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庆 我的“社会大学”

Gowest

我的“社会大学”


我总爱把北京密云炼铁厂看成是我的“社会大学”，因为它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最底层的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和他们的内心世界。之所以把它称为“社会大学”，是因为它是一个坐落在北京偏远农村的工厂，职工队伍来自农村、工厂、学校、军队、公检法、国家机关等各个方面，可谓工、农、兵、学、干，大家汇聚一堂，形成了一个社会的缩影和细胞。再加上那时正处于“文革”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都反映了历史的特征。尽管炼铁厂早已下马，但它留给我的教益和回忆，却远比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更有用。


一、       当一名产业工人



1969年，我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回到北京。四年的军校生活有三年是在“文革”中渡过的，由于讲了几句对林彪和江青不满的话，我被作为“战士”处理退伍、离开军队。不过我还算是幸运的，有不少与我有同类问题的人还坐了牢。


既然是幸运的，我自然不敢有过多的奢望，心想能当一名普通劳动者就满足了。我是从北京通过高考被军队院校录取的，按规定退伍后只能回到北京。可是我却不想在北京工作，因为我的档案中有“政治污点”，如果在阶级斗争的温度最高的地方呆着，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阶级斗争熔炉中的“烤鸭”了。


于是我向西城区复员军人安置办公室的干部说，能不能让我去内蒙建设兵团插队、当一名兵团战士？几天以后，一位安置办的负责人回绝了我的要求，并且很严肃地对我说：“我看了你的档案，没想到你的问题那么严重，还想到中苏边境去？像你这样的人，只能在北京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


看来这位干部的政治水平相当高，一眼就看穿了我想逃避阶级斗争的企图。怎么办？只能认倒霉了。不过我又试探道：“您看我还这么年青，又当过兵，能不能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锻炼？比如重工业的工厂、矿山？” 因为我知道，轻工业的企业在城区较多，重工业的企业大多在郊区，即使当“烤鸭”也不能挂在“炉子”当中，离“火苗”越远越好！


听我这么一说，这位领导的态度开始转变了。“密云有个炼铁厂，刚刚上马，就是远点儿，你愿意去吗？”领导问道。远点儿！远就好！我心里一边想，一边顺口说道：“愿意！服从组织分配。”这次我表现出服从而又不过分积极的态度，怕她反悔，因为密云在北京市的东北角，离内蒙不远了，万一她又想起什么就麻烦了。


终于，我拿到了去密云炼铁厂工作的介绍信。当时心里比收到高考录取通知书还高兴，能够到工厂去当一名产业工人，成为“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员，这对于曾经被多次当作“现行反革命”批斗的我来说，确实是不敢奢望的。


满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我踏上了开往密云的火车。





二、       没有被人歧视





密云炼铁厂坐落在燕山山脉脚下的一个小村旁，京密水渠在工厂的不远处通过，把水库的水送往北京。炼铁厂有两座小高炉，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代的产物。我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炼铁炉，也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把它叫做高炉。然而当我一见到高耸、挺拔的高炉时，就爱上了它们！我一口气爬上了炉顶，仿佛已经成为了一名炼铁工人，一种男子汉的豪迈之情油然而生，我想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作者——保尔，我受伤的心灵需要随着铁水的凝固而变得坚强！


我被分配在“一连三排”，当时全国都在学习解放军，所以把车间和干部职务都改编成军队的建制。在我第一次参加全排会议时，排长突然对我说：“请你站起来！”。我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经过多次的群众批斗，我已经习惯于在众人面前“低头认罪”了，看来在这里也不能幸免。排长接着说，语调提高了八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是一个复员军人，这次分配工作，他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来锻炼，表现出革命军人的高尚品质。希望大家向他学习！”


在一片掌声中，我不知所措，甚至没有敢笑一笑。没有想到，原以为要挨一次“批判”，却变成了表扬！对此我确实没有勇气接受。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到了西城区安置办的那位领导，肯定是她对我的情况作了过分好的介绍，不知这会给我带来福、还是祸？


在我进厂之后，又有大批的复员军人、公检法干部被分配到这里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了解到他们中间也有一些人有种种“政治问题”。有的也像我一样因为对江青等不满而受到处分，有的在“文革”中“站错了队”。有的因为父母有问题而被军队或国家机关清除出来，其中不乏高级干部的子女，被罢官的大将、中将和少将的子女就有好几位，这在其他基层企业是不多见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问题就不会显得太突出了。这使我想起了“木偶奇遇记”中的“皮诺奇奥”，当他看到别人头上也长出两只驴耳朵时，就不感到孤立了。


确实，在炼铁厂四年的工作和生活中，我确实没有感受到被人歧视。连里、排里的基层干部，尤其是一起劳动的工人，对我都很好。尽管也有人在背后议论我，但只要我能够和大家一起劳动，不怕苦、不怕累，就很容易被人接受。在工厂里，大学生一般是要安排在技术性的工种或科室工作的，而我主动要求到炼铁车间当一名炉前工，天天与灼人的铁水打交道，劳动强度和危险性很大，这在大学生中是比较少的。艰苦的劳动不仅改变了我的身心，而且也改变了人们对我的看法。看来，到密云来的选择是对的。





三、       艰苦的劳动





当时的北京缺少生铁，所以老百姓取暖用的铁炉子也成了紧缺货。密云炼铁厂再度恢复生产，与当时的市场需求有关。确实，我们生产出来的铸造生铁，总是供不应求，质量差些的也能卖掉。我时常看见用户的货车在货场边排队等候，余热未散的铁块刚刚卸到货场上就被用户拉走了。


再看看我们的劳动场面，好像是与奔腾的铁水一起进行舞龙表演。由于没有自动化的铸铁机，要靠炉前工举着铁棍去控制和引导铁水流进一排排模子里。工人与铁水的距离仅有一、两米远，滚动的铁水发射出强烈的光和热，第一次受到热浪的冲击，我不禁倒退了好几步。还是老师傅有办法，只见他们側着身子，弯下腰，避免与热浪正面冲突，熟练地把铁水引入铁模子。一炉铁水终于出完了，望着一排排正在凝固的铁块，我们用水龙头喷着水，仿佛在浇灌着地里的庄稼。虽然大家已经浑身被汗水湿透，但仍然兴奋不已。


过去在中学里学到过水变蒸汽的原理，可到了实际生产中才知道它的含义。由于铁水的温度有上千度，如果在流动时碰到下面有水，水就会马上变成蒸汽，产生巨大的力量，把铁水喷向天空，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开始我们没有经验，在冷却铁块时喷了过多的水，等到下一炉铁水流过来时，残余的水把铁水喷向天空，我们称之为“放炮”。


没有哪个炉前工不曾被铁水烫伤。“放炮”后从天而降的铁水像天女散花一样，让你无处躲藏。比较好的办法是浑身不停地抖动，让“铁花”顺着披肩帽和工作服滑落下去，万一铁水珠钻进了你的衣领或皮鞋里，它就会在你身上烫出个洞，沾在你的伤口里。我的脚上至今还留有几个一分钱硬币大小的疤痕。但即使是被烫伤，也往往是“轻伤不下火钱”，少了你一个，别人的负担就要加重许多。所以，伤口总是在劳动中被磨破，要拖一、两个月才能痊愈。


在我当炉前工的几年里，工厂还没有上铸铁机，铁锭的装车任务完全靠工人肩扛手搬。我们在八小时的工作中通常要出四炉铁，也就是每两小时出一炉铁。往往是前一炉的铁锭还没有来得及搬完，下一炉的出铁时间又到了。有时，由于铁水流得太急，没有引导好，结果几块铁锭凝固在一起，我们称之为“王八铁”。把这样大的铁块抬上汽车，需要四到六个棒小伙儿用扁担抬，按我的体格往往还不够资格。为了抢时间，我们不能等到铁块完全冷却了才去搬，经常要在它半凝固状态下去翘、去砸，才容易把铁块分离，不连在一起。这时的铁块表面上看已经变黑了，但内部还是红的，甚至还没有凝固。所以，我们的手套坏得非常快，因为搬运时经常被烫破，有时还会着起火来。所以炉前工都有一种特殊的嗅觉，一闻就知道谁的衣服或手套还有余火未灭。


由于长期用扁担抬铁块，我的右肩鼓起了一个大包，开始可能是肌肉红肿，后来成了块肉疙瘩，十分坚硬。今天它已经成为了那段艰苦劳动留给我的纪念。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我再也没有经历过如此艰苦的劳动。这段生活不仅增强了我的体魄，而且也锻炼了我的意志，让我在人生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四、       半军事化的生活





由于工厂位于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所以不通公共汽车，从工厂步行走到火车站需要一个小时。无论是家在农村的，还是家在城里的，都无法每天回家。因此大家都按照连、排、班的建制住在集体宿舍里，完全像住在军营里一样。这样住的好处是适合于“三班倒”的作息制度。因为高炉生产是二十四小时不能停，我们需要安排三班人员交替作业，每班工作八小时。夜班是从半夜12：00到早晨8：00，是比较难熬的班次。由于白天休息不好，晚饭后还要睡一会儿，当班长在晚上11：00叫大家起床时我睡得正香。


工人在交接班时，都要认真交代工作和工具，相互检查是否符合交班的要求，如果不符合要求，可以拒绝接班。这也很像军人站岗时的换岗、换班一样。只不过当兵时换岗是相互检查武器，而在当工人时交接班是检查工具和设备是否正常。


有时候，还要检查宿舍的卫生状况。当然，工厂的集体宿舍比不上军人的宿舍那样整洁，但也不能太乱。


正因为大家每天劳动在一起，吃住在一起，甚至在新年、春节时也要在一起加班、过年，所以每个班排都像是一个大家庭，关系很融洽。在四年时间里，我从未看到过工友之间打架斗殴，连吵架的事都很少发生。


班排每天还要开班前会，每周还要组织班组会，或检讨工作，或组织学习。学习的内容很多，有时读报纸，有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时也安排职业技术培训。连、排长或指导员也经常召集大家开会，讲国家形势、讲“阶级斗争新动向”，讲劳动纪律。这样规范和频繁的会务制度几乎与军队没什么两样。


不过有一点还是与军队不同，那就是可以自由谈恋爱。由于来自农村、军队、学校等各个方面的年青男女很多，自然会碰撞出爱情的火花。在军队院校和连队，是不允许随便谈恋爱的，而在这里是可以的。所以，一些进厂不久的年青人很快就掉进了爱河。一对对进厂后才认识的青年人成了恋人，有的很快结了婚。


但对于我来说，炼铁厂仍然只是个不穿军装的“军营”，这里不可能有我的爱情，我仅仅把它当作是一所向社会学习的大学。我终究要从这里“毕业”，走向更广阔的人生。





五、       58斤的粮食定量





自从六十年代初，中国就开始实行了口粮定量供应制度。当时我已经进入中学，我一个月的口粮定量只有28市斤，成年男子也只有三十几斤。到了炼铁厂后，当炉前工的定量是58斤，几乎一天的定量是两斤。可是炉前工的体力消耗太大，而那时的副食供应很差，只有每天一次为炉前工免费供应的“高温菜”里能有点肉，所以我们一顿饭吃七、八两主食是平常事。在58斤定量里，大部分是粗粮票，只能买玉米面或杂粮，白面和大米的比例只占三分之一。记得一天晚饭我买了两个玉米面窝头和一个白面馒头，吃完了窝头还不饱，拿起馒头又舍不得吃，想留到上夜班时吃。只好把它放在饭盒上看着，白白的馒头散发出阵阵香味，肚子里的窝头好像早已化成了什么气体跑掉了。我本能地又拿起馒头，自己和自己开始“谈判”：只吃一半？不行，夜班干活更需要多吃点儿！那么，只吃馒头皮儿？……，好吧，只能吃皮儿！于是，一眨眼的工夫，馒头皮儿被我剥光了，一只光滑、细腻的馒头变成了“喇痢头” ！


炉前工的饭，往往也离不开铁。当一炉铁出来之后，我们往往会在火红的铁锭上撒上一层砂子，然后把装好大米和水的饭盒放上去。不一会儿，一盒香喷喷的米饭就蒸好了。用铁块来烘烤馒头、窝头，也特别香。尤其在冬天，把一块火红的铁锭拉进休息室，又能烤食物，又能取暖，是我们炉前工的乐事。





六、       “臭老九”还有用





在我进厂时，劳资科把我当成退伍战士对待。按规定，军龄不满五年，只能定为一级工，月薪34.5元。后来有一批8341部队的战士退伍、来到工厂，他们只有两、三年的军龄，可能是因为这支部队在“文革”中有贡献，所以这些退伍兵都定成了二级工，月薪40.5元。所以，我从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工人，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大学生。不过我倒愿意这样，如果大家知道我是大学生，就会对我另眼看待，起码是个“臭老九”，与大家的关系就可能不会融洽。


可是，总有人会知道我的经历。由于自己不愿丢掉学过的英文，所以总爱拿起来看看，自然是“不打自招”的。所以，我虽然拿着一级工的工资，但上过大学、接受过“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熏陶，终究是无法掩盖的事实。


但当时厂里的大学生很多，也不乏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所以大学生的帽子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麻烦。不过，我能写会画的特长却被人发现，在工厂里也居然排上了用场。


在“文革”的年代里，宣传工作是倍受重视的。我们连每个月都要出一期板报和宣传栏。板报是用一块黑板写成的，还好对付；可宣传栏就不同了，它有两米多高，五、六米宽，是用木架子和芦席建成的，就像是今天马路旁的大广告牌差不多。每期宣传栏的内容很多，“头版头条”肯定是迎合当时中央精神的批判性文章。这种文章通常要由各排有些文化的骨干来写，但大都是从报纸上抄来的。记得那时涉及的命题往往是：批判“唯生产力论”、批判“刘邓路线”、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又开始“批林批孔”。


我的任务是把稿件用毛笔抄写成“大字报”，还要设计出每期的“刊头画”。画的最多的是各种姿势的炼铁工人，一手拿着钢钎，一手抓住一个“坏蛋”。有时我暗自好笑：这个“坏蛋”说不定哪天就是我自己！


最后，我们还要熬一桶浆糊，把写好、画好的东西粘贴在宣传栏上，通常搞一期宣传栏都要耗费我和连部文书两个人一天的时间。文书是个中年人，也是个知识份子，人很好，字写得也很好。他对“文革”有看法，但说话很谨慎，因此可能没犯过什么“错误”。也许是知识份子“臭味相投”吧，我很喜欢与他一起搞宣传栏，并当成是每个月的一次精神调节。





七、       “深挖洞”





当时，毛主席认为“苏修”即将进犯我国，珍宝岛的枪声就是前兆。于是他发出了“深挖洞、广集粮、不称霸”的口号。毛主席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林彪又比喻成“一句顶一万句”，因此比一句就是一句的皇帝圣旨还显得更加重要。但仔细想一下，林彪的说法并不正确。其实，毛主席的一句话既不能等于古人说过的一万句话，也不能等于马克思、列宁说过的一万句话，更不能等于他的敌人说过的一万句话。所以，林彪的比喻不符合起码的逻辑。


不过，我对毛主席“深挖洞”的号召是深信不疑的。看过“地道战”、“地雷战”没有？恐怕谁要想征服中国，很难破中国的地道网络。在这方面，拉登恐怕还是抄袭我们的。


我刚进厂，就赶上了“深挖洞”的高潮。排里找了几个当过兵的，带领一些人去挖洞。到哪儿挖呢？苏军肯定是从蒙古越过边境，先侵入我国的内蒙，我虽然没去成内蒙，但还知道内蒙的方向。我眼睛向北一扫，建议在工厂东北侧的小山脚下选点儿。大家接受了我的建议，于是我又根据地形选择了一个不易被水淹的位置，并设计挖一个上下两层的防空洞。下面是洞口，上面有一个向外观察的了望孔，洞内有供人上下的台阶。别人可能以为我在军校学过这方面的知识，其实我是从电影里得到的启发，我的方案被采纳了。


干挖洞这类活儿，最轻松了。因为没有技术标准可以衡量，能躲进几个人就行。何况还能像战场上的掩体一样，能隐蔽、能观察，大家都觉得很满意。不过事后想想，真打起仗来，苏军坦克打一炮就能把小山洞炸塌了。


看着即将挖好的防空洞，一个人说：“等不到敌人飞机来，过两天就有人进来‘防空’了。”“谁呀？”大家问。“嗨，这还不知道，搞对象的呗！”……，“哈！哈！哈！”……，男人们大笑，“真坏！”、“缺德！”几个女的一边笑、一边骂。


工人干活儿时，开些有荤有素的玩笑是很平常的事，而且能活跃气氛。开始我不太适应，也许是知识分子的假正经。后来我也学会“添油加醋”地参与进去了，反而觉得这类玩笑可以增进相互间的友情。甚至一些“脏话”、“粗话”，也是工人们交谈时必不可少的“佐料”，不这样似乎不能表现出工人的粗犷和豪迈，可能这也是一种企业文化吧。





八、       “一号通令”和拉练





回北京休假时，见到还在军队工作的老同学。他告诉我，中央发了“一号通令”，要准备和“苏修”打仗了。还说，苏军在北方边境陈兵百万，坦克车几小时就可以打到北京。但也有同学表示怀疑，苏联人真敢打吗？


回到工厂，备战的气氛似乎比北京还浓。厂里已经在组织职工进行射击和投弹训练，一些从军队复员的军人成了军事教员。另外，还要准备行军训练，我们称之为“拉练”，意思是拉出去长途行军训练。


“拉练”的行走路线是绕“密云水库”一周，可以了解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和水库风光，我很想去。


第一批名单公布了，果然有我，而且还担任一排一班的班长。由于我当过兵，自然是很称职的。出发前第一次的演练，就叫我出列作演示，因为我的背包打的很标准，完全符合部队的要求。而不少农村和学校来的孩子，就像背着铺盖卷准备进城的“打工仔”，结果大家还要学会打背包。


不过，我这个学生兵走起路来就不如农村的小伙子了，走了两天山路脚上就打水泡了，只能坚持走下去。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找一个小山村住宿，我第一次了解到了山区农民的情况。在修建密云水库之前，这些农民都生活在平原地带。为了让北京能有一“盆”清水喝，政府征用了大片的农田，把农民迁到了水库边的山洼里。可想而知，山区的条件是不如平原地区的，所以密云的农民为北京市做出了牺牲。


记得在进入一个小山村时，我们根本找不到像样的路，只能从这块大石头跳到另一块大石头，“跳着舞”进了村儿。再看这个村子，这个山坡上一间房，对面山坡上又一间房，看不出有村子的格局，可见条件的艰苦。


终于在天黑前安排完大家的住宿，在这么个小村子里要安排几十个人的住宿，确实给老乡们带来很多不便。但没有想到的是，当地的农民都非常热情，他们的热情不是用语言来表达的，而是通过朴素的方式表现出来。


我们班七、八个小伙子住进了一家普通农民的家里。进去一看，是典型的“一明两暗”式的农家住房，进门处是门厅兼伙房，左右两侧各一间住房。住房里一半是土炕，门厅里的炉灶既烧饭、又能向土炕送“暖气”。我们拉练时正是在冬天，所以能够体验到土炕取暖的感觉。因为我们的到来，房东全家都挤到另一间房间里去住，腾出这间较大的给我们住。


大家放下背包，就坐在炕上休息，等着开饭。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再加上进村儿时还跳了一阵“舞”，确实饿了。由于当地的农民比较困难，所以一天三餐都是我们自己解决，不麻烦老乡。可是房东还是端上来一大碗菜让我们吃。说是菜，其实就是腌咸萝卜。当时已经入冬，山区哪有什么菜吃啊！


我就着窝头吃了根咸菜，觉得有香油的香味。这时我才注意到房东在咸菜里加了些香油，这在当时连城里人也觉得稀罕，更不用说山区农村了。我感激地看着房东，心想他已经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款待我们了。


吃过晚饭，大家来了精神。这时我借着油灯的亮光，观察了房东一家人。房东是个北方的大个子，五十岁左右，已经是满脸皱纹，但身体很结实。他老伴儿四十多岁的样子，普通的农村妇女。“您家有几个孩儿？”我看着他身后的一堆孩子问。“四个”，他回答。接着他一一把孩子介绍给我，先介绍最小的三个孩子，最后介绍他的大女儿，还把女儿从后面拉到他身前。原来她站在暗处看不清，后来站在我眼前才看清。白净的皮肤，秀气的脸庞，乌黑的一条辫子，丰满的体态，是个很不错的姑娘，大约有十六、七岁了。我再看看房东老两口，怎么也无法把他们与这个“喜儿”般美丽的少女联系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姑娘旁边挤过来一个小伙子，姑娘居然当着我们的面儿，很自然地拉着小伙子的胳膊，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不用说，这八成是一对儿“娃娃亲”。至今我也没闹明白，都说农村姑娘扭揑，可这山里的姑娘咋就这么大方？


为了表示对房东的感谢，我叫副班长——我们班唯一的女性表演个节目。副班长很泼辣，也是从密云农村招工进厂的，还是厂里宣传队的演员。她还真行，就在炕边不大的一小块空地上，连蹦带唱地来了一段“样板戏”，估计小时候在家里也常给大人表演，“样板戏”可能是她的拿手戏。


第二天告别了房东全家，我们又上了路。下一个村子比较大些，人家儿也多。据说村里还有抗日的传统故事。连长抓住时机，组织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请村干部给我们上了一课。具体的内容现在已想不起，但我至今还记得开会的那个小学校。没有玻璃的破门窗，歪七扭八的桌椅，据说老师也很缺。尤其在“文革”期间，连小学教育也不能保证了。


看着村里失去教育的孩子，我心里盟生出一个想法：我为什么不能当一名教师呢？后来，正是这个念头，促使我走上了人生的又一段路程，这些是后话了。





九、       “吃一尺、长一丈”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当时的一种说法，这个概念的产生是源于“文革”的特殊环境。当时全国各地的领导机构都叫“革命委员会”，而不是以前的“党委”。同时，又从军队和工厂组织了一些人派到各个单位，参与“革委会”的领导，叫做“军宣队”和“工宣队”。


        我们工厂似乎只来过“军宣队”，没来过“工宣队”。可能是因为工厂的老工人很多，已经有很强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了。虽然我对“文革”中极“左”的一套很反感，但对老工人出身的基层干部还是有好感的。尽管他们也会顺应潮流、说一些违心的话，但他们的朴实无华的作风是抹不掉的。


工农干部直来直去，作风硬朗，办事痛快。尤其干起重活来，往往冲在前面，以身作则。从他们的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尤其是知识份子“只动嘴、不动手”的毛病，在我身上克服了不少。在我后来的几十年工作中，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如果想做一件事情，一定要亲身体验一下才放心，只看别人做，自己没有试一下，就不能认可。


当然，工农干部也有文化不高的短处，不过当时人们都认为读书越多越“反动”，工农兵就是“大老粗”，文化不要太高，越“粗”越好。可是当干部总要给大家训话，总结一下工作。一次我们连的一位副连长给我们训话，是老工人出身，他总结了前一段工作中的不足，要求大家吸取教训。并说：“我们要吃一尺，长一丈！不能再闹以前的毛病。”大家听了大笑起来，“吃一堑长一智”的成语让他给发展了！





十、       “巴黎公社”在哪个村儿？





    1871年3月18日，法国工人阶级起义，第一次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权，后来起义失败了，历史上称为“巴黎公社”。


一百年后的这一天，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举行了纪念活动。在我们这个偏远的小工厂里，我们除了听广播外，就是读报纸，很少能看到电视。


根据连里的安排，全班的职工都集中在一个最大的宿舍里学习。班长把一份报纸交给我，因为我的文化程度高些，所以每次都叫我读报纸。报上头版登着纪念巴黎公社的文章，我就开始读起来。文章在简单介绍了当时起义的情况后，主要是结合“文革”斗争形势进行了发挥。提的最多的还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以及如何通过巴黎公社式的自下而上的选举，产生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等问题。


好不容易把文章读了一遍。班长开始组织讨论。通常大家坐在一起聊天，都争得脸红脖子粗；可一到政治学习讨论，一个个就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敢打头炮。班里大多数是从农村来的新工人，一般都是小学程度，即使上过中学，在“文革”期间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为了启发大家发言，班长说：“还是毛主席说的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巴黎公社是咱们工人第一次拿起枪杆子和反动派干，所以非常伟大！小吴，你说说吧！”班长指了指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小伙子。小吴是个棒小伙儿，干起活儿来浑身使不完的劲儿，大家常取笑他说，小吴身体没法儿不棒，11岁还吃他妈奶呢！小吴憨笑了一下说：“这个公社以前咋没听说过呀，在哪个村儿啊？”他这么一说，另一个也问：“我也没听人说过，巴黎在哪儿啊？”，不知是谁马上补充道：“肯定不在密云！不在咱们县。”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解释到：这是发生在法国的事情，不在中国。可是还有人问：外国也有公社？我这才明白，原来是“公社”这个词儿把大家闹糊涂了。这些从小就生活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孩子，确实不知道国外也有“公社”、“巴黎公社”与“人民公社”不是一码事。


天哪！我读了半个多小时的报纸，居然没有能解答工人们最起码的疑问！





十一、           “里通外国”





    我在军校学的专业是英语，当然也学其他知识。尽管在“文革”前只学了一年，但由于采取了“听说领先教学法”，再加上比较严格的训练，所以基础打得比较好，一年就可以应付基本的会话了。现在大肆宣传的“李阳疯狂英语”教学法，还不如我们当年“疯狂”。那时，我们平常在校园里见面都不讲汉语，尽量用英语交流，连上厕所都在背单词。


来到密云后，我依然坚持自学英文。那时很难找到英语教材，每次回北京休假，我都是泡在外文书店里。除了技术性英语资料外，书店里只有翻译成英文的毛主席著作和“北京周报”。所以我每次都要买几本“北京周报”带回密云。无论在开会、听报告时，还是在高炉休息室里，我都在学。“北京周报”是供外国人阅读的英文刊物，纸又白又薄，很结实。工友们经常问我：“看完了没有？给撕一张。”因为周报的纸好，很适合卷烟叶，所以很受大家欢迎。我想，真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英文进了我的肚子，好纸变成烟、进了工友的肚子。


但是，也有人来找我的麻烦。一位排里的干部，对我看外文书报提出了质问：“那么多毛主席的书不看，非得看外文书！我看有问题！”。好心人劝我注意点儿，于是我不得不买了英文版的毛著单行本、还找来了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可人家还是看不惯，据说还怀疑我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我担心起来，既然去内蒙兵团都受到怀疑，学外语肯定是更值得怀疑了，真得注意点儿！


不过，尽管当时的极“左”思潮还很厉害，互相批判的大字报也经常出现，偶尔还会在大会上突然让哪个“有问题”的人站起来批斗一下，但我始终没有受到过冲击。这也是我怀念密云的原因之一。





十二、           一个农民的儿子





大张是从当地农村进厂的，比我大几岁，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他高高的个子，见人就笑，脾气特别好，非常本份、踏实，一看就是个朴实的农民。他进厂不久就当上了班长，干重活老是冲在前面，大家把他看成老大哥。


大张没有多少文化，可是善于观察，虚心向老师傅学，没有多久就能当值班员、控制高炉运行了。在他看来，能够当上一名称职的工人是自己的目标，所以他在工作上不遗余力、一丝不苟。


他对我们这些“城里人”总感到好奇，认为思想方法和农村人不一样。看见我整天看英文书，他总问有什么用。我回答说，将来会有用。他说，你早晚要离开这儿，回城里去。我无法回答，不愿透露想当老师的想法。


对于没成家的年轻人来说，大张已经是过来人了。看到年轻男女打情骂俏，大张不好意思正眼看，总是扭着脸笑。他总跟我说，现在年轻人，真没法说。


我注意到他平时非常节省，从来不吃好菜。我为了买书和进城时的开销，也很节省，每个月的伙食费总共不超过12元，平均每天四角钱，可大张比我还省。我省钱是为了学习，他是为了一家老婆孩子能过得好些。


我离开工厂不久，就听说他入了党，当了干部。


但是有一天有人告诉我，大张死了。一天他登上高炉顶，处理装料口卡住的炉料，不幸被煤气熏倒，一头栽进了装料口。


开始我希望这是误传，但几个人都说是真的，而且说他儿子已经顶替他、进厂工作了，算是照顾。对于他的死，我一直感到很难过。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农民的朴实、真诚和对工作的认真负责。


在到密云之前，我总认为农民自私、散漫，但经过四年与这些农家子弟相处，我改变了过去的看法。像大张这样的农民子弟很多，只要你平等、友善地对待他们，他们会回报你十倍的友善和真诚。我久久不能忘却大张的，也就在这里。





十三、           小乐队





进厂的第二天，我就听见隔壁宿舍有人拉小提琴。后来知道是个中专毕业的学生在拉，虽然不大专业，但也还是有些味道。后来听说还有一位中专的老师拉得更好，但他的原本专业是体育。


我从初中就爱拉手风琴，经常在学校里表演独奏或伴奏。没有多久，我们三个就凑在一起，练习小合奏，也是一种休息和消遣。后来连里发现了，要求我们准备节目，在全厂晚会上参加演出。那时候每逢“五一”、“十一”、新年或春节，厂里都要举办文艺晚会，由各连自编自演节目，算是一种政治任务。


不过在“文革”中能演奏的小提琴曲很少，连提琴的练习曲都算是“封资修”的“靡靡之音”。后来我们想了半天，选择了“新疆之春”和民歌改编的“花儿与少年”，并且通过了“政治审查”。


演出那天，大礼堂里挤得满满的，连附近农村的老乡都来了。会场的秩序很乱，小孩哭、大人喊。等我们上场时，居然安静下来，在农村很少见到西洋乐器，所以都想听听是个啥动静儿？


还真不错，我们的节目很受欢迎。尤其大家看到两个拉提琴的动作整齐，弓法一致，琴弓同时上下挥舞，即使没有听清楚是个什么调调，也觉得有点儿真工夫，值得鼓鼓掌！后来每次晚会，我们都得出场，成了保留节目。





十四、           “九、一三”事件





     1971年9月底，我回北京休假。父亲刚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但没有结束审查、也没有分配工作。他见我回来，把我叫到一个没人的房间，态度平静而又神秘地说：“林彪叛国投敌，可能已经死了。”我听了一怔，“是林副主席吗？”我怕是自己听错了，所以又问了一句。“是，还有叶群”父亲补充道。显然他在观察我的反应，他知道我的“政治污点”第一条就是“贬低林副主席”。


可是我很平静，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为什么江青没有一起垮？看来极“左”势力不会太长了！不过我没有向父亲表示什么，只是向他多了解些情况。但他并不知道太多，也只是从“内部”听来的消息。他还嘱咐我，千万不要外传，别再给自己找麻烦。


我很快回到厂里，虽然还像往常一样上工下工，但心里却非常兴奋。“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已经写入了党章，看来历史要重新写了！我想的没错，林彪不能接毛主席的班。”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似乎把身上的一块大石头卸了下来。虽然还背着另一块石头——“反江青”，但这块石头的压力就小多了，因为对江青不满的人太多了。


当时厂里很少有人知道“九、一三”的事情。我憋了两天，终于忍不住了，于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几个关系较好的朋友。他们的反应并不一样，有的和我一样兴奋，有的感到意外和不理解，也有的不敢表态、表示怀疑。确实，林彪的叛逃是对“文革”路线的第一次打击和否定，也是对人们心中的“毛泽东神话”的动摇，这在当时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但我的思想却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已经冲出了几千里远。我想到了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想到了彭德怀的“万言书”，想到了谭震林的“二月逆流”，还有那么多被打倒的“走资派”，我相信这些老干部是被冤枉的，“文革”是中共历史上“左”倾路线的重演。


有几次在梦中，我曾经看到林彪和江青的倒台，惊醒时才知道这是梦。“哎呀！我还是很反动！”我责备着自己。但现实比我的梦更加“离谱”，林彪不仅仅是什么路线错误，而是像张国焘一样叛党叛国了。我还不曾把他想的那么坏！


“九、一三”事件使我的政治生命复活了。虽然江青还在台上，虽然我直到1978年才得到平反，但林彪的死已经为我平了反。





十五、      落实政策





在林彪得势时，他把许多军事院校都撤消了。大批教员和学员复员、回到地方。但不少军校学员也像我一样，没有享受到大学生的待遇，这就出现了地方大学生与军队大学生之间的待遇差异。为此，复员回北京的一些军队院校毕业生开始“串联”，把意见提到了总政治部。经过了多次的反复，再加上林彪事件后出现了“落实政策”的暖流，我们的意见终于被接受了。


记得当时我们工厂也接到了上级的文件，开始“落实政策”，调整我们这些军队院校大学生的工资。我的工资从34元一下提高到46元，后来又调到56元。一些工友羡慕地说：“将来我有了儿子，还得让他上大学！”


“落实政策”不仅仅是调整工资，更主要的是改变了我的“身份”，也就是从“工人”身份改变为“干部”身份。今天的大学生对此已经无所谓，只重视工资多少；而在二十年前人们很重视“身份”。


对于我来说，恢复“干部”身份，则为我今后打算当老师提供了条件。


有时我也不得不迷信。林彪完了、政策也来了；有时“祸不单行”，有时又“好事成双” ！





十六、           “参考消息”





“干部”身份给我带来的另一个喜悦是，有了订阅“参考消息”的资格。今天的“参考消息”在路边的报摊上就能买到，可当年被视为是内部文件，俗称“小参考”，不能在社会上流传。


我从“人事科”开了个证明，到邮局办理了订阅手续，从此开始享受到这特殊的“干部待遇”。一些关心时事的工友经常来借阅，我都要嘱咐：“别丢了！看完还回来。”


“九、一三”事件以后，社会上的传闻并不多，人们非常谨慎。而“小参考”上的外电评论却很多，后来知道是中央有意通过“小参考”向下吹风。记得有篇报道讲述了毛主席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对林彪对他的吹捧之词不以为然，并且说到：我的话一句就是一句！怎么等于一万句？还有一些文章，对极“左”的思潮开始进行批判。于是，“小参考”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报上的每篇文章我都要仔细看，重要的还要剪下来，作为资料反复揣摩。


可以这样说，“小参考”又让我回到了社会的政治生活之中，从此我又开始了对“文革”政治斗争的研究和分析，我知道中国走出“文革”漩涡的航程还很长。





十七、           摄影和修表





我从小喜欢摄影，尽管技术不高，还是拍了不少有意义的照片。在炼铁厂，我拍了许多反映炼铁工人生活的照片，也有一些是表现高炉的雄姿和密云水库风光的照片。


那时只有黑白胶卷，洗出的照片也是黑白的。为了表现出自然界的美，我试图为照片上色。买来了照片着色的特殊水彩，经过加工，奔腾的铁水和高炉在朝霞中的身影就显得异常绚丽起来！如果你不知底细的话，也许你会认为这本来就是一张彩色照片。


为了把照片放大，我用三个月的工资从旧货店买了一台苏联制造的放大机。这下我的小宿舍就成了照相馆的“暗室”，我也成了半个照像“专业户”。不过我不收费，别人需要放大照片，自带放大纸来即可，我义务服务。碰上休假，我会把自己关在“暗室”里工作一天，当我在盥洗室里清洗照片时，大家才发现我的脸盆里满满的一堆照片，甚至还会发现照片上居然还有他们自己！凡是照片上有的工友，我都要送给他们一张。


摄影使我热爱生活，也使时光没有虚度。


我在炼铁厂的另一项“业余爱好”是修手表。


当时，手表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标志个人财富的“三大件”之一，其他两件是自行车和缝纫机。所以如果谁有一块手表，就当成了宝贝。即使是块很旧的表，也舍不得扔。工厂里的劳动强度大，所以在劳动中很容易把手表弄坏。


我自己的表也是块父亲给的旧表，原来走得还不错，进工厂后就爱出毛病了。每次进城往往要去表店修理，也很费钱。于是我在等修表时，注意观察师傅的修表过程，打算也学着自己修表。我买了修表用的放大眼镜、微型改锥等，真的开始学起修表来。


我先对一块完全损坏的手表进行“解剖”，了解它的构造和装卸的办法。有时不小心掉了一个小螺丝，要趴在地上用手电筒找很久才能找到。就这样，我终于可以解决一些小问题了。例如因为震动造成的零件松动和停机、表针脱落、游丝或摆锤被卡住、无法上弦、表带损坏等毛病，我都能修。后来，真的有人送来手表让我帮忙修，我也尽可能修一下，当然也是免费的。


我报考大学是属于文史类，不属理工类。进了炼铁厂，就等于改了行，从事的工作显然是理工类的，修表当然也是。但对于一个以前“只动嘴不动手”的文科书生来说，多动动手干点儿活儿，实在是有好处。在密云的四年劳动中，我不仅当过炉前工，还干过钢筋工、上料工、油漆工、电焊工、抓斗工、架子工等。尤其是架子工，要登上几层楼高的高炉顶，搭起维修高炉的脚手架，没有些胆量是不行的。也许因为我小时候爱爬山爬房玩儿，所以不怕登高，在高高的架子上不用保险带也敢在架子上行走，老师傅叫我“傻大胆儿”。


离开炼铁厂后，我确实像变了个人。一般的小活儿，尽量自己动手解决。遇到什么东西坏了，总爱拆开弄弄、修修。当然，也往往会拆开了装不上，越修越坏。可笑的是，一次父亲真的把我领到一家修表店去拜师傅，他以为我受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想改行学修表。


现在我不洗印照片了，也不修表了；时代进步了，我的技术也过时了。





十八、 尼克松，欢迎你！


1972年的春天，也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的春天。尼克松作为第一位访问共产党中国的美国总统，急匆匆地走下飞机扶梯，把手伸向了周恩来。


我的直觉告诉我，中国将要变了，将会向世界、向西方打开半扇大门。虽然我在密云的山沟里不可能知道其中的内幕，但我知道学好英语一定会有用。


尼克松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美国式的忽冷忽热的友好，而且也带来了英语热。王府井有个“内部”外文书店，要凭工作证才能进去。“文革”中一直冷冷清清，可从尼克松来访之后，一下子热闹起来。尤其受大家欢迎的是“英文900句”，只要摆出来马上就被抢购一空。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搞到一套，虽然对我来说程度浅了些，但对于了解美国式的英语却有帮助，我一口气看了两遍。学外语只看是不行的，一定要听。我偶尔发现“美国之音”每天清晨播放“英文900句”的教学节目，就开始偷偷地听。密云炼铁厂四周空旷，收听效果非常好，一位男中音领读课文，使我记起了大学里语音最好的沙教员。


当时收听“美国之音”要按“偷听敌台”的罪名论处，但由于中美的关系在不断改善，日本人也像凑热闹似的赶过来谈建交，所以我的胆子就大了。再说，当时已经兴起了“外语热”，各地电台、电视台纷纷推出英语、日语的教学节目，所以人们也不再会追究什么“里通外国”的问题了。


不仅如此，从那时起在北京举办的外国展览会也多起来。能够参观一次展览会，和外国商人攀谈几句，好像出国一样新鲜。记得我第一次与外国人交谈，就是在展览会上。即使是非英语国家的外国人，对英语的熟知程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知道，英语将成为国际交往的通用语言是必然的事。


尼克松——这个共产党的头号敌人，却拉开了封闭着新中国的半扇门，而另外的半扇门是在1978年打开的，那时我第一次担任了口语翻译，接待瑞典冶金工业代表团。


在高炉的炉台上，我看着满天的星星高声喊到：“尼克松——，我们欢迎你——！”。几个工友朝我看了看，一边笑一边调侃道：“这家伙，真够反动的！”


其实，从毛主席发表他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到尼克松走进毛的宽大的书房，仅仅才过去了二十二年，然而却显得那样的长久。尽管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并不“看好”尼克松的访华，甚至对日本人的“求爱”还心怀旧恨，但世界的政治气候也有四个季节，冬天总会过去，冰雪总会消融。





十九、           美丽的密云





在炼铁厂的北方，是连绵起伏的燕山山脉；东方是密云水库，南面是肥沃的良田，盛产小枣、花生、核桃、梨等优质土特产。当然，密云水库里不准许捕鱼，不过有一次我们班上的农民工从家里背回来一条大鱼，足有半米长，红红的须，漂亮的鳞，我从未见过这么好看的鱼。“这是我们水库里的大鲤鱼，你们城里没有！”他骄傲地对我说。


一天休假，我们几个约好去爬山。清晨四点起床，一直向着北方的高山走去。俗话说：望山跑死马。走了两个小时，山还是那么远。真到了山脚下时，已经是中午的时间。这时口渴难忍，一抬头看到树上的梨子在微风中摇摆，见周围无人，于是摘了几个，一口咬下去好像喝了一口果汁。吃了两个梨，顿时有了劲儿，一口气爬到半山腰。口又渴了，再摘两个梨吃。咦！这梨怎么比山下的还要甜？我不禁被密云的好山好水所折服。不料这时山下传来了老乡的骂声：“这是谁家的孩子！偷吃俺的梨！看俺不找你家去！”不好，快跑！我们赶快翻过了一道山坡。


当我们爬过山坡，一下子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长城！”。一个工友说，这是没有被修复过的长城，完全是自古留下来的原貌。我们一步步走近它，仿佛在走进那段历史。我看到城墙上的鲜苔和杂草，风火台上还长出了小树。当我们准备爬上风火楼时，扑辣辣飞出了一大群鸟，我这才发现，里面到处是鸟粪。风火楼里的石阶要比八大岭长城的高的多，从楼顶望去，感觉这里的长城要比修缮过的长城苍老、真实，因而也更加感人。后来我陪外宾多次去过八达岭，但却总觉得密云的那段长城是最美的。


我还多次去过密云水库，从工厂骑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以前我只见过十三陵水库，后来再看密云水库，简直就是个海湾，一眼望不到边。仅水坝就有还几座，最长的有几里地远。据说密云水库是亚洲第一大水库，后来在巴西的伊瓜苏见到一个水库，是我见过的第二个大水库。


水库里不让游泳，但冬天允许人们从冰面通过。一天晚上一个当地工人回家休假，为了抄近路从冰上走，不慎掉进了冰窟窿。当时正是冬天，他虽然上半身还撑在冰面上，但水库太大了，任凭他怎么呼救也无人听见。等到天亮后被人发现时，已经晚了。


我们经常在水库的下游水渠和水塘中游泳，由于水质清澈，游起来十分惬意，只是水中的小鱼儿会不客气地咄你几下，以表示这里是它们的领地。


后来我才知道，密云还有许多天然景点没有被人发现，所以我并没有去过。但就我这个城里人来说，已见到的密云之美早已让我陶醉了。





二十、           告别





终于有一天，我走进了上级单位——首钢教育处的办公室。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干部接待了我。我表示了自己想当英文教师的愿望，因为我知道，首钢有一所业余大学。那时人们还没有准备个人简历的习惯，所以我只是向他出示了工作证。他非常认真地听我讲完，甚至还在本子上记了些东西。然后他对我说：“好吧，我了解一下情况，你回去等着吧。”


由于我的“政治污点”还在档案袋里，谁知道人家会不会嫌弃我？我对于去当老师的事完全没有底。可居然有一天，一个工友问我：“你还保啥密呀！要走了还不跟我们说一声？”，我倒蒙了：“上哪儿？我怎么不知道？”。


没过多久，人事科把我叫去，科长说：“你的调令来了，你把手续办了，立刻就去报道吧。”我问：“去哪儿报道？”，“首钢设计院，你不知道哇？”，我没敢再问，别让人家以为我在装傻。其实当时怎么从当老师变成了当设计院的情报资料翻译，我真的没有想到。也正因为我去了设计院，所以我才可能进一步提高了专业英语的水平，并为后来转向对外经贸工作打下了基础。


我至今感谢首钢教育科的那位干部，肯定是他推荐了我。





当我离开炼铁厂时，工友们正在上班，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把一打“小参考”放在常向我借阅的工友床上，又把几本好看的英文画报塞进一个爱看外国画儿的小伙儿枕头下。然后，默默地背起行李走了。如果说四年前离开军队院校时，我没能取得合格的毕业证书；那么这次离开炼铁厂时，我心中的感受是充实的。和大学一样长的四年时光，让我认识了社会这所大学，它对我是宽容的。


二十七年之后，在新世纪即将来临前的一个春节，我和几个工友发起组织了一次“工友春节聚会”。见面时，依然是那么亲切，仿佛仅仅只有几天没见面。一位还在密云工作的工友是清晨坐火车特地赶来的，他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开。吃饭时他紧挨着我坐下，虽然话不多，但我感到了他心中涌动的激情，他也是农民的儿子。


密云炼铁厂早已下马，两座小高炉也已经不存在了。但它们的身影就像那个“喜儿”般美丽的山村姑娘一样，总在我眼前浮现。








2002年7月20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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