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庆 “文革”是本书

Gowest

一般来说，“文革”的历史是指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这一段历史时期，也称为“十年动乱”。

    从后来的小说和影视作品来看，人们往往把“文革”中的“红卫兵”或“造反派”描写成是当年的“还乡团”或土匪、流氓。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也不利于正确地分析和汲取历史教训。

    除了不懂事的孩子以外，凡是经历了“文革”的人们都会有一种感受，从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到“破四旧”；从批判“压制学生运动的工作组”到批判“刘邓路线”；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打倒“彭罗陆杨”；从批判“二月逆流”到“抓军内一小撮”；后来又是“批林批孔”，又是打倒“四人帮”，等等、等等，我们似乎是在翻阅着一部长篇小说，它不仅是在演示着十年的历史，而且也是在重现着二十世纪中国的近代史，因此它并不是“史无前例”的。

    也许是因为这十年涉及到了太多的人和事，也许是因为其中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太深、太复杂，一时说不清，所以人们对这段历史宁愿采取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而不愿再去回顾它。

    奇怪的是，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四十年，但我却还是会经常回想起在“文革”中发生的千奇百怪的事情，许多问题我至今也没有闹明白。

    我不明白：“文革”前的大、中学校一直强调“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学生毕业后普遍服从国家需要、都以到艰苦地方去工作为荣（对比一下今天的大学生，不知要革命多少倍）。为什么还说“十七年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让学生停课“闹革命”？

    我不明白：在1966年之前的几年里，我们刚刚走出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科技、国防战线也是捷报频传。为什么说是“唯生产力论”、还要突出“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

    我不明白：从1963年毛主席号召学习雷锋以来，全国上下出现了空前的政治学习热潮，一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涌现出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主义风尚得到了弘扬。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北京街头排队上车、购物已成为大家自觉遵守的习惯（侯宝林相声中讽刺不排队上车的情况的确反映了当时良好的社会风气）。可以说“文革”之前的几年，是我国建国以来社会风气最好的一个时期。为什么还要打破良好的社会秩序，说什么是“乱了敌人”，还说文艺战线被“牛鬼蛇神”统治着呢？

    我不明白：“文革”前的各级干部刚刚经历了“反右”、“四清”等政治运动的教育，已经很廉洁、勤政了（社会分配的差距要比现在小得多），即使从当时的观点看，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也已经清除得很彻底了。为什么还要把几乎所有干部都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要全部打倒呢？

    我还有许多不明白。但最让我不明白的是，“文革”实际上是又一次“左”倾路线的反映，而“左”倾路线在我党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三次（瞿秋白、立三和王明路线），对此我党已做出过总结，但为什么又再次重犯历史的错误？毛主席本人就曾经深受“左”倾路线的迫害，他为什么忘记了？“文革”实际上是在“自毁长城”，他为什么失去了起码的判断力？

许多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认为自己很不幸，“十年动乱”断送了我们的学业，“上山下乡”又让我们吃了苦。然而我却不这样看，反而感到是一种幸运。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有辛亥革命，有北伐战争、有“四一二”大屠杀，有“五次围剿苏区”，有“九一八”事变，有红军“长征”，有“七七事变”，有“八年抗战”，有“三大战役”，有新中国诞生。我们的先辈经历了这些风风雨雨，他们失去了很多，磨难也很多，但他们无法去抱怨历史，他们只有去顺应历史潮流，并在大潮中锻炼自己、成熟自己，完善自己。就像近期上演的电视剧“激情岁月”中的石光荣一样，他从没有因为自己身上的十几处伤口而抱怨过战争，更没有因为贫苦而埋怨过历史。正相反，他从苦难中找到了革命，从革命中找到了信念，从信念中找到了胜利，从胜利中找到了幸福。

比起他们，我们似乎幸福得多了。但我们体验不到石光荣的幸福，就像我的儿子体验不到我在“四人帮”倒台后所感到的幸福一样。如果没有“文革”，我不会有那么多的苦闷和思考，也不会那样深切地了解社会和历史。如果不亲身参与“文革”，就不会受到种种磨难，更不会得到锻炼。

举一个例子。

“文革”初期我和大家一样，不是写“大字报”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就是给领导干部带上“走资派”的大帽子进行批斗。但是“文革”时期是个“左派”辈出的时代，你“左”、我比你还要“左”。你说这个干部是“犯了错误”，我就说他是“反革命份子”；你说他是“走资派”，我就说他是“叛徒”、“内奸”。只有这样，才能说明你比别人“革命”。

很快，由青年学生形成的“造反派”发生了分裂，一些人看不惯极“左”的做法，形成了“温和派”，也被称为“保守派”、“保皇派”；而思想更加“激进”的则被对立面称为“极左派”。

当时几乎所有单位的领导干部都被“打倒”了。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被解除了“审查”，重新站出来工作。但究竟让谁出来工作，不同的群众组织是有分歧的。在我们学校，一把手张院长早已被打倒，被称为“死老虎”。如果有谁敢于提出“解放”张院长，简直就是反革命。

但是，“文革”中的是是非非告诉我，必须学会独立思考。经过审查，并没有发现张院长有什么历史问题，他在“文革”中的错误也属于一般问题，为什么不能解放呢？人们不敢提出解放他，主要还是怕被人说成是“革命立场不稳”。我与其他两个人商量，要冲破极“左”思潮的统治，就要敢于触及别人不敢碰的焦点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打击极“左”，教育群众。我们很快达成了共识：写一张大字报，题目就叫“张院长可以挽救”。

不过，面对当时剑拔弩张的敌对态势，是绝不能公开贴出这张大字报的。我们三个人当时都是所谓“保守派”的“头头”，并且都挨过打，不能再拿鸡蛋去碰石头。

于是我们采取了“地下斗争”的方式，用近似儿童的字体书写大字报，以防被人辨认出来。落款用谁的名字呢？显然不能用我们的真名或组织的名称。我想到了当时的“样板戏”，白毛女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就用“白毛女”落款！

大字报写好了，但是不能白天去张贴，更不能公开贴在墙上。于是我在凌晨四点左右，把大字报挂在了足球场的大门横栏杆上。不用担心，早上晨练的人很容易看到它，而这个“大逆不道”的文章也一定会不胫而走的。

果然，我刚刚躺下想再睡一会儿，就被学校的高音喇叭吵醒了。广播员的情绪显得十分激愤，他在宣读一份“新闻稿”：“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昨天夜里，一个自称‘白毛女’的反革命终于跳了出来，妄想为走资派招魂，我们革命派决不答应！”

我们的行动当然会引起震动，不少群众在私下议论，甚至因此受到鼓舞。然而张院长本人却被更加严格地看管起来，听说精神压力反而更大了。我们三个研究了一下，准备给他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

于是我们通过“内线”，安排我进入看守张院长的房间，与他进行了一次面谈。我见到他时心里一惊，眼前的张院长毕恭毕敬地低头站着，他也许还以为是“造反派”来训话，所以显得十分紧张。看着他衰老、失魂的样子，我更感到有必要为他打一剂“强心针”。

“张院长，我们就是‘白毛女’。你要顶住，不能垮下去，我们迟早会解放你，让你重新工作。”我的话语很低沉，但从他的表情看却好像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他没有想到会有一个年轻的学员冒着危险来安慰他、鼓励他！等我说完话，他没有敢立即抬头看我，仍然弯着腰站立着。“你是谁？”他终于开口了，显然他怕我是被“造反派”派来“诱供”的。我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这时他才抬头看我一眼，当我的眼睛与他那充满血丝的眼睛对视的时候，我看到了他激动的情绪。“我感谢你们！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不会忘记你！”他终于认出了我，相信了我，并且开始抽泣起来。

看着这位老人、老将军如此对我说，我心头一阵酸楚。但我立即克制了自己，意识到不能再久留。“你要顶住，对今天的事，不要对任何人讲！”我又加了一句，他连连点头。秘密见面结束了，只用了三、四分钟。

后来张院长真的被解放了，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我后来没有再单独与他见过面，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再向别人提到过这次见面。但我却时常回忆起“白毛女”，回忆起那次见面。因为，我从中锻炼了自己，培养了自己的政治勇气。

“文革”是本书，这本书是历史写的，也是我们自己写的。也许你不愿再读这本书，但你应当重温一下自己写过的那一小节。不管你写的是否幼稚、是否有遗憾、是否有价值，但那终究是你曾经认真写过的、经历过的，是你人生的一部分。重温它，反复感悟它，对今后是有益的。

任何一个人，能亲身经历一段历史并没有什么不幸；但如果不能认真地对待历史、正确地总结历史，确是一种不幸。



                           2002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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