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文革琐忆

李筱薇

一
　　“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农业生产逐步有些恢复，城市生活的紧张情况也得到了缓解。但是好比一个人生了一场大病，刚刚恢复时，是没有精神的，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有健康的生活。所以60年代就感觉到一种迷茫的情绪，要不要做事情，能不能做事情？有的事情想要做也不敢做，怕越做越多错误。大家讲话也非常谨慎，不谈国事，更不谈世界。想不到到了1966年下半年，又开始了一场新的大动乱——一场人为创造的、自上而下指导的大动乱。
　　文化大革命发生前夕，我们这些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员，每天奉命准时上班，上班就学习政治文件。有一天，学习空气特别严肃，学习什么呢？学习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这篇社论实际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篇社论中大骂两种人：一种是教授，一种是工程师。第二天，继续学习社论，也是如此，继续骂教授，骂工程师。这是要干什么呢？大家惶惶如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到第三天，这个社论的口气就转变了，不再骂教授，不再骂工程师了。骂什么呢？骂“反动学术权威”。隔了若干天以后，才有人告诉我说，由于《人民日报》反对、大骂、攻击教授和工程师，引起国际上的强烈的不安和反对。所以第三天的社论口气就改掉了，改为“反动学术权威”——实际指的还是教授和工程师。既然“学术权威”是“反动”的，那中国政府加以反对，国际社会就不好批评了。后来，这个反对的对象改变了，重点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了，重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当时，坏人被清楚地归纳成“地富反坏右”，即“黑五类”。这个时候呢，“黑五类”的构成有所改变，因为地主都被打倒了，“走资派”就变成第一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头一两年，我还是继续准时上班、学习，但不做任何业务工作了。下午很早就下班回家休息了，没有事情好做，只感觉到惶惶如也。大概到第三年，情况就越来越紧张了，开始设置“牛棚”。这个牛棚是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我们单位有三间大屋子，原来是汽车库房，就把这三间汽车库房收拾一下，放了很多张床，就成了“牛棚”，把“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等多种坏分子，都关押在这个地方，不许他们住在家里。住在里面，每天学习，每天劳动。我是属于“反动学术权威”，所以也搬进去了。在我们单位，我们单位的领导吴玉章、胡愈之没有被关到这里面。第三位是秘书长叶籁士，是“走资派”就被关在这里面了。“反动学术权威”呢，包括倪海曙、林汉达和我三个人。此外，我们单位当时七十几个人，其中被划为“黑帮”的有二十几个，这些人全部被关在这个“牛棚”里。
　　“牛棚”的生活大概是这样，上午主要学习《毛主席语录》。这本语录大概是中央文革小组发下来，可以说是一种高级的语录，是油印的，字很大——有点像四号字这样子。大本的，有好多本，不是一本两本。主要是自学，自己看，不许做笔记，也不能带回家，看完之后要上交。学这个《毛主席语录》，倒的确使我开了眼界了，让我知道了很多外面不知道的毛主席的讲话。
　　除了学习，还得劳动。劳动就是去扫地、拔草、搬垃圾，诸如此类的劳动，不算很重。每天吃饭都得排队，无论早饭、中饭，还是晚饭。因为我们是“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所以要让其他人排在前面，让他们先打饭。住在“牛棚”里，起初管理比较松，每个礼拜六可以回家住，礼拜天上午再回到“牛棚”。但是回家是有任务的，什么任务呢？继续“破四旧”。

二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把“破四旧”作为一个重点工作。那时我住在沙滩后街，这里住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文改会的人没有什么增加，人民教育出版社及其相关的人，越来越多。“破四旧”的时候是雷厉风行的，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而且不断听大报告。报告中表扬有些“破四旧”做得好的，就是把家里面的旧的东西都清除掉。所有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有关联的东西，包括从前的文凭、证件、大学聘书、照片，都要烧掉。有的人甚至把祖上传下来的家具也拿来砸掉。不许留外币、白银、黄金，等等。旧的线装书也是“四旧”。我以前把很多书放在单位的一个小房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我们是“黑帮”，就不能去办公了，办公室就不能再放东西。于是我们的书也只好出售。起初出售，价格还是不错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这些“黑帮”的工资就减少下来，起初大概是减掉一半，后来越减越少，最后减到我一个月只有35块钱。这35块钱还得扣除需要上交的各种费用——具体我记不清楚，反正是没有钱吃饭了。我奉命“破四旧”，把从前的文凭、奖状、奖章以及有关资本主义的著作，一样一样都毁掉。有很大的炉子，把这些旧书烧掉。我的太太张允和，她是搞历史的，她有一部《二十四史》，就卖给了旧书店——旧书店的人到我们大院里一家一家地收旧书，一部《二十四史》卖了多少钱呢？卖14块人民币。收旧书的人已经很客气了，否则要论斤称，大概只能给7块钱也卖不上。
　　当时旧书店的人可以随便跑到你家里来，随意看你的旧东西，“破四旧”嘛。他看到我有一部《大英百科全书》，就说：“你这个也是‘四旧’呵。”我说：“好，这是‘四旧’。”我笑笑。这个旧书店的人对我们还是友好的，他说：“你这个书呵，倒有人要，我给你联系一下，假如能够卖掉呢，你还可以拿几个钱，否则‘破四旧’都烧掉了或丢掉了，也很可惜的。”我就说好。不久呢，他告诉我，有一所学校或是图书馆，要这个书，而且给的钱并不少，500元人民币。当时500元是一个大数目，而我们那个时候正好缺少钱用。我说好，就卖给他们了。500元人民币，这是“破四旧”能卖掉的东西中价格最高的了。
　　张允和喜欢昆曲，她拍了很多昆曲照片。同时我们家里还存有很多老照片，虽然数目不多，可是保留了一些古代的东西，比如我很小时候跟我父母在一起拍的照片、张允和小时候的照片、张允和父母的照片。这些我们不舍得“破”。不舍得“破”不行，形势越来越紧张，已经有人因“破四旧”不彻底，而变成斗争对象了。被斗争之后，那“破”起来是更厉害了。
　　“破四旧”的时候，我们这些被点名的“黑帮”，已经不敢随便出去看朋友了。我家里除了我的书，还有朋友的书。朋友的书怎么办呢？我随便把它“破”掉了，将来没有办法还人家。其中有一部书，是林汉达借给我的，《世界美术全集》，都是世界名画的照片，这部书是很名贵的。我想这部书若被我搞掉了，我对不住他，我还是先还给他。一打听呢，他们家因为孤零零住在他自己买的房子里，暂时还没有事——我们家那一带“破四旧”闹得很厉害。于是我就在晚上想办法偷偷带了这部书去还他。我还书回来，觉得心里踏实了，做了一件好事情。想不到，第二天，造反派就到了他们家。林汉达是我们单位的，可是他的儿子或是什么人是另外一个单位的，而这个单位好像跟一个家具厂有关系，大概是这个工厂里的人来“破四旧”。所以说，当时你自己不“破”呢，造反派就会跑到你家里来帮你“破”。这些人到他家里“破四旧”，一翻翻到这一部书，哈，这还了得，把“黄色书籍”藏在家里！他们就把这部书带走了，“破”掉了。更意想不到的是，隔了一两天，由于隐藏“黄色书籍”，那个单位把他抓去开斗争会。这样，我就很后悔了。因为我们单位的造反派到我家里来“破四旧”时，他们搜查的都是中文书，看到外文书，一概不动。所以我家里的外文书一本都没有动，有许多洋文书我还保留了下来。而他因为这本书却吃了苦头。据说，拉他去斗争的时候，让他向群众下跪，跪着交代。
　　我们的亲戚朋友家，几乎没有一家不被造反派“破四旧”的。比如沈从文家，他的书是特别多，就被搞光了。书搞光后，就把沈从文一家集中在他们以前存书的一间小房间里，一家人住在原来的小书房里。
　　还有袁二姐家。袁二姐名字叫敏宣。这个袁敏宣昆曲唱得非常好，受过很好的教育。虽然没有大学毕业，她进过大学，会英文、德文，昆曲唱得特别好，会画画、会写字，真是一个女才子。以前的惯例，有才能的女子结婚之后是不工作的。她跟张允和都在昆曲研习社，是好朋友，好搭档。她的丈夫叫胡仙洲，很有钱。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她的邻居有一个小学校长，不多几天就自杀了。这是他们胡同里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她不知道怎么办，就到我们家来，问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那个人要自杀？因为报上这些文章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呀，对她毫无影响。
　　这个时候全国都停下来不做工作，除了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及极少数地方之外，其他学校、研究所、政府机关统统停下来不做工作了。这是全世界没有的。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下命令叫全国停下来不做工作，这是前无古人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即使想读书无法安心，研究工作根本不能做，虽然时间还是有的，做研究工作就很困难了。比如说，北京图书馆——当时在北海旁边，这个时候借书就有困难了。我们家在沙滩，跟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很近，我常常散步就去那边借书。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里借书就紧张了，有限制。只能借你专业的书，别的专业的书不能借。比如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只能借语言学的书。有一次我去借一本莎士比亚的书，叫作《威尼斯商人》，很有名的，英文叫Merchant of Venice。这本书是用英国的所谓“基本英语”写的，“基本英语”里就没有“Merchant”这个词，就用“Trader”这个词代替“Merchant”。我要借这本书，图书馆说不能借，你是语言学专业，这本书是文学的。我只好解释我为什么要借这本书呢。我说，这本书是用基本英语写的，我是研究基本汉语的，想要参考基本英语的一些特点。我告诉他，基本英语里没有“Merchant”这个字，所以改用了“Trader”，这就说明它不是普通的文学书，它是跟语言学有关系的。我好不容易跟他讲了半天，他总算给我面子，借给我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想做学术研究，已经受很大的限制了。
　　后来我就明白了，从“反右”开始，是一步一步压制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策略叫“利用、限制、改造”。限制就是这样子：不许你随便做研究工作；不许你写文章；不许你藏书——不许你藏外国的书，也不许你藏古代的书。诸如此类都是限制。“破四旧”当中，特别在我们这种单位里，主要是破知识的“四旧”，毁掉你的书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三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不办公了，研究也不能做了，而且情绪也很不安定，每天都好像是在大风大浪中。因此我空闲下来，同张允和去看看袁二姐。
　　袁二姐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跟她聊天是非常有趣。在她家里聊天时，胡仙洲不太参与我们的谈话。每天六点钟吃了晚饭——我们吃晚饭都很早——之后，我们就到景山公园去散步，胡仙洲也去散步，所以我们就成了散步的朋友了。散步的时候还碰到另外一个朋友，这个人是一个工程师，曾在欧洲读书的。可是这个时候，他衣服穿得非常土，一身土样子，生活习惯也很土，显得非常有趣。比如说，我们在公园里散步，累了就在椅子上坐会。他不坐椅子，而蹲在地上——不是坐在地上，是蹲下来，拿一条腿蜷着，另一条腿站着，这有点像公园里的仙鹤。仙鹤休息的时候，把一条腿弯起来，藏到羽毛里，只用一条腿站着。后来我注意到，北京乡下的很多人也是这样休息的：不坐地上，因为地上很脏；也不坐凳子，从小家里不一定有凳子。你怎么也看不出，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工程师。在这个无心做事、无事可做的短暂时期，每天跟胡仙洲以及这一位看起来土里土气的高级工程师在一起，在景山公园散步休息，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胡仙洲也是一个工程师，而且他的知识非常广博。他看的主要都是德文书，每次他读到一些趣闻，就讲给我们听。比如，印度尼西亚蛇很多，有种蛇喜欢吃猪，一只小猪蛇一口就吞进去了。那么怎么办呢？农民就把一只小猪放在木棍做的笼子里，蛇进去之后，把小猪吞到肚子里，蛇的肚子就变得非常大。蛇头可以从这个笼子里钻出来了，但肚子却钻不出来，怎样扭动不行，也缩不回去。于是主人第二天就能将这条蛇抓到，将小猪从蛇肚子里剖出来——当然死掉了，但是照样可以吃。这是一种捉蛇的方法。后来方法更进步了。农民知道蛇喜欢吃鸡蛋，就做了许多木头的“鸡蛋”——将打碎的鸡蛋涂在木头上，放在笼子里。蛇进去了就吃鸡蛋，贪心不足拼命吃，它的肚子就涨大了，跑不出来了。而且蛇吞了这些“鸡蛋”在肚子里，就想把它绞碎，但木头鸡蛋怎么绞绞不碎，结果蛇就胀死了。用这个方法捉蛇更方便。
　　印尼这个地方，鳄鱼很多，而且鳄鱼吃小孩、吃狗、吃鸡。鳄鱼有个奇怪的习惯，它在哪里上岸呢，也从哪里下水。它经过的地方痕迹是很清楚的。于是，农民就等这个鳄鱼上岸，在它要经过的地方插上锋利的小刀。鳄鱼上岸偷吃了鸡之后，回去还从原来这条路上走，结果肚子就被划开了，还没有到水边呢，鳄鱼就死了。当地人用这种方法来捉鳄鱼。
　　每天傍晚，我们在景山公园谈得非常开心，不谈政治，不谈文化大革命。外面文化大革命是闹得越来越厉害，我们不谈，我们谈一些有趣的事情。
　　可是好景不长，造反派越闹越厉害了。造反派就到胡仙洲、袁二姐家去造反了。这个造反的具体情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只是听到他们家发生了大问题，不敢再去看他们了，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形势也紧张起来了。后来才知道，当时造反派到他们家，把所有东西，能打烂的打烂，值钱的都拿走。造反派怀疑他们地板下藏了好东西，因为他们住的房子很讲究。袁二姐的父亲是在清朝做大官的，叫袁励准。袁励准题写的匾额，今天在颐和园的听鹂馆中还可以看到。袁励准做过宣统皇帝的老师，常州人，是我的老乡，可能还有点远亲关系。袁二姐是生长在北京的，北京话自然讲得非常好。他们家被抄得非常厉害，地板都被掘开了，房子被砸得一塌糊涂。搞完以后呢，他们家有一个小房间，本来是放柴火的，造反派就让他们一家人住在那个房间里，其他房间留给造反派住。
　　不仅如此，还把胡仙洲抓走了。不到一个礼拜，通知他们家说，人死掉了。后来才知道大概情况。他有严重的糖尿病，在家的时候不敢吃米饭、馒头，只能吃窝窝头、玉米粥。同时他自己准备了药，必要时可以自己治疗病情。他被抓走之后，造反派斗争他，把他关在一个茅房里。糖尿病发作起来就没有办法控制了，再加上被打得很厉害，很快他就死掉了。他虽然有糖尿病，但原来身体还是很正常的，真是悲惨。这件事情一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才给他平反。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袁二姐住在一个破烂的房间里，我们去看她。她还是那么乐观，依旧谈笑风生，非常有趣，而且她讲的笑话，文化水平也很高的。后来，她生病无人照顾，就死了。她的年龄比张允和还小，比我小更多了。她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女才子，她的死很可惜。
　　谈到袁二姐，我们就一定会想起袁二姐的一个侄女儿。袁二姐跟她的一个弟弟住一起，他们的房子很大，有好多进，袁二姐是住在其中最好的一进。她的弟弟和弟媳，还有两三个女儿，住在前面一进。这几个女孩子都长得很漂亮，有的读小学，有的读初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时的教育告诉她们，她们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这个成分太坏了，说一定要改变成分。怎么改变成分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下农村去劳动。其中有一个——可能是第三个女儿，当时是初中生，下农村之后，很快就嫁给了一个农民。她当时很高兴，以为嫁给农民之后身份就改了，就是国家的主人了，就不是反动阶级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悲剧就发生了。这个漂亮的姑娘嫁了之后，生了一个孩子。一个是城里的闺阁千金，父亲是在大学里教书的；而另一个是农民，没有文化的，家庭很穷。这就发生矛盾了，我们不断听到这个矛盾和不幸。后来究竟什么样子，是否离婚了，我不太清楚，反正是非常不愉快。像这样的事情很普遍，不是一个两个。
　　跟这个小姑娘境遇相同的，还有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所谓“老朋友”，因为他的年龄比我们大得多，叫许潜庵（许实贞）。许潜庵的孙女儿，也是这个年龄，大概刚刚进初中的样子。她不是自愿下农村的，是被迫下农村。她去的农村更远了，下到东北，大概是黑龙江。许潜庵在这个孙女儿去的时候，就关照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乡下结婚，终身不嫁也可以。这个孙女儿就听了这句话，怎么样也不结婚。后来打倒“四人帮”之后，政策改变了，她也被放回来了，今天过得很好。这两个人是两种结果。当时许潜庵这位老先生，叫他孙女儿一定要回来，不能嫁给农民，这个话在当时被认为是“反革命言论”，假如被造反派知道了是不得了的。
四
　　这时，红卫兵的风潮闹得越来越大。我们单位很快也组织了自己的红卫兵。后来我才知道，每个单位一定要自己组织红卫兵，才能够防止外面的红卫兵、假红卫兵、非红卫兵到本单位来抄家。来抄家的，许多都是抢砸东西。自己组织红卫兵，自己造反，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本单位的“黑帮”人物。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大字报越贴越多。起初在礼堂里贴，后来贴到礼堂、大院外面的墙上。那么大的北京大学旧址，大院里整个都贴满了，就贴到大门外面去。不仅我们一个单位，所有单位都是这样，都是在本单位的墙贴满之后，再贴到马路上去。以我们单位来讲呢，往西往北，一直贴到动物园。比动物园更远的地方有没有贴，我不知道。这个大字报讲什么呢？就是骂人，骂“走资派”，骂“反动学术权威”，骂“地富反坏右”。我是我们单位的“反动学术权威”之一，当然是批判对象。每一幅大字报上都有我们的名字，用黑墨水写的，上面用红墨水打一个叉叉，说明这是反动人物，有的时候把你的姓名颠倒起来写。
　　这时候，我被关在“牛棚”里。我的爱人也不敢住在家里，因为是反动分子家庭，谁都可以来打击你，来打你的门，把你的门窗弄破，把你窗外的种的东西一概搞烂。这还不算，有时还半夜里冲到你家里来打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她就不敢住在家里了。我的儿子和儿媳妇在中国科学院，住在中关村。我们这边搞得很热闹的时候，他们那边比较冷清。我的爱人就到儿子、儿媳妇那里去住一阵。我的孙女儿刚刚上小学不久，我的爱人就陪她到动物园去玩，因为中关村到动物园不是太远。她们到动物园，一看也有大字报，贴满了。当中有我们单位的大字报，我的名字被打了一个叉叉。孙女儿认识我的名字，她问奶奶：“这是不是爷爷啊？”奶奶说：“是啊。”又问：“爷爷是好人，怎么被打了一个红叉叉呢？”我的爱人告诉她：“爷爷喜欢讲外国人好，所以犯了错误了。”那我的孙女儿说：“奶奶，你回去跟爷爷讲，不要再讲外国人好了。”
　　后来有一天，我们在牛棚里得到命令，要出牛棚，去看大字报。那时候是刚刚吃晚饭，吃完了晚饭就要走，有人领了我们去看大字报。我们的“牛棚”离办公楼的院子很近。这个办公楼有六层，我们自己用一层到三层，四层五层——主要是四层，是给“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办公的，那是外交部的一个下属机构。那个时候陈毅副总理是兼外交部部长，所以这个机构批判的“走资派”，第一号就是陈毅。我们一走出这个牛棚，才知道批判陈毅的大字报多得不得了。墙上贴不下，就拿绳子挂在院子里，挂了一条一条，两条绳子之间不过两尺宽。这个绳子挂得比人高，大字报一直垂到地上，所以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字报的森林。你在里面看大字报都看不见人，都被大字报遮住了，你要找个人是没有办法的。噢，这些大字报全是批判陈毅的，说陈毅“反动之极”，是个老“右派”。
　　看完大字报，我们又回到“牛棚”里，洗洗脸，休息一会儿。我们大家就想，陈毅怎么是“坏分子”、“右派”、“走资派”呢？大家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因为陈毅给我们的印象还是挺好的。不过我想起一件事，在“反右”运动刚开始时，陈毅在全国政协做了一个报告，他说“反右”期间如果有人受了委屈，可以对他讲，他可以打抱不平。我想起这个话，可能就是严重的“右派”言论。后来很多“右派”受了很大的委屈，也没有地方去申诉，更无法告诉陈毅。陈毅自己也保不住了，所以陈毅讲的也是空话。
　　这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们都上床睡觉。但是刚才看了这些大字报之后，我们还一直想陈毅的问题。这时就听到很多人在一起喊口号，起初听不清楚，后来越听越清楚了：“打倒陈毅！打倒陈毅！打倒陈毅！”这个“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只是外交部下的一个部门，其他还有许多外交机构，想来都是一样反对陈毅的。但是有一点不同，就是这些反陈毅的大字报，只能在大门里挂，不许挂到大门外面去，因为害怕被外国人拍照。
五
　　第二天清早，我们照例出去劳动。此时这个劳动越来越繁重，铁做的小推车，实在是不容易推。空车都很重，都不好推，放了许多东西推起来更累。在我们单位的“牛鬼蛇神”中，有一个同事叫陈越，出生在越南，是越南华侨的后裔。他爱国，向往革命。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就偷偷地离开越南，来到北京。他写信给胡愈之，要求安排工作，胡愈之就把他安置在文改会。可是进入文改会之后，他一直受到压制，每一次运动，他都受到冲击。我们想不明白，他一直不在国内，会有什么问题呢？他跟我特别好，因为许多学术问题我们一同研究。这个人非常好，跟我们一同劳动，我推不动铁推车的时候，他就帮我忙。许多重劳动他都帮我忙，两个人抬东西时，他就抬重头。他比我当然年纪轻，大概比我年轻二十来岁，我非常感谢他。
　　这个人在文改会做了不少工作。比如说，汉字简化方案，后来类推成为《简化字总表》。这个《简化字总表》是陈越做的具体工作。比如讲一件很小的事情，这个《简化字总表》，起初叫《简化汉字总表》。陈越就提出，把“汉字”中的“汉”字省掉，就叫《简化字总表》。这样简单明了，大家觉得他的意见很好。还有，简化字当中，后来增加了几个字，像“英呎”的“呎”字被废除，以后就用“英尺”两个字；“海浬”的“浬”字被废除，就叫“海里”。有二十来个字，主要是从日本来的。有的一个字读好几个音，就改成一个字读个音。一批科技用字、度量衡用字的简化，都是陈越提出来简化的。他还研究用拼音字母来搞速记，出了一本书叫《简易速记》，搞得很好，很受欢迎。
　　他有五个孩子，两男三女，他给五个孩子取的名字含有“红色”的意思，这是倾向共产党的意思。很有趣，一个叫陈红，一个叫陈赫，一个叫陈紫，一个叫陈丹，一个叫陈绯，五个全是红颜色。所以人家说，他的家庭是红色家庭，可见他的思想的确是倾向共产党的。可是他申请加入党，一直没有被批准。为什么他要受到种种限制呢？我不明白。我们起初只知道他是被限制使用的。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为那些被冤枉的人平反时，才知道有一个平反小组，宣布哪些人是被冤枉的。给有些人平反，程序其实简单，比如给我平反，什么程序都没有，就是说对我的那些批判都是搞错了。他说我们没有定你什么罪名，那些大字报骂的话，都是群众写的，也不算什么罪名。所以这个平反的过程非常简单，一句话就完了。而对陈越呢，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因为陈越有一个朋友在香港，他到了北京之后经常跟这个朋友通信。这个朋友住在香港的一个公寓里，楼上楼下有国民党的特务。他跟这个朋友通信，有人自然就怀疑陈越跟国民党特务有联系，由于这个嫌疑，陈越就一直被限制使用。文化大革命之后，上面调查清楚了，他那个朋友虽然跟国民党特务是住在同一个公寓大楼，但是那个人跟国民党特务没有关系。所以陈越受到的冤枉就平反了，平反以后，他当然很高兴。可是陈越很不幸，过了不久，他就生病了，他的病是突如其来的，据说是脑袋的后面某个部位有毛病了。那个时候脑袋开刀的技术不像今天这样进步，医院给他开刀，之后就合不拢了，结果很快就死了。他年纪很轻，热心、真诚、能干，我们很为他可惜。
　　很快，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天天让我们写交代，写得不好得重写，开批判会，一个一个地开批判会。比如说，批判叶籁士。叶籁士是我们单位第一号“走资派”，所以罪名最重。批判某个人时，
　　我们这些“牛鬼蛇神”都要去旁听，坐在第一排，听别人批判。批判的时候问他问题，答的不对就打。叶籁士被打得很厉害，有一次被打得一个眼睛看不见。一个多月眼睛都看不见东西，后来才恢复。这个时候不许回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也不敢问别人借。他偷偷地告诉我，他没有钱了。我口袋里还有钱，就赶快拿了五块钱给他。那个时候五块钱是一个大数目，大家穷得两毛钱都不常有的。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如果被知道了，他要受罚，我也要受罚。我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怎么能把钱偷偷借给一个反动的“走资派”呢？这可是大罪名。
　　还有一个人，是我们的副秘书长，叫赵平生。这个人青年时代就参加共产党，研究哲学。青年时候写哲学短论文，写得好极了。在抗日战争时候，因被怀疑是共产党，他被日本人抓了去，受到拷打，人就受伤了，不能写文章了。这个人非常好，办事情很负责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办公楼每一层都弄一个很大的像屏风一样的东西，放在楼梯口，上面挂一幅很大的毛主席像。大家上楼的时候看到毛主席像，要行注目礼、行立正礼。赵平生这个人向来不随便讲话的，可是这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这个很像是教堂里挂耶稣像。噢，不得了，这句话被人听见了，被报告到造反派的头头那里。于是就开特别会议斗争他、打他……起初只是“走资派”挨打，“反动学术权威”只要交代问题，不会挨打的。有一次开会斗争这个郑之东，还是什么人，倪海曙跟这个人有些关系，就被要求一起陪斗。陪斗，照理不声不响是没有问题的，反正在那里站两个钟头就下来了。这次陪斗的时候，造反派就问了倪海曙一些问题，倪海曙这个人脾气很大，他很生气。他头上戴了一顶法国式的帽子——这本来已经是不合常规了，他就把这顶帽子往地上一甩，讲话很不客气。结果就激起了造反派群众的愤怒，他们涌到台上去打倪海曙，把他打倒在地上。这一下，就开了打“反动学术权威”和其他人的先例。打完了倪海曙，就叫另一个被认为是“坏分子”的人上去，问也不问就打。再叫一个人上去，又打，一个一个地叫上去，都打。最后叫到我，我上去，就准备让他们打了。这时这个造反派头头就说：“好，今天这个会就开到这里。你们这些混账王八蛋，滚回去！”于是我们就滚回去了。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打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有一天在劳动的地方，休息期间，我遇到一个造反派的人。这个造反派是真正工人出身的，他跟我说，我们是把你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处理，所以没有打你，你自己以后要当心啊。后来又有一个造反派的人告诉我，他说你是外国回来的，我们最怀疑你的就是里通外国，可是我们仔细查了，你回国以后没有给外国写过信，所以我们不定你为里通外国。
　　正在这个斗争越来越猛烈、几乎到白热化程度的时候，忽然来了命令，由军队接管。不单是我们一个单位，许多单位都由军队接管。接管以后，开会斗争等都由军管的解放军来主持，不由造反派来主持了。我们单位来了一位军人，我觉得这个人很好，文质彬彬的，很讲道理。他来之后第一次开会，训斥我们一顿之后，就宣布我们可以回家去睡觉，不要住在“牛棚”里了——当然，白天还得到“牛棚”里来学习、交代。于是大家都回家了，很高兴，这个形势算是有了一个转折点了。
　　可是突然又有问题了。一天开会，说我没有交代清楚，还有反革命行为没有交代。那么我就想，有什么反革命行为没有交代呢？想来想去也想不到。每天我就是拼命想怎么交代，交代之后，他们还是说不对，于是我再交代……我回家就跟张允和商量，我说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交代的。我老婆就说，你呀，好好地想，你对别人讲过什么错话没有？噢，我想起来了。这天白天，一个造反派已经提醒我了，说我隐瞒情况，要我好好想想跟人家讲了什么话。我恍然大悟，想起一件事情。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跟倪海曙聊天，倪海曙说“伊凡彼得斯大林”，我接口就讲“秦皇汉武毛泽东”，两个人一人一句正好凑成了一个对子。我想，这个事情以前没有想起来，说不定就是他们要我交代的。于是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就到“牛棚”里去准备开会。他们说不要开会，让我写书面交代就行了。我就交代了这个事情。交代以后，他们说好，就是要你交代这件事，因为倪海曙已经交代了“伊凡彼得斯大林”，你怎么不交代“秦皇汉武毛泽东”呢？你们两个人是讲反革命语言，要定你们两个人“现行反革命”。从那天开始，我们的名字在大字报上就加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字样。后来有造反派告诉我，这个交代都是一步步上升的，罪名也是一步步上升的，升到最高就是“现行反革命”，就是到顶了，到顶之后这个交代就要告一个段落了。这个军管的头头宣布，开公开的检讨会，有罪名的人，一个个上台检讨。于是就挨个检讨，有时候一天检讨两个，有的时候三四个。最后是我讲。我从出身、接受资本主义教育，一直讲到新中国成立，讲到文化大革命。坏的思想、坏的行动、坏的社会关系、坏的历史，等等，我都讲。讲完了，问群众还有意见吗？群众说“不满意，不满意”。这位军管的解放军说，群众对你还不满意，回去好好再想，再检讨。好，就放我回家了。我想，估计还得开一次检讨会吧。结果呢，居然不开了。
　　本文选自《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周有光／口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