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余生 铁窗惊梦——酒泉城郊农场纪事（上、中）

Gowest

铁窗惊梦——酒泉城郊农场纪事(上）
2008-06-08 18:10 阅读(?)评论(0)
铁窗惊梦
——酒泉城郊农场纪事

车到酒泉城，已是星斗满天、夜色深浓的时候了。我们三十多个人挤在一辆卡车上，车上面蒙着帆布，只能从前在缝隙里看见街道两旁建筑物在路灯照耀下不大清晰的轮廓。车子转了几个弯，没有路灯了。眼前只是一片昏暗。我们知道出了城，但不知道把我们送住何处。大约走了三四十分钟，汽车终于停在了一片荒野上。押送人员让我们带上行李下了车。排好队，查点了人数，然后，让我们进到附近的一顶大帐蓬中去。车排队查数的时间里，我朝四周看了看，隐约地看见东面有许多圆形的大帐蓬，有许许多多的人也排着队朝那里走去。西面有些建筑物黑魃魃地看不清楚。北面黑压压地似乎是林带和灌木丛。南面则停着许多汽车，各个车上正在下人。进帐蓬时候我看见周围有警戒人员。帐蓬不大，地上长着一丛一丛的青草。地面十分潮湿。我们把铺盖卷一件挨一件紧紧地摆放好，各自坐在各自的铺盖卷上。人挨人挤得满满的。我们清楚这里将是我们不知要呆多少时间，不知要遭逢到什么样的命运的生活、改造的地方了！
内心里充满了惶惑不安，酸楚与悲凉，头有点发晕，肚子也在咕咕直叫。昨天早上五点钟，我们便从武威被押上了汽车出发了。出发之前，押解干部给我们每人发了四个包谷面窝头，每约有四两重。他告诉我们说要走很远的路，这是两天的干粮，一路上不再发给吃的，不能一天吃完。出了武威城不远，禁不住馍馍的诱惑，我先是打算只尝一两口，不多吃，然而尝了一口，便想吃第二口、第三口，我把啃了几嘴的包谷窝头装进袋子又取出来，取出来又装进去，反复了好几次以后，终于忍不住吃完了一个。左右一望，同车的人都在吃，干脆再吃一个，留下两个明天再吃。吃完了两个。不但没觉得饱，反而越饿了似的。抵抗不住食欲的进攻，心想现来的福现享吧。到明天再说明天的。三下五除二把四个馍馍全吃了。不光我是这样，绝大部分的同伴也都把馍吃了个精光，那时，太阳才刚出来，车子还没到永昌。
不是我们这些人太贪吃、太馋，实在是饥饿把我们逼成这样。几个月来，老吃珍子糊糊，而且数量有限，不能尽饱，偶而吃回白面，确实胜过山珍海味，但只是香而不饱。每天是吃了早饭盼午饭，吃了午饭盼晚饭。今天四个喷香的馍馍到了手，棉花见火，怎能不着？送我们的汽车都是些老掉牙的破车，路上光抛锚，走走停停，修修走走，一直到深夜，才挪到张掖城里。当天夜里，风雨交加，在风雨中下了车，被赶进了一所庙宇关了起来——知道的人说这庙叫甘泉庙——整整一夜，不要说吃的，连口水都没有人给。今天，又早早起身朝西走，颠颠簸簸，又是整整一天，粒米未沾牙，滴水未进口，饿得头昏眼花，浑身无力，胃里难受得猫抓一般，现在总算到了目的地，总会给我一点吃的吧！然而，我们这一点希望落空了，一直到天亮，没有人来问过我们一声。长夜漫漫，饥肠辘辘，好不容易盼到了天亮，眼巴巴地望着有人来给我们一点吃的。时间在焦灼地盼望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一直到了九点多，从帐蓬门的缝隙中看见有好多人抬着好多大木桶往帐蓬前走来。木桶里热气腾腾，顺风飘来的香味 一个劲地往鼻子里钻。每个人都忍不住大口大口咽唾液涎水。高兴得真要跳起来。送饭来了！送饭来了！这下有救了！大家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可是抬饭桶的人并未在我们帐蓬前停留。而是送到别的帐蓬面前去。抬过去十多桶饭竞没有一桶给我们。一个来钟头以后，其余各帐蓬的都吃完了饭，送饭的人抬着空桶往回走了，看起来，是没有我们的份了。每次抬空桶的经过我们帐蓬，大家都喊：“喂，我们还没吃饭哩！”抬桶的人头也不抬，也不停步，就像没听见似地径直走了过去。饥饿绝望，许多人都低声哭泣起来，哭着，哭着，孙庆玉竟昏过去了。他年纪大了，身体又弱，实在是支持不住了。大伙很着急，但没有什么办法。我们不能随便出入，押送我们的干部又不见人影，向谁求救呢？中间有个张有才，想起了一个法子，说给他灌上些小便就会清醒过来。于是，便有人给孙庆玉灌了些小便。他动了动，睁开了眼睛，但还是昏昏沉沉地躺着。这时，从门前走过一个戴着红袖标的干部模样的人，有人便喊：“报告队长，我们这里有人昏过去了！”那人听了，便停下脚步，把头伸进帐蓬问：“怎么回事，你们是从哪来的？”大伙回答：“民勤来的。我们已经两天没吃饭了！孙庆玉饿得昏过去了。”“押送你们的干部呢？”“不知道。从昨晚到今天他没有来过。”那人说：“好！你们等一回，我去到灶房看一下。”说完，便大步流星地走了。停了一、二十分钟，他带了两个人抬着一大桶面汤来了。汤桶一放下，那人便先给孙庆玉留了一碗，叫抬饭的一个小伙子给孙庆玉灌，然后，便叫我们出去排队打汤。喝完第一碗，许多人便手拿空碗一拥而上，围着汤桶抢着舀汤。桶口小，碗太多，舀上汤的拿不出来，没舀上的又伸不下去，叮叮铛铛一阵乱响。有的人舀了一点，又被打落在地，秩序大乱。那个干部一再喝止，但无济于事。他一生气，便一脚将汤桶踢倒，汤流了一地。有些人便爬下从地面上吮吸。多半人只喝了一碗面汤。那人走了不久，来了两个武装人员，叫我们在帐外集合准备出工。孙庆玉起不来，他俩就让他休息，其余的人被带到了帐蓬南面的建筑工地上做打夯的工作。就是把挖好的房屋地基，因大木夯夯实。木夯有一人来高，直径有四十公分左右，约有二百多斤重。夯的两边有各有一个扶手，由两个把持，保持平衡，木夯下边，周围钉有六个铁环，每个铁环上都拴着一根麻绳，由六个人各扯一根麻绳，口中喊着“用力抬啊—噢号嗨呀”的号子，同时用力扯起，同时松绳，木夯便重重在砸在地面上，一砸一个老坑。我们多是拿惯笔杆子的，没有经过劳动锻炼，只抬一会儿，双手便磨起了血泡，后来血泡磨破了，鲜红的血，把麻绳染得红红的，痛彻心肺，简直无法忍受。再加上长期挨整挨饿，近两天又未能吃上一顿饱饭，头重脚轻，本身站立都很难，实在抬不动。然而在带工干部的呵叱、催逼下，不得不双眼含泪，喊着号子，机械重复着抬夯的动作。一心只望太阳赶紧落山，好让我们回去，可是要命的太阳就像钉在了那里似地不移不动。过一阵，望一望，太阳还在那儿，过一阵再望，太 阳还不偏西。一天的时间是那么漫长。“度日如年”，我们都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个词的含意。无奈，只好口中喊着号子，脸上挂着泪珠，东倒西歪地抬着夯，好不容易熬到了收工。那一天，不知别人是怎么想的，我整天想的是死了比活着好得多。
收工后，每人一个馍馍（约在半斤重），一碗菜汤，虽然远远满足不了空胃的需要，然而总算是吃了一点五谷，压了压饥。另外一件难受的事，是晚上不能睡觉。前面已经讲过，帐蓬小，人多，每个人只能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打盹。晚上休息不好，白天还要了工，身体的困倦，腹中的饥饿，真是无法形容。谁都盼望着房舍早日建成，好搬进房子去住。，苦熬了十来天后的一天早上，管教干部通知我们带上行李到外面集合，重新编队，我被编在二中队四分队第二组。全农场共编为六个中队，每个中队辖四个分队，每人分队一百人，每个分队的十个小组，每小组十人。我们小组组长是张世豪，上海人，原《大公报》社记者，同组有严瑛，甘肃天祝人，原安远中学教师，秦多义，武威人，原武威二中教师，王烈勋，东北人，原永昌县公安局局长，甄文涛，天津人，原甘当省医药公司职工，邢政，兰州市人，原 兰州城关区政府工作人员。丁文明，张掖人，原张掖一中教师，还有陈大德和张元，这些情况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编组一毕，就在管教干部苏占元队长带领下搬到新建的宿舍里住下了。房屋刚刚盖起来，墙上的草泥还是湿漉漉的，新泥起的炕墙里填满了湿沙，上面铺了一层麦草，麦草也湿湿的。一个小组住一个炕，那炕纵不过两主，横不够三米，。要睡下十个人实在是不行。白天挤着可以坐下，晚上睡觉只能是打颠倒睡，挤下七个人，余下的三个人蹲在两条炕中间的狭小过道里“候补”。哪个去起夜小解，他的铺位便有“候补”的补上去。因为吃不饱，大家只好靠喝水来填胀肚子，所以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多次起夜解手，少的要跑五六次，多的要跑十来次，这样，炕上睡，地下蹲，谁也得轮上好几次。当时已是十月，天气已经很凉了，被褥都是湿的，睡进被窝也没有暖意。为了怕冰凉，每个人睡觉都不脱衣服，日子一长，每个人身上都生了虱子，而且多得可怕。工地上每当休息，所有的人，几乎全开始抓虱子，衬衣、衬裤上、绒衣上，绒裤上，不仅挡缝中密密麻麻排满了虮虱，就是没摺的地方也全是虮子、虱子的世界，不要说用手抓，指甲掐，就是抖，也能抖得虱子熙熙攘攘地满地爬。那种情景，真令人不堪回首！
从搬入宿舍之后，除了木工队、铁工队、饲养员等人以外，所有的人都投入了挖排喊渠的劳动。酒泉土层很薄，许多地方只挖六七公分深，就挖到了砂石层。也就有了水，脱去鞋祙在水中挖沙子，那滋味可真不好受，又加砂子十分难挖，用铁锨挖，挖不动，只能用十字镐刨，再用铁锨一点一点地捞起来扔上渠岸，特别费劲。两顿吃不饱的饭，远远不能满足繁重体力劳动的需要，老觉得饿，再加上晚上休息不好，疲乏得头晕眼花，浑身无力，两条腿上好像绑上了沉重的铅块，然而每天的挖渠任务还必须完成。好不容易盼到了收工回来，吃罢晚饭，还要集中学习。每晚照例由小队长读报纸，念文件，然后由管教干部分队长训话。每天晚上都折腾到十一、二点以后才让睡觉，而觉又睡不好，不上一个月，饥饿、疲劳、体力的巨大消耗，心理上的巨大压力，使许多人的身体很快消瘦下去，病号逐渐多了起来。场里没有卫生所，病号可以向分队长请示，由他带去看病。大夫看过以后，凡开给病假条的，可以留下来休息，光给点药，不开病假条的，看完后一律出工。卫生所的所长是王大夫，是个转业军人，他不大懂得医道，一般也不给病号看病，具体看病的两个医生，一个叫杨益德，兰州人，原先是兰州城关医院的大夫，一个叫香兴仁，是民勤县重兴医疗所的医生。他俩只能看病，不能开条子。由王大夫给开。而王大夫的作法是不是危重病人，不给开休息条子。因此，出工前集合时，各组组长及管教干部又多了一份工作：拉病号。凡是没有病假条的，或是病假条上休息日子满了再没有续开条子的人通统要集合上工。躺下不起来的就把他们拉出来，让别人扶着去上工。谁要硬躺下不起，就不给发中午的一个馍头。为了这个馍头绝大多数病号就硬挣扎着去上工，可又走不动，出工队伍拖拖拉拉的，拉得老长老长，走上一段，带工队长不得不让前面的停下来等后面的，工地远的有七八里路，近的也有二三里路，时间大半花在走路上。有个张世青是甘谷人，原来是个小学教师，看病时医生没有给他开病休条了，连三天都被拉起来去上工，被搀扶着到了工地上，他站都站不住 ，只能躺在那儿，收工时，还得别人搀抚回去，十分吃力。有人向苏队长建议，看起来张世清真的病得很重，就让他休息几天吧。苏队长说：“不行，凡是没有病休条的，一律不能在家休息。不能破了这个例。如果谁也想装病休息，那还了得！”到了第四天，苏队长指挥几个小组长去把张从炕上拉下来的时候，他面色蜡黄，气息奄奄，已经无法站立了。他们只好让他躺在地上，又去拉别的病号了。晚上收工回来，大伙儿一进门，发现张世清仍然躺在地上，眼睛睁得大大的，十分吓人。叫他不应，一摸他的脸，冰冷冰冷的，不知什么时候就死掉了。不光我们队上有这种情况，听说别的队里也有类似事件生。我们每个人都战战兢兢，惟恐自己得病，特别担心要是得了重病，那后果连想都不敢想。这种情况，一直到十月下旬，才有了一些改变。有个唐体刚，是个老革命，原来是定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不知为了啥事，也被押送到这里来改造。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干活干不动，又爱认个死理，动不动就跟别人争长论短，有时还敢顶撞管教干部，成了全队出名的顽固分子、抗拒改造的典型。为他的牛脾气，他吃了不少苦头。在劳动中不但经常受到叱骂，还挨过带工干部的嘴巴。有一次得了重感冒，队长不让他休息，他躺在地上大哭大喊，几个人也拉不起来。病癒之后，他把自己吃不饱饭，有病不让休息，经常受到管教人员的打骂等情况写成了一份报告，带在身上，乘陆大队长进来检查时交给了他。陆大队长名叫陆万忠，是甘肃省劳改局第七劳动改造大队大队长，是我们农场的最高领导人。他看了唐体刚的报告后不几天，就给每人每天增加了半斤粮，还给医务所打了招呼，凡是病号一定要精心医治，需要休息的，一定要给开病休条。又给各中队、分队的管教干部说了，要他们改变不好的作风，不能随便骂人、打人，对没有病假条的病号，要看具体情况，适当地分配一点轻活。这些情况他在劳改、劳教人员大会上公开作了宣布。并号召全体服刑及劳教人员努力改造，争取早日新生，当时会场上所有人员都听得又激动，又兴奋，有许多人高兴得流下泪来；觉得有了活头，有了盼头。由于伙食有了改善，虽然还不能全饱，但毕竟好得多了，加上人们有了心劲，精神上的压力相对减轻了，所以各方面的情况都好多了。
转眼到了十月下旬，天气很冷了，渠里的水开始结成了冰。每天出工先把冰打破，然后赤脚下水进行挖掘，实在是太难忍受了。这样干了两三天，领导们看着实在不能再干了，便宣布全场停工，转入冬季整训。先是学文件，听政策，读报纸，讲形势 ，然后是鉴定：每个人都要自我汇报几个月来思想改造情况，对过去错误、罪行的认识与批判；对党的路线、政策的看法，自己在劳动的具体表现，今后改造的决心与计划等等。自我汇报一完，管教干部便启发、动员大家对被鉴定者进行评议批判和检举揭发，评判其自我汇报的内容是否属实，检举揭发其反动言行，批判其思想根源，并且指出，积极发言，检举揭发顽固不化、抗拒改造者的反动言行是靠拢党、靠拢政府、立功赎罪，争取早日新生的具体表现。于是，便有一些平日好打小报告因而初步获得管教干部信任并想进一步获得赏识，以便早日回去的人，一些想借此立功，表现自己已经脱胎换骨，改造好了思想，应该早日释放的人，轮流发言对被鉴定者进行猛烈的进攻。他们大都态度激愤，言辞激烈，从保卫正确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的高度，揭发某人在劳动中消极对抗，某人曾企图进行破坏生产的活动；某人曾讲过什么反动言论，继续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诬蔑和攻击，仿佛他们就是最最革命的左派，是党和社会主义的保卫者似的。其实，他们的所谓检举揭发，绝大多数是捕风捉影或是断章取义，任意扩大，无限上纲，有的甚至捏造事实，信口雌黄，被鉴定者只能赶紧低头认罪，从灵魂深处剖析自己的思想根源，如果加以辩白，拒不认“罪”，便会遭到“以皮肉触及灵魂”的教训——一顿拳打脚踢。不过，现在管教干部可不轻易动手打人，看着积极分子狠打死硬顽固分子，管教干部有时也说声“不要打”，但多的时候是一种怂恿的态度，一种观赏的态度，比如说当被鉴定者不承认揭发者所说的反动言行时，苏占元队长便说：“×××，死不承认罪行，妄图顽抗到底，你们说该怎么办？”便有积极分子们齐声响应：“砸烂×××的狗头！”“拒不认罪，死路一条！”紧接着便是暴行。若是有人为被鉴定者说几句公道话，他便会引火烧身，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同样的对待，因而有点是非观念，有点正义感的人都禁着寒蝉，不敢作声，何况当时情势是自顾不睱，谁愿把手伸进磨眼里去自找苦吃？有个庄学汉武威人，原是一位小学教师。老汉年纪虽然大了，但脾气还挺倔。在鉴定会上听了别人对他的检举揭发，满脸怒气，大声为自己辩白，被积极分子高林和薛管保几个耳光打得当场昏了过去。有个秦安人杨盛海，人很文弱，但性子却很火爆，脸红脖子粗地跟人家争辩，被几个人打倒在地，贾振邦还跑过去，在他身上踏了几脚，弄得他稀屎拉了一裤裆，满屋子里臭不可闻，诸如此类的事，每日每晚都会发生。人们在这种环境下，这种氛围中生活，真是战战兢兢，压抑而绝望。
冬训一开始，我便被苏队长指定为记录员。每晚一开会，我便就着一盏小煤油灯，坐在一张小桌前低头作记录，可以一言不发，对眼前发生的事，可以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内心的压抑、愤懑、酸楚、悲凉等复杂的情感却时时刻刻地折磨着我，使我难以忍受。心口上总像堵着一团棉花喘不过气来，除非睡着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只要一睁开眼睛，这种感受便第一个钻进我的头脑，使我一下子从梦境中回到现实中，立刻想到自己的身份，想到生活在哪种环境中，立刻想到如何想方设法度过眼前这一道难关。我小心翼翼地作着记录，唯恐写错一个字，记错一句话。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们正开评议鉴定会，忽然进来了十多名干部。走在最前面的是个约模五十多岁的干部，他态度轩昂，气势威严，跟在后面的人对他都很恭敬，看起来是个大干部。他们站在那里听了一会人们的发言，那个大干部到我面前拿起我的记录本看了看问：“你叫什么？从哪里来的？”我赶忙站起来作了回答，他们出去工夫不大，来了一个武警战士，到门前叫：“王顺和，带上行李出来！”当时我十分慌乱，十分害怕，不知道为什么要我带上行李出去，是不是我在记录本上写错了什么，或是别人向场里领导告了我的黑状，要关我的禁闭，感觉是凶多吉少。自从冬训开始，经常有一些因不服管教，违犯监规，拒不认罪，态度顽固，或思想反动，抗拒改造而被关入禁闭室，被关的人都是带了行李去的。说起来禁闭，每个人都胆战心惊。禁闭室设在场里最北面的一排房子上。门向北开，终年见不到阳光。农场这个地方，地下水很浅，不但地面很潮湿，就是用土坯垒成的墙壁，也总是湿漉漉的。房间里没有土炕，只在湿地上铺着一层麦草。到冬天，地面墙壁都冻得铁硬，铺着的麦草上也结着一层白花花的冰晶。被关进去的人，只能把褥铺在冻了冰的麦草上。人睡在上面，慢慢地把身子底下的麦草焐化了，湿汪汪的，一起来，连褥子都冻住了。薄薄的棉衣，薄薄的棉被，不足以抵挡寒冷的侵袭，再加上饥饿的折磨，真是比死还要难受一百倍。有的人因受不住折磨自杀了，如我们队五组的赵三才就用自己的裤带吊死在窗子的铁栏栅上。这个地方，人们在背地里都叫它做“鬼门关”。这次武警叫我带上行李出来，我一想到可能要被关禁闭，真是吓得要命哆哆嗦嗦的连行李都卷不起来。忙乱了好一阵，扛起行李，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下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幸好，他没有带我去北面，却把我带出了监舍大门，进了灯火辉煌的干部大院，他让我放下行李，进了门前挂着牌子的场长办公室。我看见沙发上坐着好几个人，当中是今晚进去我们监舍的那个大干部。我站在地下，手足无措，心情惴惴不安。那个大干部温和地问 ：“你是民勤人？”我答：“是”。他又问 ：“是哪个大学毕业的？犯了什么错误？”我一一作了回答。他说：“我看你记录记得很好，字迹工整，文字清楚，现在场里要给服刑及劳教人员每人整理一份档案材料，抽调了七个人来做这一工作。我看你可以胜任。你要认真负责地做好，也是你立功赎罪的一个机会。从今晚起，就住在场部大院，饭也在干部灶上吃，自会有人安排，去吧。”这时候，我一颗提悬的心才落到了腔子里。同时，一阵激动和喜悦使我眼里含满了泪水。我成了一个有点用处的人！场长竞然把我看在了眼里而让我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一点点才能，尤其使我高兴的是让我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阴森恐怖的阴曹，回到了人世间。当时的我，真是心潮澎湃，兴奋异常，如登仙界，如归故乡，那种感觉无法用言语表达。当晚睡在场部宿舍里，兴奋得一夜都没有合眼。第二天早上便开始工作，在这里我认识了从靖远中学来的昝泳洋，从和从高台中学来的许化民等人我和他们一块儿工作了两个多月。
转眼到了五八年的二月底，场里的冬训结束了，我们整理的材料也都做完了。管教干部便让我们各回各队参加场里春季生产。全场六个中队有三个中队搞春耕生产，两个中队接着挖排碱渠，我们中队的任务是开荒。被开垦的荒地在场部东南六七里，在酒泉四坝乡和花寨乡的交界处，是一片低洼的潮湿地约有两三千亩。上有一层薄薄的积水，是渗出地面的地下水，地面上星罗棋布地长着。大大小小的马兰草丛、马兰草墩的周围是密密麻麻的牛毛草。虽然是三月初，但气候还是很冷。我们拿着铁锹，脱了鞋子，到水中挖地，冰冷刺骨。地上蔓草密布，草根盘结，铁锹不容易插进土，赤脚用力把铁锹踏进土里，也翻不起来，想翻起一铣土，必须先用铁铣斩开三面，第四铣下去才能翻过一块盘满草根的土地。这种土块，农民把它叫做“草皮筏子”，很牢固，不容易松散。当地人常常挖起它来，晒干了，当土坯垒墙。可是想翻过弄绵种植庄稼，那就太难太难了。光脚板踏铁铣，很疼很疼，效率也低，有人就向队长建议让木工组给做木头鞋底，每人发一只系在脚上，踏起铁铣来就容易得多，好受得多。这方法果然有效，脚 没有那么疼，劳动速度也加快了许多。劳动当中，有的人苦中作乐，唱起了有名的歌曲《南泥湾》，一唱百和，许多人跟着唱了起来，工地上倒也热闹。这一阶段虽然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高，但由于伙食有所改善，食粮标准为每月四十五斤，场里还调来许多大白菜、胡萝卜、包包菜等蔬菜，虽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但是也能吃七八分饱，新建成了几幢宿舍，住宿条件也比较可以了。加上冬训的经验教训，所以大家的情绪都比较稳定，劳动上大都肯卖力气、发牢骚、讲怪话的人也基本没有了。
三月中旬，刚上工地不久，场里的通讯员来了，他对苏队长 说了几句话，苏队长便把我和同组的严瑛叫到他跟前说：“你们两个跟着小杨回去，到场部听从安排。”一路上我问杨通讯员：“我们回去干什么？”他说：“不知道，你们回去以后自然会知道。”有了上次的经验，我并不怎么紧张，可严瑛却显得惶惑不安，我安慰他说：“放心，不是什么严重的事，要是严重的事，会叫小杨一个人来叫我们？早叫武装人员来押解了！”到场部生产科，陈科长对我俩说：“你俩回去收拾行李，到大门口等候，跟汽车到祁连山里挖羊粪装车去。给你们带了一个月的口粮和蔬菜，还带了几桶水。那里有藏族老乡放牧，你们要和他们搞好关系。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要很好地完成任务。让你们自由劳动，是场里对你们的信任，你们要加强自我改造，严以律己，不要辜负了场里领导的希望！”他说一句，我俩应一句。那种激动，那种兴奋，那种美妙的如醉如痴的感觉，简直没法形容！
汽车开出农场，在甘新公路上急驰。我俩并排站在汽车上，望着远远近近的村庄，刚刚吐芽的树木，遥看有绿意的田野，正在劳动的人群，心头一阵一阵涌起感慨、怅惘、失落和思念亲人的复杂，莫可名状的感情波涛。这种情感渐趋平静的时候，兴奋激动又占据了心头。即使是暂时的，但总算得到了渴望已久的自由，没有枪杆子押住我们，没有管教干部监督我们，没有积极分子监视，没有大墙内的窒息，没有诬陷，没有训斥，没有打骂，没有人性扭曲的丑恶表演，没有良知泯灭的野蛮行为，我们将要去一个神圣的、纯洁的、充满阳光的世界，只要挖下羊粪装满汽车，我们就完全自由了，想看书就看书，想蹓跶就蹓跶，想休息就休息，多么惬意！多么逍遥！而且同伴又是严瑛，是我十分了解，十分亲近的正直而善良的一个小伙子！他绝不是那种靠出 卖自己的灵魂而攀高的人，绝不是那种靠诬陷别人而妄图洗清自己的人！他本是天祝县安远中学的一名教师，因为不善于讨好领导，因为爱讲真话，在此次运动中，为了完成指标任务，被领导鸡蛋里找骨头渣子，给他拼凑了一些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将他送到农场来劳动教养，他整天沉默寡言，不和别人多交谈。也许和我有缘吧，他于无人处，总爱和我说说话，说的话十分友善。他经常悄悄提醒我，我说错了什么话，今后要注意，要注意某人，他爱向领导打小报告，等等等等，有时还偷偷抓给我一把烟叶子让我过把瘾。日久天长，我俩互相产生了信任感，有时一个脸色，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别人不易察觉的手势，我俩都能沟通，了解它的含意。感谢上苍，这次偏偏选了我和他为伴，真是天遂人愿！
载着我俩的愉悦，载着我俩的激动和兴奋，载着我俩的歌声、笑声，汽车向西飞驰过了玉门镇，拐向南方的祁连山驶去。大约又跑了两个来钟头，车子进入一条不大宽的峡谷，曲曲弯弯地拐了几十个弯，终于在一个山坳里停了下来。贴近山坡有间小石屋，石屋前面的斜坡上全是羊粪，山坡上有个窑洞，门上挂着帘子。窑洞上面的烟囱里，烟雾缭绕，看起来有人居住。李师傅对我们说：“这里叫蓬茨沟，是藏民的牧场，也是你们要挖羊粪的地方。看见前面那个山嘴了吗？到那里往西一拐，有个大羊粪场。卸下行李，你俩带上十字镐和铁锨快去挖羊粪，待会儿我就开过来装车——前几天我和陈科长来过这儿，和藏民说好的。”
很快地装走第一车之后，在往石屋回走途中，我看了看山势，山越往南越高，山峦起伏，重重叠叠，放眼望去，远处的峰巅隐隐的和蓝天相接，仿佛插入了云端似地飘缈高耸。东西各边是两座山岭相对峙，自南向北倾斜，中间形成一条宽约五六十米的弯弯曲曲的河谷，一直通出山外。山上长满了各类灌木和野草，开着五色缤纷的小花。河谷中有水流冲刷的痕迹。上去一个小山包往北眺望，只见山势越往北越低，大大小小的山包宛如向北倒下去的一般。山口并不很远，山口外广袤，辽阔的平川，苍苍莾莾，一望无际。我一边欣赏着山景，一边唱着自编词儿的秦腔：“喜今日开笼把鸟放，皇恩浩荡真无疆……”严瑛呢，连蹦带跳，还“喂…喂…喂 …”地大喊，来抒发自己的 欢快之情。喊声、唱声，在祁连山里久久地回荡。一直到我俩喊尽兴了，唱尽兴了，才停息下来往回走。是啊，好几个月没有喊过，没有唱过了，没有这样自由地呼吸过了！现在竟然梦幻般地到了这童话般的深山中，到了这脱离喧嚣、仙山般静谧的地方，到了这青山如画、芳草如茵、充满诗情画意的环境里，怎不令我们欣喜若狂，手舞足蹈呢？
我们正往小石屋搬放行李的时候，从山坡上的窑洞里走出一个老奶奶。她身穿紫色长袍，长袍上镶着黑色花边，扎着一根红腰带，头上梳着许多根小辫，戴着一个窄窄的头圈，头圈后拖着一根长长的，有五寸左右宽的带子，带子上缀着许多饰物。古铜色的脸上布满了刀刻的皱纹。看样子是一位藏族老人。她来到我们面前，站定了，微笑着打量着我们，看了好一阵，才用不大流利的汉语问：“你们是从酒泉农场来的？”我俩同时回答：“是”。她又问：“你们是‘油派’？”我们又回答：“是”，她低声地自言自语地说：“怪，怪！这么好的小伙子，怎么会去偷油？”听了她的话，不知道她说话的含意，一时之间，竟把我俩给楞住了。还是严瑛的脑子灵，他很快就想明白了。他对我说：“我们是‘油派’，是偷油贼，当然是坏人了！”我一想，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引得严瑛也笑了。她神态严肃地对我们说 ：“过去的事不提了，只要以后不偷就是好人。走，到我窑房里喝碗酥油茶去。”我俩受宠若惊，迟疑了一会儿，还是跟着她去了。窑房很大，一套四间，有卧室、有伙房，房间里有几套旧被窝和一些简单的灶具。看得出老人家里也很贫穷。在叙谈中，我们知道了她的老伴和女儿顿珠为社里放羊，挣些工分。她有病，不能放羊，只能做点剪羊毛、挤奶子之类的工作。一年下来，全家三口人也只能维持生活。太阳快落山时，老阿爸和女儿赶着羊群回来了。还跟着两条牧羊狗，在羊群周围跑来跑去。狗儿汪汪，羊儿咩咩，空旷的山坳里顿时热闹起来。老阿妈闻声出来，帮着老伴和女儿把奶羊隔出来，一一拴在一条固定的长绳上，准备挤奶，我帮不上忙，只能站在一边看着，严瑛是天祝人，经常和藏族 胞打交道，会挤羊奶，他也赶过去，拿起一只砂罐，帮着他们挤奶。他们父女三人用藏语交谈，不时地望望我们。我猜想可能是老阿妈给他俩说有关我俩的事。谈了一会儿，老大爷的脸上浮上了一层笑意，他们的女儿一边用双手熟练地挤奶，一边打量着我们。先前听她妈妈说，她只有二十岁，现在细细端详，她似乎比实际年龄大十岁，圆圆的脸庞，大而明亮的眼睛，显得很好看，但由于长期风吹日晒，脸上的皮肤很粗糙，额头上已经有了明显的皱纹，脸色黑里透红，显得很健康。她穿着一件旧的土黄色长袍，头发扎成一二十条小辫子。袍子后面没有像她妈妈那样缀有饰物的带子。看我们的时候，她的眼角眉稍流露出一丝笑意，显得淳真而善良。很快我们就和这家人成了朋友。每天早上起来，帮助他们将一些乏弱跟不动群的羊儿隔下，用一干草喂养。把汽车装满开走以后，还帮老阿妈用石头对窝，把青稞捣碎，这青稞珍子是她家的主食。有时还帮她捡些牦牛粪，捡些柴火，让她做燃料。老阿妈每天让我俩拿回一罐羊奶喝。晚上在酥油灯下，她们喜欢听我俩讲讲山外的生活，讲讲外面的世界有多大，讲一些轶闻趣事，讲一讲未来。她们听得认真而有兴趣。在我们讲的中间，不时地问长问短，顿珠知道我们识字，便要我俩教她，我们简直成了一家人。我们俩也忘掉了忧愁，忘掉了烦恼，仿佛脱离了苦海，回到人了世间一样，过了十几天的正常人的生活。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天顿珠告诉我们说，前山里草场不好，他们要搬到后山去放牧，一直到秋后，才可能搬回这里来。这一走，恐怕再也不能见面了。她想识字的愿望也就落空了。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很有点黯然神伤的味道，我们听了也十分怅惘，有种若有所失的感觉。果不其然，在她说话后的第三天，老阿爸赶来两头牦牛，驮上全部家当，赶着羊群，带着牧羊犬走了。我们送她们，送了两三里路，临别时老阿妈拉着我俩的手说：“你俩是好人，将来会有好日子过的。我们去的地方，就在这座山的南面。”她用手一指方向：“你们若是有工夫，能来转一转，就来吧，路也不远，不过三四十公里，翻过那几架山头到了。那里没有窑房，看见牦牛的帐蓬，那就是了。”我们和老阿爸、顿珠告别，顿珠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眼圈儿都红了，半晌，只说了一句：“你们到山南来一趟吧，我等着你们！”我俩的心里酸酸的，大有和亲人分离的凄苦的感觉。望着她们渐渐远去的背影，尤其是顿珠一步三回头的情景，不禁凄然泪下。
他们走了，我俩的心里空荡荡地回到了石屋里，默默地坐着，老半天谁都没有说话。从和她们分别的失落、怅惘，想到了和老父老母、妻儿分别时情景，阵阵思亲之心，思乡之念，使久已平静的止水翻起了阵阵波澜。使我陷入到了思恋、酸楚、凄凉悲伤等种种复杂的情感里，久久不能平静。忽然严瑛说：“汽车早该来了——为什么到这时候还不来？”他这一句话把我从情感世界里带回到了现实中：“是啊，怎么还不来？”便和严瑛一起出去，到附近的小山包上眺望，从中午望到太阳偏西，一直望到了太阳压了山头，还是不见汽车的影子。我说：“兴许是汽车出了毛病在修车吧。今天可能不来了，我们回去吧。”第二天早上，仍然一如往常地去挖羊粪，捡粪中掺杂的石头，不知不觉又到了往日车来的时间，但仍不见车来。我俩便又上了那个小山包眺望，这个山包虽小，可它北面的地势低，站在这个山包上，可以望见山口以外很远的地方。一直望到天黑，车仍然没来。就这样盼了三天，还是不见汽车的踪影。我俩左猜右测，实在想不出原因，心里都很焦急。第四天早上起来便跑了七八里山路出了山口，到山外去等待。出了山口是一马平川，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一会儿，从遥远的地平线上荡起一股冲天的灰尘，朝着我们飞旋而来。“汽车来了，汽车来了！”我俩禁不住欢呼起来。然而，那股灰尘眼看离我们不远，却又朝西边旋去了。又过了一会儿，又是一股灰尘从远处冲天而起，飞旋而来，我俩的心中又升起了一点希望，但那股灰尘又在等待中消失了，一天当中，出现了这么一二十次，一次次让我们燃起希望的火焰，又一次次地熄灭。后来，我们终于知道了，那是戈壁滩上的旋风，不是汽车荡起的尘土。严瑛说：“肯定是出了什么特殊的事，谁知道它什么时候才来。我们蹲在这里，不知道等到多久哩！”我说：“汽车要是多日不来，带来的水再吃两个月也没问题，只是带来的口粮可是不多了，这倒是个大问题哩。”严瑛把粮袋子提过来，掂了掂说：“六十斤面粉，还没吃上二十天，就只剩下十来斤了。从今天开始，一斤面粉至少要吃一天，只要饿不坏就行。山坡上有地卷皮，头发菜，还有‘黄狗卵子’都能吃，我们就拾点、挖点、贴补着凑合着吧！”当天晚上，两个人只吃了一把面的糊糊。第二天清早，便沿着山沟往北走，一面拾头发菜，一面拾地卷皮等车。有一种草刚露土，严瑛认得，他用来时带的小铲将它的根挖了出来，样子像红薯，只是小一点，他说这就是‘黄狗卵子’，可以吃。挖了七八个，等到中午，不见车来，便回到石屋，把头发菜和地卷皮用水一泡，拣去杂草石屑，发菜像黑色的粉丝，地卷皮像黑木耳，相当好看，烧糊糊时，便调一些进去，搁点盐，还挺好吃。把‘黄狗卵子’洗净，焖熟，味道很好，甜甜的，绵绵的，像洋芋，又像红薯，但这些东西不能多吃，吃多了便会闹肚子。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零一天，（严瑛在墙上画道道，过一天画一道）。面粉彻底完了。抖完了面袋子，又把袋子倒提在锅上面，用小棍子轻敲，好把所有的面粉都能敲下来。没有了面粉，光吃那几样东西不行，起先不过是拉稀，到后来是吃什么拉什么，净是黑水，本来长期挨饿，身体早已羸弱，加上这样拉肚子，我俩几乎都起不来了。
面对死亡的威胁，我们深深感到生命的珍贵，求生的欲望是那样强烈。去年以来，每当被揪斗，被凌辱，被伤窖的时候，心里老想着，与其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现在当死神真要光临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了“蝼蚁尚且贪生 ”的道理了。我们默然相对，无所为计。我们心里明白，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天，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但我们不愿意死，更不愿意死在这与世隔绝的祁连山里，做孤儿游魂，然而有什么办法呢？
在断粮后的第五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严瑛便轻声叫我：“顺和，你醒的没有？”这几天以来，胃肠里先是难受，后来是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从昨天起，肠胃没有那么疼了，只是头晕眼花，浑身骨头就像散了架似的，一点儿力气也没了，一点儿弹挣也没了，耳朵里嗡嗡地响个不停，眼睛一睁，前面全屎苍蝇乱飞，只好昏昏沉沉地躺在铺上，明白一阵，湖塗一阵。听见严瑛叫，便说：“醒着呢，你要说什么？”他说：“好兄弟，你听我说，我们不能死。我们都有父母妻儿，他们昼夜盼望我们回去团聚，我们不能让年迈的爹娘失去依靠，不能让年轻妻子的希望落空，不能让我们的孩子成为孤儿。我们都很年轻，来日方长，我们都读了多年的书，有文化知识，没有派上用场。，我们都蒙受冤屈，死了是个屈死鬼。我们要活，要想办法活下去啊!”我说 ：“严哥，你说得对，我们不能死，可现在山穷水尽，面临绝境，在这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深山旷野，哪里有我们的活路呢？”他说 ：“我昨天晚上一直在想，终于想到了一求生的法子——其实，我们前几天就应该想到，翻过祁连山，去找老阿爸阿妈，要一点粮食回来，我们就有救了！我身子比你弱，走不了那么远了。你比我强一些，你起来挣扎着去，听老阿妈说，不过三四十里地，我相信你一定能走到，我相信你有这种意志，这种毅力。我俩的生命就交给你了！”我慢慢地站起身来，一阵眩晕使我闭了好一阵眼睛。我说 ：“好，我去，只要有一口气，我一定要找到他们。万一找不到，碰上别的牧民也好，他们 绝不会见死不救的，你等着我。”他慢慢地翻身起来，紧紧抱住了我，泪流满面，哽咽着说 ：“好兄弟，你去，你去吧，吉人自有天相，老天爷会保佑你的，我等着你，等着你回来的那个时候！万一你回来，我已经死了，请你设法告诉我的家人，我的笔记本上有详细的地址和亲人姓名。你一定能活着回来，我有预感。去吧，好兄弟，但愿你我二人能再见面！”说完他伤心痛哭，我也禁不住热泪滚滚，心痛肠断！望着他蜡黄而瘦削的面孔，真是百感交集，凄楚不胜！半晌，我放开他，毅然决然地说：“你放心，我一定要找到他们，一定能回来救你！你可要挺住啊！”走出石屋，我顺手拿了一根帐蓬杆子，当做拐杖，一步一步踏上了求生之路。严瑛慢慢地扶着墙走出门外送我。走了好 一段山路，回头一望，还能隐隐约约地望见他的影子。
顺着山谷一直往南，大约有二里多路，便到了大山脚下，高高耸立的山峰顶上，去蒸雾绕，仿佛插入了云端似的。我拄着拐杖慢慢往上爬，只觉得头发晕，心口堵得慌，两腿软软地不听使唤。爬几步，便停下来喘喘气，缓一缓，再往上爬，虽然那座山头，高不过一二百米，斜坡也大，但是对于我来说，无异于攀登百丈悬崖。爬着爬着，头脑里忽然冒出了一句唐诗：“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想，这祁连山也和蜀道一样难行，蜀道再难，还是被勇士们征服了，开通了栈道，祁连山再难，我也要翻越它！又想起，祁连山是东西走向，蜿蜒绵亘数千里，而从南到北，纵深一定不会很长，也许只是两三座，最多不过五六座山头！只要咬牙，坚持住，翻过山头，就能到达山南。就能找到老阿爸他们！这样一想，我觉得大有盼头，身上仿佛添了点力气似的，就这样，一边给自己鼓劲，一面慢慢攀登，终于登上了这座山峰的顶端。纵目一望，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老天爷！前面的山头高低起伏，云缠雾绕，一片苍茫，犹如大海中汹涌的怒涛，连绵不绝，哪里能望得见它的尽头！我不由得一屁股坐了下来，浑身酥酥地松劲，一步也不想走了，我真想躺下来，就此了结自己的生命！蓦地，一个念头钻进了我的脑海：不行，我必须得走！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还年青，我才活了二十一岁，我还有用，我不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在这荒无人烟的深山之中！闭上眼睛，我仿佛看见了老父老娘慈祥的面容，妻子亲切的脸庞和女儿可爱的笑脸，我仿佛听见他们在喊我：“回来吧，我们等着你，你一定要回来啊！”我一骨碌翻起身来，暗下决心，走，只要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松劲，除非一个跟头栽倒死掉！扶着拐杖，我开始下山。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这话真是一点儿不假。上山费劲，还可以爬几步松口气，脚是踏在实处的，能用上劲，必要时还可以手脚并用，而下山就大不相同了！身子朝前倾斜，每往下踏一步都有踏空栽下去的感觉。而且腿脚酸软，膝关节好像失去了作用，跟没有膝盖骨一样，软软地要栽倒。没有法子，只好侧着身子横行，一寸一寸地往下挪。好不容易下到谷底。又爬前面的山头。就这样，爬过了三座峰头，而前面茫茫云海之中，还是露出了陡峭的山峰。这时，我的脚掌脚趾都起了泡泡，磨破了，鲜血淋漓，坚持着走，疼痛还能忍住，少停一下便是针刺刀扎般疼痛，好几次想放弃，听天由命，但最终还是求生的欲望占了上风，仍然挣扎着极其艰难地行走。说是行走，其实是机械地挪动。太阳快偏西，我下了一个山头，在山谷里躺下来闭上双眼休息，好一阵，不想起来。忽然耳边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微微地睁开双眼，便看见面前地上一个小洞里，伸出两只毛茸茸的耳朵来，伸手一抓，竟然抓住了耳朵，将它提出洞外，原来是一只小动物。它长着一身长长的细毛，一对圆圆的红眼睛，说是兔子也不太像，四个爪子乱蹬，吱吱啼叫。我大喜过望，一下子来了精神。狠狠心，抬了块石头，将它打死，埋在沙子当中，捡了点柴火，在上面生火烧了起来，一阵儿工夫，小东西烧熟了，扒去烧焦的皮毛，一阵阵肉香扑鼻。感谢上苍赐给我救命的灵丹妙药！多少时间，没有吃过这么香、这么好的东西了！狼吞虎咽地吃完了肉，还把小骨头慢慢嚼碎了咽下去。说来真怪，这么好东西吃了下去，胃里反倒像是猫抓一样的难受。强打精神，站起身来，望望太阳，大约到了下午三四点钟了。前在的山路还很遥远，不知道还有多少座山头要爬，再不能耽搁了，赶太阳落山走不出大山，找不到老阿爸他们，碰不到牧民，今天晚上带饿带冻必死无疑。横下一条心，朝前行进。当爬上一个山顶望见前面还有山峰的时候，我便对自己说，前面山头算最后一个，要是爬上它前面还有山峰，我就不走了，死了算了！然而当千辛万苦爬上前面山顶时，又不得不重复这个誓言。这时，我已经不是凭体力在走，而是凭意志、凭决心、凭对生的渴求的一种精神力量支持着我没有倒下去。当太阳压上西山头的时候，我终于爬完了最后一个山峰。站在山顶上，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辽阔的一望无际的草原，像碧波荡漾的大海。一群群羊儿像是涌动在大海波涛上的白云。苍茫碧海中还点辍着几顶黑色帐蓬，宛如海中的小岛，帐蓬上面飘动着缕缕炊烟，在夕阳映照下，显得绚丽而静谧.一阵狂喜涌上心头。我想喊，喊不出来，想快快下山，但已经油尽灯枯，丝毫没有力气了。缓了一阵，连滚带爬地下了山峰，我听见了狗的叫声，我望见一个人向我奔来的身影，但不由自主地倒了下来，昏迷了过去。
当我醒过来慢慢睁开双眼的时候，已经是在灯火昏暗的帐蓬里了。听见有人说：“好了，好了，他醒过来了！”转头一望，看见老阿妈正端着一碗奶子向我走过来，顿珠就站在我的旁边脸上带着微笑。我挣扎着要坐起来，顿珠按住我说：“不要急着起来。我给你喂几口羊奶吧。”她用小勺舀起羊奶一口一品地给灌，我忍不住哭出声来，多少委曲，多少苦难，一齐涌上心头。见了老阿妈，就像回到了母亲身边，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就像决了堤的洪水，滔滔地尽情倾泻。老阿妈和顿珠的脸上，也显出深深同情的表情。哭了一阵，我才对他们诉说离别后的情况。老阿妈听了说：“你再喝几口奶子，停一会我给你烧稀饭喝，挨了饿的人不能一下子吃得太多。”我说：“我得救了，不知道严瑛怎么样了。”这时，老阿爸挤完羊奶进来了，他说：“不要紧，你放心，吃饱了在这儿休息。明天五更天，我用马去送你，给你们带上些小米和青稞炒面。路不远，赶太阳爬上东山就能赶到——严瑛不会有事的。”喝了稀饭，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还是繁星满天的时候，老阿爸叫醒了我，用羊皮袋子装了一些小米和青稞面，驮在马上，我俩同骑一匹靛青马朝蓬茨沟跑去。来的时候，走了整整一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而回的时候却又这么容易。太阳刚冒花，我们便翻过了山头进入了山谷，不一会，便望见了那座孤零零的石屋。迫不及待地下了马，跑进屋里，看见严瑛躺在铺上，紧闭双眼，叫他不应，含着泪摸摸他的心口，还有占热气。老阿爸赶快用凉水搅了半碗炒面糊糊，撬开嘴给他灌了下去。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灵的神丹妙药了——灌下去一会儿功夫，严瑛便长长地出了口气，慢慢地睁开了双眼，望着我和老阿爸，双泪交流。我和他泪眼相望，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依依不舍的送走了老阿爸，吃了两天饱饭之后，我俩背上了行李、口粮和灶具沿着汽车走过的印迹，徒步跑了二百多公里回到了农场。回来后才知道场里的汽车都被调到大庆油田搞石油大会战去了，场里的领导又忘记了祈连山中还有我们这么两个人，这才把我俩困在深山里，几乎被死神请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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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铁窗惊梦——酒泉城郊农场纪事(中）
2008-06-08 18:08 阅读(?)评论(0)
我们去了不过两个多月，而场里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全国都在大跃进，要“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人都要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农场当然不例外。劳改劳教人员在管教干部的教育指挥下，在三面红旗的鼓舞下，提高了思想认识，认清了形势，鼓足了干劲，紧跟党中央的部署，紧跟全国人民的步伐，快马快鞭，欢快鼓舞地大跃进起来。部分人员被调到镜铁山挖矿石，建土炉，炼铁炼钢，为完成党中央提出的“一零七零万吨钢”的任务而日夜奋战。在场人员则掀起积肥、造肥、运肥、平田整地、田间管理、大挖排碱渠的新高潮。提出的口号是“两头不见日，午饭送工地，大干三个月，产量翻两翻。”场里建起了小化肥厂，日夜加班生产土化肥。大队人马一部用架子车拉，用扁担挑，用大筐抬，用背斗背，大搞拉 沙压碱，积肥运肥，一部分人大挖排碱渠，一部分开垦荒地，自三、四月份开始，人不卸甲，马不卸鞍，明苦夜战，干得热火朝天。灶房人员也不甘下游，写出决心书，表示要搞好伙食，努力为第一线人员服务。食粮标准增加了，饭菜花样增多了，味道做香了。他们还订出饭单和菜谱七天不吃重饭，主粮有花卷、馍头、荞面窝头、面条、旗花面、方块面、拉面等，蔬菜也丰富多了，白菜、包心菜、芹菜、南瓜、辣椒、茄子等，样样具全。俗说话：“吃饱肚子不想家”，许多人真的一改愁容，脸上有了笑意。住宿条件也大有改善。由原来的十人一炕改成六人一炕，休息时间也能睡个安稳觉了。队长的骂声少了，批斗人的场景也几乎没有了。五九年春节，虽然伙食没有前个月那样满足了，但还可以凑合，人们的思想情绪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各队都出了图文并茂的墙报，上面有歌颂三面红旗，歌唱大躍进，歌颂祖国等诗文，也有在劳动改造、教养中的深切体会及脱胎换骨重新作人的决心等等文章，使人读了深受教育和启发。戏剧组还排演了多台秦腔传统剧目和现代歌剧《白毛女》，从除夕开始一直演出到正月初六日。整个大院里充满了欢快的气氛。
在欢度春节的日子里，绝大部分人都显得高兴愉快，惟有我队的统计员秦多文依然是愁眉苦脸，整天长吁短叹，无事时独坐沉思，还时不时地掉泪。我和他同住一室，是好朋友，但我怎么安慰他、开导他，叫他忘掉忧愁，忘掉烦恼，振作起来，争取美好的明天，他总是心不在焉的点点头，算是接受我的劝慰与鼓励，但实际表现，并无改变。
我和秦多文是怎么认识并且结成朋友的？这里我想补充说明一下。我和严瑛步行五百多里跑回农场，得到了管教干部的赞许，说我们改造积极，忠实可靠，提拔我当了第二中队第四分队的生产小队长，发给了我一个红袖章戴在臂上，不仅本人可以自由出入场部大门，还可以带领部分被改造人员出场劳动，不需请示管教干部。还让我另住一间单人宿舍。这条件是相当优越。七月的一天，我们分队里又来了好几个劳改劳教人员，分编在各组，其中有一个人秦多文。他头发蓬松，面从憔悴，精神颓唐，表情冷漠，终日沉默寡言，经常唉声叹气，淌眼抹泪的，又不会劳动，又没有力气，无论干什么活总显得笨手笨脚，很不在行。 为此，经常受到小组长的责叱，管教队长也多次点名批评，说他不愿意接受改造，不愿放弃资产阶段反动立场，云云，而他总是低着头，默默地听着，从不为自己辩白。伙伴们多不愿和他接近。他得很狐独，在有限的休息时间里，他总是捧着一本书默读，不和别人交谈。有一天午休，他依旧读他的书，我一望是一本厚厚的英文书，心中很诧异，便问：“看的什么书？”他站起来回答：“是英文版的屠格涅夫的《猎人》。”我问：“你是学英文的？”他说：“不是。我是学中文的。学英文是爱好”。自此以后，我对这个秦多文有了很深的印象，有意地多接近他，并且凭着一点小小的权力，在调工时尽量调给他轻一点的农活，量个地，丈个土方，写个统计表什么的都让他去做。他做得很认真，没有出过差错。后来从昝泳洋口中得知这个秦多文原来是兰州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和李鼎文、丁旭载一起被称为河西三才子。他不但中文功底浓厚，而且英文程度也达到了可以翻译大部头文学作品的水平，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以前在武威一中任教，不知为了何事被送到农场来改造。我听了，更加加深了对他的好感，并逐渐转化为尊敬。恰好，每个分队要增加一名统计员，我便向管教干部苏队长推荐了他，从那时起，他便和我同住一间单人宿舍。但他仍旧沉默寡言、忧愁闷思的，一有点闲工夫，便读他的书，不多和我交谈，但他处处表现了对我的信赖与好感，我也把他当成了朋友，有啥事情总想对他说说。他心里到底有什么幽怨，我无法知道。
五九年春节过后没多几天，我带领了十来个人到翻过的荒地里去找马兰根、芨芨草、刺蓬等，背回来当柴火烧炕。那时宿舍大都盘了煨炕，用柴火把炕烧热，一则为了御寒，二则为了积肥（草木灰和 烧过的土坯都可当肥料）。太阳刚偏西，我们便回来了。一进场部大门，昝泳洋便把我叫到图书室里说：“老王，杨子华从武威来看秦多文，但场里不让接见，老秦哭得什么似的。你说咋办哩？”我说 ：“杨子华是谁？是老秦的妻子吗？”他说：“你俩同住一室，怎连这你也不知道？杨子华是他的未婚妻，他就是因为爱这个姑娘才遭人陷害被送到这里来的——这些以后慢慢说，眼下最要紧的是怎样才能让他俩见上一面！”我说：“那我先出去，找到杨子华，别让她走了。其余的再商量！”出了场部大门，哪里望也望不见个女人影子，南、西、东三南都没有，转到北面大粮库后面，看见一个姑娘脸朝墙站着，低声抽泣。我走到跟前说：“你别哭——你是杨子华吧？”她一下了转过脸，泪眼迷离地问：“ 同志，你咋知道我是杨子华？”我说：“我是多文的朋友。我想方设法让你俩见上一面，你向北走，直到桥头从那里下到排碱渠里，渠两岸全是沙枣树，可以遮住人，你顺渠往西走一百多米，就到了场部的西墙后面。你往南看，那儿有一个门向西开的小院子，房顶上有高高的烟囱，那是化肥厂。里面有一个老头看守，他叫史文忠。你上岸走进去对他说，是昝泳洋的叫你来的。你先在他那儿等着，我想办法弄了老秦来——千万注意，别让岗楼上的哨兵看见了！”我刚说完，她便急忙去了。
进去给昝泳洋说了，他说：“那老秦怎么出去？”我说：“你先去化肥厂，给放放哨，老秦的事，我想办法。”老昝走了，我便去叫了秦多文，来到大门口。大门上的哨兵说 ：“上面有交代，秦多文不能出去。”只好退了回来，停了一阵，我看换了岗哨，就让老秦背了一只背斗，跟着我径直往外走。哨兵问：“干什么去？”我答：“背柴火烧炕”。好！总算出来了，不敢从北面走，故意往南绕了一个圈子，从后门出来，进了化肥厂。恐怕他俩啼哭让别人听见，特别给老秦叮嘱了好几回。多文进去了，只听见隐隐的哭声。我和老昝，史文周推出来一辆架子车，卸开轮胎，装作修理的样子，一面打探着四周的动静，大约过了有半个多钟头，远远望见第三中队中队长李敬凯朝化肥厂走来。我和老昝继续修车，让史文周进去，叫他俩赶紧从后门出去，下了大渠，子华朝西向酒泉城方向奔去，多文则向东回场。大渠两岸，沙枣茂密，人一下去就看不见了。李敬凯显然是看到了什么才来的。他径直进了化肥厂院子转了一圈，问我们：“刚才这里那个女人是谁？”显然有人看见了，打了小报告。昝泳洋回答说：“是机耕队开拖拉机的杨开的老婆。她今天来闹着要和杨开离婚。我和王顺和把她劝到这里来，劝说了好一阵，她才回去了。昝泳洋是全场有名的改造积极分子，深得农场管教干部的信任，他这么一说，李敬凯相信了，走了，昝说：“老王，你快去找到杨开，把刚才的事对他说说，叫他知道这回事，万一李敬凯要是去问杨开，别露了馅。”
刚从杨开处出来，又碰上昝泳洋。他说：“我在这等你，有事对你说。老秦和杨子华见面时间太短光顾哭了，没说上几句。我想让他们团圆一夜，你有什么好办法？”我说：“行。场南面四坝公社有个老张爷，老俩无儿无女，是个五保户。住着一个小院子。他俩常到农场地里检个麦穗，拾个菜叶，一来二往，我认识了他们。是两个心地善良的老人。我去找他们实话实说，请他们帮忙，一定能成。你快去追杨子华，我在南面小路上等你们。”昝泳洋迈开大步走了。我去到张大爷家一说，老俩口满口应承。张大爷说：“没问题，我们家轻易不来串门子的人，安静得很。有个小屋空着，我收拾一下，笼个火打打寒气，把炕烧热，好让他们休息。”张大娘还直念叨：“哟，几年不见面，小俩口该多想念哟，今晚就让他们好好喧一喧吧！”说好之后，我便在半道上等老昝，太阳还不同落山，老昝就领着杨子华来子。我们先把她送到张大爷家，然后回到场里，又把老秦领出来，送到那里让住院病人夫妻团聚了一夜。
此后，秦多文的情绪好多了。他颓唐萎靡的样子完全没有了，做什么都有了精神。他告诉了我关于他和杨子华的事情，我才知道他被送到农场来改造的原因。她在武威一中任教时，杨子华是高中学生，她聪明美丽，勤学好问，他是她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她常在课余时间，到语文组办公室询问问题，慢慢地他和她相互产生了爱慕之情，但碍于师生关系，未曾挑明。直到她毕业工作之后，两人仍是来住不断，感情愈来愈深，恋爱一年之后，两人订了婚。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有个姓赵的法官，看上了杨子华，多次向杨求爱，都遭到了杨的严词拒绝，并且郑重地告诉他，她已和秦多文订了婚，不久就要结婚，请他不要再纠缠她。这个姓赵的求婚不成，怀恨在心，迁怒于秦多文，想要借机报复。他打听到杨子华十岁时，曾由父母做主将她许配给附近的一个姓张的男娃，当时他俩都很小，由双方父母按照当地风俗为他俩订了婚。解放后，随着《婚姻法》的颁布，这种所谓的婚约早已没有什么意义。姓张的小伙在十八岁那年参了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他曾经给杨子华写过信，表示了求婚意愿。杨子华在复信中婉词拒绝，说明自己已经有了对象。张又复信表示理解，并尊重她的选择。这种情况被这位姓赵的官儿知道以后，便以“破坏军婚”的罪名，逮捕了秦多文，并把他送到这里来改造。他这一年来，所以忧愁闷思，是为杨子华担心，生怕她一个弱女子承受不了太大的压力，而闹出大事来。这次杨子华来了，告诉了他，那个姓赵的曾多次来纠缠，威逼她，她气愤之极，曾经以自杀来表示了她的反抗。庆幸的是这个官儿犯了贪污公款罪，已被撤职查办了。威胁已不复存在。子华还告诉多文，她现在在武威四中任教。已经搬到多文家中，和他的老娘同住在一起了。尽管她的父母不同意她这样做，但她为了让他放心，毅然决然地这样做了。现在她一心一意地等着他出来和他团圆，告诉了我这些情况后，多文说：“老王，为了她，为了我的老娘，我一定要活下去！”我听了也为他高兴。
五九年冬天，生活十分紧张，饥饿又折磨着每一个人的身心。大队不出工，停止了生产劳动。但我和秦多文却沉浸在教和学的愉悦中。他开始给我讲古代汉语。他的惊人的记忆力，深刻的见解和流畅的口才，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是个很爱学习的人，平日里也读过一些中国古典文学，如《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也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如托尔斯秦，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文学大 师的作品，但理解并不深刻，只是一知半解，有的甚至是囫囵吞枣，知识体例上也不系统，拉拉杂杂的，经他讲授，理解明确了，认识深刻了，知识系统化了。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一有工夫，便听他讲授，他也乐此不疲，我认真记笔记，有些可以参考的书，图书室有，我便借来阅读，虽然有饥饿的困扰，但有丁文明设法接济，我还可以以小队长的身份，随时出去弄到一点吃的，使我俩的教和学得以延续。在这期间，我学完了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概论，语言学，逻辑学，中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等，等于系统地读完四年制大学本科中文系全部课程，使我的文学素养，精神境界都大大地得到了提高。
1961年，我俩先后回了家，67年冬天，我到了山丹煤窑去背煤打工，路经武威特意去看她。到了他家院内，喊了一声：“多文哥！”他闻声迎出门来，我一看他的模样衣着，忍不住一阵心酸，落下泪来，他头发蓬松，胡子拉茬，面孔憔悴瘦削。寒冬腊月，他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衣，外面套着件破绒衣，下身只穿着一条单裤，脚上是一双破皮鞋，其贫困潦倒之状，着实令我酸楚。他见了我，先是一楞，迎面扑上来把我紧紧抱住，几点热泪滴到了我的手上。杨子华也出来了，见了面也是悲喜交集，当天夜里，我们谈了多半夜。他的老娘已经辞世。他俩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家中别无经济来源，只靠杨子华每月四十来块钱维持生计。他译完了15部英文小说，就是无法出版，每天做饭洗衣，教大女儿学点英语单词，有时帮子华分析一下课文，一家四口日子过得很艰难。上面几次要把他弄到乡下去劳动，响应“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但他没去，上面催了几次，看他坚决不去，人也皮包骨头，也就罢了。我说了我的情况，并且说，再苦再穷，我的爱读书的习惯还是没有改变。他鼓励我说：“好兄弟，坚持下去，你还年青，又有些才华，共产党还是会用你的。眼前的一些作法，我老觉得不是党的政策，而是下面有人在胡搞。将来会改变的。”她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五更天了，我要去车站赶火车，他坚持要送我，怎么拦也拦不住 。在凛冽的寒风中，在滴水成冰的寒夜里，他穿着一件旧绒衣，一条破单裤，从武威县城北门海子巷送我一直到南大街。中间我好几次让他赶快回去，他嘴上说，好，好，好，我就回去，可脚下一直不停，到了南城门口，我说：“文哥，你再不回去，我永远不再来看你！”并且站住，让他往回走我才动身。当他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的时候，我又忍不住流下泪来。他对我的那份情意，到死也不会忘记。
1982年，我到民勤四中任代课教师，83年到武威七中担任高考考场监考。高考一结束，我便直奔多文家，又和他叙谈了一整天。他已经到武威师范学校代课，教的不是中文而是英语。月薪六十元人民币，杨子华调到武威城区小学任教，尽管收入微薄，但也可以糊口，较之五六年前，改善得多了，小可也长成大姑娘了，读初中，各门功课优秀，小男孩也活泼可爱，读小学。到了87年秋，我再次去看他时，他已作古数月，记忆犹新，音容宛在，两人去室空，永无见期，令我悲痛难禁。一代才人，河西三才子之一的秦多文，仅仅三十八岁，便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令人惋惜，令人感叹，关于我和多文回来后的情况，都是后话。
1969年11月份，生产科郑科长把我和昝泳洋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俩说：“场里化肥厂要生产氮肥和过磷酸钙肥，但缺乏技术资料，派你俩到夹边沟农场去找陈时伟，向他学习制造这些化肥的技术，原料、配方、生产程序等方面的知识。回来后指导场里小化肥生产。你们要认真学习。我已经给后勤上说了，给你俩带上半个月口粮，场里派车送你们，快回去准备一下，就动身。”
出了队部门，昝泳洋就问我：“你知道陈时伟吗”我说：“那么大的右派，我还能不知道？”反右运动开始后，《甘肃日报》上刊登了好多批判他的文章，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的《甘肃日报》上还用大号铅字以“陈时伟在九三学社批判会上咆哮起来”为题发了一条消息，说他如何坚持反动立场，如何顽固不化，气焰嚣张，如何诬蔑社会主义等等，这才几天，我还能忘了？处说：“你知道他原来是干什么工作的吗？”我说：“听说他是兰州大学副校长。”“对，他是有名的化学家，美国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曾在美国工作，很有成就，很有声望。抗日战争期间，他舍弃了优越工作，优厚的工资待遇，舍弃了汽车洋房，从欧洲转道回国。参加了祖国的抗战。他发明的一种炸药，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为祖国立下了功勋。前几年，周总理为了发展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加强西北高教的领导和师资力量，特地把他调到兰大担任领导职务。在反右运动中倒了楣，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教。他们那种人和我们这种草木之人不一样，自尊心极强，自视甚高。这一回一下子从天空中掉入泥潭，不知道成了啥样子。我们去了，对他要尊敬。他可是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啊！”我听了也忍不住跟着他叹息了几声，对于陈时伟其人不由地产生了几份敬佩与同情，希望能尽快见到他，认识一下这位闻名已久的专家。
来到夹边沟农场的地界上，我注意观察了周边的环境。这是一个十分荒凉的盐碱滩。田野上一片白茫茫，没有一棵树木，滩上只生长着一些骆驼茨、蓬蒿、碱柴之类的碱生植物，它们早已被严寒夺去了绿色，枯黄枯黄的，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虽然中间有田埂沟渠等痕迹，但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白花花的盐碱。仿佛从未耕种过一般。远处修建着一些房舍，周围有光秃秃的小树，若不是有炊烟飘起人们不会相信这里会有人住。这里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大批的知识分子被集中关押在这里劳教，本来是一个大悲剧，而这里的地域环境又为这幕悲剧蒙上了更为凄苦更加悲惨的色调。望着望着，我的心不由地异常沉重起来。
看了我们的介绍信，夹边沟农场一位管教干部脸上显得出鄙夷不屑的神色，对我们说 ：“你们来学做化肥的方法？找陈时伟？那个糟老头，他懂吗？他连铁锹都不会拿！既然你们来了，就去试试吧，看他能说出啥名堂来！”说着，他叫另一个管教人员带我们去找陈时伟。
进了农场大门，拐了几个弯，到一排房舍前面，他指了指七号宿舍说：“陈时伟就住在这间宿舍里，你们自己进去吧！”我俩把行李放在门外，推门进到屋里。屋子里烟雾弥漫，一个老人正用一个搪瓷茶缸在地下用土坯垒成的火炉上煮什么东西.听见我们进来，他慢慢转过身，看了我俩一眼，仍旧低头看他的茶缸。透过烟雾，我看见他头发灰白稀疏，很凌乱。满脸胡子拉茬，脸色蜡黄，瘦削不堪，两个颧骨高高突起，双眼下陷眼神黯淡，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穿着一身蓝色呢子制服，又脏又旧，和我想象中的大科学家一点也对不上号。他一句话也不说，也不理睬我们，仿佛屋里只有他一个人似的。看见火熄了下去，他便弯腰捡了些枯树枝树叶丢在炉子里，炉子里顿时浓烟滚滚，呛得他直咳嗽，昝泳洋走上一步，毕恭毕敬地行了个鞠躬礼说 ：“陈先生，你好！我们是从城郊农场来的，是来向你请教的。 ”他仿佛没有听见似的，只用一根粗树枝拨弄炉子里的树枝树叶，让它燃烧起来。我仔细一望，茶缸里煮的好像是干苦苦菜。昝泳洋又说：“陈先生，我们是特地来向你求教的，希望你能教我们。”他仍然不作声，只管拿了双筷子翻弄缸子里的苦菜。我把昝泳洋推了一把，对他使了个眼色，一齐退出房门。我说：“看样子，他很饿，挨饿的人哪里有心思去管别的事情！我们带的馒头让他吃两个吧！先解决了肚子问题，别的话就好说了。”昝说：“你说的很对，先试试，看他吃不吃。”我们来时，场里给我们带了二十斤面粉算是我俩半个月的口粮，本来应份是每人每天半斤，共十五斤，但由于管库房的龚福海和昝海洋是好朋友，不仅多秤给了五斤面粉 ，还给了四个白面馒头，每个约有2两重。我从提袋里取出两个馒头，递给昝泳洋，他走进去把馒头往桌上一放，说：“陈校长，我们来时带了点吃的，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请你把这两个馒头吃了吧。”他听了，急忙抬起头来一看，眼睛里露出了惊喜的光芒。仿佛穷人拾到金块一般，急忙走过来拿在手里说：“好，谢谢，谢谢！”一面说，一面狼吞虎咽地只几口就把一个馒头吃了下去。咽得直伸脖子，我急忙用拳头轻轻地捶他的后背，帮助他把食物咽了下去。吃完了第二个，他咂咂嘴，望着我俩，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我明白他的意思，只是想到我俩也在挨饿，那两上馒头可不可以也拿给他吃，我还在犹豫，昝泳洋已经到门外把那两个也拿来递给了他，也被他三下五除二，几大口吃完了。抹抹嘴，好像还没有饱。我说：“陈校长，熟食再没有了，来的时候，我们还带了点面粉，停一回，我们做饭吃，你看好不好？”他急忙说：“现在做好，现在做好。”说着，他拿过一个洗脸盆子，说：“这可以当锅使，柴火我这里还有一些，不够的话，我再去拿，场门外有的是。”看他那么急切，我俩不忍拂去他的意，便把脸盆当锅支在火上，用他的饭盆和了约有一斤多面粉，做了一盆清汤面片，氢他煮下的苦苦菜也调了进去，还搁了点盐未。做饭中间，他很少说话，只是不停地往炉子里添加柴火，。饭做熟了，我倆让他先吃，连汤带面吃了五碗，还伸手要添，昝泳洋对他说：“陈校长，你再不要吃了，挨饿的人，一下子吃得多了，要撑坏胃的。面粉还有，下午我们再做饭给你吃，好么？”他听了，很不情愿地放下了饭碗，嘴里还念着“香，香，真是太好吃了！”我俩吃了剩下的汤饭，收拾了盆碗，我俩又向他说明了来意，他听了，说：“你们还知道这世界上还有陈时伟这个人吗？你们知道他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么？你们不怕中了他的毒？”我俩齐说 ：“陈校长，我俩也是被改造的对象，也是被冤屈，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我们来找你，向你学习做小化肥的技术，也是奉命来的。你不教我们，我们完不成任务，回去不好交代啊。你就勉为其难，教我们一教吧！”他听了，沉默半晌，然后是一声长长的叹息，叹息中充满了无限委曲、无限愤懑和无限感慨。然后又是沉默。我俩本来也没有什么好心情，在这种气氛中，也是无限怅惘，无限悲苦，三人默然相对，凄楚不胜，半晌他才说：“我太累了，要休息了，到明天再说吧。”
第二早上，又做了一盆面片，面少汤多，他连吃带喝了七八碗下肚，面盆里只剩了些面汤，我俩便抓了些面粉，搅在汤里，加了点水，烧开，做了点糊糊，我俩每人喝了两碗，盆里还有不多一点，陈先生望着不时咂咂嘴，显出贪馋的样子。我是挨过饿的人，深深知道挨饿人的心理。长期挨饿，一旦吃饱了，但心里还是饿得慌，还是非常想吃。便说：“陈校长，你若是还想吃，就把盆里的这点也吃了吧。”他听了，高兴得直点头说：“好，好！”一面端起盆子就吃同，这次吃得很慢。吃完以后，便捂住胸口呻吟起来。说胃疼得很。我赶快给他按摩，揉搓了好大一会儿工夫，他才慢慢地不叫疼了。我俩扶着他躺下休息。便退了出来。到了下午，我俩再去看他的时候，他精神好多了。见了我俩便说：“年轻人，让你们见笑了，笑我陈时伟这么大年纪了，还不知道饥饱，可你们不知道，这些日子我实在饿坏了，前一阵子，我老婆还在能给我搞点吃的寄来，如今她也不管我了，看起来，我这把老骨头只能扔在这夹边沟了！”陈先生的夫人名叫左宗杞，是四川大学教授，也是位科学家，如今不管陈先生，也许是自身难保了吧！我们不好说什么，只静静地听他说，他沉默了一阵，又说：“我老了， 这一关恐怕是躲不过去了！想想我这一生所作所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我坚信历史将会证明我的清白！我坚信祖国和人民将会给我以公正的评价。历史绝不会让少数阴险狡诈之徒任意篡改、歪曲！你们还很年轻，你们的希望还很大！你们出去以后，要认清社会的复杂，人心的险恶，分清是非，辨别善恶，洁身自好，好好地生活吧，目前这种颠倒是非，践踏法制的状况一定会有一个大的转变，这是必然！你们要学的东西一时半会我也说不清什么，我给你俩写一点吧，一两天以后来取。”
趁陈先生写东西的空子，昝泳洋去看着他的靖远乡亲了，我则到民勤人的宿舍，去看望我的老乡。先找到了邓质三，他原是羊路小学教员，和我同行，在小教学习班上多次见面、交谈，很熟识。蓬头垢面，菜色黯然的他见了我，显得十分激动。他告诉我，同来的六十多人中，已经有十多人死了，原民勤县委副书记王曰咸，组织部干部王在昭，三坝小学校长谢化同，中大庙小学校长焦微生，东镇小学教员赵多友等人都饿死了，活着的人也大都浑身浮肿，不能动弹。他能活着还能走路，全靠他的女人几次从民勤来给他送点吃的 救济，不然的话，恐怕也跟着王曰咸他们走了阴曹地府了！他还领着我去见了原一中的杨溢远老师，三官小学教师曾庆喜老师等好几个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交谈之中，大家都泣下沾襟，不能自己。“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条件下，命运相同，遭遇相同，生死难料的乡亲碰在一起，共内心之酸楚，感情之复杂，心情之惆怅，实在是难以言表！
又和陈先生一起吃了几顿饭，第四天下午，陈先生拿出他写好的材料对我俩说：“根据你们场的实际情况，只能做一些细菌肥和磷肥，我写了一些材料，拿去做参考吧，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点奉献了。”说完，显出很伤感的样子。虽然相处只有短短的三四天光阴，但陈先生在我们心里却留下了很深刻的 印象，我们对他，既尊重又同情，但又爱莫能助。临别时，将剩下的一点面粉完全留给了他，好让他再吃顿饱饭。
他写的材料非常实用。做细菌肥料，需要的原料是从沼泽地里挖出的带草根的泥炭，这东西城郊农场非常多，至于配方、生产工艺、生产过程都写得明明白白，还有关于磷肥的原料、制作、配方等也都写得清清楚楚，时间不长，场里的小化肥厂就生产出了菌肥和磷肥，用到生产上，显出了很好的肥效。
第二年春，陈先生被接回了兰州，途径城郊农场，他特意下车，找到了我和昝泳洋，和我俩话别，还送给我一件旧呢子制服，送给昝泳洋一支美国派克钢笔，作为纪念，他走了以后，再未听到过这个名字，想来早已故去了吧！
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送去了一九五九年。一九六O年的春天，大地吐绿，树木返青，百花吐蕊，艳阳高照，大地充满了生机，洋溢着温暖。然而农场的院里，却是另外一种景象，多数人患上了浮肿病，住进了病号室，一些能行动的，也大多是瘦骨嶙峋，皮包骨头。走起路来，步履蹒跚，踉跄不稳。能上工的人越来越少，每早上集合出工，听见哨声出来集合的每个队只有稀稀拉拉不多几个人，任凭小队长管教队长怎么催逼，怎样叱骂，相当一部分人只管躺在炕上不起来，实在没有办法，队长只好往外拉，但拉出来后，有的人又躺在地上不肯起来，队长用脚踢，用拳打都无济于事。六O年的春耕，拖拖拉拉的搞了一个多月，才凑合着种完了。
六O年四月的一天，各队把所有能行动的人都集合起来，由各分队长带队到场部大院戏台前面集中，有管教科许科长讲话。说是酒泉丁家坝公社在开一条五十华里的灌溉渠，准备引北大河水灌溉农田，变部分旱地为水地，工程规模很大。场里要从各分队抽调二百名身强力壮的人前去支援渠道建设。凡被抽调去的人，必须努力劳动，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必须遵守监规法纪，不得违犯。不得与当地农民交谈，不得向外透露场内情况，更不准发牢骚，讲怪话，诬蔑大好形势。他讲完以后，便由生产科郑科长按名单叫人，被叫的人都应声出列，另外排队，组成了二百人的支援队伍。中间还有个小插曲，被叫的人中有个叫王尕朵的人，是个回民，当叫他的名字时，他虽然答应，但不出列，郑科长连叫了几次，他却大声地说：“我有病，不能去！”还把裤腿挽起来说 ：“你们看，我的腿都肿成个车辕条了，一指头一个窝儿起不来，我连路都走不动了，怎么能去挖大渠！”任凭中队长和分队长怎么动员，他只是不去，惹得管教干部们都发了怒，命人拿来一条麻绳，将他五花大绑送进了禁闭室，才算完了事。挑选的二百人，临时编为四个小队，有王队长等四位管教干部带队，每个队又指定了一位生产小队长，协助管教干部做管理工作。我被指定为第一小队生产小队长。
丁家坝并不远。出酒泉城西门，过北河大桥西行十五公里便到了。大渠工地在离农村房舍不远的戈壁上，南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东西都距村庄较远，北面是农田和远远近近的农舍。我们在大渠工地旁边，我们将要完成的工段处下了车，搭起了六顶帐蓬，一顶是灶房，一顶是带队队长的办公室兼宿舍，另外四顶就是我们的宿舍了。离我们帐蓬二百多米是公社社员们的工地食堂。我们把帐蓬搭好，太阳快要压西山头了。挖渠的社员们也已经收了工，陆续回来上食堂去吃饭。他们当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大都面黄肌瘦，衣衫破旧，走路时脚步踉跄不稳。不知道他们吃的是什么饭，只见他们先来的人吃完走了，后来的人又排着队伍打饭。离食堂不远处，就有许多人大小便，当中也有中青年妇女，他们离人不过几米远的地方就蹲下来方便，不管人来人往。人类固有的羞恶之心，尤其妇女们最敏感的含羞的感觉完全没有了。看见这种情况我就想到我们当中也有许多人上工下工时，排在队伍当中，要尿尿，就提着裤子，边走边尿，不管路上有人没 人，也不管男人女人，完全没有了羞耻的概念。现在亲眼见到大姑娘，小媳妇也是这样，可见饥饿对人的影响。著名作家夏衍在他的《包身工》里，就写了那些被奴役的可怜的女孩子们在 “离人不远处很响地小便”，年少时读，有些不理解，现在确实领会了它的真实。人饿得浑身无力，多走一步路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什么仁义道德，三纲五常，是非观念，羞恶之心，在饥饿面前，显得黯然失色，毫无意义。春秋时管仲就说过：“衣食足而后知礼义”这话真是说得对极了！
第二天早上，按各队各小组分了工段，把队伍带到工地，开始挖渠，渠面宽七米，深二米，底宽三米，全是卵石砂子，十分难挖，铁锨插不下去，只能用十字镐刨松，然后用铁锨平铲上扔上岸去，刚开始挖，扔砂石还比较容易，越挖越深，往上面扔砂石就越费劲。两面岸上砂石越堆越高，渠里的砂石挖下来就无法扔到岸顶，只能采取接力的办法，从渠顶到渠底排上几层人，一锨砂石，从下从上倒手，最后由最上面的人扔上岸顶，一天挖不了多少。我们这些人说是挑出身强力壮的，其实也不过能勉强挣扎，谈不上强壮。活儿重，吃不饱，过了几天，病号就逐渐多了起来，每天请假的差不多有半数。王队长他们十分着急，恐怕互相仿效，都请假不上工，完不了任务。就在会上讲，谁也别想请假，一个病假也不准。过去解放军打老蒋，轻伤不下大线，重伤不叫苦，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面临一点点困难，许多人就乘机装病，逃避劳动，对抗改造，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改造得好不好，对过去罪行错误认识深不深，就要在关键时刻来表现，谁想早日释放，谁想早日摘帽子回家，就要带病坚持上工，带病努力劳动，争取早日完成任务回场。谁想休息可以，不要吃饭好了，死也要你们死在工地上！此令一出，全体悚然，谁也不敢说有病请假的话了，上工时有拄着铁锨当拐棍一步一挪的，有走几步就站下缓一缓的，有互相搀扶的，到了工地，大家干一阵，休息一阵，有的人实在干不动，就拄着铁锨做样子，也有人连站都站不住，就蹲的蹲，躺的躺，等待着收工。
每天，我以小队长的身份到各组工地上督促劳动，见有带工队长在那儿，我便大声喊：“大家好好干，蹲着的也起来干，早日完成，早日回去！”若王队长在旁，我便低声说：“完不成任务是回不去的，能干动的人多干点吧，干完了，回到场里就好了！”这些人当中，有的是赶皮车的车把式，有的是喂牲口的饲养员，有的是干自由零工的，在场里他们总能想方设法吃到一点分外的东西，所以他们回农场的欲望十分强烈，只要能干动，谁都愿意干，经我这么一说，他们便更加卖力地干起来，为了早日回去。我也饿得十分难受。两腿软软地，重得像绑上铅块似的，走都走不动。
和我们工段相连结的，是公社社员的工段。他们的情况远不如我们，我们全是小伙子，尽管一部分有人病干不动，但多数人还是能干的，我们虽然吃不饱，但每人每天还有七市两面粉，一些糖菜叶子，而他们当中小伙子不多，有五六十岁的老汉，有妇女，也有一些少年，劳动力比不上我们，吃的呢，他们喝的是清可照人的糊糊汤，每天每人说是半斤粮，经带工干部管理人员，炊事员们的层层克扣到嘴里的所剩无几了，肚子比我们更饿，这些情况是一天挖渠时，一个老乡走过来跟我说的。因此，工效也就更低。从我们到来挖渠开始，差不多每天都能听到社员中有人在撕心裂肺地痛哭。问问老乡，他们说，差不多天天有人死在挖渠工地上，哭的人是死者的亲人。
有一天早上，刚上工不久，就听见一处工段上的人乱喊，我走过去一看，原来是我队丁泽年晕倒在渠里了。我们七手八脚把他抬上渠来，又是揉太阳穴，又是掐入中穴，怎么弄他也不睁眼睛，我们只好把他抬起往帐蓬里送，路上碰着一伙人敲锣打鼓，举着一面大纸板，上面贴着一大张红纸，红纸最上面写一个大“喜”字，下面写几行大字：“我大队发现大量代食品营养丰富，味道可口，特向公社党委报喜 ”，簇拥着向西去了。后来才知道，那年月并不是我们这类人生活极其困难，就是公社社员也是非常紧张粮食奇缺，各地方基层领导为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就用洋芋秧子，沙枣树叶，包谷杆子，灰条草籽，苦苦菜以至把小麦麦稭磨细加入一点粮食，做成吃的让群众填充肚子，叫做“代食品”，各大队领导为此向公社领导报喜，各公社领导向县委、政府领导报喜。当时，我们并不理解报这个 “喜”字的意思。把丁泽成送回帐蓬，他再也没有醒过来，以后的十几天内，常有人昏倒，有的人救活了过来，有的人却一眠不醒，占万民、庄学汉、徐永前和丁泽年几个，就永远安睡在丁家坝的戈壁滩上，成了那里的孤鬼游魂。
第二十三天的下午，好赖总算挖完了，可以回家了。场里来了汽车，我们先把病号一个个地抬上车去，把他们一个挨个地安放好，然后我们也挤了上去。每个人都喜形于色，大有回归故乡感觉。车徐徐地开动了，我们望望还在挖渠的社员群众，望望那荒凉空旷的戈壁沙滩，想想这二十多天的经历，真是感慨万千，心中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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