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刘澍德与康濯的两帧信札（六十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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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刘澍德结识的作家中，同前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湖南省文联主席康濯的交往是较频繁的一位。他们都是从事农村题材写作的作家，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创新，作品曾让读者熟知和欢迎，一有新作出版，都相互赠送，平时的书信往来也就必不可少了。最近，陆续见到两帧父亲写给康濯的信札，目睹旧物，一眼就认出父亲熟悉的笔迹。因目前能看到父亲留下的文字，几乎只有成书的作品和未完成的书稿，而最能体现个人真实性情的书信，所见极少，尤其是写给个人的私人信件，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不能不感到新鲜和惊喜。信札中虽没落下书写的时间，但从内容来看大致能够推算出来。




信札一


康濯同志：信和书，均收到。奉寄拙作“寒冬”，请指教。这些全是解放前旧作，靳以、广田等编刊物，逼着写的。当时思想不明确，没把文学当成事业，写完就过去了。上海要出书，考虑再三，选出这样几篇，给过去留一点陈跡，再大的意思就没有了。你如有兴致，在无聊时翻翻，就（有）意见告诉我。我们应该多写，只好多写，多探索，才能搞出结实的东西。我的感觉，总是越写越难，有时连过去那点水平都保持不住。这样，对于汶石、李准诸家，就不能不钦佩了。


谢谢你的文集。你的书和翰，对我全是鼓舞。从七月至今没有下乡，生活枯了，东西便写不出了。专覆，敬礼！（书外寄）刘澍德10月27日。


信中的“靳以”“广田”，即作家章靳以、李广田。“寒冬”，指的是1960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寒冬集》。在这之前，父亲的中篇小说《小蛉村的阴阳社》《桥》和短篇小说集《红云》《造春集》已相继面世。当时父亲已步入中年，与那时擅长写农村题材的青年作家相比，陕西的王汶石勤奋多思，河南的李准新颖敏锐，对父亲都有所触动，觉得写的东西还是太少，描写对象有的难以把握，深度也不够，加上一时离开了农村，感到生活枯了，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了，由此对他们产生钦佩之情。父亲先后在晋宁县上蒜乡呆过八年，那里是他的生活基地，创作来源主要就出自于此。在之后的三年里，他笔耕不辍，勇于突破框套，写出了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归家》及短篇小说《拔旗》《卖梨》《甸海春秋》，一直到被迫停笔前，留下了未完成的长篇《幸福梯》《湖边记事》和《鹰庄的旗帜》。


信札二


康濯同志：赐函已悉。我由大连北返，在沈阳换车，小作勾留，即返吉林，住在舍弟家。这里是吉林市郊区，虽云农村，已与城市无大差别，只要有电灯照明，有新鲜瓜、苞米可尝，复何求哉！感冒，归来后尚未全可，病势虽去，身体甚弱，拟完的工作，只感心余力绌，故九月中仍不能去京。你惠赠“来卡”二合，敬谢。我不去京，你可交人民文学编辑周明同志，我赠阁下的烟，亦交其代呈。如周明不在，托其他编辑同志亦可。但须保密，以免为同道同好者所劫，此最重要！我赠君老“山茶”二、“云烟”二，足相尝否？若尚感不足，再搭“红塔山”一座，总可以了吧？最近有何新作？感冒好未？甚怀！专覆，敬祝，秋吉！澍德9月3日。


1962年8月，父亲参加了中国作协在辽宁大连组织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即后来遭到错误批判的所谓“鼓吹中间人物”的“大连黑会”）。会后，父亲北上回了老家吉林一趟，这封信应是由吉林回到昆明后写的。父亲一向喜欢蔬菜瓜果，自己也爱在闲置的空地上种植，尤其是瓜类，曾写过小说《瓜客》。因他长期夜间赶稿，养成写作时烟不离手的习惯，但多是一支支地躺在烟灰缸里自燃，真正吸的并不多。云南以香烟质量上乘闻名于世，是礼尚往来的佳品，信中“来卡”也属香烟的一种。至于信中的“同道同好者所劫”“红塔山一座”，则纯属随意的玩笑口吻罢了。


在同父亲相交的同仁中，往来书信是很多的，较频繁的还有郭小川、端木蕻良、杨朔、李广田、黄裳、王西彦、阎纲等，单是互赠的书籍就有几十种。文革期间，书信被视为重点查抄对象，家中父亲所有的往来信件和上百封读者来信，都被洗劫，片纸不留。以上所记，实属难得一见。


（原标题：父亲刘澍德与康濯的两帧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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