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彬 我和杨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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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杨奇清（肖 彬）
发布时间：2009-12-30 11:06:00      发布人： 天堂墓匠
　    我的老家在河南省罗山县。罗山是河南省建立革命政权最早的县之一，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出发地。在1921年就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罗山青年学社”，1925年建立了党的组织，1926年成立了中共罗山特别支部。在大革命时期，党领导罗山人民举行了多次武装暴动，组建了二千多人的革命武装。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党的组织、政权机构和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从未间断，三万多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作为罗山的儿女，我为这块英雄的国土感到骄傲。
　　一、我的少年时期
　　1921年12月28日，我出生在罗山县城一个贫穷的市民家庭。我的父亲是县中学的教员，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加上祖母，全家7口人依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生活。
　　我6岁时父亲送我到县城的大佛寺小学读书。我们学校有个教员叫李雨膏，是一个立志救国的进步青年。1920年，19岁的李雨膏以优异的成绩考进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创办的”湖北省立武汉中学”，在学校参加了进步学生会，在董必武、陈潭秋的宣传和影响下，他接受了革命理论，积极开展各种反封建、争自由的宣传活动，与进步同学一起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1924年夏，李雨膏毕业回到罗山，即在大佛寺小学组织“励志学社”，宣传民主自由，进行反压迫、反剥削的活动。决心用进步的知识、新的观念冲击陈旧的、腐败的观念，换取民众的觉悟。我入学后就受到了他的进步思想的影响，他给我们讲苏联的“十月革命”，介绍我们看一些进步的书籍。因为当时我家的生活贫穷，所以我对他讲的家人要翻身过好日子只有闹革命的思想体会很深，李雨膏可谓我的革命启蒙人。
　　在我小学毕业时，我的父母因病相继去世。家里的生活就更困难了。祖母带着我们，靠村里的几亩地生活。因为没钱，我不能再上中学了，但我又非常渴望读书。1935年，因战争关闭了几年的罗山中学又恢复了，当我听说考试前3名有助学金的消息后就参加了入学考试，我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第2名并获取了助学金。此外，我还给别人做些裁缝活，获得一些微薄的收入来养活弟妹。靠着助学金，我进入了罗山中学学习。在中学里，我参加了宣传队，经常下乡去宣传革命思想。
　　二、投身革命洪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罗山中学的学生群情激奋，大家纷纷投笔从戎，要求参加抗日战争，保家卫国。当时罗山属于国民党五战区管辖。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白崇禧就从学生中征兵，并予以优厚待遇，一去就是排级干部。我罗山地下党组织也动员学生到延安参加革命。我当时的思想处于动荡之中，去参加国民党青年军，待遇优惠，还可以带家属。可是对于国民党欺压人民的行径我又非常痛恨。到延安去，无路费，弟妹小，家中离不开我。怎么办？此时，学校的进步老师鼓动我还是去延安。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我安置了弟妹，决定到延安去。
　　1937年11月，我作为第二批被罗山地下党组织送往延安。到延安要从西安转道。我带着大家给我筹集的50块大洋和给铁路上一个关系开的信，和几个同学随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曹靖华的爱人（她家是罗山的，带两个孩子到西安）到了西安。到西安后，按照组织的要求我们就通过联系人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但只接触一次后联系人就不知下落了。后由曹靖华帮助我们与西安办事处取得联系，并送我们到了办事处。
　　当时，全国各地投奔延安的人很多。西安办事处把我们送往陕西三原县云阳镇青年训练班进行学习。胡乔木、张琴秋、冯文彬等同志在这里负责。学习期间，由于河南地下党的介绍和我的努力，1937年12月，训练班指导员李秀英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三个月的培学后，一部分学员被直接分到各个战区工作，我被一部分同志被送往延安。当时的环境艰苦，我们是步行到延安的。
　　1938年4月，我进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被编入第四期三大队五队学习。进入抗大后，我感到这里气氛非常好。同志们之间相互关心，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在这里学政治、学军事。政治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军事主要是游击战术和运动战等。三个月后我被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在学习期间，我还被学校发展为“网员”（基层保卫组织成员）。在抗大学习期间，我给河南罗山写信。我弟弟收到信后又带了几个青年到了陕北，进了陕北公学学习。因为日本鬼子占领了风陵渡，我的小妹未能带来。
　　经过抗大6个月的学习后，我毕业了。我们是由河南地下党送到延安学习的，培训完后还要回到河南工作。后因国共关系紧张，一时难以返乡。我正在等待时，中央军委锄奸部向抗大要人，挑选了我和陈宜萍、李宁（李克农同志的女儿）等几位女生。
　　1938年10月，我进入中央军委锄奸部一科任科员。一科是搞派遣工作。我到后锄奸部吴既之部长找我谈话，和我谈完工作任务后对我提出了要求：“干锄奸工作机密性强，你知道的不能讲，不该你知道的不能问。”几十年来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两句话。
　　在一科工作一段时间后，又把我调到了二科，二科是负责教育工作。当时国共统一战线已形成，有许多同志对建立国共统一战线政策认识不够，他们痛恨国民党，不愿意穿国民党的军装。为此，中央军委锄奸部将团以上单位的特派员分批集中起来办训练班进行轮训，讲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团结斗争和独立自主的辩证关系，提高思想认识。让同志们认识到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地主、富农只要抗日也是团结的对象，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
　　1939年3月，中央军委卫生部在陕西户县建了一所卫生学校，为前方培养医务人员。学校的老师大都是全国各地投身延安的专家和教授，人员成分比较复杂。因此，卫生部向锄奸部要保卫干部，我就被派到了户县，在卫生学校政治处担任保卫干事。我每天都深入学校到学员中去了解情况，并同地方党组织保持联系，密切掌握各种敌情动态。
　　三、风雨转战太行
　　1939年6月20日，中央作出了《关于抗大陕公等学校迁移到晋东南的决定》，指出：“最近敌人企图进攻边区，加之地区贫寒、粮食困难等，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抗大本校、陕公本校等移驻晋东南，由北方局及前总负责监督与领导。唯学校的方针及组织改变仍由中央决定。”
　　中央的决定得到抗大和陕公学校广大师生的热烈拥护。随即进行出发前的整编。抗大除留下少数人员组成抗大第三分校留在陕北后，其余人员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后改为青年纵队），由抗大副校长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任副司令员，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王智涛、欧阳毅分任正副参谋长。抗大四个大队改称一至四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工人学校等单位合编为华北联合大学，改称为独立旅，全纵队共有5000余人。我也和从卫生学校抽调出来的部分医生护士编队随第五纵队出发去太行。
　　1939年7月10日清晨，延安下起了小雨，空气十分清新，延河边杨柳依依，延安党政军民各界一万余人在飞机场冒雨敲锣打鼓、挥舞彩旗欢送抗大东进的队伍。罗瑞卿对欢送群众简短致辞：“日寇企图‘扫荡’华北，我们就要到华北去保卫华北，到敌后去坚持抗战！”罗瑞卿的告别辞激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抗大的队伍在锣鼓声中和此起彼伏的“到敌人后方去”的歌声中出发了。
　　几天后，罗瑞卿率领导部队渡过黄河到达永和关后，得悉汾河涨水，不能徒涉，同时日伪军正在对晋西南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敌情也有变化，按原定行军战线行动已不可能，罗瑞卿乃率领先前部队又折回黄河以西，返回延长县。
　　8月初，经请示中央，纵队分为三个梯队先后从延川、延长出发北上，经清涧、绥德、米脂、葭县到盘堂，分批乘船渡过汹涌彭湃的黄河，抵达晋西北根据地。在盘堂过黄河时，因我突患伤寒，无法随大队渡河，就被留在黄河边上的一个村子里养病。待病好后，地方政府派人把我送回了延安，回军委锄奸部二科工作。
　　过了几个月后，八路军总政治部锄奸部要人，军委锄奸部又派我到前方去。第一批到前方的是由邓小平同志带队，第二批是由周恒同志（八路军前方政治部组织部长）带队，我随第二批人员出发。我们这批大约有200余人，分乘几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到西安。当我们行到三原县时，车队被驻守的国民党部队扣留，
　　国民党士兵让我们下车，我们坚决不下，老同志在车上就和国民党士兵争吵。后经与延安和西安办事处联系，国民党才放我们的车队到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我们都换上了国民党的军装，我挂的臂章是排级司药。随后，我们集体乘坐火车到了河南  池，从这里坐小船渡过黄河，经高平到了壶关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不久又随锄奸部到太北总部驻地，在这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被派到八路军总部卫生部任特派员。当时，卫生系统很分散，医院都设在山沟里，我就骑着马到处跑，广泛了解情况。
　　1940年5月，我被卫生部送到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了半年。1941年2月，我又被分到八路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一科工作，任科员。一科主要是负责情报工作，我担任内勤，管理特费。因保卫部设有一个侦察队，专门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各种情报送回来经我整理汇总后，送保卫部领导批阅后转送总部领导阅处。李广祥同志当时也在一科工作，他负责外勤工作。
　　四、相识杨奇清
　　到了晋东南后，我就在杨奇清同志担任部长的八路军野战锄奸部工作。我通过一个商店的关系向河南罗山去信，后收到我姐姐的来信，告诉我家乡解放了，政府对她们很照顾。在工作中，我与杨奇清同志相识了。他是一个老革命，我非常敬佩他。我在延安中央军委锄奸部二科办特派员培训班时，就听学员们提到过他。到了壶关后，和杨奇清同志接触多了，我感到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对革命事业很忠诚，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都很高，特别是对保卫工作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慢慢熟悉后，就开始恋爱了。没有人介绍，他热爱保卫工作，我也热爱保卫工作，可谓是保卫工作这条线把我们连在一起的。
　　杨奇清，原名杨淑清，1911年11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嘉义乡郑源大屋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夏秋，平江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农民协会纷纷成立，还组织了一只农民自卫军。杨奇清的父亲和叔叔、堂叔都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形势和父辈的影响下，杨奇清走上了革命道路，先后担任儿童团团长和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大队长，率领少年儿童站岗放哨，协助大人们打土豪、查奸细。1928年初，经童干周同志介绍。杨奇清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4月30日，彭德怀率红五军重返平江，经中共地方党组织介绍，杨奇清参加了红五军。在部队里担任过宣传员、连党代表、指导员。
　　1933年5月，杨奇清被推荐进入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人员训练班学习。8 月份结业后，先被分到红三军团一师任特派员，随后调军团保卫局任执行科科长。同年年底执行科改为执行部，杨奇清任执行部部长。从此走上了保卫工作岗位，开始了他几十年的保卫工作生涯。1934年4月，杨奇清改任保卫局侦察部部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12月，红军进入贵州，杨奇清由侦察部又调回执行部任部长。为了保卫首长和首脑机关以及电台等要害部门的安全，维护通讯联络的畅通，杨奇清经常不避艰险，不畏饥寒，哪里需要，他就出现在哪里，为了给军团各级首长配备合格的警卫人员，他还利用战斗间隙休整的机会举办警卫人员训练班，挑选政治可靠、勇敢机智、胆大心细、吃苦耐劳、身体健壮的青年进行训练，培养出一批批忠于职守，在紧急情况下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首长安全的优秀警卫人员。长征途中，他还多次负责保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
　　1935年8月，红军到达巴西地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了巴西会议。杨奇清负责部署了巴西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会后，他又推荐跑得最快的预审员叶运高带领一个手枪班，以最快的速度把中央紧急命令送到驻在20里外阿西的邓发率领的中央第二梯队（许多年老体弱的同志如谢觉哉、林伯渠等都在这个梯队），使这个梯队按时赶到巴西一同北上，迅速脱离危险地区。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杨奇清调红十五军团任军团保卫局局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红军主力进驻陕西三原、耀县一带，杨奇清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司令部保卫部部长。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他在三原云阳镇举办了较大规模的保卫干部训练队，既轮训在职的保卫干部，也吸收一些优秀的知识青年党员，对于提高保卫干部的素质扩大保卫干部的队伍起了重要作用。杨奇清不但要处理训练队的各项事务，而且还亲自给学员讲课。这个训练队的绝大部分学员，后来都成了保卫战线的骨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8月25日，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和所属各师、旅设立了锄奸部门。杨奇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部长。锄奸保卫工作的上级领导机关为总部保卫委员会，最初由傅忠、陆定一、杨奇清三人组成，后改由朱德、彭德怀、罗瑞卿、周恒、杨奇清五人组成。锄奸部主要负责内部保卫，巩固部队和反叛徒、反奸细的斗争。杨奇清将其归纳为八个字：“锄掉奸细，保卫自己。”另外，在抗战时期，锄奸部还担负的维护社会治安、帮助地方政权建立公安机关的任务。
　　1937年10月，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晋东南，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着手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不久，八路军总部也移驻晋东南。
　　1938年10月以后，日军华北方面军对我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1939年1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民主根据地连续进行“扫荡”，企图围歼八路军主力。八路军前方总部决定成立两个纵队抗击敌人；一个纵队由彭德怀、左权率领，留太北地区；另一纵队由黄克诚、杨奇清率领到太南地区。杨奇清还兼任抗大一分校政委。同年10月，粉碎敌人围攻扫荡，杨奇清率部胜利回师太北，与总部会合。
　　1941年11月黄崖洞保卫战之后，为了粉碎日军的“扫荡”、“蚕食”和“囚笼政策”，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广泛组织武工队，开赴敌占区开展斗争。杨奇清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前总委派，率前总直属机关工作团深入武安北部地区，协助县委部署反“蚕食”斗争。他和工作团的同志们把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惩治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和争取胁从分子、失足者结合起来，并相互加强情报派遣工作，内线外线相配合，仅半年时间就积累许多成功的斗争经验。彭德怀对武北地区反“蚕食”斗争经验极为重视，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地区的经验和做法，进一步提出了“敌进我退”、“深入敌后”的反“蚕食”斗争的重要方针，加以推广。
　　经过一段了解后，1940年夏天，我和杨奇清同志在山西武乡结了婚。
　　五、身陷敌人囹圄
　　在紧张、艰苦的战争年代，我有两次危险经历：第一次险入敌人的埋伏；第二次被敌人俘虏。
　　1941年7月，驻华北的日本侵略军换将，冈村宁茨接替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茨到任后，在继续执行多田骏囚笼政策的同时，推行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总力战。在日军的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冈村宁茨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边沿游击区）、未治安区（即抗日民主根据地）。对这三种区域分别采用清乡、蚕食和扫荡的办法。在“扫荡”时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通过侦察和频繁“扫荡”寻找和袭击抗日根据地内党政军首脑机关。为了适应频繁的反“扫荡”的需要，八路军总部机关实行了军事化，野战政治部编为第四、第五两个连。平时进行机关日常工作，战时即成为连队，进行反“扫荡”。还有一个战斗连，负责保卫四连、五连的安全。
　　第一次遇险是在敌人扫荡时。四连、五连已转移，我们几个因检查纪律出村晚了，当我们在一条山沟中行走时，忽然从后面冲过来几匹马跑到我们面前，马上的人二话没说就把我们拎上马背，掉转马头就往回跑。等把我们放下马后才知是自己人。他们说你们不要命了，随后指着那条沟的出口让我们看，只见密密麻麻的日本鬼子，吓得我们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次遇险是在日寇“五月扫荡”中，我被日伪军合围时抓获。1942年5月18日，日军采取用“铁壁合围”，陆空配合向太行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发动“大扫荡”。由于敌人是有预谋的，将我八路军总部机关和北方局机关包围在十子岭一带。5月25日中午，敌机开始扫射、轰炸。我军掩护部队同地面的日军交火，枪炮声由疏而密，由远而近。情况很紧急，但敌情不明。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在南艾铺村外小树林中研究突围方案。决定兵分两路，总部和北方局机关由彭德怀、左权率领向西北方向突围，野战政治部和后勤部由罗瑞卿、杨立三率领向武安方向突围。突围中，同敌人进行激战，我军伤亡很大，左权参谋长头中弹片，壮烈牺牲。
　　当时，杨奇清正在武安搞反“蚕食”。因我当时已怀孕，从麻田到了武安，身着便衣准备去敌占区生孩子。当杨奇清闻讯罗瑞卿带队突围到武安后，立即指挥当地武工队狙击追赶的敌人，直到掩护罗瑞卿等人安全转移。他又返回找我，见我行走不便，就留下公务员史海生照顾我，将我们与老百姓藏在一个山洞里，他率队杀出敌人的重围，收集冲杀出来的人员，组成一支小分队，边打边转移，与总部会合。
　　大部队突围后，敌人进行搜山，因我行走不便，被敌人从藏的山洞里抓获，我混在一群老百姓中被敌人押往武安县城，关在看守所里。第二天上午，敌人对抓获的人进行审问。因我身着便衣，又怀着孕，我说我是医院一个大夫的老婆，自己编了一个名字。敌人看我是一个家属，就把我留在武安看守所。在审问中发现有问题的或有怀疑的人则被押送到太原。史海生只是一个14岁的孩子，因穿着八路军军装，被敌人当成军人送去了太原。我与留在看守所的同志们就组织起来，做看守员的工作。因八路军在当地力量很大，看守人员也怕我们八路军便衣找他们算帐。他们对我们说，你们在看守所里怎么都行，但就是不能逃跑，因你们跑了我们不好向日本人交待。
　　被关押的人中有一个是当地的伪保长，是以抗日嫌疑犯罪名被关起来的，他家里每天给他送饭。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我发觉他还是很同情我们的，我就托给他送饭的家人带出一份信，送到六分区司令部。适逢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黄镇在六分区，他即派人将信速杨奇清。后来杨奇清通过关系将我保释出来。回来后，我将被俘的情况及看守所的情况向组织如实作了汇报，组织审查后认为我没有暴露就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随后，老杨将送到了麻田。1942年8月我在那里生下了大女儿晓林。产后不久，我就上了班，仍在锄奸部二科工作。
　　1943年1月，锄奸部派我到武安县羊邑镇派遣站工作，任副站长兼党支部书记。羊邑镇是一个农贸集镇，是勾通根据地与敌占区的商业中心。这个联络站主要是负责掩护外派的同志，迎接从外面回来汇报工作的同志。
　　六、整风运动纠偏
　　1943年3月，杨奇清同志被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调回延安汇报工作，4月进入中央党校二部参加整风学习。这年夏秋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延安整风进入审干阶段。在审干中康生搞了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一度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著名的九条方针：“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10月，毛泽东主席又明确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更加谨慎的政策。
　　1943年秋，太行根据地也开始了整风运动，我被从羊邑镇调回部里参加整风。整风开始后，因受延安审干做法的影响，抢先进入审干，掀起所谓“坦白运动”，发生了逼供信、扩大化的错误。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司令部和野战政治部的许多好同志，特别是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和职员被打成特务、奸细、反革命分子，野政锄奸部的一个科长和野司特务团的参谋长因不堪忍受，相继自杀。杨奇清当时在延安，他领导的野政锄奸部中大多数同志被整成特务或有反革命历史的坏人。
　　1944年1月，杨奇清学习还未结束，毛主席召见杨勇、舒同、杨奇清三人，要他们回前方纠偏。杨奇清被任命为中共北方局社会部部长，在邓小平、滕代远领导下，着手纠正整风运动中的错误。他一到前总驻地，就有不少同志向他诉说整风中换整的情况，有的甚至痛哭流涕泣不成声。杨奇清废寝忘食，和审干人员一同深入到各个单位开展调查研究，看材料，听汇报，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认真对待本人的申诉，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很快查清了绝大部分同志的问题，凡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其中被拘押的一律予以释放。
　　4月，八路军前方总部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九条方针，总结整风审干的经验教训，并给蒙冤受屈和被打击的一大批干部宣布平反。会后，杨奇清又专门为总部特务团的领导干部开会，说服一些同志向在整风中挨整的同志赔礼道歉，清除了相互之间的误解和隔阂，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甄别处理总部直属机关整风错案的同时，杨奇清对地方上整风中发生的一些偏差错误和重大案件，也给予很大关注。他组织查清了小学教员集训中发生的“国民党特务案”，使绝大多数教员得到解脱。有个审讯单位变相逼供，给“犯人”的菜里放很多盐，不给水喝，促使被审者招供。本来这是极其错误的，而他们都还当作“先进”经验想加以推广，受到杨奇清的严厉批评和制止。
　　杨奇清同志一向关心和爱护干部，工作上要求严格，生活上关怀备至。在红军长征翻越大雪山、穿过水草地的艰苦行军中，老杨已是“有马之官”了，但他总是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步行。三军团保卫局的钟枫同志在爬雪山时走不动了，杨奇清说：“你抓住彭总的骡子尾巴走。”使钟枫同志胜利过了雪山。有关缺粮时把饭让给别人吃，在寒冷时把衣服让给别人穿的事就更多了。1940年秋，一二九师新四旅锄奸科科长寇庆延身染重病，老杨前去看望后，又要我步行十几里把他当月津贴送给寇庆延，让他买营养品滋补身体。寇庆延至今还说；“5元钱今天说来微不足道，但在那时却是他一个月的津贴呀！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救命钱。”
　　整风运动结束后，我被从羊邑派遣站调回，在锄奸部工作。当时我们从北平发展了许多大学生到解放区，对他们进行培训后再派回北平作为地下工作者为我们搜集情报。
　　七、驰骋解放战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上党战役发起，杨奇清指挥所属虏获敌大批文件资料。10月，邯郸战役发起，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1万余人起义。杨奇清派人参与起义部队的整训，在军政大学受训的起义军官纷纷要求为人民服务，军大保卫部根据他们的愿望，给他们情报策反任务，派回蒋管区工作。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之后，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军区部队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二、三、四纵队。其中第四纵队的作战任务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第四纵队由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委，杨奇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7月，胡宗南部从晋南北犯，与阎锡山部配合南北夹击，企图打通同蒲线南段，占领晋南地区。陈赓司令员率领四纵在闻喜、夏县战役中予敌重创。9月下旬在浮山官雀战役中，我四纵又获大胜，全歼胡宗南部号称“天下第一师”的整编第一旅。杨奇清参与指挥了官雀之战。他亲自深入战斗第一线，详细介绍敌情，进行战前动员，部署侦察，巧设奇阵，深得基层指战员的拥戴。
　　1946年11月，四纵奉中央军委命令，越过同蒲铁路，准备西渡黄河，参加陕甘宁边区作战。后因形势变化又折回来，先后参加了吕梁、汾孝战役，重返太岳区安泽一带休整。
　　1947年，杨奇清调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部长。他领导全区保卫干部大力开展各项工作，与国民党特务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并为胜利后建立人民公安保卫机关作了必要的准备。
　　1948年5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和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也合并为华北局社会部，滕代远兼任部长，许建国、杨奇清任副部长。9月，华北局社会部召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合并以来的第一次保卫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并确定华北地区保卫工作的总方针为：健全组织，肃清匪特，巩固秩序，配合作战。要求各级保卫机关巩固农村面向城市，大力加强治安工作、侦察工作和情报工作，培训准备干部，把工作重点转向城市，向全国革命的胜利迈进。
　　194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第一兵团围攻山西省城太原，上级决定杨奇清出任太原市公安局局长。他立即选调了一批城工干部、保卫干部和青年学生进行短期训练，初步掌握太原敌情和社会情况后，开赴太原前线。为了检验同志们对太原敌情的熟悉程度，他在途中仔细考问这些同志有关太原各特务系统主要负责人的姓名、特征、住址和其他情况，大大促进了同志们研究分析敌情的积极性。后因平津战役拉开序幕，按中央部署，暂停进攻太原，杨奇清奉中央电令离开太原前线，仍回华北局社会部，作进入北平的准备工作。他积极参与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召开的专门会议，同谭政文、许建国等领导同志共同筹划研究进城接管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做法。杨奇清随部队转战南北，我带着孩子在后方，先后在晋冀鲁豫社会部、华北局社会部工作。
　　 1949年1月14日，天津解放。华北局社会部副部长许建国出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杨奇清率华北局社会部全体工作人员进驻北平，以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名义开展工作在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的领导下，他积极参与北平市公安机关和中央领导机关警卫机构的组建工作，为清理国民党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污泥浊水，深挖敌特潜伏组织，稳定社会秩序，开创新中国城市公安工作做了大量工作。
　　八、参与组建公安部
　　1949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公安部宣告成立，中央任命罗瑞卿任部长，杨奇清任副部长。公安保卫具体业务工作由中央社会部划分出来，由军委公安部主管。杨奇清协助罗瑞卿，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论述，筹划全国性的公安保卫工作，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杨奇清参加了这次会议。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正式成立。下午3时，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罗瑞卿领导下，杨奇清亲自组织了这次政协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主持制定了开国大典的保卫方案。他不仅细致地审查了方案的细节，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在9月30日夜里还实地检查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上天安门的路线和各保卫工作人员的具体岗位。由于中共北京市委深入动员，罗瑞卿、杨奇清的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北京市广大公安干警辛勤工作，坚守岗位，30万人参加的盛典进行的非常顺利，气氛热烈，秩序井然。
　　1949年10月15日，全国公安高级干部会议（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杨奇清积极筹办并参与了这次会议。会议听取了各地的情况汇报，交流了工作经验，讨论了全国公安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当前必须解决的若干问题，部署了公安机关和公安队伍的组织建设。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会议确定公安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肃清残余反革命势力，建立革命秩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罗瑞卿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任命杨奇清为副部长兼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局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其后，杨奇清又被任命为公安部党组副书记。
　　1949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正式成立，随后各地公安机关也相继建立。
　　建国之初，杨奇清是公安部唯一的副部长。他是罗瑞卿部长的得力助手，协助罗瑞卿领导全国公安干警，依靠人民群众，同国内外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加强对敌斗争和治安行政管理，胜利进行镇反、肃反运动，教育改造罪犯和地富反坏分子，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公安队伍等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公安部成立后，罗瑞卿和杨奇清在银行工会大楼一间大办公室里办公。李其炎同志和我担任罗瑞卿和杨奇清同志的秘书，负责处理两位部长交办的事项。那时候的工作非常紧张，因我同时还兼任办公厅机要一科科长，每天都要忙到深夜。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决定访问苏联。在周恩来和罗瑞卿直接指挥下，杨奇清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具体组织了毛泽东访苏专列的保卫。正当毛主席要动身之前，突然发现一部潜伏的国民党电台露头活动。中央要求公安部限期破案。杨奇清在组织毛泽东访苏专列保卫的同时又承担了这一任务。他亲自指挥公安部和北京、天津两市的侦察人员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不到两个月就如期将这个号称“万能台”（台长、报务员、译电员全由一人担任的电台）的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潜伏台挖了出来，后由于要具体负责毛主席出访专列的安全工作，中央决定由李克农部长负责继续侦破，缴获了电台、密码、手枪等大批罪证，主犯计兆祥束手就擒。
　　毛泽东按时出访苏联，杨奇清和滕代远随车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成功地组织了专列的保卫，开创了我国的专列保卫工作。1950年1月，周恩来赴苏参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和2月间毛泽东、周恩来回国时的专列保卫工作，都是杨奇清负责组织的。尽管当时从北京到满洲里火车要运行6天6夜，沿线的治安情况也不很稳定，但由于专列保卫人员和全体列车工作人员高度警惕，严格按照保卫方案行事，铁道部门和沿线居民同公安干警密切配合，这三次繁重的专列保卫任务都得以圆满完成。
　　1950年9月，杨奇清亲自领导侦破了美国特务阴谋制造的炮击天安门案。抓获了特务间谍李安东、山口隆一，起获了敌人阴谋炮轰天安门的迫击炮，保卫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1950年起，杨奇清协助罗瑞卿部长召开了一系列专业工作会议，积极开展各项业务工作基础建设，并且根据中央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4月，公安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经济保卫工作会议，研究经济保卫工作的情况，确定经济保卫工作的方针、任务、组织形式等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提出了保卫工作必须在实际上接受党委直接领导这一极为重要的方针。
　　7月6日，公安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讨论并解决了公安机关治安行政部门的职责和建警等重大问题；研究并草拟了治安行政管理的各种工作条例。这次会议还确定当时治安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依据政府法令，取缔与镇压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同盗匪、流氓以及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治安事故作斗争，采取各种措施整顿恢复社会秩序。
　　8月25日，公安部召开第一次会国侦察工作会议。杨奇清和陈龙筹备和主持了会议。会议详细地分析了全国解放后的敌情，总结了前一段侦察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研究确定了侦察工作必须实行党委领导和群众路线，专门机关必须和广大群众相结合，重点解决了侦察工作使用秘密力量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对以后几十年的侦察工作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杨奇清在这次会议上还专门就侦察干部问题作了重要讲话，要求侦察干部下苦功学习，掌握丰富的知识和现代化技术。
　　10月16日，公安部在召开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传达部署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会后，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集中扫荡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
　　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保卫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全军保卫工作会议，作为总政保卫部部长，杨奇清主持了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为会议题了词。会议讨论确定了全国解放后军队保卫工作的方针任务和若干具体问题。
　　1951年5月10日，公安部召开第三全国公安会议，总结各地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情况，确定镇反工作从现在起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强调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普遍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
　　  九、调任中南公安部长
　　 1952年4月，杨奇清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党组书记、部长。我也随同调任中南公安部办公室副主任。
　　中南地区毗邻港澳，情况复杂，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间谍特务破坏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南地区又是即将开始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要地区。不论是敌对斗争还是经济保卫，任务都很繁重。杨奇清在中南工作期间，狠抓全区各项公安业务建设，整顿侦察队伍，组建经济保卫工作，开展对敌斗争，加强干部培训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使中南地区公安工作面貌为之一新。
　　杨奇清到中南工作的时候，正值全国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后期，不少同志担心火烧到自己头上，思想很不稳定。杨奇清到任之后首先着手解决“三反”运动的遗留问题。他一方面深入到干部当中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逐个落实揭发出来的问题，凡情况不实的一律予以纠正。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对此很满意。
　　 1952年夏秋间，杨奇清针对侦察队伍幼弱的实际情况，强调要在隐蔽斗争中克敌制胜，必须建设一支强有力的专案侦察队伍。他详细地讲解有关秘密力量的建设、专案侦察的基本方针和具体做法，使大家学会掌握隐蔽斗争的战术。在杨奇清的直接指挥下，中南各省公安机关普遍整顿和加强了侦察和情报工作，积极开展内线侦察，成功地建立了深入敌内的重要力量，很快就扭转了敌情不明措施不力的被动局面。
　　1952年冬至1953年春，杨奇清成功地领导指挥了中南地区的反空投特务斗争。全国解放以后，空投成了敌人派遣特务的重要手段之一。美国及其主持的“自由中国运动总部”和国民党机关不断向大陆空投武装特务，妄图联络大陆潜伏特务，发展组织，建立情报网，组织游击武装，扰乱社会治安，破坏经济建设，颠覆人民政权。中南地区的海南岛和湘西地区都是敌人空投的重点地区，特别是湘西地区地处湘鄂川交界，山多人稀，从1951年10月起敌人就开始向这里空投。1952年10月敌人又在湘西桃源投入特务6名，当场被击毙3人，活捉3人。杨奇清非常重视这场斗争，他抓住战机，立即召集湘鄂两省有关公安机关的领导同志研究案情，部署战斗，并亲自制订诱敌、歼敌、擒敌的侦察方案，一环扣一环地周密安排。1953年3月26日，他又组织了湘鄂工作委员会，加强领导和指挥力量。在杨奇清的正确领导下，湘鄂两省公安机关协同作战，当地军民密切配合，湘西反空投斗争战果辉湟。1953年春，敌人两次在湘西龙山、永顺和湖北来凤县空投特务全部被捉获和歼灭，空投物资补给全部被缴获。从1951年10月至1954年底敌人在中南地区空投的94名特务，大都被击毙，其余悉被俘获，无一漏网，还缴获了一批电台、枪支、密码、经费和补给物资。为了保卫新中国经济建设，杨奇清向重点厂矿派去了最有经验的老公安干部，并给予工作上的指导和支持，有效地保卫了中南地区重点经济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
　　1953年4月，公安部召开全国各大行政区公安部部长座谈会议期间，有人反映说苏联顾问批评中国公安部门不会做侦察工作。杨奇清重申，我们人民公安机关的侦察工作要有自己的特点。他还说，我们不能搬他们的那一套，他们那套“神秘主义”的做法不适合我国的情况，弊端很多。我们要坚持专门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来建设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中国式的侦察工作，千万不能搞孤立主义、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那些东西。
　　7月，根据中央指示和罗瑞卿关于东北公安工作考察报告的精神，杨奇清对中南全区的公安工作进行了新部署，工作重点从镇压反革命运动逐步转向正常工作。新部署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克服麻痹思想，转变作风，整编队伍，训练干部，建立一支组织纯洁、政治坚强、业务熟练的队伍；加强政治保卫、经济保卫和文化保卫以及专案侦察工作，有效地打击敌人破坏活动；加强户籍、刑侦、交通、消防、水上等方面的工作，巩固城乡治安，建立与健全一套经常性的治安管理工作。按照新部署的精神，中南公安部决定加强干部培训，杨奇清请盛北光任中南公安干部学校校长，着手轮训科、局长以上干部。他强调，“不下决心培养教育干部，我们的工作就不可能发展”；要求各级领导同志一定要想办法把干部培养成专家。
　　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撤销大行政区，并调杨奇清回中央公安部工作。时值长江上游暴雨成灾，特大洪峰滚滚东下，武汉军民全力投入抗洪抢险斗争。“共产党员哪能在困难的时候离开群众而独去？”尽管中央几次电催杨奇清回京赴任，但他坚持留在防汛指挥部工作及时了解敌情、社情和群众情绪，落实防汛指挥部提出的措施。他主持召开指挥部全体会议，进行宣传鼓动，组织干部分片包干，设法稳定人民情绪，还亲自深入险情严重的洼地动员群众搬迁。搬迁中，有两个老人虽经再三动员仍不肯搬离自己的住房，杨奇清只好命令用筐子把他们抬到安全地带。后来这两位老人知道他是中南公安部部长，感动的老泪横流。夜间，杨奇清一直坚守在电话机旁，不时询问几个险段的情况、物资运输和大堤上抢险人员生活供应情况。一个工作人员劝他休息片刻，他坚持不肯，并说，“你是军人，要知道这是打仗哪！”直到天亮洪峰安全过去，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大堤去参加一次紧急会议。他硬是坚持到8月，武汉军民战胜了洪灾，才离开武汉回北京。
　　  十、再回公安部
　　1954年8月，杨奇清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分工主管侦察、文保、预审和劳改工作。后来，他还连续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四、五届常委。我回部后等待分配工作时，因身体有病就休息了一段时间。
　　1955年4月，为了支持和推动亚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加强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万隆召开的有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杨奇清以代表团顾问身份随团前往，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对这次会议极端仇视，派出大批间谍特务破坏分子，力图阻挠会议的顺利进行。美国派出了由70人组成的“记者团”，其中不少是专事搜集情报、挑拨离间的特务。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也组织了众多的特工人员来到万隆，并由一名头子亲临指挥策划。会议召开之前，他们即在香港以安放定时炸弹的罪恶手法，使代表团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飞往印尼途中爆炸。会议期间，他们又唆使和收买一些反动分子，在中国代表团经过的路上，混迹于人群中拥挤起哄，呼喊反动口号。他们还丧心病狂地组织了由26人参加、人人都配有无声手枪和匕首的暗杀团，并且内定刺杀代表团1人赏20万盾印尼币，刺中周恩来赏40万盾。敌情复杂，形势险峻。杨奇清沉着冷静，对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了精心的安排。他与我驻印尼大使黄镇商量，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要求印尼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将有搞行动破坏的嫌疑分子逮捕起来，另一方面从内部入手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和安全措施，组织进步华侨协同搞好保卫工作。得悉国民党特务阴谋暗杀代表团人员特别是周恩来总理时，杨奇清立即召开代表团全体会议，动员“人人都做保卫工作”，明确职责分工，要求代表团代表、警卫人员、翻译和随团记者各司其职，不得有误，务必保证周恩来总理的安全。与此同时，他还和黄镇大使向印尼外交部递送备忘录，再次要求印尼政府切实保证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安全。
　　杨奇清既是代表团保卫工作的指挥者，又是从事具体工作的警卫员。周恩来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为了促使会议开得成功，周恩来白天开会之余一有时间不是到各代表团访问，就是同华侨、记者交谈，夜里还得批阅文件和向中央请示报告工作。万隆会议开了7天，周恩来总共才睡了13个小时。杨奇清只有在周恩来在住地办公时，才得稍稍休息。尽管身处异国，人地生疏，敌情严重，条件复杂，有许多不利因素，但杨奇清依靠代表团全体人员，依靠当地进步华侨，采取有效措施，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化险为夷，粉碎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破坏和暗杀阴谋，胜利地完成了使命。
　　1956年春，为了掌握了解劳改部门管理和改造工作的实际情况，获取第一手资料，更好地指导工作，杨奇清深入到各地劳改工厂和农场进行调查研究，同战斗在第一线的管教干部具体讨论如何改进工作，更好地贯彻执行教育改造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在广西的一个劳改农场考察时，他亲自深入到犯人中间，详细了解犯人的生活和管教情况。随行人员和农场负责干部担心他住在农场不太安全，建议他到条件较好的招待所去住，但他不肯坚持在那里住宿。
　　同年，杨奇清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9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大会。中共八大之后，杨奇清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一年。1957年初冬，杨奇清在党校学习结业，回公安部工作。
　　1958年6月23日，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正值“大跃进”高潮时期，许多同志头脑发热，有人还在会上提出“运动万岁”的口号。杨奇清作了题为《认真学习党的肃反工作历史经验，更好地完成公安工作的任务》的总结报告。他不能撄其锋，只能以亲身经历回顾了党的肃反工作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并着重阐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工作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使部分同志有所冷静清醒。
　　1959年4月，杨奇清应邀访问德意民主共和国，并观摩了该国内务部系统体育运动会。5月，在返回祖国途中顺路访问了苏联列宁格勒、基辅等地，考察了尖端工业的保卫工作。
　　1959年9月，罗瑞卿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谢富治继任公安部部长，杨奇清仍任副部长。
　　1960年3月18日，北京某饭店发生了一起伪造国家领导人签名从银行支取20万元现金的大诈骗案。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公安部门限期破案。北京市公安局在中共北京市委和公安部领导下组成专案组，展开侦察，但由于仅有一纸伪造领导人批示报告，再无别的线索，进展比较缓慢。周恩来指名由杨来指挥侦破，并亲自与杨奇清谈了话。谢富治见契案进展缓慢，提出要把饭店提供情况的两个人抓起来。杨奇清认为捕人没有根据，决定不执行谢富治的捕人命令，并对专案组人员说，“上面的工作由我负责去做，你们不必担心。”他要求技术人员发挥现代科技力量，对纸、笔、墨、笔迹作鉴定分析；同时召开电话会议，将案情通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要求通力合作，协助破案，把发动群众查找罪犯和加强专案组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杨奇清还和专案组一起再次到发案现场勘察，召集有关人员座谈回忆发案时的情况，终于弄清了发案经过和犯罪分子的面貌特征。为了澄清各人回忆的差别之处，座谈后他召集有关人员在现场进行模拟，重现发案当时的情景。杨奇清和专案组全体办案人员，日夜奋战，终于找到了犯罪分子。直到此时，杨奇清也没有轻易下令捕人。为了做到准确无误，他再次指示办案人员对全部情况反复核对。4月4日，在一切核实确凿无疑的情况下，他才签署命令，把罪犯逮捕归案。审讯中，该犯供认不讳。办案人员破获了作案用具和绝大部分赃款及一部分焚毁的余烬。事实证明，原来谢富治要捕的那两个饭店工作人员和犯罪分子毫不相干。
　　 1965年9月，我调任公安部十二局办公室主任。
　　十一、“文革”惨遭迫害
　　1966年5月，中国进入了十年动乱时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展开。公安部党组指定杨奇清分管运动。但他是带着许多不理解投入这次运动的。党内怎么有了走资派，又怎么有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几十年共同战斗过来的老同志老领导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虽然也象对待历次政治运动那样从积极方面来理解这次运动，以为一些高级干部接受群众批评，受受教育，洗洗澡还是很有好处的，但他思想深处却是“很不理解”的。
　　运动一开始，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就被扣上“叛徒”帽子靠边站了。十二局局长狄飞第一个被隔离审查。杨奇清为了保护一些领导干部免遭残酷迫害，做了大量工作，花费了不少心思，尽力之所能，缩小“文化大革命”在公安部的影响和危害。他反复强调“要正确引导，不要大轰大嗡”。他多次指出，“公安部不能乱，经过几十年培养考验的老公安干部一定要保住！在运动期间公安机关必须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坏。”
　　 8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安部召开部机关文化大革命代表大会，选出17人组成公安部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在部党组领导下负责领导部机关的运动。杨奇清曾多次提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全体成员要慎重，要讲究政策。
　　9月3日，李震调到公安部任常务副部长，公安部领导重新进行了分工，杨奇清虽仍名列第一副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但实际上已经开始靠边站了。10月，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公安部的造反派也紧步其后开始批判公安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标直指杨奇清，诬蔑他在主管运动期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了造反派，是运动的绊脚石。公安部也刮起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歪风，造反派开始批斗杨奇清，硬要他承认17年来公安工作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犯下了一系列罪行。杨奇清坚持原则毫不退让，始终认为17年来公安工作一直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直接领导下，成绩是主要  的。有缺点，有错误，当然他自己也有责任，但不能说成一无是处。造反派说他态度恶劣，从此便没完没了地批斗他，折磨他。谢富治追随林彪和江青一伙，罗织罪名，竟把对敌侦察工作诬为“里通外国”、“资敌通敌”，置广大侦察情报工作人员于死地。一次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一个副主任拿着一份档案材料，当着谢富治的面逼杨奇清承认“里通外国”、“资敌通敌”。杨奇清严正指出：这是工作，这不是里通外国。这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怎么能说是“资敌通敌”？
　　1966年底1967年初，谢富治和李震还嫌公安部的运动搞得不热火，亲自接见各局造反派头头，进一步煽风点火，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北京政法学院造反派组织政法公社，在谢富治默许下进驻公安部大院，与公安部的造反派一起，掀起了揪斗老干部的高潮。他们联合召开了批斗汪金祥副部长的大会，并揪杨奇清上台陪斗。大会之后杨奇清和我被连续揪斗达半月之久，白天黑夜轮番围攻，不让睡觉，苦不堪言。
　　1967年1月，全国各地造反派相继“夺权”。在谢富治和李震等人策划下，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也进行了“全面夺权”。杨奇清坚决反对在公安机关搞“夺权”，他说：“在公安部门，不能搞‘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十分复杂，我要发挥专政机关的作用，加倍警惕敌人的破坏，绝不能搞乱搞垮。”谢富治听了很不高兴。杨奇清虽然屡遭谢富治的无理斥责和造反派无休止的揪斗，但他始终坚持工作，多次完成周恩来交给的任务，并因此受到江青一伙的更残酷的迫害。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公然提出“要从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彻底砸烂”公安机关。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公开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紧接着，全国各地刮起了冲砸公安机关、抢夺公安档案、残害公安人员，甚至乱放犯人的妖风，使人民公安事业遭受极为严重的破坏。杨奇清面对自己长期献身的事业横遭摧残，心情十分痛苦。谢富治在“八七”讲话之后，指示成立了“杨奇清专案组”，剥夺杨奇清的工作权利，逼他交代所谓“罪行”。
　　9月，北京市公安局一侦察干部发现一起间谍案件，因市局领导同志或被关押或受冲击，无人负责，直接到公安部找杨奇清请示汇报。尽管杨奇清当时身处逆境被折磨得疲惫不堪，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听取了汇报，并立即打电话请示了周恩来，和这个同志细致地分析了案情，制订了侦破方案。对于杨奇清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的崇高精神，这个侦察干部深受感动。他按照杨奇清的部署，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连破两案，有力地打击了外国间谍的破坏活动，保卫了国家的利益。
　　1968年1月25日，谢富治采取了从组织上砸烂公安部的具体措施，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报送了《关于公安部改组情况的报告》。当天，公安部除留下干部85人（一半是军代表）外，其余人员全部被送到中央政法干校集中学习。2月7日，公安部新的领导小组成立，杨奇清被排除在领导成员之外，同月，被送往政法干校参加学习。
　　1968年3月，“杨奇清专案组”在谢富治的授意下，抛出一份杨奇清的“罪行材料”，诬陷他“盗窃中央档案机密”、“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里通外国”。甚至连他的父亲和叔父都被说成是叛徒，革命家庭成了“反革命家庭”。3月13日，谢富治下令逮捕杨奇清，同时被捕的还有严佑民等人。
　　杨奇清被捕后，我被送到政法干校学习班劳动。1969年3月，我被下放到黑龙江笔架山公安部“五七”干校劳动。一年后，又被送到湖北省沙洋“五七”干校劳动。
　　杨奇清在狱中尽管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备受折磨，但他不愧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杨奇清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50年代曾参与领导对一封涉及江青的匿名信的调查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诬蔑这是对她进行“反革命黑调查”。当审讯人员强迫杨奇清承认“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搞“黑调查”时，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搞的不是黑调查，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工作，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工作。”当审讯人员强迫他交代“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时，他义正词严地说：“我干了几十年公安保卫工作，缺点错误肯定不少，但要说我反对毛主席，说我是反革命，那是对我的诬陷和诬蔑。我没有一丝一毫可交代的。”他大气凛然痛斥道：“污蔑革命者是反革命的人才是反革命！”弄得那班人无言以对。1968年5月28日，谢富治一伙向中央报告，诬陷罗瑞卿、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凌云等“出卖国家主权、里通外国、叛国投敌”。年底，周恩来在百忙之中审阅了杨清的专案报告，批示“立即释放”。但谢富治一伙有恃无恐，拒不执行。
　　1971年7月，因我体弱多病被送回北京养病。后来参加了公安部大观园宿舍的家委会工作，担任副主任。
　　1972年10月，在周恩来一再催促下，杨奇清获准出狱，并被送往北京医院治疗。江青一伙及其在公安部的党羽对此深为恐慌，硬说成是“保外就医”，继续进行监视和迫害。1973年10月，李震自杀身亡，“四人帮”的党羽硬说是他杀，又诬陷杨奇清是杀害李震的后台。他们无中生有，捏造说有两个局级干部带着谋杀计划去找过杨奇清，还说什么“杨奇清年纪大了，不能亲自动手杀人，但出主意还是可意的”。他们除诬陷老杨外，还夺次强迫我交代。1974年1月中央下令不让再追此事，但他们仍旧纠缠不休，并传讯了我一个月。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进行整顿。同年10月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命杨奇清、凌云、严佐民为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等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受到广大干警的热烈支持，但碰到的阻力还是不小。有人在“四人帮”党羽的鼓动下竟然把“胡汉三又回来了”的大字报贴到杨的住处，恶毒地把杨奇清比作反攻倒算的国民党地主武装的反动头子。杨奇清对他们导演的这场闹剧，全然不放在心上，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上去。但因在狱中遭受的残害实在太严重，不久便病倒，不得不住院治疗。
　　1976年清明节前，首都人民群众汇聚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写了大量的革命诗词。杨奇清的亲属、同事把这些充满激情与壮志的诗词抄给他看，他赞不绝口，直说写得好，这是人民的心声。然而这样的革命行动却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镇压，大批无辜的群众被抓了起来，我们的女婿也被逮捕。“四人帮”在公安部的党羽又借此大作文章，妄图把杨奇清打成他女婿的“幕后指挥者”。
　　十二、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粉碎“四人帮”后，杨奇清真正获得了解放。他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积极组织公安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和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重建和加强群众性的防谍和保密工作。他对“文革”期间和历史上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十分关注，催促干部部门尽快予以安置处理。
　　1977年3月，赵苍璧调任公安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公安部部长。当时杨奇清的病情已经比较严重，不少老同志劝他离开北京到上海去专心疗养一段，他都以“苍璧同志刚来，情况不熟，我应该帮他熟悉熟悉”为由，予以婉拒，带病坚持工作。有一次，他诙谐而又幽默地对一位去看望他的老战友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相信马克思一定会欢迎我，说我为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奋斗终生，是有功劳的！”他还用鲁迅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与这位同志共勉。
　　自从杨奇清出院后，我就没有再上班。遵照组织安排在家照顾杨奇清。1978年11月24日，杨奇清同志因病在北京医院去世，年仅67岁。
　　1978年12月2日下午，杨奇清同志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宋庆龄等送了花圈。邓小平、汪东兴、韦国清、邓颖超、王震、康克清等领导同志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主持，公安部部长赵苍璧致悼词。对杨奇清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半个世纪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他数十年如一日，坚决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中，他都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在公安保卫工作中，认真贯彻毛主席为肃反工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无论在红军时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建国以后，他都坚持依靠党，依靠群众，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反对主观臆断、刑讯逼供和搞扩大化，同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作不调和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杨奇清同志和罗瑞卿同志一起，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为创建我国的公安工作，为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公安队伍，做出了重大贡献。杨奇清同志在伟大的镇反、肃反运动中，在同帝修反和国民党特务间谍的斗争中，以及在公安业务的建设方面，成绩卓著。他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忠心耿耿，竭尽全力，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匿名

周邓杨是一伙
写信时间：2014/05/13 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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