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庆 文革并非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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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并非史无前例


至今，人们仍然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史无前例”的。不管过去“褒”它，还是现在“贬”它，似乎它都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是这样吗？

最近我重温了中共中央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45年决议”）和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81年决议”），发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与我党历史上出现过的错误是有联系的，甚至很相似。

对于如此重大的历史课题，不能乱加评论。所以，我们引用这两个决议的一些原文，加以对照和分析，看看历史是否有相似之处。

一、关于文革前的错误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对文革前党的工作失误作了总结。

关于1957年的整风运动，是这样说的：“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对于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述决议写道：“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从1963年——1966年，又在农村开展了“四清运动”，并在文化领域开始进行批判。决议是这样描述的：“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读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从1957年的“整风运动”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再到1963年——1966年的“四清”和文化批判，好像一直是在“反右”，一个劲儿地向“左”倾斜。而在1966年文革中所提出的所谓“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在文革以前就提出来了。看来，文革中的左倾问题并不是新的东西，早有前车之鉴。

二、关于文革中的错误

在上述决议中，对文革的错误是这样总结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毛泽东“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从以上的结论可以看出，文革的错误表现为“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其责任主要在毛泽东身上。如果孤立地看问题，文革的错误仅仅是“十年动乱”；但是如果历史地看问题，建国以来的左倾错误是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前后延续了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三、关于文革后的错误

上述决议肯定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等斗争中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指出：“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由此可以看出，文革中左倾错误的影响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消除的，在文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在作祟，甚至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完全肃清了。

所以，把文革说成是“史无前例”的，并不科学。如果从文革的破坏性来讲，它可能要比1957年——1966年的几次左倾错误更加严重；但是从错误的性质来讲，文革的左倾错误是有历史根源的，是过去党内错误路线的继续和发展，并不是什么“史无前例”的。

四、关于历史上的党内错误路线

对于建国以前的党内错误路线问题，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明确的表述。

在历史上，党内出现过几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包括抗战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路线、以及长征中张国焘分裂党的活动，都造成了一定损失。但是造成损失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路线。45年决议对此总结如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这次右倾路线使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企图得逞，大批共产党员被杀害，同时也迫使共产党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1927年“四。一二”反共事件之后，党内普遍产生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仇恨，因而在后来的斗争中不断出现左倾错误，是可以理解的。45年决议，总结了党内连续出现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教训。摘要如下：

第一次左倾路线：“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当时的领导人是瞿秋白）

第二次左倾路线：“在一九三○年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

第三次左倾路线：“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王明）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以秦邦宪（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开始长征。”

一些资料介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损失了六万人；在长征中，又损失了六万人，包括伤残、离队者（八万红军只有两万人到达陕北）。第三次左倾路线所造成的损失极大，它使我党在“白区”的工作基本陷入瘫痪，使党在农村的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从这个意义来说，虽然文革所造成的损失很大，但历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几乎断送了革命，损失也很大，所以不能说文革是“史无前例”的错误和灾难。

当然，历史上不可能重复出现完全一样的事件。与过去三次左倾路线所不同的是，文革的左倾错误是发生在共产党执政以后，它所采取的所谓“四大”等形式是过去没有的（在共产党执政以后，提出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等无政府主义口号更显得荒唐），它的影响范围可能会更广，后遗症会更多。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历史事件的某些特殊性，就认定它是“史无前例”的；否则，任何一段历史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了,这样又有什么意义呢？

五、关于“左”倾错误的根源

       在45年决议中，对“左”倾错误的根源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下面选择几段、以供讨论：
　　“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表现为“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而实行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例如消灭富农经济及其他过左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的政权政策，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

“‘左’倾路线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很深的社会根源。”

由于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不满，“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
在革命队伍中，“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倾向，在党内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以上对左倾错误的分析，同样也符合建国以来左倾错误的表现特征。例如在1957年以来的“整风运动”、“大跃进”、“庐山会议”和“四清”运动中，左倾思潮就表现为：“急于超越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而跨入社会主义，“强调共产主义内容的政策”而刮“共产风”，采取“对知识分子过左的政策”而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搞“浮夸风”，对“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兴趣、提出“一天等于二十年”。这些“左”的表现在文革中被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了“打倒一切”、“阶级斗争为纲”、“群众专政”、“文攻武卫”、“抓军内一小撮”、“批林批孔”、“知识分子臭老九”和“反击右倾反案风”等极左思潮和“十年动乱”。

可以看出，无论是历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还是建国以来的左倾错误，都是由于脱离实际、超越了中国发展的历史阶段和定位而造成的。过去，李立三和王明等人错把中国当成了俄国，主张“城市中心论”，妄图在大城市一举成功，像“十月革命”那样迅速取得革命的胜利。而建国以后，毛泽东也开始脱离客观实际，急于改变落后面貌，想在短短十几年、几十年内就能“超英赶美”，一步跨进“共产主义”。于是他把许多正确的不同意见，都看成是“右倾”，甚至当成“阶级斗争”和“反党集团的进攻”来对待。他的错误，无异于历史上别人曾经把他的正确意见打成“农民意识”、“富农路线”时的错误。

翻开社会科学辞典，可以看到对“左倾机会主义”的解释：“急于求成、夸大主观力量和群众的觉悟，贬低、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采取冒险主义行动。夸大党内敌情，在党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总结历史上几次出现的左倾路线错误，不难看出它们都具有上述的共同特点。尽管81年决议没有把建国以来所出现的左倾错误称之为“左倾路线”，但其本质和危害性都与过去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它们所发生的历史时期不同而已。所以，我之所以不认同“史无前例”的说法，就是因为它割断了历史，对于人们正确认识文革的历史渊源很不利。

六、对文革要一分为二

在我党历史上，每当错误路线占据统治地位并造成损失时，总会有人站出来、形成正确的路线，最终克服错误路线的影响，从而挽救了革命。毛泽东就曾经是正确路线的代表。

两种思想、两个阵营的斗争，在文革中也同样存在。81年决议是这样描述的：“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

“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

“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干部和群众对文革是抵触和反对的。以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形成了正确思想阵营的核心，而越来越多的群众逐渐摆脱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团结在正确思想阵营的周围，最终战胜了四人帮、结束了左倾错误的统治。

需要指出的是，81年决议与45年决议不同，没有把建国以来所发生的几次左倾错误称之为“左倾路线”。根据一些文章的解释，这是因为在文革中，人们动不动就把一些“问题”上纲上线为“路线错误”。一旦成为了“路线错误”，就会是“一无是处”，就要“全盘否定”，甚至要揪出“一个司令部”、“一个自上而下的路线体系”。所以，为了避免今后再次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无限上纲上线”的错误做法，在81年决议中，就没有使用“路线错误”、“全盘否定”之类的词汇。我也认同这样的解释，尽管文革的错误是根本性的、全局性的指导方针的错误，已经达到了历史上“路线错误”的程度，但是不再轻易冠以“路线错误”的称谓，对推进今后的民主政治进程是有益的。

在文革中，广大群众在逆境中坚持工作、促进生产，为减少损失做出了的贡献。81年决议这样写道：

“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

创造历史的主力军是人民，而不是少数“领袖”人物。我们不能因为蒋介石反共和陈独秀的右倾路线，就“全盘否定”北伐和大革命的历史；不能因为李立三和王明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全盘否定”土地革命的历史；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毛泽东的错误，而“全盘否定”文革的历史。需要否定的，仅仅是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是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和少数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对于正确的思想路线，对于广大群众对极左思潮的抵制和对反党集团的勇敢斗争，则需要充分肯定。就像在批判历史上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同时，要肯定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样。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文化大革命”，它既不是“史无前例”的孤立事件，也不是由于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所引发的偶然事件，而是一次具有深刻历史背景和诱因的、难以避免的左倾错误。

当然，我们说文革不是“史无前例”的，是讲错误的性质和根源与过去的左倾路线很相似；但并不是说文革的发生和发展没有自己的特点，因此研究文革的特殊性仍然是有历史意义的。

概括起来说，我个人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是：

（1） “文化大革命”中所出现的左倾错误具有主导性、全局性和长期性，并导致了中共历史上左倾错误对党的第四次统治。

（2） 从“文化大革命”的特点和思想根源来看，它不过是历史上左倾路线错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演变。

（3） 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形左实右”的破坏活动是与文革左倾错误同时产生的，两者相互诱发、加剧和激化，致使文革的灾难性后果更加严重。

（4）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人在抵制和纠正左倾错误、粉碎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以及拨乱反正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是正确思想阵营的代表。

（5） 自1957年至1977年期间所产生的左倾错误，是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这一错误不能仅仅归于毛泽东个人，更不能因此否定毛泽东过去的历史功绩。左倾错误的多次出现，说明它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思想、理论、制度基础和劣根性，党内领导层应对错误的产生共同承担责任。

七、“左”的危害更大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曾经说过：“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井冈山时期，创建根据地的红军将领王佐、袁文才被执行左倾路线的人杀害；在延安时期，搞“肃反扩大化”的人把创建西北根据地的领导人刘志丹打入死牢，幸亏周恩来及时搭救才“刀下留人”；文革中，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一批开国元勋被迫害致死。多少位蒋介石想杀的红军将领，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被“自己人”投入监牢。事实证明，左倾错误对革命的危害性更大。

过去我们一直宣传这样一种观点：“左比右好”、“犯左倾错误，动机是为了革命；犯右倾错误，就是政治立场问题。”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必须尊重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性，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比右倾错误更严重，怎么能说动机就比右倾好呢？医生看病，还要研究是“开刀”好、还是“保守疗法”好，总不能说一定是“开刀”好吧！如果医生开错了药方，吃死了病人，还能说动机是好的、不负责任吗？

“越左越革命”，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他们不是保守、就是冲动；不是关门主义，就是冒险主义。从文革动乱的广泛性可以看出，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潮是普遍存在的，中国之所以具备滋生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土壤，是与国情有关系的。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中国缺乏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过程，因而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体（包括属于半无产阶级的农民）就无法分化成为成熟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称为中产阶级）。由于没有出现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规范的市场经济（包括法治经济环境），因而民主与法制意识也就迟迟不能成为我们民族性格的一部分。而民主与法制意识的缺失，也恰恰是产生形形色色小资产阶级思潮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革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其说是与资产阶级斗争，不如说是在与小资产阶级思潮进行长期的、艰苦的、耐心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三十年，然而它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还远远没有消除。一个人可以退休，但一种错误理论及其思想根源却不会“退休”，它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流传下去。如何防止左倾或右倾错误的继续出现，不仅是执政党今后面临的严峻课题，也是我们普通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2006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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