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渭南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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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渭政协文史 2021-02-11 15:39:36
      1966年春夏，我们正在临潼县(当时临潼属渭南地区管辖)零口公社参加农业学大寨，驻队蹲点工作。7、8月间，零口街道过境的西潼公路上，每天都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学生，排着队伍，扛着红旗，身穿军装，腰扎皮带，胸带像章，臂套红袖章，上写着“红卫兵”，手拿毛主席语录本，肩背铺盖卷、斜跨黄背包，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一边行军一边呼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口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雄赳赳、气昂昂”等等，进行大串联。听广播、看报纸，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红小兵，八次接见1300多万人，红卫兵串连、“造反”在全国各地掀起了高潮。

我所经历的渭南文革1

      11月间，我们接到地委通知撤回渭南。当时，地区农、林系统的局、站、所、队180余人集中吃在地委、专署招待所大院内，由于青年人比较多，地区领导把这些人集中起来是为了保护地委、行署大院。当时，在渭南街道可以看到中间一道苇席墙，两面及街道两侧墙壁从上到下，贴满了大字报、小字报、海报，以及毛主席最高最新指示，什么“炮打”、“火烧”、“砸烂”、“横扫”、“揪出”、“揭批”XXX的大幅标语到处可见。外地的大中学生也相继来到渭南，“串联”、“点火”、“造反”讲演宣传，开始“揪斗”各级当权派。各机关受到冲击，学校“红卫兵”纷纷行动，上街游行、贴大字报、揪斗走资派。各单位大搞“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行动，凡是“封、资、修”的东西一律打倒，砸烂，甚至收交烧毁，古装、戏衣、神像、香纸、家俱、文物、字画、石碑等等古、旧东西全部焚烧、捣毁。“打、砸、抢、抄、抓”之风，席卷城乡大地，渭南的红卫兵、红小兵、造反派自发组织起各种“造反”群众组织，在火车站、汽车站、机关单位门口、十字街头相继设立接待站，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解决吃、住、钱、粮。

      各机关单位普遍受到在“红卫兵”冲击，当权派靠边站，打扫卫生，戴高帽子游街，写交代材料，接受批判。游街当权派必须按单位造反派指定路线，胸前挂着“走资派xxx”的牌子，头上戴着高帽子，手拿红宝书，一边走，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有罪”、“罪该万死”等口号，每到单位门口，让签字盖章，证明已路过，回单位好交代。各单位的领导班子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机关不上班，工人不上工，学生不上课，由革命组织头头指挥、安排或上街游行，或出外串联，造反、破四旧，或召开批斗会，或写画宣传墙报，或写大、小字报等等。

几个同伴，除参加开会学习、批判会、办墙报、出专刊、参加游行、写标语外，就是上街闲转，看大字报。那时，不管风吹下雨，不管白天黑夜，只要一听到毛主席发布“最新最高指示”，立即站队集合，上街游行、欢呼、刷标语。在单位除了一些公共活动以外，就出外画漫画，出墙报，刻蜡板，办小报。

      1967年春节前，渭南城区的“造反”组织蜂拥而起，掀起了“夺权”热潮，各单位领导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一些造反组织，也被攻击成“保皇派”。因观点，认识上的不一致，出现两大派。一派是“渭南工人造反兵团联合指挥部”，号称“渭工联”。另一派是“渭南红色造反兵团联合指挥部”，号称“红联指”。各单位相应的两派组织也适应了两大派，地委、专署机关，有“机总司”和“机红司”两派，各说各有理，派性强烈，对立情绪相当严重。

      那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吹来一股“红海洋”风，各单位、门店、商铺、机关的大门外墙上，一律用油漆刷成红色。街道名称、单位名称、人名、地名都带“革命”、“红色”字，象“红星”、“红光”、“红旗”、“前进”、“解放”、“东风”、“胜利”等蜂拥而起，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

1967年春季，地委专署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简称“一线指挥部”，统一安排工作、生产活动，在闹革命的同时着手抓生产，布置工作。几个人被派往白水县北塬公社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林业水土保持调查设计规划工作。

      在白水县北塬公社工作中，听到渭南专署农林系统大院的一百多名干部成立了两个造反组织，分别叫“大风暴”和“红大队”，观点不同，势不两立。分别寄来了简报、传单，各自宣传各自的观点，以争取参加。七月份，工作结束回到机关，机关气氛相当紧张，两派对立情况高昂，东、西两楼，各把持一方，各自准备了砖头、石块、棍棒等，随时可能发生战斗，防备对方闹事，以便出击。面对这种局面，两派组织宣传各自观点，督促参加，实在为难，在相好同志的劝解下，有人替我写下小字报，稀里糊涂成了一派组织成员。随后，就是开会、学习语录、开批斗会、游行、办专栏，几个人照报纸、小板画漫画写板报、进行批判、上街贴标语、游行、看大字报。相好者整天在房子装收音机，上街购零件，画线路图，满房子的电线、零件。

      渭南两大派组织矛盾相当激烈，对立情绪相当紧张，因观点不同，很多同志见面不说话，夫妻、儿女、父子、朋友、亲属之间常发生冲突，互不信任，相互提防，听到对方消息，即偷告自己组织。渭南城区一度出现混乱，偶尔发生打人现象。一天，到火车站送客人，遇见一院内围了很多人，几个小伙用皮带打人，群众好奇观看。不时听到打人、打架、抢劫的消息，人心惶惶，有人在街上讲演、辩论、舌战，宣传自己观点，有的成立“文攻武卫”战斗队，有人准备木棒、锨锄、家具。后来，中央发布《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各地驻军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任务。十一月到十二月间，渭南两派冲突升级，有几百人在军分区公开抢枪，与守库战士发生冲突，致使军队战士死、伤各一人。另一派得知后，也派人前往阻碍、争吵、舌战，直到砖块、瓦片、棍棒相斗，老城街军分区门前发生混战，双方都负伤。这是渭南第一次武斗，号称“1115”事件。接着，一派数人开车到公安处、武装部抢枪，准备迎战。六八年春的一天，大荔“红六司”组织派员来渭南联系准备武斗，要求协助，渭南造反派协同兰田造反组织，协助大荔派参与攻打对立面，在朝邑发生战斗，机关人员的安全受到威胁。这时，我和几位同志被派到县上检查冬春农业生产，有幸躲避。随后，武斗升温，武斗人员扛枪在街上行走，不时听见枪声，听说那里打架、死人。一天几个人到造纸厂南边，在通往沋河水库的路上，看到一位被打死的中年人扔在路旁草丛里，无人过问，群众有些害怕，谁也不吭声，只是默默看一眼，低头而过。一天，一些造反派队员冲进渭南县武装部、看守所抢枪，武斗队被武装起来，两派形成待发架势。一天，机关两派有好几个人，分别乘汽车前往大荔，到达洛河桥畔，双方发生冲击、枪战，好多人被伤，听回来说危险可怕。接着，渭南造反派联系兰田、大荔造反组织应合阳县“鲁迅兵团”邀请，前往合阳县城布控“金水沟”，两派发生激战，步枪、机枪、手榴弹、炸药包都用上了，烧毁汽车数辆，死、伤几十人，号称“金水沟”战斗，一下使形势十分紧张，人心惶惶，机关已无法正常生活，好多同志回家躲避，我只好回蒲城老家。

      1968年3月的一天，从蒲城骑自行车刚到渭南，机关闯进几个戴口罩的学生，到处找人，说是蒲城农校学生找原在学校工作组的张德禄同志，到房子里把门关着。几个人在门外喊，没人开门，有人从窗户跳入，阻止打人，才免了一场灾难，张德禄黄昏时出机关坐火车回潼关。这天晚上，几个同志住在一间房子轮换值班、休息，不时听见枪声，一直到天亮，带的红薯在炉子上烤了一晚，软了但还流白水，没熟不能吃。五个人骑三辆自行车，从渭南过渭河到固市、交斜、蒲城钤铒，到椿林送一位同志到三合。之后，很长时间再没到渭南来。

四月的一天，我在西安住十几天后，乘火车回渭南，想回机关看看。到解放路时，碰见了单位同志，告诫不能回，住满了武斗队，只好返身。路经电池厂时，发现路两边埝下，趴了许多端着枪的武斗人，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火车站，乘火车回西安。几天后，又从西安经富平回蒲城。路经富平汽车站，碰见地委机关一同志，劝我到大荔参加武斗队，我以送亲为由，尽快回蒲城。到县城，又遇到好多提枪的武斗人员跑步行走，不知在干什么，只好回家。

我所经历的渭南文革2

      1968年5月间，听说，大荔造反派已攻打回到渭南，几日后，同志们先后回到机关。了解到：“渭工联”同大荔造反组织带领武斗队顺大华公路到华县，与华县对立面激战，“渭工联”联合十几个县武斗队打回渭南，号称“十三联”。在渭南的武斗队，分两部分把持东、西两塬，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由南向北推进，其中东塬下来者，佔领航运大楼。在老城，小桥一带双方发生激战，把守西塬武斗队佔领火车站，总部设在纺机大楼内，“渭工联”派人包围纺机厂，用炮轰，挖地道炸毁纺机大楼，武斗人员占领，“红联指”一派突围从火车站退至西塬阳郭镇。在火车站交战，最后赶到阳郭中学，发生了枪战武斗。整个战斗中，打死打伤多名武斗人员和无辜群众，甚至打死背板胡讨饭的瞎子乞丐，烧毁、炸塌多处民房，渭南城区一片狼藉，交通中断，行人受阻，商铺关门，财物被抢，损失惨重，群众深居宅舍，不敢妄动，关门静坐。此后,武斗慢慢平静下来，造反派所谓“渭南第二次解放”。

      回渭南到机关，从农林大院到地委、专署机关，门窗敞开，被褥、床单 、衣服、书纸、报刊、物品……散落满地，房子、宿舍、办公室、会议室以及食堂、院中，书纸、衣物、垃圾扔了一地，床单、被面、衣物、口琴、眼镜、用具、碗筷、钢笔等都不见了，幸运的是，被子放在顶棚上还保存完整。街道上行人稀少，几人闲转，在沋河小桥看到了一辆用北京吉普改装的防弹车，四周用铁板包着，上面有几处枪眼，车上有碗、盆、桶等，看来是运送弹药、饭菜的车，现在已经不能动了。在解放路与一马路的十字东南角人行道上，有一座圆形碉堡，混凝土结构，侧边有门，四面有射击孔，看来是提前下了一番功夫才修建成的。远远眺望，纺机大楼已被轰炸倒塌了半截。

      到5月底，机关同志陆续回来开始上班，街上开始开门营业，人们开始忙碌起来。这时，中央发布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实行革命大联合”、“干部参加劳动”、“革命委员会好”等一系列指示，打架少了，武斗停了，大字报也减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分期分批驻进地委、专署及各单位、工厂、学校。机关组织学习、开会，一些群众组织开始酝酿革命大联合，逐步解放领导干部，筹备由部队、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参加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专区农林系统也驻进了解放军。那一天，机关禁严，院内到处站岗，不许行人乱动，我刚走到厕所门口，被站岗战士阻挡，原地站立。不一会，全体到会议室开会，宣布“军宣队”进驻机关，一切行动由军宣队指挥。过了几天，渭南专区农林局“三结合革命领导小组”成立，机关开始开会学习、讨论、整顿组织、严明纪律。

      1968年9月3日，在渭南沋河南小桥河滩召开了几千人大会，声势浩大，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两派组织队伍浩浩荡荡，排队入场，解放军站岗，维持秩序。会议由解放军领导主持，军分区司令、革委会主任讲话并宣布“渭南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会后，两派组织队伍分别游行，期间，有锣鼓、高跷、旱船、秧歌表演。之后，机关上班，工人做工，学生复课，社会稳定，一切转入正常。

（民进临渭区委会   阴金荣编辑发布）

临渭区政协第十四辑文史资料《老渭南》

政协渭南市临渭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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