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帆：重谈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

Moriyarimo

开放搞活里的人心、世界

——重谈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

杨晓帆

如何处理“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的张力，一直是近些年探讨当代文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议题。

“批评是第一性的，文学史是第二性的。”

“我们在这个时代存在自身的政治性决定了我们的批评冲动……这种存在的政治性把一切都调动起来，因为你对一切都有一种牵扯到利害、美丑、真伪、对错的关心。”[1]

这种想要更准确把握和更有效参与“当代”的关心，会拟定研究的指向和方法。它一方面给研究带来活力，让研究者能自觉拆解研究时所依赖的观念认知结构，将当代感和历史意识都及时进行对象化的处理；但它同时也带来研究中特别强烈的焦虑感。就像“重返八十年代文学”表述本身，决定了没有一个既成事实主义的八十年代文学在那里等着被重返，而是必然要问从什么位置、什么视角出发、以及借助什么材料进入甚至是构造出一个怎样的“文学-世界”？一方面，借用杜赞奇“打电话”的比喻——“历史就像打给我们的电话，我们必须大体在其框架之内对之作出答复。这样，现在的我们与来自过去的打电话者共同成为创作过去者。我们怎样回电话，回电话时相互之间有多大差别，反映出我们现在的处境与创造性”[2]——“重返”的创造性和批判性决定了八十年代文学研究可以被开掘出的张力和活力；但另一方面，借用科幻小说家刘宇昆《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中“重返历史的梦魇”，不恰当的重返或者说一种急迫但糟糕的“关心”，不仅有可能破坏掉考古现场，还会对“当代”形成又一层认知障碍。

在对“重返八十年代”研究成果的总结中，已有论者注意到上述矛盾带来的问题：“重返”虽然把1980年代的历史意识和认识装置问题化，“解构了启蒙主义传统中各种绝对主义的元话语”；但“它的社会学化、知识化倾向缩减了对文本内部构成的研究”，对“纯文学”的再政治化也因其显见的新左翼立场，“可能陷入新的意识形态陷阱”[3]。正是对这种现象有所警惕，作为重返研究最早的提倡者之一，程光炜教授才在最近的研究中更加明确“理论减法，史料加法”[4]的转向。这看上去只是追求在学科建设意义上增强当代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实则更凸显了无论针对过去还是当下如何找准历史感的问题。而对于八十年代研究来说，就是要把“重返者”的位置再度问题化，继续在变动的历史、现实中调试“八十年代”与“我们”的联系。

一、“重返”研究的“当下”时刻

理解八十年代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就是去回答：为什么一定要研究八十年代文学？

面对当代文学研究近年来提倡史料化的趋势，虽然其意义在于从易受价值变动影响的批评状态“下沉”到历史研究中，但让文献史料“说话”仍是某种话语实践的一部分。没有史识，就不存在史实的边界和呈现。在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中，“重返”的冲动是第一位的，史料化是途径，正是因为感到1980年代特别地参与构造了我们今天文学知识和学科体制甚至是感知、言说现实的诸种方式，所以有必要对很多常识、共识进行问题化、历史化的处理。也就是说，要首先通过“重返八十年代”获得对“文学”甚至是人文研究（者）的新知，进而才有“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甚至是重返其他时段的文学研究。只有在这个意义，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才是具有原点意味、有理论指导性的断代史研究。一旦史料化只着眼于在目前的文学学科知识系统划定的范畴类别内完成更精细化、更复杂化的工作，也就跳过了“重返八十年代”这一步，后退回仅仅针对某个时期的文学史知识生产。

这种“后退”的原因有很多，但也提醒我们思考构成“重返”冲动的历史前提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即重返者透视历史的“此时此地”是否有所错动？

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最具共识性的问题意识，是探讨何种力量以何种方式参与了1980年代的文学建构，通过知识社会学、知识考古学等方法把“救亡压倒启蒙”“主体论”“纯文学”等1980年代的重要思想创造还原为特定历史情境中生成的认知装置，发现其参与构造新时期文学与文化的“话语-权力”机制。研究范式虽有差异，但近几年的重返工作至少在两方面的批评意图是突出且一致的：一是在整体观而非断裂论的长时段历史视野下，指出1980年代尽管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它内蕴着社会主义遗产的承接转化，对当代文学转型期的研究不能忽视如“前三年”作为新时期起源阶段的丰富性、以及“前后三十年”的关联问题；二是更明确其论敌，直接对1980年代文学与文化中的新时期意识即“新启蒙”话语展开谱系学研究和意识形态批判。可以说这两种批评意图的出发点都是要回应新时期以来“告别革命”驱动下“去政治化”的思想状况与文学实践无力回应改革进程中伴生的新问题，只不过后者的问题意识更直接与1990年代以来“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特别是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生长之警惕有关。这是“重返八十年代”的批评冲动，正如贺桂梅所说，“追问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语境中展开80年代批判的历史前提，是要‘走出’那使得80年代知识成为可能的‘现在’即90年代。”[5]

问题是，由此刻再看彼时重返者所着眼的“现在”，彼时的“现在”因论辩的紧迫感而更强调“破”——对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批判、对全球资本主义或“现代化”作为一种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对1980年代因为焦虑于如何赶上“世界历史的时间差”而缺乏审思地拥抱上述价值的批判，那么，此时的“现在”是不是更需要“立”呢？张旭东以“30+10”的方式绘制改革开放史，指出在第四个十年里（2012至今），“对中国主权形态、社会制度以及政治文化正当性的辩护将逐步让位于对人类发展的积极实验和正面价值论述”[6]——新冠疫情显然给这第四个十年的尾声更标记出新的世界场景：新自由主义遭遇挑战、民主政治的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优越性、短时期逆全球化背景下有关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争论、新冷战秩序下国际关系的重新布局……不能说新的世界体系已经到来，但相较于1980年代用“外面的镜子”照得自惭形愧，中国人在“中/西”“传统/现代”“野蛮/文明”的二元对立框架中不断加剧的焦虑感已经明显转变为一种文化自信。

然而，这种“文化自信”是不是足够建立起关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这种自信可以治愈改革进程中遭遇的艰难和各阶层间显见的撕裂吗？足够充实起过去及当下中国与世界相遇时遭受的敌意、挫折感和屈辱感吗？真的可以为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克服难题并且和看起来与自己关系遥远的社会公共事务、国家战略发展、甚至全球性事件冲击中保有积极、理性的应对能力吗？新世纪初知识界关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呼吁越来越需要从面向中国外部进行论辩式的总体性的观念、理论高度，落地为面向中国人自己身心体验中如何细腻展开对当下与未来的美好生活、理想世界进行观察、辩论、创造的问题。

这也就是从“此刻”回望1980年代时新的关切。1980年代不仅仅关涉到中国当代史内部由“革命”走向“改革”的转型问题，更是中国自六七十年代以来调整在冷战体系中的位置，以“开放”促进改革，在新的世界视野中重新界定其现代化实践方案及政治文化认同的重要阶段。因此，从此刻“重返”，格外需要放慢历史镜头。当我们再次讨论1980年代“走向世界”的改革共识，如何不止于从理论高度简单批判这一世界图景隐含的西方主义倾向？当“落后就要挨打”和“告别革命”合二为一时，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批判视野是否完全退场？是不是可以暂时搁置这些宏观思想史层面的脉络清理，尝试以文学为中介，先看看从七十年代始“开放搞活”政策逐步营造出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氛围中，人们具体在以怎样的方式与“世界”相遇？

二、寓于经验与形式关系中的“以史鉴今”

1985年，刘心武在《人民文学》第7期上发表了纪实小说《5.19长镜头》，同期编发的还有理由的报告文学《倾斜的足球场——5.19之夜》，编者按称，要以“问题文学”的形式回应刚刚发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一起球迷闹事事件。由于中国队在争夺世界杯分组赛小组出线权的中港之战中败北，数百名青年球迷用水瓶果皮等袭击香港球员、砸毁外国人驾驶车辆、破坏公共设施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有关时评中，中国“走向世界”的焦虑被理解为事发原因的底色。如王蒙就谈道：“由于长久的闭关锁国，由于有过落后挨打的不幸记忆，在我们的民族心理中，既有盲目自卑、缺乏应有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一面，也时而转向另一个极端：盲目排外，以一种狭隘乃至愚昧的心理状态搞所谓‘爱国’”。[7]王蒙的评述内涵了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背景下围绕“文化积淀说”、“集体无意识”等观念形成的一套认知结构，同理，刘心武在《5.19长镜头》中也将事件归结为“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沉淀，我们近三十年来政治经济变动的心理投影，我们因‘文化大革命’而造成的一代人文化教养的惊人低落”[8]。但当刘心武选取青年工人滑志明的一天作为基本叙述线索时，作家显然又不满足于仅仅从历史、文化心理分析的层面来深挖新闻素材，而是延续了他此阶段特别聚焦于市民生活日常的创作方式，明确将事件关联到“开放政策”对人心、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也就是说，刘心武并没有局限于从“后文革”、反思“革命政治文化心态”的视角来为现实感赋形，而是尝试将中国人与世界相遇的感觉细化到日常生活中来。

小说写到滑志明向同学小猛子借来日本进口录放机，父亲坐在意大利人造革沙发上，仿佛牧羊人看见羊圈闯进一只怪兽：

“录放机外观与性能的双重陌生感，以往听到过的私放黄色录像带的案例，‘小猛子他爸’那种知识分子技术干部的入党、提升、出国、获实利，自家作为党政干部的宦囊羞涩与街头‘二道贩子’们的得意忘形，‘搞活’与‘开放’所带来的他所判定的混乱与污染，自己作为党员对目前党中央方针路线的拥护义务与内心疑惑之间的痛苦感，必须严格按党中央目前的方针政策说话行动的高尚的自我党性约束所带来的神圣感，又伴随着爱人，子女的思想也不能加以划一的痛苦感……这一切搅合在一起，起着化学反应，使他生理上血压升高，心理上失去平衡、感情上一触即发……”[9]

滑父这一刻的复杂情感，直观看，是因为新时期“开放搞活”中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出国考察潮、经济领域部分放开市场后的物质刺激等要素冲击日常生活，他找不到可以组织理解这些感受的语言，也无力将不安感引导向应对生活的积极反应。但深入剖析，恰恰也是因为过去让个人获得意义感的观念结构仍在起作用，一面是政治上自觉参与改革实践，延续了经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体制成功打造后的政治主体意识，一面又暴露出实利主义、事务主义更早侵入官僚干部阶层，阶级觉悟无法再充实个体遭遇种种社会差别感时的危机。而新时期初期一度作为疗救历史创伤记忆的关于“家”的自然伦理重建、混合着传统家长制遗留的自我认同正遭遇家庭内部新的价值冲突。作为推动滑志明走向球场群体事件一系列连锁反应中的第一环，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个体不断聚拢与分裂的张力，旧的共同体范畴在动摇，但新的共同体又在生成中；旧的自我认同方式、人与人之间的黏着方式既催化出新的冲突，又将这种冲突囊括进某种连带感里。这种人与自我、周遭世界及他人的关系重组过程，是刘心武对转折之际时代剖面进行文学表达时最有价值的部分。

文本提供的丰富细节就此超出了我们今天可以从其他历史文献中获取的观念判断。如《人民日报》在报道对闹事球迷的访谈时，更强调要以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来引导“八十年代的所谓新青年”，即指出青年中普遍存在一种只重个人业务能力、不问政治，认为“有了钱就行了”[10]的错误观念，实际是将问题集中到八十年代青年思潮中的个人主义倾向上。暂且不论这种方法是否能行之有效。当刘心武在小说中为青年人辩护时，他也不只是秉承新启蒙话语对“现代自我”的张扬，而是要探讨个性解放的内在矛盾，比如球迷们群起闹事时合唱的是《国际歌》、《咱们工人有力量》，同时，这群被外媒渲染为中国改革开放能否持续的隐患的青年人，又是香港通俗文化最积极的拥护者。尽管当时就有评论批评刘心武笔下的滑志明没有代表性、缺乏典型意义，“我们从滑志明的偶发性行动中，实在看不出他是什么‘思想’和‘倾向’的代表”[11]；但如若说今天的读者仍能从这一历史事件中感到共鸣，那么仅仅从思想、倾向层面延续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或围绕个人主义的论争等都不能真正达成“以史鉴今”的目的。任何典型人物、伦理准则都不能直接变成跨时代的能量。“重读”不是从某个作家作品那里直接提取或批判某种态度、立场、价值来作为认识论上反哺当下的思想资源，而是要看到同时代各种经验形式对流行的感觉结构的运用与超越。恰恰是刘心武在小说中对社会人心中各要素及其结构关系的描述，可能让我们接近历史中鲜活的经验与感觉，并评估我们在不同时期用以描述相似经验的语言形式中隐藏的盲视与洞见。

“重返”研究的历史化不等同于能再造一个历史现场，而是强调要考察文学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间的关联。这并非意味着直接借助社会学、历史学研究成果去复原一个作家作品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也不是把文学简单看作反映与求证社会历史发展的材料。近几年有关“社会史视野下现当代文学研究”[12]的讨论更明确了这一方法论意识，它旨在打破传统的文学内外部研究之分，甚至打破主体/客体、实在/观念、社会/个体等二元论模式。如雷蒙德·威廉斯的理论启发，创造性并非文学艺术家所独有，我们所经验的现实就是人类的一种创造——也就是说，只有以一系列话语实践为中介，个体才得以理解、描述并以特定的行为、关系模式参与他所在的生活世界，完成其主体性建构。而文学即是这样一种话语实践，它不仅连接着一个时代普遍的感觉结构，又可能因其独特的形式创造去照亮社会尚无法在其一般性格中表达出来的“新的感觉”[13]。

因此，无论是研究1980年代的“文学”还是“社会”，都要聚焦于人与语言、或说经验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从观念化、理论化的历史判断，从在“重返”中构筑批判视野的冲动，先转移到历史中人对自身经验感觉的语言描述上来，看他们如何在尝试表达和整理自己的情感经验中，既被时代主导的观念知识所构造，又因为不断生发出各个不同的焦虑、诉求等有可能冲出观念结构的抓捕。而作家当然是这些具体的人中的一部分，对作家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文本中用细节、形象容纳变动历史现场的诸种丰富面向，或者最大限度地突破理解自我、人和社会的单一视野，用文学的想象力激发出人在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活力。

从这个角度重返八十年代文学，作家作品就不仅是为“重返”的批判立场作注，而是给重返者提供一个小型生态系统：先以“今日之躯”投入进去，耐心体会种种相异相似之感，感受文学表达里具体的生命体验，辨析其确立某种审美形态、抽象出某种观念认识的过程；再检视这一过程中抓住了哪些主要矛盾、又可能错过了历史变动中什么样的矛盾转化；最后才能从中获得返身当下时所需的触角，完成研究者眼光的再造。

三、“作家出访”与世界视野重构中的文化自觉

以往对1980年代文学“走向世界”的研究，更关注从“翻译”和“阅读”角度即知识层面的“引进来”来考察推动八十年代文学变革的话语资源，对作家“走出去”的直接经验关注不够。事实上早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就有论者明确将“有组织的作家出访”视作新时期第一个十年积极与世界文明沟通的重要表现，并用“胚胎”比喻异域经验之于新时期作家创作的影响[14]。从组织形式上来说，一方面带有文化外交性质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仍是1980年代作家出访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由海外文学研究机构家推动，如四次“中美作家会议”、“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西柏林中国文学周”等，又为大陆作家直接与西方作家、海外汉学学者、海外华裔作家、台港作家交流提供了平台。在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对外政策调整及“出国考察热”的背景下，这些“作家出（互）访”现象，及演讲、书信、游记等海外纪行文本和域外题材创作等，无疑构成了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的世界想象与文化自觉的重要经验形式：在这个被视作“开眼看世界”或“文化外交”或“意识形态白刃战”的历史场域内，新时期文学如何获得其“转型”的外部资源？作家、知识分子如何在超越冷战思维的过程中也可能内化“文化冷战”伴生的观念、知识？对于有着不同身份、代际经验和历史记忆的作家来说，此阶段的世界旅行和国际交往如何被既有认知结构顺利消化，或成为影响作家精神变迁与创作调整的潜在资源？

此处仅以王蒙为例说明引入这一研究论域的价值。以往对王蒙1980年代前半期创作的研究，往往从主题方面将其迅速归入“归来者”和“反思文学”的一般文学史范畴，或在形式创新层面探讨所谓“东方意识流”与真伪现代派的关系问题。但如果注意到《相见时难》、“新大陆人系列”涉及的域外题材以及《活动变人形》中倪藻在旅德期间开启家族回忆的叙述背景[15]，则可结合王蒙在这一阶段频繁的外事出访活动，在更大的世界视野中理解他所谓“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形式创造与主体意识，看到王蒙如何在出访海外的空间转换中，关联起社会主义记忆与开放搞活后的现实难题。

那个年月的“出访”本来就是“归来”的证明，意味着一度成为革命”局外人“的王蒙重新被纳入新时期文学体制、回归为政党国家“组织”中的一员：

1979年6月调回北京，年底随冯牧等应邀赴西德驻华使馆聚餐，1980年6月第一次出国访问西德；1980年8月访美与艾青夫妇做客“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期间完成他第一篇正面表现“文革”时期新疆生活经验的小说《杂色》，并在1981年回国后的两年内重访伊犁、巴彦岱，创作出“在伊犁”系列；1982年6月第二次赴美并访问墨西哥；1984年5月携《青春万岁》参加“塔什干亚非拉电影节”实现青年时期的访苏夙愿；1985年9月出席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1986年1月出席纽约第48届国际笔会……

简单罗列王蒙的海外游踪，首先有三点问题值得注意：一是接待派出单位一定程度上会规约访问者的身份和言行表达；二是访问国既包括资本主义世界，还有对于王蒙在新时期回溯其成长史和反思社会主义革命有着特殊意义的“访苏之旅”；而“海外”和“新疆”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打破以往经验连续性的异质空间，如王蒙所说“空间的转换与时间感有关”，是理解作家与历史关系的重要参照。

另外，王蒙格外自觉地通过不同文体（涵括游记速写、演讲报告、诗歌小说、翻译、自传）在不同时期反复叙述和调用这些经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是什么样的记忆、情感、修辞惯例、知识话语等参与构造了这些经验形式，作家又如何在这些经验形式的创造和不断表达的诉求中调整、重塑作为经验主体的自我与历史、与社会的关系？尽管王蒙形容自己出访归来的言行是“左右为难”，游记大致也类同其他作家笔下的“浮光掠影”（对资本主义世界物质文明的震惊、精神文明的忧虑和“中国要开放”的呼告），但他又的确记录下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的世界旅行：譬如面对柏林墙（可对比艾青1979年访德时写下的诗《墙》）、美国六十年代左翼“造反青年”时的自由联想；在墨西哥谈“为人民写作”时对第三世界革命的思考；在苏联“重温旧梦”、用他在新疆习得的中亚语言实现亲人般交流时的情感激荡等。一位苏联汉学家在阅读《访苏心潮》后很有启发性地指出，王蒙对“把一个人同另一个人联系起来的线索的断裂是十分敏感的”，“他渴望看到把人们联结起来的线索“[16]。汉学家的评价或许源于对中苏跨越冷战意识形态的诉求，而王蒙敏感到的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冷战并未终结、却又要转变意识形态斗争逻辑带来的“联结”的断裂——在一种时空错位之感中，旧我与新我、我与世界中的同路人或他者相逢，既熟悉又隔膜，真诚的话听上去像嘲讽，调侃的话又可能被严肃对待。

而这种“相见时难别亦难”的心理状态所带来的感伤、不解和思索都特别进入他的小说中。如《相见时难》中回国的美籍华人蓝佩玉（解放前夕投身革命却临阵脱逃的小资产阶级)，《轮下》中抛妻弃子却命丧美国的“你”(“反右”后精神转向的革命者）、曾因间谍罪服刑被驱逐出境反而成为中国革命拥护者的V教授夫妇（原型是王蒙访美期间结识《解放者的囚徒》的作者，曾受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中美建交后重访中国）、读着美国小说《海鸥》领悟生命意义移民海外的发展问题专家（与这个“文革”中的活动家对照，王蒙还塑造了一个逆境中始终在给孩子们讲解高尔基《海燕》的人物）等，都是王蒙在小说中为其自传性角色或叙述者投射的另一重镜像。一方面，在这些人物冲击下，小说中的生活世界集中显露出改革共识下“非此亦彼、非此非彼的红灯绿灯一起亮”的“乱”，而意识形态斗争的必要性似乎被延宕，可以一笑泯恩仇，应当要“解放思想”；但另一方面革命的意识形态又曾帮助个体克服其精神危机甚至是革命的危机、持续作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不仅要解释理想主义受挫的原因，也必须更深层分析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间的能动关系。

王蒙此阶段特意经营的形式——侧重于写意识活动、情绪而不是写人物和事件因而带来打乱时空、多视角切换的叙述自由、叙述者经常跳出来与读者对话的议论风格等，使他不急于给出一个答案，而是更希望有人读出他的矛盾：他敏感到有必要参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又觉得意识形态是空洞的、易过时的幻象；他想要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获得启示，如《在伊犁》系列中尽可能甩开新时期初期伤痕反思文学的叙事成规，但他又回避对革命政治如何构造平民生活世界的深入理解，还是止于知识精英从伤痕记忆中获得的“政治智慧”。在《王蒙自传》里，从新世纪初的后视镜里回望，这一矛盾的发展线索更清晰——

“革了那么狠的命，现在却是资本主义的座上客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具体访问我很高兴，我也高度欣赏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只是好像缺少了几句更能自圆其说并且能够告慰先烈的有情有义、有理有据的话语。人需要生活、行动，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话语。也许这正是作家所以是必要的原因。”[17]

“我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的说法，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的定位，一个理念上的支点。我需要一个文学的即抒情的与思絮的说法。”[18]

“当然可以从历史与社会，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角度上说清中国对待这些国家的政策的变化与它们自身的演变，然而，对于我来说，我宁愿接受一个笼统的估摸，这一切变化来自时间。时间，没有比你更有力量，更令人出其不意的了。”[19]

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退为一种不应干预经济理性基础上生活常识的“说法”，更强调一种抽象的命运感，在这一观念发展中，文学当然也从作为社会革命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斗争领域退至自我的抒情。曾镇南曾先后发表两篇文章评《相见时难》[20]，可见八十年代前后期观念感觉的变化。起初他认为刚有过一次出国经历的王蒙在处理这个跨国题材时明显失真，其写作重心仍是翁失含形象，同钟亦诚、张思远等类似，传达了虽在政治运动中历经磨难却依然坚守共产主义信念的精神，无论是归国华侨还是归来的右派都自觉“向前看”的国家认同。四年后经“文化热”的洗礼，曾镇南重评《相见时难》是有着写中西文化冲突的超前意识，揭示“革命的政治文化心态”如何会阻碍对民族文化传统中封建性一面的清算，并在蓝佩玉这样受西方文化浸染的爱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中，呼吁中国要早日实现“全面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来消弭历史积痛和时代新疾。王蒙当然也置身于曾镇南所表达的这种观念感觉中，但具体梳理王蒙此阶段倾注了个体精神困扰的文学活动，又可以看到他在理解表述时代难题的过程中形成主体意识的犹疑。如果不具体分析这个过程，就会因越来越清晰的“躲避崇高”“告别革命”的“后一个”王蒙，把前一个王蒙的“少共情结”简化成一个静态的理念的标签。而王蒙具有文化政治意涵的形式探索也易被简化为“回到文学自身”的修辞策略，不再能成为值得重读、反思，并被有效转化的思想与艺术资源。

对照费孝通先生1979年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访美所作随笔及至八十年代末关于“文化自觉”的思考，王蒙们1980年代的世界认识和中国想象有不少概念化、片面化的问题，王蒙还没有在“革命中国”和“文化中国”的摇摆中找准自己。但如何对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1]——对这种自觉性的探索，还是曾切切实实地发生在作家自己的游踪及其笔下的人心、世界里。

处在当下中国人有着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和被命名为“新冷战”的国际冲突更加尖锐、又因疫情带来世界隔绝的时刻，“重返”1980年代或许要在中国当代史内部对“革命”与“后革命”的关系讨论维度之外，加强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对于八十年代文学来说，就是一种新的时空体验，即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重返冷战最后一个阶段的世界秩序——如何与创作主体、审美形式互为表达？如何在全球史视野中统合海内外语境，更具体深入1980年代对外开放政策下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在1949-1991年更长时段的冷战史视野中，将50-70年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文学史分期贯穿起来，思考中国作家或说中国人在意识形态或文明冲突论之外构建新的世界想象和文化创造？如何在史料整理与文本批评中深入上述问题，或许是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9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作家出访’与八十年代文学变革研究”（项目批准号：19YJC751060），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冷战时期对外文学交往中的'中国经验'研究"(项目批准号:20BZW141)阶段性成果。】  

原文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ehlmsnuZLxt3QSZH5SWtqA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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