一部份钱，除此以外，对兴修水利的支援，本来是自愿报名捐款，但他们的作风是拷炸（疑为诈）逼迫，硬300元，实际上我家中一文钱都没有，还有些家中派了五千元，作风不是以礼服人，而是以野蛮的手段胡干。

4、总之在该地的情况相当严重，农民们都不敢上诉，忍受折磨，人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农业生产影响越来越严重，造成农民对党的政策摸（疑为模）糊，到处流浪，以乞讨为生，情节严重，请求党中央对这一事件彻底考查，研究处理，否则当地人民的性命有些难保，给党带来极大的损失，望请急速派有关人员去当地处理是盼。

祝您

身体健康

新疆建筑工人 王国苗

58.3.25

三、 关于工农关系问题的辩论

按照既定安排，关于工农关系的辩论主要围绕工农产品剪刀差，工农差距，城乡差距等问题展开。从现有资料来看这方面涉及的内容有一些，但较粮食问题和农业社优越性问题相比，几乎可以忽略，可能与县乡工作关系不大有关。

四、关于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

社会主义教育肃反是重要的内容。

继镇反运动之后，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从此，肃反运动就在全国开展起来了。肃反就是要肃清革命队伍中暗藏的“反革命”，纯洁队伍，纯洁人们的思想。虽然肃反对象是反革命，但实际上除农民外，其他人几乎都参与了肃反运动，而每一个参与运动的人都被审查。肃反从1955年冬季开始，到1959年一共持续4年时间，先后分为四批。

据1958年3月20日《甘谷县肃反情况总结报告》称：一、二批原排肃反对象65名，调查对象42名，经调查研究，甄别定案25名，普通反革命55名，其中原处理的10名。但据1957年4月1日《关于甘谷县肃反工作检查报告》称：“二批集中参加肃反的904人，占全县干部教员总数的32.98%，”1957年肃反与社会主义教育同步进行。肃反的基本步骤是四个阶段：学习阶段，检举坦白，小组斗争，打扫战场。

据《四批二期肃反运动总结报告》称：“我县二期肃反运动，经过三个月的准备，已于四月八日在城关和四个集镇先后开始，至四月三十日相继结束斗争。参加运动的有135个单位1288人。运动由肃反一次入手，共历经23天的时间，以9天学报告，以9天坦白检举，以4天开展小组斗争，以两天结束斗争，打扫战场。这次运动共配备专职干部54名。据近日统计，这次运动共排出重点份子11名，调查对象47名，一般政历者257名。经调查研究，确定重点份子8人，调查对象29人。这次运动中查出了反革命分子和重大反革命嫌疑分子47名，各类违法犯罪分子83人，占总人数6.4%。有394人交代了长期隐瞒的大小问题594件。其中属于反革命性质的58件，一般政历299件，属于思想作风的247件。同时有71人检举了各类材料154件。其中属反革命性质40件，属一般政历63件，属作风51件。”

9月初，根据地委三长会议精神，甘谷县委又拟定了打击地、富、反、刑分子的计划。这个计划指标是在全县逮捕136名，管制89名。到12月8日，在反右倾思想的推动下，认为原计划属于右倾思想，计划指标偏低，随之重新对原计划进行修正，“再度在原计划的基础上，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对打击指标另行修改，以资进一步做到心中有数，以便深入稳妥的打击敌人，保卫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摘自《甘谷县委关于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一切坏分子工作计划》）。新的计划把逮捕提高到349名，管制提高到135名。分别是原计划的2.56倍和1.52倍。这种把肃反指标化层层下达指标任务的做法和同时开展的把右派分子指标化层层下达任务的做法是一致的，其中造成的冤假错案有多少，至今仍然是个谜。

1958年元月18日开始到二月16日结束，用一个月的时间开展了新的一期肃反运动。参加这次运动的有323个单位，干部职工总人数979人。这次运动通过10天大鸣大放，查出了反革命分子27人。

由于连续不断的运动折腾，给甘谷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损害，到1958年初，全县就出现了大面积的人口外流（其实就是逃荒）。据1958年3月19日向地委上报的《甘谷县委关于最近发生闹粮闹社人口外流情况报告》称：“到二月下旬人口外流达到了最高峰，出外群众有1707户，2297人”。据1958年4月15日《甘谷县委关于人民来信反映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称：“近两个月来，人口外流也较严重。最高峰是二月至三月上旬，当时共外流1707户，2334人，其中全家搬走的77户，231人。”

面对农民群众人口外流，甚至死亡的现象，当时有些敢于说真话的领导干部也想纠正极左倾向造成的严重局面。当时的县委书记秦安国不顾个人安危，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成立“群众生活安排办公室”专门负责对生活困难的群众进行救济。二是召开解放思想座谈会，教育干部讲实话真话，反映真实情况。三是办了一个《内部通讯》（发至区科级），专门刊登干部反映的真实情况，交流群众生活安排的经验。四是向天水地委写报告，反映真实情况。他的这些措施对老百姓是有利的，经过他的努力，外逃人口开始回流，仅3月回到家里的就有1319人。但说真话在那个时代是要付出代价的，1958年9月21日天水地委《关于秦安国所犯错误及自杀情况的报告》中列举了秦安国的四大罪状，其中第二条是“五八年春季，甘谷县人口外流比较严重的时候，秦安国擅自批准成立所谓的‘群众生活安排办公室’，并办了一个‘内部通讯’，在干部中广为发行，通讯所登内容及其恶毒反动，有辱骂我党，有污蔑省委领导，有恶毒攻击我们工作成绩的大批材料。他还以解放思想为借口，召开‘解放思想座谈会’，面对座谈会上暴露出的‘粮食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群众说我们变了，干群关系、党群关系不协调’‘反产（原文如此，疑为反瞒产）虚假是普遍的......，人家没偷，说偷了，群众中怎能接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但不进行任何反对，相反，火上浇油，与右派分子站在一起，向党进攻。他在今年五月给地委的报告中，对粮食问题、人口外流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一句不提，却一再强调粮食问题、人口问题是‘由于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所致’。‘人口外流，主要是粮食工作上的偏差造成的’‘去年冬天在粮食问题上的反贪污、偷盗、隐瞒、私分存在着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虚报现象严重’，认为查产查出的七百多万斤粮食只有20-30%是真实的。并提出发动干部主动向‘群众进行检讨，结果使资本主义思想得不到批判，阶级敌人嚣张一时。”

从这个报告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秦安国是一个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唯恐自己对阶级敌人不残酷，很少有人为那些政治贱民说句公道话，而秦安国却公开向地委写报告为这些人争取较为宽松的政策。《报告》第三条罪状就是专门列举这个问题：“秦安国出身一个大地主家庭，地主阶级立场根本没有改变，因而在工作中坚持地主阶级立场，为阶级敌人开脱罪责。今年五月五日，他给地委的报告中，对外流人口规定了三条所谓‘政策’，其中第二条是‘地、富、反、坏仅是外流一事，也宣布只要回来安心生产，劳动改造，一律不问’。第三条是‘属于敌我矛盾，已触犯刑律和未外出前已批准法办或准备法办而畏罪潜逃在外，凡自动回家低头认罪一律从宽处理’。今年甘谷礼辛死了两个地主分子，秦安国闻讯后，毫不犹豫地说：‘其中可能与集资有关，集资要好好考虑’。这就不难看出秦安国是在关心谁，为谁服务。”

从秦安国的自杀可以看到，在当时，说真话是要付出极大的政治风险。在没有任何能够停止虚报浮夸和共产风的情况下，甘谷人民就注定了还要遭受更大的灾难。后来随着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的开展，终于把老百姓推向饿殍遍野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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