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纪希晨 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1979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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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版()
专栏：

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
——揭穿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二月逆流”重大政治事件的真相
本报记者 纪希晨
编者按：一九六七年春天，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炮制的迫害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其目的是打倒当时抵制他们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谭震林等同志和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进而打倒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架空毛泽东同志，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扫清道路。
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斗争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英勇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党的传统。他们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同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他们坚持原则，光明磊落，无私无畏，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品质，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最近再次郑重宣布不存在什么“二月逆流”，而是“二月正流”。为了使广大读者了解这个事件的真实情况，本报特组织了这篇报道。还历史本来面目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叶剑英等同志就同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政治局会议上，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在如何领导运动的问题上，发生了深刻的路线分歧。双方多次的斗争，都集中在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对老干部应不应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等革谁的命、靠谁革命的问题上。这种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一九六七年二月怀仁堂会议达到了高潮。
林彪、“四人帮”一伙，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的这场保卫党的原则的斗争，污蔑为所谓“二月逆流”，炮制了一个震撼全党全军全国的大冤案。在全国范围内立即掀起了一股反击“二月逆流”的妖风，造成了极大的恶果。
但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彻底失败以后，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参加了这次接见。当叶剑英同志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同志就对大家说：
“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毛泽东同志还多次讲过：“这件事搞清楚了，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这就是说，毛泽东同志在那个时候，就已为“二月逆流”翻了案、平了反。但是，林彪、“四人帮”一直掩盖着历史的真相。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顾这段历史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议，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有关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展开了尖锐争论。
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已出现了公然破坏党中央制定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许多事件。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广大群众迅猛起来了。为了达到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目的，八月十三日，林彪以“副统帅”姿态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公然破坏《十六条》中关于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估计，篡改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另立所谓三条标准，凡他认为不符条件者，一条“罢官”，二条“罢官”，三条还是“罢官”。八月十八日，他又在百万人大会上，叫嚣要“四个打倒”，要“大破一切”，“改革一切”，“扫除一切”，“搬掉一切”！他鼓吹什么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号召打倒“走资派”和“反动权威”，进一步煽动大乱，把“罢官”、“横扫”、“火烧”之风刮遍全国！
北京市委和各省、市委连遭冲击之后，大批干部被扣上“走资派”、“反革命”帽子打倒了。
邓小平同志等党中央、国务院、军队的许多领导干部，被点名批斗、关押或靠边了，“公检法”被砸烂了，国家机构开始瘫痪了。
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连续遭到冲击。林彪、“四人帮”一伙一股劲地煽风点火，造谣诬蔑，狂叫有“带枪的资产阶级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妄图毁我长城。
功在祖国的贺龙同志，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就被林彪一伙造谣诬蔑，接着全家被抄，妻子儿女离散、流落了。与此同时，在陈伯达、戚本禹操纵煽动下，一些受蒙蔽的学生掀起了炮轰聂荣臻同志的浪潮。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同志也遭到恶毒攻击。在外事口，他们集中攻击陈毅同志，把外交部搞瘫痪，妄图先夺国防和外交大权。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煽动群众冲垮军队，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唆使军事院校学生要求开十万人大会，批判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一月十九日，陈伯达诬蔑“军队资产阶级化”了。各个大军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无不遭到冲击。
就在这时，政治局常委陶铸同志，被林彪、陈伯达、江青突然袭击，一月四日被点名诬陷打倒了。这是怎么回事？谭震林、李先念、陈毅等同志去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富春同志也不清楚，回答说：“不知道，没有讨论。”
这时，全国许多工厂停工停产，国家经济生活引起严重混乱。周恩来同志不能不出来过问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他就指示谷牧同志立即起草工交系统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要求工厂不要停产闹革命，红卫兵不要到工厂串连。但是，这个指示还没有发出，立即遭到林彪一伙的围攻，谷牧同志被批了三天。在一次会上，林彪叫嚷，工交战线比文教战线更坏，必须“彻头彻尾地打破旧的东西”，坚持要在工交战线大串连，造成许多地方“停产闹革命”的严重形势。首先，国务院有关的部长和主管生产的国家计委几位副主任，都被揪斗了。王震同志等也被斗了。“现在管生产的只剩下一只胳膊了。”这是指在战争中失去一只胳膊，在漫天风雪中踏遍大庆油田的余秋里同志。
周恩来同志象中流砥柱，巍然矗立在险风恶浪中间。周总理挺身保护被揪斗的老同志。他把贺龙同志一家接到自己家中；他煞费苦心地把一些老同志安排到中南海居住，使他们在冲击中得到短暂的休息。他看到煤炭部长张霖之同志被鞭打致死的照片时，悲愤地说：“这些同志，死的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呵！”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在林彪、“四人帮”一伙操纵下，上海爆发了“夺权”黑风。接着，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等省市，以及中央、国务院的各部门也相继发生夺权。这时毛泽东同志发出警告，指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可是，这些整天喊“高举”“句句是真理”的人，根本不理会这些，仍然大肆宣扬“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竟然向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严禁夺权的外交部、财政部发动了夺权。
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同志来到李富春同志的住处。他们面对眼前的混乱情况，十分义愤地议论说，这些家伙把老干部打倒，把几个副总理和老帅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总理了。把毛主席架空了，国家就要大乱了。半个世纪千百万人民大众，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天下大乱了。这不能不引起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打天下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警觉和忧虑！陈毅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光是反对几个副总理和几位老帅，还要反对周总理，这一定是反革命要搞垮我们的党。他们这样搞，决没有好下场！”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一场面对面的生死搏斗
二月中旬怀仁堂会议，双方斗争发展到白热化。后来所传的所谓“大闹怀仁堂”，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一伙反党阴谋家、野心家进行的搏斗。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的碰头会，象往日一样，周恩来同志坐在中间，一边坐着七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同志；另一边坐着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一伙。两军对阵，十分鲜明。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首先站起来讲话。为党和国家命运感到无限焦虑的老帅，气愤地向坐在对面的陈伯达一伙，义正词严地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坐在叶剑英同志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同志，激愤地拍着桌子，痛斥陈伯达一伙：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在这以前，徐向前同志曾因他们凭空捏造刘志坚同志是“叛徒”，顶过陈伯达。徐向前同志说：
“我们是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还不了解吗？”
叶剑英同志接着又质问他们：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叶剑英同志幽默地嘲弄陈伯达：
“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为了稳定军队，在这以前，叶剑英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议。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的一致意见是，无论如何都要稳住军队，军队不能乱。叶剑英、聂荣臻同志一同去找林彪，指出：军队要搞个法，要搞个命令，要有限制，不能把军队搞乱。于是，中央军委向部队发了指示，军队不能搞大民主，不能成立战斗队，不能搞串连。
但是林彪利用他窃取的权力，主持召开了一次军委常委会。他横蛮地提出要在军队全面搞大民主。参加会议的几位军委副主席，异口同声地同他辩论：军队搞乱了，天下大乱了，你国防部长靠什么？
经过争论，决定野战部队不搞大民主，军事院校可以搞，但不准串连。这样，军委搞了八条命令，送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亲自找了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详细进行研究，认为八条命令很好，一月二十八日，批准照发，以稳定军队。
斗争更加尖锐化。就在传达经毛泽东同志审查批准的军委八条命令的会议上，关锋仍在诬蔑解放军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当即遭到叶剑英等同志的痛斥。他们指出，由党领导和培养的解放军，战胜了民主革命的敌人，也一定能战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敌人。谁要想搞垮解放军，必定粉身碎骨！
但是在林彪一伙煽动下，八条命令以后，冲击军队的事，仍然连续发生。听到一些军队高级干部被抄家，机密文件被盗劫时，叶剑英同志在京西宾馆激怒地用拳头敲着桌子，警告想要搞乱军队的野心家说，谁想要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
徐向前同志也愤然站起。他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他气怒之下，一把掀倒跟前的桌子，真是义愤冲天。
就这样，叶剑英、徐向前等同志怀着无产阶级的怒火，来到碰头会上，点燃了怀仁堂的斗争。
斗争在继续着。三天之后……
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同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夺权”黑风的张春桥。谭震林同志问他：
“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谭震林同志所以提出陈丕显同志来京的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同志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恩来同志排除多方阻拦，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在当地被无理扣押着。陈丕显同志就是一个。张春桥听了，狡猾地说：
“群众不答应呵！”
“群众？”谭震林同志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党？党不管用了。”张春桥说：“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说的多轻巧！千万干部的命运就这样被他们决定了？一股怒火在谭震林同志胸中燃烧着，他激愤地指着张春桥：
“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呵！”
谭震林同志一进屋，就再次提出陈丕显同志来京的问题。
“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林彪、“四人帮”惯于打着“群众”的招牌，把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假借“群众”之手，实行他们的罪恶阴谋。谭震林同志见张春桥故意刁难推脱，马上打断他的话：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接着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同志说着，愤怒地站起来，穿衣服，拿皮包，边走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干不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同志要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同志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陈毅同志接着发言。他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斥责说：
“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那次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叶剑英同志讲到党的传统：“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那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看到许多单位发生残酷虐待老干部的事，余秋里同志拍案大声疾呼：“许多干部被揪来斗去，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照那样干法，我就不去！”
一个事后证明早已倒向林彪、“四人帮”的公检法负责人插话辩解。
“你不要和稀泥！”
李先念同志也愤怒地谴责林彪一伙破坏党的传统，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法西斯罪行：
“我们党一贯强调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想到许多老干部被残酷斗争和凌辱，谭震林同志说：
“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
当那个公检法负责人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时，谭震林同志驳斥他：
“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同志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在全国范围内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周恩来同志当即质问中央文革的那个顾问、“理论权威”：
“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那个顾问回答：“我没有看！”
周恩来同志气愤地说：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聂荣臻同志对林彪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诬蔑成是什么“联动”，是保守反动分子，进行打击迫害，不让他们上学，有的还关押起来的情况，十分气愤。他说：
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如果父母不教育，责任就在父母。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在中央碰头会上，我们尊敬的共产主义老战士就这样同一伙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进行英勇战斗。老将们铿锵、锋利的语言，剔肤见骨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罪恶，伸张了革命的正义，是代表全国人民对他们进行的审判和控诉！
顶着惊涛骇浪
在怀仁堂的会议室里，林彪、陈伯达一伙一连对李富春、陈毅等同志围攻批斗了半个多月。其中数那个“理论权威”和那个公检法负责人叫嚣得最凶。他们恶毒诬蔑老帅们在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叫嚷什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叛徒、内奸、特务。”
各种帽子、棍子一齐飞来。什么“俱乐部”呀，什么“黑干将”呀，什么“联络员”呀。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协助周总理处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国务院工作的业务组长，几个副总理常到他那里讨论问题。那位中央文革顾问，因此就诬蔑他是“俱乐部主任”。李富春同志回答这位“帽子工厂”的老板：
“好呀，那你就组织专案审查吧！人有嘴，话总是要讲嘛。”
三月十八日，陈毅同志回到家里，无限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真是巧合！四十一年前，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这天，在党和李大钊同志领导下，我们组织四千多市民、工人、学生，冲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政府，革命群众遭到屠杀。鲁迅痛斥‘三一八事件’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四十一年后的今天，我因反对这一类反动家伙，受到批判！”
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了践踏。一场危机真正到来了。从此，党、政、军、文碰头会中断了。合法的政治局委员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而且被批斗了。在组织上，林彪公然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用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会，逐步实现了他们的夺权阴谋。
他们并不满足。在社会上大规模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谭震林同志曾写信给中央揭发江青，称她是“今日中国的武则天！”希望对她提高警惕。江青听了暴跳如雷，对谭震林同志等恨不得一口吞之而后快。她立即叫戚本禹和谭厚兰密谋商量，决定“反击
‘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三月八日前后，相继制造了冲击农业展览馆和冲击工业学大庆展览的事件。
三月十四日，在林彪、陈伯达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示威游行，他们高喊打倒“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五个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在极其复杂的局面中，王震同志等坚决保护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广大群众同林彪、“四人帮”一伙掀起的黑风恶浪展开斗争。
一九六七年五一节，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亲自批准叶剑英、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同志登上天安门，检阅游行。五月四日，陈伯达、戚本禹亲自窜到北师大，向谭厚兰等煽动说：
“他们上天安门，你们反他们嘛！”“如果真理在你们手里，……按照你们的意见去办嘛！”果然，他们就把毛泽东同志亲自批准的决定，当作所谓“五月妖风”来反，使已经混乱的形势，变得更加混乱！
七、八月，在江青、陈伯达策划下，王力、戚本禹直接指挥国务院各口“造反派”，建立“摧资联委”和“揪刘火线指挥部”，动员二十万人，对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展开围困战。他们妄图下毒手，劫持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夺“旧国务院的大权”。街头上公开出现了反对周恩来同志的大字报和标语、传单。直到毛泽东同志察觉了这一罪恶阴谋，他们的企图才未能实现。
七月十五日，“批陈联络站”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周恩来同志多次指示要他们撤出。那个公检法负责人却几次窜到那儿煽动：“小将们，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支持你们！”陈毅同志到飞机场接待外宾，痛斥那些阴谋篡夺外交大权的野心分子：“你们是两面派，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不能把权交给你们！”他们更加猖狂揪斗陈毅同志。
陈毅同志在大小会议上被批斗六次。周恩来同志旗帜鲜明地保护陈毅同志。八月初，一次会上，有人公然对抗周总理指示，在会场挂出“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周总理站在灼人的阳光下，坚持不进会场，直到他们灰溜溜地把标语摘下，才同意开会。八月十一日大会上，他们搞突然袭击，甚至窜上主席台揪斗陈毅同志。周总理指示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同志，并愤然退场。八月十五日，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批斗大会。那个公检法负责人操纵大会，一心要搞臭陈毅同志。周恩来同志批评他：“搞臭了陈毅同志谁来当外交部长？你来当外交部长？”八月二十七日凌晨，连续工作了十八个小时的周恩来同志，又遭到一伙人的长时间围攻，以致心脏病复发。可是，他们却不听劝阻，扬言要拦截汽车，坚持要冲击陈毅同志。周恩来同志万分气愤地警告他们：
“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我一定出席，并站在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
八月十九日，人民大会堂进行批斗谭震林同志的大会。会上周恩来同志再三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保护谭震林同志。会中，周恩来同志临时离开会场，“四人帮”在卫生部的女黑干将，乘机扑上台，劈面打了谭震林同志两个耳光。接着，就有三个大汉，一跃上台，将谭震林同志架起喷气式，一阵拳打脚踢，把谭震林同志打倒在地，然后在他腰背上踏上两只脚！
对这种错误作法，李先念同志当场抗议：“周总理事先跟你们是有协议的，可以批判，但不能武斗。你们这样搞，我就退出会场！”
一九六八年三、四月，是陈伯达所说的反击“二月逆流”的“决战的第五回合”。江青在三月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上，妄加罪名，宣布谭震林同志是“大叛徒”。同时还宣布杨成武、傅崇碧等为“二月逆流”翻案，撤销他们的职务，逮捕了余立金同志，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夺取的权力。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唐太宗诗）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中，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老干部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林彪、“四人帮”杀人之心不死。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搞突然袭击，把除谭震林同志外的六个老同志，分割开来，每人专门成立一个小组，不断地围攻、批斗，大搞逼供信。聂荣臻同志曾到一些政治局委员那里交换工作意见，林彪、“四人帮”一伙就诬陷他们是“反党集团”，监视行动。有人甚至拿出聂荣臻同志的活动登记，逼他承认。聂荣臻同志当场痛斥这种法西斯罪行：
“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吗？就不能相互商量问题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搞这是什么？是特务！”
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同志，每日带着病弱的身体，出席会议，有时连请假写“检讨”也不准许。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副总理和老帅们，只能在会议间隙时间稍事休息。会上，他们抓不住老帅们什么问题，就凭空诬陷叶剑英、聂荣臻同志是什么所谓“杨余傅事件”的黑后台。
聂荣臻同志去问林彪：是怎么回事？林彪狡辩说：没有点名嘛。
聂荣臻同志很气愤地说：
“你没有点名比点名还坏。我宁可受明枪，不愿遭暗箭！”
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林彪、“四人帮”为继续迫害老帅，又编造谎言，埋下伏笔，突然把闭幕了几天的一期“会议简报”发了下来。“简报”不仅莫须有地诬陷徐向前同志的爱人、聂荣臻同志的爱人是“叛徒、特务”，而且故意披露，一九四八年毛泽东同志由延安来到华北，暂住阜平县陈南庄军区司令部时，驻地遭到国民党飞机的扫射轰炸。这件事，后来在解放大同、保定时，从敌伪档案里查清，是司令部的一个内奸作案引起的。在罪证确凿，罪犯供认不讳的情况下，经过正式审判，把这个内奸枪毙了。这期由江青发言的“简报”，竟血口喷人，说聂荣臻同志是杀人灭口，意思是说，聂荣臻同志当时要蓄意谋害毛泽东同志，真是恶毒至极！
他们把两件事连在一起，故意制造借口，诬陷当时在山西、河北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聂荣臻同志，妄图给他们戴上勾结敌人的帽子，置之于死地。
徐向前同志先后被抄家三次。家中的文件、书信，甚至连作战日记也都抢劫一空。可是他们一根稻草也没有捞到。他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的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活中的忘我战斗。徐向前同志和战友们同无数先烈一起，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鲜红的战旗。他说：“我们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错误也犯了不少，但是我们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问心无愧！”
林彪一伙通过所谓疏散，对老帅们进行精神折磨，“围而待歼”。被批斗的几位老帅，一家老少全都分散各地，不能互通音信。聂荣臻同志的爱人，被别有用心地安排到靠近边境的吉林草原上的一个五七学校里去劳动。
战争年代，曾长期在大别山区和中原地区坚持武装斗争的李先念同志，一九四六年奉中央命令，率部向北突围。林彪、“四人帮”竟制造谣言说他是“大叛徒头子”。当即遭到参加领导突围的王震、王树声等同志的有力反驳。他们用大量确凿的证据，驳斥了诬陷，保护了李先念同志。王震同志等拿出当时突围作战的会议记录说，这些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历史，怎么能允许颠倒呵！
林彪一伙把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叶剑英同志视作他们篡党夺权不可逾越的障碍，千方百计要打倒。一次中央会议上，叛徒江青突然发难，诬陷叶剑英同志“要搞政变”！
那个“理论权威”马上接着说：“我对徐向前、陈毅也有意见！”诬陷老帅们要“搞政变”。
叶剑英同志当场反击他们：
“我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无论在长征中，在延安，无论筹划指挥全军作战，或是在解放以后的历次路线斗争，我都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坚持站在毛主席一边，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会后不久，他们公然违抗党规国法，派人抄了叶剑英同志的家，还挖开了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戚本禹讲话当天下午，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打倒带枪的反动路线”，“斩断叶剑英伸向文艺界的黑手”等大标语。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同志的五个子女及其亲戚、保姆拘捕，分别关押一年到四五年。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在七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先后被冲击、批斗和疏散的日子里，他们尽管身陷囹圄，但始终对党对人民怀着无限希望和信心，充满高昂的斗争精神。
那时，国内外大事，几乎全靠敬爱的周总理操劳处理。从夜晚到黎明，从日出到黄昏，他关心着祖国各条战线的问题。从生活必需的油米柴盐，到遨游宇宙的人造卫星；从少数民族的山寨，到深更半夜接见外宾，日理万机！他的身体一天天瘦弱了。有一天，一个烈士子弟前来探望总理，他恳求总理为全国人民保重身体。总理听了，在黄昏的庭院里，停下脚步，两道浓眉下，闪着炯炯目光，深情地望着这个同志，激动地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同林彪、“四人帮”搏斗的暴风雨里所表现的崇高品质。他们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沉痛的教训
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的我党历史上罕见的“二月逆流”大冤案，给我们党的创伤十分深重，教训极其惨痛。
谈到这个问题时，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同志指出，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学了许多东西，要认真吸取教训。
他们说，建立好的领导班子，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革，被一批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和篡党夺权分子掌握了领导权。他们通过种种阴谋，居于一人之下，全党之上，爬上了权力的高峰。他们利用篡夺来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实行法西斯专政，上整干部，下整群众，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他们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破坏工农业生产，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它从反面教育我们，必须十分重视领导班子的配备和建设。选拔到领导班子的干部，应具有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富于斗争精神，作风正派，光明正大，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善于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品德。我们决不能再让坏人来篡夺领导权！
他们说，要把领导班子建设好，关键在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林彪、“四人帮”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使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民主权利受到摧残。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在全党、全国造成浓厚的民主空气，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作到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使党和国家的命运，能真正掌握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手里。如果有人敢于践踏民主，破坏法制，就坚决和他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林彪、“四人帮”给我们党的沉痛的教训！
是的，同志，这些沉痛的教训，我们这一代永远不能忘记，也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能忘记，并逐步加深对这场斗争的认识。正如恩格斯说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总结教训也是如此。
我们要发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生动活泼的民主精神，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为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