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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东林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上高中一年级时发生了“文革”，几年后毕业分配，正好赶上难得的招工,因为姐姐妹妹都上山下乡了,我被照顾分配到北京一家人民防空构件厂当工人，生产抵御原子弹爆炸袭击的防空洞大门，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行业。九年时间，从搬运工、车工、钳工一直干到车间主任。那时候，对三线建设一无所知，只是上中学听到曾经在国家计委工作的父亲和在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工作的舅舅，颇为神秘地谈起去一个叫“渡口”的地方出差，一去就是几个月一年。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攀枝花。
1978年恢复高考，我有幸考上了复校招生的中国人民大学。报考志愿时，“文革”中被下放到农村劳动的父亲来信说：千万不要报文科！然而我却坚决地报了中国历史系。一个强烈的欲望，就是弄清楚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都发生了什么事。
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我和苗棣（现为中央广播传媒大学教授）、李丹慧（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向前（现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孟宪成同学（已去世）一起进行着“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主编出版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日文版），奠定了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基础。
1990年，邓力群同志经过中央批准，正在筹划一个研究、撰写国史的国家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他了解到我们的研究后，将我调入当代中国研究所，从此成为正规军。
到所之初，在第三编研室（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历任助研、副研究员、研究员、编研室副主任。其后第一、二、三编研室合并为第一编研部（研究1949—1976年时期），我担任主任，“文化大革命”史研究都是作为重点。2002年，按照时期划分的编研室改为按照专业领域设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研究室，我担任经济史室主任，从此专攻当代中国经济史。当时，就有一个疑惑，难道“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我们的国家都在动乱？那么我们的经济建设是如何维持并且取得了中央《历史决议》中所说的“有所发展”的？
1993年冬天，在国家计委原副主任房维中、甘子玉两位老领导支持下，我和程中原、杜蒲、刘志男得以到国家计委（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查阅“文革”时期经济档案。三个月的时间，如入宝山，收获极大。第一次看到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一代革命家批示手迹、讲话记录的珍贵档案，如1964年4月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三五”计划的讲话记录；如1964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周恩来为在三线地区建设第二个核反应堆基地给毛泽东的紧急信，及毛泽东的批示；如1965年2月、3月罗瑞卿关于在三线地区部署核武器、导弹、喷气战斗机、核潜艇等国防军工尖端武器研制基地给毛泽东和中央的两次报告，及邓小平的批示。从中，我了解到许多过去不曾知道的重要经济活动和重大战略决策。三线建设，是第一个重大收获。当时，学术界和社会上对于这个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涵盖13个省市自治区、建成两千多个大中型企业的三线建设重大战略，对其建设过程都所知甚少，遑论决策内幕。由此，我开始了三线建设研究，发表多篇论文，2003年在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国内外第一部三线建设史研究专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被人谬誉为三线建设史研究第一人。一直到现在，三线建设仍然是我退休以后主要从事的研究领域。
1964年9月，周恩来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和在三线建设第二个核基地给毛泽东的的紧急信
下面，分四个部分回顾自己的三线建设研究历程。
一、撰写第一部三线建设研究专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
看到了国家计委那些宝贵的档案，我就开始查阅有关三线建设的论文,竟然鲜有所获。这更促使我有了强烈的冲动——研究三线建设,揭开神秘的面纱。我向小学时的学兄宋宜昌建议,合作写一部三线建设史的研究专著。他曾经在陕西一家三线兵工厂长期当工人，父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曾任西北局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后任国家计委主任，主管过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宋宜昌在中国科协工作,是个自学成才的怪才,懂得几国外语，还发明了一种英语学习方法，出版过科幻小说《北极光下的幽灵》，还独自撰写出版了《沙漠之狐隆美尔》和《世界海军史》等煌煌巨著。宋宜昌很快就拿出了几万字的三线建设史一章初稿，但我还在收集资料阶段。他说,我等不了,你独自干吧！于是，我步上了踽踽独行的三线建设史研究之路，没想到这本书让我写了十年。
第一个困难，是缺乏资料。公开发表的论文,只有1987年阎鸣放发表的《三线建设述评》一篇文章，宏观介绍了三线建设的战略背景和实施，不乏对问题和失误的批评。其他有关文章，都是讲90年代三线建设地区和企业调整改造的经验和措施,如军转民、搬迁布局等等，基本没有涉猎三线建设战略起因和决策。十年后,我有幸在北京宽沟招待所和四川、陕西等一些省级老领导座谈，才知道，这些当时的高、中层干部，对中央为什么要搞三线建设,也不甚了了。他们就是一个信念，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
我决定从采访三线建设的老领导入手。室主任程中原介绍了他的同乡，江苏新四军的老同志，后来担任西南三线副总指挥、电子工业部部长、国务院三线领导小组副组长的钱敏老。在北京木樨地部长楼家中，他不辞劳苦地向我讲述了三个多小时，激情满怀，欲罢不能，以致于钱夫人出面要他休息。后来我又约中央广播传媒大学口述史中心的同志录像，没想到这竟然成为钱老去世以后唯一一个三线建设亲历回忆音像珍贵资料。钱老那浓重的无锡口音，虽然有不少话语听不甚懂，但感受到的激情燃烧的三线岁月，至今萦绕耳边。钱老热情地送给我一些三线建设文件资料和画册，并且介绍我去联系国防科工委三线中心的吉大伟同志等请教。钱老是我研究三线建设的的引路人。
2017年7月，国务院参事室三线遗产调研组向宋平同志汇报后合影。前排左起：宋老、宋老夫人陈舜尧、国务院参事王静霞，后排左起：陈东林、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蒋明麟、国务院参事徐嵩龄、国防科工局文化总监罗东明
以后，我和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同志，就三线建设的评价问题，又采访了当年中共中央西北局三线建设副总指挥、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同志。那时，他已经是95岁高龄了，但仍然思维敏捷、记忆清晰。他首先从解决东西部经济不平衡，高度肯定三线建设战略说，毛主席提出要搞三线建设，要准备打仗，要修成昆铁路，这样就把一线、东北、沿海最好的工厂，特别是独生子就一家的，要搬到内地去。所以三线的搬迁加快了西部的发展。我看三线建设实际上是解决了工业的布局问题。然后，宋平同志也指出了三线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山、散、洞”，靠山、分散、进洞，就是到深山中去。我当时一看就说，军工进山反而不隐蔽了，在城镇是看不清楚，但到山上去，没有人烟，一切都摆在上面，都暴露了，我说这不是办法。真正的隐蔽是分散在中小城市里，这要汲取经验教训。我到陕西南部的洞里去看，洞里很困难，设备潮湿，通风都有很大的困难。最后，他从现代工业城市布局的高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要用三线建设搬迁的经验。一个厂在大城市好像觉得不起眼，占了地方，技术含量也不高，搬到其他地方就成了宝贝。搬去后，当地不仅有了工业，还带动了服务业，配套了。所以三线建设的经验可以值得大城市借鉴。
采访的老同志，还有当年负责全国三线地区物资供应的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同志。这些老同志的宝贵回忆，不仅对三线建设研究事业是重要的支持，对我个人的研究也是时时刻刻的鞭策。使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第二个困难，是对三线建设的评价。当时，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活动刚刚过去不久。对三线建设，人们的批评甚多。1981年4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论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直接否定三线建设说：大小三线建设在林彪的“山、散、洞”错误方针指导下，投资过多，使用不当，效果很差，损失浪费巨大。1981年6月中央作出的《历史决议》对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也并无提及（后来才知道，高层也有不同评价意见）。记得在一次学术界座谈会上，只有我一人认为三线建设功大于过，其他专家学者都一边倒地予以否定。这种情况直到21世纪之初，西部大开发引起了学术界对三线建设的再次关注，多数研究者的评价，仍然是把三线建设当做教训来介绍。
这时候，我已经动笔完成书稿的撰写。我感到，对三线建设的评价，有两个关键问题绕不开，第一个是当时究竟有没有敌人突然袭击的危险？第二个是三线企业究竟产生了积极的经济效益，还是浪费大于成就？对于三线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一个需要大数据统计的课题，以我个人能力是无法完成的。我决定从第一个问题入手。经过艰辛的查阅和广泛的联系，终于在美国国会档案馆找到了1964年美国国务院专家罗伯特的绝密报告，报告建议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对中国核基地实施打击。访美学者李向前在文章中，对围绕这一文件，美国从总统到国防部长的举棋不定多次研究商议，有详细的介绍。然后，我在中央档案馆，找到了1964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研究，为在三线地区建设第二个核反应堆基地给毛泽东的紧急信，及毛泽东的批示。事实说明，当时中国确实存在遭受敌人突然袭击的严峻可能性，而且中央对美国这一袭击企图有所了解，三线建设的决策正是其必要反应，而不是对战争威胁估计过于严重的“心血来潮”个人决断。于是，我在书稿中，强调了三线建设从国家安全角度的必要性，并且分析了中央和毛泽东当时对战争打得起来和打不起来的两种可能判断。从这个角度上，我在书稿中对三线建设予以了充分肯定。至于三线建设的经济效益，在后来的研究中，经过调研及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得出了大多数三线企业效益是好的结论。
2002年，书稿完成，出版并不顺利。第一次作为约稿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位领导，过了半年，答复是此书没有什么价值，市场也不看好。惶惑之际，我的大学学弟、中央党校出版社总编辑胡建华伸出了援助之手，经过审读，决定于2003年出版。出版后，市场反应竟然出奇的好，很快销售一空，孔夫子旧书网竟然标价200元一本，还有复印本出售。我深深地感到，三线建设背后有几百万建设者和家属，如同他们默默无闻地参与三线建设一样，在关注着这个历史这本书。该书在学术界也获得了好评，被当代中国研究所评为优秀科研成果。还有三线建设研究学者称之为“研究三线建设的必读书”。但我有自知之明，我只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能够看到档案，又在老同志指引下先走了一步。该书成书较早，现在计划较大幅度修订充实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
二、推动成立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
2010年，我主持承担了所重点课题《1966—1976年国民经济研究》，决定到西南三线建设的龙头——攀枝花去调研。同行除了课题组的王瑞芳、冷兆松、段娟等学者外，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宋毅军研究员听说了，自告奋勇地要求参加。宋毅军是当时研究三线建设决策领袖的第一人，写了许多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等关于三线建设活动和思想的文章。他能参加，自然是求之不得。在筹划行程中，宋毅军提出，应该成立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我自然十分赞成，但又考虑条件是否成熟？因为我们都是北京的学者，多数人的研究是纸上谈兵，必须有大三线的同志支持和参加，此事才可以成立。但宋毅军性子急，他给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朱佳木写了信。朱佳木表示赞成。于是，带着这个使命，我们前往了攀枝花。
笔者调研攀钢引进氧气设备遗址，与攀枝花市委原书记秦万祥合影
在转机的成都机场，我遇到了三线建设史的传奇人物——王春才。他不仅是西南三线建设的决策亲历者，因工作关系经常接触当时任西南三线副总指挥的彭德怀，而且是80年代实施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战略的骨干，担任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主任。我过去对王老久闻其名，但从未谋面。我紧紧握着着他的手，心想，成立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终于有了台柱子。
果然，王老一出面，一呼百应，各地三线建设亲历者和研究者纷纷参与。期间遇到了经费困难，也是王老出面筹措解决。很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在北京会议中心成立。2015年，又在攀枝花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性的三线建设研讨会。
2018年10月，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部分同志在四川绵阳江油中国涡研院松花岭基地旧址调研合影。由右至左：焦天佑（涡研院老院长）、王春才、陈东林、郑有贵、何民权、傅琳、马新林、吴学新、秦邦佑、刘洪浩、王建平等
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成立以后，主要成绩是在攀枝花、六盘水、遵义、大邑举办了多次全国性的三线建设研讨会；帮助成立和批准授牌了攀枝花、六盘水、遵义、大邑、德阳、十陵、江津、涪陵、晋中等九家三线建设研究会研究基地，出版了文选《三线风云》1-4辑、杂志《三线春秋》；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播放了10集电视记录片《大三线》。这些工作，主要是在王老策划下进行的，我作为副会长也协助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在这里就不作为个人经历来详细说了。只想强调一点，遇到王老，在他的支持和指导下进行三线建设研究工作，是我的幸运，从此开始了一个新局面。有人谬夸我和王老是三线建设史研究的南北各一人，我在此必须声明，这种说法绝对不可成立。王老过去是我的老师，永远是我的老师。
2019年7月，在四川大邑召开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期间合影。右起：郭志梅、温尧忱、武力（会长）、陈东林、刘常琼
三、编辑三线建设档案
大兵未动，粮草先行。搞研究，首先要有档案资料。从开始研究三线建设期，我就努力收集三线建设的档案，主要是中央高层三线建设决策档案，作为在北京的国家级研究单位，这不仅是有优越条件的权利，而且也是为全国三线建设研究者了解、使用这些档案服务的一个义务。
这里，必须郑重介绍在三线档案资料收集方面我的合作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他是我研究三线建设的第一个合作者。早在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成立之前，徐有威教授就组织和主持，在上海大学召开了两次实际上带有全国意义的学术研讨会，请我参加，可谓开先河者。他的优势是比我年轻14岁，年富力强，积极肯干，办法和点子多，而且把三线建设研究当做第一事业来倾尽心力。我和他，有一个自然分工，我致力于中央高层三线建设决策档案，他致力于小三线研究档案。
我在三线建设研究中收集到的中央档案，主要有三方面来源。一个是前述在国家计委三个月查阅抄录的档案。第二个是我在当代中国研究所承担主编的国家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各卷编写中，历年在中央档案馆经过批准查阅抄录的档案。第三个是老同志、老领导如钱敏、王春才等提供的档案文件。这些档案，十分珍贵，我早就想拿出来与三线建设研究者分享。但是，这些档案多数当年标明有密级，虽然距今已经四五十年，无密可保，也必须取得解密手续才能出版。而当年发文的单位，现在大多数已经变迁，有的根本不存在了，解密手续谈何容易。这就需要中央一个权威部门来认定批准出版。
2010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长陈夕，主持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共党史资料的研究、收集和整理》。她征询我意见，《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可否作为一个子项目资料集，我自然求之不得。项目批准下来后，在陈夕的规划和总主编下，同时编写的还有董志凯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与156项建设》等其他几种资料集。成立了丛书总编委会，由曲青山（今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任总主编。
我担任《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的主编，同时约请王春才担任顾问，徐有威、宋毅军担任副主编。2014年，该书经过三年的收集整理和编写，终于出版，分综述、历史概况、资料文献、研究文章、大事记五个部分，全书共65万字。这是有关三线建设研究的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资料集，对于三线建设研究的价值很大。特别是，资料集中收录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罗瑞卿、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的有关讲话、批示、报告等，不少是首次发表。对于三线建设者了解中央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
与此同时，徐有威教授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小三线建设资料集的收集和编写，成就斐然。他不仅取得了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整理与研究》的立项，而且和我一起主编了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集《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2015-2019年出版），共计250万字左右。还有他还主编其他小三线企业资料汇编，也将陆续出版。
我今年已经七十岁了，再继续进行三线建设资料整理和研究，感到力不从心。不少人约我参加这方面工作，我都敬谢不敏。徐有威教授的丰硕成果，不仅在小三线建设资料收集整理是第一人，而且弥补了我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留下的缺憾——没有收入三线建设地方档案。我为此由衷地感到高兴。
四、参与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
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本来是应该习惯于和故纸堆打交道。但是当代史却不同，它是刚刚过去的历史，而且是在发展中的历史。我起初研究三线建设历史时，很少关注三线地区和企业的现状。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我在接触三线地区建设者和企业时，一个强烈的心绪越来越跳动欲出——今天的西部三线地区，相比东部地区，仍然比较落后，许多三线建设者也存在着各种困难。三线建设研究，如何为今天的三线地区和三线人服务？
2016年初春，国务院参事、著名遗产专家徐嵩龄，通过电话联系到我，说想了解三线建设的基本历史概况和工业遗产现状。于是，我在国务院参事室，为各位参事做了一个关于三线建设历史的两个小时汇报。在座的，还有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攀枝花第一代建设者蒋明麟，国务院参事室研究员、当年贵州三线建设规划设计技术员王静霞等国务院参事。大家听了我的汇报后，一致认为，三线建设是一个共和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迹和群体，三线工业遗产值得进行保护和利用。经过国务院参事室批准，成立了徐嵩龄任组长的三线遗产调研课题组，我和国防科工局专家罗东明（现为新闻宣传中心文化总监）作为特邀专家参加。王春才因为年纪大了，只参加了起初的一段调研。
从2016年到2019年，我参加的调研组调研共有8次，每次一周到十天。第一次是2016年7月，起点攀枝花，途经西昌、乐山、成都、彭州、德阳，以绵阳为终点，调研了攀钢和攀枝花市、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峨边核动力基地、锦江油泵油嘴厂、东方汽轮机厂、绵阳58所、风洞中心等企业和地区。第二次是以重庆涪陵816工程为起点，途经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061基地、平坝黎阳发动机基地、云马贵航基地、以六盘水煤炭基地为终点。以后各次，包括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山东、江西各省。共调研了三线地区的企业、地方100多处，多数都召开了座谈会，听取汇报，共商遗产保护利用事宜。这是我第一次全面地了解三线建设遗址和遗产，收获极大。
笔者 2017年在甘肃某地“中国核城”404基地调研。
通过调研，大家感到，三线工业遗址和遗产，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是新中国艰苦创业精神的典型代表，对于弘扬爱国主义教育有重要现实意义；有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价值：许多遗址和遗产，仍然荒废，依山傍水，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可以改造为博物馆、文化产业园，发展旅游和休闲事业。据此调研组写出了报告，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提出，并得到了批复。此后又向宋平同志当面做了汇报，并通过他，向国务院负责同志递呈关于保护和利用三线建设遗产的建议，国务院领导同志作出了重要批示。
这里，我必须特别感谢宋平同志对三线建设研究和遗产保护利用的重要关怀、支持。早在2013年，攀枝花市即开始筹划建设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应国史学会三线建设分会请求，宋平题写了“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馆名，因为已经近百岁，手发抖，他写了同样的四张，让同志们挑选哪张字好一些，还说哪个字写的不好，可以集其他字。博物馆同志要赠送他攀枝花本地产的苴却砚作为纪念，他却坚决拒收。以后他还为10集电视纪录片《大三线》题写了片名，并接见了攀枝花市委书记等同志。
以上这些，当然不是我个人的研究经历，而是体现了老一代革命家和三线建设前辈对三线建设研究的关怀和重视。
最后，我借此机会，提出一些希望。三线建设研究事业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已经取得了雨后春笋般的大发展。许多中青年专家学者承担了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研究从资料收集整理，到研究专著；涉及的学科从历史学、经济学，到军事学、社会学、文艺学、建筑学、外交学；研究的成果从图书、报告、电影、电视文献片到遗产保护利用的文化园区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个人认为，今后还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突破：“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三线精神的形成和代表典型；三线企业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总结；三线企业的军民结合优势和需要克服的困难；三线遗产的普查和文化旅游开发模式、成功经验三线建设历史资料的普查、分类及数据库建设。
作者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陈云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选自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六辑)：三线建设研究者自述专辑》，该书由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底出版。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274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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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30 21:3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