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济泽：中央研究院座谈会日记（1942.5.27-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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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的日记

温济泽


【按：本文写完于1942年6月13日，原文载于《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29日第四版。】



　　五月二十七日，礼拜三。
　　全院关于“党的民主与纪律”的座谈会，于是日上午九时半开始。
　　今天有十一个同志发言，大家都反省到在整风运动开始时我们所表现的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有好几个同志说：我们在动员大会上否决了各研究室主任为当然委员，我们把整风运动看成只是“割大尾巴”（领导方面的尾巴），这些都是极端民主化的表现。但是，也有少数同志说：主任经过选举才能担任检委，这是范副院长在动员大会上同意的。因此，否决主任为当然检委，不能说就是极端民主化倾向——这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范文澜同志发言，对于自己在领导方面采取宽大的态度，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大家很感动。
　　李宇超同志，提出王实味的问题，他说，我们有偏向的人虽然很多，但是与王实味同志根本不同，因为从王实味的文章、动员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动员大会后的个人活动看起来，他的错误是一贯的，是严重的，不是偶然的。另一个同志说：我们应该深刻地反省自己，我们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是很浓厚的，在这一点上说，我们的偏向和王实味的错误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这又是一个争论问题。

　　五月二十八日，礼拜四。
　　今天座谈了一个上午。
　　大部分的发言是关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讨论，如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的区别，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等。
　　小部分的发言，展开了昨天李宇超同志提出来的问题的争论：有些同志反对他对王实味的错误的估计，认为在他的发言中，有“捕风捉影的说法和主观主义的残余”（？）；有些同志同意他的估计，并且说：在组织上说，王实味虽然还是我们的同志，但在思想上他已成为我们的敌人了。这两种意见争论未得解决。

　　五卅纪念日，礼拜六。
　　上午，艾思奇同志传达毛泽东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结论。
　　下午，继续开会。有三个同志发言，一致认为：从王实味在动员大会上的发言和他所写的《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等文章看起来，他已经离开了党的立场，挑拨下级与上级、政治家与艺术家等等之间的关系，与党对立，这一点，与我们的偏向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
　　最后发言的是罗迈同志，他有系统地解答了同志们提出来的关于“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的一些问题，在清算过去偏向和王实味的问题上，也发表了他自己的意见。关于动员大会上的偏向问题，他也讲了。在讲到王实味的问题时，他表示同意李宇超及其他同志的意见，并就《野百合花》一文加以分析，指出王实味的立场是与我们的党相对立的，是对党采取反对的立场的，这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严重的错误。他的错误绝不能与我们的偏向相提并论。我们的偏向的产生是偶然的，是天真的。
　　傍晚，有一部分同志向座谈会主席团提出：民主集中制问题已经讨论得差不多了，希望在下次的座谈会上，把王实味思想的实质更清楚地研究一下。主席团采纳了这个建议。

　　五月三十一日，礼拜天。
　　常委会印发王实味在壁报上曾经发表过的文章，作为研究王实味的思想的参考材料。

　　六月一日，礼拜一。
　　今天座谈会的中心问题，已经从对于极端民主化偏向的一般的清算，转移到王实味的思想。在今天十五个同志的发言中，一大半是关于这方面的。
　　李言同志第三个发言：他首先报告了一个统计材料：本院研究员，在初读《野百合花》时，有许多人对他是或多或少地同情的，有些对这篇文章有反感的人，在起初也没有看出作者立场有根本的错误。经过两个多月整风文件的学习，特别是经过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反对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文件的讨论会，关于《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两篇文章的讨论会，一步一步地，到现在大家才一致认识清楚《野百合花》一文立场和方法的错误的严重性（思想改造是需要如何细腻的功夫啊！整风文件的学习又是多么重要啊！）。其次，报告了党委与王实味六次谈话的经过，至今王实味还没有承认他的错误。最后，说明现在为了“治病救人”，必须彻底揭发王实味的错误，并与他进行严正的思想斗争。
　　李又常、潘芳、雪苇诸同志的发言，向大会提供出许多材料，使大家知道王实味过去曾与托派有过关系，思想上中毒很深，到现在，他还常向人说：“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拉狄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苏联对于季诺维埃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等等。他对党和目前整风运动的认识也是根本错误的：他污蔑党的领导机关，认为有一部分人已经腐化了；他说整风运动就是“毛主席团结正派人，反对不正派人”，他说“在本院民主的问题上，罗迈同志和范文澜同志是两派”，他用“硬骨头”这个名称企图去拉拢一部分同志，又用“软骨头”等辱骂的言辞去打击另一部分同志。
　　末了，艾思奇同志宣读王实味写的反驳齐肃同志的一篇文章：《关于〈野百合花〉》。在这篇文章里，他不仅继续污蔑党，而且以青年领导者自居，以现代的鲁迅自居，号召青年们与他握手。在听到后面这些肉麻的词句时，会场中引起一阵一阵的带着鄙视意味的哄笑。
　　在以前讨论《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时，有人说：“王实味的立场是错误的，但动机是纯洁的”。有人说“动机是不纯洁的”。这个争论未决的问题，今天解决了，今天已经没有一个人再说他的动机是纯洁的了。王实味思想的错误与我们的偏向的根本区别，在今天已经明确地被暴露出来，暴露出他的一切挑拨性的言行，都是恶意地有计划地进行的。绝不能与我们的自发性的偏向同日而语。

　　六月二日，礼拜二。
　　常委会决定：休会一天。各人自己阅读：列宁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章，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词，毛泽东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结论（笔记），联共党史第十章第一节，斯大林选集卷二第93～98页及346～348页（都是关于联共粉碎反对派阴谋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这些是我们与王实味托派思想进行斗争的武器。
　　今天上午，王实味向党委提出退出党的要求，他说他“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他要去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他是一个这样顽固的人，不愿意接受党对他的教育，他将走上一条多么危险和不可救药的道路啊！

　　六月三日，礼拜三。
　　上午，继续读昨天没有读完的文件。
　　下午，继续开会。一个同志发言说：王实味在目前边区政治和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破坏团结和作平均主义等等的宣传，在反对宗派主义的口号下，进行挑拨，在反对党内黑暗与发扬民主的口号下，反对上级领导机关，这和苏联托派曾经用过的手法是一样的。如果他再不改正错误，前途是不堪设想的。还有一个同志，简单地叙述了王实味的家庭情况，说明王实味的思想是破落的带着小贵族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最后发言的是艾思奇同志，他说，王实味的立场，是站在小资产阶级最反动的方面，是反动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他用走私的方法，散布托派的思想，这种思想主要的有四方面：虚伪的革命狂热和实际上的悲观失望情绪；对统一战线的消极态度；强调超阶级的“人性”；对党内斗争的派别的看法。他的手法是很巧妙的；他会利用漂亮的伪装（利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反对半截的马克思主义”等口号作伪装）；他会用挑拨性的文字和语言；他企图利用青年反对老干部，利用下级反对上级，利用艺术家反对政治家等等。最后，艾思奇同志说，在目前思想斗争中，我们所得到的最主要的经验教训，就是要认真精读二十二个文件，改造我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增强我们在政治上的敏感性，把我们的思想武装起来。
　　散会后，大家纷纷议论着王实味要求退出党的事情，在晚间，有几个同志去找王实味谈话，为着继续挽救他。

　　六月四日，礼拜四。
　　今天中央政治研究室和文抗来旁听的人很多，大礼堂的窗台上也坐满了人。开会的铃声响了，几百双眼睛发出来的视线，射在从左面大门走进来的王实味的身上。今天是王实味第一次出席我们的座谈会。
　　在李宇超和潘芳两个同志发言之后，轮到王实味发言了。他低沉地说：
　　“……我郑重地严肃地撤消我前天在变态心理下对党委提出来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几个朋友的‘爱’感动了我。”
　　“你的政治生命是由朋友的‘爱’决定的么？”一个同志向他提出了质问。
　　“我今天认为超阶级的‘爱’和‘恨’是不存在的了……”他接着说：“刚才，李宇超同志说我是托派，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过去就根本不知道政治（？），……你们看我在《中国文化》上写的关于民族形式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的统一战线的立场站得很稳……哪里会有托派思想？”
　　“你不应该说谎！你是常和我谈到托派问题的，你到现在还认为苏联有托派，说苏联的托派不是法西斯匪帮的走狗，而是反法西斯的。”一个同志起来质问。
　　“你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又一个同志起来质问。
　　“我说过的话我一定承认。是的，我说过：我对托派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斯大林，是我很痛恨的。现在看到他们与联共团结在一起反对法西斯（？），我又很感动。”
　　“你根据什么事实说苏联还有托匪？说托匪是反法西斯的？”又是一个质问。
　　在王实味接下去的发言中，他承认他在1929年，开始与托派来往，替托派翻译过《列宁遗嘱》（被托派修改过），《托洛茨基自传》两章，还在托派刊物上发表过小说。一直到1936年，他还与托匪陈清晨通过信。一直到今天，他对陈清晨、王文元（王凡西）等托匪份子仍念念不忘，仍觉得他们的“人性”是好的。
　　“……我认为托派对立三路线的批评是正确的。（‘胡说！’）……我看到了‘八一宣言’，觉得这和托派国民会议的主张差不多。”（“胡说！”）“……看到了鲁迅答托派书，我才站到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来。”
　　大家对他这种毫不承认错误的态度和公开宣传托匪理论的行为，非常愤怒，要求主席团制止他东扯西拉的发言，要他明确地答复问题。
　　“你为什么说苏联清党时，斯大林同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这种话是你以前说过的。”一个同志起来问。
　　“我认为苏联清党时，有好些人是可以从敌人争取为同志的。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
　　对于斯大林同志的污蔑，又激起全场的义愤。
　　“你和托派的关系，在一到延安时，为什么不立刻忠实地向党报告呢？”
　　“我初到延安，觉得到处受人歧视……我一直到40年，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批评陈伯达，和他论争，他骂我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意见，假如他再骂我是第四国际，那还得了么？为着站稳脚跟，我才把我与托派的关系报告组织部。”
　　说到这里，他大骂“陈伯达是宗派主义”，主席团制止他发言。
　　“我要求王实味对下列托派观点，表明态度：第一，托洛茨基在联共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对于苏联农民问题的观点；……第二，关于列宁遗嘱问题……第三，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究竟应该由谁负责的问题……这几个问题是王实味曾经和我争辩过的。”另一个同志发言。
　　王实味表示他仍然“保留”他原来的托派观点。并且说：“我的观点不对，为什么你们不早教育我呢？”
　　“这些问题你向党组织提出过没有？为什么不向党提出要求党帮助你纠正？而你偏要到处乱讲？”
　　王实味不能回答这个反问。
　　休会的时候，我和王实味一路走出来。他说：“我的错误，只有我自己能清算，别的人，不论哲学学得怎样好，也不会弄清楚的。”我冷笑了一声。
　　下午，他没有出席。
　　在下午的座谈会上，有十五个同志相继发言，痛斥他的托派观点，在以前有些对王实味面目认识不清楚的人，现在也很清楚地认识了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错误是万分严重的，危险的，为了继续了解王实味对自己错误的认识与态度，大会公推了三个代表，在会后去和他谈话。
　　休会的时候，主席团宣布休会两天，各人自己阅读：斯大林选集卷二第85～156页（和反对派斗争的问题），卷三第101～106页（关于列宁遗嘱问题），八七会议宣言，及大革命时代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信等。为着进一步粉碎王实味所“保留”的在各种具体问题上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我们需要这些武器。

　　六月八日，礼拜一。
　　从早晨七点钟起，就不断地像潮水一样地涌来了一千多个旁听者，他们来自七十几个机关（学校在内）。
　　大家围绕着主席台，坐在操场（临时的会场）上。当主席团宣布“座谈会继续开会”的时候，同志们不禁好笑起来——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盛大的座谈会！
　　为着使到会者都能了解座谈会的内容，主席团首先简单地报告了两个礼拜以来开会的经过。接着，李又常和雪苇两同志发言，又较有系统地叙述了：王实味的托派思想，他与托派的历史关系，对党的错误看法，对整风运动的错误的了解，及其在整风运动中的活动等等。
　　中午休会的时候，主席团决定：下午请各机关各学校选派代表来参加座谈会（不然，一千多人的座谈会，是没有办法开得好的）。
　　下午，继续开会。主席团宣布：来宾也有发言权。
　　有些同志提供出一些新的材料，关于王实味日常为人的材料。这些材料证实在王实味的灵魂里，真不知有多少“包脓裹血”的“黑暗和肮脏的”东西啊！

　　六月九日，礼拜二。
　　在今天的座谈会上，有两次很精彩的发言：陈伯达同志的和艾青同志的。
　　陈伯达同志首先批评王实味《民族形式》一文原稿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接着又叙述王实味在马列学院编译部和研究院生活中的一些自私自利的卑鄙的行为，他说：像这样的人绝不是“硬骨头”，他正像水里的蚂蝗一样，是没有骨头的东西！这样的人也绝不“伟大”，他正藐小得像一个白蛉子，这白蛉子悄悄从纱窗飞进来咬人，是必须严防的！
　　艾青同志说：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王实味文章的风格是卑下的……他把延安描写成一团黑暗，他把政治家与艺术家、老干部与新干部对立起来，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立场是反动的，这种手段是毒辣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
　　有一个同志的发言，引起剧烈的争论。在他的发言中说：王实味在思想上是托派，这已经肯定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他在组织上有什么问题。这种意见受到六七个同志的反驳，大家认为：王实味的错误，绝不只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问题，而且也是组织上的问题——王实味错误的严重性，大家已经有了一致的明确的认识。

　　六月十日，礼拜三。
　　上午，张如心同志对王实味思想作了有系统的分析和批判。首先，指出王实味的思想要点：一个是“人性”论，这是他的人生哲学，思想基础；一个是蜕化论，这是他反党的思想武器；一个是极端民主主义与平均主义，这是与前两者密切联系着的。其次，分析王实味的活动方法：是以“左”的面貌出现的；是利用青年的弱点来剥削青年的；是挑拨离间的；是两面派的。并且从他的历史上看，证明他的思想与活动是一贯的，不是偶然的。再次，批判了王实味的托派思想（如苏联清党问题、列宁遗嘱问题、国民会议问题、立三路线问题、争取托派分子问题等等），及其对党的错误认识（如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区别，功利主义，党员与党的关系等问题）。最后，号召大家巩固团结，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彻底粉碎王实味的托派思想及其影响。
　　下午，继续开会。本院各研究室及工作人员支部，及（杨家岭）政治研究室全体，一致要求开除王实味党籍，主席团决定：交院党委会办理。
　　还有二十几个同志相继发言。

　　六月十一日，座谈会的最后一日。
　　今天到会的人又很多，大礼堂的周围添了一层由人围成的墙。
　　第一个发言的是丁玲同志，她驳斥了托派分子王实味对延安文艺界的侮辱。最后，她对《三八节有感》作了一番自我批评。
　　继起发言的是罗迈同志，他讲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明：两个星期以来的论战，一方面清算了过去的偏向，一方面相当彻底地揭发了王实味的反革命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大家在政治上，在思想斗争的原则和方法上，在自己思想的改造上，一般的都提高了一步，这是这次座谈会的巨大的收获。第二个问题，说明：支配着王实味的思想的，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也就是反动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说他的思想中有某些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分，那也只是破落的小资产阶级的极端破坏性、疯狂性和绝望心理，而这也正是托洛茨基分子的特性之一，他的言论和行动，不只是有政治目的，而且也有组织企图。院部几位负责同志和我们大家抱着与人为善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挽救他，可是他至今还没有诚意接受大家对他的帮助。说到这里，罗迈同志说：我同意把他的党籍问题提交党委处理，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声明：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第三个问题，说明：这次斗争和论战不仅有很大的教育意义，而且有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在目前抗战困难时期中，王实味的反党思想、反党行为及其所散布的影响，是必须彻底肃清的。第四个问题，说明：偏向和王实味思想是有联系同时又是有区别的，为着克服偏向，并展开反王实味的斗争，必须搞清楚偏向的性质，又搞清楚王实味思想的实质。十多天以来，大家在学习文件与不断反省的过程中，经过了迂回曲折的渐次前进的道路，才使得我们能够有这次座谈会的收获。这使我们比以前更明白地了解了：党的文件的力量和学习整风文件的重要性。第五个问题，提出几点希望：希望今后在研究文件方面和反省自己方面，更具体，更深入，继续发扬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希望没有勇气进行自我批评的同志，勇敢地进行自我批评，我们的口号是：不让一个同志保留甚至隐藏自己的错误；最后，希望同志们对负领导责任的同志，尤其是他们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改造，多多批评。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范文澜同志。他说：“王实味是个什么人？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以下的话，他分做两部分，第一部分说明党挽救王实味的经过：王实味的反革命反党的思想和活动，党委早已就知道了，我们始终抱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挽救他，乔木同志当面并写信批评过他，党委和他谈话有八次之多，我也和他谈过两三次，党委又委托五个同志经常去帮助他，别的同志在口头上在文字上批评他的也很不少。可是他始终不肯反省。我们用尽苦心，想把他从茅坑里救出来，可是他却想把我们拉到茅坑里去，这真是岂有此理！我们可以声明：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第二部分，根据这次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指出今后大家应该注意的几点：下决心彻底反对自由主义，严守纪律，严禁小广播，提高政治警惕性，更好地去读文件，更切实地反省自己。
　　范文澜同志讲完了话，全场热烈地鼓掌。在热烈的胜利的掌声中，主席团宣布了这次座谈会结束。

（十三日灯下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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