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天：由恨到爱——我心中的毛泽东

李筱薇

如何评价毛泽东，事关国运兴衰。台面上，对毛泽东没有任何争论。台面下，争论似翻江倒海。敬之者奉若神明，恨之者不共戴天。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对毛泽东的混乱认知，导致台下对1949年后中国制度争论不断，这是当今中国思想界、舆论界各种争论的总根源。

根本性的思想认识存在重大分歧，无疑于中国社会健康发展埋下巨大隐患。如何面对这个问题，正是史学工作者的职责。

20年来，经过努力学习和反思，我对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由爱到恨，又由恨到爱的巨变。许多人对毛泽东依然停留在“恨”的阶段，愿就20多年来的心路历程，与国人分享，希望全社会对毛泽东的认识能够形成最大公约数，凝聚共识。

本文较长，1.3万字，分为三个部分：
一、由爱到恨；
二、反思；
三、毛泽东时代成就简述。

一、由爱到恨

1979年阴历闰六月二十八日，我出生在陕西省武功县长宁镇葛家村。上小学的时候，由于家庭和学校教育，我崇拜毛泽东，唱过很多遍《东方红》。上初中的时候，我对毛泽东的认识依然以热爱为主。印象最深的是同学田钢锋，他很多次告诉我，他婆说，毛主席好得很，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武功县长宁镇、薛固镇几十个村子的人帮助东坡村把陡坡地改造成了梯田，雨水能留住，灌溉渗得深，粮食产量显著增加。我当时对他的话并没有理解，现在由于崇拜毛泽东，才想起北方大修梯田的事很有意义。

东坡村位于武功县长宁镇东北部，位于关中平原向黄土台塬过渡的原坡上，全村没有平地，坡度很大，武功县年均降雨量近600毫米，蒸发量1100毫米，对于北高南低的阳面陡坡地而言，就连这点可怜的降水也不能全部存住，蒸发量更大。六七十年代修梯田，全靠铁锹、䦆头、人力车，劳动量很大。东坡村的居民几千年没有修梯田，黄土台塬地区普遍如此，几千年都是坡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土地规模经营，北方开始大修梯田。社会主义强调大集体、国家利益，互帮互助。修梯田土方量小的村子要派出劳力，帮助土方量巨大的村子。几十个村子数百人拉着人力车，自备工具，浩浩荡荡向东坡村汇集，进行繁重的劳动，不要报酬，连吃饭都是各村供给，集体搭灶。东坡村村民对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拥戴之情可想而知。

不仅东坡村的陡坡地被改造成梯田，武功县，陕西、山西、甘肃、河北、河南等北方地区梯田大部分都是六七十年代修建的。我现在才认识到梯田的巨大价值，也才将其与毛泽东、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可以前我并没有这样的认识。

上高中后，由于历史教科书关于共和国的历史，强调挫折、失误较多，我不再崇拜毛泽东。大学我的专业是历史学教育，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时，毛泽东时代不断的失误和挫折，竞使我们产生了学习中国近代史般的挫败感。正规的高中、大学历史学教育使我产生了这样的认识：毛泽东会打仗，不会治国，不懂经济，毛泽东使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拉大了很多。基于对毛泽东的不满，我对中共也不认同，觉得毛泽东是现象，根源是马列主义，西方政体绝对正确。

我不再崇拜毛泽东，并产生了恨，毛主席三个字很难再从我口中说出。从此便格外注意一切对毛泽东不利的文章和消息，甚至包括一些谣言。现在认为是谣言，可当时一看就信。我甚至对从思想根源上否定毛泽东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作者高华，崇拜不已。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不但内心恨毛，还非常反感崇拜毛泽东的人，并与他们辩论。我的父母崇拜毛泽东，谈到毛时，我就反驳他们。先父初中毕业，母亲识字不多，我以自己多读的几本书和听到的谣言反驳他们，父母虽不再说话，但内心并不认同我的说法。

我恨毛还有一个原因，我的祖父解放后长期是村支书，1960年代后期，祖父遭遇批判，被拉去游行，反对派将祖父批判了48个晚上，每天晚上在家门口敲锣打鼓喊口号。先父常讲这件事，讲的时候很气愤，说是家里几百年在村子地位最低的时期。但是，伯父、先父、叔父，却并没有因为此事恨毛泽东，而是恨投机分子，他们对毛泽东非常尊敬。对于我就不同了，年长后我认为祖父受辱是毛泽东的错。

2006～2009年，我到西安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对毛泽东的认识丝毫未变。当时我以为自己掌握了史实，掌握了真理，莫名地有种使命感，并认为反毛是高尚的行为。

2007年秋，与几个同学去秦岭子午峪秋游。一个老干部坐在石头上休息，我们几个也在附近，老人便和一个同学聊了起来。老人尊毛，见不得谁说毛不好，看不惯社会的腐败和堕落。我同学反毛，见不得谁说毛泽东好，两人随后大声吵了起来。老人激动地只强调一点，毛泽东时代消灭了妓女、毒品、赌博，现在黄赌毒泛滥，就凭这一点毛泽东就很伟大。是啊，那些认为黄赌毒是社会正常现象的人们，都是排除了自己亲人成为黄赌毒受害者而做出的冷血判断。我当时反驳老干部也很有力，我说1958～1961年，中国饿死了三千万人，这样大规模地饿死人，碰触到历史底线。后来我看了孙经先教授的相关文章，才知道只是统计人口损失，真实人口损失没有那么大。老干部愣了，问哪本书，他要看一下。当时我觉得自己胜利了，因为老干部没有开始那么自信。

二、反思

我在思想上反毛的同时，也孕育着认识转变的可能。我自认为思辨力、反省精神较强。思想认识出现偏差，任何人都难以避免。一个思想成熟的人，关键在于是否能不断反省，承认自己的不足。

经过高中、大学的历史教育，我感觉中国古代也是一部屈辱史，北方游牧政权何等厉害，中原王朝总是被动挨打。2001年，突然看到《汉书》中一则史料，汉成帝时陈汤比较汉胡单兵战斗力时说：“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一个汉兵的战斗力相当于三五个匈奴兵，游牧大兵的鼻祖也就这水平，这与我在一般历史书、影视剧中看到的截然相反。

这则史料于我如获至宝，我开始反思，开始关注一些古代中原王朝武力强大的因素。从此，我对于中国古代的民族自卑感消失，民族自豪感不断膨胀，思想上的桎梏被掀翻：我们的祖先是强悍的武夫，不是君子式的懦夫，我们的祖先征伐四方，武力强大的时间雄踞世界第一。可由于近代的自卑，我们总以被征服者、弱者的思维去认识中国古代史，导致外国人万分敬仰的古代中国也“沦陷”了。由此，我用三年时间写成《中华帝国史》，这是第一部以征服者、中华帝国霸权思维撰写的中国古代史。由于种种原因，《中华帝国史》成书十余年而未能正式出版。我深知，百年后若能在思想史中激起一朵浪花，非《中华帝国史》莫属。

进入西北大学学习中国近现代史，主要在近代领域。读了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认识》、《戊戌变法史事考》，吴春梅的《一次失控的近代化改革》等相关著作、史料，对鸦片战争、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的认识大为转变。搜集过清末大论战的资料，政权更替是否会引起军阀混战、是否会导致经济衰退、是否会给列强侵略以可乘之机、是否会导致分裂势力得逞。对于清末的论战，至今多尊崇革命派，可实际上，民国三十八年的惨状却多在保皇派的预料之中。关于洪宪帝制，我看过很多资料。读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竟几度凝噎。

2009年毕业时，探索中国近代被动挨打的初心已经实现，我对中国近代政治的复杂性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于近代的屈辱感、自卑感有所减轻，经过一两年，编写《走出近代的自卑》一书，种种原因依然未能出版。老师教导：“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说半句空。”学史，更应与时间为伴。

硕士毕业时，虽然我认识到中国近代威权政府的必要性，但对于1949年后的威权体制却不认同，抵触心理丝毫未减。对于因为内战导致战后中国军队协助美国占领日本，未能成行，耿耿于怀。内战明明是蒋介石挑起的，但我长时间却对内战另一方的存在不满。

直到2011年读了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危机》一书后，我对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在理论上稍认可。但对于毛泽东依然不满，思想惯性影响极大。

我对毛泽东认识转变的根基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发现毛泽东始终与最广大的弱势群体站在一起，解放前后都是如此，没有变色。其二是2012～2013年对包产到户前后粮食产量对比的关注。

我长期接受的教育是：毛泽东时代依然吃不饱，似乎农业生产状况跟解放前一样，在一些人的鼓吹中，甚至还不如解放前，这主要在山区。对于这种论调，1998年上大学才离开农村的我，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毛泽东时代农业生产的真实数据。

我问过很多长辈，解放前当地不能灌溉，小麦亩产最多200左右斤，大部分100斤左右。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以后，粮食产量上了一个台阶，特别是1960年渭惠渠高原抽水干渠通水后，随着化肥施用量逐渐增加、品种改良，至1981年包产到户以前，亩产小麦最高可达500斤左右。从1949年到1980年，小麦亩产翻了三五倍。由于水利条件根本改善，武功县又地处关中南部，热量充足，一年一熟的武功县，开始大量种植秋玉米，变成一年两熟。这样算来，葛家村粮食亩产翻了5～10倍。

1998年夏季，葛家村小麦亩产最多800斤。进入21世纪后，国家支农力度加强，亩产1000斤。

在灌区，包产到户后粮食增产的幅度有限。我反复问过老人，包产到户粮食增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大部分都说是化肥施用量增加了5—10倍。刚包产到户的时候，老年人思想保守，化肥施用量未变，部分年轻人舍得投入。老农整天在地里进行低效劳作，而化肥施用量大的年轻人除了播种、间苗、施肥、灌溉、收割，很少去地里，结果年轻人的庄稼反而好于老农。

全国化肥产量的增加，不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而是中央下大力气发展化肥工业的结果。70年代，化肥工业发展迅速，国内小化肥厂普遍建立。1972年“四三方案”实施后，中国先后从美国、日本、法国、荷兰等国引进13套大型化肥装置，于1979年全部投产后，该年中国化肥总产量突破1千万吨大关。

这使我对小岗村也产生了怀疑。小岗村位于淮河以南，年均降雨量800毫米，这对只有四五百毫米的北方来说，简直就是天府之国。什么条件都没变，包产到户后粮食产量就翻了几倍。小岗村只有几十户人家，却组织不起来。他们宁愿去乞讨，吃救济粮，也不愿集体劳动，他们中很多人还有血缘关系。他们之所以能够乞讨到食物，是因为东南发达地区居民口粮还有微弱结余，那些粮食不都是其他地方农民以集体为单位生产的吗？他们不但养活了自己，还交给了国家很多粮食，养活了几千万工人干部，包括不愿集体劳动的小岗村。当北方农民大规模修梯田，当林县人民在太行山修红旗渠，当全国大部分农民在全国修了八万五千个水库时，小岗村党组织涣散竟至壮劳力乞讨，大片土地被撂荒，1979年小岗村的本质是一次开荒，运气很好，恰好风调雨顺。

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就出现包产到户，中国几千年基本都是包产到户，过分夸大包产到户激发劳动者积极性对于粮食的增产作用，不符合实际。个体农户不会生产化肥、农药、拖拉机，不会培育良种，不会钻探机电井，个体小农积极性对于粮食增产到底有多大多用？

在经济效益与劳动者积极性关联的所有行业中，农业对劳动者积极性的要求是最低的。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体农户积极性越高，生产效益越低。无论是农作物还是牲畜的生长，劳动者只是辅助作用。没有人类，牛羊照样吃草繁衍，植物照样生长，都会有基础产量。

粮食产量大幅稳定提高，是涉农工业发展的结果。农业增产取决于灌溉、化肥、农机深耕、农药、气候、良种、栽培技术，外加劳动者八个因素。即使包产到户，如果不能灌溉，关键时期不下雨，照样绝收。1978年安徽大旱，恰好1979年安徽风调雨顺，丰年粮食产量是灾年的数倍，这在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即使到了21世纪，每年都有大片农田因为干旱绝收！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我对毛泽东的认识逐步改变，长期仇恨毛泽东的僵硬思想开始解冻，脑子中不时闪现，会不会误解毛泽东了。

促使我思想转变的关键是，2013年1月5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述。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简称“两个不能否定”）。

我提到习主席这个论断，许多人可能感觉太格式化了。我不说空话，习主席是陕西籍，刚当选副主席的时候，全陕西人都翘首以盼。习主席成为国家元首后，我发现他讲话风格很通俗，接地气，内心更加崇敬。当习主席提出“两个不能否定”时，我心头一震，对毛泽东的认识转变有了更大的推动力。思想转变后，我有大梦初醒的感觉，着手搜集资料，整理了《共和国前三十年成就简述》一书。至此，以“理解同情”为视角，我对中国历史全部打通。联系了几个出版社，还是不行，尽管有习主席的论述，许多人思想还是转不过来。

三、毛泽东时代成就简述

经过大量搜集资料，我对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有了基本了解，消除了巨大误解。毛泽东时代虽有“失误”，但成就是主要的。

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概要如下：
（一）抗美援朝——国运勃兴之战
（二）工业化——摆脱百年国耻的利剑
（三）农业——粮食产量增加两倍
（四）对外贸易——70年代开拓新局面
（五）边境保卫战——不朽的丰碑
（六）乒坛强国——不再是“东亚病夫”
（七）毛泽东时代对改革开放的巨大奠基作用

（一）抗美援朝——国运勃兴之战
近代以来，任何一个世界强国的崛起，均要经历战争的洗礼。中国也不例外，以大视距观察，奠定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战争就是抗美援朝战争。不管四渡赤水、三大战役如何了得，内战很难使一个国家赢得世界尊重。抗日战争，中国对日本没有取得征服性胜利。可在朝鲜，中国军队击退16国联军，涤荡了鸦片战争以来神州大陆的晦气，大振国威，功及汉唐。

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后，苏联对中国陆军、空军进行大规模直接援助，中国60个陆军师装备了苏式武器。1954年，中国空军飞机由1949年的几十架猛增到3000余架，跻身世界军事大国之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中国国际地位大为提高，在中苏关系中，中国独立性明显增强，苏联军队彻底退出中国东北，中国主权得以完整。

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最深远的影响是：苏联一改对中共的疑虑，开始视中国为亲密盟友，将其工业技术几乎全面向中国输出，甚至包括核武器、导弹的相关技术，中国以极低的代价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在人类工业化历史上是罕见的。尽管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但苏联对中国长达10年的大规模技术援助，使中国迅速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工业基础体系。在此基础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核武器、导弹、卫星等尖端领域迅速突破，成为世界五强之一。中国国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大大加强，中国近代无数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奋斗目标初步实现。

（二）工业化——摆脱百年国耻的利剑
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说过，毛泽东时代“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获得的”，“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

第一、国防工业

新中国前三十年，国防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极大地缩小了与世界强国的差距。中国能够制造机枪、冲锋枪、坦克、大口径火炮、全自动高射炮、喷火器、反坦克武器、火箭布雷车、激光器等常规武器；在航空工业方面，中国能够制造超音速喷气式歼击机、强-5型超音速喷气式强击机、高亚音速中程轰炸机轰-6型、雷达波束制导的霹雳1号空空导弹、国产霹雳2号空空导弹；在舰船工业，能够制造导弹驱逐舰、中型鱼雷潜艇、大型常规动力导弹潜艇和大型导弹快艇、巡逻艇、高速护卫艇、反潜护卫艇、港湾扫雷艇、小型登陆艇、火炮护卫艇；在电子工业方面，能够制造计算机、超远程大型单脉冲精密跟踪测量雷达、大型相控阵超远程预警雷达等。

在导弹方面，中国能够制造近程、中程、中远程和远程洲际导弹、远程运载火箭、远洋测量船；在卫星领域，返回式遥感卫星、风暴一号运载火箭研制发射成功。

在核武器方面，中国能够制造原子弹、氢弹、核潜艇。

新中国前三十年，饱受屈辱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强军梦得以初步实现。

第二、机械工业

机械工业指机器制造工业。机械工业素有“工业的心脏”之称，是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手段，也可说是一切经济部门发展的基础。它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1949～1957年，新中国所创建的国营机械企业多涉及机械工业的高端部分，战略引导性极强。这与国民政府的惨淡经营相比，新中国所建国营企业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强于国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才真正走上战略性工业化道路。

截至1980年底统计，中国机械工业共有10.7万多个企业，拥有金属切削机床196.7万台。中国累计向97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机床、锻压设备、冷冻设备、电动机、轴承、量具、刃具等 137种产品。

以汽车工业为例，至1980年，中国汽车产量达到22.2万辆，汽车制造厂73个，137个专用车厂和近2000个汽车配件厂。中国已初步形成了大中小相结合、具有相当规模的汽车制造工业体系，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轻型、中型和重型载重汽车、越野汽车、自卸汽车、牵引汽车、大客车、小轿车共38种，各种专用改装车100多种，以及各种汽车配附件。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汽车工业并不落后于韩国。1970年，韩国现代汽车的年产量才达到4000多辆，到1975年，韩国现代汽车的出口仍然为零

第三、钢铁工业——钢产量跻身世界前五

古代社会，大帝国多以优良的冶铁业而崛起。近代世界，武器多为钢制，钢铁工业的规模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战争水平，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

提起毛泽东时代的钢铁工业，国人印象深刻的是无尽的嘲讽和谩骂论调。国人已经忘记，由于中国钢铁工业落后导致武器落后，近代数千万中国人惨遭杀戮侮辱。为了独立自强，毛泽东时代中国钢铁工业克服重重困难，取得巨大成就，却被神奇般被转换为罪过而压抑至今。

1940年，日本产钢686万吨，而民国时期最高年钢产量是1943年的92.3万吨。1949年中国钢产量15.84万吨，同年美国钢产量7074万吨，日本311万吨。至1975年，中国钢产量2390万吨，超越英国、法国，跻身世界前五名，仅次于苏、美、日、西德。

第四、能源工业——原油产量世界第八

1949年，中国原油产量为12.18万吨，当年世界原油产量为4.35亿吨，仅美国就达2.52亿吨。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原油产量微乎其微。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石油工业迅速崛起，1965年就实现石油自给。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突破了1亿吨，中国成为世界第八大产油国。

1949年底，全国发电量43亿千瓦时。1957年底，全国发电量193亿千瓦时。1965年底，全国发电量达到676.04亿千瓦时。1980年，全国发电量达到3006亿千瓦时，是1949年的69倍。

1952年，煤炭工业生产能力迅速增长到7000多万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57年，原煤产量达到1.3073亿吨。1962年，全国煤产量稳定在2.1955亿吨。1970年，全国原煤产量达3.5亿吨。1975年，全国原煤产量达到4.8224亿吨。1978年，中国原煤产量达到6.18亿吨，是1949年的8.8倍。

第五、纺织工业——出口创汇的拳头产业

1949～1980年前后，中国从解放前只有几家纺机修配厂，发展到年产16万多吨各类纺织机械产品，能够为纺织、印染、针织、化纤等13个行业生产1200多个品种的成套设备。不仅数量上满足建设需要，机器性能也逐步提高，除了用于国内建设外，并有180余万锭成套设备出口援外。

1960年，中国纺织品出口额已经增加到五亿四千九百万美元，比1950年增加了20倍。1960～1971年，纺织品出口额一直在5亿美元左右。1972～1976年，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国际市场进一步打开，纺织品出口增长较快。1972年出口金额8亿美元，1976年达到14亿美元。1978年，中国纺织品出口金额超过21亿美元。

第六、建材工业

毛泽东时代，水泥、平板玻璃、石膏、石棉水泥瓦、建筑卫生陶瓷等建材工业都有长足发展。以水泥产业为例，1949年，中国水泥产量仅66万吨，居世界第26位，相当于美国的1/55。1952年达到286万吨，超过民国最高水平。1978年，中国水泥年产量达到6524万吨，是1949年的98倍。

第七、交通运输

新中国前三十年，铁路、公路、水运、邮电等都得到很大的发展。

1949年，中国运营铁路2.18万公里；1980年，铁路运营里程4.99万公里，30年修建铁路2.81万公里。这些铁路多在西部地形恶劣地区，施工难度很大。

1952年，中国公路总里程12.67万公里。1980年，中国公路总里程89万公里，增加了6倍多，基本实现了社社（乡镇之间）通公路。

第八、三线建设和地方工业的崛起

1966～1976年，工业建设成就比较突出两个方面是三线建设和地方工业的发展。三线建设使陕甘宁、云贵川等中西部地区得到大开发，建立起攀枝花钢铁基地、十堰第二汽车基地、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等新的工业基地，使中国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状况大为改观，极大地促进了中西部、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改善工业布局，克服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的状况，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966～1976年，毛泽东认为地方工业发展能够极大地增强战备实力，同时也可支援农业。为了支持地方工业的发展，1970年前后，中央政府大刀阔斧地改革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的经济管理体制，向地方政府大批下放中央企业，扩大了地方经济管理权限。“四五”期间中央还增拨80亿元作为支持地方“五小”工业发展的专项资金，“五小”指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五种工业企业。

到1975年底，地方五小工业的钢、原煤、水泥、化肥年产量分别占全国的6.8%、37.1%、58.8%、69%。

社队工业工业是地方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队工业在1966～1976年间发展迅速，改革开放后改名乡镇企业，是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的先锋队。
  
（三）农业——粮食产量增加两倍

改革开放后的人们总在抱怨前三十年食品和消费品短缺，指责前三十年的施政方针。毛泽东认为，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应该优先发展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人民的生活不能改善太多。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如果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将会导致国防实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遭受外敌侵略的威胁很难根本改变。不要忘了，二战前德国的军事实力也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结果，为此提出了“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口号，号召人们勒紧裤腰带，全力发展军事工业。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农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只因为提高农业积累，优先发展国防和重工业，人们便误以为农业没有起色。经过大规模的平整土地、大修梯田、盐碱地治理等，新中国成立初期，水土流失严重，甚至风沙化、盐碱化的状况有了根本改观。

从1949年到1976年，全国修建大中小型水库近85000个，其他大小水利工程，数以千计。1949年，中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只有2.4亿亩，1976年中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6.7亿亩，中国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历史性的改变。

1976年，全国机电井数达240万眼。1980年，中国农村拥有总动力达1.98亿马力，其中农用排灌动力7464.5万马力。拥有大中型拖拉机74.5万台，小型及手扶拖拉机187.4万台，谷物联合收割机2.65万台，手推胶轮车3517万辆，农副产品加工机械352万台，全国机耕面积41.3%。

194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11318万吨，人均粮食产量208.9公斤。197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30477万吨，人均粮食316.6公斤。

（四）对外贸易——70年代打开新局面

1895～1936年的42年间，中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量为近50亿两白银。1950～1952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年均增长30.8%，1951年及1952年的进出口总额均超过旧中国的最高额，并且将旧中国长达70年之久的对外贸易入超局面转变为进出口大体平衡。

苏联趁1929～1933年的大危机，以较低成本从欧美大量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使苏联工业产值迅速超过农业产值，奠定了在苏德战争不败的根基。

1953～1957年，苏联援助156个项目、东欧援助的68个工业项目的建成投产，使中国工业化建设取得跨越式发展。

从1963～1966年，中国先后从日本、美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奥地利、瑞典、荷兰等国签订了80多项工程的合同，用外汇2.8亿美元。同期，中国还从东欧各国引进成套设备和单项设备，用汇2200万美元。

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利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贸易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石油工业有突破性发展，为发展石油化学工业奠定了基础。石油出口的增加，为中国进口工业设备增加了外汇来源。中国开始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大批引进先进成套技术设备。

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型化肥、4套大型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项目。

这个方案被统称“四三方案”，是继50年代156个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14亿元。1982年，26个项目全部投产。这些项目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起到了促进作用。尤其是一大批石油化工项目的引进和建设，既为从数量和质量上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工业现代化建设、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效率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四三方案”的批准实施，带动了对外引进工作的全面开展。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在国务院领导人的积极努力下，又果断地进行了开拓整个对外工作新局面的部署。从1972年起，中国的外贸、金融及与之有关的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引进技术设备、开展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20世纪70年代的对外经济开拓，为80年代的改革开放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取得了进行大规模对外经济交往的宝贵经验。

（五）边境保卫战——不朽的丰碑

国家治理是否有效，最客观的判断标准是对外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凶残的外敌是最公正的检测者。

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越是接近的民族，武力越强大，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洞悉古今国家强弱秘密的毛泽东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论断，即武装民众。毛泽东时代，全民皆兵，儿童团普遍建立，妇女不爱红装爱武装，万里江山万里营，中国人尚武精神空前绝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正是战国秦、宋之女真、蒙古运势，政俗简约而武运勃兴。

新中国前三十年，不仅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还进行了对印自卫反击战、援越抗美、援老抗美、中苏珍宝岛之战、中国-南越西沙海战，维护了国家主权，大振国威，成为不朽的丰碑。

以1974年西沙海战为例，南越参战海军总吨位为6000多吨，而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总吨位1760吨，不及南越最大舰艇的吨位。尽管中国海军装备落后，但英勇无畏的气概和高超的军事谋略世界一流。

西沙海战，中国海军共击沉南越护航舰1艘，击伤驱逐舰3艘，毙伤南越10号舰舰长以下官兵100余人，俘虏南越军队少校以下官兵48人和美国驻岘港领事馆联络官1人，收复了被南越军队侵占的3个岛屿。中国军民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274号艇政治委员冯松柏等18人牺牲，67人受伤，舰艇重伤、轻伤各1艘。

中国海军以弱胜强，充分说明毛泽东时代中国军人旺盛的战斗意志，这是大国崛起的精神标配。

（六）乒坛强国——不再是东亚病夫

中国近代战乱连年，民不聊生，在瘟疫和饥饿折磨下的普通中国人，体质羸弱、形容憔悴，被辱为“东亚病夫”。解放前，中国也曾经召开过7次全国运动会，但没有打破过一项亚洲纪录。

1956年，陈镜开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了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这是我国运动员创造的第一个世界纪录；1957年，跳高运动员郑凤荣成为我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女运动员。1960年，中国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

1959年4月5日，在联邦德国举行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获得男子单打冠军。1961年4月，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中国男队战胜日本队，第一次赢得了团体冠军。紧接着，中国运动员获得了男、女单打两项世界冠军，男子单打前三名都被中国运动员囊括。从此，中国乒乓球队开始走在世界乒坛的前列。

（七）毛泽东时代对改革开放的
巨大奠基作用

诚如习主席所言，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不能相互否定。改革开放后取得进一步的巨大成功，是因为在巨人肩上起步，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为改革开放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制度基础。新中国前三十年，所确立的基本制度和体制：社会主义制度、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土地国有制、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等，均为改革开放后所继承，这些制度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制度保证。

第二、国之重器保和平。中国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研制并成功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并拥有中远程核武器打击能力，发射并回收了人造卫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使中国不失时机地进入国际“核俱乐部”。江泽民指出，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

第三、防腐拒变政局稳。新中国前三十年在中共党内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基本上都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防止中共脱离人民群众、腐败变质，防止政权得而复失。虽然有些运动搞得过火，但这个主题却深入人心。苏联共产党在二战中功勋卓著，经济、国防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1991年猝然解体，与其二战后党内防腐拒变的政治运动缺失关系至大。

第四、中西缓和促开放。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70年代末推行，是70年代初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中美关系缓和后，中国国际环境改善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若中国国际环境没有大的改善，改革开放无从谈起。

第五、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新中国前三十年，建立了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这是改革开放后能够全面引进、吸收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基础。实行改革开放的国家很多，但能够取得中国开放效果的国家屈指可数，这与中国改革前建立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密切相关。

第六、社队工业壮大并成为乡镇企业的先驱。1966～1976年，农村社队工业发展迅速，为80年代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基础。到1983年，全国社队企业总产值达1000亿元，就业人数达3200多万人，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并以多种形式支援农业，对促进农业生产的稳步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国务院将连同社队企业在内的农村多种企业称为“乡镇企业”，对乡镇企业进行扶持，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七、国民素质提高。1949～1978年，高校毕业生累计295万人，中专毕业生累计520万人。与高等教育相比，新中国前三十年影响最深远的教育成就则是基础教育的普及，特别是1966～1976年间农村基础教育的普及。1976年全国小学生人数比1965年增加了29.1%；中学生人数比1965年增加6.25倍，初中生增加5.4倍，高中生增加了11.3倍。1966～1976年期间，教育重心向农村转移，1965年，农村初中学生占33.7%，1976年提高到75.2%，高中在校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9.0%提高为1976年的62.3%。基础教育的普及，为改革开放后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合格工人。

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作为一个工业化水平相对落后、男尊女卑思想十分浓厚的国家，却创造出一副极为振奋人心的妇女解放画面。无论妇女参政、妇女就业还是男女同工同酬的实现，中国妇女都位居当时世界妇女运动的前列。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解放使得中国劳动者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位居世界前列。

第八、人口红利。人口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文明最基本、最持久、最永恒的载体。近代，中国人口在世界的占比持续下降，欧洲裔比重暴增。195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降为21.89%，至1975年上升到22.76%，30年中国人口增加4亿，这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

如此旷世伟业，竟长期被污蔑为毛泽东的罪过，造言毛泽东使中国多生了几亿人。那些信口雌黄的始作俑者，如果他们及他们的父母均非二胎以内，他们不可能来到这个世界，更无法批评毛泽东。后来，那些被认为不该来到这个世界的炎黄子孙，却欲哭无声。

（作者葛天，1979年生，陕西武功人，西安博物院副研究馆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研究方向为历史学、博物馆学，邮箱：775219487@qq.com）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汉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