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作为“文物大盗”的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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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物大盗”的康生

2015-03-06

文/李 宝

闲来无事，翻看吴希贤先生辑汇的《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图录》（以下简称《图录》）一书，在欣赏一幅幅珍贵书影的同时，有一个小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整本图录，无论是宋元版本、明代版本，还是清代版本，除了所收的明清二十六种医书未见康生钤印之外，其余几乎一半书影有康生钤印，并且作者在著录中还多处提到在很多种书上还有康生的题识。

据吴希贤先生在《图录》一书前言中称，“宋、金、元刻本书影五十一种，明刻本书影一百七十九种，传世甚少的明刻本医书书影一种，清代刻本医书书影一种，清代刻本书影六十种，共三百十六种。”笔者统计，在《图录》一书中所收五十一种宋金元版本中，康氏钤印的有十七种；一百七十九种明代刻本中，康氏钤印的有九十七种；六十种清代刻本书影中，康氏钤印的有二十三种，所占比例分别为33%、54%、38%，综合起来，比例接近所收图影四成，如果按类别来分，除去医书，几乎接近一半了，不明就里的人，一定会以为这是康生藏书的书影图录，所以这里面彰显的问题颇有点意思。

众所周知，“康生知识广博，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通。特别有研究的是中国的戏曲史。书法、篆刻，他全通”，是中国共产党内除毛泽东之外少有的在文学、艺术上可以称为“家”的人物。对于康生，80后、90后的年轻人大概不甚了了，但是对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来说，这个名字可谓如雷贯耳。老百姓们不知就里，当着中央首长尊敬着，但对于一些党内的老干部，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听到康生的名字怕也要抖上三抖。胆敢在这些珍贵的善本书上钤印题字，除了说明这些书已被康生据为己有之外，还真得佩服康氏的才学和“胆识”。

然而，对康生的评价，千篇一律的没有什么好话，像什么“党内最大的奸臣”、“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整人专家”、“迫害狂”、“无耻之徒”、“是一个以极左面目招摇撞骗的阴谋家和伪君子”、“文物大盗”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大多数文章写于“文革”结束后不久，字里行间难免充斥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儿，更有人在文章中罗列出许多重量级人物对康生的评论，如陈云有“康生是鬼不是人”之说；美国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拜伦称康生为“邪恶天才，人间阎王”；毛泽东曾对人说，“我们党内‘左’得不能再‘左’的人就是康生。你们切记，不要相信他的话”，等等。然而，在所有的评论之外，还能见到诸如“康生颇有才气，其中国古代文化功底很深”、“党内大书法家”等等的评论。这些观点，主要出自《王力反思录》，这又让我对这本回忆录类的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翻找起来，还颇为困难，只在网上见若干转载的部分，所以我的引述，不知道准确与否。但是无论王力到底说没说过这些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从一个中国人应该有的良知来讲话，我不在政治上对康氏做任何评论，一是这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之内；二是政治上的事情，成者王侯败者贼，谁也说不清楚。

康生在中共党内一直身居高官，可谓有实力，有财力，这应该是康氏能够拥有宏富藏书的基础条件。然而说康氏巧取豪夺，怕也未必全面，据《王力反思录》：

“我在秦城坐牢的时候，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出专家。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加之生活俭朴，吃的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说存钱是肮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到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

所以说，康生的藏书，应该有一部分是其自行购买的，而并非如常人所说的皆“巧取豪夺”而来，这从王子霖先生的日记中可以得到佐证。王雨先生字子霖，1910年十四岁即进入琉璃厂宝鉴堂古旧书店做学徒，十九岁得梁启超三千银元资助于琉璃厂开藻玉堂书店，店名即为梁启超所起并亲自题写。此后，王氏长期于琉璃厂专司贩书，多见古今善本，被誉为“琉璃厂通人”，于版本之学，造诣颇深。从其1962年11月18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子霖先生与康生过从甚密。

“（1962年）11月18日 半阴

康生代写送来旧高丽笺横幅“敏求”二字，琴条一幅。此两幅书均是鼓励之词，良可勉之。横幅左手篆文，琴条章草，均绝精者。曹轶欧谆谆相嘱：“送你的。”但是不敢自骄，自私。如非素邀见爱，而不会得此墨宝者。拟以一悬书室，一自藏之。

康生赠书，曹轶欧谆谆相嘱，诚如王氏自己所说的“如非素邀见爱”，而不会至此，正是因为有这样密切的交流关系，那么王氏的日记资料也就有足够的史料真实性。在其残存的1962年至1964年的日记中，多有康生购书与进行学术交流的记载。

（1963年）7月2日

上午，康生来，言要的书还账，不要的退还。当退还《南宋传》二册等，并说《异史》两本都看过，究竟还是《异史》较早，文字也未删掉，但是铸雪本已经制版，耗费不少钱，用原铸雪本后加校正就行了，并且相差也不多。

（1963年）7月23日

康生携夫人曹轶欧来……还了《天津书碑史料》款十八余元。

（1963年）12月28日

上午康生来，送还《古籀编》，还了《兵镜备考》一书账……”

条目甚多，不一一移录，详见王书燕女士为其祖父编纂的《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第三册。

但是坊间最流行的说法是康生于“文革”期间的近于疯狂的掠夺，其实这里面需要澄清的地方也有很多。查了一些数据，一般的说法是康氏“自1968年至1972年，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三十二次，窃取图书一万二千零八十册，窃取文物一千一百零二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这段文字网上也是千篇一律，估计是大家相互传抄，最初的来源，大概就是纳新先生发表在《福建党史月刊》上的那篇文章。  

这里面有个问题，这一万二千零八十册图书，是康氏所有藏书呢，还是只是三十二次到文管处“窃取”来的书呢？康氏藏书，不可能只是先后到文管处三十二次“窃取”积聚起来的，那么，康生的藏书应该更多。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康生传》，“据文物局仓库纪录显示，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康生以这种方式偷窃了北京文化菁英中九十六人的图书和收藏。他为自己搜集了一万二千零八十卷善本书，占移交的善本书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和一千一百零二件古玩，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在不同的引述中，又有不同的问题，《康生传》所说，是“一万二千零八十卷善本书”，而大部分引述是“册”，在古代典籍中，“卷”和“册”是有着明显区别的。这个我们先不管，我们先来计算一下，一万二千零八十卷善本，“移交的善本书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那么总数应该是三万五千五百二十九卷，而这只是善本的卷数，像康生这样的爱书者，估计不能藏的都是善本，而且根据一般规律，一个藏书家所藏的珍贵的图书应该占所藏之中的少部分，那康氏的藏书比这三万五千五百二十九卷还应该多，如果《康生传》里的“卷”的表述是错误的，那么换成三万五千五百二十九册，那数量就更多。一万二千零八十册和一千一百零二件文物，康生用三十二次就搬回了家，那估计每次康生都要着开卡车去喽。

我们不去争辩这个数字，如果这个数字是真的，还真就佐证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王力所说的康生对待中国的文物与古籍是有贡献的。康生虽然是党内高官，但是其骨子里大概还有传统学人的特质，所以，他对传统文化应该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据《王力反思录》：

“‘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文物归为四旧……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下……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日本共同社作了报导。”

王力的这段话，我是相信的，对传统文学、艺术那样执着与热爱的康生，不太可能去参与破坏文物的。纳新先生在其《党内大奸的无耻嘴脸——康生其人其事》一文中，记录了这样一件小事，足可证明康生对书籍的热爱。

康生多次跑到北京市文管处询间:“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并且一再嘱咐:“他的书一定不要丢失和分散。”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傅惜华的书已经“抄”出并已经集中到国子监藏书库，赶紧驱车前往。到了又脏又冷的书库，他一屁股坐在一个破木箱上动手挑书，就这样，七十一岁的老头子，嘴唇发紫了，鼻涕也流出来了，一个人竟挑了三个多小时。傅惜华的藏书经过红卫兵“抄家”行动，转而流入康生之手。

对于被抄书的当事者及其后人来说，看到上边的文字，一定会对康生的行径咬牙切齿，痛恨其卑鄙无耻。但是，作为今天的我们来看，我们只能说，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身居高位，在那样动乱的年代，还能对一种文化有这样的执着，实属复杂。对于上边的文字，你可以解读为康生垂涎别人的藏书已久，也可解读为康生不想傅惜华的藏书被红卫兵毁掉。作为今天的我们难道不应该想想，这样一些凝聚着我们祖先智慧的珍贵书籍因此没有落到红卫兵手里。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每个人都是渺小的，康生没能力去阻止领袖的决策，对于他自己，虽然后世的人说他巧取豪夺，但是，我们又有谁能想到康生本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据《王力反思录》：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是文物盗窃犯。”

有谁会想到，一个被称为“文物大盗”的人会用“大公无私”的图章来钤盖自己的藏书，又有谁会想到一个人会在他自己的收藏品上打上“交公”的图章，难道这又是康生机关算尽的一条佐证么？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言，发生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可谓是一场灾难。“文革”十年，出现一个文化断层，不仅有数不清的传世古籍被作为“四旧”被横扫一空，惨遭灭顶，新中国的古籍出版事业也陷于停顿。在杜泽逊先生所著的《文献学概要》一书中，将“文化大革命”与“英法联军纵火圆明园”、“庚子事变”、“日本侵华战争”等并列在一起，为我国历代文献大量散佚之“一厄”，古籍图书之遭劫前所罕见，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这样去肆无忌惮毁灭自己祖先创下的辉煌文明。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康生在党的历史上虽然罪恶滔天，十恶不赦，但在这件事情上，康生是对得起民族、对得起国家的。

余秋雨先生在《道士塔》一文中，面对敦煌古卷的悲惨命运，面对麻木的民族同胞，曾悲愤地说过：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我好恨！

然而，大清王朝已经灰飞烟灭，军阀割据、八年抗日、三年内战已经成为历史，在红色政权的中国，在已经迈向文明世界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还会出现两千年前焚书批儒的惨剧，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除了唏嘘感叹之外，怎么能不生发出和余先生同样的伤感。我觉得，在“文革”破四旧的狂潮中，与其让那些珍贵的古代典籍被无知的革命小将焚烧或者拉去造纸厂化纸浆，还真不如被这等“文物大盗”都捆载而去。谁管他是“借条占有”、“无偿占有”、“廉价占有”，还是“掠夺占有”，毕竟这些东西还在中国，还在世界，没有灰飞烟灭，还可以承载中华民族的骄傲与梦想。”

其实，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臧否一个有问题的历史人物，从最开始一棍子打死的武断，到一分为二的理性，这是大多数有负于历史的人物走过的必经之路。陈四益先生有一篇文章，在谈及古圣先贤的书应该怎样读的时候，指出不要跪着读，而要站着读。我觉得评价历史人物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思路。对那些在历史上有着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我们无须跪着唱赞歌，而那些历史罪人、独夫民贼之流，我们也无需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去批判。跪着读圣人的书不会有什么真知灼见，踏在别人身上去评价一个人也难免会有失公允。历史上无德文人、无德政客比比皆是，虽然在政治意义上来讲，可以加之任何否定的言论，然而却无法抹杀其在文化上的贡献。比如周作人，虽然当年沦为汉奸，建国后其作品遭到全面禁止，其实我们也耻于看汉奸的文字。然而，政治上的否定并不能泯灭其在文学上的成就，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没有哪个有良知的学者会避开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同时，随着时代的进步，普通大众也开始从原来狭隘的民族主义中走出来，勇敢地承认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大作家，他的著作全面解禁，在海内外风行，这大概是国人进步的一种表现吧。不再把任何事情都加上政治外衣去审视，连胡兰成这样的“流氓才子，无德文人”，我们都可以在其学问著作上得以原谅他，那么像康生我们为什么不能一分为二地看呢？我无意于为康生说什么好话，其在政治上的臭名昭著，已经载之史籍，流布四方。但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我们不能否认康生的一些举动，虽然这样一些举动并不一定是出自康氏自己的意愿。但是其一些不被人称道的举动，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还真在客观上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留做了一定的挽救，就像当年秦始皇“发丁百万”修建万里长城一样，虽然有那么多劳苦大众的冤魂骸骨埋葬在了长城脚下，但是现在谁不说那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智慧的结晶呢？

最后，我想用《王力反思录》一书中一段话，来作为本文的结尾，因为王力很早就意识到了康生对文物做出过贡献这一点：

“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此外，文物和艺术品是要受历史考验的，作为书法家的康生，历史永远不会把他磨灭，他一定会得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承认。”

本文来自《温故二十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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