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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青年大学生的遭遇
目 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满江红
浪淘沙
浪淘沙
七绝
临江仙
七绝
刘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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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出生在重庆市巴县天子殿，距离重庆市区不过四十公里，小时我步行一天都能走到重庆市区。在明清时期，天子殿的文化非常繁荣，在我的记忆中，方圆不过五公里的地方，就有古刹七座，如四大天王、观世音、如来佛、十八罗汉等，众神千姿百态，栩栩如生,能工巧匠，巧夺天工。从小我就相信，神灵是惩恶扬善的天主；在以后的几十年人生中，使我牢记大慈大悲，爱惜生灵。
我家弟兄五个，我排行老五。父亲上过私塾，性格暴戾，轻信易怒，为富不仁，动辄对我及其他弟兄就是“丙等教育”（体罚）。母亲是个文盲，心地善良，对人心气和平，但经常遭到父亲的毒打。从小我就同情母亲,并憎恨父亲。父亲的作为绝不是我效法的榜样，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被彻底否定了的人物。
据我所知，家中有田产五百石，工厂三间。在重庆、广州、香港等地经营有字号（主要是大哥在操作）。1949年7月，我考上了重庆清华中学（1952年改名叫重庆第九中学），与1946年就读于该校的三哥刘子西同学。
1949年 11 月底，重庆解放。三哥立即参加了解放军，随部队到湘西剿匪一年，接着开赴抗美援朝前线。1953年3月，他牺牲在朝鲜铁源郡上浦防东山战场的战斗运输线上，时年21岁。三哥为保卫共产党新生的政权，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解放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家变得一贫如洗。多亏重庆清华中学十五级乙组同学的大力资助，使我勉强维持了一期学业。
1950年底，解放军一支从黔东北剿匪胜利归来的部队，在开赴朝鲜战场的途中路过重庆，那支部队的文艺工作队，驻扎在清华中学。其中还有十几位是一年前参军的重庆清华中学的校友，在他们积极地建议下，这支文艺工作队的领导同志决定在清华中学招收几名十三、四岁的学生入伍，以便在今后某些剧组中充当小演员。那个时候我正处在缴不起学费、伙食费，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期，书是无法读下去了。正在这万不得已的当儿，忽然出现这样的转机，可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参军的动机是为生存寻找出路。我在这里特别要感谢解放军三十一师文艺工作队的队长冯亚同志，副队长刘天祥同志，指导员李永勤同志。是他们不吝收留了我，才使我有了新的生活道路。
其他三位同学的家境要比我好得多。他们三人入伍时分别改名叫熊健（重庆市沙坪坝区房管局退休干部），邓彪（1997年病故于上海），余林（四川省少儿读物出版社退休干部）。
1951年 1月5号，我穿上了比我身材大许多的军装，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来到了同志亲爱像兄弟的革命大家庭，成了人民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列兵，揭开了我人生道路上新的里程碑，当时还不到14 岁。
我跟随这支英雄的部队出川北上，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程。
1951年3月25日下午，我服役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十一师一万八千多名官兵，从辽东省（当时辽宁省分为辽东、辽西两个省）宽甸县边境的长甸河口，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冰封的鸭绿江。我们文艺工作队全体同志站在鸭绿江边中方一侧的长甸河口，向过江队伍进行现场鼓动宣传，说快板、唱小曲，欢送大军过江,为奔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前线的将士壮行。当我军乐团奏起由我文艺工作队创作组肖丹同志（我清华中学时的学长，夫人钟平均同志也是我在文工队工作时的战友）作词，李正佩同志作曲的“志愿军前进”战歌：“人民志愿军前进！前进！跨过鸭绿江，勇敢上战场，我们战斗在朝鲜兄弟邻邦，我们卫国，为民保家乡。长白山头，鸭绿江边，兄弟并肩作过战，昨天把日寇赶下海，今天要把美国强盗消灭光。前进！前进！人民志愿军，前进！前进！胜利里再前进！”。这时候鼓动活动达到高潮。这支气壮山河的乐曲，振荡在鸭绿江上空，震撼着鸭绿江两岸的中、朝大地，志愿军战士们迈着雄壮的步伐，踏着这支乐曲，勇敢的奔赴沙场，个个振臂高呼，不消灭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决不回还！
我们文艺工作队全体同志，在当晚也尾随大部队跨过冰封的鸭绿江，到达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
当队伍要到达朝鲜彼岸时，同志们都回头依依不舍地看着鸭绿江北岸灯火辉煌的祖国，那知道有些同志是一去就永不复返，英勇地牺牲在朝鲜战场。这一次竟成了这些同志最后一眼看见生长哺育自己的国家。
朝鲜大地到处是断垣残壁，半年多来的战火、硝烟摧残，已经把这块山清水秀，美丽多姿的国土烧成一片焦土。处在战争中的朝鲜人民，生活非常艰难。从鸭绿江到北纬38度线，朝鲜的中、东线遍布了我的足迹。在我三年多经历过的地方，我没有见过一栋完整的建筑，没有看见过朝鲜老百姓养过一只猪、狗、猫等家畜，战争远比我想象的要残酷可怕得多。此情此景也同时激起了我们每个志愿军战士对战争贩子的仇恨，同志们发誓要用青春和生命的火，把战魔烧死在朝鲜半岛。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战斗最激烈，交战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诸兵种参战的立体化战争，是武器装备有较大悬殊的两支军队在那里斗智斗勇。对方是以美国为首，有韩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希腊、南非、埃塞俄比亚、土耳其、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加拿大、哥伦比亚、新西兰等共十七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我方则是由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组成。由于我军处于劣势装备，相对投入的兵力要比对方多得多。
我们失去了制空权，因此我军作战、行军、一切军事行动都是在夜晚进行。粮、弹给养等供给十分困难，很长一段时间战士们都处于挨饿受冻状态下战斗、生活。直到1952年下半年后，后勤补给大有好转，我军与联合国军的较量已不再处于下风。
在朝鲜作战时的第一年，我在志愿军三十一师文艺工作队工作，是一名小文艺战士。首长经常教育我们，歌声、琴声就是我们文艺战士的武器，因此文艺工作队的同志们对待每次演出，都是全身心的投入，把它当成一场打击敌人的战斗。
当时的任务是搞战地演出，由搞创作的同志们在战斗间隙采访战斗英雄，工作模范，自编自导自演一些深受战士们欢迎的短小精干的节目，宣传战士们英勇杀敌、艰苦工作的好人好事。
1951年十一月底的一天，朝鲜大地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我们文艺工作队奉命去三十一师指挥所进行一次演出。完成任务后，在深夜返回驻地的途中，路过一个地名叫苏谷的敌人炮火封锁线，那里正好有一条小河，河水处于半结冰状态，河面无桥，大队人马踏着冰封的河水在过河时拥挤在一条小河沟里。这时敌人突然向封锁线发射了一群炮弹，有几发榴弹正中路过河沟的战友，当场被炸死的有三名战友，他们是戴儒品（女同志）、严挺、陈原庭，炸伤的有刘文（女同志、炸断左腿）、贺斌、冯素珍（女同志）、曹希祖、戈盾等几位战友，这是文艺工作队入朝作战以来最重大的一次伤亡。几天后蓝虹同志（革命老前辈吴玉章的外孙）去前线采访时，通过另一敌人炮火封锁线也被敌榴弹击中牺牲。这几个牺牲、负伤的战友，平时待我都十分亲切，就像是我的大哥、大姐一样，对于他们的牺牲、负伤，令我非常难过。
在悼念牺牲同志的追悼会上，所有战友掩面痛苦，泪飞顿作倾盆雨，大家都发誓要化悲痛为力量，向杀害我战友的联合国军讨还血债。
我也曾经随同演出小分队的同志们一起上过前线，在坑道、掩体里，为战斗在火线上的战友们进行慰问演唱。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我为战士们说过的一段“四川评书”，是由十二军文工团的烈士诸仙富同志创作的，名叫“冷枪战”：“潘汉松在一百团，平常打靶一枪至少要穿八环。这次开展的是阻击冷枪战，听我把“龙门阵”摆谈摆谈。四月二日天将明，潘汉松一早起来看地形。对面有个小山坡，坡上敌人的工事特别多。山上不长一根草，因此取名叫红山堡，偏那边“卡儿”有敌人观察所，为了便于我们炮掉，给它取个名字叫二十四号。潘汉松把地形看那个清楚，急忙搬起指头把火力点数。他数得正出神，突然工事里头钻出来了一个敌人。这小子一出来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一个“呵欠”，急忙就在解皮带。听这几天“李承晚俘虏（韩国士兵）”说，敌人吃的是包谷，一半生来一半熟，明知道半生不熟的包谷吃了要拉稀，培养这些龟儿子当造粪机。
“话说那厕所修在山坡上，上上下下不便当，上坡还勉强可以走，下坡就要栽跟斗，因此必须拉到起，你拉我来我拉你。潘汉松一看，忙说：好！好！好！对！对！对！你给老子造成了一个好机会。立马打开保险、拉上枪机，对准那头一个小子就是一枪、立即叫他命归西。只见这小子来了个倒栽“握把艽”，后头的人以为他在练习纵跳，有的拍手叫好，有的哈哈大笑，只听得乒乓又是一枪，另一个小子也栽倒在地中央，这下子敌人才知大势不妙，原来是志愿军在打他们的冷炮，吓得这些龟儿子哇哇大叫，提起裤子东奔西串，来不及屙屎拉尿…”
这些段子，诙谐幽默，起到了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活跃阵地文化生活的作用。
1952年一月，因特种兵建设需要，把我这个初中生、算得上是当时部队的小知识分子（士兵中有八成的人是文盲），调到志愿军三十一师司令部炮兵室任侦察员。
1952年五月，我因工作积极，在火线上由冯德闰、郑焕两同志介绍，光荣的加入了青年团，在冯德闰、郑焕二位同志的引荐下，在我所走的革命道路上又掀开了新的历程。
我们三十一师炮兵系统的侦察员，集中在炮兵314团培训一个多月就上前线作战。1952年5月我被指派到炮兵47团3连指挥所工作。炮兵47团装备的是清一色的美国制造的105MM口径榴弹炮，是在解放战争中缴获国民党军队的武器来装备自己的，属统帅炮兵（由志愿军总部直接调遣），是志愿军总部派遣到金城前线配合我们十二军进行阻击战的炮兵部队。三连连长朱大伟同志，是傅作义将军起义部队的军官，他是个知识分子，当他见到我这个小战士出现在他面前时，惊喜不已。
我第一次参战是到指挥所大约半个月，联合国军有六辆坦克在距离我方前沿阵地不到2000M的一个隐蔽处，向我前沿阵地猛烈袭击，破坏步兵阵地的坑道工事和掩体。我防御阵地中各炮兵群体所属各炮兵连，对此目标都属于死角，无法射击，独有我战斗在的第三连的火炮能对此目标进行有效射击。上级在电话里用军用地图给我们指示目标，侦察员侯令停同志在炮队镜（像把大剪刀式的炮队专用望远镜）里很快就锁定目标，连长下达射击口令，我按他的指令换算射击诸元（火炮射击时，弹种、信管、高低、方向、表尺等射击参数），他话说完前后只用了三分钟，我的换算也同时完成，连长立即命令开炮射击。这次因任务紧急，事先没有经过很好的试射，射击的准确性较差，敌人坦克向我军阵地从容不迫地开炮轰击了几分钟后逃走，未得到应有的惩罚。
五天以后，敌人坦克又在原地点出现，这次连长总结了上次的教训，在战斗前就用困在观岱里以西、南川江边、几天前被我步兵用90火箭筒击毁的敌人坦克当试射点，取得良好的试射效果后再转移到敌坦克出现的位置。敌坦克开炮不到两分钟，我连炮火开始还击，榴弹炮咆哮如雷，炮弹在敌人坦克之间爆炸开了花，迫使敌人不敢恋战，放弃攻击目标仓皇逃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这次战斗是连长亲自在炮队镜里校正弹着，指挥射击，我作战斗记录。
战后总结经验时，我对连长说：“这次我们没有击中敌人坦克，是我们使用的是有效杀伤射向，射弹散布的面积较大，这样弹着点密度就小，不易命中目标，另外是我们采用的是低射界射击法，射弹落角太小，炮弹爆炸时有效杀伤破片不多，对敌人威胁作用不大，如果下次改换成集火射向，采用高射界（射角超过45度）射击法，这样能缩小射弹散布面积，扩大命中公算，也许效果可能就要好一些。”连长做事一向谨慎谦虚，对我这个小战士的建议，再三考虑后，他决定采纳我的建议，他令我按我的建议计算射击诸元。
七天后的一个下午，侦察员郑纪坤同志值勤时，在炮队镜里发现敌人坦克过去经常出现的地点后面在冒黑烟，他估计十有八成是敌坦克又来偷袭我步兵阵地，立即向连长报告敌情，连长马上命令火炮阵地作好射击准备。
这次连长使用的射击诸元，大部份是采纳了我的建议，当敌人坦克刚进入战斗位置、正在准备向我军阵地射击时，不等敌人开炮，我连四门榴弹炮集中指向敌坦克群中的为首的一辆坦克开火，第一个急促射后，跟随就是第二个急促射、第三个急促射，群炮怒吼，我军炮弹像雨点般飞向敌坦克，这时敌人阵地忽然传来一声惊天巨响，有一辆敌人坦克被我炮火击中，我军一发炮弹从敌坦克炮塔掀起的顶盖孔中进入坦克内部爆炸，同时引爆了敌坦克炮弹，顿时火光冲天，熊熊烈火，烧红了半边天，跟在后面的几辆敌人坦克，见大势不妙，回头落荒而逃，向他们的司令官报丧去了。这次战斗，打得敌人坦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状态，迫使敌人坦克一弹未发，竟被我军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
我军阵地一片欢呼，步兵同志齐声夸耀我炮兵的神威。我是更加高兴，因为我为十个月前、我们文工队牺牲了的同志们、负了伤的同志们报仇雪恨！
这次战斗结束后，连长发现我在指挥火炮射击方面的天赋，他十分信任我，从此他令我在指挥所单独执勤、侦察敌情，计算火炮的射击诸元，代他绘制射击图，方位物要图，报告弹着点，有时还令我替他校正弹着。我在几个月前学会的交会观测、中小间隔、移动阻止射击、固定拦阻射击等火炮射击的战术、技术，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1952年夏、秋之间，朝鲜前线正开展热火朝天的冷枪冷炮战，有一天连长奉命去营部接受新任务，指挥所剩下的领导就是指挥排长庞溥同志，他也是傅作义将军起义部队的军官，只上过三年小学，指挥火炮射击还有一定困难。
这一天我在执行侦察敌情时，在炮队镜里观察到敌人32号阵地左边比较隐蔽的山凹处，又来了个屙野屎的敌人，几天前我就发现经常有零星敌人在那里屙野屎，只是单个敌人，不准开炮射击。原因是一发榴弹炮的炮弹价值二两黄金，不到三个敌人，不许开炮射击，我老早就把目标的射击诸元计算出来了，并将其他目标试射的有效成果转移过来，只是未向连长报告。今天我见连长开会去了，是个打击敌人的好机会，我向排长报告：“发现了三个敌人在32号阵地游动，是否要射击？”排长令我计算射击诸元，不到两分钟，我就把早已准备好的射击诸元拿出来了。排长通知在炮阵地的副连长，开炮射击，全连来了个四发急促射，榴弹划破长空，呼啸而过，蹲着屙野屎的敌人，听到炮声，自知大势不妙，正要站起来提起裤子开跑，这时只见炮弹落地开花，炸得屙野屎的敌人魂飞天外，这是我在朝鲜战场亲自指挥火炮打死过的一名联合国军。当排长问我战果时，我说：“报告排长三个敌人全部消灭。”
连长回来后，排长向他汇报了我上午指挥火炮消灭敌人的事情，连长说：“好呀！我马上报告上级，为小家伙请功。”我向连长说明了原委。对我谎报军情，违规开炮射击零星敌人之事，连长并未责备，只是用右手指着我的头，笑着说了一声：“小滑头！”，事后也未追究我的责任。
我在炮兵47团3连战斗工作了半年，参加过多次在夜间配合步兵发起攻击前的炮火准备，为步兵战友们发起进攻前，摧毁敌人阵地上的地雷、铁丝网、暗堡、掩体，扫除步兵前进中的障碍。我和战友们都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1952年十月份，我在阵地上得了重感冒，三天不进食，呕吐不止，连长见状怕出意外，立即令侦察员郑纪坤、黄贯帮、信号员老王同志等三位战友，晚上轮流把我从700多公尺高的庆坡山指挥所背下山来，还要连续通过三道敌人炮火封锁线，把我背到连长安排好的指挥车上，连夜急送到野战医院。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我尊敬的连长朱大伟同志、排长庞溥同志以及同生共死半年多的其他战友。我现在还能记得起来的有：侦察班张班长（记不起名字了），侦察员郑纪坤、黄贯帮、侯令停、陈乃颐、龙明高，话务员潘天荣、信号员老王同志（记不起名字了）。今天要是他们还活着，几乎都是七十开外的老人。
到了野战医院，正好碰上在那里当助理医生的庹重同志（杨翰英），他是我三哥刘子西在重庆清华中学时的同班同学，此人给我的关照很多，就像是我的亲姐姐一样，是我一生中不能忘却的人物。还有全军模范护士张立人同志。是她们精心治疗及耐心的护理，才有可能使我很快痊愈。
同时遇上在那里住院的，还有我在文艺工作队工作时的老战友任红举大哥，以及在敌机空袭三十一师政治部时负伤的刘群同志。
这里特别要提到刘群同志，她文化程度较高（高中三年级入伍），性格开朗，对人热情，才华出众，诗词歌赋满腹经纶，是当时部队里不可多得的才女。她是三十一师政治部宣教科的宣教干事，在一次敌机空袭政治部时，炸弹破片打伤了她的脸，治好后仍留下明显的伤痕。这样一个年青漂亮的女同志就被破了像，但她仍不在乎，一个劲的努力工作。1953年她转业到东北工学院冶金系读书，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大学工作。1978年我落实政策时回到重庆大学见到了她。问起她光荣负伤的事，她告诉我说，她1952年在朝鲜战争空袭时受伤所带来的残疾，一直得不到当地政府承认，部队的首长及经历过那场空袭的战友都出来为她证实过此事，重庆市人民政府就是不认账。这里我不禁要问？重庆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的官老爷们，你们对一个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中做出重大牺牲的女战士竟如此之刻薄，你们的天理良心是被狗吃了吗？！
1952年十一月中旬，我部从上甘岭战场转移下来，驻在朝鲜谷山郡修整两个月后，奉命又转移到位于朝鲜东海岸的咸兴市至元山市一带、固守海防，防止敌人两栖登陆。我奉命被派到朝鲜第二大城市元山市，在元山港湾大海边上的216、2高地的前进观察所与朝鲜人民军同志一起工作，任务是监视敌人的军舰及飞机的活动。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大海。碧波万顷、蔚蓝色的海洋，一望无际，早晨观看海天相连的远方旭日东升时，别有一番情趣，从那时起我对大海情有独钟。
元山港湾外面的岛屿，全部是由联合国军占领，小岛上的敌人时常派遣特务在人深夜静时，偷渡上岸来搞破坏活动。白天港湾内除了有几条小船在近海捕鱼，捞海参,其他的就是波涛汹涌的浪花，在海湾内其余的什么东西都发现不了，而夜间就要特别小心，首先要监视敌人扫雷舰到近海扫除我军布的水雷，其次是防止敌人巡洋舰到近海搞火力侦察，最后还要不断派出巡逻小分队在岸边来回武装巡逻，防止敌人夜间派特务偷渡登陆。
我在比人肉眼放大25倍的望远镜里，看见过美军的战列舰密苏里（1945年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就是在这条战舰上举行的，以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洲命名的）、南达柯它、新泽西，这三艘海上巨无霸，排水量都超过45000立方米，九门主炮的口径有480MM，射程32海里（相当于60公里），一发炮弹足有一吨半重，其威力超过1500镑的炸弹。这些军舰经常在外海编队游弋，轮番来袭击我军的滩头阵地。
我也险些两度丧命，一次是在1953年六月，一个滂沱大雨的夜晚，我和朝鲜人民军三位战友，为防止敌人特务偷渡，在朝鲜东海岸元山港湾武装巡逻时，不慎踢到朝鲜人民军埋设在滩头上的跳雷（人踢到后由埋设处弹跳到离地两公尺高的空中爆炸）。因当时朝鲜正值雨季，连绵不断的大雨使得跳雷的保险销生锈，人踢到导火线后引信打不开，从而未引发跳雷暴炸。另一次是在东海岸的高原镇，我高射炮部队与联合国空军空战时，敌机的机枪子弹射穿了我戴的军帽的帽沿，子弹从我的前额擦过，头皮已明显感到弹道划过的灼热，而我未受伤，可算是死里逃生，幸运的活到今天。
1953年6月，我正在朝鲜东海岸元山港海湾，同朝鲜人民军联合执勤最紧张的时候，突然接到在47军工作的重庆清华中学同学赵海苍、杨人灿二位学长来信/他们通知我，我的三哥刘子西已于三月下旬，在朝鲜中线的上浦防东山反击战中英勇牺牲。
三哥牺牲时才二十一岁，他就这样匆忙地走完了苦短的人生，他是牺牲在胜利前夕的激战中，牺牲在胜利之前，而不能亲眼看见胜利，那就特别令人痛心！
他是解放后我失去的第三个亲人，三哥是我的家庭成员中作风正派，同情弱者，勤恳好学的人，也是我家弟兄几个人中最有希望的人。在我们五弟兄中，只有他一个人敢于公开起来反对父亲的军阀作风。他的言行对我影响不小，他是我最尊敬的兄长，他的牺牲就像是我失去了手足，切肤之痛，难于言表，给我心灵带来极大的创伤。
眼见许多战友、亲人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中，纷纷奉献了自己年轻的身躯，远离我们而去，活着的人总是无比怀念他们。
接着我把这信息告诉了母亲，这对处于不幸中的母亲，那无疑是雪上加霜。
这是我参军近三年，第一次写家信。三个月后收到母亲回信（母亲请人代书），信中表达了失去儿子的母亲内心深处无限的哀伤，同时也谈到家庭的困难，母亲和妹妹时有断炊之危，我给母亲寄去了当时几年作战的全部积蓄100万元旧币，（估计相当现在100元的价值），这是我为人首次向母亲尽孝道。从母亲这封来信中，这时我才知道父亲和二哥在土改中被共产党枪毙。我立即向组织汇报了这一大事，并表示我拥护政府的立场。
在朝鲜三年多的战斗岁月，我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中国军人视死如归的顽强战斗作风，我坚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武装部队的战斗力，当时是天下无双的。
我的志愿军战友们，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中，个个吃苦耐劳、英勇善战，前仆后继，不怕流血牺牲，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
我们在朝鲜战场作战时，祖国人民三度派遣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来对我军进行战地慰问。1952年赴朝慰问团第一分团来我部进行慰问演出时，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一位年青漂亮的女播音员，在森林中搭设的简易舞台上，含着激动的泪花，为我们演唱那支扣人心弦、经久难忘的“慰问志愿军小调”；“轻敲那个板来，慢拉琴，我来唱唱光荣的志愿军，中国出了咱志愿军，一棒打坏了杜鲁门（当时的美国总统），中国出了咱志愿军，和平幸福有保证，有了保证！我这里敬祝同志们身体好，立正敬礼来慰劳。同志们受苦又受累，我这敬礼来慰劳，这是代表全中国人民把心意表。同志们不怕冷风吹，同志们把雪地当床睡，渴了冰雪当水喝，饿了炒面吃几嘴。同志们你们真勇敢，不怕吃不饱、穿不暖，坚守岗位英勇杀敌在前线。
“同志们呀！你们过山岗来又渡江，衣服结冰不知凉。同志们真呀真辛苦，我们永远不能忘，要把正义战士英勇事迹永远歌唱，永远歌唱！志愿军向前冲，敌人就上了当，发了蒙，咱们要把敌人一包围，他浑身“哆嗦”眼发愣，哎呀呀！你看他，举手缴枪哭着喊着求饶命!求饶命!几次战役打得好，出现英雄和好汉，英雄好汉立了功。英雄的美名天下传，都只为大家流了血和汗，流了血，流了汗，祖国才能得安全，才能安心把国建。毛主席把你们记心间，毛主席把你们记在心间，全中国人民也把你们记心间。听我把后方的事情谈上一谈，抗美援朝热火朝天，男女老少齐动员，参军的学生几十万，个个准备上前线。土地改革正开展，让人人都有吃和穿。坚决镇压反革命，帝国主义势力全推翻，你们在前线打胜仗，我们在后方来支援，祝你们在朝鲜胜利！胜利再胜利！前进！前进再前进！把敌人干净彻底！干净彻底歼灭完，和平幸福万万年…”
这是一支响彻云霄的赞歌，它是志愿军全体官兵在朝鲜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它表达了全中国人民对志愿军的无比热爱和殷切期盼，它激励在朝鲜战场上的中华儿女冲锋陷阵，精忠报国。
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志愿军官兵同生死、共患难、团结一致，在冰天雪地、硝烟迷漫的朝鲜战场，从胜利走向胜利。
我和战友们一起在朝鲜度过了三年多出生入死、爬山涉水的战斗岁月。
我只不过是志愿军的普通一兵，在朝鲜战场三年多的时光，没有什么辉煌的战绩和惊人之举，但是我今天可以自信的说：我没有当逃兵，没有贪生怕死畏缩不前，我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更无愧于当时中国人民赠送给我们的“最可爱的人”这一崇高称呼！！！
1953年7月27日，中朝双方与联合国军方和平谈判成功，我们取得了战争与和谈的双胜利！朝鲜大地从此结束了三年零一个月的灯火管制，人们终于见到了和平的灯光。这是上百万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军战士经过三年多的浴血奋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其中也有着成千上万的军属、烈属及孤儿寡妇们的辛酸和眼泪！
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才深知和平的珍贵。不知再过几十年后，那些流着鲜血倒在朝鲜土地上的青年士兵的身影，是否会如斑斓的彩蝶，留在不经历战争的人们的记忆里。
1954年 4月底，我部奉命回国，驻防浙江省江山县。
这时，我们的国家，正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下，已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一派兴旺繁荣景象。全中国人民正在紧张的进行和平劳动。人民对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对社会主义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正如领袖毛泽东所说：“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前人从来未做过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事业。”
当时，部队的女同志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战友，回国后，大多数都相继转业或上学读书去了。不到十八岁的我，也多么渴望有机会和他们一样去读书、求学深造，为社会主义建设掌握一技之长。虽然战争推迟了四年的学习时间，但我想只要下定决心，是能够迎头赶上的。于是我在江山县新华书店购买了中学的全套数、理、化教科书，开始自学，为考大学而努力奋斗。
我部在浙江省江山县的第一年，大部队在修建营房。我们特种兵（炮兵侦察兵）则进行技术练兵。我是利用练兵的间隙自学的。这无疑对军事技术学习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遭到一些来自上级的非议、战友们的讥讽和嘲笑，说什么异想天开、好高骛远等等，甚至还受到过领导的批评。但也有少数同志鼓励我。给我关心最多、支持最大的要数郑开昭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已退休），是他在精神和物质上的鼎力相助，才使我有可能圆大学梦。还有我清华中学时的老学长邓堪同志（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现已退休），李世材同志（四川省邻水县公务员、现已退休）以及樊引、易毅等老战友（可惜樊引、易毅二位老兄已作古），是他们的支持，使我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铸就了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决心。
那时，所有的休息时间，我都沉浸在教科书里；就连在月光下站岗放哨，都成为我自学的大好时机。没有老师指点，没有人辅导，很多练习题都解不开，急得人坐立不安，痛苦万状，双手不停地抓头发。越是这样艰难我越不愿意放弃，终于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中，走出困境，提高了自学能力。特别是那些花大功夫解出来的难题，记忆深刻，经久不忘。
从那时起，我养成了自学的习惯。现在所拥有的知识，大多数是自学得来的。
1955年初，解放军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老战士分批复员。第一批复员的名单中，本来没有我。当时部队首长见我炮兵射击技术过硬，又有实战经验，是部队的资深炮兵侦察员，年纪又不大，适宜留在部队继续工作，正准备送我去南京炮兵学院深造，培养我作为部队未来的初级指挥员。我不愿接受这种安排，不想在部队长期服务，一心想复学读书。在我不断的要求下，部队首长忍痛割爱，终于批准了我复员。
这是我人生中走错的第一步棋，也是关键的一步，它给我往后的生活历程带来的灾难是无穷尽的，直至影响到我的一生。
二月中旬，我和许多退伍的老战友，一齐踏上返回四川的路途。 三月八日下午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
故乡啊！在外征战四年的游子终于凯旋归来了。
第二章
回到重庆，百感交集，故乡变化很大，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真是沧海变桑田，故乡的山山水水越看越可爱。
见到了阔别四年的母亲和妹妹，家人悲喜交加，喜的是我终于活着回来了，悲的是，她们永远也见不到另一位望眼欲穿的亲人——我的三哥刘子西同志。他为抗美援朝战争，奉献出了青春和生命，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我的家庭，已从五年前的有产阶层，变成了道底的城市贫民。家中解放前的全部财产在土改时已被人民政府没收，就连在晾衣杆上晒的几件旧衣服都被农民收走，只给母亲和妹妹侄女三人留了一条破被子，生活无情地煎熬着祖孙三代人。当时家中生活极度困难，母亲带着正在上小学的妹妹帮人家作保姆在维持生活。她们正企盼我去工作，养家糊口。可是我作了极其荒唐的、令她们失望和痛心的选择，置家庭困难和母亲死活于不顾，决定去复学读书。这个选择在两年之后的夏天（1957年），给我带来了灭顶之灾，使我含泪带血地、牛马不如地生活了二十余年。对我来说，这是活报应，也可说是上苍对我这不孝之子的惩罚吧。几十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这一错误决定时，深感负疚，良心总是受到责备，母亲啊！儿子欠下一笔永远也还不清的债务。报不完的恩，还不尽的情，请您老在九泉之下宽恕我吧！
按规定我应去重庆第九中学（清华中学）复学。但第九中学领导只同意我读初二下，因我是初二上时参军的。于是又求助在重庆第三中学（南开中学）任教的哥哥（堂兄）刘哲流，这才得以在重庆第三中学就读高三。
重庆第三中学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地处重庆市的文化中心，她的前身是重庆南开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文化学府。它是天津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先生1936年在重庆创办的又一所中学。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施齐备，校园占地面积2000多亩，树木花草繁茂，环境幽然。特别是由苍松、翠竹、腊梅等岁寒三友组成的“三友路”,景色宜人。三九严寒腊梅盛开时，香气扑鼻，沁人肺腑，是同学们课余饭后休闲的好去处。重庆南开中学在当今的中国来说，仍旧是一所难得的、第一流的读书求学圣地。
我被教导处安排在高三年级第六组，班主任是化学老师饶承宗先生。全班共有学生五十四人，全部是男生。令人痛心的是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斗争，就有９人被划为“右派”。五十四名同学中有两位是从马来亚半岛归来的侨胞、黄汉隆和温悦能同学，他二人1956年高考时、分别被四川医学院和新疆“八一”农学院录取。另两名是复员军人，其一是我，另一位就是从空军复员回来的军官。他叫林国钦，是重庆市解放前有名的大商贾“林汤圆”的小儿子，算是我的老大哥。此君为人正直，心胸开阔，是全班同学十分敬重的人物。
同学为我们四人的到来，特意安排了个隆重而热烈的迎新晚会，表达了全体同学对我们四人的深情厚谊。这是同学们为我们营造美好的学习氛围。班主席王义质同学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接着是阎理、李佩隆二位同学为欢迎我们四人，在晚会上亲自朗诵他们深情创作的诗歌。黄永华和吕明正同学表演杂技。特别是曾召荣、王翠生两位同学的二重唱“刚刚摘下来的苹果”（是重庆日报记者张天授，根据画报刊登的一幅木刻画作的词，内容是一个在苹果园采摘鲜果的朝鲜少女，把一筐刚刚摘下来的苹果，送给一个骑着战马路过的志愿军战士，画名叫“刚刚摘下来的苹果”）。感人至深，歌词全文是这样的：“朵朵彩云，在天空开放，苹果树呀，吐噜着扑鼻的清香。朝鲜少女在林中采摘苹果，火红的光彩映在她的脸上。志愿军战士骑着马走过山岗，少女把刚刚摘下的苹果双手捧上。战士答礼说谢谢亲爱的姑娘，催动着战马奔向前方。少女在苹果树下快乐的歌唱，还听见战士的马蹄哒哒的在响…。”曾、王二位同学的歌声悠扬，声情并茂，动听动人，它又把我带回到了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重温了中、朝军民在打击共同敌人时的鱼水深情。当时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我在晚会上也给同学们讲了在朝鲜战场的战斗故事，还用朝鲜话唱了一首“侦察兵之歌”，以示对多情的同学们的答谢。从此我和同学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同窗情谊深似海。
我在南开中学读书时，随时不忘向青年团支部书记李宝扬同志汇报思想，让组织了解我。我的家庭出身及父亲、二哥等人在土改中被共产党枪毙的事，我都主动地向李宝扬同志作了交待，做到对组织忠诚老实，征求组织对我的帮助。我把在部队时的优良传统，原封不动地带到了学校，立志做遵守纪律的楷模。
与我们相邻的是全女生班的第五组，她们上、下课都要从我们教室门口经过，作早操时，我们就站在她们旁边，姑娘们穿红着绿，春风满面，行动犹如风吹柳，袅娜动人，身背后的两条大辫子，极具诱惑力。特别是她们一个个那双romantics的眼睛，流光四射，溢彩照人，绽放出春之光，引起了我们全男生班同学对她们的神往和好奇。
我一个从朝鲜战场下来的志愿军战士，穿着一身因为日晒风吹雨打而变了颜色的军装，漫步在风景如画的校园，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和同学们一齐聆听着老师讲课，沐浴在新生活的阳光下，享受着时代赋予我的甜蜜，一切都感到新鲜、幸福和亲切。班上同学年龄和我相差不多，有个别还是我参军时在清华中学的同班同学。在同龄人看来，我是幸运的、幸福的！同时我也深知大好机遇来之不易，定当奋发图强！
在学习过程中，对于三角、几何、代数、物理、化学和历史课（新民主主义史）还能跟上进度，但外语和语文程度却与同学相距甚远。
英语老师邹抚民先生用了很多课外时间为我补习。
我的语文基础很差，上第一节语文课时，正碰上写作文，题目是“论作文迅速敏捷的好处”，规定两节课必须交作业。我当时不知从何下笔，只好像应付差事般地乱写一通。记得那时语文老师苏翼谦先生批改作业的评语是这样写的：（1）狗屁不通，文不对题；（2）错字、别字满纸都是；（3）又长又臭。并要求我今后务必端正学习态度。这件事使我感到羞愧。我想，离开学校四年多，无疑在系统知识方面与同学相差较大，因此必须用大力气刻苦学习，否则就可能掉队，是无法圆大学梦的。
五十年代良好的学风、校风，老师的热情教导，同学之间的团结友爱，帮助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学习难关。记得当时热情辅导过的同班同学有：刘汉生、李忠诚、冯地清。他们帮助我学习外语和写作文。其他班同学中的沈泳、邓敬庄两位女同学，还特意把她们的作文借给我阅读，启发我怎样写作文章。师生情深、同学谊重，感情、友爱、学谊,这些人生中高尚而有价值的东西，正在那个时代得到复苏和发扬光大。
在南开中学一年的学生生活中，除了刻苦学习，我也和同学们一道，参加一些公益活动。1955年的寒假，本是我宝贵的补习中学功课唯一的一个假期，但当时为了响应团中央的号召、为农业合作化做一件好事，我们高三年级的五、六两个班的男女生合在一起决定到农村去。于是我也和其他同学一道自觉去农村接受再教育，我们去的地方是沙坪坝区覃家岗乡一个叫红旗农庄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们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家家户户都踊跃加入互助合作组织，生产劳动热情空前高潮。
同学们豪情满怀地去为农业合作化服务，李仁焘、刘光明、刘以蔚三位女同学用“李双流”的笔名谱写的激情奔放的“农村服务队之歌”，今天我还能记起其中的几旬歌词：“沿着弯弯的田坎，农村服务队在前进。麦苗向我们点头，歌声在原野荡漾。我们暂时告别课堂，投身到新的生活，向庄员学习，准备把自己锻炼成钢。小溪轻盈的歌唱，薄雾笼罩着山岗，热情火一样的燃烧，未来像朝霞一样的美好，生活像蓝天般宽广…。”这歌声表达了同学们当时对共产党无比的信任，憧憬着自己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
我们白天同社员一起劳动，帮助他们修路及兴修水利，晚上教他们识字、唱歌。男同学夜间还荷枪实弹的同农庄民兵一齐巡逻放哨。由林国钦和仝月英两位同学执导的大型歌剧“王贵与李香香”，其中的演员全是当地的农民担当，乐队伴奏是我们去农村的同学，并成功的在春节期间在当地作了几场巡回演出。返校后农民们用此歌剧来到南开中学作过汇报演出。
1956年的春节我们是在农村同社员一齐度过的，没有一个同学要求回家去过节。
一个月的农村实践结束了。在送别我们的晚会上，农庄团总支书记李茂乾同志，代表全体农庄社员赠送给我们一面锦旗，上面绣着：“用你们的实际行动支援了农业合作化”，高度评价我们一个月在农村的实践。我们返校时，广大社员自发的聚集在道路两旁欢送我们，她们个个眼噙泪花，对我们的离去表示依依难舍。那是我一生中最紧张、最愉快的时候，时至今日，那样的日子已远离我们已经五十年光景，但往事仍就历历在目，晃若昨日，令人永生难忘。
由于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加上自己的勤奋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956年的高考中，果然马到成功，我被重庆大学录取。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第一个热情祝贺我的人，就是我的哥哥刘哲流。他用极大的心血浇灌了我的大学之花，可惜只是昙花一现。接着就是我的志愿军战友郑开昭同志、李世材同志，易毅同志寄来了热情洋溢的祝贺信，并附上了足够我开学使用的一切费用。
我即将开始在重庆大学电机系、发电厂电力网电力系统专业学习了！多年来神往的大学校门终于向我敞开，夙愿得以实现，我成了刘氏家族中第一个正统的大学生。记得1948年我家乡的两位学子，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还乡时，父老乡亲们从90里外恭候驾临，好不风光啊！
重庆大学，坐落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嘉陵江边，离南开中学只有两公里路程，她是四川省督军刘湘于1929年十月十二日创办的，是重庆市第一所高等学府。我上重庆大学时，设有电机、机械、冶金、动力、采矿、地质等六个系，是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民国时期，中外有名的学者，李四光、马寅初、冯简、柯召、张洪源（解放前夕重庆大学校长、化工泰斗）、何鲁（世界三大难题解出两题的数学家）等名流都曾在这里执教过，解放前夕是当时重庆地区唯一的一所国立大学，学校地域辽阔，师资队伍强大，教学设施完整，教学大楼及学生实习厂、馆等建筑物造型美丽，高大挺拔，雄伟壮观。校园道路绿树成荫，不失为中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
1956年8月底，我豪情满怀地走进重庆大学。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条达到理想境界的光明大道。我一心想到的只有努力学业，奋飞青云，毕业后作一名优秀的电气工程师，为社会主义建设稍尽绵薄之力。
在我上大学一个月后，接到老战友、鼓励我自学成才的老大哥樊引同志来信，其有附有一首诗：“松林坡里调琴瑟，鸳鸯路上欢笑声。忆起当年游学地，而今面目已全非。投笔从戎赴国难，古战争来几人回。愿君学子寒窗下，苦战终日度春晖。”他用极大的热情勉励我寒窗苦读。
按高教部规定，在大学求学期间，志愿军复员战士享受四级调干待遇，每月除伙食费外，还发给12.5元生活费（那时每月伙食费只有10.5元）。这样，我就可以不为学习、生活费用分心，集中精力读书了。在南开中学求学时，我的生活费全都是由郑开昭、易毅、李世材三位战友提供，他们为我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寄予厚望，谁知我1957年夏天无辜受害，有辱使命，至今无颜回报，愧疚之心，痛心疾首之情，无时不在脑海中萦绕。
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设有：高等数学（微分、积分）、物理、化学、机械制图、金属工艺学、俄语、马列主义基础和体育、工厂实训。二年级增加了电工原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电工学和热工学。这些基础课，对我来说学习并不费力，期末考试均获优良成绩。当时采用苏联的大学四级记分制：优、良、及格、不及格。
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炽热多幻、使人忆恋的，同学们都在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而不懈地努力。清晨，鸳鸯路上（现名沿江路），书声琅琅；傍晚，民主湖畔，弦歌盈耳，整个校园，生机勃勃。
1956年9月，中共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公报指出：目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的基本路线应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向大自然宣战。中国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我为自己能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为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各尽所能，按劳付酬的新中国而庆幸，未来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领袖，他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对他既感激又敬重，无比信任，我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倾倒。甚至可以这样说，那时候毛泽东和共产党在人们心目中享有的威望是空前绝后的。更有甚者，觉得毛泽东放的屁都是香。谁要是看见过毛泽东，算他祖宗有德。人们要是能和见到过毛泽东的人生活工作在一起，真是三生有幸。
1957年春季开学时，电机系各团支部改选，我被同志们选为支部书记，此前的支部书记是校团委指定的。我和同学们相处十分融洽，学习、工作一切正常进行。
那年的“五一”劳动节，中共中央发布整风公告：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大鸣大放，帮助整顿共产党内的不良作风，并公示二十四字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两个月前，我也听过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先生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指出：目前国内存在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不能这一部分人去压迫另一部分人。反对惩办主义，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对犯有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欢迎老百姓起来揭发共产党的错误和缺点，要允许老百姓讲真话。这充分体现毛主席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博大胸怀。
我当时曾想过，世界上没有那一个政党，敢于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揭发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只有中国共产党有这种勇气！这样的政党真该万岁！万岁！！万万岁！！！
鸣放初期，由于功课紧张，校园仍旧平静，只是官方的报纸，有一些揭露党政领导的不正之风的文章，但比起今天的腐败分子的作为那只能说是芝麻比西瓜，小巫见大巫，情节要轻微得多。
1957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重庆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郑思群先生，在重庆大学松林坡礼堂，召集教职工中的党员、教研室主任以上的干部、各系学生中的党员、各班班长、团支部书记等成员开会。他讲话的主要精神，是动员大家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他严肃地指出，党有缺点和错误，你们这些当党员的，当团员的，当干部的，不闻不问，你们的党性到那里去了?！团员是怎样当的?！会场里有人立即写了张纸条，问他如果我们在鸣放中说错了话，受不受处分?校长慎重其事地重申了党中央的二十四字令，并以党委的名义向大家保证：“在这次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中，有说错话的人，一律不给处分！”
第二天下午，在重庆大学寅初亭（为纪念马寅初先生在重庆大学工作，修建的楼亭），又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动员鸣放大会。首先讲话的是校长郑思群先生，他重复了昨天晚上他说过的那一番话，还说：“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由于这几年来，我们党由农村进入城市，个别党员身上沾染了一些国民党作风，我们这次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整掉我们个别党员身上的国民党作风。”他号召全校师生行动起来，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这是考验每个公民对共产党态度和感情的大是大非之事。接着讲话的是教务长金锡如先生（二级教授、热能动力专家），他代表学校行政，拥护校党委大鸣大放的号召，并宣布，从明天起全校停课一周，以班为单位，组织大家鸣放。第三个出来讲话的是，学生会主席刘稚民同志(电机系二年级学生)，他代表学生会，积极响应学校党委大鸣、大放的号召。他说：“学生会坚决站在同学们一边，支持同学们大鸣、大放，并提供笔墨纸张给大家写大字报，还要举办自由论坛。”他接着又说：“打击报复是卑鄙的！谁来阻碍我们鸣放，我们就坚决粉碎他，捍卫大家的民主权利！”他的讲话，获得全场师生如雷般的掌声。就是因为他的这几句正义的呼声，1966年“文革”开始，他因此受到攻击，说他是漏网“右派分子”，把他弄来劳动改造，并要他做重庆大学牛鬼蛇神劳改队的队长。
此后，整个校园，一片哗然。
大字报即时铺天盖地，漫画、诗词、歌赋，样样都有，充分显示了工科大学生的想象才华。印象最深的，要算有一张惟妙惟肖的漫画。它用机械制图的三面投影，来描绘一个人：正视图，满面笑容，上书“对领导”；侧视图是,凶神恶煞的青面獠牙，上书“对群众”；上视图是,一只肥猪头，上书“原形”二字。它把一个溜须拍马，两面三刀的人，刻画得淋漓尽致。松林坡大礼堂设立的自由论坛也随时开谈，气氛十分活跃，这时给我最直观的感觉是,中国真正的民主来了，自由来了。
我既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也未出席过一次自由论坛，只是全班同学推选我当鸣放小组长，主持鸣放，这一职务与我任团支部书记有关。
第一天，我班的鸣放会上基本没人发言，只是女同学对校党委宣传部长、校团委书记程地潜同志提了个无关紧要意见，说他在一次学生大会上的讲话，有教训人的口气。后来，其他同学鸣放的也都是些鸡毛蒜皮之事，没有怀疑共产党和丑化领导者形象的意见。
我向电机系团总支书记丁浩源同志汇报我班鸣放情况时，他对我说：“可能同学们还有顾虑，你应带头鸣放。”而且重申校长在松林坡大礼堂动员时讲过的话：“不管是党内党外的，国内国际的，知道的都可以放。”
我回去挖空心思，整整想了两天，也想不出共产党有什么错误和缺点，我能想到的，只有共产党、社会主义才能为我开辟一条达到理想境界的坦途。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由衷地热爱和拥护的。但又想到如果不提意见就是不响应共产党、毛主席的号召，不是一个热爱共产党的人应有的态度。转瞬间，忽然想起一件事：1951年初我随部队赴朝鲜作战时，路过当时的辽东省，听房东大爷讲，1945年“8.15”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时，军纪涣散，曾有奸污女人和抢劫老百姓财物的事，接着，我又想出一条意见：1956年我第一次参加选举，重庆大学产生三位沙坪坝区的人民代表，被提名的候选人也只有三个，他们分别是：刘之成（物理教研室教授，九三学社成员）、黄曦光（图书馆馆长、无党派民主人士，著名地质学家丁道衡先生的夫人，1957年被划为“右派”）、肖远霞（机械系三年级学生，共产党员，1956年重庆大学的优秀学生，1957年被划为“右派”）。选票上只有三个被提名的候选人，而且只能在三个人名字后面画上一个圈，否则选票就无效，当时我有些不理解，为什么不来个四个人中间选三个的选举法？我觉得我国选举人民代表，没有采用差额选举法，不能充分表达民意。
一次在我班的鸣放会上，大家都要求我发言，于是我就用以上想起的两件事发表了意见。应当说，有关苏军军纪涣散一事，并非我亲眼所见，只是传言，后经证实，确有其事；有个别糟蹋妇女事件，估计凡是炎黄子孙听了，都会发指的。
学生会文体部长、电机系二年级学生谭承泰，他鸣放时讲了一件事：1957年春节，在重庆市工作的苏联专家来重庆大学联欢，当舞会开始前，校长办公室主任秘书章闰珩，告诉为苏联专家伴舞的女同学，穿的衣服要干净一点，免得虱子爬到专家身上去。虱子是一种长在人身上的寄生虫，长期不换衣裤，不洗澡，就能自生的吸人血的小动物，藏在人的衣、裤上及头发内，是指不讲卫生的人的专有产物。也许今天的青年朋友们已不知道是何物。同学们得知后，群情激愤，纷纷声讨章秘书的错误言论。有的写大字报指责章秘书的言行是洋奴才；说他是“好一个为民前锋的政工人员”；有的大字报说：我国现今还很穷，苏联专家在中国享受的待遇太特殊。有的说：我国对苏联的依赖性太严重，如果没有俄国洋人的帮助，我们照样也能把社会主义建设好。那些言词中难免有些偏激情绪，这与我说苏军进军东北时军纪涣散是无关的事。
一个星期的停课鸣放过去了，我们又恢复了正常的学习。那时已临近期末，课程接近尾声，大家都准备复习功课，迎接考试。
一天中午，我去学生食堂用餐时，在食堂门口，看见一张大字报，醒目的标题是“质问刘武支书”，使我大吃一惊。就是这张诬陷人的大字报，把我打入万劫难复的深渊，牛马不如地、像奴隶一样地生活了二十一年。
这张大字报内容有三点：（1）说苏军在东北纪律一塌糊涂，旨在挑拨离间中苏关系，这是煽动群众的反苏情绪；（2）说我国现有的选举法不民主，是在做政治生意；（3）同意董时光的右派言论。董时光先生是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讲师，1952年从美国归来的爱国知识分子，重庆大学曾邀请来发表过鸣放讲演，后划成1957年重庆市出名的大“右派”。写大字报的人竟未署名。这张无中生有的大字报，令我十分气愤。同班同学李宗汉（1982年去香港继承父业，现已在香港定居，1994年和我取得联系，至今关系甚好）、江成元（1961年重大毕业后分配到云南省，现任昆明机电学校校长）、熊季重、曾宪捷、唐能敏、邵明华（鸣放时的纪录员、毕业后因车祸死亡）、齐铭德和文伯余等人，个个义愤填膺，一致指责写大字报的人无事生非，无中生有，制造混乱，并集体公证那张大字报所写内容失真，不是我鸣放时在会上讲的。邵明华同学还把我在会上发言的纪录，用大字报公布出来：“我向苏联老大哥提点意见。“8.15”苏军进军东北时，有个别军人曾经抢过老百姓的东西，还有奸污女人的事发生，苏军应向我们解放军学习，做到秋毫无犯。另外，我对目前选举人民代表的办法，也有意见，现在是上面提几个候选人，选民就跟着在选票后头画几个圈，我认为提三个选两个的办法更好一些。个人崇拜并不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而是人们的盲目崇拜心情在作祟，我建议今后不要再呼喊“毛主席万岁”这类口号，实际上他也活不到一万年。董时光先生的观点，大多数我同意，但他对小人的定义却有独到之处，例如这件东西本来是白的，若某权威人士说是黑的，此人即说：对！是黑的；刚才我看走了眼。
这样一来，真相大白，写那张大字报的人，竟一直不敢露声色。
在这不久之前，人民日报在1957年6月8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这篇社论，实际上是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这一大阴谋的信号。接着人民日报在6月10日又发表“工人说话了”的社论，后来我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发现是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文中提到一个纺织女工下了夜班后，写了一封长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指责报刊杂志为什么要刊登那么多批评共产党的文章；社论大肆褒奖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和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以工人、农民说话了为幌子，向他的政敌发动突然袭击，这是毛泽东的惯用伎俩。这与上一篇文章一呼一应，一唱一和，于是乎吹响了反“右派”斗争的号角。
后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毛泽东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一哲学论文。这是根据1957年2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整理成文的。这与我听过郑思群校长的口头传达相差较大。毛泽东在他的这篇巨著里，随心所欲地制定了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鉴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就是这六条政治标准，成为这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当权者拿来打人的钢鞭。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给他要打击斗争的人取了个别名叫做“牛鬼蛇神。”当权者动辄就对那些不顺眼的人说，我和你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轻者戴顶“帽子”降级、降薪监督改造。所谓的“帽子”，就相当于中国给犯人脸上打的金印；重则劳改、劳教或者开除公职发配到农村及边远的山区去充军。
这时，全国的报刊、广播电台，所有的宣传工具，突然像川剧变脸谱一样，文章、广播来势凶猛地一齐指向前一段时间给共产党提过意见的人，而且只准官方讲话，不许别人申辩。因为宣传机器掌握在共产党一家手中,好说歹说都由毛泽东他一人说了算，人咬人入骨三分，叫人有口难辩。
毛泽东蒙蔽了我们的良心，愚弄了我们的单纯，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我们。
就凭那两篇社论，还难把群众发动起来。毛泽东就指示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对那些几天前才动员起来帮助党整风、提意见的人，大打出手。
重庆大学自然不会例外。先是以校工会和学生会的名义，召开全校反击“右派”斗争动员大会。那些事先安排好的打手，按照主子给他们布置好的讲稿，一个、二个粉墨登场；在台子上，声嘶力竭地大吼大叫，我们要像保卫眼珠子一样的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
电机系也跟着召集全系学生大会，专门“批判刘武的错误言论”。女打手李爱华，她是我在南开中学时的同学，在重庆大学我与她同系、同年级、同专业、但不在一个班，此人算得上是1957年，重庆大学电机系学生中间反“右派”斗争的急先锋，她去到南开中学，把我在那里执教的哥哥刘哲流找来旁听。会议由电机系学生会主席郑景偃主持，我班同学有四人上台发言：老奸巨滑的班长李朝枢，他1952年参加工作。解放后各次政治运动中都充当打手。可能因坏事干得太多，大学毕业不久就一命呜呼。他说的就是那张匿名大字报的内容；接着是陈跃华，我的前任、重庆大学团委指定的支部书记，此人已为人父，是一个典型的集自私、狭隘、贪婪和无耻于一身的农民。那张匿名大字报就是他一手写的，但他在台上发言时，还不敢承认。因为整我有功，变成了当局当时手中的玩物，曾在重庆大学名噪一时，我的血泪，成就了他向上爬的美梦，后来他还混进了共产党，毕业后又留在电机系工作。1978年我回重庆大学落实政策时，听他的同事们告诉我，此人不学无术，寡廉鲜耻，利欲熏心，遭到群众鄙弃。由于反“右派”斗争时的本钱已使用殆尽，在电机系被扫地出门，后又调到无线电系，在重庆大学混了十几二十年，不但没当上一个什么干部，连中级职称都没捞到。他说：刘武的团支部书记，是从他手上争夺过去的；并诬我带领整个支部向右转。熊季重同志接着发言，他指出那张匿名大字报的内容失真；认为李朝枢、陈跃华的有些说法值得商榷，还未等他把话说完，会议主持人郑景偃立即制止了他的讲话。会场下面有人递上去一张纸条，指责熊季重为我辩护，严重丧失立场。这时，我班女同学刘闰蕊，唯恐充当打手来迟，迫不及待地跳上台去，将熊季重狠狠教训一阵；转过来就声色俱厉地对准我，痛斥我的所谓反苏反共言论，并表示要同我斗争到底，她在讲话中故意制造一种假象，让人们认为那张匿名大字报，就是以她为首的我班女同学写的。她对我丧心病狂地发泄，结果还是没有混进共产党，毕业后分配到成都，也许是做事把天良丧尽，产后暴病而亡，成了产后鬼，因为坏事干得太多，只怕是人饶、天不饶吧。接着上台发言的，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政治辅导老师丁乐瑞,她是我班的政治辅导员,实际上就是监管我们的一个职业特务。她以政治辅导员身分,揭发我一贯反苏反共，公然敢同意大右派分子董时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完全丧失立场，并说我对外国专家印象不好，哪像个共青团的支部书记说的话。丁乐瑞女士的发言与众不同，完全是以“马列主义高水平”在训斥我，她这个文化特务的狰狞面目毕露无遗。听说她现在美国亲属处定居养老，看来中共豢养的这个女特务今天已是穷途末路，晚年公开投靠美帝国主义去了。其余上台发言的，都是重复那些陈词滥调，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呀，要和我划清界线，斗争到底呀等等。最后要我上台表态。我已看到熊季重说了几句公道话的下场，我上台去只能违心地表态：我错了，我改正，感谢大家的批评帮助。电机系“批判刘武的错误言论”大会，就此草草收场。
会后，我送哥哥返回南开中学。哥哥眼睁睁地望着自己的兄弟要成为这次运动的牺牲品，心情十分沉重，一路上始终默默不语，他已预见我将大祸临头；而我还侥幸地认为最多是说错了几句话；既然是说错了话，认识、改正了，就善莫大焉，不是吗，一个多月前，中央号召鸣放的二十四字令墨迹未干、郑思群党委书记兼校长在松林坡大礼堂代表党委向大家作的保证，言犹在耳，根本没料想到会受到处分。
1957年7月一日，毛泽东又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受到批判”（见毛选五卷）。毛泽东在文章中给“资产阶级右派”（毛氏名词库冒出来的新词）的定性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又说“反动”就是逆革命历史潮流而动。这里请读者注意：毛泽东在中国大地上搞的历次政治运动以及他制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所谓的“三面红旗”，1966年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逆历史潮流而动。还有当今官场中的腐败分子、贪污分子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到底谁是在反动，请读者自己去判别。并明确强调说，我们和“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同“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毛泽东还把一个多月前，全国各报刊登载向共产党提意见的事，说成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引蛇出洞，是阳谋（毛氏名词库的最新词）不是阴谋。
人们不禁要问，你毛泽东说的哪一句话，才是真话？你做的那言而无信的事，到底是阴谋还是阳谋？
天地间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流氓政客、这个中国有史已来空前绝后的暴君、末代皇帝毛泽东。公然可以把自己为子民设下的政治陷阱、阴谋诡计、说成是“阳谋”。堂堂大国元首，号称天字第一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子民面前指鹿为马，食言自肥，真是不知人间还有羞耻，岂有此理！！！
这时，我开始怀疑：毛泽东放的屁，未必是香的？中国有宪法和法律，共产党有党章，就是不敌毛泽东一句话！
他在这篇社论中还说，“右派”在共产党里有，民主党派里有（民主党派的大多数头面人物，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费孝通、曾昭伦，钱伟长、原云南省省主席龙云、黄绍闳、陈铭枢等人都被钦定成了“右派”。这些人，个个才如江海命如丝，在民主革命时期，都是积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权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有的本身就是国民党政权的达官显宦，他们是在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背弃了国民党政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投奔共产党的，一旦毛泽东认为他们已无利用价值，就把这些人当成阶级敌人，置之死地而后快。毛泽东的卑劣行径说明，共产党的统战政策，那里是在同民主党派同舟共济，完全是在过河拆桥。从此以后，中国的民主党派，就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花瓶—政治装饰品），党政干部中有，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界有，还特别提到大学生中也有，在他这一道圣旨下，上百万的党政干部、文人志士、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工作者、青年大学生等众多的无辜，就成为毛氏暴政杀戮下的冤鬼。
毛泽东又得意的说，现在共产党掌握了强大的政权，不怕“右派”作乱，对他们（指“右派分子”）不用称反动派，只叫“右派”就够了，还强调：现在对他们不用定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办法对他们也是适用的。
毛泽东的喜怒哀乐，牵涉到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荣辱兴衰，身家性命啊。
重庆大学对我的所谓斗争也在升格，由批判错误言论开始，然后层层加码。在我班的批判会上，还故意要我主持会议，叫大家来斗争我，着实是在捉弄人。他们要我笑、要我哭，叫我心神恍惚，逼我当喜剧演员，弄得人啼笑皆非。
在斗争我的会上，除李朝枢、陈跃华、刘闰蕊、刘中孚、李子谦（一个不折不扣的两面派，鸣放初期，全班同学中只有他最活跃；反“右”时见我成了他的替罪羊，为了自己脱身，就变本加厉地加害于我。在1959年、1960年、1961年连续三年大饥荒时，他也知道饥饿的滋味不好受，连同学的香烟火柴他都要偷，某晚上跑到学生食堂偷馒头，被炊事员活捉，事后把他弄来曝光，为此，他毕业分配受到影响）、蒋静毅等几个跳梁小丑，轮番上阵表演。可后面就是没有人响应。
这几个道德行为上的矮子，必须要站在无数个无辜叠摞的脊背上，才能显示出自己的高大。
当时我在想，只要我还活着，我将要用我的行动和人格来证明，陈跃华、李朝枢、刘闰蕊、刘中孚，李子谦你这几个披着人皮的豺狼。你们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丧心病狂地来嘶咬我这无辜的，你们言语、行为已丧失做人起码的良知，要我承认你们还是父母所生，吃五谷长大的人，那是我对你们的抬举和宽恕。
同情我的人，见杀气腾腾的反“右派”斗争，已经拿我来开刀祭旗，都吓得鸦雀无声，立即转向自保，纷纷起来与我划清界线，免得自讨苦吃。有的甚至干起卖友求荣的勾当来了。
最突出的要数重庆清华中学十五级甲组、当时又在电机系一起就读一个专业的一位女同学陈某某，我们是1949年10月1日以前的老同学，她有一个哥哥和我在朝鲜战场牺牲的三哥刘子西是同班同学。她的父亲曾经是1953年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鲜慰问志愿军慰问团的成员，亲临朝鲜前线，慰问过英勇杀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又是重庆清华中学的校董，重庆市开明的民族资本家。她的家人对我这个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战士是有好感的。当我从南开中学考到重庆大学与她同系同专业时，她用极大的热情欢迎我又和她同学啦。无疑平时接触甚多，无话不说。反“右派”初期，我向她倾诉过我的冤枉：我认为贴我大字报的人居心叵测，并对当局言而无信的举措不满。我向她述说的都是心里话。哪知道她用一张大字报的形式，把我对她说过的那些话来了个和盘托出。并附上她的评语，指责我态度不老实，对反“右派”斗争口是心非。她这张揭发我的大字报，当时起到了极坏的作用，对“质问刘武支书”那张诬陷我的大字报完全是火上浇油，成了匪徒们置我于死地的有力把柄，使我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我为人首次尝到了被朋友出卖的痛苦。她是重庆市的名门闺秀，从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起，一直是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真没想到，一场政治运动来临，为了争取表现，她公然也变成了卖友求荣的人。她出卖我所换来的是，得到重庆日报记者王古泽先生在报纸上表扬她的两句话“站稳立场，划清界线。”但不幸的是她家中有两个为人处事十分正直的哥哥1957年也被划成了“右派”，同我一样成为无辜受害者，遭到非人似的待遇，苦苦地挣扎二十余年，终于活出来了。
气氛不对，大家都强颜欢笑，却有一股说不出的萧瑟。
电机系党总支负责人李继瑞先生，为了大造声势，就召集全年级的中型会议来批斗我。其他两个班的同学，我们彼此之间根本不了解，只有那些争取表现的“反右斗争勇士”、职业打手、学生特务，凭着爹妈交给他们的那条三寸不滥之舌，什么污蔑诽谤人的话都能说得出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特别是工农速成中学保送来的那些工农兵学生，他们平时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可是在“反右派”这场政治运动中，他们职业打手的本性复发，个个表演得十分精彩，这群打手的看家本领，在反“右派”斗争中再次全部施展出来。
一些品质不纯的人，越来越丧失做人的理智。暴露出在毛氏暴政统治下，由于毛泽东的唆使纵容，他们由最高级动物向低级动物倒退的本能。
小会、中会批斗接连不断，我在精神上受尽折磨，人格受到极大侮辱，那些打手、走狗们好像不知道我是人，也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
后来，又要我不断的写检查，交待“反党企图”，总之，是不断地进行疲劳轰炸，我就成了他们任意宰割的羔羊。
他们特别提到我父亲是地主兼资本家，在土改中被共产党枪毙，强迫我承认有杀父之仇，利用这次大鸣大放来发泄阶级仇恨。实际上，父亲死时我已参军，他在解放前、后的所作所为，我并不清楚，只知道1950年，重庆解放初期，他是巴县杨道南县长特定的乡民代表。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我认识了我的父亲是一个地主、资本家，确实是吸劳动人民血汗的剥削者。在我的记忆中，我对他的为人处事一直就不怀好感，他受到的惩罚是罪有应得。我得知他被枪毙的信息时，正在朝鲜东海岸固守海防，我当即向组织把问题讲清楚的，我拥护政府的作法，没有同情父亲的遭遇，我没有为他鸣不平。我的立场和我的表现，是在朝鲜战场对敌人的斗争中,经过考验证明是合格的。所以我才在1952年5月、在朝鲜战场火线上加入了青年团。
其实我鸣放时所提的意见，与我父亲被杀之事，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扯不到一起来的事，这群匪徒硬是要生拉活拽地把我推向阶级斗争的靶场，把我当成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来嬉戏。
毛泽东逼良为娼，把那些拥戴他的人，真正地为他的政权流血卖命的人，随心所欲地划成“右派分子”，定为阶级敌人，列为专政对象,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奴隶。
我最自信的是，我是一个从朝鲜战场上，经过枪林弹雨，复员回来的战士，我与联合国军进行过殊死的拼杀，我的政治觉悟和对共产党的感情、绝不比其他同学差。可事实上，我错误估计了自己，共产党根本就不相信我，一直把我视为可疑分子，异己分子，只不过幸运地被他们利用过，不然为什么在学校党委作了保证，言者无罪；即使说错了话，也一律不给处分的前提下，我仅仅在他们三番五次动员下，提了两条意见，竟遭到如此残酷的打击、无情的斗争呢？我的悲剧就发生在我的自我感觉良好，完全是错误的。
1957年上学期期末考试时，当时重庆大学正在声势浩大地在斗争我，给我精神上施加无穷尽的压力，但我的每门课程在期末考试时仍取得良好成绩，顺利度过了期末考试大关。考试结束，可学校不放假，继续开展反“右”斗争。
这时，我的团支书一职已被电机系团总支撤销。他们又指定陈跃华任团支部书记，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团支部大会，讨论开除我的团籍。在这次会上，他才承认那张匿名大字报是他写的；那时候承认，自然可以得到封赏，他在会上诬指我三大罪状：（1）反苏反共；（2）攻击民主选举；（3）带领共青团支部向右转。他的话音刚落，我就立即退场，以示抗议。他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我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把我从朝鲜战场，火线立功争取加入的青年团团籍给开除了。1978年平反时，共青团重庆大学委员会、撤消了开除我的团籍的处分，并补发给我超龄退团的证书。
对我的斗争、处理，表面上虽说是告一段落，实际上仅仅是开始，更大的风暴和更残忍的斗争还在后面。
最无耻的事是，重庆日报记者王古泽先生，此人从未见过面。1966年“文革”伊始，重庆日报社第一个挨整的就是他，听重庆日报他的同行告诉我，此人私人生活十分堕落。他在重庆日报上写了一篇“陈跃华反右斗争受表杨”的报道。王古泽先生笔下生花，睁着眼睛说瞎话，他公然把我参加过抗美援朝这一事实，说成是假的，把我说成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内的、与共产党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阶级异己分子。按照他给我罗列的罪状，要是把我拿来活剐，似乎还便宜了我。这就是王古泽先生，作为一个专职记者的职业道德吗？而陈跃华领到的封赏，就是这篇文章中的七个字，“立场坚定斗志强”。文章同时也夸奖了出卖我的那位女同学陈某某。
今天不知王古泽先生是否还活着，我倒很想问他几句：1966年夏天，重庆日报社里、你的同行们，拣起你当年打过我的那根钢鞭，回敬你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味道？请你不要忘记中国民间的传统谚语：多行不义必自毙！也请王古泽先生的后人们注意：令先考王古泽先生是一个十分缺德的记者，为人处事，万万不可效法。
1957年暑假只放了三个星期。
我在西南美专的老同学、老战友余林同志知道我被开除团籍后，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充满了对我的同情和关心。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看见一个在朝鲜战场与美军拼杀过的志愿军战士，怎能在和平时期，且已成为大学生的人，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邀我尽快到美专去休息几天，让脑子放松一下。到了西南美专后，余林同志对我表示出了极大的关爱，他找到美专学生会主席李仁杰（李仁熹大哥的三妹。李仁熹是我三哥在清华中学时同班同学，后来一道相约参军，感情上像兄弟般亲密的朋友，三哥牺牲后，李仁熹大哥特意嘱托家人关照我）来开导我。她诚心诚意地安慰我，并鼓励我不要悲观失望，一定要振作起来，继续前进。
1957年夏天，重庆大学反“右派”斗争如火如荼，校园里气氛阴森恐怖；李仁杰作为共产党员、四川美术学院学生会主席的她，公然还敢到重庆大学来看望、安抚、开导我，接触一个被斗得狼狈不堪，众叛亲离的、非亲非故的“右派分子”，这种行为当局要视为大逆不道的，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她的人格、人品堪称一流，令人崇敬。我现在能在深圳安居乐业，也与她的关爱是分不开的。
假期中，我应邀到了李仁杰姐家中休息，见到了伯母（仁杰之母）。她是一个十分贤慧、善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她老人家在我最困难时给予的帮助，令我永生铭记。她称得上是我的再生母亲。还见到了从云南大学放假返家的李仁焘（仁杰五妹，我在南开中学的同学，1957年暑假我处于极度危难时，她也专程来重庆大学安抚过我）。她们盛情地款待我，并没有因我是一个正在挨批斗的“右派分子”而怕受牵连，一个政治上落魄的人，能得到这股暖流，犹如雪中送炭，不禁令人感激涕零。
从那时起，将近五十年漫长的岁月，是伯母把我从饥寒困窘中救了出来，并教我怎样做人，教我文学诗书，我的生命得以延续，有一半是伯母的功劳。伯母：您安息吧！您当年拯救、教诲过的那个青年人，现已在深圳安居乐业，过着中国普通老百姓衣食无愁的退休生活，而且还有企业争相用高薪聘任为高级技术顾问，要是您今天还健在，能看见我的今天，那不知有多么的高兴。
1957年的暑假，我班同学大部回家去了，其他各班仍在穷追猛打“右派分子”，重庆大学上空笼罩着一片阴云，令人不寒而栗。
我已挨斗了十几次，团籍也被开除了。我以为组织上已对我作了最后处理，事情算是了结，谁知有一天，三班的周家启，听说此人在重庆大学混得不错，气势汹汹地对我讲：“刘武，你要继续写检查，暑假不能休息。”这群打手竟如此冷酷，不知他们要把我折腾到何时才善罢甘休。
假期中，也有几件令人难忘的事。有一天，在沙坪坝大街上，我见到王汝弼同志，他是我重庆南开中学的学长，是空军转业回来复学的学生，夫人是动力系的辅导员黄纹综老师。他知道我被开除了团籍，仍走近我,并和蔼地对我说：“小刘，不要灰心，你还年青，生活道路还很漫长；只要努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另一件事是，同我一齐考上重庆大学的中学同班同学黄铸洲兄弟，因眼疾正在西南医院住院治疗。有一天，我去西南医院内科求诊，顺便到住院部去看他，并把我在团内受处分的事相告，他安慰我说：“不要难过，将来事实会证明你没有错！”此事果真被他言中了。事隔21年，我那1957年的沉冤终于得到平反昭雪。1986年重庆南开中学五十周年校庆时，我曾经见到过铸洲老弟，他的眼疾一直没有好转，不知现在可安好？另外一个是我的老战友、重庆清华中学的老学长邓堪同志，1957年暑假从北京师范大学返渝探亲，特意来重庆大学看望我。当时重庆大学校园内，到处都贴有攻击我的大字报，叫人望而却步，可是他还是勇敢地来见我，并陪我玩了一天，说了许多勉励我的话。我和他的手足情谊，整整保持了半个多世纪。
还有令人捧腹的一幕；有一天我去南开中学找哥哥，在南开中学足球场看台上碰见王钟伦，他是重庆南开中学1956级三组的学生，我和他不在一个学生班，彼此认识，并不了解。重庆南开中学1956级参加高考的330名考生中、仅有的六名落榜生他算其一。当时他的生活算得上一穷二白，仅靠重庆团市委每月救济他六块钱维持生活。他见到我一本正经地说：“刘武你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最近遭开除了团藉，是吗？你大概是继承了胡风分子的主观战斗精神吧，要不怎么会落得右派下场。”他完全以一副进步自居的面孔在教训我。他是我在反“右派”斗争时,南开中学的同学中出现的第二个落井下石的人(第一个是女打手李爱华)。不知何故，此公在1986年重庆南开中学50周年校庆时，我年级1957年被划成“右派”的几十名同学合影留念时，他自封是右派，硬要和同仁们合影为快。
也有因为同情我而受到牵连的人，他们是：采矿系的陈图光（清华中学同学），团内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动力系的李广元（清华中学同学）、机械系的彭安国（南开中学同班同学）都被划成“右派”。李广元现在河北省某发电厂任党委书记。动力系的张树和、殷世红，机械系的孙庚武、翁登选、电机系的谢永健等，均属同学，我们之间并不认识，也被划成“右派”，他们都因或多或少发表过一些同情我的言论，竟遭受如此致命打击。
其他平时友好的同学，看见了同情我的人的下场如此可怕，大家相遇时都假装不认识，只好稳车避离；要不，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右派分子”的殉葬品。
1957年秋季开学，我已顺利的进入二年级。这学期与以往的学期大不一样，反“右派”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到处都在搜索漏网“右派分子”，搞得人心惶惶，正常的学习次序显然受到干扰。那些打手、走狗们斗争我两个多月，仍不甘心，每逢开会，我就成了刽子手们的谈论中心。这时，我已变成学生中的奴隶，凡是为走狗们服务的劳役，如打开水，扫厕所、做清洁等等都落到我一个人身上，这就是毛泽东“不提倡”的，这一群人去压迫另一群人。
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的封建极权统治变本加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块土地上，他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他已是犹如天子的皇上，春生秋杀，无所不可，显露出他这个有文化的土匪头子的真面目。他还想主宰整个世界，他要作全世界人民的领袖，自封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他认为整个世界，只要有他的六亿中国子民，再加上有小米加步枪的几百万军队，都可以被他征服。他坚信枪杆子里头出政权，地球上的一切都可以用枪杆子来改造，似乎天、理、良心都在枪口上。
1957年，前苏联（今天的俄罗斯）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聚集了上百个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党魁，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宣言”。二十世纪共产主义海啸席卷大地，摧残世间良知，使道德论丧，人心堕落。它的毁灭性是可怖的，却是有限的（苏联及东欧各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到了1991年彻低土崩瓦解）。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狂妄地宣布：“从现在起，中国只需用十五年的时间，就能超英（国）赶美（国）”（现在已快到五十年了，怎么样？中国超过了英国？赶上了美国？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在痴心妄想）。从此，他的言行更加肆行无忌，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真乃是“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中国的老百姓成了一群羊，毛泽东就是赶羊的人。
他提倡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宣扬与人斗，其乐无穷。他时刻教育子民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就是要挑动子民们相互之间无端的猜疑、仇恨、相互厮杀，这样有利于他的封建法西斯统治，造就鹤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势。
仅仅搞个反“右派”斗争，他还觉得不够味，于是在1957年底，又在大专院校中布置开展“红专”（毛氏词典常用词）大辩论，把那些努力学习、成绩突出，对政治运动不感兴趣的人打成“白旗”。既然是“白旗”，当然就要拔掉，拔“白旗”的手法是残忍的，沿用了斗争“右派分子”的那一套办法，稍有不服，就是“右派”帽子一顶降罪。重庆大学在“红专”大辩论中，又划了几十名“右派分子”。
从1958年起，停发了我的调干助学金，此后我生活费，只好求助哲流哥哥提供。
1958年没放寒假，重庆大学全体学生去农村兴修水利，我们电机系是到北碚区蔡家乡灯塔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的。返校时同班女同学蒋敬毅要回北碚西南农学院家中去过春节，她公然要我把她的被包背回沙坪坝，从蔡家场到沙坪坝有三十多公里的路程。我十分吃力地把她沉重的被包背到学校，她连道谢都没有一声，好像是我这“右派分子”理所当然的应该孝敬她，是她这个“右派分子”的女儿（因她老子是西南农学院的“右派分子”）开了一个盘剥奴役我的先河。
返校后，接着就是讨论处理“右派分子”的事。共产党规定，对大学生中的“右派分子”有三条处理办法：（1）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2）保留学籍，劳动考察；（3）留校察看，继续学习。
这时重庆大学又掀起一波斗争“右派分子”的狂潮，打手、特务、走狗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喊出的口号是，“斗倒”、“斗臭”“右派分子”。从政治陷害到人身攻击，无所不用其极，哪里是把“右派分子”当人在说理斗争，而事实上是一群疯狗，疯狂的围攻一只孤立无援的羊羔。这群畜生个个在争当咬“死老鼠”的英雄。当时的中国，毛泽东已把它构建成一个人变兽，兽变恶，恶伤人的社会，人性的良知、道德、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理念已完全丧失。
请读者注意“斗臭”二字，本来这个人是不臭的，要把他搞臭，只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使劲地向他身上泼屎尿大粪等脏东西，不要多大功夫，准保叫他臭气熏天。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如屎尿大粪一般的污秽语言，把“右派分子”给搞臭的。
他们的这些无耻章法，不会对我起到触及灵魂的忏悔作用，更说不上他们是在教育人、挽救人，治病救人，留给我的是仇恨，刻骨铭心的仇恨，令我痛恨毛泽东这魔头造的孽，痛恨他的倒行逆施，痛恨他草菅人命、乱杀无辜。
就在这一片喊打、喊杀声中，重庆大学，只用了二十四小时功夫，又增加了一百多名“右派分子”。这些新冒出来的“右派”中，有的几天前还是反“右派”斗争的勇士，而今竟遭到火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在电机系电力专业全年级讨论处理我的会上，主持人陈跃华这个狗仗人势的畜牲，气势汹汹地宣布：“今天是讨论处理极右派分子刘武的大会。”他又给我“加冠晋爵”，封了一顶“极右派帽子”。杨宗鑫这个“三花脸”趁伙打劫，声色俱厉叫我站起来接受众人斗争。女打手刘闰蕊发言第一位，她飞扬跋扈地指骂我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说我这种人从娘肚子里掉出来就是个坏蛋；头上生疮，脚板心流脓，从头坏到底；这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没有资格继续留在人民的大学里读书，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开除学籍、送去劳动教养。
这调子是电机系党总支书记李继瑞先生授意的。李继瑞先生是重庆大学电机系反“右派”斗争时的前敌总指挥，他的老子是四川省达县地区的恶霸地主，被共产党枪毙的。“四清”前他在重庆大学校党委组织部工作，“四清”时，工作组的同志告诉他，他这种家庭出身的人，不宜作组织工作，结果他的组织向他明示，他是个可疑分子。1987年，时任重庆大学副校长的张新民同志，约我去重庆大学，请我帮助他协调重庆大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之间的一些关系。我在张新民同志的办公室见到了李继瑞先生，当我问他还认识我不？他假装着不知道，张副校长向他介绍我是电机系的校友，落实政策后在南开中学校办工厂任厂长。这时我见他的表情十分难堪，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的威风扫地，尴尬向我道了一声对不起。现在此人已变成了鬼。接着发言的人，只有曾宪捷、唐能敏、李子谦、苟显思（1959年重庆大学学生去市郊白市驿支援农村“三秋”时，遭受勾端螺旋体病毒感染死亡）、文伯余（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儿子）、杨宗鑫等几个家伙在鹦鹉学舌。特别是三班的刘遂生这条鹰犬，恶毒有加，极尽伤害人之能事。他们这几个穿着人衣不拉人屎的畜牲想要在我身上取土，培植自己成为“胖左派”，洗雪他们在几个月前因同情我、为我公证、伸张正义的“罪责”。这几个人，据我了解，今天没有那一个混到过共产党的书记、政委的宝座上去，听说在1957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多少遇到还有些说不清的麻烦，不知他们这些今天都是年过花甲的老人，是否为当年的鹦鹉学舌、恶意伤人的行为后悔过？
其余的人不敢提出异议，只能说同意刘闰蕊的意见，而且硬要人人表态。会议结束时，陈跃华这个狗东西假惺惺地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还能说什么，我已是菜板上任人宰割的一块猪、狗、鱼肉，横切竖切就你方便。
1958年3月下旬，重庆大学集合了2000多危险分子（那时重庆大学全校师生员工不到6000人），到离沙坪坝二十公里的歌乐山上去抗旱。当时风调雨顺，并无旱情，被指定去抗旱的人，除被划为“右派”的人外，就是全校在红专辩论中，当成“白旗”的人，家属中、亲戚中、有着被杀、被关、被管（制）的可疑分子，其中也不乏几个月前，反“右派”斗争时的“英雄”。那些反“右派”时的“勇士”、政治投机商，不管他们表演技巧是何等高超，终归掩盖不了他们是可疑分子的真面目，共产党是从来都不会相信他们的。
一个6000人不到的学校里，就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是共产党认定为的“危险分子”。这些人在歌乐山上集中劳动三天，全无行动自由。后来才知道是，1958年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市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后毛泽东要到重庆市来视察，为了他的安全，重庆市委决定：把重庆市区内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毛氏暴政把这些人统称“五类分子”，实际上就是那个社会的奴隶），各个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政治可疑分子，一律撵到距离市区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方管制劳动，美其名曰“抗旱”。毛泽东这个中国的流寇头子演变成皇帝的人，所到之处，威风八面，警戒森严、寒气逼人。
我班在鸣放时，起来指责过那张诬陷我的大字报的几个同学、李宗汉、邵明华、曾宪捷等人，无一幸免地被集中“抗旱”，李朝枢、刘遂生等打手充当看守。
正当我们在歌乐山“抗旱”时，重庆大学校内，又掀起交心浪潮，所谓的“交心”，就是要你交待在你思想上、有过与共产党离心离德的想法。大多数学生，由于年青无知，没有接受半年前鸣放的教训，把自己有过的一些想法，毫无保留地、甚至添油加醋地，用大字报或者书面的方式作了交待。同学们这一善良的行动，给他们日后的生活道路设下险阻，因为他们向共产党交待的真心、全心，这些全部都塞进了他们的人事档案，成为人事部门控制使用他们的有力依据。
1958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作政治报告，此人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一个与毛泽东并列挂像的人物。1966年“文革”风暴降临，他是首当其冲，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也保护不了他，结果是被斗死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得意忘形的总结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并把“右派”说成是中国目前存在着的两大剥削阶级，更荒唐的是把中国人当时的工作效率说成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以后的“放卫星”、“乘火箭”、一亩地产“三十万斤稻谷”就是在这个口号下吹出来的。这种荒谬之至的言论，竟出自中国共产党二号人物之口，作为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公开发表出来，未免滑稽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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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30 17:1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