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楚狂本色总依然——李锐

Gowest

李普：楚狂本色总依然

● 李普  
　　

　　一

　　

　　我认识李锐是1938年在长沙，我在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他是中共湖南地下省委的青委负责人。我们这些后进很崇敬他们那些“老干家”，李锐是其中的一个。有一次大概是在《观察日报》，许多人一起谈天，李锐高谈阔论，他说：“现在领导学生运动，如果要闹次把学潮，那是绝对有把握、毫无问题的。”那样地坦率和豪迈很少见，也许有人要说他狂妄，所以我至今记忆犹新。以后四十年间，我同他极少接触。只记得1946年，我在北平，他在承德，我给他寄过有关国民党地区民不聊生的新闻通讯。1979年初，他得到平反，从流放地回京。那天大概是于刚夫妇做东，请李锐和南央吃饭，黎澍和我两对夫妇在座。不用说大家十分高兴，谈笑间李锐大声说：“帮我找个老婆啊，我要个家啊!”那样坦率和豪爽，还是四十年前的李锐，一点也没变。

　　后来我想，他受了二十年的种种苦难，那年六十一岁了，除了有个已经成年的女儿南央，便是孑然一身。释放回来了，却无家可归，只能住招待所，岂不叫人掉眼泪。但是李锐却正如他《八十自寿》诗中所说：“不发牢骚不自怜，楚狂本色总依然。”他那几首诗蕴涵者大，不限于做人，不过我想做人这方面也包括在内。

　　不久以后，我们成了近邻。我搬到了三里河。李锐住到了木樨地二十二号楼。他成了家，妻子张玉珍十分贤慧。她曾经是个“小八路”，来自出美女的陕西米脂，那地方果然名不虚传，她年轻的时候必定很漂亮。“文革”中她非常厌恶江青那一套，凭她出身于贫农家庭的身份，她在建设部尽力保护老干部。她一心关注李锐，照顾他无微不至，使他能全心全意思考大事，著书立说。她早年当过护士，对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很内行，更是李锐的福气。我曾经对他们两口子说，这是上天在李锐晚年对他的补偿。他一辈子受苦受难，上天该当向他赔罪。后来黎澍也搬来了，住在二十四号楼。我同他们相隔一条马路。三人连同三家往来十分密切。他们两位是我的良师益友。那几年同他们住得那么近，交往那么密。交情那么深，受益那么大，应当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

　　我们常常在一起谈天说地，上下古今，无所顾忌。有一天我说：“我曾经认为我很懂政治。我给年轻人讲课，诚心诚意讲新闻记者应当是个政治家。我现在才知道这是自作多情，其实我一点也不懂。”黎澍说道：“何况你呢?我懂吗，我也不懂!”李锐以他惯常那十分自信又十分潇洒的神情，这时还故意带点儿卖弄的口气说道：“对不起，我可早就懂了。不过我有我的办法。”

　　我在《黎澍老夫子》一文中讲了这件事。这个话题当时一笑而罢，又谈起别的来了。后来我想，李锐也不是瞎说的。他很早就研究毛泽东。他在兼任毛泽东秘书的时候获罪遭谴。他在狱中思考了他半生的经历，作了几百首诗。许多诗是关于毛泽东的思考，还有一些是有关历史、人物和为人处世的思索；出狱以后出版了《龙胆紫》诗集。后来他写了《庐山会议实录》，一时洛阳纸贵，再后来成了研究毛泽东的权威。要想弄懂中国的现代政治，不钻研毛泽东的书，不懂毛泽东其人其事及其思想和心态，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些话对不对呢，是对的。但是太简略了。他两次坐牢，做诗是在第二次。第一次坐牢是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两次坐牢之间，还有1959年因庐山一案被批斗半年，然后开除党籍、流放。流放中饥饿和劳累差一点儿要了他的命。

　　这三次大磨难都没能改造他什么。真是既锻又炼，好像孙悟空被推人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他比孙悟空还多烧了两次，不仅没有被烧成灰烬，却像孙悟空那样在炉中炼出了“火眼金睛”。

　　

　　二

　　

　　先说第一次。这次坐牢是在延安，从1943年4月到1944年6月，受罪虽然不小，关押的时间却比其他要犯短，只有一年又两个月。但是这次经历对李锐的一生意义十分重大。2000年他在《世纪之交感言：还是要防“左”》一文中说：“延安的抢救运动，使我头脑更加冷静，较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看法。”

　　当时的情形，他曾写道“1941年，整风运动先在上层进行，主要是整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清算他在内战时期对党造成的危害与损失；也听说批评了周恩来的经验主义。……随后整风从上层转到全党来进行，就涉及到广大知识分子，当时把知识分子的什么缺点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这跟解放以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是类似的。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意义，似乎已经有了定论；但知识分子从而把自己贬得一钱不值的副作用，很少有人谈及。整风运动随即转入了可怕的‘抢救运动’，至今没有看到对此事的全面论述，境外倒是有了这种书。我就是在这次运动中被捕坐牢的。”

　　他何以被捕呢?有两三个人在逼迫之下，承认自己是特务，诬陷李锐是他的上级。这当然是主要的原因。除此之外，他那样放言无忌地高谈阔论，恐怕也早已引起了康生的注意。康生是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主要助手。他1937年从苏联回来，把苏联肃反那一套也带了回来。这个在党内身居高位的“肃反”专家有一句名言，说延安党政军各机关“特务如麻”。他说李锐对共产党有杀父之仇，他的父亲是红军杀掉的。事实是他父亲1922年病故，那时候还没有红军。他父亲的朋友1921年的党员李六如曾经前往吊唁，在延安澄清了这件事，可是到1959年康生照旧那么说。

　　李锐对他自己那关心时政又直言无隐的习性，到老无怨无悔。他的名句“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已经由一位书法家写成对联挂在他的客厅里。他《七十自寿》中还有这样的句子：“多年习惯探闲事”，“依然一副热心肠”。“探闲事”是我们湖南的土话，意思是管得宽，与己无关的事也要管。诗中还说，“书生议论曾何补，世事沧桑佐乱谈。但是， “应借覆车追往事，仍须放胆写文章。”1981年我夫妇俩请廖沫沙、黎澍等几位老友夫妇来寒舍小聚，李锐即席口占一首；也是这个意思，诗曰：“举杯难得竹林欢，都是古稀花甲年。海内久经文字狱，人间本好自由谈。”

　　遥想当年，国民党统治区的茶馆饭店普遍张贴着“莫谈国事”的大字告白。那些满怀革命激情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到了革命圣地的延安，怎么能不兴高采烈，高谈阔论，何况李锐呢?他们这样谈着谈着，就谈出一张墙报《轻骑队》来。

　　延安1941年前后的这张墙报，一出现就轰动一时。它大约有三块门扇板那么大，竖立在延安北门外中央青委所在地的大砭沟口。延安及其附近七八里路甚至更远的各个单位大大小小的干部，包括其时已经调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每期必定专程来看，因此后来每期又刻蜡版油印出来。它的内容多涉及到延安的“阴暗面”，有一期也集中批评了文化界萧军等人士的一些短处。据说从前线回来的王震将军，看到一篇批评时弊的文章后拍桌子大骂，这些小资产阶级搞什么名堂!

　　关于创办《轻骑队》的缘起，据《李锐其人》这本传记记载，当年负责把每篇文章用毛笔抄成大字报的童大林说得很有意思：

　　“说实在的，要光是像我这样一些中学生，就闹腾不起这个事儿来，因为我们都比较老实、听话，领导让怎么就怎么。这些大后方的大学生一来，中央青委机关立刻成了当时延安青年中文化层次最高、最活跃的一个单位。这些人原来都是各省抗日青年团体的头头，能说能写，又会组织活动。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对延安好些事情看不惯，每天晚饭后，就聚在窑洞前聊天儿，谈的尽是这类话题。于是有人提议：办个墙报，将这些意见写上去。大家赞成，事情就是这么定的。”

　　李锐那时是中共青委的宣传科长，童大林是科员。李正是童所说的从大后方来的那种大学生，当然是《轻骑队》的积极分子。

　　《轻骑队》引起了老红军中王震这样一些大人物的不满。整风开始以后，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以“左”倾著称的凯丰，两次找有关的一些人谈话，包括李锐在内。凯丰批评他们不该在革命如此紧张和困难的时候，尽讲些饮食男女，小资产阶级的清谈。这张墙报就停刊了。

　　《李锐其人》中说，《轻骑队》停刊，毛泽东似乎不大以为然，他说：让他们把屁股转过来就行了嘛。

　　整风运动改造知识分子，目的正是要让他们把屁股转过采，从小资产阶级方面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从错误路线转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上来，从自己用脑子统一到以毛泽东的思想为思想这方面来。而李锐的屁股偏偏转不过来。他是个爱独立思考的人，又不是个独善其身的人，而是个“好事之徒”。这是一位老前辈对我说的。他曾经是李锐的上级，后来是我的上级。九十年代有一年我们三人在青岛碰到了，多次在一起谈天。他对我说起李锐，给了他这四个字的评语。这四个字通常含有贬义，如果从褒义来用，我认为李锐恰恰是这样一个人。

　　李锐那次在延安被关起来，他是怎样对付的呢?他说：

　　“这样突然而来的打击当然毫无思想准备。不过我是湖南平江人，那个地方红白斗争极其剧烈，老家中有好些老弱妇孺被红军移民而死去，也有党员亲属被国民党杀害，从小也知道一点党内斗争残酷的情况。1940年到延安，我就去看望过父亲的老朋友李六如，在后来的接触中，他谈过自己受屈的经历。”

　　可见，八十年代那次他在同黎澍和我的闲谈中说，他对中国现代的政治早就懂了，确实不是瞎说的，他有从小到老那许多亲身的经历。

　　关于那次在狱中，他说：

　　“在枣园，保安处等地共关了几百上千人。……当时逼供很厉害，我经历过五天五夜不给睡觉，不准眨眼睛，认为这样就可能失去控制讲出真话来。我当时挺住了，没有乱讲。这种办法有长到半个月的。”

　　“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以至腿肿)和坐矮板凳；有时加带手铐，时间长短不定。我手上的伤痕，几年才消去。也挨过耳光之类。”

　　在那样的逼供之下，李锐挺住了，没有乱讲，这是很不容易的。整风运动中乱讲乱咬的人很多，这一点尤其非常触目地照映出他这个人不同一般。例如当时李锐所在的《解放日报》系统，百分之八十的人打成了“特务”，都是人们你咬我、我咬你、乱咬咬出来的。

　　李锐在“抢救运动”中进了监牢，他的第一任妻子受牵连，也成了被“抢救”的对象，在监牢外面接受“抢救”。不料结果大出人们意外，这位“被抢救者”的女士跟那位“抢救者”的男士睡到一起去了。

　　

　　三

　　

　　李锐《八十自寿六首》第一首的开头两句是，“精神独立自由难，八十行吟气浩然。”自由虽说是天赋的，是与生俱来的，毕竟还决定于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可以剥夺你的自由。精神是否独立却完全由自己做主。李锐可以吹这个牛皮，他一辈子做到了独立思考，我佩服他的首先是这一条。

　　他独立思考，开头很顺利。武汉大学时期，参与组织自发的共产党小组，抗战前夕去北平，才正式接上了党组织关系。到延安不久，1941年调到《解放日报》当编辑，管国内评论，他还可以畅所欲言。例如他写了一篇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对推动大生产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写社论没人出题目，常常是他自作主张写的。

　　那年《解放日报》改版的时候，毛泽东叫报社的人去谈话。李锐本来对毛泽东十分钦佩，这次毛泽东的许多话却令这个大后方来的大学生很不满。毛那次讲话，主要指责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批评延安某些现象，是由于抱着平均主义思想。他说大家穿土布，他穿斜纹布，两个掉口袋(一般土布制服是扎口袋)；还伸出两个手指头强调地比画着说：“大家点一盏小菜油灯，我就要点两根洋蜡烛!”李锐大不以为然。我没去过延安，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新华日报。他对我说，你一定想得出，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是对那种等级森严的制度看不惯。对这些老前辈，我们既尊敬又关爱，他们吃尽了千辛万苦，我们怎么会计较他穿斜纹布和点几根蜡烛呢。他这种反感，当时就对胡乔木说了。

　　李锐出狱以后继续在《解放日报》工作。以后主办过两张报纸，他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八年之久。1951年调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他不愿意再“坐而论道”下去，1952年就借口他在大学是学机械的，坚决请求“归队”。他的传记作者宋晓梦说，李锐“这八年的新闻工作生涯是幸运的”，“在中国，不少很有思想、很有才华的新闻界老前辈，就没有李锐这种幸运了。”这话说得很对，我完全赞成。

　　关键是1953年，这是应当在新中国历史上大书特书的一年。这年六月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否定了他自己和中共中央多年前提出、以后又再三庄严肯定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毛选》第五卷81页《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的题注说明，在这个讲话中， “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从此我国走上了一条越来越“左”的错误之路，直到1978年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这条错路历时二十五年，即四分之一个世纪。新闻工作是党的喉舌，它只能推波助澜。李锐恰恰在开头的1953年之前的1952年离开了，难道不是幸运吗?

　　李锐的另一幸事是他主持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的时候，碰到了一位好上级省委书记黄克诚一一李锐第一位最敬仰和感情上最亲密的前辈。他曾这样写道：我“敢于没遮拦，随便交心．明明知道对方不会同意，也敢于表达、敢于坚持己见的，黄老是头一个。”果然如此。抗美援朝之初，报纸社论涉及一些国际评论，黄克诚批评李锐的做法，李锐不服，省委便向中央请示。中宣部回电来了，同意报社的做法。黄克诚把回电给李锐，笑着说：“你胜利了。”

　　这是李锐敢于坚持己见的光荣记录之一。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却正是这个知识分子没有改造好的证明。改造好最主要的标准是服从组织、听上级的话，不要有什么独立思考。李锐恰恰相反。他这样一个人，在那样的年月早晚还要吃大亏、倒大霉。那好像是命中已经注定，逃不掉的。

　　那时黄克诚也奉命调离湖南，到北京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邀李锐同车赴京。他在车上再次告诫李锐，要懂得中国的人情世故，尤其是对上不要硬顶，实际上多数上级是受不了下级硬顶的，所以有时候反而误大事，反而因小失大。他向李锐强调：“批评权不要太大。”我同李锐谈起黄老这些话，他特别记得关于批评权那一句。这些话诚然是金玉良言，但是，如果李锐照此实行，也许李锐还是李锐，也可能李锐就不是李锐了。这个假设的问题我想不清；问他自己，他略带几分苦涩，微笑不答。

　　

　　四

　　

　　李锐如愿以偿归了队，离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到燃料工业部当了水电建设总局局长，后来当了水电部副部长(1958年后水利电力两部合并。水电建设是他一生工作最长的岗位，前后十一年。他成了这一行的一名大专家，是那个冒天下之大险的长江三峡工程的永远的反对派。他出版了三本水电问题的专著，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但是这项工作也给他带来了毕生的遗憾，他《八十自寿》中第六首专叹这件事，首联说：“耄矣无穷遗恨篇，至今水电未优先。”关于水电工作本身，我这篇文章就说到这里为止。(《炎黄春秋》2005年第2期刊有李锐长文“中国水电何以未能优先发展”一一为《中国水电发展史》所作序，详细说明了他的遗恨。)

　　往下要说的是，在同水电有关的长江三峡问题的争论中，他意外地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毛当场任命他当秘书。胡乔木、田家英等许多人为他庆幸，周小舟祝贺他“中了状元”。他从此卷入了政治漩涡，然后在庐山会议的狂风恶浪中遭到灭顶之灾。

　　三峡问题的公开争论早在1956年就开始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负责人林一山发表了一篇长文，极力主张兴建三峡　防洪水库，鼓吹这项工程赶快上马。李锐也发表了一篇长文针锋相对，认为根本不应当兴建。毛泽东最初接受了林一山的意见，很想让三峡尽快上马。直到1958年1月在南宁举行中央会议，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有尖锐的争论，他便命令双方到南宁当面辩论。这场交锋在毛泽东面前进行，人称“御前辩论”。

　　许多人为李锐担心，因为整个南宁会议的主旨是“大跃进”，周恩来、陈云在实际工作中反“冒进”。在会上被毛泽东指责为“离右派只差五十米”。这场“廷辩”先是口头讲，林一山讲了两个小时。李锐接着只讲了半个小时，却使听者为之动容，显然占了上风。最后，毛泽东说讲丁还不算数，要两人各写一篇文章，文章不怕长。第三天晚上继续开三峡的会，

　　这时胜负已决，毛泽东讲话，说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林文长，李文短)，大大表扬了一番。最后，毛泽东指着李锐说，你当我的秘书，我需要你这样的秀才。李回答说，当不了，水电业

　　务忙得很。毛于是说，是兼职的嘛。事情就这么定了。

　　关于这场争论，李锐在回忆文章中说：

　　“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之下，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这种形势是完全不协调的。由此可见，只要言之成理，毛主席那时还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

　　其所以是反面意见，除了那时那越来越“左”的整个形势之外，毛泽东两年之前还曾为他预期中的三峡大坝，写过一首豪兴遄飞的词，其中说：“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乎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关于“听得进反面意见”，李锐这个看法，我不完全赞成。“言之成理”固然十分重要，更关键的是，这件事无损于毛泽东那条“左”的政治路线，因此无害于他那领袖的地位、权威和尊严。历史事实已经再三证明，毛泽东不是宽宏大量、听得进反面意见的。李锐这个有欠准确的判断，我认为恰好反过来表明他自己豁达大度，不是个心胸狭窄、鸡肠小肚的人。

　　那天毛泽东在会上称赞李锐的文章写得好，一再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这次南宁会议产生了一个《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大部分是毛泽东写的，其中就专门有一条“要培养秀才”。李锐不以为然，认为那不是写文章的问题。他在回忆文章里说：

　　“在三峡之争中，我是从自己的工作水电建设同国家经济发展规律的关系，作了较全面的了解，才得出比较切合实际的看法，从而坚持了自己的观点，毫不动摇。如果要对优胜者赞扬的话，首先应当是义理和经济，并非词章；而且这是在脱离了坐而论道的宣传岗位之后，才能做到的。”

　　

　　五

　　

　　李锐在完全意外的情况下当了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不能说他不高兴，但更多的是忧心忡忡。他深知自己心中藏不住东西，心直口快，尤其没有应付高层人事关系的本事，恐怕容易惹祸。而且，他早已从他的好朋友田家英和周小舟等人口中知道毛泽东一些习性。田是毛现任的秘书之一，周从前当过毛的秘书。他们说毛任性多变，高深莫测，当他的秘书很难适应，也许今天跟上了，明天他变了，你反而因此受批评。李锐回到北京，向当时的电力部长刘澜波讲了这种心情，说他自己会“碰鬼”的。这两个字也是我们湖南的土话，可以作多种解释，用在这里的意思是前途未卜，大概会倒霉；不料真成了语谶。

　　他开始当这个兼职秘书是在“大跃进”高潮期间，他先后给毛泽东写了三封信反映他对“大跃进”的观感，措辞虽然委婉，意见却是尖锐的。例如说：1958年制订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几上几下，大上大下”，其中“也有个思想问题，就是对一些问题不敢大胆怀疑，否则会有对于离开总路线和产生立场问题的担心”。又说：“去年一年的思想解放运动，确带来某些负作用。”这些，毛泽东似乎都听进去了。

　　特别是1959年4月在上海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三个多小时的讲话中多次点李锐的名，说他写了信给我，我看这人算是好人，有点头脑，就是胆小，给我的信先给李富春看，怕你的顶头上司，不怕我；我这里不是正统，是插野鸡毛的。又大声问，李锐来了没有?你坐到后面干什么?你坐到前面来嘛。你怎么只给我骨头吃，不给肉吃?意思是嫌信的内容所举事实不多，还没有畅所欲言。毛还说我感谢你，共产党感谢共产党。毛那次讲话涉及党内上层许多历史纠葛，讲得疾言厉色。而正是在那满篇气话中再三夸奖李锐，难怪会后有人跟李锐开玩笑说：“你真是红得发紫了。”

　　他自己在回忆文章中，说受到如此殊荣，自然也感到安慰；但又怀着一种惶恐，今后这个“秘书”怎样当下去?能否再这样“若即若离”下去呢?

　　没想到作为“秘书”，他的好运到头了，三个多月以后他就翻了船。他的《八十自寿》中有一句说，“六不怕唯头尚在”，可以看做他此后二十年受罪生涯的概括。

　　所谓“六不怕”，就是戴机会主义帽子、撤职、开除党籍、老婆离婚、坐牢、杀头，这六项都不要怕。这六不怕恰恰是毛泽东在这次三个多小时的讲话中再三讲解和强调的。毛泽东这些话对于理解李锐其人其事和理解中国现代政治都十分重要，两者是不可分的。因此，请允许我从李锐的回忆文章里抄下这两段：

　　“在讲到第十五个问题即要解放思想时，毛又点我的名说：李锐怕鬼，要改。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鬼。现在我们同志中有一种空气很不健康，怕挨整，以为总不知道有哪一天要整到他头上来，所以谨小慎微。好嘛，公事公办，怕什么?只要不杀头就行，其他都可以，戴机会主义帽子，记过，撤职，开除党籍，老婆离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王熙风乃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舍不得砍掉头，就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岳飞不是砍了头，比干不是挖了心吗?明朝有廷杖制，顶皇帝就打，廷杖打死者几百人、千把人，至于推出午门斩首者更多。但是那些人敢讲，冒死上谏。我们共产党干部很不勇敢，不肯尖锐。无非是怕穿小鞋，怕失掉职务，怕失掉选票。我就讲透这些人的心事。我跟陈伯达讲过，你不尖锐，无非怕丢掉选票。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无非是开除党籍、撤职、记过、老婆离婚，砍头也只有一分钟的痛苦。风波亭的戏还要唱，岳飞砍了头，有什么不好?

　　“接着讲第十六个问题即党内批评时，毛又借海瑞敢于冒死上谏的历史故事作了发挥。毛说：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在地下，然后又捡起来，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好人，但是终归把他捉到班房里头，恨透了，准备把他杀掉。嘉靖皇帝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有一天皇帝死了，班房里的人告诉海瑞，恭喜你了，你要出班房了．要升官了。他听了这话以为是假的，他就拼命吃饭吃肉，准备杀头，以为是要杀头了。班房里的人告诉他，不是要杀他，是皇帝死了。他听了以后哇哇大哭，把所吃的东西统统吐出来。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要高明多少。有一个戏叫《三女抢牌》，有海瑞出场。我把这个《明史》给彭德怀同志看，同时我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当场回答：看了。”

　　当晚李锐见到田家英，两人都感到突然和费解，毛这样讲到海瑞，似乎是鼓励人们学海瑞，敢于讲真话，不要今不如昔，连明朝廷谏之风都赶不上。田家英向李锐谈了胡乔木的看法，胡认为毛引出海瑞的说法不止这一次，实际上是要求不要出海瑞。田李两人都认为胡乔木这个看法很深刻。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如此。中国再也没有嘉靖皇帝了，海瑞却是有的，不过太少太少。三个多月以后庐山会议上的彭黄张周和李锐，活该倒霉，谁叫他们像海瑞那样呢!

　　对于这“六不怕”，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长篇发言中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今天谁会说这些话不对呢?但是当时不行，因为毛泽东是批评不得的，是不允许对毛泽东提不同意见的。

　　

　　六

　　

　　1959年庐山会议，从7月2日起，开了一个多月。最初是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是为了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接受了湖南周小舟的说法，对国内形势概括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与会者认识不一。彭德怀感到会议对“左”的错误认识尚有不足，7月14日送给毛泽东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的看法。7月16日毛泽东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示印发到会同志讨论。到后来看，种种迹象表明，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要彻底收拾彭德怀了。

　　小组讨论中许多人赞同或者基本赞同彭德怀信中的观点，也有些人表示反对。 “左派”开始进攻，说彭的信中刺很多，许多话都是影射毛主席的。黄克诚、周小舟、李锐发言同意彭德怀信中的精神。张闻天的长篇发言，尤其明确赞成彭德怀的意见，而且讲得更深刻、更尖锐，带理论性。那是7月21日。

　　7月23日召开全体大会，看来毛泽东感到大事不好，紧急摊牌。他指责彭德怀和赞成彭德怀的人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离右派三十公里”。他讲得声色俱厉，虽然没点彭德怀的名。他说：“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从此庐山会议由纠“左”变为反右。

　　7月31日、8月1日中央常委开会，认定彭德怀是要夺毛泽东的权。

　　为了彻底解决彭德怀的“问题”，8月2日至16日，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进行批判处理，把前头四个人称为“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从张闻天发言的质量和力度来看，以及从他在党内历史上的地位来看，他应当排名第二才对。但是军队太重要，军权不可旁落，必须定名为“军事俱乐部”才够分量；张闻天不是军人，便排成第三位。李锐呢，在批判中大体上享受了同等待遇，但是排起名来，只好把他称为“追随者”，因为他不是中央委员。本来，倘若不是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凭他水电部副部长的身份，他根本没资格上山来开会。

　　随后在全国打了三百八十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二十年后，这个全国性的特大冤假错案，从彭德怀起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七

　　

　　李锐回到北京，在水利电力部接受批判和“帮助”，为时半年之久。首先在水电部打出一个“李锐反党集团”。然后从全国水电系统调了许多人来深入批斗，“李锐反党集团”影响到二百多人。他的传记作者找到了幸存的一本《批判斗争李锐反党集团发言选编》，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都不赞成，都零零碎碎表示过不同的意见。他对毛泽东是崇敬的，只是不肯盲从，保留着一点独立思考。

　　这种批斗和“帮助”，使他对党完全绝望了。中直机关党委负责人找他谈话，告诉他已经决定开除他的党籍，问他的意见。他回答说：“赞成开除，没有意见。”李锐对我回忆起那个场景说：“当时完全绝望了，我觉得这个党已经没有希望；自己又报国无门，悲哀极了。”

　　李锐白天在机关挨批斗，晚上回到家里，又一场批斗在等着他。自从李锐出事，当时他那位妻子就同他划清界线，晚上在家里对他批斗。怎样批斗的，外人不知其详，李锐只有一句话：“那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

　　据我所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自我了断的人，大多数是由于回到家里还要挨批斗。家是一个人的窝，是他或她的避风港，是这个人最后的退路。如果回到家里也被当成敌人，就真是走投无路，只有死路一条了。我的一位好朋友，就是这样投水自尽的。他在外面挨了斗，被人打了一记耳光，回到家里，他的妻子又率领儿女斗他，他就走上了绝路。李锐呢，却只感到每天昏昏沉沉，精疲力尽，而没有想到去死。他的传记作者宋晓梦对李锐说：“你一辈子的经历，够你死好几回的了。”李锐回答道：“叫我自杀吗?我可不是那样的人。”宋晓梦这一笔写得实在好。

　　事有凑巧，那位妻子这样对待李锐，引起了李锐的秘书出来打抱不平。李锐从庐山下来，再没有回过他的办公室。办公桌的抽屉里放着那位妻子前不久给他的一封信，李锐完全忘记了。那位秘书发现了这封信，看到原来那位女士对大跃进也怀疑，对报纸上放卫星的报道也觉得难以置信。这同李锐的观点相差不远，那么她何以要这样对待李锐呢?那位秘书气不过，便把这封信交给了组织。有这个真凭实据的罪证，那位女士也没有好日子过了，她也成了被审查的对象，并且调离了总工程师的职位，下放到车间当一名工人。那位夫人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揭发李锐。最要命的是平日李锐有关毛泽东的一些私房话，她全都揭发了。二十年后，刘澜波才告诉李锐，那位夫人写了两个笔记本，邓小平看了之后说，太恶劣了，烧掉!

　　本来，水电部的党组织准备在李锐经过批斗以后，保留党籍，降为司局级干部使用。庐山那个“反党集团”的头头彭黄张周都是按这个规格处理的，惟独李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一抹到底，下放劳改。由于他夫人的揭发，李锐被他从大学时代以来—意寻找和追随的党彻底抹掉了。当时水电部不能对他说那么多，不能把事情说明白；只能含含糊糊告诉他，这不是部里的意思，是上面决定的。

　　1960年5月，李锐被送到北大荒，同右派分子一样过劳改生活，过分的饥饿和劳累差一点儿要了他的命。后来那里死了许多人的事为上面所知，活下来的右派蒙恩撤走了。照说李锐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分子罪轻一等，但是这次恩泽却没有他的份，因为他是单独在一个村子里劳改的。后来亏得田家英请李富春帮忙，他才捡了一条命回到北京。这一段人间地狱的生活长达五百七十天之久。

　　1961年11月他回到北京，很快办了离婚手续。早在北大荒期间，那位夫人就给李锐打过长达几百字的电报，声明非同他离婚不可。

　　他在北京独居两年，1963年又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说的是下放锻炼，当文化教员，实际上是继续劳改。这时候人们隐隐约约告诉他，是他夫人告的状，而且主要是涉及毛泽东。李锐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他那位夫人把他往死里整。那位夫人何以下得了这种毒手呢?

　　

　　八

　　

　　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成果。读了上引李锐那篇文章，细细想一想，我终于明白了这一点。李锐在那篇文章里说：

　　“当年也还有某些值得回忆的民主生活。延安整风开始后，广泛填写‘小广播表’，即属十分异常的行动，以后就逐渐不敢随便说话了。建国之后，战争年代这些传统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有所发展。党员要做驯服工具，人人以当螺丝钉为荣。”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最近许多年来我想过很多很多。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和螺丝钉，是延安整风运动和一路来对知识分手进行思想改造最根本的也是最直接的目的。但是在这件犬事中，我不知道有填写“小广播表”这个细节，更不知道这个细节起了如此巨大的神奇的作用。我属于地下党，没有到过延安。这个细节是我从前不知道的，想必也大出许多人意料之外，所以我想值得我们探究一番。建国以后不填写这种表了，但是它的精神实质被继承了下来。我想，弄清了这件事，就更能了解整风运动，也就能了解他那位夫人。

　　我向李锐提出了一些疑问，这里把他的回答集中如下：

　　“要求填写的内容是对党不利的言论，还有一切你认为不正确或者不正常的言行。我填了，不填不行。我对人说过博古二十六岁当中共中央的总书记，还是个小青年，怎么行呢?现在只记得我填了这句话以及向谁说的。此外还填了自己说的什么以及别人说的什么，都记不得了。”

　　我又问只填自己说的不填别人说的行不行?他说：

　　“不行。你不填别人会填，你躲不过去的。厉害得很哪。”

　　这样，我逐渐明白了填“小广播表”何以具有那么巨大和持久的威力。你自己或者别人说了什么应当注意的话，何时何地，何人在场，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如果你填了，固然可能给你带来某些麻烦，严重的甚至可能如一句顺口溜所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但是如果别人填了而你没填，你就更被动了。往轻里说，是你这个人嗅觉不灵、嘴巴不紧、警惕性不高、政治上不强。往重一点说，那就是你这个人不老实、不忠诚、对党有二心!再往前一步就是，你这样的人一定还有重大的隐瞒，你赶快交代吧，赶快坦白吧。你再不坦白交代，党就来“抢救”你。如果你再不听党的话，拒绝“抢救”，你又如何得了!

　　所以，人们只能和盘托出，实行“无事不可对党言”。性格软弱的人经不起胁迫，就乱说乱咬。乱咬的人对运动的开展有功，立即得到解放，戴红花、吃小灶，并且有资格去帮助别人也就是斗争别人。这又给了那种为数不多而品质恶劣的败类一个邀功请赏的机会，于是乎延安果然“特务如麻”!面对这么许多“特务”，怎么办呢?毛泽东毕竟不同凡响，他决定“大部不抓，一个不杀”。这个不抓的“大部”，交由各单位继续发动群众去甄别。

　　填表是群众运动，甄别又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威力，今天我们大家特别是五十岁左右的人想必都不陌生。我们夫妇俩的好友陈适五(他是我老伴沈容的上级、好友，我经过沈容才得以结交陈和他的夫人林宁，果然都是非常好的人)，建国以后所谓“丁玲陈其霞反党集团”一案中的案犯之一，也是条硬汉子。他也是当年李锐在青委宣传科的科员，他在延安没有被关起来，却经历过一两千人群众大会的“抢救”。这条硬汉子没有屈服。但是经过本单位的小会就被“挽救”过来的大有人在。有了党领导的这个群众运动，确实可以“大部不抓”，完全没有“抓”的必要。把少数人抓去关起来，不过是杀猴给鸡看或者杀鸡给猴看罢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何以自从填那张“小广播表”，“以后就不敢随便讲话了”。我想此外，填这张表还大有深意：

　　首先，党至高无上。在国民党和日寇的监牢里和法庭上，无数爱国者、革命者和共产党员，守口如瓶、坚不吐实，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是气节、是人格、是道德、是人的尊严所在，是做人的根本。现在到了延安，这个标准改变了。所有党员和所有愿意跟党走的人，必须做到无事不可对党言，必须听党的话，必须成为党的驯服的工具，这才是做人的根本，是最高尚的道德。再说，过去在敌人面前那种表现，固然也可以说是气节，但是更确切的表述，应当说是阶级觉悟高和党性强才对。所以，舍此再谈什么气节、人格、人的尊严等等，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资产阶级思想了。

　　其次，揭发别人的隐私，特别是拿人家无意之中的一言一行来告密，来人人于罪，从来被认为极其不道德、极其卑鄙，乃无耻之尤。中华民族从来鄙视告密者，历来谴责卖友求荣的卑劣行径。而填这张表却表明，这不是恶行而是美德，是党性强，是觉悟高。总而言之，不应以此为耻，相反而要以此为荣。

　　此外，乱说乱咬、造谣诬陷，总是罪行，虽然无法可依，总应当是党纪所不容的罢。不过就我所知而言，没有人因此受到什么处分。这样的人难免被人看不起，但是时间长些，人们也就忘记了。

　　总起来说，填这张表以及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两条：一是消灭“自我”；不得有自己的思想、意志、尊严。正如前引李锐文章中所说的，知识分子必须“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一切交给党，交给党的领袖毛泽东，这才是彻底革命。二是，为了党和保卫党的领袖，一个革命者没有什么事不可以做。

　　所有这些，本来只是一些泛泛的读后感，没有同任何具体的人和事联系起来。忽然心里一动，这些读后感，不是恰恰可以同李锐那位第一任夫人挂上钩吗?

　　对于“大跃进”，这位女士本来有一些看法或者疑问，同李锐相差不大。但是当她一旦听到毛主席党中央定的调子，说这是反党思想，她立马醒悟过来，立马跟着跳舞，立马对李锐翻脸，立马站到了毛主席党中央一边。糟糕的是，当初她一时不小心产生了自己的思想，而竟又被抓住了，这可如何得了。她只有赶快承认错误，表示坚决悔改。何以证明她认错的诚意呢，怎样证明她悔改的决心呢?最好的办法是揭发李锐!这方面，她早已在延安训练好了。揭发得越是淋漓尽致，越可以证明她革命彻底。她义无反顾地拿自己的丈夫来赎自己的罪，更足以证明她真正改造好了。

　　

　　九

　　

　　如果说我们从那位女士看到的是一个卑微的、甚至是猥琐的形象，简直是个奴才；那么从李锐，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人。

　　庐山会议后期，出现了一个“斯大林晚年”问题。这要从7月23日毛泽东开始批判“动摇分子”说起，李锐听了那些话很难受，晚饭后又到周小舟和周惠的住处去了。周小舟同样激动地说，毛泽东这样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这样个人专断，终将导致党的分裂。然后三人去了黄克诚住处，周小舟将“斯大林晚年”的话讲了。黄克诚再三劝他们不要激动，有意见还是当面去见主席谈谈。8月10日，黄克诚正在小组里被迫逼，人们说张闻天已经交代，说彭德怀对他讲过要避免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那天早晨，李锐接到通知到黄克诚那个组里去对证有关高岗的一件事。这时黄克诚正在被围攻追逼，突然看见李锐走进会场，而且后面还跟着罗瑞卿，以为李锐已经和盘托出，只好讲了几件事。其中黄克诚说，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话，彭德怀没有同我说过，别的同志说过。人们纷纷追问是谁，黄克诚说是李锐。会场顿时哗然，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李锐总算沉住了气，将那天晚上的情况讲了一遍，特别强调了黄克诚如何批评他们。但是斯大林晚年，不是他李锐说的，肯定是他们三人中有人说了。然后马—亡有人到周小舟所在组，问周小舟：黄克诚已经交代，你说了没有?周小舟答：我说了。那人随即回来，说那话是周讲的。这时，薄一波为李锐解围：“李锐的问题由我们工交几个部的同志来解决。”

　　这个爆炸性的“晚年”捅出来以后，再没有什么好追的了。这时李锐最担心的是他和田家英(也还有胡乔木)的往来。他觉得一方面不能再牵连他们，二则如果捅开毛主席的几个秘书都有这样的看法，对他老人家的威信也毫无好处。可是关于李锐和田家英之间也有活动，已经有人提了出来，而且上了《简报》。于是李锐单独对薄一波谈了他的想法： “‘祸’是我闯的，一切由我承当，我作交代，我作检讨，但人事关系只能到周小舟、周惠、黄克诚为止，这已是众所周知的，无可隐讳，决不能再扯宽了。”薄一波表示同意，并且指点他先发制儿李锐随即写了一个自我揭发的检讨，把帽子戴得大大的。

　　后来李锐说：掌握“坦白交代”的分寸也是一种“艺术”。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牵连的面不要扯宽，尽可能越窄越好，这是他从延安“抢救运动”中得来的经验。

　　不料周小舟极其不满，认为李锐“言不由衷，推卸责任”’。他把田家英、胡乔木对李锐谈过的一些东西统统端了出来。其中最要命的是田家英说的三条，说他将来调离的时候，准备向毛主席进言三条：一是不要像斯大林那样，生前独断专行，百年之后有人作秘密报告。二是不要听不得批评。三是不要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于是在大会上，刘少奇追问李锐这是怎么回事。李锐已经下定决心要撇开田家英，站起来大声答道：这三条意见是我自己的想法，跟田家英无关，大概是小周听误会了。这事完全由我负责。刘少奇马上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会的人，他的问题另外解决。这个险情总算过去了。

　　这样，李锐过了关。田家英和胡乔木也侥幸没有被追究。

　　黄克诚十分赞赏李锐。庐山一案平反以后，他对人说：“李锐这样的硬骨头，我们党内太少见了。”

　　文化大革命中田家英自杀以后，北京专案组派人到李锐的流放地磨子潭，要李锐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李锐说：毛主席身边最危险的不是这两个人，而是陈伯达。当时陈伯达红得发紫，李锐不管那许多，他揭发了陈伯达一些情况，请来人转告周恩来，因为来人说周恩来是这个专案组的组长。过了不久，北京又来了人，退回了给周恩来的信，说不能转交。1967年11月10日，合肥来了部队的两辆吉普，说省革委主任李德生要找他谈话，李锐意识到这是被捕了。他收拾好东西，把在庐山会议时用的一个笔记本交给来人，说这个笔记本十分重要，请他们千万不要丢失。

　　不出李锐所料，一架专机把他运到北京，他进了秦城监狱。他被关在单身牢房里八年之久。他千方百计锻炼身体，锻炼思维能力，终于活着出来了，带着四五百首格律诗。那是艰难地躲过看守的监视，用龙胆紫药水写在《列宁选集》里的。

　　他得到了平反，退还的东西里面惟独却少了那个笔记本。他建议到陈伯达的档案里去找，果然找到了。看来，陈伯达深知这个笔记本的分量，不愿意别人见到它。后来李锐凭着这个笔记本，写了《庐山会议实录》这本珍贵的书。这件事够玄的，要是陈伯达把那个笔记本烧掉了呢。

　　我还想说，李锐在磨子潭揭发陈伯达，是做了—件大大的傻事，徒然换来了八年牢狱之灾。太傻了!然而这恰恰是李锐。

　　李锐是个顶天立地的人，是个大写的人。1984年离休以来，凭着满腔浩然之气，他放胆写文章、作诗词，呼唤民主、呼唤科学、呼唤法治、呼唤市场经济，比他当官的时候影响更大。

　　

　　《随笔》2006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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