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祯祥 历年反共来台人士速写（上、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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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才是真正中國通！戒嚴年代反共義士點將錄
歷年來台反共義士速寫（上）

1962年秋，中國駐瑞典外交官趙福逃到西德，提到中國某處有30萬名政治犯，過著牛馬不如的地獄生活。圖／1962.11.03中央日報一版

戒嚴年代，兩岸壁壘森嚴，封鎖對方的「人流」幾乎是滴水不漏。唯一的例外，是向敵方投誠。在台灣方面，就是當年紅得發紫的「反共義士」。他們從「很不自由」的中國，來到「不很自由」的台灣，有的是過個水，之後定居他國；有的就此長住，結婚生子。當年他們來台，往往造成轟動，當成頭條新聞處理，如今多半被世人遺忘。

然而，無論從歷史研究的角度，或從台灣前途的立場，這些反共義士都具有不可抹滅的價值；特別是他們對中共統治的批判，至今仍極具啟發性。事實上，中共本質沒有變（今昔之別，僅為程度之異），只是台灣變了，變得非常健忘，因而需要這些反共義士的第一手證言，幫助台灣人認識中共。本文限於篇幅，不及詳列詳述，只能蜻蜓點水（韓戰來台的1.4萬名反共義士，題目浩大，茲略）。有興趣的人可以按照日期，搜尋舊日報紙追蹤之。

謝文通：1957年1月30日，中國「聚興誠銀行」香港分行經理謝文通（52歲），脫離中共控制，搭機抵台，受到各界歡迎。聚興誠1915年成立於重慶，是已有四十多年歷史的民營銀行，在香港高度自由化的社會，本可以高度自由化的經營。但中共在1950年將該行（包括香港分行）資產及外匯全部凍結，1951年強迫參加「公私合營」，75%的利潤繳給「人民政府」，銀行形如空殼，實已結束。

謝文通在台北發表的書面聲明指出：「今天我才知道世界上真有偽裝的強盜，利用人的錯覺而騙得人的同情和擁戴。一到秧歌王朝粉墨登場以後，便瀰漫著血雨腥風，使每個人浸沉到恐怖黑暗的氣氛之中。眼看著許多對匪存有幻想的工商業家們，一個個的倒下，一個個的消滅，不但付出了全部的財產，而且付出了生命…我要向全世界人民作正義的控訴，現在共匪仍在使用『統戰政策』以欺騙海外僑胞，我不能讓他們上當，因為我是上過圈套的過來人。」謝文通後來舉家移民美國。

白騰號漁民35人：1957年6月12日，中國漁船「白騰號」漁民，在香港外海的伶仃洋上，殺死船上一名中共幹部，奪取漁船，駛抵長洲島。船上王文甫、王少卿等35位漁民在24日由救濟總會接運，抵達基隆。

香港政府對此劫船事件發表聲明：「廣州廣東海產公司的機帆船『白騰一號』，於被船上中國乘客控制後，迫使船員駛入香港領水，於六月十二日抵中洲港。船上有屍體一具，著軍人制服，顯屬被殺…船上全體人員業按非法移民遣送出境。」這些漁民來台後，有多人被安排投入橫貫公路的建設。

高浩然、王銘箴：1957年 10月9日，中國回教界教長高浩然與其妻王銘箴抵台，舉行記者會。高浩然被派任「中國伊斯蘭協會」代表，不堪當作中共宣傳欺騙的工具；王銘箴則因發現土改「種種怵目驚心，慘不忍睹的事實」和北京「許多高級幹部的糜爛生活」，而對共產主義幻滅。

高浩然在接受《聯合報》記者專訪時，也提到中共如何成為「老大哥」蘇聯的附庸：「凡是有『老大哥』駐在之地，不管是文是武，中共匪幫早就安排了最好的享受在那兒，漂亮的女人都集中送到床上。無論是任何一位蘇俄人士到達一個城市，全城人們都得到車站歡迎…『老大哥』的一句話就是聖旨，馬上貫徹施行。蘇俄的顧問和工程師整個握住了大陸工業生產的命脈。」又說，「老大哥」援助中共武器、彈藥、機器設備，中共則進貢糧食和軍事資源，「蘭州到伊犁的公路上，每天有二千輛巨型貨車晝夜奔馳，將中共匪幫在全國搜刮來的物資滿車滿車的自蘭州載向蘇俄而去…這些物資都是中共匪幫的勞改和奴工制度下的生產品，在這種壓搾下，中國人民的血是一天一天枯竭了。」高浩然後來著有《認識伊斯蘭》，是台灣伊斯蘭學的經典著作。

劉娟翔：1960年，「武漢醫學院」女學生劉娟翔從中國逃到香港，1961年投奔台灣，進入台大就讀。她的父親劉一誠出身黃埔軍校六期，她八歲時，就親眼看到父親被中共幹部抓起來，用皮鞭殘酷抽打；1952年，父親又被中共抓走，從此音訊全無，八年後才獲知父親被中共殘殺於曠野，尸首任由野狗分食。她的母親張漪林悲傷到想要自殺，終因為要撫育娟翔而忍辱求生。1963年，早她一年逃到香港的張漪林，也來到台灣，母女團圓。


劉娟翔來台後也很上進，1966年與紀政、李鍾桂、郭美貞等人獲選第一屆十大傑出女青年。

王文炳：1960年1月12日，一名中國空軍飛行員王文炳，駕駛當時中國最先進的米格15型、編號0651的戰鬥機，從浙江路橋飛往台灣。到了宜蘭上空，由於「路況不熟」，加上宜蘭沒有機場，更致命的是燃料用盡，迫降時機毀人亡。這是中國第一位駕機投奔台灣的人。

關卓唐：1961年1月17日，逃出中國的「唐山科學院」技術員關卓唐（23歲），輾轉抵達台北。他說，在極權統治下，「目前的大陸人，只不過是『工具人』的地位，已降到無可比喻的地步」；他指出，當一個人察覺他的思想和他所生活的社會，簡直是背道而馳時，那是痛苦和危險的，因此他決定投奔自由。

宋大樓、姜桂林：1961年5月8日，中國陸軍連級政治指導員宋大樓（30歲）、新華社駐開羅電務員姜桂林（28歲），歷經許多艱苦波折，在這天向台灣當局投誠。隔天在台北的記者會上，報告投誠經過。

宋大樓說：「在我未加入匪黨之前，我並不知道它是一個徹頭徹尾賣國害民的漢奸集團，相信了共產主義美麗的謊言。」姜桂林提到：「清算鬥爭了無寧日，每天生活在死亡恐怖中。有良心的人不能說良心話…在共匪暴政統治之下的每一個人，都不准有任何理想，否則將被指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而遭鬥爭清算，被凌辱得體無完膚，永遠見不得人。」

邵希彥、高佑宗：1961年9月15日，中國空軍邵希彥、高佑宗，利用噴灑農藥的機會，駕駛農用飛機AN-2（雙翼螺旋槳飛機）從山東膠縣飛往南韓濟州島。成為第一次駕機成功逃離中國（也是唯一駕駛民航機逃離中國）的人。10月7日由台灣空軍接運來台。兩人共得黃金500兩。邵希彥1999年移民美國。

劉承司：1962年3月3日，中國海軍航空兵劉承司少尉駕駛米格15，從浙江路橋飛抵台灣桃園基地。獲得黃金1000兩，後加入台灣空軍，官至上校，任空軍廣播電台副台長。

張國良：原為旅居印尼的華僑，1960年「被共匪騙往大陸」（台灣說法），因不堪種種迫害，逃出鐵幕，1962年10月12日搭「四川輪」抵台，之後在基隆造船廠服務。與他同船來台的，還有44人，在官方統計中，屬於第11批來台的「難胞」。當時已經有三名中國工程師（俞文忠、張國良、陸健君）投奔台灣。

陳乃超：1963年1月18日，中國經濟學者陳乃超（37歲）從香港飛抵台灣。陳是1962年3月從廣東海豐乘船偷渡香港。他畢業於復旦大學，在華南聯大、南方大學教授經濟學，但因為「他們對我的迫害、凌辱，比對待一個畜生還不如」，加上經歷1957-1958年的「大鳴大放」和「反右運動」，使他決定「逃離匪區」。

1963年5月，陳乃超在《聯合報》發表《我撬開了竹幕》長篇連載，對中共的極權統治做了非常精湛的剖析，是書寫紅色恐怖的佳作，值得專文介紹。本文限於篇幅，只能略舉一二。例如他說：「共產黨的統治理論是『昨非今是』四個字，而加強統治的伎倆都是反覆無常的，這點當然是根據馬克思的辯證法而來。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永遠不停地進行所謂『運動』，而運動的目的是殺人掠財。」

又說：「每逢一項『運動』之前，毛澤東或其他匪首必定先發表一篇公告性質的文章，這些東西像是山大王的『聖旨』，被統治的人必須要一體先加以研討，跟著以暴風雨式運動開始，被鬥爭的對象由黨內部圈定，每個人都可如瘋狗般的向被鬥爭者亂吠亂咬，毫無是非可言，更無理由可辯，一經被鬥，即可肯定今生今世，唯有一片苦海茫茫，永無崖岸。故每一次運動中跳樓割頸者不知凡幾。跟著就是一大批人，被殺，被關，被管。被送去奴役，財產沒收，妻離子散，弄到家破人亡。」

陳乃超後應聘擔任教育部專門委員，並娶台灣女子為妻。他除了是學者、作家，還擅長作畫；更因其曾祖父為清代名醫，遺有「哮喘斷根丸」秘方，治癒不少人，因而他也在1976年開設「陳乃超藥廠」，生產「陳乃超哮喘丸」，跨足醫藥領域，並著有《哮喘成因與治療之研究》。此外，他在交通大學擔任國文教授時，幫助學生認識儒家以外的諸子思想（老莊墨），對一位學生啟迪很大。這學生，就是後來台灣新電影的名導楊德昌。

趙福：1963年1月20日，中國駐瑞典大使館安全官趙福（28歲），從美國搭機抵台，舉行記者會。會中有人問他：「什麼方法對付共產黨最有效？」趙福說：「對付共產黨，你絕不能表露真感情，否則你就是傻子。你有什麼不滿，當你另有打算在心頭時，你必須把所有不滿放在心裡，加重你下決心的砝碼；（然後）裝著若無其事，而且凡事更加認真，讓他們看來你還沒有改變，還是他們忠實的幹部，然後你就會有機可乘。共產黨善於欺騙別人，你也不妨如法泡製，回敬過去。」

趙福是1962年10月從瑞典逃到西德，獲得美國政治庇護。11月在波昂召開記者會，提到他在中國黑龍江的見聞。他說該省有許多勞改營。僅在合江特別區，勞改營就囚禁30萬人以上。當時大躍進剛結束不久，中共將糧荒歸咎於天災，但趙福說，中國人民吃不到魚，「海洋當然不會受亢旱與洪水的影響。整個鄉間也沒有狗的影子，常年不知肉味的人民不得不把牠們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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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中國！反共義士投奔自由血淚史
歷年來台反共義士速寫（中）

1964年黃榮生來台，披露中共戰爭與和平的兩手策略，「和平共處」只是掩護侵略的手段。圖／19640627聯合報三版



戒嚴年代，「反共義士」因為符合反共需要，被國民黨當成重要宣傳工具，從而被貼上「黨國符碼」。解嚴之後，兩岸關係和緩，反共義士光環不再；在台灣意識高漲的今天，反共義士又因其「黨國符碼」，成為不討喜的一群；而國民黨從反共到傾共，恐怕更對他們敬而遠之。反共義士及其歷史，遂埋沒焉。


然而撇開這些糾纏，從宏觀視野來看，反共義士應該得到高度評價——這一點，不應隨時代變遷而改變。他們曾經受難，曾經掙扎，並採取異於常人的勇氣和毅力逃生，最後只有少數成功，更多人失敗而犧牲。這是人類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史詩，具有普世永恆的價值。這份價值，不會因為他們是從「很不自由」的中國，投奔「不很自由」的台灣，而打折扣。更何況，對目前持續遭到中國威脅的台灣而言，反共義士如何覺醒、如何周旋、如何反抗，提供了無窮啟示。本文接續前章，介紹如次：


張美南、黃旦華、萬仲仁、李桂生：1963年1月23日，中國裝甲兵上尉軍官張美南和他的妻子黃旦華，江西樟樹車輛修配廠技士萬仲仁，南昌鋼鐵公司技術員李桂生，利用「下放」雲南的機會，逃出鐵幕，輾轉經緬甸、寮國、泰國，於這天抵台。


2月18日舉行記者會。根據當時《聯合報》記者于衡所發的一篇特稿，張美南說：「共匪控制人民最毒的方式，是控制每一個人的胃袋，另外再加上精神折磨」，「共匪在過去進行思想鬥爭時，一定要發動一項訴苦運動；但最近幾年來，共匪已經不大敢發動訴苦運動了。因為現在人們所訴的苦，是共黨暴政下的苦況。」


當過小學教員的黃旦華說：「在講堂上常常見到孩子們忽然昏倒下去，嘴唇烏黑，人們給這種病命名為烏嘴病。治療這種病的方法也極簡單，餵一匙葷油，便馬上嘴唇變紅，因為他們缺少營養和葷油。」「農村婦女大都患子宮下垂症，因為她們在月經來時，仍須在水田工作。她們在生育時，沒有草紙，因此婦女產後都患了子宮炎，孩子的死亡率也特別高。」


楊少亨：1963年5月27日，中國「重慶雜技團」團員楊少亨（26歲），從雅典飛抵台灣。楊是隨團赴非洲蘇丹首都喀土木表演時，從戲台的旁門溜出，向蘇丹當局尋求政治庇護。當時他還穿著戲服，臉上的妝還沒除掉。他獲得政治庇護，並在一處軍營為蘇丹軍人表演兩週，然後被送往希臘；再透過中華民國駐希臘大使館的協助接運來台。\n

楊少亨說，中共欺騙大陸青年的方法，「是先使青年們無法瞭解鐵幕以外的情況，然後把共產毒素和制度，灌入青年們的腦子中」，「在那種情形下，大陸青年們變成了有眼睛的瞎子」。楊後來進入國防部藝工總隊服務，1963年9月11日台北市豪雨成災，善泳的他曾在大龍峒（康樂總隊所在地）搶救十幾個人脫險。1965年離開藝工總隊，在各大觀光酒店（如第一、國聲等）表演魔術和特技，成為著名藝人。


陳榜良：1964年5月19日，中國學者陳榜良（25歲）從東京抵台。陳是廣東人，廣州中山大學畢業，在南京中國科學院研究，並擔任地圖編纂。投奔過程相當曲折：先是在1962年以回鄉養病為由回到廣東，然後從深圳偷渡香港；在香港潛隱一年，取得身分證後，再參加旅行團前往日本；最後向中華民國駐日本大使館投誠。選在日本投誠，是要抗議周鴻慶事件——該事件發生於1963年10月，日本政府將想要投奔台灣的中國考察團團員周鴻慶遣返中國，此事激怒蔣介石政府，台北和東京的外交關係一度陷入僵局。


陳榜良在5月20日的記者會上痛陳遭遇：他的家庭在大陸陷共後，被中共指為地主，遭到清算：伯父被殺害，父母被勞改而失蹤，弟妹因飢寒而夭折；他在十歲那年流浪到廣州，以擦皮鞋做小工維生，苦讀到大學畢業。但1957年「大鳴大放」運動期間，他發言抨擊中共，要求共黨滾出學校，在隨後的「反右」運動被下放勞改。幸得多名教授幫助，才免於被毒殺。\n

陳榜良提到：許多知識分子遭中共迫害，走投無路而自殺，「知識分子在大陸，一個個都變成了待罪的羔羊」；「共匪對待大陸上的知識分子都採取這種暴虐的手段：他先跟你說盡好話，然後一腳把你踢倒；接著他又把你扶起來，替你拍灰塵，給你茶飯；最後他便以繩索把你的脖子套住，牽著你走，聽從他的擺佈。」


黃榮生：1964年6月20日，中國派駐尼泊爾的公路工程專家黃榮生抵台，26日在記者會上披露：「中共對尼泊爾做的宣傳、滲透、賄賂工作都已完（成）了，下一步就是顛覆。」他說：「共匪的『人民解放軍』工兵團人員穿著便服把武器運到尼泊爾境內去；所修築的公路，載重量60噸，寬7.5公尺，可容中型坦克兩輛同時對駛，是國防幹道標準的公路，遠超過協定的規定；此外，中共還有野戰軍第十一師駐在尼國邊境上，隨時可以開進去。」


黃榮生提到，1963年他在加德滿都，讀過中國外交部印發有關「反修正主義」的機密文件，文件強調的基本觀點，是戰爭與和平的「兩手戰略」，「和平共處不能當作對外政策的目的，只能當作外交上的臨時手段…說明了它所提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過是一種掩護侵略的煙幕而已。」




董濟平：1965年1月13日，中共駐蒲隆地大使館文化專員董濟平抵台。董是在1964年5月，向蒲隆地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投誠後，供出中國在第三世界、特別是非洲的外交戰略。在接受美國記者專訪時，他說非洲在中共心目中，「有第一優先權」；毛澤東對於赤化非洲和拉丁美洲，比赤化東南亞要有興趣得多」；毛曾說：「當我們征服了剛果，便可以進而征服整個非洲，而蒲隆地是抵達剛果的踏腳石。」在接受西班牙《現勢日報》訪問時，則透露中國派往非洲的一百多名「新華社」記者，全為中共高級特務。


董濟平也在美國國會某小組的工作會議上列席，報告中共如何賄賂外國官員及津貼外國刊物，「以顛覆合法政府，並與蘇俄勢力鬥爭」。其中一起是中共書記彭真1963年親自付給「蘇俄－馬拉加西協會」主席五萬美元。這兩人會晤時，即是由他擔任翻譯。


郭文桂等32人：1965年5月12日，福建省莆田縣農民郭文桂等5家32口，乘海軍軍艦抵達基隆。郭文桂因中共推行「人民公社」，以及莆田遍地饑荒，難以生存，乃駕駛小漁船逃亡。但因漁船故障，在海上飄流數日後，被國府海軍發現，救往金門烏坵，再送到台灣安置。


譚硯華：1965年9月29日，京劇荀派花旦譚硯華（26歲）由港抵台。譚是廣東人，本名譚端言，出身喜愛京劇的家庭，父親在上海稍有資產。為此，1958年父母被以「六類份子」（「地富反壞右」為黑五類，加資產階級份子為黑六類）之名下放甘肅勞改；她因為有一副好嗓子，免於勞改，進入戲劇學校習藝。1963年底獲准到香港探親，並隨荀派名票唐雪園深造，又拜孟小冬為師。但天天有中共特務監視。後來因為戲緣，認識從台灣去的趙培鑫（江蘇人，譚派老生），在趙的鼓勵下，透過多層關係，和國府人員搭上線，並由「救總」安排抵台。


譚硯華說，她在許多劇團工作，跑遍大江南北，看透中共的真實面貌，「老一輩藝人都在匪幹奴役下苟延殘喘，或被逼著演非驢非馬的『現代劇』，過一天，算一天。」又說，中共對一些不放心的戲劇界人士，天天給他們威脅，「譬如言菊朋的女兒言慧珠，每天演唱結束後，戲裝都來不及脫卸，就得拿起掃帚清掃戲台，匪幹們說：『這叫唱戲不忘勞動，勞動不忘唱戲』。」按：言菊朋為譚派老生，名列「京劇四大鬚生」；言慧珠後來遭遇更慘，文革期間與其夫俞振飛（崑曲名角）都遭抄家批鬥，言慧珠自縊身亡。


譚硯華來台後，活躍於梨園，並向章遏雲、顧正秋等前輩請益，她也是郭小莊的「義母」，最拿手的戲是《紅娘》。


李顯斌、李才旺：1965年11月11日，中國空軍李顯斌、李才旺，駕駛伊留申28型（IL-28）噴射轟炸機，從浙江筧橋飛往台灣桃園基地。機上共三人（還有一位死者廉保生），官方宣稱給了他們4000兩黃金，並將李顯斌敘階少校，李才旺敘階上尉。廉保生拒絕變節，著陸後舉槍自盡，台灣當局不願公布真相，仍稱他是反共義士，中國則稱他為革命烈士。


這起投奔事件，真正的反共義士其實只有李顯斌，李才旺和廉保生都是被他挾持飛來的。1987年兩岸開放探親，1991年李顯斌也回山東老家探望重病的母親。然而他錯估情勢，此去即遭逮捕，中國以「投敵」罪名判他15年，2002年因胃癌假釋出獄，半年後病逝上海。


吳文獻、吳珍加、吳春富：1966年1月9日凌晨，一艘中國海軍編號F131的LCM登陸艇（金門人稱畚斗船），在福州琯（唸管）頭航行途中，吳文獻三人殺死艇長甘久郎等七人，將登陸艇開往馬祖投誠。艇上攜有各種輕型武器、海圖和柴油五十多桶。


台灣國防部獲報，即派一架HU16型水陸兩用運輸機飛往馬祖，接運三人來台。未料下午從馬祖起飛後十五分鐘，被中共米格機襲擊落海。中國方面宣稱，機上十七人全部喪命，數字疑有誇大之嫌，但台灣方面對此諱莫如深。但是一位馬祖居民陳志強，因此事件被懷疑「通匪」，遭白犬島調查員羈押，於1966年3月15日死於馬祖調查站監獄。


梁國型：1966年1月18日，中國空軍24師103分隊機械分隊長（軍階19級，相當於中尉）梁國型（28歲），抵台參加「一二三自由日」活動。梁國型說，他因為1961、1962年中國大飢荒的慘狀，和1965年5月空軍「四清運動」造成許多無辜同事被清算，而對中共統治極表不滿。乃藉返鄉（廣東）探親機會，於1965年9月偷渡澳門。


梁國型逃離鐵幕有一重大意義，即是他的逃亡，全程受到國民黨「敵後工作人員」的鼓勵、策劃和接應，可視為國民黨敵後工作的一次驗收。


許偉勛：1966年1月19日，中國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許偉勛（34歲），抵台參加「一二三自由日」活動。許是1965年9月逃到香港。他原本住在澳門，1950年被騙往廣州。其後因為「歷史不清白」，被下放東北興凱湖農場、河北清河農場勞改，期間目睹許多教授、學生在勞改中死亡，決定投奔自由。


26日，他到台灣省議會參觀，詢問設在樓上的「旁聽席」是做什麼用的。議會職員解釋這是開放給民眾旁聽用的，他驚訝的說：「這真是一大奇蹟。在大陸匪區，任何所謂人民代表的會議，都是機密的，除了指定的人員，任何人都不准在場旁聽。」


周榆瑞：1966年1月20日，香港《大公報》前代理發行人周瑜瑞抵台，參加「一二三自由日」活動。周榆瑞是著名記者，1940年代親共，為中共從事宣傳、情報、統戰等任務，後移居香港。1953年突然「被失蹤」，情形和2015年銅鑼灣書店相似，但不是被綁架，而是遭《大公報》社長費彝民騙回中國。中共認為他是「嚴重的政治歷史反革命份子」，將他進行四年半（1953-1958）「改造」，再放回香港為中共做「國際統戰」。1961年9月從香港逃到倫敦，向英國投誠。\n

周榆瑞投誠後，即著手撰寫受難經過，1963年以Eric Chou之名，出版《A Man Must Choose》一書，中譯本為《徬徨與抉擇》，在歐美台港等地發行。英國《每日電訊報》評論：對共產黨的思想改造而言，該書是一項「徹底失敗的紀錄」；《紐約時報》的書評說，該書與描寫1930年蘇俄清黨時期恐怖情況的自傳、小說或劇本同樣生動。《前鋒論壇報》的書評說，周榆瑞「帶出了在中國內部生活的記憶，這是任何走馬看花的外國旅客所絕不可能知道的實況。」


周榆瑞除著作外，也多次應媒體專訪，暢談所思所感，描述相當生動。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說：「在中共統治之下，每個人都必須小心，甚至作夢時也都要留心。」「大陸上每一個人都生活在永遠的恐怖之中，整個大陸就像一座大監牢，你不敢與任何人談話，人人似乎不願意與你談話，這種孤寂在大陸上是無法忍受的。」「當你遇到一位老朋友時，你要謹慎一下，然後決定是否敢與他交談。在談話時，如有個小孩子走進房間，談話便要中止，你甚至不能信任自己的孩子。」


周榆瑞又舉一例：有三個朋友，某天晚上一同到一家館子吃飯。飯後，每個人必須寫一份完整的報告，詳述當晚吃飯及談話情形，「如果報告中有一字不對，就可能使一個人或全體都受麻煩」。他在倫敦向華僑社會發表演說：「在大陸即使是事實，也分客觀的事實和主觀的事實。只有主觀的事實才被共匪認為是真的事實…客觀的事實只有適合共匪的目的時，才能成為事實。」在台灣記者會上，有人請他評論周恩來。他說，周恩來有「說笑就笑，說哭就哭」的本領，很多國際人士都上了他的當。又說，劉少奇一旦垮台，繼之而起的一定是鄧小平。


周榆瑞的故事相當精彩，足以寫成專文，本文限於篇幅只能掠影。他從1965年起當《聯合報》駐倫敦特派員，長期供稿，並出版《龍與鳳》、《紅朝人物誌》等書，1980年病逝英國。附帶一提，周榆瑞逃出香港後，中共遷怒中國南方影業公司經理王逸鵬，認為他與周榆瑞事件有關，據說要將他調回中國「改造」。1963年3月7日，王逸鵬在中環鬧區的中國銀行大樓墮樓而亡，自殺或他殺，至今成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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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地獄門：親共年代更要珍惜的反共歷史
歷年來台反共義士速寫（下）

1968年音樂家馬思聰來台，在當年造成旋風。他是西方世界最為矚目的一位反共義士。圖／19680401中央日報三版



周永興、史仲田：1966年4月21日，兩名25歲中國水手周永興、史仲田搭機從日本抵台。周史兩人都畢業於天津體育學院，為了逃離鐵幕，籌畫五年之久。


他們先是棄體育生涯，轉當水手；再利用工作機會，研究出入天津的外國船舶。最後選定一艘日本貨船「大榮丸」，藏身貨艙的夾壁牆偷渡出境，經過五天五夜的飢渴（其中第一天足足站立24小時），在4月17日抵達山口縣仙崎港。下船時，要求前往台灣。為了避免1963年10月周鴻慶事件重演，中華民國駐日單位積極交涉，並與日方達成合作，讓兩名青年依其意願前往台灣。


馮十八等10人：1966年4月25日，馮十八、李木釗、黃松奎等10位由廣東逃出的漁民抵台。這10人都是廣東潮陽人，年齡最大40歲，最小21歲，其中多人都是拋棄家庭，逃離中國。他們搭乘兩艘舢舨，4月20日逃出，想要前往台灣，卻在海上漂流數日。當船上淡水和食物用罄，便集體喝小便，喝桐油維生，最後在汕頭附近海面，被台灣漁船「瑞華一號」和另一艘漁船救回高雄。


文逸民：1966年9月27日，中港資深電影導演文逸民（65歲）由港抵台。文逸民是北平人，從默片時代就從事電影工作，見證從中國到香港、從默片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的影壇變化，電影明星李麗華崛起影壇之作《千里送京娘》、《玫瑰飄零》、《花月良宵》，就是由文逸民導演。戰後到香港發展，為獨立製片公司拍片，後被中共鳳凰影業公司網羅。


1966年文革開始，文逸民在中國的許多影劇界朋友遭到整肅。文逸民原本被中共視為右派，也被嚴密監視，並通知要回中國。他擔心凶多吉少，乃透過港方自由人士協助，向台灣投誠。他說，他投奔自由，這條命等於是撿回來；如果繼續留在鳳凰公司工作，「這條老命遲早會斷送在共匪手中」。


來台後，文逸民改當演員（老生），演出《寂寞的十七歲》、《今天不回家》、《真假千金》、《揚子江風雲》等片。1978年12月16日，美國總統卡特宣布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文逸民獲悉消息，情緒激動，健康受到打擊，於22日病逝，享年77歲。


按，中共影劇工作者投奔自由頗不乏人。除了文逸民外，還有京劇梅派青衣李湘芬（梅蘭芳弟子）和呂舜華（楊畹儂弟子，楊在文革被鬥死）、京劇名旦金素琴（其妹金素文、妹夫胡治藩都在文革遭到迫害，雙雙自縊身亡）、京劇李派老旦張語凡（李多奎弟子）；京劇花旦張至雲（言慧珠弟子）、京劇花旦及刀馬旦夏華達（王瑤卿弟子；夏父在三反五反遭受迫害，跳江自殺）等。


此外，還有中共「香港電影製片廠」廠長趙英魂、中共「飛龍影業公司」明星伍秀芳、香港國泰電影公司明星王金鳳、香港電影明星陳思思、香港著名影星與歌星龔秋霞（1940年代即走紅上海，與白光、周璇、李香蘭等人齊名）、粵語電影明星南紅（後嫁給名導演楚原）和夏萍；粵劇明星馬棣良（紅虹，為「紅線女」鄺健廉之女）；越劇女演員向群、高瑾；中共「鳳凰影業公司」編劇陳銅民（香港名導演陳可辛之父）、電影配樂吳大江（來台後出任台北市立國樂團指揮，得過金馬獎最佳電影配樂）、電影攝影師李均等。這些人的故事足以寫成專文，本文限於篇幅，茲略。


劉粵生：1966年11月7日，香港《文匯報》編輯主任兼採訪主任劉粵生（47歲）抵台。劉粵生是在兩名國府人員陪同下，變造名稱身分，5日乘船自香港偷渡出境，兩天後抵達高雄。他是中共歷年投奔台灣的新聞人員中，資歷最高者之一。


劉粵生投奔自由動機，是因為10月曾回中國，目睹文化大革命亂象，深感文革「對每一個略有『自由』基本概念的中共文化人，都是一個無法避免的死亡關頭」。回港後，再看到蔣介石總統的〈告共產黨人書〉，乃響應號召，投奔台灣。來台後，被《中央日報》延聘為副總編輯，並著有《赤色屠場邊緣》（1974出版）。


胡褒：1966年12月17日，中共《新晚報》特約撰稿胡褒（52歲），與妻子王琦和一對兒女，自香港抵台。


胡褒是上海人，在香港《新晚報》寫影劇新聞，並以姚炎、萊迪等筆名發表創作。投奔自由的動機，主要是對文革加諸知識分子的迫害深惡痛絕；此外，「在香港匪報寫文章，毫無自由可言，一切唯匪黨指示是從。對於崇尚心靈自由的文化人，這是一種難於忍受的戕害」。


王朝天：1966年12月25日，一名19歲青年王朝天抵台，成為第一位投奔台灣的紅衛兵。王是瀋陽人，在以南方人（特別是廣東人，投奔自由有地利之便）為主的反共義士（韓戰反共義士除外）中，顯屬例外。他是「滿州里第一中學」高三生，曾在天安門前，和其他150萬名紅衛兵接受毛澤東檢閱（第六次檢閱大會）。之後乘車南下廣州，進行串聯。沿途目擊紅衛兵亂象，發言批評而遭忌，為了保命，乃從深圳泅水偷渡到香港。


王朝天說：「共匪的文化大革命，骨子裡就是匪酋們的權力鬥爭」，「所謂紅衛兵，實在是亂七八糟的烏合之眾，沒有統一組織，沒有統一領導，沒有中心思想，更沒有紀律的約束，共匪叫他們到那兒他們就到那兒，叫他們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把整個大陸搞得紊亂不堪。」他並在《中央日報》發表連載自傳《我衝出了地獄門》，是第一手的紅衛兵和文革證言。


不過王朝天的好日子沒有持續多久。他到校園巡迴演講，也許是出身紅衛兵之故，講話直來直往。一名當時讀台南一中的鄭鴻生回憶：「那種毫無禁忌的言詞，大令言語囁嚅、埋首聯考的台灣中學生瞠目結舌」。於是又因發言遭忌，1967年被警總交付「感化」，再送綠島長期拘禁，直到1983年才獲釋，前後坐牢16年。



田隆科：1966年底，中國陸軍邊防軍少尉排長田隆科，被調往越南作戰前夕，從雲南逃出鐵幕，輾轉來台，1967年3月27日現身舉行記者會。


田隆科投奔自由，意外引起一件白色恐怖案件。緣於他提到，對中共不滿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不自由、清明節不能回去掃墓」。當時剛退伍回來、任教礁溪國校的張佛樹（宜蘭人，32歲），看了報紙這則新聞，跟同事說：「在台灣當兵也不自由，清明也不能回家。」結果被以「為匪宣傳」罪名交付感化，入獄5年。


施本善：1967年1月25日，中國國家一級桌球球員施本善（20歲）由香港抵台。施是廣東人，父親施顯祥被中共迫害而死，母親自縊身亡。他經此家變，復見大飢荒慘狀，乃決定投奔自由，於1966年從石岐偷渡澳門。日本桌壇獲悉，重金厚邀施本善投效，被施拒絕，他希望投效台灣。來台後，長期指導台灣桌壇，訓練選手，也擔任過國家總教練。


施本善的桌球實力，在中國屬於最高級別的「健將級」，但因父親曾在國民黨政府做事，成分不好，升不上健將級，只能當一級。當時中國已經實質上開始推動「乒乓外交」，施本善也受派出國比賽。他說，比賽時該勝該敗，都得聽從上級指示。有一次和印尼國家隊比賽，領隊就要求他輸幾場。他說，要是上級指示該輸而未輸，就會受到嚴厲檢討。


陸雁豪：1967年10月9日，同時兼任香港四家中共報紙（晶報、正午報、循環日報、天方夜報）副刊主編的陸雁豪（46歲），在台灣舉行記者會，控訴中共暴政。陸雁豪是香港著名編輯和小說家，以筆名「碧侶」馳名港澳和東南亞，頗受中共倚重。


1957年，陸雁豪曾隨團赴中國，發現「整個大陸是一座大監獄，匪幹是獄卒，人民是囚犯」，開始產生反抗心理。但因中共監視嚴密，難以脫身，遂決定不寫政治文章，並利用主編副刊和創作小說、廣播劇的機會，「啟迪人性、發揮人情」，「藉以遏阻共產暴力和邪惡思想的蔓延」，來為自己「贖罪」。1967年5月，香港發生六七暴動，他覺得時機成熟，在國府方面安排下，秘密離港，先飛往東南亞某國，然後轉來台北。


繆貞白：1968年1月20日，中國駐敍利亞商務專員繆貞白（29歲）抵台，參加「一二三自由日」活動。繆是1966年7月26日在大馬士革向美國投誠。同年8月30日，他在紐約發表聲明，說他有10年黨齡，認識中國內部的許多巨大問題和人民的巨大需要，「我不再能替一個故意對這些問題視若無睹、而僅在海外尋找機會搗亂的政權服務」。


9月，他接受中央社記者專訪，提到1963年起，中共加強對思想的控制。他所進修的「對外貿易學院」天天開會學習毛澤東思想，把毛捧成了神，「每天，我們要讀毛寫的東西兩個鐘頭…開會時，同學間彼此互相批評，看看思想中有沒有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的渣滓。話說太多，把同學完全得罪了；說少一點，要受批評；不開口，自然更不成。那一段期間我最苦悶。」


郭德祿：1968年1月20日，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廚司郭德祿（40歲）抵台，參加「一二三自由日」活動。郭是8年前，1960年2月26日逃離使館，向英國尋求政治庇護。他透露，中國駐倫敦代辦處的29人，和商務參事處的24人，都過著「囚犯似的生活」，「毫無個人活動的餘地」。


同年4月，他在倫敦舉行記者會，說他投奔自由，是因為批評「共產黨非常壞」，即將被送回中國勞改；而且中國「過度的體力勞動，惡劣的生活情況，和欠缺不足的食物」，給他「可怕的印象」。郭德祿後來在英國成家立業，開設中菜餐館「郭園」，並與來自台灣的一位蔣小姐結婚。


馬思聰：1968年3月31日，從中國逃出、獲美國政治庇護的名音樂家馬思聰（56歲）、王慕理夫婦抵台，並在4月舉行演奏會，成為當年藝文界最轟動的大事。馬思聰是中國近代最重要音樂家之一，被譽為「中國小提琴第一人」，音樂創作更近乎全才。其家世（一家都是音樂家）、生涯、遭遇、作品，全是氣勢磅礡的大格局。此處無法深入介紹，僅略述幾筆。


馬思聰留學法國，成名甚早，有「神童」、「國寶」之譽。他曾是左翼音樂家，支持中共，並從香港「回歸祖國」。1966年文革開始，即遭受批鬥，包括被從頭上倒漿糊、被戴高帽遊街、被群眾唾吐，被紅衛兵打罵、罰站、下令在地上爬，以及做各種無意義的勞動等。馬思聰指出，北京有許多他很好的朋友，都被逼迫自殺，或被鬥爭到接近死亡邊緣；上海音樂家李翠貞自殺，廣州許多有名醫生也紛紛自殺。


馬思聰說，文革「暴亂、恐怖、殘酷、愚昧和瘋狂的程度」，是史上空前的，「它已根絕了中國的知識分子」。並指出，中共十幾年來推行各種運動，讓大陸同胞得到一個結論：「每次運動的目的，就是要錢和要命。」「他們（大陸同胞）說，只要能摧毀匪偽政權，即使原子彈掉下來，跟它一同死亡，他們也願意。」


附帶一提，中國名作家老舍死於文革，死因成謎。目前流行的說法是「投湖自殺」（據說他的屍體在太平湖被發現），但馬思聰指出，老舍和蕭長華（京劇名丑）都是被紅衛兵活活害死。蕭長華是被開水燙死。至於老舍，馬思聰和他的住家很近，起初他也以為老舍是自殺；後來一位目擊者告訴他，老舍是被紅衛兵用他使用的枴杖活活打死。


馬思聰表示，他曾被強迫讀毛語錄：現在想起來，毛語錄也給了他一點好處。因為有一則提到：「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去爭取最後的勝利。」他就是照這句話，排除萬難逃了出來。


葉德慧：1970年10月12日，中國女青年葉德慧（18歲）在台灣舉行記者會，說明逃離鐵幕的經過。葉原本住香港，因為父親在中國，她被中共「騙」到廣州就讀中學。到了廣州，才發現中國學生必須勞動，而且要參加數不清的「運動」；加上她是歸僑，「出身」不好，更得賣力做事。文革期間，她參加紅衛兵，卻發現文革是「共匪利用青年的熱情與幹勁相互殘殺，以達到專制統治之目的」，於是退出，並計畫逃亡。


為了逃亡，葉德慧勤於練習游泳。第一次逃亡失敗，第二次在1970年8月，躲過中共的巡邏車、哨兵和狼狗，跳海偷渡，游到新界。來台後，繼續求學，並著有《我是女紅衛兵》（1979）。


袁懋如：1971年1月19日，中國女子袁懋如自美抵台，參加「一二三自由日活動」。袁1958年畢業於重慶大學時，正值「整風」和「反右」運動，她被扣上「右派」帽子，下放農村勞改三年半。之後到成都工廠當技術人員，1968年文革期間，又被拖出來鬥爭，被指為「老反革命分子」。這時她相信，「任何一個社會都不會比中國更黑暗」，遂決定投奔自由。在朋友協助下，輾轉經過雲南、緬甸，轉赴美國，就讀伊利諾大學，再回台灣。


袁懋如在記者會上表示，在匪區學術是沒有地位的，「知識水準愈高的人，被共匪整肅得愈厲害」。她說，美國有些人對中共不明瞭，盲目同情共黨；特別是許多青年趕時髦、當嬉皮，自以為左派，「事實上他們在共匪眼中，是資本主義社會敗壞的特徵，是右派的右派」。


陳南興：1971年9月25日，中國軍人陳南興（27歲）從廈門泅水到小金門，11月來台舉行記者會。陳是廣東人，曾當選共軍「五好戰士」；文革時，多次被派到汕頭鎮壓紅衛兵。他說：當他持槍向手無寸鐵的紅衛兵射擊時，「眼淚始終沒有停過」；「利用我們來殘殺自己同胞，只有共匪才做得出來」，因而對中共徹底失望。


1968年退伍後，陳南興被派到「公社」，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每個月只換得十幾斤糧食，難以維生，決定投奔自由。1971年2月，因為收聽台灣電台廣播被發現，遭中共以「反革命分子」罪名不斷批鬥，遂輾轉逃亡，終於獲得「自由」。


不過，陳南興到了1976年，卻被控發表「利匪言論」，以「為匪宣傳」罪名判刑5年。當局為掩人耳目（和王朝天一樣），在他刑滿後，又送到綠指部拘禁。


按，白色恐怖受難者中，有多名「反共義士」。除本文提到的王朝天、陳南興外，還有陳松、孫仲明、張一能、曲軍成、陳寬盛等；至於最重要的文革傷痕文學之一：《天讎》一書的作者郭坤仁（筆名凌耿），則是受到監控刁難，但未坐牢。他們各有各的曲折故事，值得專文介紹。本文限於篇幅，茲略。


本系列所介紹的反共義士，只是歷年來台反共義士的一部分，並非全貌。但可為當時反共年代的歷史氛圍顯影二三，希望也能為台灣前途的探照，提供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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