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振华 被《老农民》颠倒了的农村养殖业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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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老农民》颠倒了的农村养殖业的历史真相

       彭振华

    （1974----1976 甘肃平凉县大寨公社革委会副主任）



    历史，不是没有经过历史的人，任意编写的童话故事。

如果《老农民》电视剧接近事实，应改编成这样的情节：县委张书记在麦香村发现了母猪，就要收猪抓人，牛大胆打了扁担，社员们纷纷围上来，抓住县委书记游街，高帽子上写着醒目大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破坏生产的阶级异己分子。



在，民主化，自由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沉船，推墙，各显身手；高、大、上退出舞台，揭丑、露俗、调侃、戏说、抹黑，成为时尚。

电视剧《老农民》，一部抹黑、歪曲事实，完全颠倒了农村养殖业的历史真相，贬低前三十年农村和农民的电视剧。

《老农民》，在网上，赞评很少，恶评如潮。编剧、导演、观众，人们都用着不同方式表达对社会的评价和散发个人的情绪。

一座高山，产生“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效果，只因：身处距离远近，位置高低不同。但如果，有人将这个山峰说成：一座寺庙或一个天坑，这人，不是疯子？就是骗子！但一定不是：脑残！

《老农民》，如果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个人表达，抹黑，攻击，属于当前社会，允许的个人政治自由，但也应以事实为基础。

抹黑，不能站在造谣的基础上；攻击，不以编造事实为立足点。



历史，不是任意编写的童话故事

历史，不是没有经过历史的人，任意编写的童话故事。

《老农民》中有这样的情节：县委张书记带着人来麦香村，查社员们饲养母猪繁育仔猪。他带的人不仅在社员家的柜橱发现了藏匿的仔猪，还发现了母猪。张书记这就要收猪抓人。眼看人、猪都要被张书记抓走，好话说尽留不下，情急之下，牛大胆就打了扁担（来自网友）。

好一个离奇的情节、一个战斗的场面、一个斗智斗勇的官逼民反的事例、一个民打官的“文革”典范。

“藏匿仔猪”，“收猪抓人”，“好话说尽”，“打了扁担”。这里，只有一个情节比较真实：农民可以对县委书记打扁担，还好，没有编出一群带着盾牌的警察和城管来。

县委书记带领“收猪抓人”？似乎已经穿越时空？我看不懂，这是编剧、导演，用“文革”的形式表现改革？还是用“改革”的手法演艺“文革”？把强拆？强征？的方式前移三十年？

当年，没有干部抢夺和没收群众物品的这一行为和说法。



对于当年农村禁止和限制养猪、养鸡（不超过三只等），可以称为所谓：禁养、限养，多年来，出过不少歪曲事实的东东！

从当年知青、现代名人的回忆，到文学作品，甚至于到《邓剧》，都有类似说法。唯有：《老农民》更加具体化、形象化、戏剧化。

禁养母猪，是一个更戏剧性的创新。

编剧、导演的素材从哪里来？那个县委张书记的原型是谁？事发地麦香村，属于山东省，哪个市？哪个县？



当年，从未有过禁养、限养的政策和作法



《老农民》，限制养猪、禁养母猪，农民将母鸡吊在山上下蛋来改善自已家人的生活。颠倒、歪曲了党的农村发展养殖业的政策，抹煞几亿农民和数百万基层干部，为保证城市人口的基本生活食品---粮、油、肉、禽、蛋（即：所谓的凭票每人、每月：半斤油，二斤肉）供应，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的基本事实。



    当年农村，有禁止和限制养猪、养鸡的政策和做法吗？

没有！完全没有！绝对没有！造谣！虚构！纯属胡说八道！

相反，只有大力提倡、鼓励养猪、养鸡，没有禁养、限养。

禁养、限养，是一个完全颠倒黑白、掩盖事实真相的虚假宣传。



当年，考核地、县、社干部的 GDP

70年代，提倡、鼓励家家户户养猪、养鸡，是一项重要的农村经济政策，也是一项政治任务，又是考核各级干部的一项硬性指标。

国家，每年把粮、油、肉、禽、蛋的上交任务，下达到省，由省、地、县、公社、大队，将任务逐级下达到生产队。

生产队将任务分解到户，并登记造册，统计每户完成数量和进度。我所在公社任务，每年每户上交（收购站）一口生猪，每人上交鸡蛋（？斤，2---4斤，我记不准确了），上交活鸡数量，由于社员能够自愿上交，没有硬性指标分配到户。

凡上交者，均按国家规定等级价格收购，完成任务的农户，肉、禽、蛋可自由上市买卖，价格比国家略高一些。

完成粮、油、肉、禽、蛋上交任务并超额数，是一项考核地、县、公社干部工作成绩的重要指标。各县、社之间互相竞争、比赛。

对县、社干部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当今的GDP。

如果禁养、限养，基层干部的任务，靠什么完成？



鼓励养猪、养鸡的系列措施和政策

社员养猪、养鸡的积极性很高，当时，猪、鸡、蛋的出售，是群众经济的重要收入，养猪，也是农家肥的主要来源。

各生产队，根据实际制定多项政策，划拨饲草地，增加饲料粮等等，鼓励多养猪、多养鸡，力争超额完成任务，交够国家，留足自家。

我们，到生产队，宣传、提倡科学饲养方法，组织良种猪、鸡的引进和推广，促使更新换代，帮忙困难户，解决养猪、养鸡的实际问题。

当时，我们主要推广良种鸡---来杭鸡（每月产18个蛋），淘汰本地土鸡（每月产10个蛋），引进多种外地良种猪（块大，长膘快），淘汰本地土猪。



每户至少养一口猪，消灭养猪空白户，是最低要求。

多年来，我遇到过一个养猪空白户，76年，在四十铺公社洪岳大队路线教育时，队干部反映，他们队有一个多年不养猪的难缠户。晚上，我参加社员大会，了解情况，方知，此人是个单身汉，便宣布：单个人养猪确有困难，今后不再列入不养猪户，成为唯一保留的养猪空白户。



亿万农民对城市人口的两大贡献

1、上交公、购粮。完成公粮，多交（收）购粮。

2、完成油、肉、禽（包括生猪、活鸡）、蛋下达的收购任务。

养猪、养鸡的数量，是完成肉、禽、蛋任务的基础。没有家家户户的数量，用什么保证总量实现。

如果禁养、限养，城市人口，半斤油，二斤肉，靠什么来保证？



所谓，限养三只鸡，更荒唐：鸡是小家禽，淘汰快（三年），死亡率高（杀、卖、瘟疫、意外损失），年初三只？年底能存留一只？如果有这项规定，不到一年，鸡从农村消失了。

限养三只鸡，纯属小资们为配合一时需要，低智商、非养殖专业性的胡编乱造。



    半斤油，二斤肉，是当年生产能力的最大体现

长期以来，有人对当年，城市每人每月凭票证供应，半斤油，二斤肉，给予了无情的低贬和嘲笑，似乎成为那个时代的贫穷标志和耻辱。

《老农民》，客观上，配合了多年来的这样一个说教：不懂经济，只搞阶级斗争，不发展生产。由于，限制养猪、养鸡，割资本主义尾巴，城市只能凭票证供应，半斤油，二斤肉。

希望达到一个社会效果：错误政策，导致全民食品短缺。



现代人啊！岂不知，这半斤油，二斤肉，来得何等的艰难！

当年，全国几亿农民，数百万基层干部，为保证城市人口（市民、学生、工人、军人）粮食及副食品（蔬菜、肉、禽、蛋）供应，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把当年有限的生产力（人力、工具、土地、技术水平）发挥到了极限。

广大农民，在经济上也作出牺牲和贡献。农民们，遵循着一条原则：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将自产的大部分，以低价上交国家，保持了全国供应和物价稳定，只有小部分，肉、禽、蛋可供自食和上市买卖。



最完美的一项社会制度和管理方式

生产决定供应。实行票证供应，统购统销政策，是在经济总量有限情况下，使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活得到保证的最有效的方法。

可以说，当年实行票证供应，是人类历史上，食物总量还没有达到足以实现全社会温饱的那个时代，最完美的一项社会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

那个年代，如果，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大吃起来，这多年抹黑、攻击最多的，当年那个小混混----演员孙海英，一定会成为无数被饿死人群中的一名小鬼。



两个县委书记完全相反的极端事例

《老农民》中的县委张书记，下乡视察，发现母猪，就收猪抓人。

我目睹过的一个县委◎书记，下乡视察，号召动员落实回民养猪。

一个县委书记，破坏发展，禁止、限制养母猪。

一个县委书记，促进发展，用极端方式促养猪。

在同一个时期内，这两个县委书记的相反行为，只有一真！谁假？

两个县委书记的极端事例，可以说明一个真相：

当年，在一大二公，全国高度一元化的领导格局中，不会出现“收猪抓人”，这样属于极端的破坏发展生产的县委书记的人和事。



   强迫回民养猪的闹剧

1975年，平凉县上演了一幕强迫回民养猪的闹剧。

    平凉县，在全县农村形成鼓励养猪、养鸡，完成和超额完成肉、禽、蛋上交任务，为国家多做贡献的热潮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倡议：号召回民养猪。

这个动意一经提出：

回民干部非常反感，违背回民民族风俗。

汉民干部也不赞成，此举严重违反政策。

汉民干部认为，多此一举，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全县养猪任务完成了，也超额了，不需要用回民养猪的数量加大超额数字。

但是，这个县委书记，这次回民养猪的唯一倡导者和推动者，上、下无一人支持，却坚定不移。亲自宣传、动员，凭借着自身回民身份的优势，直接面对面，向本民族干部施压。亲自进猪圈，作易风易俗的示范（不对汉民干部布置任务，我们都是旁观者）。



经过一段时间的动员、教育、施压，逼迫之下，一些队养起来了。

在我蹲点的大寨大队二队，是个纯回民生产队，队长有过从麻疯病院治愈的病史，一般不出面与外来人员接触，在养猪的形势高压下，他找我，诉苦。我对这个干部的内心痛苦、这个民族的不幸，深感同情，但我深知这个县委书记，无法表示任何态度。①



这个队，打起了猪圈---土墙圈子，请外队的汉民社员，到集市上买几个猪娃子回来，放进猪圈里。指派的本队女社员，隔几天，仿效汉民妇女的作法，在劳动的田间地头拔一些青草（她们也分不清，是不是猪吃的草），回来隔着墙甩进去，完成了任务。

养起来的同时，也就结束了。也成为很长时间人们的一个笑料。

这个回民养猪的闹剧，在禁养、限养的背景下有发生的可能吗？



               什么叫：资本主义尾巴？

           怎么样割资本主义尾巴？

资本主义尾巴，指，那些主体已经完全公有化，新产生的小量私人所有，叫尾巴。大量存在的主体，怎么能叫：尾巴？

千家万户是养猪、养鸡主体。养猪、养鸡，叫：资本主义“尾巴”？如此“尾巴”？岂不是笑话？

比如：大牲畜（牛、驴、骡、马），由生产队集体专人饲养，属于专业化分工。如果有个别家庭，又出现了私养，叫：资本主义尾巴。

在，养羊的农业区，有不超过2---3只、只能圈养、不能上市买卖的规定。如果，养羊（主要是奶羊），超过限制数量，叫：资本主义尾巴。

曾对没有完成下达收购任务的农户，在市场上出售肉、禽、蛋行为，叫作：资本主义尾巴。

割资本主义尾巴，也是按数量、质量论价，卖给收购站或生产队，绝无没收、无偿归公的政策或行为发生。



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

最有名、影响最大的割资本主义尾巴，是推广全国先进经验：

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

76年夏季，一天中午，我从四十铺洪岳大队出门，准备到四十铺集市上去，走上公路（西安---兰州国道），总看见公路两旁行道树之间，有人三三两两在一起，并不大方、公开的交谈着什么？向前走，同样，道路上基本没有行人，树下、河边还是三三两两，有人提着鸡，有人赶着猪，似赶集的人，不向集市走去，却在路边等待、观望。

对此，我产生了疑问：怎么了？不正常啊？

我前去，问个究竟。原来，是这样：

集市上，来了一批“棒棒队”，所有进入集市的人，不允许互相买卖交易，全部各项农副产品、肉、禽、蛋，上交收购站，按收购价执行。

人们听到消息，不愿进入市场，在大路边自行讨价还价，就地成交。

我当时非常感慨：真正的“社会主义大集”啊！半里长街，变成了几公里马路上的交易。

“棒棒队”，手持木棒，县上派来，由民兵组成，可以称之为：

城管第一代。

这种，取消自由交易，全部为国家收购的所谓哈尔套式社会主义大集，只出现过这一次，以后又恢复了正常的市场行为。



大刀向，资本主义尾巴砍去

1975年，在大寨公社，群众反映：有个社员家养一头毛驴，当然属于：资本主义尾巴，又在我包片的范围内。砍尾巴，非我莫属。

我约上大队支部书记，晚上，在这个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经本人陈述，因山大沟深，为了山下驮水（生活用水），买了一条毛驴，饲养在家。

这个社员，家住塬边（黄土高原沟壑区），50多岁，每天从5里之外的深沟底下挑水，已力不从心。



一个政策与现实对立的难题。忧虑很久，我问大家两个问题：

他养驴，大家有意见吗？齐声回答：没有。（此事有群众基础）。

他养驴，还有人要养吗？大家回答：没有。（不会起连锁反应）。

会议上，我无法宣布处理结果。

会后，留下干部，我表示：此事没有普遍性，不能支持，也不该禁止。今后，向上、对外不要再提这件事，大家表示同意。

就这样，保留了一条，举起了刀，没有被砍掉的资本主义尾巴。



   大型养猪场，遇到无法突破的难题

《老农民》，编剧、导演及其社会公知们，可以辩解说，当年禁止和限制私人家庭养猪、养鸡等，是为了一大二公，搞大而纯的大型集体养殖场，消灭和替代家庭私人经济。

这话貌似有理，也符合当年政策发展趋向。但是，这是一个脱离实际的，拍屁股想出来的理由。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不一定能够存在。

这些问题，人们早已进行过许多有益的实践和探索。



   队办集体养猪场，并不成功

1970年，我走出大学校门，参加省农宣队。71年8月分配平凉县索罗公社工作。

派驻生产队，吃社员家轮流派饭，晚上，与饲养员同住。后来，我一般选择住牛（圈）棚，不住驴（圈）棚，因为：半夜熟睡中，被驴的吼叫声噪醒，不是一件容易适应的事，驴的叫声，经窑洞反射、放大，特大，特酷。

牛、驴、骡、马大牲畜，全部为集体饲养，一般选非强壮劳力、有责任心的社员担任。农忙季节，人，白天干活，吃三顿饭；牲畜，白天出力，晚上吃饱，饲养员晚上需要多次添草加料，集体饲养，减轻了社员家庭负担。

养猪、养鸡，是农民家庭生活、劳动的内容之一，不占用很多时间，不影响正常劳动，那里，没有不养猪、养鸡的人家。



当时，公社推动集体养猪，许多生产队都建起了猪场，规模不大，经常组织参学习。但是，各猪场普遍出现一个问题，一种病：瘦弱，倒扶，前腿爬，后腿拉，长不大，育肥难，始终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生产队办集体养猪，并不成功。

80年代，我在庄浪县，看到单位养猪场，想起，当年猪场小，饲养员不是专职，青草、清水、一把料（玉米、土豆），可能是营养不良。

当然，70年代，已经不会出现，三年困难时期，在庆阳、平凉人们所说的那种行为发生：“牛哭哩，猪笑哩，饲养员料哩”！



大队百头养猪场计划，无奈放弃

76年，我在洪岳大队路线教育。‚

这里经济基础好，有5个生产队，大队支部书记，很能干。这里家家户户养猪，已经饱和，无潜力可挖。我和支部书记共同策划，由大队筹建一个，大队百头养猪场，各项工作筹备就绪，派人去县上学习猪场建设和管理。

县畜牧兽医站，给我们几条技术性建议：猪场规模不要超过20头，猪场之间必须相隔一定距离，从防疫考虑，小型、分散的原则。

我们放弃了计划中的百头养猪场。

当年，经常发生猪瘟、鸡瘟。猪瘟，可能全场覆没。鸡瘟，更是毁灭性的，有一年发生鸡瘟，几个公社，方园几十里，没有活下来多少。

当年，防疫，是建立大型养猪、养鸡场无法跨越的一大障碍。

当年，提倡、鼓励农村家庭养猪、养鸡，是唯一的必然选择。



禁止、限制养猪、养鸡的故事，从哪儿来的？

一个大力提倡、积极鼓励的农村养猪、养鸡的养殖业，怎么变成了禁养、限养？

这样一个完全白戏黑说、颠倒农村养殖业历史真相的说法，历经30多年的演变，达到了《老农民》今天这样更生动、更形象、戏剧性的新高度。

改革初期，出于当时的现实需要，为恢复中国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废除人民公社（小平语）造势，一些人，有意制造，当年如何脱离中国的现实，为消灭私有经济，限制农村家庭养鸡，将每户养鸡不超过3只等情节，拍进电视剧，增加趣味性。

农民养猪、养鸡，成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成果。

以后，各种谣言，戏说，被无限放大与传播。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人，尤其当年的知青（一些当前的所谓，名人）也捕风捉影，写回忆，评时政，把他们青少年时代，并没有完全理解的、看到的一些并不完整的、碎片化的表面记忆，也归结为：禁养、限养，充当起见证人，当事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效果极其恶劣）。



   禁售、限售，为何演变成：禁养、限养

当年，有禁售和限售的政策措施，没有禁养、限养的政策和行为。

禁售和限售，指对农副产品出售的不同禁止、限制措施。

分三种情况：

1、禁止农户上市自由出售农副产品。

由收购部门，统一定价、收购、销售（这种哈尔套式的禁止，执行时间，极其短

暂）。

2、限制对没有完成肉、禽、蛋下达收购任务的农户，上市自由出售肉、禽、蛋。完

成上交任务后，不再限制自由出售。

   3、禁止个人进行长途贩运买卖，属：投机倒把。



长期以来，把有条件的限制农民自由出售，与禁止和限制农民养猪、养鸡，两个概念混为一谈。

禁售、限售，由此演变为：禁养、限养。

谬误终于变成真理。禁养、限养，经历30多年的不断、反复放大、宣传，似乎已经成为表达当年的一个固有的政治符号。



《老农民》，这部反映前三十年的剧目，任意剪裁，编造事实，完全颠倒了，当年农村发展养殖业的历史真相，给人们对过去社会的了解产生一种误导，尤其对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涉世未深的青年人，起到一种洗脑的强化作用。

《老农民》抹黑前三十年，显然，不是太黑，还不属于颠覆性的文艺作品。



人民创造历史，御用文人书写历史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①、《领导，把他（她）们宠进了监狱》

②、《副省长，探监女下属的胸怀》

2015/2/5  



                           （作者 原中共兰州医学院纪委书记）                                                        

                             选自 彭振华《亲历官场斗争30年》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67835-8672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