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扬勇 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苦撑危局》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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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阵容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政治局委员除上述十一个常委外，还有董必武、陈毅、罗荣桓、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名义上是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靠边站，没有中央决策的发言权了。朱德、董必武、罗荣桓、刘伯承等年高体弱，基本上是“赋闲”在家。
　　彭德怀、贺龙已经被“打倒”。
　　林彪、陈伯达、康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那么，中央决策层内能够制约林彪、江青一伙，并与其倒行逆施相抗衡的，除毛泽东外，只有周恩来和陶铸。此外，还有围绕在周恩来左右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三老四帅。
　　因此，在扳倒陶铸之后，江青一伙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周恩来。此时，他们更加感到周恩来是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碍，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打倒周恩来，搬掉他们篡党夺权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于是，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刁难和攻击由暗处跳到了明处，由偷偷摸摸转为公开化了。
　　他们公然叫嚣：“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
　　江青还说：除了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外，都可以打倒。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三天，江青在一份情况反映上批道：总理，群众要斗争周荣鑫和童小鹏，应随传随到。
　　陈伯达也劲道十足地批了两个大字：同意。
　　周恩来一看就明白，江青的矛头是奔自己而来的。
　　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童小鹏曾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当时刚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他们两个人是周恩来的“救火队”（“文革”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中夺权的政治野心，处处“点火”。为此，周恩来千方百计组织人四处“救火”。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的主要队员，是协助周恩来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和国务院繁重的日常工作的得力助手。
　　为此，江青一伙千方百计要打倒周荣鑫、童小鹏。他们要打倒和铲除所有协助周恩来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老干部，使周恩来成为“光杆司令”，这是他们阴谋打倒周恩来的一大策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北京市中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也到会参加接见。
　　会上，江青歇斯底里，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
　　她事先未和周恩来打招呼，当众点名批判周荣鑫，并逼他到前台低头认罪。
　　江青讲话才开了个头，就突然尖声恶气地说：“周荣鑫就是‘西纠’的后台！你们认不认识他？让他站出来，大家看看！”
　　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是个中学生的群众组织。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在毛泽东接见全国红卫兵，上千万的红卫兵涌进北京的情况下，需要有人维持秩序；这么多红卫兵的吃、喝、拉、撒、睡，需要帮助接待和安排，西城纠察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西纠”的成立实际上是周恩来支持的，周荣鑫奉命为他们提供了房屋等条件。“西纠”成立后，做了许多好事，但后来也做了一些过火的事。江青此刻公开点名批评周荣鑫“是西纠的后台”，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说着，江青扭头对正在听康生布置任务的周荣鑫喊道：“周荣鑫，你站到前台来，让大家看看你！”
　　同时被江青点名批判并逼到前台认罪的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雍文涛。
　　江青指着周荣鑫和雍文涛的鼻子训斥说：“我希望你们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学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的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
　　在那种年月，被江青在大会上点名批判，就等于宣布被打倒了。
　　据当时在会议现场的穆欣回忆说：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周恩来异常震怒，但仍然尽力克制。人们看到，从来不抽烟的周恩来，伸手拿起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神色十分严峻。主持会议的同学觉察到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和总理的愤慨。
　　周荣鑫的子女周少华回忆说

　　散了会，我父亲扭头看总理，只见总理一言不发，收拾皮包抬腿就走。我父亲赶紧追过去，总理上了车，我父亲也上车并嘱咐司机说：“跟着总理的车。“只见总理的车朝毛家湾林彪的方向开去，猜想他准是找“林副统帅”提意见去了。我父亲只得先回家。

　　周少华的回忆还是比较准确的。在周恩来的工作台历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

　　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二时，出席中学生造反兵团大会（工人体育场）。
　　下午五时，到林总处。

　　晚上，周荣鑫来到中南海西花厅，问周恩来他该怎么办。
　　周恩来叹了口气，说：“工作恐怕是暂时不能干了，看看情况再说。”
　　看来，周恩来下午到林彪处抗议江青打倒周荣鑫，没有达到所希望的要求。
　　“你就呆在中南海休息，不要出去。”周恩来知道，江青点名后，周荣鑫的处境很危险，红卫兵一定会四处揪斗他。
　　果然，江青一伙打倒周荣鑫还不满足，还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唆使红卫兵说：“揪出西城纠察队的后台来就枪毙！”
　　于是，红卫兵立即发出了召开批斗周荣鑫的大会的通知，准备会后就拿周荣鑫开刀。
　　周恩来派出的联络员火速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找到会议的组织者，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许召开批斗周荣鑫同志的大会，否则，一切后果你们自己负责！”
　　组织者心虚胆怯了，会议没有开成。
　　江青一伙还不甘心，他们也知道周荣鑫被周恩来保护在中南海，于是又唆使大批的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北门，架起高音喇叭，鼓噪着要周荣鑫出来接受群众的批判，交代问题。据当时的《情况反映》记载：西门有三四千人，西北门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新华门有二百多人。
　　然后，江青以此为由，亲自出马，给周恩来下了一个通牒。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江青批给周恩来关于“群众要斗争周荣鑫、童小鹏，应随传随到”的批示。
　　“江青逼人太甚，岂有此理！”想想江青的丑恶表演，周恩来怒火中烧。
　　然而，善于克制的周恩来又很快地使自己冷静下来。与江青之流的中央文革一伙的斗争，需要的不仅仅是直面是非的勇气，而且更需要沉得住气、压得住火的韧性和睿智。
　　周恩来转动着手里的铅笔，凝神沉思了一会，随即在江青批来的材料上批道：周荣鑫、童小鹏应该深刻检讨，但请注意不说“随传随到”，改说“批判必到”，因如“随传随到”，我要找他们问事办事，将无法找到人了。
　　周恩来给了江青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后来，周荣鑫一直在中南海住到一九六九年局势基本平静才出来。
　　一波未平，凶波又迭起。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五天，陈伯达在接见造反派时，别有用心地说：“在毛主席身边的刘、邓路线者，除了陶铸之外，是否还有别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至少！”
　　陈伯达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造反派不难悟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被打倒了，能在毛主席身边的几个常委，除了林彪、陈伯达、康生外，就只有周恩来了。
　　二月，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等三位副总理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四位军委副主席先后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
　　中央文革一伙趁机在毛泽东面前告黑状，把“三老四帅”的抗争诬为“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企图打倒围绕在周恩来左右一起搏击“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三老四帅”，使周恩来孤掌难鸣。
　　在中央文革一伙看来，实施了对“三老四帅”的打击，就等于突破了周恩来外围的最后一道防线。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文革”以来，一直由周恩来主持，有“三老四帅”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政治局碰头会开不成了，周恩来不得不一趟一趟地去参加成员大多是中央文革一伙的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对“三老四帅”的七次批斗会上，中央文革一伙把批判矛头同时指向周恩来。周恩来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总根子”，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的总代表”。
　　为此，姚文元得意洋洋地写下了一首诗，题为《贺北京反逆流初步胜利》。
　　这首诗传到了北航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的手中。他读后认为：诗意，是可以反周恩来了。又在笔记本上写道：夺总理的权，与总理的斗争要公开化了。
　　说公开就公开。
　　在四月到五月间，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主要内容是：
　　“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不仅要揪出中国的柯西金，而且要揪出中国的米高扬；”
　　“要把矛头直指周恩来这个大黑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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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还公然在大小会议上振振有词地宣称“炮打周恩来”的所谓依据和理由：
　　“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
　　“不扫除来自总理的阻力，就不可能打倒陈毅。”
　　“十七年来，总理主管外事，有很多东西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许多副总理都垮了，这个难道是偶然的吗？与总理没有关系吗？”
　　“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
　　“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相差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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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是里应外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提出：“鞍钢乱起来了，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是不是请富春同志去处理一下。”
　　江青当即发难：“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人民吃什么，用什么！总不能去喝西北风嘛！”
　　江青一触即跳，歇斯底里：“你一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周恩来平心静气地反驳：“你说的不是事实。除了文化大革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是文化大革命，也还有许多具体事务。毛主席接见一千多万红卫兵，吃、住、行，中央文革没管一个，都是各部、北京市、军队安排的嘛！”
　　江青哑然片刻，随即又指责：“你这个也不让批，那个也不让批，你的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你就是不相信群众。”
　　周恩来也激动地站起：“你们敢保证吗？已经逼死的，你们谁出来做个交代？再逼死人，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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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八日，李先念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到“二月逆流”时讲了一段话：

　　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作用最多和最辛苦的是总理。“四人帮”反总理也不仅仅是在一九七三年的政治局会议上，批“二月逆流”是整哪个？也是整总理。当然，要搞总理，先要把副总理搞一下子。大闹怀仁堂嘛？多次闹，不止一次就是了。批“二月逆流”之后，又有“五一六”，北京一个晚上贴出反总理的大字报。那是自发的？不是的，是有预谋的
　　横眉冷对“阴风”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五月十五日，周恩来在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说：“拿我个人来说，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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