涤生 “文革”中的停课、复课与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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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停课、复课与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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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停课、复课与招生

文/涤  生

    “文革”中，依照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思路，中国的大中专学校经历了从停课到复课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毛泽东怀着良好愿望，决心搞好“教育革命”的许多想法，也表明失控的“文化大革命”使毛泽东的想法不能实现，甚至走向反面。


    毛泽东早就对过去旧的教育制度不满意，他有一个“教育革命”的思路


    毛泽东在他青年时代接受旧教育时，就对旧的教育制度十分不满。他曾用干脆不进学校读书而是自己每天到长沙定王台去自学的办法进行反叛。后来，在父亲停止供他学费的威胁下，他才又进入学校去读书。但毛泽东对旧教育制度的不满始终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造，建立起新的人民教育制度。对此，毛泽东是基本满意的。但是，他从维护工人、农民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出发，认为中国的教育制度里面还存在不少弊端。对这些弊端，他不高兴，多次提出批评，并且积极探讨进行改革的方案。

    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指出了中国教育制度里面存在的许多弊端，并且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当年的3月7日，他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就针对教科书、办私立中学、助学金、思想教育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私人办了，又被接收，私人办学的积极性就高不起来了。”“办戴帽中学还是一种好办法。中学办在农村里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乡生产。如果说教师比较差，可以从好的中学抽调一部分来支援，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如果说办学质量差，孔夫子还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呢。这是要解决农民子女就近读中学的问题，唱戏也还有草台班子嘛。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课程也可以简单些，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农业生产知识、政治等八九科就可以了，其他的今后还可以自学，这些学校主要是解决农民生产劳动中需要的知识，如要升学也不限制，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升学，有的不一定升学。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没有进过中学，还不是自学出来的！萧楚女也没有进过什么正规的学校，办报还不错嘛。”他认为，对助学金要调整，“按照当前的经济情况，准备两三年内将助学金扩大一些，使百分之七八十的农家子女能享受助学金，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困难。”“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特别强调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问题。他说：“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中学应当有政治课。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在世的道理。讲猴子变人的社会历史如果同历史课有重复，历史课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讲起，讲胜利，讲困难，不过猴子变人还要讲，阶级斗争也要讲。”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一篇文章时，加写了两段文字，提出了“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和学生要“全面发展”的主张。
    进入60年代后，毛泽东认为，我们教育制度中的弊端更突出了。对此，他在1964年3月10日写的一段批语中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1966年2月，他在同毛远新的一次谈话中提出：教学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讲原子物理，不必要从最早的那个学派的理论讲起。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1966年5月7日，他在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提出：学校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集中起来，毛泽东对中国教育制度方面的意见，主要有三点：一是认为学制太长，课程太多；二是认为教学不得法；三是认为不突出政治，以致出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他认为，这些都不利于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他下决心要对中国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毛泽东所确定的改革的基本方针就是：教育要突出政治，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而教育突出政治，是第一位的。在“文革”前，毛泽东一直酝酿着要按照这个基本方针，来一场“教育革命”。不料，这个“教育革命”还没有来得及搞，“文革”就爆发了。


    按照把搞“教育革命”与搞“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的思路，毛泽东决定“停课”


    在发动“文革”前，毛泽东就认为教育界里面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很大一部分的学校已经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统治，因此“教育革命”势在必行。但他还没有来得及搞“教育革命”，就已经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此时，毛泽东转而认为，教育界里面的问题不是孤立的现象。他认为，全国一大部分政权已经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掌握，教育界的问题只是这种情况中的一种，只有解决了全国性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教育界里面的问题。由此，他形成了把“教育革命”与“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教育革命”的思路。
    怎样把搞“教育革命”与搞“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毛泽东一开始想从改革高校的招生制度入手。
    1966年6月13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指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该《通知》提出：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毛泽东设想，通过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让一大批工农兵革命青年不经过考试而是通过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进入高等学校。毛泽东认为，这些工农兵青年进入学校是打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学校的统治，实行“教育革命”的基本力量。他早就认为，学校的基础有两个：一个是学生，一个是教师。现在，既然教师这个基础不可靠，就要用加大、加强学生这个基础，来促进对教师这个基础的改造。《人民日报》在当年6月18日发表的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中，把毛泽东的这个思路点明了。社论说：改革招生考试制度是“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
    但是，还没等高校招生制度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实施改革，高校就因搞“文化大革命”而乱了起来。北京和外地一些高校都发生了揪斗教师、校长甚至群众的事情。对这些事情，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决定严肃处理。1966年6月20日，刘少奇在批转北大工作组的一份简报时写道：“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而毛泽东却对刘少奇的批语十分不满。他认为，刘少奇这是支持工作组压制学生。毛泽东提出，现在就是要支持大中学校的学生造反，冲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的统治，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依靠“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毛泽东决定：撤回中央派往高校的工作组，支持学生革命，而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高等学校中的统治。但毛泽东发现，贯彻这样的方针，受到了阻力。他转而认为，由于在中央和各地有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准青年学生革命，根本谈不上搞“教育革命”。因此，必须把原来设想的“教育革命”合并于“文化大革命”之中，通过搞“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冲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教育界里的统治，才能真正实现“教育革命”。为此，毛泽东采取了四个行动：一个行动，是他于1966年8月7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公开了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第二个行动是他在1966年8月10日下午亲自到中央接待站，对庆祝《十六条》发表的部分大学和中学学生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三个行动是他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第四个行动是他亲自决定：高校和中学停课半年，学生、教师集中时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在这四个行动中，停课是基础。只有停课，才能发动大、中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只有停课，大、中学生搞“文化大革命”才会有时间和精力的保证；只有停课，大、中学生才能专心搞“文化大革命”，真正做到“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决定一做出，北京的部分高校和中学（包括初、高中）率先停课。接着，全国各地一些高校和中学纷纷停课。停课的学生，一开始在本校闹革命。他们批斗校长、教师、群众，使全国各学校的领导班子基本陷入瘫痪状态。但是，无论北京还是外地，有的高校和中学停了课，有的没有停课；有的停了课，却没有闹“革命”。毛泽东对这种状况不满意，他认为只有在青年学生中搞一个大发动，才能真正冲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统治。为了来一个大发动，毛泽东决定，让全国各地的高校和中学之间搞大串连，交流搞“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大串连，就是北京的学生到外地学校中去串连，外地学生到北京来学习，外地的学校之间也可以相互串连。于是，从1966年8月中旬开始，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离校进行大串连。这样，一个纷纷嚷嚷的全国性大串连运动展开了。大串连打破了一些高校和中学平静的学习状态，一下子就使全国各地再也没有不停课的高校和中学了，甚至连小学也开始停课了。离开学校到社会上造反和进行大串连的学生，一下子就失去了控制。他们抢车、抢住甚至抢饭，一时间，造成了全国性的交通紧张和经济压力，大串连成了“大闹哄”。仅在1966年7月29日至8月28日一个月当中，到北京大学搞大串连的造反学生就有212.4万人次。其中，8月12日一天，就达到17.9万人次。


    停课之后的全国性大串连，造成了全国性的动乱


    与此同时，首都及各大城市学校的红卫兵在打倒本校的领导和教师之后，开始走上社会横扫“四旧”。从1966年8月2日起，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红卫兵先后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贴大字报，搞集会演说，发出通令、倡议书，开始了狂热的扫“四旧”并乱揪乱斗所谓“牛鬼蛇神”的活动。对红卫兵的这些行动，新华社连续做了报道，并予以肯定。8月23日，《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好得很》，赞扬红卫兵扫“四旧”的行动。当年的《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了题为《红卫兵赞》的评论员文章，对红卫兵的行动给予肯定。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使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受到了鼓舞。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在当年的《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我们过去造反，现在造反，将来还要造反！”“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停课后离开学校到社会上造反的红卫兵，在造反中采取了十分激烈的行动。他们冲击寺院、博物馆、图书馆、名胜古迹，大肆捣毁神像，焚烧文物，毁弃书画、戏装等。康生等人则坐收渔利，把红卫兵抄家抄到的古画、古玩据为己有。一些红卫兵把所谓“牛鬼蛇神”从城市里驱赶到农村去劳动，勒令一些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解散组织。许多红卫兵还闯进一些地方的寺庙揪斗宗教人士，勒令和尚还俗。一些红卫兵更是私设公堂，对所谓“牛鬼蛇神”进行残酷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发生了不少打人致死、致残的事件。
    对各地红卫兵的这些暴行，以陈伯达和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完全采取支持、利用的态度。8月21日，他们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总参谋部的名义发出《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学生运动》的规定，要求所有部队绝对不能动用武装力量镇压革命学生造反，更不得向学生放空枪、开枪。8月22日，他们还以中央名义批转了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警察不许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为了给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以鼓励，8月24日，“中央文革”控制的《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毛泽东1939年说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句话不久即被谱成歌曲，唱遍全国。停课离校的红卫兵高唱着这首歌曲，到全国各地造反。一些红卫兵组织干脆以“造反有理战斗队”或者“造反战斗队”命名。
    在这种鼓励之下，停课之后大量出现的红卫兵组织不仅把各地高校的领导干部打倒，不仅在大串连中把各地的党政组织冲垮，而且互相也打起派仗来。一些较大的红卫兵组织还拥有枪支，他们各自占据校内和社会上的一些楼房为据点，互相开枪射击。很快，全国就出现了大量的流血事件。
    毛泽东原来确实是怀着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的良好愿望，想通过停课的办法，让红卫兵集中时间和精力搞“文化大革命”；通过大串连的办法，让全国的青年学生都投入到运动中去，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情况完全超出了毛泽东原来的预想。停课之后，不仅各地高校和中学根本不可能搞“教育革命”，反而把各学校都搞乱、搞垮了。这样下去，不仅完全不能搞好他原来所预想的“文化大革命”，反而把全国都搞乱了。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决心采取措施，制止事态恶化，控制全国局势。


    一方面支持红卫兵打倒“走资派”，一方面采取措施约束红卫兵，这种相互矛盾又收不到效果的做法促使毛泽东做出了复课的决定


    毛泽东基于想通过搞“文革”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的构思，在“文革”的初期，对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是支持的。他虽然发现红卫兵有过火行为，但认为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因此他支持红卫兵造反。但是，当红卫兵的造反行动造成了全面性的动乱和全国性内战的局面，而且局势已经难以控制的程度时，他感到，这样下去后果将不可收拾。因此，他决定采取一些措施，约束一下红卫兵。
    对于毛泽东当时这两种心态，最具有代表性的反映是1966年9月17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2期。这一期在发表《红卫兵赞》的评论员文章的同时，也发表了一篇题为《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社论说：“文化大革命”要“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这篇社论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写的，又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这篇社论实际上是告诫红卫兵，不要打倒一切领导干部。
    但是，这篇社论的发表，并没能阻止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早已经离开学校的红卫兵们仍然在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乱批乱斗，全国性的混乱状态仍然在持续着。面对如此情况，毛泽东的认识是：要依靠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干部即便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经过红卫兵的冲击，也算经历了一个受教育的过程。这样做，对于改进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作风，是大有好处的。另一方面，他也考虑到，在已经混乱到目前这种程度的情况下，要马上把红卫兵收拢起来，还难以办到。因此他决定：把停课闹革命的时间再延长一些。1966年11月16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通知说：学校放假闹革命的期限持续到明年暑假；从11月21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这个通知一方面延续了停课的时间，另一方面又限制了红卫兵的行动，确是动了很大的脑筋才做出的。
    时间推移到1967年，全国动乱的局面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扩大到了机关、工厂和农村。红卫兵借大串连之机，更是跑遍了全国，中央对他们的行动愈发不能控制。当时，离开学校的红卫兵，实际上完全听从学生造反头目的指挥，而这些学生造反头目又是根据到处乱撒的传单来决定自己的行动的，这就为林彪、江青等利用失控的红卫兵来达到他们打倒一切、搞乱全国的目的提供了条件。
    毛泽东发现了这一问题发展下去的严重性，他决定，结束大串连，要求原来停课闹革命的学生返校，并且还要动用解放军来管束学生。
    1967年3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外出的师生，于3月20日前返校，进行短期军政训练，在校内批判斗争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着手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教学方法。十分明显，这个规定的重点，已经转到了让离校学生回校研究改革教育制度、方针、方法上来。可见，毛泽东已经打算从“斗”和“批”的阶段进入到“改”的阶段，这是和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要经历“斗、批、改”三个阶段的思路和实践相吻合的。这个规定还要求由革命师生、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学校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本校的“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领导机关职能。此时，毛泽东已经准备建立新的学校领导机构，以结束混乱局面了。3月7日这一天，《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号召各地中小学生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复课闹革命”。社论说：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
    毛泽东还想到，光靠口头号召离校学生返回学校复课，是不完全的措施。只有口头号召，学生回校也不会复课，还会在学校里面闹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毛泽东想到了解放军。他决定派解放军进驻学校，管管学生。就在3月7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一则批示中写道：解放军应即进驻学校，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予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毛泽东还专门提到：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为了更好地落实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中共中央于3月19日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这个通知的实质，就是说：离开学校的学生不要在全国各地乱跑了，必须立即返回学校，接受解放军的训练。
    中央关于学生返校接受军训的指示在全国一传达，在各地串连、造反的学生大部分返回了本校。但是，接下来出现的，正是毛泽东原来预料会出现的：返校的学生各派组织之间又打了起来。他们各自为政，都想掌握学校的领导权。这样一来，各学校也就闹成了一锅粥。为了解决返校学生组织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提出，各学生组织实行革命的大联合。1967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文章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泽东设想：只要返校的红卫兵组织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就会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领导班子，各个高校和中学的局势就会稳定下来，然后即可进行下一步的“教育革命”了。
    但是，高喊“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口号的红卫兵们，在实际利益面前——即哪一派当学校的家的问题摆在面前时，就在实际行动上不一定听毛主席的话了。毛泽东关于学生大联合的指示发布数日后，各高校的返校学生之间仍然打得不可开交，武斗逐步升级。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认为是到了该批评一下造反的学生的时候了。10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中发表了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在这些重要指示中，毛泽东专门指出：“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毛泽东还说：学生组织里面也有坏头头，对这些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毛泽东这段话显然是针对红卫兵的，而且话说得很重。
    在停课后全国出现学生造反引起动乱，学生返校后又出现学生组织之间大打派仗的情况下，毛泽东已经明显认识到，停课闹革命，不是一个好办法，至少在目前是不适当的。于是，毛泽东决定复课。他把复课当作约束红卫兵，使他们不再乱闹，同时也化解红卫兵组织之间矛盾的一个措施。1967年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这个中央文件里面所说的改革，就是毛泽东长期以来一直酝酿的“教育革命”。此时，毛泽东已经下决心把学生招回学校，让他们复课，在复课中进行“教育革命”。因此，就在中央关于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发出不久，他就做出了如下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在这一指示中，虽然仍把革命学生列为搞“教育革命”的主力军的第一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加进了“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这表明，对于“教育革命”问题，毛泽东已经有了新的考虑。

    至此，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各地大、中、小学校于1967年10月陆续复课。


    复课后的学生在以“四个面向”的方针分配后，毛泽东决定“大学还是要办的”，但他打破常规，形成了新的办学思路


    复课后，中央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何分配已经进入毕业时段的大、中专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是在“文革”前三四年或“文革”头一年入学的，有的学了一些专业知识，有的一入学就参加“文化大革命”没有学到什么专业知识。但毛泽东对他们一视同仁，都由国家分配工作。按毛泽东原来就有的看法：在工人、农民中，在生产第一线，是缺少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才的，而知识分子也需要到工人、农民中间去接受再教育。据此，他经过认真思考，决定对这批学生，实行“四个面向”的分配方针，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毛泽东的这些想法，通过当时中央批转的文件发表出来。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中央在批转这份报告时要求：对大、中、小学一切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做出适当安排。6月1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这份文件反映了毛泽东“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规定：1966、1967年的大专院校毕业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不久，1968年的大专毕业生也按此原则进行了分配。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又对1969、1970、1971年毕业的大专生进行分配，分配原则与1966、1967年毕业的大专生相同，并且要求他们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事实上，全国各高校复课后基本上没有再上什么文化课。停课后外出搞大串连的学生返校不久，即按照“四个面向”的要求，被陆续分配到了基层。学生们一走，各高校顿时人去楼空，冷清起来。这时，一些部队、机关开始以“借用”、“战备需要”的名义，进驻一些高校，许多高校变成了兵营。
    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很不满意。按他的想法，中国是一定要搞“教育革命”的，但搞“教育革命”不是不要办大学了，而是要按照新的思路去办大学。这个新的思路是什么呢？他自己在摸索，同时他也要求下边的干部进行试点，搞出经验来。正当此时，上海机床厂搞了一个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经验，上海市对此还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后认为这个调查报告正合他的心意，把上海机床厂的这个经验与他分配“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专毕业生的原则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办大学的新思路。于是，他要《人民日报》发表这份调查报告并亲自写了一段话作为编者按。这段话是：“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毛泽东的这段话，后来被称为“七·二一”指示。“七·二一”指示的发表，构成了毛泽东培养大学生的两个相互结合的方针：一个方针是，高校毕业生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参加劳动和军训，当普通劳动者或士兵，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一个方针是，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种通过相互结合的两个方针来培养工人、农民、解放军大学生，或者把大学生改造成为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泽东设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毛泽东当时考虑，按此“教育革命”方向发展，不但要解决学生问题，还要解决教师问题。因为不管是什么学生，总是需要老师来教的。毛泽东对如何解决教师问题的考虑，促使毛泽东重新考虑过去两年的知识分子政策。他认识到，原来那种支持学生造反，打倒学校教师的做法，是不行的。那样做，大学就办不成，也就谈不上搞“教育革命”了。基于这种新认识，毛泽东确立了这样一个方针：对高校的教师（也包括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既要进行再教育，又要使用。这种使用，就是使他们与工农相结合。他们与工农相结合了，也就汇入“教育革命”的洪流之中了。1968年9月，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的《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一文写的编者按指出：要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学学校毕业生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9月12日，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写的编者按中又提出了由工农兵给知识分子以再教育的问题。9月14日，《人民日报》在转载的一篇文章中公开了毛泽东的一段批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毛泽东在他连续作出的这些批示中渗透了一个实质性的思想：我们要使用的，是与工农结合的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知识分子、彻底改变了旧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思想中，前提虽然仍然是改造知识分子，但立足点却是“使用”知识分子。基于“使用”这样一个立足点，高校的教师们又可以讲课了。这样，办大学的教师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
    解决了招收学生和教师讲课这样两个问题，下一步就是怎样具体做才能把已经人去楼空的高校再办起来的问题了。对这个问题，当时毛泽东本人也没有考虑好。他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开辟专栏，吸引大家、特别是进驻大学的工人来讨论，听听他们中间有什么好意见。1969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驻复旦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文章《我们主张彻底革命》，由此在《人民日报》上展开了对“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问题的讨论。讨论中，这样那样的意见都有，只有驻辽宁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的《在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中进行革命》一文，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篇文章提出：学校应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工人阶级要永远领导学校；以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为课堂；学生要在工厂、农村和部队复员转业的人员中选送。这篇文章中所阐述的上述观点，正合乎毛泽东的思路。毛泽东要求各地方教育部门领导、各高校的临时领导班子、驻各高校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注意学习这篇文章。这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导向，在此后的有关讨论中，大家的意见逐步集中到一起。又过了一段时间，到1970年的6月，中央在集中大家意见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了今后恢复办大学的方针。这个方针就是：恢复开办的大专院校，学制要缩短，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6月26日，中共中央通过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把这一方针推向全国。中央在批转这一文件时确定：今后高校办学的学制为2—3年，课程分为三大块：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同时，各学科的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招收学生的条件是：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同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招收的办法，采取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这个方针在向全国推广的过程中，又吸收了一些新经验和新意见，最后由中央把这一方针确定下来了。10月15日，国务院电报通知全国各地高校，1970年招生工作，按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做法进行。
       从此，全国各地高校普遍招收工农兵学员，各高校进入了一个由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的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了七年，在这七年时间里，中国的高等学校总算是恢复办学了，中国人才增长的链条总算没有断。这一点，在十年动乱中，算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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