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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幻梦（下）
2008-06-17 13:08 阅读(?)评论(0)
糜谷入了仓，棉花入了库，一核实，产量和估下的产量差距很大，尤其是棉花，实际产量还不到估产的40%。公社让各大队追查，是各大队瞒产私分了，还是让社员给偷了。工作组连夜召开社员会，叫社员们自报是否偷了棉花。熬了大半夜，任凭工作组怎样启发、诱导，怎样讲利害关系，社员们还是说自己没有偷。弄得工作组干部发了火，第二天早上，带领队长、会计和一些社员挨家逐户进行搜查。红墙生产队搜出了两户人家有棉花。一户是王曰晋家，他老婆织布机上有好几丈长线还未织完，纺线车锭子上有纺下的线疙瘩，小笸篮子还有几把棉花捻子。尽管上面落了厚厚的一层尘土，但还是被确认她偷了棉花。还有一家是王松山家，他家炕上铺着一条褥子，面子虽然很旧，但是洗得很干净，还是新缝过的，这引起了搜查者的怀疑。拆开一看，里面装的是白白的棉花。尽管王的老婆潘玉秀说是旧棉花，她春上叫棉花匠王曰梓弹过，最近才装进去的，但工作组不信。当即没收了王曰晋家的棉线和捻子，王松山家的褥子。由于王曰晋、王松山二人都不在家，就把王曰晋的女人杨玉英和王松山的女人潘玉秀二人拉到社员会上批斗。她们二人不肯承认偷棉花，被工作组和积极分子推来搡去，邱峰林还在跌倒在地的潘玉秀身上踏了几脚，弄得潘拉了一裤裆稀屎，臭不可闻。折磨了多半天，才放她俩回去，叫她们好好考虑，再做交代。回去以后，潘玉秀就跳到八圹地上的水车井里寻死，幸亏被人看见呼救，井水太深，许多人都不敢下去救人，有个反革命分子一贯道首邱世栋，60多岁了，他是宁夏中卫长大的，年少时常在黄河里游泳，会水，他跳下井去，把潘玉秀救出水面，上面的人放下绳子，把她俩吊了上来，总算没出人命。当天夜里，趁着夜深人静，杨玉英领着她七岁的小女儿存存，偷偷的逃出去，想到雅布赖盐场她女儿家躲避。她一没带吃的，二没带喝的，从红墙到雅布赖四百多里路程，一路上流沙漫漫，荒无人烟，逃到西山沙漠深处的三个尖山，连渴带饿，存存昏死过去，幸亏遇见一个放羊老汉，救了她俩性命。恰好有驼队经过，好心的牵驼人把她母女带到了雅布赖。她俩两年多没敢回来。
农业生产大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当然也得大跃进。县上除了原有的中小学以外，还兴办了工业大学一所、农业大学一所，有学生240人，增办普通中学2所，民办农业、水利、畜牧中学各一所，办起各类科学技术学校57所，学员有2060人，各村还办起了耕读学校，让没有上过学参加农业劳动的半大孩子们（十岁到十七八岁），每天抽一两个小时读书识字。红墙村的耕读学校就设在龙王庙后面的小院里，教师是初中毕业的姑娘王秀珍。这些学校大都有名无实，所报在校学生数实际上是子虚乌有，不过是当时的吹牛浮夸的时代产物，昙花一现便销声匿迹，县上不得不在59年4月宣布撤销。
1959年春节刚过，春荒很快来临。全县各处都喊缺粮，食堂三顿饭都是清可照影的清汤，实施瓜菜代。而瓜皮菜叶也十分紧缺，大队把这种情况反映到公社，公社领导怕向上面要粮食被拔了“白旗”，只叫各大队、生产队自己想办法。这时，许多人想到了野粮和草籽。于是各大队马上调人到沙窝里去打沙米、捋碱柴籽、黄蒿籽等可以吃的东西，这些沙生植物经过一个冬天的风吹沙打，绝大多数都已脱落到沙子当中，但仍有极少的一部分还包含在秸秆当中，被打回了一部分，做为口粮的主要补充；另一方面，把社员各家存下的米糠、谷皮、小麦麸子、玉米杆、洋芋秧都收集起来，在石磨中磨细当作代食品。不久，地里的草苜蓿、野滩上的苦苦菜、黄花子、羊奶蔓子的芽都露出了地面，这就给锅里有了些调头。后来，上面又给一部分返销粮，解了燃眉之急。就这样，吃麸糠、咽野菜，总算种上了庄稼，度过了春荒。针对这种情况我又写了两首七言诗：
一
堪叹食堂景不长，可怜家底几天光。
无粮难做千家饭，有水能熬几釜汤。
老弱妇孺形消瘦，草根芋秧味甘芳。
吃完犹向锅中望，无限依依出伙房。
二
袅袅炊烟断绝时，千村萧疏甚凄凄。
吞糠咽草何处诉，啼饥号寒有谁知。
西村床头男浮肿，东家炕上女昏迷。
千行万点黎民泪，渗透史书万世思。
由于劳力紧缺，而且身体都不大好，春种虽然完成了任务，但土地没有整好，农家肥施的少，耕的地也不细致，又因为牲畜的精饲料豌豆、大麦和小麦，大部分都匀出来给人吃了，牲口净吃点老麦草、米谷草，都很乏弱，地犁深了拉不动，只好犁浅浅的一层，当时的播种方法是撒种，即把小麦等种子撒在地里，然后犁过，把种子翻在土层里。由于地犁的太浅，一部分种子成了浮籽，没有埋入土中，所以那一年的苗出的稀稀拉拉，没有看样，田间管理又跟不上，荒草丛生，野燕麦遍地都是，这样的庄稼，焉有丰收之理？好不容易等到夏田黄了，收割碾打又成了大问题。往年社员起五更用镰刀收割，中午休息一两个小时，下午天凉了再割到天黑，强劳力可以割到一亩以上。可是今年割田的人，尽管从鸡叫头遍就下地割麦，但一天下来，平均还割不到四分地，割了两三天以后，还得抽人套起大车转运麦捆，场上还得有人码垛，这样以来，割田的人更少了，公社和大队又每天催促，叫快收、快打、快入仓，生产队长只好让大伙儿早早起来割田（转田码垛的除外），割到太阳一高，全人来摊场、翻场，吃罢饭就套起牲口拉着石磙子打碾，全人上场，挑麦草起场，每天干到繁星满天才起完场，让社员回家吃饭。各家吃完饭，大都到夜里12点以后，睡到四五点，上工的哨子又响了，许多人蹲到地里就呼呼大睡起来，任你队长怎么骂也不理睬，有时干部去踢上两脚，才睁开眼睛拿起镰刀，做出割田的姿势，干部们一过去，他们又躺下来睡着了。这样的疲劳战法，麦也割不完，人也拖垮了。一直拖到秋田黄了，还没割掉的十来亩小麦还长在地里，麦粒儿早摇完了，没碾打的麦捆子还堆在场上。队里只好又割麦子，又收糜谷，又摘棉花，大雪封地以后，还在进行秋打，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进行夏收、秋收的这段时间里，县上先开展了全民算帐运动，查算县属各单位与公社之间、公社与公社之间、公社与生产大队，生产队之间的经济帐目，即：1、国家与公社算清了财政税收帐、农村信贷帐、农副产品购差及生产资料赊销帐、钢铁帐、邮电器材与交通运输帐，共计62.6万元，全部兑现；2、公社与生产队、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算清了平调粮食、棉花、物资、现金、劳动、工分帐，共109.2万元，统兑了现金，初步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等行为。紧接着，县委又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五比（解放前后对比、公社与合作化对比、1957年“马鞍形”与1958年大跃进对比、先进与落后对比、多快好省与少慢差费对比）教育运动，让广大群众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是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从而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在这期间，县委又召开了11万余人的广播誓师动员大会，号召全县掀起一个以“一跨、二革、三超、四比、五成”为内容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竞赛高潮。真是花样百出，运动一个接一个，前涌后推。农民们被这些运动折腾得颠三倒四、糊里糊涂，白天生产忙不过来，每天夜里还得开会、学习、听文件、听读报，还要讨论、表决心、摆思想，真是头疼，心里不明白（其实不明白上面叫搞的啥），嘴里不敢说。干部念文件、讲形势、讲政策、讲任务、念报纸，社员们有的打呼噜，有的闭着眼睛前仰后合的打盹。弄得讲话的干部一再发火叫骂，但也无济于事。
秋上，县上又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农村普遍发动群众，采集沙米、锁阳、草籽等野粮，挖晒野菜，以缓和缺粮的紧张形势，名叫“小秋收”活动。红墙生产队派出了邱逢生、邱逢珍等四人前往东麻冈进行采集。
1959年的征购任务并没有接受1958年的教训。不顾社员群众的反对，强迫命令，限期完成，再次挖了农民的口粮。更荒唐的是社员的自留地被收归集体后，还不能利用自己家的房前屋后种点蔬菜来防备万一，有的人种了一点，快长成的时候，被干部发现强行拔掉了。
农业生产开始萎缩，中央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又在全国发动了历时半年多的打击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甘肃省委雷厉风行，民勤县闻风而动。9月13日，县委召开各党总支、支部书记会议，传达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以及《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掀起“反右倾高潮”。对副县长李玉新等人进行了批判斗争，并把李玉新、李开谱等32名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还有13人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叛党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右倾”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又在全国开展横扫“三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五气（暮气、官气、阔气、骄气、娇气）运动。
反右倾运动把农村搞得死气沉沉，食堂里的饭越来越稀，农业生产几乎近于停顿。谁对高征购有意见，谁说“肚皮吃不饱”，谁说大跃进是吹牛皮，谁对现实流露不满情绪，轻则被批斗，重则被抓捕，人人噤若寒蝉，到了“道路以目”的地步，这年冬天特别冷，在严寒饥饿的双重威胁下，迎来了1960年。
春荒逼近，县里贯彻中央“继续大跃进”，“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食堂问题上的进攻”，重提节约粮食，计划用粮和瓜菜代。各食堂也大力开展“节约”，一碗黄米汤清得能清楚地照见人的模样，几口喝完水，碗底只有十来八颗米渣渣，就是这样的饭，每个人只有一“马勺”（约有两小碗），喝完，转个身一泡尿就没有了。一天三顿，顿顿如此，主粮（面粉、黄小米、糁子等）越来越少，食堂就把洋芋秧子、玉米秸秆、小麦麸子、谷米糠皮收集起来，用碾子碾细，掺合在一起，多少加点主粮，让社员们吃，许多人吃了，大便秘结拉血，有的妇女说，拉屎比生孩子还难受。就这样，多数社员的身子越来越消瘦，困乏无力，有的人患了浮肿病。不出工的人越来越多，为了防止这种“不良风气”扩大蔓延，队里出台了一条新规定：“不出工的人不准吃饭”。这样一来，那些有病的人只好靠家人和邻居搀扶着到地上去“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里又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怪现象：经常有大队干部带着社员高举红旗，敲锣打鼓，高举大红“喜”报到公社去报“喜”，报的什么“喜”？原来是各个大队都发现了大量代食品，可以代替粮食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不再有春荒和饥饿。比如，他们发现麦草铡碎磨细，中间富含淀粉和蛋白质，是一种非常好的代食品，对人体极有好处，而麦草各生产队都是大垛大垛地码着，用之不完，吃之不尽，这岂非天大的“喜讯”？再如沙枣树叶、马齿苋叶条、灰条草、马奶芽子、天萝卜缨子、黄花子（蒲公英）、苜蓿等都富含纤维和维生素，都是绝佳的代食品，至于苦苦菜更是救命度日的仙草，而这些东西在民勤到处都是，光沙枣树叶，民勤人一年都吃不完，这样大的喜讯若不及时向公社、向县委政府报告，让他们这些“人民公仆”们整天为广大人民的生活发愁，那岂不是太不体谅“公仆”的苦心了！若不向他们报喜，又怎么显出村支书、大队长、生产队队长们对领导的一片忠心？一个大队一报，各个大队竞相攀比，今天你报“喜”，明天我报“喜”，一时之间热闹非凡。
说是大家都挨饿，其实也不尽然。先说农民，挨饥受饿的只是普通社员。大队支书、主任、文书、会计，生产队队长、会计、保管、食堂管理员，这些人不挨饿，食粮要经过他们的手才能下到食堂的锅里，他们还能不为自己提留一部分来填饱自己的肚皮？这些人白天也手端盆盆，装模作样的和社员们一起喝清汤、咽糠菜，到了晚上，人睡定以后，就到食堂里吃拌面、吃烙饼。有一次，他们烙的油饼子没有吃完，把剩下的放到了柜子里。红墙队邱丰术的女儿邱存 儿饿急了，深夜里跑到食堂里寻摸点吃的东西，揭开柜子，偷走了油饼，到一个墙旮旯里正吃着，不料被也想到食堂捞点吃头的昌娃子碰上，为抢油饼，两人还打起架来，听见吵声、哭声，有人跑出去一看，才知道了这件事，但也只是发点空议论而无可奈何。他们家的家属也能沾他们的光而不挨饿。此外，炊事员不挨饿。他们有下口粮、掌勺子的大权，不先填饱自己的肚子是傻子。把米装入布袋扎紧袋口，放入锅中煮熟，开饭前捞出，无人时取而食之。负责碾米、推面的社员不挨饿，他们每次推面碾米的时候，总是设法偷下一点带回家去吃。还有饲养员也能偷吃点牲口饲料，如豌豆、大麦等。泉水大队的情况也是如此，别的大队的领导人及炊管人员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到处一样。社员们也心知肚明，只是怕遭报复不敢说罢了。当时老百姓当中，流传着这么几句顺口溜：
社员吃的四两粮，走起路来扶着墙。
干部吃的四两粮，腰圆膀粗当霸王。
在农村粮食极度匮乏的同时，城镇市场供应也十分萧条，商店里肉、禽蛋消失了，饼干糕点类一律凭粮票供应，居民口粮从每亩24斤降为18斤，还搭配一定数量的红薯片、胡油渣和豆饼。食油从半斤减为二两（农村早就停止了食油供应）。一般城镇居民只能维持生命，而十七级以上（相当于正科级）干部可以享受特殊的“内供”，每月有一定数量的猪肉、糖、鸡蛋、白面、菜油等供应。县团级以上干部特供之外，还另有照顾。当时群众中流传“领导干部送上门，一般干部走后门，社员群众望穿门”的民谣。
生活上享受特殊供应也还罢了，最令社员群众不满的，就是多数干部的工作作风。公社、县上的许多干部不但大搞假、大、空、虚报浮夸，强迫命令、不懂装懂、瞎指挥，而且部分干部还养成了专横跋扈、颐指气使、唯我独尊的恶劣作风，动辄抓人辫子，捕风捉影，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上线，打击人、整人。有些领导干部，甚至无视法纪，越级越权，做出许多危害人民，危害社会的事。民勤县自1958年以来，将捕人权下放到个人，主张大捕大整，县长、公安局长、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都随身带着空白逮捕证，随便抓人，生杀捕放，随我所欲，并给各公社分配捕人任务，造成严重后果。仅60年1至5月就逮捕198人，拘留432人。在逮捕的198人中，应捕的只有2人。县公安局局长段熊，在侦破案件中打骂群众，吊打犯罪嫌疑人，致死人命。是年3月，县委、县人委在羊路公社龙台大队召开全县万人大会，刹所谓“闹粮风”，会上逮捕了大队支部书记、队长等基层干部8人，不经审判县上就宣布死刑1人，无期徒刑1人，其余都为有期徒刑（后全部释放）。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了当时干部，包括大部分领导干部的作风恶劣到何等程度！
1960年下半年，虽然继续“大跃进”大办工业、大办文教、大办城市公社、大刮共产风，但农村元气已经大伤，经济凋敝，饥荒越来越严重，全县各公社、各大队的群众都出现了大面积浮肿。饿得走投无路的农民，到处挖野菜、挖草根、到麦茬地里捡麦粒、到苜蓿地里揪苜蓿，凡是能填肚子的东西，都设方想法弄了来吃。泉水龙王庙院内的两株一百多年的大榆树，红墙队邱逢清家门前的两棵据说已长了二百多年的大榆树都叫社员用镰刀、铁铲把树皮剥得精光，晒干，用“碓窝”捣烂，掺点洋芋秧子面，用水和在一起，拍成“椭椭子”用来救命，全大队所有的小榆树，不但被剥了皮，而且连枝叶都让人吃了。食堂无法再办下去，只好解散。苦熬苦撑，严冬降临了，那年冬天异常寒冷，一场大雪把地面严严实实地封盖起来，榆树皮剥光了，社员们大都得了浮肿病，脸色蜡黄，脸肿的像个大倭葫芦，两只眼睛肿成一条缝，鼻子和嘴深深地陷了下去，肚子肿的像面大鼓，肚皮像一张薄薄的纸，有些透明，仿佛随时都会破裂，腿肿的像大车辕条，按一指头一个深窝，再也恢复不起来，两只脚肿的连鞋都没法穿，只能拖着走。皮包骨的孩子早就没奶吃了，妈妈饿的早就没奶水了。不浮肿的人们各个神态木讷，瘦的像根干柴棒，面色黄黑，额角盘满青筋，眼睛茫然无光，中青年女社员们无一例外地饿干了月经，部分女社员还患上了子宫脱垂。各个村里一片死寂，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还能动弹的人想到了外流，有人说新疆好，新疆地广粮多，只要奔到新疆就有活路。有人说，北套好（内蒙河套一带），河套是粮米之乡，那里民勤老乡多，去了也许有个活头。好多人家将家具、铺盖、衣物、向工人干部家、城市户、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家偷偷换点口粮、粮票或几元人民币，准备外流逃荒。刘家乱庄的刘振兵，深夜里偷了生产队的一头大騸驴，驴上驮着两个儿子和一点衣物、口粮和水，带着老婆跑得无影无踪。天亮以后，饲养员发现丢了驴，还当是騸驴解了缰绳跑了，到处寻找，找了多半天也没找着，路过刘振兵家门前，发现街门上锁，门外有毛驴拉下的粪，察看蹄印，清楚地看见驴蹄印后面有一男一女的脚印，脚印上了民湖路，向北去了，这才知道驴让刘振兵偷上跑了。紧接着三合村的罗志业，也带着他的三个女儿跑了。光泉水大队就有邱逢生、邱逢珍、邱玉美、王曰季、王曰生、王曰贵、王曰曾、白识本、白读本等八十多户带着家属跑了。多年之后才知道，他们有的跑了新疆、有的跑了北套、有的跑了宁夏。有好几户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在当地安下身来，保住了性命，有几户在走北套、宁夏必须经过的四百里茫茫沙漠中，有全家冻饿而死的、有死去孩子的、有母亲死去，父亲带着孩子走到的、有死去父亲，母亲领着儿女到达的，真是血泪斑斑，惨绝人寰。罗志业的两个女儿，在离开家近五十年后回民勤老家探亲，我在三合罗考文家见到了她们。大姐告诉我：“爹妈带着我们三姐妹，在六○年十一月弃家出走，说要走北套探亲去。那年我才十三岁，二妹九岁，爹爹挑着一副担子，前面筐里挑着些衣物和口粮，后面筐里挑着刚三岁的小妹妹。小妹妹太小了，因为挨饿，三岁了还不会走路，爹爹只好挑着她走。朝北走了两天，从东镇公社进了东沙窝。在沙窝里行走，强壮的人也十分难走，何况爹妈是饿垮了身体的人，而我和妹妹年龄又小，走走缓缓，一天走不了多远。来时带的一点干粮，爹妈总是舍不得多吃，只是给我们姐妹一人掰一小块，一天三次。沙漠深处，每隔四五十里路，总有一个水井，过去，井头上还有开窝铺的人家，专门为民勤拉骆驼的、跑宁夏内蒙的驼客和到中卫、银川、包头等地跑小买卖、贩卖土布的行客做饭和提供住宿。近几年，拉骆驼、跑买卖的人少了，窝铺里也就很少有人了，只是低矮的土房房大都还在。我们赶天黑能赶到窝铺上，就在这破房房里住下，若是赶不到窝铺上，就只好在沙窝弯里睡下。每次睡觉之前，爹爹总是拾些干柴点起火来，把下面的沙子烧烫，等火败了，把热沙刨开，爹妈睡在两边，我们三个女儿就睡在爹妈怀里，身上盖上几件衣服。刚睡下的时候，身子底下还挺暖和的，到了沙子逐渐冷下去，冻的不能再睡的时候，便又起来赶路。一路上还有很多逃荒的人，携儿带女，我们和他们或前或后的走，一路上经常能看到死人，有单个死去的，有一老一少并排躺在一起死去的，也有一家三口、四口死在一堆的，真是惨不忍睹。走了10多天以后，带的干粮、炒面已经不多了。爹说路还很遥远，要想走到北套，照现在这样走，最少还得半个月，这些口粮得着实俭省了。越往前走，我们走的越慢，尤其妈妈和二妹越来越走不动，二妹才九岁，饿的瘦骨嶙峋，每天跟着我们走几十里沙路，两条小腿走肿了，脚底全是水泡，水泡走破了，鞋底上全是血。爹妈和我看着她觉得十分心酸，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妈妈为了爹和我们能活命，每次她只吃几嘴干粮，光喝凉水，身子越来越弱了。有一天晚上，我们正走着，妈妈突然跌倒了，我们急忙过去一看，只见她面色蜡黄，双眼紧闭，怎么叫也叫不醒，爹爹用手探他的鼻息，觉得她还有微软的气息，我们哭啊、喊啊，爹爹撬开她的嘴，灌了几口炒面水，妈妈才慢慢睁开了眼睛，断断续续的说：“他爹......我不行了......你一定要把孩子们......带出沙窝......带到北套......”她的声音越来越低，猛然，她头一歪，双腿一蹬，就永远闭上了眼睛......”说到这里，她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下去。半响，她才又讲了她们哭着用沙子掩埋了妈妈的尸体，爹爹带着她们继续往前走，她还能挺住，可她二妹开始浮肿，越来越走不动，她爹只好把她放在筐子里挑着走，走一段挑不动了，便让她下来走走。一天晚上，他们四人睡在一个沙窝坳里，睡的时候二妹还好好的，还问她爹再有几天能走到，她爹说快了，最多三天就能走到。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叫她起来的时候，她不应声，她爹伸手一摸，二妹浑身冰凉，不知什么时候死了。她讲这些的时候，眼里始终流着泪，她三妹也在一旁默默哭泣，我们听的人也都不时地拭泪。最后她说：“我们五个人离家出门，只有三个人到了北套。到了北套，多亏一个远房亲戚的帮助，在那里定居下来。我今年六十三岁了，五十年以来，我没有忘记过那段苦难的经历，妈妈慈祥的面容，二妹可爱的形象，她们临死的时候那种悲惨的情景，老是在我脑海中浮现。数十年来，我经常做恶梦，梦见爹爹妈妈带着我们走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中间，突然间，爹爹妈妈都不见了，孤零零的我吓得哭叫着从梦中惊醒。细细思想，那个年代，那种生活，真是一场噩梦！”罗志业一家外流的悲惨情景，只是当时民勤千百个家庭的一个缩影！
人口大量外流，引起了县上的注意，县委县政府派出工作组，一方面在汽车站内，对外出人员进行严格的盘查；再方面在东西南北四面外流人员必经之路上进行拦截，不让外流人通过，三方面派专人骑着骆驼，在东麻岗、西山、北山追回外流人员。被追回的人，只好各自回到自己已经“家无长物，徒有四壁”的家，听天由命。
灾情越来越严重了，患浮肿病的人越来越多。病情严重的开始死亡，泉水村每天都能听见死者家属悲惨的哭号声。先是嚎啕大哭，嚎啕之后是啜泣和抽咽，随之又是嚎啕大哭，那声音撕心裂肺，极其凄惨。死人躺在炕上，家属自己无法掩埋，只好到四邻家磕头，央请邻居帮忙。能动弹的邻居们只好强打精神，不管深浅挖个坟坑，把死人拉出去埋了。光泉水大队，就在三个多月时间里饿死了五十多人。越是强劳动力，越容易饿死。像王玉本，原来身体特别强壮，力气大，干活麻利饭量也特大，他浮肿后躺在炕上一个多月，妻子想尽一切办法来挽救他的生命，但他却越来越不行了，临死的前三天，他突然问妻子：“你说，我们还能喝上过去在娃的舅舅家吃了碱面喝的那糊敦敦的碱面汤吗？”妻子回答说：“苦菜汤都喝不上了，哪有碱面汤喝？吃碱面？怕再也吃不上了！”他听了长叹一声说：“算了，还有什么活头！”，说完以后，再也不喝洋芋秧面糊糊，三天滴水未进，死了。还有王曰成、曾小生、邱逢皇、邱平美......原本身强力壮的七尺汉子，一个接一个，饿死在那个噩梦似的年代里，成了好大喜功、汲汲要誉、刚愎自用、脱离实际、想入非非的最高执政者的实验品、牺牲品。有个白志华，在1951年因参加包围乡政府，反对高征购的群众性的反革命活动，被政府镇压，丢下了一个三岁的儿子叫白进兴，由他妈妈守寡抓养。60年冬，妈妈饿死了，他饿的走投无路，跑到大队里要粮食，被会计白岐明狠狠一脚踢倒在地，邻居把他搀扶回去，当天夜里，这孩子便悽惨地死去了。反革命的孩子，死了就死了，也没人去管。
1958年的夏天，我的父亲上了红崖山水库工地劳动，我妻唐瑞珍被调到县城南门外十里的新陶农场劳动。当地老地名叫张家古坟。家里只有我五十多岁的母亲和年方七岁的女儿玉梅。我妻所在的农场，每人每月供应20斤口粮。除了面粉、黄小米、还有一定数量的包谷。当生活极度困难时，我妻每天每顿饭都将碗里的清汤喝完，把碗底的黄小米和包谷糁子倒在一条手绢上包起来。每到夜深人静，别人都睡熟了以后，她便偷偷起来，拿着这点口中省下的吃的，赶回家中，救老婆婆和女儿的命。从张家古坟到家足足有30华里，往返60里，她几乎每晚都去，她不怕夜里的昏黑，不怕传说中的鬼魅，不怕路上的死人，也不怕奔波的劳累，她只是怕碰见人抢她手中的那点儿吃的，怕被一块的伙伴知道。她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心，用自己能做到的一切去挽救她敬爱的婆婆和最疼爱的女儿的生命。只要她俩能活下来，她什么都不怕。有一次，瑞珍被调到西山里去铲青草，去了十多天，我老娘饿得昏了过去，一天一夜没有醒来，幸亏在水库上当施工员的堂弟培和回家来看她。来时带了一斤白面，烧了些糊糊才把她灌活。五十多年以后，女儿玉梅和我说起这段往事来，总是感慨万分，唏嘘不己。
到了11月初，饥荒越来越严重了，县上发下的部分返销粮，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有的地方竟然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西渠公社巨元大队阎家寨子甚至发生了这样的惨剧：饿急了的老祖母，竟然吃了自己的孙女（阎文博、罗汉章二人口述）！饥饿威胁着十多万人民的生命，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走向死亡，还有更多的人等待着死神的召唤。正当人们绝望无助的时候，忽然听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央派工作组来检查灾情了！这消息像春雷一样震撼着民勤大地，给几近绝望的人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这消息，像大旱后的甘雨一样滋润着千万株即将枯萎的禾苗，使它们萌发了生意！人们互相告诉、互相鼓励，等待这救星的来临。等呀等，盼呀盼，救星迟迟不来。在无比焦急的期盼中，又有千百人相继死亡，没有盼到救星。从11月下旬盼到12月中旬，终于听到了县委开了会，决定立即行动起来，查问题、揭盖子、救灾、救人、救命的大好消息，中央给民勤调拨了粮食2.251万斤、羊肉4.7万斤、糖58700斤、救济款147万元、康复丸和康复粉24000斤、棉布56万尺、棉花68000斤、医药费和免费医疗款49万元、中药10192斤、西药价值12万元、解放军和工人还为民勤人民捐赠了衣物15000件，还有清油、红枣等各类救济物品。中央工作组和县委工作组带着各种救命物资，深入到全县各公社、各大队、各生产队挨家挨户查核情况，进行救济，还派专人骑着骆驼，带着吃粮分别来到东麻岗、西沙窝、北山等抢救行走在外流途中的社员群众，并将他们劝回老家，广大社员开始有了活人的心劲，过日子的盼头。经过三个多月的抢救，把几万名饿得病倒在床，濒临死亡的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大部分人的情况都大有好转，但也有数千人因为长期饥饿，造成机体衰竭，无法救治而死亡。我当时十分感慨，写下了这样的一首长诗：
灾荒连续势严重，黎民鸠色与鹄形。
千村万户无生气，寒北江南鸣哀鸿。
少女少妇天祭绝，娘无乳汁婴命倾。
多少青壮逃荒去，无数老弱丧残生。
草根掘遍树皮尽，处处饿殍目不暝。
呼天喊地何处诉？佳音忽传北京城。
刘邓号召救人民，全国雷厉又风行。
中央省县工作队，积极抢救不消停。
穷乡僻壤俱走遍，大漠绿洲赴远程。
粮食恰似神药效，一口米汤立显灵。
家家欣领救济物，亿万饥民喜泪零。
村庄复现炊烟起，田间始得有人耕。
君切记：当年发动大跃进，为求速度急事功。
高指标与瞎指挥，大刮浮夸共产风。
错把极左当右反，举国狂热惊魂魄。
幻梦破灭民遭难，灾荒触目复惊心。
大抵人为非天数，请问白发与妪翁。
据《中共民勤党史大事记》记载：“1960年11月19日，县委向中央检查组汇报民勤群众生活情况，全县12个人民公社，33个大队，181个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1,161个生产小队，4个国营农场，共有人口193.108人，发生粮食短缺，30%的人民公社，65,503人生活十分困难，群众吃草根树皮充饥，外流人口达33,047人，饥饿引起疾病者6,000余人，死亡5,913人。”1961年2月19日记：“县委召开扩大会议，检查了对中央‘十二条’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检查结果表明：......全县缺少籽种246万斤；牲畜缺草少料，宰杀死亡严重，能使役的只有2.5万头；全县病人20,000余人。会议决定，在特大困难面前，县委、县政府要以主要力量抢救生命，安排生活，竭力克服困难，开展生产自救，度过难关。”1962年5月21日载：“县委在给地委的报告中说，自1958年到1961年6月止，全县共死亡23,804人，其中非正常死亡12,887人。1958年死亡4,222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001人；1959年死亡5,721人，其中非正常死亡4,475人；1960年死亡8,743人，其中非正常死亡4,814人；1961年上半年死亡5,118人，其中非正常死亡1,579人。”
1961年春耕中，只要能站起行走的人，都挣扎着参加了春耕生产，主要的原因是参加春播可以吃点种子充饥。几乎是全部社员，种什么吃什么，虽然是生粮，但吃起来还是很香，吃了很顶事。尽管队里在小麦、青稞、大麦等种子上拌了赛力散，在大豆、黄豆种子上拌上了人粪便，但大家还是吃得津津有味。到了夏收，人们还是一边揉生粮食吃，一边收割，直到1963年，基本上吃饱了，才改变了这种坏习惯。
这次大灾难，面积之广，受灾死亡人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中国历史上也常闹饥荒，也常常饿死黎民百姓，如大水灾、大旱灾、大蝗灾、大战乱等自然和人为灾害往往会使千百万人死于非命，千百万人流离失所。但遍及中国各省，饿死这样多的老百姓的灾难，历史上似乎没有发生过。这三年灾难时期，究竟中国大地上饿死了多少人呢？见于报章书刊中的数字大都在三千万人以上，而李锐在他的《直言》中写的数字是三千七百多万，比八年抗战中牺牲的军民人数还要多，相当于罗马尼亚全国人口的总和。关于灾难的原因，1961年5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中，第一次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1962年1月27日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讲话重提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见于文件、报刊上的提法，先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后来又称为“三年困难时期”。不管怎么说，这次运动全国人民付出的代价是无比沉重的，得到的教训也是无比惨痛的，我们应当引以为鉴，永志不忘。而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并不从中汲取教训，以民生为重，反而在老百姓刚刚喘过气来的时候，于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阶级斗争做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掀起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发展成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把中国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民生凋敝，拉大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这更是令全国人民痛心疾首的事。不能正视历史，就不能开创未来。我们应该以史为鉴，不忘过去，提高警惕，让中国不再发生这类荒诞而悲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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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27 11:5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