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文革受难群体之一：有宗教信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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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友琴（芝加哥大学中文教授）

1966年8月，发生了文革的第一个暴力杀戮高潮。红卫兵学生杀害了数千名和平居民：教员，校长，作家，有自己的房产的人，等等。红卫兵的口号之一是“彻底砸烂旧世界”。这“旧世界”包括学校制度，文学艺术，房屋私有制度，商业规章制度，还有宗教，等等。这里写的，是信仰宗教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人是文革的主要受难群体之一。

那个八月，被红卫兵自豪地称作“红八月”。以后的人们不了解历史，不会理解那“红”实际上是血的颜色。暴力杀害始于八月初。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八月下旬暴力达到了高潮——在北京，红卫兵每天打死三位数的和平居民。

暴力性反宗教活动是八月十八日之后开始的大规模的“反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重要一部分。

在上海，1966年8月23日，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学院等校的红卫兵砸了徐家汇天主堂。这是天主教上海教区的主教堂，一座相当壮观的大建筑。红卫兵把两座60米高的钟楼上的大十字架拉了下来，砸毁了耶稣圣像。教会的主教等神职人员遭到野蛮“斗争”。他们被戴高帽子，被挂牌子，被游街，被殴打，等等。红卫兵还把痰盂里的脏水倒在他们的脸上和身上。这座建筑随后被用来做仓库。文革结束三年后的1979年，这座教堂才被归还给教会。

在北京，1966年8月24日，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等十余所中学的红卫兵在位于市中心的东单三条的玛丽亚方济格修女会“斗争”了八名外国修女和那里的其他中国人。这些修女从民国时期就在那里办有一所圣心女子中学。到文革前，北京的一些外国使馆人员把孩子送到那里上学。从下面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修女们被强迫弯腰九十度做“认罪”姿势。她们随即被被北京公安局宣布驱逐出境。1966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件事情，大标题是《取缔反动修女会，驱逐八个外国修女》。

在远离北京上海的西藏拉萨，也并不在时间上滞后多少。8月24日，拉萨中学的红卫兵开始破坏寺庙，包括著名的“大昭寺”。红卫兵砸坏寺庙建筑和佛像，焚烧佛教典籍。像北京一样，拉萨红卫兵也对“阶级敌人”实行“斗争”和“游街”，其中包括僧侣。据有关资料，西藏境内原有的2700座寺庙到1976年剩下了八座。（《杀劫》，台北：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作者：泽仁多吉，唯色）

从当时的报纸，可以看到中央和省市的领导人，热情支持红卫兵行动。但是红卫兵行动的血腥暴力行为，却从未得到报道。

这里写了四名有宗教信仰的北京居民，他们分别在1966年8月25日，26日，27日，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他们的被害从不见报道也不见记录。至今也没有作恶者对他们的死表示道歉。为什么？怎么可以？

今天，让我们记录和纪念他们。

感谢接受我的采访的人们。特别感谢华新民女士，她引领我做了采访并对文章提出修改意见。

王友琴

写于2020年8月25日，“红八月”暴行54年后

受难者之一 ：宁德禄
宁德禄，男，1881-1966，天主教徒，北京居民。1966年8月25日下午，北京第41中学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并毒打他的妻子以及妻妹。愤怒中他用厨房的菜刀砍了正在打他妻子和妻妹的红卫兵。红卫兵人多他被抓到第41中学校园中。当天晚上红卫兵开“斗争会” 把他打死。时年85岁。他被打死的时候，正是红卫兵暴力在北京达到高潮之时。

在2018年的采访中，宁德禄的小儿子宁景仑先生介绍说，宁家在北京老城区居住已经400多年。宁家人从利玛窦（意大利人Matteo Ricci的中文名字。1552-1610。天主教神父。1583年明朝时候来到中国居住，一直到去世）在北京传教时代开始信仰天主教，在万历19年（1591年）受洗，到他已经是十三代教徒。1900年，义和团杀死了宁家的十四口人，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文革前他们家居住在北京西城区安平巷26号（1965年以前的老门牌为火神庙10号），是宁景仑的祖父也就是宁德禄的父亲在民国八年购地建造的。1949年的新政府承认市民私人房产，五十年代把他们的民国地契换发了新地契，叫《房地产所有证》。文革开始，这《房地产所有证》不但不再算数，而且成为殴打和打死房屋所有者的“理由”。

宁德禄的父亲在北京经商，有三个店铺（信永和、信成和、信义德），经营瓷器和铁器。宁家从曾祖父开始，甚至更早，就精通武术，尤其是摔跤。民国期间成立北平特别市国术馆后，宁德禄是该馆的主力，四次到南京参加全国运动会，得过射箭冠军。宁德禄忙于武术活动，对家中的生意很少过问。他的父亲雇佣了几个人，辅助管理宁家的买卖，直至1956年的所谓“公私合营”。毛泽东时代，雇工三个到八个（根据不同行业），“阶级成分”就要被划定为“资本家”。因此宁德禄被划成了“资本家”阶级成分。1949年，文革开始，信教的人，住在自己的房产里的人，资本家，都成为文革的暴力打击对象。

1966年8月25日下午，北京第41中学的二十几名红卫兵，闯进了安平巷26号。他们称宁德禄是“反动资本家”和“反动天主教徒”。红卫兵强迫宁德禄的妻子张淑贤和妻子的妹妹张志茹跪在地上，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殴打。妻子的妹妹是天主教修女，五十年代初修道院关闭了，她只好住到了姐姐家的院子里。宁家的邻居，当时还是九岁的孩子，说他在宁家看到红卫兵把两个跪着的女人背上的衣服都打烂了，还从厨房拿来酱油和醋倒在受伤的皮肤上。

八十五岁的宁德禄看到妻子和妻妹挨打受辱，愤怒中从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冲出来，对正在打人的红卫兵砍了过去。红卫兵人多且年轻力壮，很快把宁德禄打倒在地，打昏了过去。

小儿子宁景仑当时25岁，是北京一家汽车修理工厂的工人，并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他下午五点回到家里，见他父亲宁德禄已经昏死过去。红卫兵涌上来就毒打宁景仑。他很快就被打昏迷了。红卫兵以为他已经被打死了，把他送进了附近的“人民医院”的停尸房。同时，红卫兵把宁德禄抓去了第41中校园。

同时被暴打和抄家的还有在宁家院中居住的一对眼科医生夫妇，李俊生和田文秀。他们是宁家的房客。李俊生当时是第七医院的医生，田文秀是福绥境医院医生。他们已经租了宁家的房子居住多年。他们的两个女儿在那里出生和长大。李医生和田医生在被打得遍身是血之后，也同样被拖到第41中学。

那天晚上，在第41中学的操场上红卫兵开了“斗争会”。红卫兵在操场的领操台上放了桌子，宁德禄站在桌子上被“斗争”，下面站了高喊口号的数百人。当晚宁德禄被殴打折磨致死。他被送进了附近“人民医院”的停尸房。

1966年8月，这条“安平巷”里有八名居民被红卫兵打死。

1966年8月，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数千居民。（官方在文革后说打死了1，772人。他们从未给予名单，只是在报纸的一篇长文章中对这个数字一提而过。）红卫兵得到最高当局的支持和赞扬，人数众多，有警察支持，可以随意抄家打人。在那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紧接着就开始了这场大规模的暴力杀戮。红卫兵在那个八月用拳头棍棒和通透皮带杀害了如此大数字的居民，几乎未遇到任何反抗。被打死的人中，像宁德禄这样能动手反抗的，笔者在长达数十年的调查中，只了解到宁德禄一人。

有人说，这是因为北京的老百姓太老实了。确实，北京是有三千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城市，历史上有过战乱和犯罪，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大规模的由青年学生来残杀和平居民的事情。人们从无准备应付这样的暴力杀戮。毛泽东利用十几岁的红卫兵来把文革暴力推向高潮，这种手段不但残忍，而且邪恶。有人说这是因为普通人没有能力反抗，宁德禄曾经习武，动了手。其他被打的人只能默默挨打，希望下一分钟红卫兵可能住手。实际上，宁德禄曾经收藏了一把清代武将用过的大刀，但是在8月18日大会之后立即大规模展开的“破四旧”运动中，已经交出了。他用菜刀砍伤的红卫兵，只是缝了针，并无更深的伤害。他却被打死了。他的儿子只是由于红卫兵误认为他已经被打死送进了停尸房而活了下来。

在我的《文革受难者》（有659名受难者）书中，有李文波。李文波家住在北京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阶级成分”是“小业主”。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去李家抄家，毒打他和他的妻子刘文秀。红卫兵说，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然后跳楼自杀了。这名红卫兵后来成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到处讲话，她们的事迹也在北京“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上展出。但是见过或者采访过这名红卫兵的人说，未见其身上留有伤疤。文革后有人说，李文波并不是要用菜刀砍红卫兵，只是要求红卫兵让他妻子去厕所而发生了争执。李文波和宁德禄死于同一日。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当时被送进公安局，两周后在9月12日被法院判处死刑并在第二日就被处死。文革结束后，1981年，法院给李文波妻子“平反”，并称对李文波“不予起诉”。

上文说到宁德禄的儿子宁景伦在那日下午在家中遭到毒打后被送入了人民医院停尸房。实际上他没有死，在半夜苏醒过来，看到了父亲宁德禄也在停尸房中。他为父亲念了“临终经”。然后，他逃出医院，到了他工作的工厂。他的工人同事帮助他躲在工厂，不敢再回家。

那天晚上，在宁家院中租房居住的李俊生和田文秀医生也在第41中学遭到“斗争”和殴打。他们没有死，被放回了家中。第二天和第三天，红卫兵又回到安平巷26号，继续殴打两位医生，就这样从25日到27日，整整打了三天。满院子地上是红卫兵砸随的东西。红卫兵叫来大卡车，把他们家里的东西都拉走，只给留下了几床被子和几个碗。

在这血腥的“红八月”后，宁景伦和他的家人被“遣返”,这个词在1966年时的意思是从北京驱逐出去，驱逐到农村老家。他们被驱逐到他母亲的老家，保定附近农村。他们的房子被街道和房管局安排的人占住了。那个夏天，北京城有十万居民被驱逐出城。有的人在到达农村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农村后贫病交迫很快就死亡了。两位房客李俊生和田文秀医生也因为他们的“历史问题”被驱逐到东北老家农村，文革结束后才回到北京。

1967年8月25日，宁景仑的大哥宁景昆在四川死亡。大哥和父亲同月同日死亡。大哥是在四川德阳市开起重机的工人，是技术很好的工人。由于他的这种“坏家庭出身”，他被一个名叫“风雷纵队”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斗争”而死亡。那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说他“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思想反动”，说他是“畏罪自杀”的。宁家人不相信这个说法。他们一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教会认为人的生命来自上帝，应该由上帝而不是他们自己来决定生死。他们不自杀。

文革结束后，1983年，街道委员会给了宁德禄“结论”（见下面的附件）。那时候宁德禄已经被打死17年了。宁景仑先生说，他父亲被打死的时候，是85岁，而不是“结论”上说的76岁。

宁景仑和两位医生租客的大女儿李凌珠结婚。他们从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1966年时，李凌珠是北京矿业学院的学生。婚后他们住在宁家被“遣返”去的保定附近农村。1984年，宁景仑和李凌珠夫妇回到了自己从小居住的院子。还给了他们两间房间，后来增加到三间。其余的房间则被别人占住了。院子里原有的葡萄藤和花池都毁掉了，盖满了杂乱的小厨房。宁先生也一直只好在一个自己搭建的很小的厨房里做饭。他们的房子至今没有全还给他们。

宁先生说，院中一间房曾是第41中学的原校长的妻子和儿子住着，他们也已经去世多年。宁先生的父亲在第41中学里被打死。第41中学的校长在文革中被打死。他不知道这位校长的名字。只听说他是从附近的“福绥境大楼”上跳楼身亡的。联系宁先生父亲的死和宁先生自己被送进停尸房里苏醒后逃出的北京，这种死亡与其被叫做“自杀”，不如叫做“被打死”更加确切。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自杀”。这座大楼现在还在，八层楼，原来叫“公社大楼”，用1958年建造“人民大会堂”等所谓“十大建筑”的剩余材料造成。当时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准各家自己做饭吃，都要在大食堂吃饭，所以这座大楼的设计没有家庭厨房，只有大食堂。这已经非常荒唐。到了文革，因为是附近一带最高的建筑，有不少人到这个“红旗大楼”来跳楼。这个大楼变成恐怖和血腥的地方。

第41中学（当时是男校）和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相隔很近。我采访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老师陈寿仁的时候，了解到文革中女三中除了校长和教员共五人被迫害死外，还有七个工作人员的配偶被迫害致死，其中有于晓岩的丈夫，第41中的校长。陈寿仁老师只知道这位校长姓齐，不知道他的姓名。找到当年第41中学当时的学生询问，说校长的名字是齐靖宇。宁景伦先生说，齐校长是被打死后从楼上扔下来的，不是自杀。

几十年来，每到8月25日，宁先生一家都要为受难的父亲和大哥做弥撒。在往年，是分成两部分做，一方面打电话给曾经的流放地保定青苑县东闾村的教堂，拜托神父和教友们为自家故去的亲人做弥撒，同时又在家里自己做。2016年，由于老家的教堂正在重建工程中，他们把神父请到了家里。

多年致力于保护北京老建筑的华新民女士目睹了这次弥撒。她写道：

“我今早见证了这场令人无比悲痛的弥撒。参加弥撒的，除了宁李夫妇和神父以外，还有他们的女儿、女婿和幼小的外孙女。先是由宁先生简短讲了一下父亲和大哥如何惨死，然后是他女儿朗诵《感恩祭典》中的一段，她半天都张不开口，眼睛里全是泪水，最后终于哽咽着开始念了。再然后是神父诵经，以及一般弥撒里的那种过程——祈祷、唱圣歌、洒圣水、食圣餐等。

弥撒完毕，宁家人从抽屉里翻出来几张仅存的老照片给我看，其中一张是1954年拍摄的，就在他们现在居住的北屋前面，李凌珠的三舅搂着她和妹妹，还有从葡萄架垂下的几根枝条。”

笔者在2018年夏天第一次见到了宁景伦先生。之前我只和他通过电话。他77岁，气色很好，身板笔挺，态度和蔼。客厅墙上挂着教宗给他的祝福信，是英文的。他请我给他作一个中文译本，我离开他家后很认真地翻译了也打印好了送给他。他说，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有信仰。教会要他不要恨，要爱人如已，他照那些话做。但是事情还在那里，作为回忆。不是仇恨。他给我讲他家的文革经历，清晰明白，坦诚真实。他的身上有着一种宗教的光泽。这很难描述，但是可以真切地感觉到。

受难者之二：马秀清
马秀清，女，满族，佛教徒，家住北京东城区九道湾中巷13号。1966年8月26日，中学生红卫兵抄了他们的家，毒打她和丈夫。马秀清在当天死亡。时年47岁。

丹增加木错，男，藏族，马秀清的丈夫，汉文名字是白庆增，老家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是拉布楞寺六世活佛，佛号曲总仓。属黄教。他在1966年8月26日和妻子马秀清一起遭到红卫兵毒打，受到重伤。他没有在当天死亡。家人想要把他送进医院，但是医院拒绝给予治疗。医院要“证明”才肯接受这样被打伤的“阶级敌人”。家人去“民委”（民族事务委员会）要证明，没有拿到。他在家呻吟了七天后，于9月3日死亡。时年55岁。

丹增加木错在1937年藏区来到北京，先住雍和宫。后来他和马秀清结婚。他们买了九道湾的房子。自住。房子有290平方米，有个院子。

马秀清夫妇只有一个儿子。他说，他小时候，曾经跟父亲去过政协礼堂。他父亲担任过甘肃省政协委员。但是在1959年“西藏平叛”之后他家地位一落千丈。他父亲被安排进三轮车社，每月给十来块钱生活费。由于他的这种“家庭出身”,他在1962年初中毕业后不能升学，进工厂当了工人。

1966年8月26日，北京红旗中学（现为第171中学）红卫兵去他们家抄家打人。那时正是北京红卫兵抄家打人的高潮之时。打死人的一名红卫兵首领，后来参军当到了团长。文革后被复员了，也受了处分，因为他还打死了别的人。

家人在文革后没有得到作为赔偿的钱。

当时只给家人留了一间房住，而且要交房租。290平方米房子成为九家人住的大杂院。文革后。还给了他们两间房。现在马秀清的儿子一家住在那里。直到现在，也没有把他们的房产还给他们。他们的父亲母亲被打死在这两间屋子门口两三米远的地方。五十多年来，他们每天看着门前父亲母亲被活活打死的地方出出进进。这是怎样的折磨啊。

受难者之三：陈慧恩
陈慧恩：女，基督教徒。生于1917年。住在北京。1966年8月27日，她被来抄家的北京第67中学的红卫兵打死。时年49岁。

陈慧恩三岁时左腿上生疮，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溃烂到了无法医治的情况。她被遗弃在上海孤儿院。孤儿院是基督教会办的。在治疗过程中她的左脚自膝盖以下被截去，装了义肢。她在孤儿院跟外国修女长大，也跟她们学了英文。她从上海圣玛丽女校（St. Mary’s Hall ）毕业后在海关总署当统计员。１９５０年随机关搬迁全家到北京。

陈慧恩的丈夫钟永生是个瓦工。他们二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在教会中认识并结婚。钟永生曾经进入中国建筑公司工作。“政治学习”时，他说不能接受“人是猿变的”理论，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1957年，他们夫妇被动员带着小儿子到吉林倪家屯农村当农民。1958年，为了小儿子的上学问题，夫妻决定回北京。他们开始住在海淀区青龙桥的一个破老爷庙里，后来租到一间１２平米的小瓦房，没有卫生设备。地址是海淀区颐和园西北青龙桥北上坡10号。

陈慧恩在去吉林前就已经辞职，家庭经济主要靠钟永生做瓦工临时工的收入。陈慧恩最大的梦想是能参加香山基督教灵修院（在香山植物附件近，那里有一座教堂）进修一年，但未能如愿。

他们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国家气象局气科院工作，平日住单位。小儿子在青龙桥北京第６７中学上学。大儿子说，他们一家生活和睦，从不吵架，与邻里相处甚安。由于是外来户，生活习惯与周围的当地农民不同。陈慧恩有文化，懂英语，又有基督教信仰，受派出所监视。他们在对待孩子的教育上也和人不同。弟弟和邻居的孩子一起玩，但从来不拿附近田里的瓜果老玉米。他们一家引起人们的特殊看待。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北京第６７中学的红卫兵，由当地的居民组长的儿子带领，前来抄家，理由是：陈慧恩搞反革命，特务活动。这个中学的红卫兵成员主要是附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子弟，是“革命军人”家庭出身的“红五类”子弟 —— 是当时抄家，打人最严重的一族。

陈慧恩不承认这妄加的莫须有罪行，也不肯否定基督教信仰，于是遭到红卫兵用军用皮带的疯狂毒打。钟永生下工回家也被抓来一起挨打。两个人被打得体无完肤，上衣全是鲜血，看不见一点衣衫的本色。

后来红卫兵叫来卡车，把他们和其他的“阶级敌人”扔上汽车，送海淀区公安局收押。她的丈夫说，在押送过程中她还继续遭到殴打。一个男红卫兵还站在陈慧恩的肚子上践踏。陈慧恩当晚死在海淀区公安局，火化后尸骨无存。

她的丈夫钟永生活了下来。钟永生在1995年12月24日安祥去世，享年九十岁。

陈慧恩生前常去香山灵修院。她的一个儿子说，那里有个修女,是妈妈的朋友和同道，他从小一直叫她“许四姑”，不知道全名。修女“许四姑”比陈慧恩年轻一点，和陈恩慧一样，也在同一时期被打死了。1966年8月下旬，是北京红卫兵最为残暴的时期，每日打死人的数字高达数百。信宗教的人，是被打的主要群体之一。

那年十月，陈慧恩的儿子兄弟二人找到参与抄家的两名红卫兵，问他们为什么打死了他们的母亲。那两个红卫兵说：有人报告，你母亲搞特务活动。联络暗号是“你好，我好，就他不好”。我们就去了。兄弟二人又问他们抄家中有没有抄到“反革命”和进行“特务”活动的证据。他们说，只抄到一些旧照片和圣经。

后来大儿子几乎每年要求他的工作单位领导和党组织搞清楚问题的性质，但是一直没有音信。此事一直拖到文革后的１９９０年，通过气象局的全国人大代表程纯枢的提案提出，才得到青龙桥街道办事处的答复：对事件的过程他们一无所知，给了五百元人民币作为补偿。这是文革后对被迫害死的家人赔偿的钱的一般数目。

从来没有人为陈慧恩的死受到批评或惩罚，也没有任何单位主动关心处理这个人命关天的大事情，更没有人曾经道歉。后来家人听说，来抄家施暴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得了肝癌，年纪不大就死亡了。传话者说这是对恶行的“报应”。这样的传言表现了人心的倾向，但是不能说明正义已经得到。

下面是陈慧恩的照片，另一张是全家四人的照片，摄于１９５６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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