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止仁老致魏巍老的一封信（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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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止仁老致魏巍老的一封信（2000年）



魏老：

您好！看了您的信，正合我好长时间想就文化大革命这个重大问题向您谈心以得到教诲的愿望，我今天是把您作为革命老前辈，又作为真挚的革命同志战友知己敞开心扉写这封信的。

一、先谈谈我亲身经历的河南文革。我是1947年十七岁初中毕业怀着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严重不满奔向革命，1949年初加入党的。先后在豫皖苏一地委干部学校、太康县委、淮阳地委、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工作。文革前任宣传部秘书。在土改、土改复查运动中，我一直任工作组长，从头至尾参加了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大大加深了我对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认识，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变化。直到文化大革命，我在政治上没有犯过错误，一直受党信任器重的。可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踏入了一生的坎坷道路。

河南文革一开始，我首先听到郑州大学因贴出批评校党委转移大方向，压制群众运动的大字报,一些师生被打成“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操纵一部分师生保党委，贴出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反革命的大字报，使学生分裂成为两派相互斗。省委派工作组进驻后，仍继续维护校党委，压制给校党委写大字报的学生，逼得一位学生领袖跳楼身亡。其它几所大学也相继发生类似情况。不久，运动波及工厂和省直机关。省委机关一些警卫员、通讯员、电话员、打字员、幼儿园保育员起来向省委、省委办公厅领导提意见，也被打成反革命，进行许多次批斗打骂，限制人身自由，不许进食堂吃饭，经常在食堂门口围攻他们，往脸上吐痰。罚他们扫院子、清厕所。与此同时，省直各机关都打了一大批“反革命”、“黑帮”、“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小三家村”等等，给他们戴高帽子，脱赤脚、脖子里挂着鞋子，在近四十度的阳光下和滚烫的柏油马路上，伴随着“打倒反革命”的口号声和沉闷悲怆的锣鼓声，由各单位的领导人率领着臂戴红袖章的人押着游街示众。我爱人1950年元月参加革命，很早加入共青团，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只因出身地主，在赶地主婆时，一个政治扒手硬是造谣说听见她骂革命群众滚回去，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拉入戴高帽游街的行列。当时整个郑州市各街道成群结队，涌满了被游街示众的“反革命”队伍，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我爱人游街回到家时，脚被炙热的柏油马路烧伤，加上强迫行走在一处堆满碎玻璃渣的地面上，双脚血迹斑斑。我给她将刺进肌肉的玻璃渣一点一点挑出，用酒精消毒包扎好。在她脚疼得不能走路的情况下，仍强迫她挖土方，进行劳动改造。所有这些耳闻目睹亲历，使我深深感到这种搞法，绝不是毛主席的路线和党的一贯政策。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公布后，我阅读着热泪盈眶，更感到毛主席多么英明伟大啊！他什么时候都和革命群众心连心。几天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公布他的大字报，坚决支持郑大被打成反革命的少数派学生。接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了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使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组成了革命造反派队伍，并得到迅速壮大。但是到1967年2月省军区介入，公开支持文革开始时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保守派组织“十大总部”和从造反派队伍中分裂出去的少数派，成立的河南省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河造总），公开宣布全省造反派自动联合成立的“河南二七公社”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大肆逮捕二七公社各组织的领导人。许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的造反派头头被关进监狱，把支持二七公社的省委领导人纪登奎也监管起来。各单位都对加入和支持二七公社的人员进行清查批斗，限制人身自由。一部分坚持战斗的二七公社成员被河造总和十大总部围攻，开始发生武斗。特别在毛主席指出“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把两派群众组织搞颠倒了，把革命派打成了反革命”，要河南三派群众组织代表来北京汇报时，省军区和后来被中央文件正式定为河南省委中的走资派的赵文甫，以及河造总、十大总部的头头共同策划，要在向中央汇报前，尽快把二七公社全部消灭掉，以造成既成事实，使支持二七公社的刘建勋、纪登奎成为光杆司令，无法作为一派的领导干部向中央汇报。在这一决策下，河南在全省范围内开始了对二七公社的残酷围剿，大规模武斗从此开始了。在省军区和省委的支持下，十大总部、河造总出动数百辆大卡车，头戴钢盔、柳条帽，手持大刀长矛，在郑州市游行示威，声言要血洗二七公社，动用吊车、推土机围攻二七公社被迫退守的几个据点，先后制造了十多起大型武斗流血事件，烧毁国棉六厂大楼，许多二七公社成员惨死在血泊中，受轻伤的不计其数。在郑州市大街上，随处随地可见围攻毒打二七公社成员的事件。甚至有人喊一句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也被认为是同情二七公社，立即遭到毒打。许多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我正是由于省委宣传部的群众组织强迫我在全部人员大会上亮明观点时，坦率地讲明了我对河南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看法，指出他们背离了毛主席路线，话还没说完，会场上就喊起了打倒反革命分子杨止仁的口号，立即要拉我上大街辩论，实际上是一上大街要把我打个半死。这时恰巧已到下班时间，他们宣布下午继续开会。我考虑郑州已不能存身了，就在这天中午和我爱人带上九岁、十二岁的两个孩子跑到北京我哥（杨居人，新华总社干部）家，从事帮助河南二七公社驻京联络站和后来从监管中被抢出来护送至京的纪登奎做些向中央汇报河南情况的准备工作。中央开始听取河南三派群众组织汇报后，我同我爱人和两个孩子回到郑州，分别住到河南农学院、粮食学院两个被称为革命根据地的二七公社据点里，同师生们一起战斗。在一天傍晚，我被农学院的河造总绑架走，在地下室被毒打一夜，要我交出农学院二七派的学生领袖住处，我怕引起武斗，坚决不说，一直向他们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天明他们无奈把我放出。我的衣服全被他们打烂了，身上多处创伤，幸未伤骨，疼痛数日才癒。直到河南三派向中央汇报会上周总理指出河南二七公社是革命群众组织，中央正式下达了关于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文件，并另派支左部队进驻郑州，二七公社才取得胜利。在实现大联合建立省革委会以后不久，林彪在河南的死党，省军区第一副政委、省委副书记王新，借军﹑工宣队进驻各单位领导斗批改，又将二七公社一派从新建立的革委会领导小组中整下去，很多人又挨了批斗。并将矛头指向省革委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纪登奎。对纪登奎的夫人王纯以反军罪名批斗数十场。这时刘建勋、纪登奎正派我负责整顿二七公社报。我刚刚整顿结束，复刊出了第一张报，给刘建勋送审清样时，被刘建勋指责一通，毫无根据地怀疑我反军，让我回原省委机关接受军﹑工宣队审查。四个月后，没审查出任何问题，刘建勋又起用我去给他搞一个工厂斗批改试点。这个试点尚未搞完，我鉴于运动反复太多，向刘建勋申请不愿留省革委工作，坚决随同原省委机关从书记、部长到全体工作人员一块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刘建勋很快批准了。我动员我爱人也向她单位申请下去。于是，我将住房交公，全家户口、粮食关系通通转下去，到豫西山区插队落户。不到两个月，又被省革委通知回郑州参加审查“五一六”和所谓四起反革命案件的学习班，关进省委党校八个月，失去自由，又对我从经济、政治、历史、作风、与各种人的联系全面彻底进行审查，仍未找出任何问题，才又放我回到豫西山区插队的地方。我在农村住了三年，除1971年春天洛阳地委通知参加县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听取传达中央批陈整风的文件和后来又传达“九•一三”事件的文件外，完全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直到1972年10月，我忽然接到省委要我回郑州参加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通知，在会上才知道河南揪出并揭批林彪的死党王新。刘建勋派车接我到他住处，给我讲了揭出王新的经过，对我说了些安慰话，确定将我调回省委宣传部恢复工作，任命我为宣传处处长。1974年初又任命我为副部长。直到毛泽东同志逝世，我一直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完全遵照中央、省委文件兢兢业业地工作。1975年初邓小平一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就进行全面整顿，用三项指示为纲取代毛泽东同志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所谓全面整顿实际是全面翻案，又一次整造反派。河南许多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再次挨整，有的被撤消领导职务下放锻炼。毛泽东同志看清邓小平永不翻案是靠不住的许诺，要借全面整顿，全面否定文革成果，又果断地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扭转了政局，造反派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保护。尽管毛主席生前多次讲述过“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在毛主席逝世后，在揭批“四人帮”清查帮派体系的运动中，中央提出“像打日子鬼子打国民党一样”彻底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实为彻底围剿忠实执行毛主席践线的革命造反派，彻底摧垮毛泽东同志借以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社会政治力量。这就为邓小平彻底篡改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排除了障碍。在河南揭批查运动中，我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董万里同志（1932年参加工作的老红军）、唐岐山同志（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转业后到郑州铁路局为八级老技工，文革中铁路局造反派领袖、后当选为九届、十届党中央委员、省委常委、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周民英同志（1937年参加革命，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首当其冲。事情是这样的：1976年6月，我听到纪登奎的儿子纪虎民向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在北京治病的副部长散布许多分裂中央的言论，感到这样很不好，就与也听到这一情况的董万里同志不约而同地都向新华分社社长周民英同志作了反映，并希望通过内参反映给毛主席。然后，新华分社以董万里同志和我两人的名义拟写了一份向毛主席反映这一情况的手抄件内参，通过新华总社送到当时分管新华社的姚文元那里。姚存在手里没有及时呈送毛主席，被逮捕抄家时抄出。纪登奎和刘建勋便以这件事为根据，作为和“四人帮”有联系的重大问题，将董万里、周民英和我实行武装监护审查，加上曾直接被江青接见过的唐岐山，把我们四人作为河南的“四人帮”在全省批斗。铺天盖地打倒“唐董杨周”的大字标语大字报遍布全省。最大的一次全省有线广播批斗大会加上郑州市主会场12万人共参加两千万人，实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批斗会了。奇怪的是，在监护审查三年给我作的结论经我连续三次批驳，指出上述那件事按党章规定完全符合组织原则，构不成什么错误，最后结论不得不撤掉后，剩下的全是执行中央省委文件中的问题，仍给我结论为在文革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给我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省委宣传部重新上台的文革前的几位老部长开始都不同意给我这样重的处分，提出应该留在党内，但经省委常委先后讨论十七次，仍然按照中央文件曾正式定为走资派又重新上台的省委副书记赵文甫等人的意见作出决定。而和我同案的被人们公认为一生最耿直最坚持原则最一贯忠实于党和毛主席路线的董万里同志，于1977年10月3日含冤病死在监护的牢房里。周民英由于新华总社不同意省委开除党籍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一年，仍按分社社长办理离休。老志愿军战士、老工人唐岐山同志被判刑不久死于狱中。我出监后，给董万里同志这位老红军、坚贞不屈无限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写的墓碑是：“生为人民四十五年鞠躬尽瘁，死为革命一生慷慨正气长存”。

我受处分后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尝尽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但我最大的苦恼是考虑不出怎样继续革命，去哪里寻找培育我几十年的亲爱的党和亲爱的同志和战友。我经常吟咏的诗句“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傍徨。”我六十岁生日时吟道“耆翁把酒问墨身，几许回天荡埃尘？愤愤热血无洒处，老躯空存一颗心。”在这“惯于长夜过春时”的漫长岁月里，忽然和我素不相识的董万里同志在太行时的老战友梁心明同志，由董万里同志的夫人陪同来家看望我，并给我带来了《中流》、《真理的追求》，我见到这两个革命刊物，如同我初参加革命时寻找到了党和真理、革命队伍一样的兴奋至极。立即投入了新时期新特点的革命斗争。

以上我毫无保留地向您谈了我亲身经历的河南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以及我个人的坎坷遭遇。我对文革的认识，自然是要受我亲身经历耳闻目睹参与实践的河南文革的重大影响的。作为一个大省的河南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它向我们说明了许多问题。我认为它所提供的情况，对我们全面思考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是具有十分重要价值的。

二、我对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建国后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发展逐渐激化的不可避免的一场决战。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民主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义秩序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大讲资产阶级剥削有功，批评山西省委发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经毛泽东同志严肃批评后，他暂时收敛了，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照耀下，我国于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经过1957年反右派，打退了不甘心失败的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妄图复辟的猖狂进攻以后，激发了全国人民极为高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在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照耀鼓舞下，掀起了大跃进运动。随着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又出现了在原来农业高级社的基础上兴办人民公社的高潮。这时阶级斗争曾表现一段时间的缓和，但绝没有停止。资产阶级在反右派以后感到自己的大势已去，便转换手法，采取从党内寻找代理人搞和平演变的方法继续向无产阶级进攻。而党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并没有因建国初期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而诚心转变。加上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经不起资产阶级和平演变考验的人，逐渐演变成为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愿继续革命，甚至反对革命，向往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伺机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在我国人民公社化﹑大跃进一时出现失误加上连续自然灾害、苏修逼债等客观上的原因造成国民经济发展受挫，出现人民群众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尽管毛泽东同志最早觉察失误并立即指导全党正在有效地努力纠正错误，党内的资产阶级仍然借此机会向党发动了进攻。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突然向党向毛泽东同志发难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彭德怀同志在我国民主革命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是建有卓越功勋的，对此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但是即使在民主革命中，他也是有这样那样错误，受到过毛主席和党的批评的。而他对毛主席过去对他的批评一直耿耿于怀。作为我党的高级干部我军的高级将领，彭德怀同志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应该十分关心维护我国新建立起来但还有许多不完善地方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是应该对大跃进中我们党一时出现失误造成的挫折有一个客观的正确认识的，是应该对毛泽东同志的最早察觉并领导全党正在有效纠正错误作出充分肯定和评价，并努力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威信采取和毛泽东同志合作的态度提出自己对进一步纠正错误的意见的。但他并不是这样，而是在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都不讲任何意见，在庐山会议毛主席已作出进一步纠左布署基本结束时，突然以万言书的形式向毛泽东同志发难，而且言词激烈，提出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能不令人感到不正常，思考他这样做的动机问题。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已起到了和国际上帝修反﹑国内的资产阶级﹑台湾国民党恶毒攻击我国三面红旗的配合作用，在言语上也近似一个腔调。彭德怀同志的万言书，实际上是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大跃进是“极左”，攻击1958年以来，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执行了一条“左”倾路线。彭德怀的这一思想当时也并不是他一个人，在参加会议的人中有一定代表性，只是有些人没有明显暴露就是了。这已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历史发展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党不是已经完全否定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给彭德怀同志彻底平反了吗？不是已经在全国解散了人民公社，抛弃了总路线，大跃进吗？不是已经作出毛泽东同志从1956年以来搞的是一条“左倾”的错误吗？不是把当年彭德怀同志的万言书写的甚至还没有敢完全直言的全部都实现了吗？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或修正主义路线吗？并且这条路线已经基本上把我们党的事业断送了吗？所以，如果说当时许多同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四十年后的今天，再看那场斗争的真面目已经一目了然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们党，这一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我们可以把这场斗争看成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重点明显转移到党内的开始，是毛泽东同志形成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以后，毛泽东同志在同刘少奇关于“四清”问题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同意农村实行分田单干实际是解散人民公社的斗争，在同国营企业实行一长制、奖金利润挂帅、单纯依靠科技人员办企业的资产阶级办企业路线的斗争，在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都说明党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一直十分激烈。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而在庐山会议后不久出笼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实际是庐山会议斗争的继续。毛泽东同志立刻敏锐地觉察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要为彭德怀鸣不平进行翻案，在翻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案，便立即安排组织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进行反击。而文章写成后，全国各省市党报都不刊登，毛泽东同志不得已采用发行小册子的方法向全国散发。这时北京已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可见当时资产阶级已严重嚣张到什么程度。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决心发动文化大革的由来。所有这些说明并非当时毛主席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分严重，而是估计得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也曾设想，如果毛泽东同志不用文革的方法，而采用整风的方法是否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呢？后经过深思改变了这一些想法。因为当时情况和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和1942年整风根本不同的。1942年整风，是在全党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指导基本团结一致的情况下，为进一步增强团结，提高思想水平，通过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总结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历史上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问题的，是以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思想革命。而1966年党面临的情况和任务是要在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同志已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失去多数支持处于比较孤立的情况下，进行从中央到地方的部分夺权斗争，是建国以来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越来越激化的生死决战，是以反对修正主义维护马克思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政治大革命。显然，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用整风的方法得到解决的。我也曾想过用遵义会议的方式行不行？感到也不行。因为这和遵义会议的情况也不同。遵义会议时我们党不是执政党，不存在一部分当官做老爷不愿革命甚至反对革命的问题，而仅是共同在为实现革命胜利的大目标下怎样革命，执行一条什么样的路线才能夺取革命胜利的问题。当时跟着王明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忠心耿耿干革命的，其错误也属于思想方法思想认识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因而在错误路线使革命不断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以后，绝大多数同志都会从实践中吸取教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这就决定了遵义会议摒弃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是迟早必然要发生的。而我们党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败，绝大多数同志已经从血的教训中思想认识提高了，对毛泽东同志已是众望所归，所以，遵义会议就成为我党结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的一次对革命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而1966年我们党的主要问题，既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生死决战问题，要用遵义会议的方式，用召开党的政治局会议通过民主集中制做出决定的方式来解决，在当时政治局里毛泽东同志已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下，显然是不行的。我正是通过对以上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和再三思考，才感到1966年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断然采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起来运用大民主的方法进行文化大革命来解决当时党内存在的已经十分严重激化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是十分英明正确的。这也充分显示了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同志一贯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思想，显示了毛泽东同志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真理坚持革命而敢于向一切敌人和阻力挑战的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和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

三、对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选择用人的看法。

毛泽东同志当然首先考虑的是要能够正确理解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坚决拥护支持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忠实执行他的革命路线的人。可以想象毛泽东同志是非常希望在同他一起出生入死战斗几十年久经考验的老战友中，能够有很多老帅、老将、老总像过去一样和他志同道合一起再搞文化大革命，成为他依靠重用的力量。但这只能是毛泽同志一方面的希望，客观现实是我们的老帅、老将、老总们在文革中有几个表示拥护、支持愿意和毛泽东同志一起继续革命呢？相反他们几乎都站在了对立面，对运动进行百般指责，强烈反对，毛泽东同志自然是无法用他们的。对于周恩来同志，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始终是非常信任重用的，而周恩来同志也是始终忠实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一心一意协助毛泽东同志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在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的密切合作鼎力支持，鞠躬尽瘁地工作，文化大革命将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同志对周恩来同志的相信要远远超过对林彪的相信。毛泽东同志在文革开始写给江青的信，不仅明显表露了他对林彪的疑虑和信不过，而且将这封绝密信唯一送给周恩来同志一看，这充分表明他对周恩来同志无任何保留地信任。在文革中毛泽东同志对周恩来同志的使用也是非常得当的。他不但把国务院的全部工作交周恩来同志，也把文革中的重大事情交周恩来同志负责处理。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和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员共同听取了许多省市群众组织代表向中央的汇报，并代表中央作出了处理决定。河南三派群众组织向中央汇报时，从头至尾都是周总理主持和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员共同听取，然后表态作出决定的。可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河南省委却把众所周知的并有文件记载可证的周恩来同志对河南问题的表态说成是假的，照样给予推翻。在文革中周恩来同志还担负着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广泛联系尽可能做好对文革有抵触情绪的老帅、老将、老总们以及许多高干的工作，以减少运动的阻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是其他任何人也不能胜任的。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对周恩来同志的充分信任和重用，周恩来同志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至于林彪，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压根对他不是真正信任重用。毛泽东同志在林彪关于政变的讲话以后，就产生了对他的疑虑。林彪在文革中制造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又进一步增加了毛泽东同志对他的反感和提防。毛泽东同志对林彪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没有采用，另组织人写了一个政治报告。这都说明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看法。“九大”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那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并不能表明毛泽东同志真正心意。不然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一直不同意设国家主席呢？如果毛泽东同志真的信任林彪把他作为接班人，就没有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了。这一点恐怕林彪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不然也不会有“五七一工程纪要”出笼和发生“九一三”事件。所以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并不是真正信任重用林彪的。至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人，我认为毛泽东同志确是信任重用他们的。毛泽东同志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当然要依靠重用一些真正接受他的思想理论，忠实执行他的革命路线的人。而上述这些人尽管各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他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是完全接受衷心支持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的。如果我们真正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坚持我国社会主义不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是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那么，在众多老帅、老将、老总们大都抵触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有这么一些人不顾风险挺身而出，忠实跟随毛泽东同志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从这方面看，他们的精神实属可贵是应该称道的。如果再没有这些人对毛泽东同志的忠实跟随和支持，恐怕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尝试的文化大革命就很难发动了。所以，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信任重用江青等人是合乎情理的，完全是革命的需要。从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狱中和受审的表现看，除姚文元受私念驱动表现不够好，江青、张春桥都表现了一个坚贞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尚气节和情操。尽管江青有许多曾被毛泽东同志批评过的错误、弱点，但江青的大节，她至死是忠于毛泽东同志忠于马列主义、忠于无产阶级革命、坚持同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她是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的死敌。再完美的苍蝇还是苍蝇，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我们可以想象，江青入狱后，面对生与死的考验，如果贪生怕死，背叛毛泽东同志，变节屈从修正主义，检讨认罪，攻击文化大革命，那将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形象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对以后的反对修正主义的革命斗争都将造成怎样不利的影响。因此，她和杨开慧同志一样是无愧于毛泽东同志夫人称号的。

四、应当怎样看待文革中的造反派。我认为这是正确认识文革和文革中发生的许多问题，也是我们今后为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必须解决的一个认识问题。自从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他老人家在文革中始终支持的造反派已成为人们口诛笔伐十恶不赦的坏人，影视中的丑角。这是天大的冤枉。实际上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情况很复杂，代表各种不同的思潮，出现一些问题和坏人坏事是很难避免的，不能都统统加罪于造反派。从河南情况看，造反派中也确有一些组织和个人有过激甚至报复行动，也不能说没有混进一个坏人，这并不稀罕。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党不也仍然混进有坏人吗？但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大规模武斗这样的事，主要是保守派在推行刘邓资反路线的当权派操纵下挑起来的。群众中分裂成为造反派和保守派，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造成的。保守派一般是运动初期受党委或工作组操纵，在推行刘邓资反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镇压群众运动中形成的。造反派一般是运动初期受资反路线打击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等，在毛主席的大字报发表和中央关于文革十六条公布后起来造反发展壮大的。从整个文化大革命看，打击面最宽、伤害人最多、整人最残酷是在运动初期毛主席不在北京，刘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段时期，而恰恰这也正是造反派被围剿受打击迫害的时候。这一情况从我在前面关于河南文革发展过程的叙述中看得很清楚。现在社会舆论、新闻媒体、影视中都把文革片面描写成一场大灾难，只讲阴暗面，看不到光明面，把文革中不管什么组织什么人的过激行动和干的坏事统统加罪于造反派，实在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不仅如此，我认为由于造反派的命运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是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牢牢掌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一大方向，坚决反对刘邓推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由于他们在运动中多次受到刘邓资反路线的迫害，又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的反革命路线的迫害，都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他们平了反，所以他们和毛主席的感情最深，对修正主义、走资派、刘邓资反路线、林彪反革命路线最恨。从而他们也最需要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对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接受得最快。他们最愿意文攻进行大辩论，用毛主席的理论征服人，坚决反对武斗。他们经常是在唱着“东方红”、“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曲，流着眼泪，坚持同走资派、修正主义、资反路线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的。在反对武力围剿﹑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许多造反派战士献出了青春的宝贵生命。所以，应该说造反派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革命力量，是同修正主义、走资派以及他们推行的资反路线进行英勇斗争的主力军。没有造反派，也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的英雄事迹是可歌可泣的。如果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肯定文化大革命，也就必须肯定造反派。这是和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讲的道理相类似的。

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随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一直支持的造反派这支坚决反资反修的革命队伍，也在揭批查运动中被全部打下去了。河南受审查挨批斗的人无法计算，光被逮捕判刑的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就达4100多人。一时监狱中文革犯几乎占一半。原省委第一副书记、老红军、雇农出身的耿其昌同志，因支持造反派罪被判刑二年，出狱后每月仅发150元生活费，不久因病未得到及时治疗死在家中。连焦裕禄同志的亲密战友、同焦裕禄同志一起改变兰考面貌的原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抗日时期的老同志张钦礼，也因坚决支持保卫焦裕禄同志的造反派被妄加罪名判刑十三年。焦裕禄同志的英雄事迹被说成是瞎编的加以否定，焦裕禄同志展览馆被查封，大批宣传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的材料被焚烧（大约1990年以后焦裕禄展览馆才又恢复开放）。张钦礼同志服刑八年后，因身体多病，穆青同志给河南省委负责人写信建议保外就医才提前释放。领导林县红旗渠工程的原林县县委书记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贵同志，也因支持造反派，被撤职受审多年。世界闻名的红旗渠被说成是“极左”产物被否定。建红旗渠工程的大批英雄人物，有的被批判，有的被逮捕判刑。因多年无人管理，红旗渠遭到严重破坏，林县许多农民因红旗渠断流又回到昔日吃水难的困境。原支持造反派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委员刘建勋，直到死也未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而河南和造反派对立的一派群众组织的各级头头，搞大型武斗烧大楼，血洗造反派的总指挥、武斗队长，成了省委省政府各厅局和各地市县的重要领导人，成为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推行邓小平修主义路线的基本力量。而被镇压下去的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各级领导干部，有很多至今仍然是反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力量。现在，他们又成为《中流》、《真理的追求》等革命刊物的积极支持者，成为扩大发行这些革命刊物的主要力量。河南建立《中流》发行站一年多以来，主要是依靠这些力量搞发行工作的。他们在十分艰难的处境和生活条件下，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做出许多感人事迹。尽管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使造反派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人由于文革中受尽迫害的悲惨命运伤透了脑筋，对革命丧失了信心，政治上消沉了。有少数做生意发了财，成了资本家，疏远革命了（其中有的仍然支持革命）。但是相当多的造反派仍然是目前革命的积极力量。他们对当局最不满，最要求改变现状，也有斗争经验。从我们今后要发展革命队伍壮大革命力量同修正主义斗争的战略上看，不管在原党政机关干部中还是工矿企业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中，这部分人都是我们应该十分重视的社会力量。

五、怎么看文化大革命是胜利还是失败？毛泽东同志对文革的估计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是充分肯定文革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的。我认为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要达到的目的来看，在毛泽东同志生前文革是胜利了。因为作为发动文革要夺回各级党委特别是中央被修正主义、走资派篡夺了的那部分权力的主要目的是基本实现了。其标志是以刘邓为头子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被摧垮了。经过“九大”、“十大”两次改组，党中央和政治局里刘邓势力已失去多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可以顺利得到贯彻执行了。在经济基础方面，它击退了党内的那股欲分地单干解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修正主义思潮，大大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它也击退了在国有企业推行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推行专家治厂，反对依靠工人阶级办厂办企业；推行把工人阶级看作雇佣奴隶，实行管卡压的管理方法；反对把工人阶级看作工厂主人，实行工人阶级参加管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方法等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使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马列主义办企业路线基本得以贯彻执行，国营企业出现了充满生机的崭新面貌。这就使我国工农业生产和高科技发展在文革大乱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稳步增长的辉煌成就，并为以后更快更好地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无论在教育、文艺、卫生等各条战线，都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资修的部分统治，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了全面的贯彻执行，各方面焕然一新。广大知识分子焕发了延安革命精神，努力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精品，受到工农兵广泛喜爱的一系列革命样板戏诞生。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三大革命实践中经受锻炼。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改造大学，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已开始结出硕果。根据毛泽东同志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方针，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解决了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看病吃药难的问题，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成为世界上一大奇迹，得到国际上广泛赞扬。所有这些丰硕成果，应该说文化大革命确实取得了伟大胜利，而不能说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失败了。许多同志之所以认为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上失败了，一方面是对文革中出现的那三分错误看得太严重，对其产生的原因缺乏全面认识。一方面是没有足够看到上述文革取得的伟大成果。再是没有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取得进一步巩固文革的胜利就逝世了，修正主义重新上台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把文革的成果全部葬送了。并且它已不仅仅是推翻了文革的全部成果，而事实上也推翻了建国以来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我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目前我国已不仅仅是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封建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复辟。我们能够因此认为我国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吗？我认为不能这样看问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华国锋完全辜负了毛主席的重托，他在毛主席逝世后被修正主义的旧势力吓倒了，为保住他的“英明领袖”的桂冠，背叛了毛主席的路线，推行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分子纠合在一起，发动宫廷政变，才导致修正主义重新上台，葬送了文化大革命，也葬送了我国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应该说华国锋是葬送我国几十年革命成果的千古罪人。我认为我们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这样地分析认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与失败问题，才是符合历史事实情况的。

为了有助于我们把文革的一些重大问题搞清楚，得出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我敞开把我亲历的河南文革的全过程和我的遭遇及我的认识，向您毫无保留地写了这么多，肯定会有许多错误，但作为对真理的探讨和追求，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我殷切地盼望给予教诲。

  

                                           杨  止  仁



                               2000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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