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延复 清华五七风暴（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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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风暴（连载）
——清华“解放”后校史之一章


小  序
   翻开由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于2001年4月编印之《清大学九十年》，在其第212页上，收录着如下的一段文字：

（1957年）5月9日，依据中共中央及北京市委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校党委书记和行政党员负责干部举行联席会，决定主动贯彻“放”的方针，揭露工作中的矛盾和解决矛盾，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党委召开了教授座谈会（100余人参加），党派联席会，讲师助教、职工、学生等座谈会，听取党内外意见，开展整风。24日，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很快遍及全校。26日，北京大学29人来校串连，出现了自由论坛。鸣放中出现了错误的言论，在报上“轮流坐庄”的影响下，有人提出“取消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等。6月6日，校内有团员贴出《共产党员起来战斗》的大字报。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14日，校委会决定停课两周开展反右派斗争，17日，蒋南翔代表党委向全校同学作报告，指出，“现在从资产阶级右派的言论和活动，可以看到对社会主义方向发生了争论，因此，现在我们就不能不接受他们的挑战。号召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随后在全校性大会、《新清华》上，以及各系、班开展了反右斗争。于10月基本结束。1958年初进行处理右派工作。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失误，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本校共有571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日，在贯彻中共中央（1978）年55号文件之后，经复查全部改正。
   
   进行了足足一年半时间、内容十分丰富繁杂的“整风反右”斗争，只用这样区区不到500字加以概括，显然是过于简单了！例如所谓“鸣放中出现了错误言论”，都是些什么言论？错在哪里？如果“错误言论”只是一部分的话，那“正确言论”又是些什么？又如，“共有571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都是怎等样人？被“错划”后，他们的遭遇各如何？有没有值得记一记、述一述，甚至歌一歌、泣一泣的人和事？

   前些时，笔者读到一套由钟敬文、季羡林、张岱年……等15位著名学者担任顾问，由林斤澜、舒乙、丛文熙……等社会贤达担任编委，由牛汉、邓九平担任主编的总题名为《思忆文丛》的丛书，我读到了其中的两本，一本题名为《六月雪》，另一本题命为《原上草》，副题都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原上草》首篇是由钱理群教授（他似乎也是被“加冕”过的“过来人”）撰写的，写得十分中肯而动人，其中有一段也很符合清华情况的。大意说：北大百周年校庆庆典活动期间，人们出于纪念的目的，说了很多关于北大的话，写了很多关于北大的文。但“帷幕落下，喧嚣过去，一切归于平静后”，人们却发现，仿佛无意地遗漏了，甚至是有意地遗忘了不少——同样是关于北大的事。……那些被有意无意忘掉的事，有的或许“不好说”，有的或许“不便说”，说起来会令人痛心，或者说令人“难堪”。如果这仅仅是个人的记忆，不好说就不说，这倒也罢，生活中类似的事太多，哪能老是念念不忘呢？但如果这是一所学校，以至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记忆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硬要采取“鸵鸟”政策，那就是对历史的犯罪了！文中又说：“我翻遍为北大百年所写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图书，竟然发现，关于1957年的这一段，在北大的历史叙述（记忆）中，已经消失，变成一片空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不留半点痕迹（！）……”

   如前所述，清华在记述（或记忆）这段历史方面，只要是带有“官修”色彩的（包括文字、个人回忆、乃至曾被加冕过的当事人（如钱伟长教授），这方面的“口径”也惊人的一致！文字方面除上述《大事记》外，还有校庆90周年期间出版的、包括两巨册《校志》在内的浩瀚文字，无不采取极度“淡化”甚至避而不谈的方针。这显然是眼下普遍遵行的统一口径。个人方面，例如整风期间担任肃杀大任的清华前某负责人（很多人在“整风运动”中由于给他提过意见而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其回忆录中，这方面的事竟只字未提；在运动中被列为“第一大案”的钱伟长教授，在其感人的《八十自述》文中，这方面的事也只用了区区不足 100字而一笔带过。

   笔者既然曾较长时间在清华校史研究部门工作过，而且也可称为上述历史时期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觉得既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自己当年所亲身所见所闻所感所受的种种事情如实写出，至少可作为上述“官修”校史的补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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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风暴（连载）
——清华“解放”后校史之一章

一、从斯大林逝世到苏共20大召开

   要想较彻底了解当年清华园内“整风反右”运动发展的方方面面，至少应该从所谓“苏共二十大”追溯起。说得更确切些，即应该从前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开始。


  很多“过来人”当还记得1953年由于斯大林逝世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所引发的悲烈情景。不晓得在人家苏联自己国内情况怎样，当时的清华园乃至全国，确实是“如丧考妣”（曾被鲁迅称为“大才子”的郭沫若先生曾亲称斯大林为父亲），一片嚎啕。分析一下当时群众的真实感情，有的确是由于感到社会主义大厦将倾而发自内心；而情势所迫故作姿态者可能亦不乏人。另据有人目睹，在天安门广场的追悼会上，清华不少女同学当场晕倒，许多学生割破手指写下血书，发誓继承遗志，不惜以自己的全部生命为遥远的理想而奋斗。


  可是1956年寒假刚过，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按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斯大林实际上原来是一位杀人如麻的暴君！据后来的种种确凿史料（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表明，早在1928年所谓“沙赫亭事件”和其后的“工业党案件”中，就有50多名工程师被判死刑（后部分人获赦）；1934年苏共中央党代会的全部代表中，有一半以上被逮捕和流放，斯大林授权对他们使用酷刑逼供；到30年代后期，苏共中央委员中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被逮捕后枪毙了。斯特朗写道，在漫长的斯大林时代，这种“大疯狂”以不同的规模和方式延续下去。最使苏联人民吃惊的，也许是终于连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雅哥达，也被作为叛国者处死”，以致在德国法西斯入侵时，高级将领所剩无几，军事指挥机构陷于瘫痪。斯特朗写道：“如果政治警察抓到一百个嫌疑者，知道其中有一个是危险的叛徒，但不能确定是哪一个的话，他们应该把这些人都杀掉，而且那99个无辜者应该甘愿死去也不让那一个叛徒活着。”……


  紧接着，使我们一向认为“坚如磐石”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们大感意外的事件一桩接一桩地发生了。1956年6月底，波兰的重要工业区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因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减少税收上街游行请愿而引起骚乱，导致当地武装冲突和苏联驻军包围华沙，最后酿成“波兰十月事件”。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此前，人们的普遍观念是认为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当家作主，其利益与号称“人民公仆”的掌权者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发生如此严重的事件是不可思议的。与此同时，苏联与一直坚守主权独立的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和铁托本人一直被社会主义阵营视为叛徒）相互和解，发表共同声明，铁托访苏时在莫斯科受到市民自发的狂热欢迎，就连铁托本人也感到惊讶和匪夷所思。7月间，中国的《人民日报》转载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其中提到，“批判个人崇拜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的”；“马克思曾说，他和恩格斯参加共产者团体的条件是，章程中一切促成盲目崇拜权威的东西都应该删去”，“列宁反对把人们分成‘英雄’与‘群氓’”；之所以产生个人崇拜，“既考虑到历史条件，也考虑到同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因素”，“我们的一切伟大胜利从此被不正确地都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使他冲昏了头脑”。《决议》又指出，斯大林关于愈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发尖锐的错误公式，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成了粗暴破坏法制和大规模进行镇压的理论根据。随之，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为《决议》发表声明，就其曾提出“苏联是否已走向某种蜕化形式”的问题回答说，“真诚的讨论只会对我们的运动发展有好处……”。


  1956年底，包括美国著名作家法斯特等在内，许多曾热衷共产主义事业的文化名流，纷纷退出无产阶级政党，发表声明谴责“斯大林主义”，“此事甚至莫名其妙地牵涉到中国的作家巴金。”这在历史上应属大动荡的一年，最后一幕便是众所周知的匈牙利事件。苏联两次越界出兵，镇压相继反对拉克西和格罗以及其后又分裂为两派人马的动乱，在激烈的街垒战中伤亡惨重，而以纳吉被捕和卡达尔上台告终。


  事实表明，“耀眼的光环下竟然掩藏着那么多不可理喻的阴暗”。


  11月1日，铁托为此发表见解独到、带有总结性的《在普拉的演说》，对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前因后果重新定位。他说苏共“错误地把整个事情当作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不是当作一个制度问题，而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他们没有同这个制度进行斗争”而是认为“斯大林老了，他开始有点愚蠢起来，犯了各种错误”；“匈牙利人民所作的可怕的牺牲，将要产生积极的影响”，……“正直的共产党人……要想改善那里的情况，并不用匈牙利方式，而是用一种和平的共产主义的方式”，“应该批评消极的东西，倾听群众的呼声，党员的呼声，以及全国人民的呼声。” 铁托还不无所指地写道：“有些领导人在说，这种事是不可能在他们的国土上发生的……他们能够控制整个局势，但是这对他们有什么帮助呢？他们当初播下微风，而现在却收获到风暴了！南斯拉夫的第二号人物卡德尔，其后又在议会进一步阐述，“社会主义对自己的成果需要有健康的、民主的、批判的态度”；“社会主义最重要的问题必须公开讨论”；“（我们的责任是）应该毫不犹豫地、无偏见地、不顾及一切地正视现实”。


  正如所说，由于政治观点和现实的利益所关，口头上（或表面上），人们尽可以对于南斯拉夫及其领导人抱这样那样的态度，但应当老实承认，铁托们的目光、宏观分析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具有相当的超前性；他们的言论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有远见和胆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层思考和强烈共鸣。因为在我们国内，也“大体上存在类似的现实，而且几乎是同步地启动了一个微妙的过程。”……

              （以上引语多见中杰英《我与罗兰在风潮中》，

                 载中国工人出版社《记忆》3，2000年2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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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风暴（连载）
2006-09-16 10:51:36栏目：默认栏目62 0 0
二、风雨到来前校园内外的升平景象

笔者当时服务的单位——清华政治理论课教研室，属于党委宣传部直接领导的重点单位。因为工作需要，可以比一般群众较早地获知一些“内部精神”，甚至传达一些“内部文件”之类。记得我们当时一再被告知：我们中国共产党比之于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或工人党，有着明显的不同之点，其最主要之点在于，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与人民，特别是与国之基础的工农大众建立了“血肉关系”“鱼水之情”。换句话说，在苏联、东欧可以有个人崇拜，而在我们这里则没有；在他们那里可以发生类似波兰、匈牙利那样的恶性事件，而在我们这里则不可能。特别是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已经选定了像毛泽东这样的英明领袖（他那时已被公认为可以继马、恩、列、斯而排位第五的工运领袖。事实上，包括我们这样见少识寡之青年在内，对他的拥护确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所以，当时总起来也和我们党、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正满怀信心、踌躇满志、充满自信地沉浸在革命形势一个接着一个胜利的喜悦之中，完全没料到在我们自己这个如日中天、欣欣向荣的国度里，还会出现什么“乱子”。可是，事实却很快被铁托们不幸而言中。——这是后话。

不过，在“1957年的夏季形势”或“事情正在起变化”（均为毛泽东文章题目）以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所见所闻确实只是一片升平气象。当然，苏共20大，确实像“风乍起”一样稍稍“吹皱了”我们的“一池春水”，特别是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声誉。在一般人民当中，也不免产生这样那样的思想认识问题，当然也要引起一向以捍卫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为己任的我们党的重视。于是从4月5日起，各报陆续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以正视听。10月27日，清华党委通过“八大”文件学习计划。全体师生开始学习“八大”文件，在学习中提出立场问题、百家争鸣问题、“大民主”和“小民主”等问题。12月中，清华党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党外思想情况和问题，决定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加强党的战斗力。1957年1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来校作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报告，报告共分五点：1、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2、关于制度问题；3、关于民主与专政问题；4、关于苏联问题；5、艰苦奋斗问题。……

但总起来，上述现象（各种“负面”问题）却并不被认为是主流。

事实是：从1956年1月到1957年5月，在“三大运动”、“肃反运动”以及“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接连取得“决定性胜利”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14日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作关于1956年到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说明。随后，就在全国掀起了很有声势的“向科学进军”的热潮。1月15日，北京市各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1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3月15日，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了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3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决议。3月26日，北京市举行时装晚会。3月31日，北京市服装展览会开幕。1956年5月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1957年1月11日，高教部召开修订教学计划座谈会，会上着重就培养目标问题进行了讨论。

与上述国内大好形势相呼应，清华园内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4月3日，清华大学第六次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教务处关于系及教研组十二年远景规划与三——五年具体规划的初步审查意见等等。在原则上通过优秀学生及先进集体奖励办法修改草案。4月22日，清华大学举行第一次科学讨论会，提出科学研究报告130余篇。5月4日，清华大学举行学生第一次科学讨论会，提出报告36篇，并举办科学讨论会研究成果展览。5月7日，清华大学第七次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局部修改现有教学计划的若干问题”等等。会议认为这次调整性修改教学计划，解决以下两个问题：1.适当减少现有教学计划中学生课内总时数，使学生有较多的课外自学时间发展独立工作能力；2.克服现有教学计划中主要的不合理现象。5月19日～6月3日，清华大学第一次党代会，出席代表166人，根据北京市委指示确定改校长负责制为党为制，选出蒋南翔为党委书记。7月17日，清华党委召开民主党派联席会议，座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9月18日，清华大学成立科学研究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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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乍起——“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

   “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如中杰英所说，“使人们萌生了天真的幻想，对此发自高层的呼吁果然响应强烈，从1956年秋至次年初，国内各类报刊的探讨性文章纷纷出笼，其中尤以罗隆基、费孝通等人的言论影响为巨”：1956年6月29日，罗隆基在“人代会上发表题为《我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解和意见》。他说：“士可杀不可辱，……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士’所期望的‘礼’之‘下’之是有矛盾的。”7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张明”的文章《评高等学校的“先进集体制度”》，显然是对清华引为骄傲的“先进集体制度有所非议：该文认为：高等学校领导方面“把全面发展的方针片面地了解为平均要求和平均发展”，而奖励先进集体制度是体现这种指导思想的一个“最集中的组织形式”。该文又说，学生学习中过分强调“集体互助”，对学习差的学生造成“不应有的压力”，和在考试中使用“外力突击帮助”的办法以提高“考试成绩”等现象，都是“先进集体制度本身带有学习竞赛性质的一种必然性的表现”。到1957年3月，在政协全体会议上气氛大大热烈起来，委员们开始坦率地质疑政策，批评现实。其间还传达了毛泽东的《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最初的文本（这个文本在后来正式收入《毛选》时，作了实质性的修改）果然是“气量非凡，让人们感觉‘上面’也是真心鼓励批评、整顿党风的”；而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十五周年的活动中，例如在改版后的《文艺报》（当时党中央用以管理全国文学艺术作品和作家的权威刊物）上，作家的文章可以“畅所欲言”了。正是此时，《人民日报》发表号召性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于是，“蓄势待发的人们便等来了机会”，北京几乎所有的高等院校都行动起来了，沉闷局面旦夕之间顿然巨变。……
   1956年7月10日，校刊《新清华》发表对先进集体“制度不同看法的文章，开始组织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些人认为“先进集体”制度磨掉了青年人的棱角，妨碍了青年个性的发展，促使干部热衷于表面现象，不适当地追求指标，必然导致强求一律、学习竞赛，另一些人认为，“先进集体”能培养同学热爱集体，热爱专业，热爱学习的优良风气，“先进集体”制度是对同学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一种方式，可以深入细致地开展工作，使先进带动落后。至于在学生思想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不能归咎于先进集体制度本身。1956年7月里，建筑系研究生英若聪（英若诚之弟）等要求学术自由，呼吁改善研究生待遇，并对从政治上压制梁（思成）氏学派表示不满。据《大事记》记载：
建筑系研究生英若聪、梁友松等闹工资问题，到校长办公室请愿，声称“非罢考不能刺激官僚主义”。下半年，英若聪又企图发动贩卖资本主义货色的“新建筑运动”，提出三条纲领：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对民族形式、反对谈理论，否定学术批判的意义。并说：“资本主义建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可抗拒的规律”。
   9月16日，建筑系学生蒋维泓上书党中央（给‘八大’的信），认为“我们党组织强调领导，强调集中，强调计划，是军事时期过时的管理方法”，认为这种“过时的东西”妨碍着人民创造性地发挥。他要求在公有制度下实行公产民办企业，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发展自由竞争；在文学艺术领域内提倡个性自由，在艺术作品中“把人民的自发的好强提高到首位”；在组织上机构上把统一的组织机构化为许多性情相投的人结合起来的小单位，在人事分配上可以自由选择自行推荐，不要统一分配。他认为目前是和平时期，军事机构不应占有优越的地位。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要求我党“扩大民主”和“团结性”，要求用自报公议的方法来挑选党的积极分子。
（10月），建筑系教师曹昌彬组织“反党集团”（《大事记》语，下同），“有纲领、有策略地进行反党活动，指派专人分工联络各教研组，煽动群众，阴谋发动所谓‘反官僚主义运动’，开会斗争党支部，企图篡夺党在建筑系的领导权，并叫嚣要将其反党活动‘发展到全校、全国’”。……
   1957年3月24日，《新观察》所载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大意是：解放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国高级知识分子曾经历过一段“凄凄惨惨戚戚”的“黄昏”式的黑暗时代。中央确定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知识分子才处于一个“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并且说“整风已经开始。天气是在转暖了。花开是不是有保证呢？”他说，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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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北大“5.19”到清华“5.24”（一）



年纪大些的清华人当还记得1957年5月20日清华师生纷纷奔赴北大校园[1]。观看大字报的情景。5月19日，北大校园（这时北大通过“院系调整”，已经由城内红楼迁入西郊原私立燕京大学的校园——燕园，燕京大学被取缔）出现了可能是整风运动中全国第一张大字报。

据有关史料记载，5月19日中午，一张红色的大字报出现在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内容是质问团委会出席“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接着出现了“一个大胆的倡议”——建议开辟“民主墙”。要求党团领导支持，以帮助党整风。当晚在全校团员大会上，有人问起民主墙问题，党委一位副书记回答说：“大字报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们不提倡也不反对。”引起同学“很大的不满”。次日（20日）清晨，大饭厅附近的墙壁上，即“被五颜六色的纸张布满”，许多大字报对学校及党的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或建议，并对昨晚那位副书记无可奈何的态度提出抗议。”当天下午，出现了一张署名“一个强壮而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所写的《一株毒草》[2]。由于他“缺乏透彻的说理和谦逊的态度”，引起了许多同学的不满和攻击。关于《一株毒草》的争论一时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顺便提及，谭天荣确可成为北大些大字报的头号积极分子，他于20日从贴出《第一株毒草》起，又陆续贴出《第二株毒草》、《第三株毒草》、《第四株毒草》、《再谈人性与阶级性》、《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几句人情话》、《救救心灵》、《我们为了什么》、《五四断想》、《这是为了反对三害》等11份大字报。或许，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积极性，使他在稍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中，也成为北大校园里的头号“大右派”。

谭天荣的第一张大字报，立刻在北大校园里引起“连锁反应”，截至20日下午5时止，北大校园里一共贴出162张，清华师生纷纷前往看的，就是这些大字报。





附件一：谭天荣的《第一株毒草》

第一株毒草

爱菲索人中的一切成年人都应该死，城——应该交给尚未成人的人去管理。

——赫拉克利特

到现在为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离我们无知的青年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们国家没有检查制度，可是一切报刊，（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理学报》）的编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决对无知，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和他们形而上学的脑袋中装着的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比方说吧：

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的绝对统治，而“再论”都把它归结为“人们的思想情况”，这不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又是什么（详细论证情况请见哲学教研室印“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文）。

魏巍写的“春天漫笔”不仅空空洞洞的自相矛盾，而且简直是神经错乱，语无伦次，却被采纳为关于“徐进问题”讨论的最后批判书。

充满了极端盲从迷信诡辩，谬误牵强附会弥缝手段（或者叫做新颖观念）的物理学已经面临毁灭，无耻的李政道杨振宁剥夺了物理学的最后一点光彩，可是物理学报还在搞什么薄板和圆柱，再不就是什么耗损。

这一切已经完全不堪忍受。

我建议：

（1）让我们北大学生自己创办一个综合性学术刊物。

（2）建立一个学生讲座，让我们向世界证明，除了那些一般地禁止自己思维的“三好学生”（或叫白痴，或者优秀生、或者叫“小螺丝钉”，反正一样）以外，中国青年还有的是成千上万“才子佳人”，他们坚韧果断才气横溢光芒四射，他们将使国际资产阶级吃饭时丢落刀子。

你凝了一下眸

你微微一笑

你目瞪口呆

你紧锁双眉

你咬牙切齿

你点一点头。

一切都很好，只是千万不要发神经病，应该该一改那种听到说西郊公园比北大对你更合适，好，再见！

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

1957年5月20日



五、从北大“5.19”到清华“5.24”（二）



而在清华，5月19日这一天，完全没见大字报的影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清华师生对帮助党整风缺乏积极性。如上所述，自从苏共20大开过之后，特别是“波匈事件”发生之后，同样也在清华人的思想中埋下了火种，何时爆发，用何种形式爆发，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当然，也需要适当的气候和导火线，中国共产党关于“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和北大的鸣放的“初潮”正是这种导火线。

自从中共中央指示全党进行整风运动，以毛泽东报告为思想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整风主题以后。清华园实际上也已动起来了。5月9日，清华即召开“党委书记和党员负责干部联系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召开各种不同的座谈会，听取党内外意见，开展整风运动。5月11日，在第一教室楼开党员干部会，校长蒋南翔谈清华整风和鸣放问题。5月12日晚，在大礼堂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校长蒋南翔动员整风和鸣放。他说，整风的目的是听取党内外意见，帮助党内整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缺点，办好学校。要自觉贯彻中央方针，不要怕放出毒草，要把它们变作肥料。5月13日下午，团委会邀请14位同学座谈，征求同学们对团的工作和学校各方面工作的意见。5月14日及15日晚，校党委蒋南翔、刘冰、胡健、陈舜瑶、何东昌、艾知生等连续两天分别召开教授座谈会，征求对党委和学校工作的意见。（水利、建筑、机械、动力、政治课、图书馆）。5月16日，公共教研组第二次教授座谈会。物理教研组教授徐璋本说：“教条主义和马列主义分不开，建议取消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何成钧说：“毛主席的太阳没有找到清华园。”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钱伟长说他“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指党的工作）总是比你走得快。”他说校务委员会是形式主义的东西。他认为学校目前空气紧张，人情薄，学术空气太少了。当天晚上，校长蒋南向邀请电机、无线电系教授座谈。孟昭英（无线电系主任）说：“党的领导是‘牵导’，事无大小，都已由党员开会做出决定，交由秘书布置传达，我只好同意，盖上我的橡皮图章。”常迵（无线电系教授）说，今后学校里的关系应当以学术（即业务）关系为第一，行政关系其次，最后是组织关系。5月18日，校刊《新清华》刊登水利系教授黄万里的文艺小品《花丛小语》，《清华大学整风反右运动大事记初编》（以下简称《大事记》）是这样记述的：“黄万里在《新清华》第182期上发表了《花丛小语》，骂人民政府是“坐大汽车的官大爷”、“王八蛋”；骂人民代表和拥护党的人是“歌德——但丁派”，是“最为无耻”，“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3]。17、18日，政治课教师开了两次“鸣放会”，《大事记》记述说：“……党内外右派分子否定党对政治课的领导，提出什么‘教条主义的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经验主义的风吹得人站不住脚。’他们反对政治教员做学生思想工作，污蔑理论联系实际是‘狭隘的使用观点’说什么‘我们教政治理论的人，对政治理论有热爱，如果让他去做别的（如所谓学生工作），而把他学理论的路堵死，那他就会感到比地主被夺去了土地还痛心’”。……清华师生去北大看过大字报后，当然加速了清华用大字报进行“鸣放”的进城，于是，5月24日，清华园终于忠于出现了第一份大字报，《大事记》记述说：“5月24日，‘庶民社’在明斋东头布告栏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假造《新清华》退稿事件，攻击党委压制民主，提出‘我们像要喝水一样要求民主’的煽动口号。”。





[1] 见附件一。

[2] 黄万里教授的《花丛小语》一文，后收入《长河孤旅》一书，这几处的相关原文是：“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学特别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这是一个土力学的理论问题吧？还是水力学、水文学的？……这些科学对于这类问题都有解释，但路面下须先铺上为了排水和散布载重力的路床，则是工程习惯或常识，并不一定要懂土力学才能得出这种结论。”……“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错误。王八蛋！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我说你这书呆子太愚，思想不开朗。所谓歌德派是指专事歌功颂德的那派‘学者’。……”“对我们自己的政府歌德一番亦无不可，怎见得就算无耻？”“歌德原是该的，专门歌德，样样歌德，就有问题了。还有一种‘但丁’诗人，但知盯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坚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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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六、清华园的“始作俑者”——“庶民社”及其《庶民报》

“庶民社”及其系列大字报《庶民报》（他们的重点大字报之一的《神·鬼·人》就是5月26日在《庶民报》上刊出的），是整风期间学生当中乃至全校的“重要大案”之一。“庶民社”带有组织性的活动声势和规模波及面深广。该社的发起人孙宝琮，解放前曾在天津名校南开中学参加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解放后转为新青-共青团员），并参加“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后因“采购器材时涉嫌贪污被误斗，后经查实确认为奸商所害，属公私不分虚报差旅费（近27元）性质。”孙于1953年入清华电机系学习，期间先后担任过团支部书记等职务，曾被选拔转入带有原子能机密性质的工程物理系学习，因在苏共20大之后政治表现“异常”，又重新被分配到民用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91班继续学习。由于他在文工团期间打下一定的文艺基础，入校不久即参加清华剧艺社任政治干事并负责舞美及后台管理，得以跨系结识一些思想倾向相近的朋友。其有关活动由此开始，至整风鸣放期间与土木、机械、建筑等系科的学生张悦钟、王镜清、李大京（女）、郑海泉、宗国樑、关洪野等人成立“庶民社”，创立《庶民报》。就是这几条“小泥鳅”，作为“始作俑者”，在整风反右的风浪中，竟至引起轩然大波。
5月26日抄贴在诚斋西山墙上的庶民社的《神·鬼·人》属纲领式的政论性质的杂文，以“宝琮”二字的谐音“保中”署名。（其文见附件1）据悉，庶民社取名原自李大钊的文章《庶民的胜利》，而大字报的题目《神·鬼·人》则借名于巴金的一篇小说。文中的“神”与“鬼”，被认为分别映射中共与国民党及其有关方面，而“人”自然就是指普通群众了。之所以公开贴出此文，孙宝琮还有一个说法，是因为校刊《新清华》拒登他们的稿件，并在退稿信中说明“欢迎你们用大字报形式发表”之后，才决定自办墙报的。耐人寻味的是，在《神·鬼·人》刊出的当日中午，学校有关领导曾通过校办有线广播就此发表谈话，鼓励大家用大字报方式对党委提出批评帮助整风。与此同时，团委书记和学生会负责人也在墙报旁边张贴声明，表示支持开辟民主墙，让广大群众参与鸣放。大小领导们的举动非同小可，人们打消了一切顾虑，迅即蜂起积极响应号召，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紧随庶民社之后很快就贴满了校园。
在此后的十多天内，庶民社共出墙报（《庶民报》）四期，外加一期漫画专版和三期油印刊物，所有内容均涉及敏感话题。其中有关肃反者五篇：《肃反特写》以当事人自述形式，描述运动中被“无端怀疑”遭受冲击的场面，而后写道：“清华□□是如此找敌人，残忍呀残忍/没有人权，没有宪法，没有常伦/必须以法律制裁肃反中的真正罪人”，这位匿名作者，同时给庶民社捐款若干以助继续出报；《要求□□公开几个数字》一文，则进一步希望公布运动中有关被斗、斗错和斗对以及最后查实确为特务分子的统计人数，以便证明“成绩是主要的”，否则“就是不准备彻底整风，不改正错误”；《猎人与羊》寓意于不分好人怀人一起斗，与艾青的寓言诗《猎人打鸟》颇为相似；《要保障人权》和《本社决议法办犯罪者》，均是一句话的短文，反对校方把人关在屋中反省，认为这种变相的软禁和扣押属违宪行为，主张由法院依法行政确保人权，凡侵犯人权者应反坐其罪。另有关于民主的四篇，除《还政于民》属转载性质留待后述之外，在《民主不是帽子》、《本报消息》和《一场选举戏》中，讽刺现行民主是招牌和帽子，有利时拿出来，不用时丢弃。此外有关评论党政对整风态度的八篇，总其要义是批评领导落后于形势，动员积极分子揭露“三害（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丑史）”不力，领导害怕整风和中央没有决心，以致群众顾虑重重不敢积极参加鸣放，整风运动显露夭折危机，“三害”无法清除云云。
   除此之外，《庶民报》还转载了若干别人的言论，其中政治理论课教研组十位教师的联名大字报影响最大。另有一桩疑案，是在《庶民报》的近旁曾贴出严禁公开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部分译文抄件，引来观看者人山人海，后很快被不明身份的人撕毁，招致公众指责，群情不满。一般人曾认为这是庶民社之所为，但后来并未列为“罪状”。看来并未查实或另有原因。庶民社的其他活动还有，准备建立新的分支组织，如文学社、“猫头鹰诗社”和“战斗摄影社”等，还打算把从清华剧艺社分裂出来的“大学生剧团”扩展到其他学校，酝酿排演“动机可疑”的剧本《卡门》、《李闯王》、《民主青年进行曲》和由孙宝琮自编的《秦皇墓》。后者的寓意看来似乎比较明显，而《卡门》则被认为是表示“民间力量亦足以与官方抗衡”云云。但这些都仅是“设想”而已，未及实施反右运动即已开始，其内部某成员暗中反戈后受命继续了解情况，不久全部活动曝光，庶民社即解体。1957年7月9日晚，在体育馆前的大操场召开“声讨庶民社”的万人大会，其横幅会标的用语特意写成“声讨”而有别于通用的“批判”。而且这是首次、也是全校仅有的一次如此规模和声势的大会，外间各媒体亦予以相应的报道，由此可见事件之严重性质超乎寻常。会上郑重地宣布团委的决议，开除或停止孙宝琮及有关人等的团籍，其后又以反革命罪在大礼堂逮捕“法办”孙宝琮，这样，他与徐璋本教授便成为清华大学公开宣布被捕的两名右派。至于庶民社其他成员的最后命运，包括那位告密者，都以苦果告终。（以上材料多见中杰英《我和罗兰在大风潮中》）

附件二：保中（按即周宝琮）的《神·鬼·人》
（《庶民报》社论：一切为了帮助党政风，一切为了社会主义）
   
   人敬神而畏鬼，但也有人是敬鬼神而远之，这样就连神带鬼一起都畏了。
   人之所以敬神是因为神能给人带来吉祥，人之所以畏鬼是因为鬼能给人带来灾难。
   因而，畏鬼情有可原；但畏神却令人费解！说来这是人的悲剧。人无不想近神，而多得吉祥，而神无不想近人，以尽神责。
   而何竟相畏？想系神居天阙，难以呼人吸，久而久之，竟渐染鬼习。竟认：“人神不同，人是被怜悯者，神是恩施者。人听命于天，而神主宰万物。凡夫俗子——人，特殊材料——神，”人脑迟心钝，难解神意，稍一不慎，何堪神击！这样，人就“敬鬼神而远之”。
   这就是人的悲剧！愿：人里不再出“神”，而“神”永在人间。则庶民万幸！祖国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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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风云逆转（一）——事出有因

   表面上，“整风”向“反右”转向，是从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开始的；之所以要发表这样的文章，导火线是在这之前有一位叫卢郁文的人（似为国民党方面的归顺人士）在“鸣放”中说了一些“与他人不同”的话而遭到到了一些人的讥讽乃至谩骂，甚至还有人写匿名信进行“恫吓”；而实际上，早在5月15日，毛泽东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阅。文中一反过去的“温和”口吻,而流露出明显的肃杀之气。毛泽东写道：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猖狂。……现在右
   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
   对于我们越有利。……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
   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
   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
   右派，都是如此。
   总之，毛泽东从5月15日起，就已下了必要时紧急转向，开展“反右”斗争的决心了。至少是不能不为此种转向提前作舆论和心理上的准备。毛泽东后来一再申明的所谓“阳谋”，所谓“引蛇出洞”，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促使他发现形势正在或已经起了变化，而需要写这样一篇文章呢？
   为了把事情顺理得更加明白，我们可以从1957年2月27日他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追溯起。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强调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正如章诒和在前不久发表的《往事并不如烟》中所说：“老人家的英明睿智、幽默风趣，温热了知识分子因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而灰冷的心，也扭转了民主党派当于建国后寿终正寝的看法。”
   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毛的同一主旨和语气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如3月12日所作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3月中下旬在济南、南京两地“党员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等文，里面也是强调整风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必要性。“矛头”完完全全指的是党内，更嗅不出丝毫“引蛇出洞”或“阳谋”的味道。如在后一篇文章中，他写道：
       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平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
   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 ，
   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
   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
   足，……革命意志衰颓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现在是平时，又不打
   仗……，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
   “群众是公道的，他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
   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
   不能原谅。”
   于是，根据他的这种意旨，中共中央于5月1日，发布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上面说：“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地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部分人甚至形成特权思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还说：“本次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方法是和风细雨式的。”
   于是，（按照毛泽东的提法，）在民主党派内，在教育界，在文学艺术界，在新闻界，在科技界，在工商界，相继掀起了“帮助党整风”的“鸣放”热潮。
   应该说，一开始，事情进行的很“和谐”，除了极其个别的与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的分子以外，绝大多数的“鸣放者”，都是以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的，所以他们提起意见来大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特别是毛泽东在自己的文章中已经做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保证。当然，提意见的一方也并不是毫无可指摘之处。正如一位“当事人”所说：
       应该说，刚开始的时候情势并不很激烈，正所谓“毛毛雨”，“风乍起，吹
   皱一池春水”。而据我们这些当事人在日后的反复推敲和认真论证，利用所能掌握
   的可靠素材加以分析，也并非事先周密设计圈套去引蛇出洞，而是确信当时有鉴于
   苏联和东欧的教训，为避免重蹈覆辙，确实想通过整风运动来改进工作改善形象，
   其由衷的动机是有诚意的。只是没有料到，许多知识分子居然不知好歹，超越了
   “和风细雨”和肯定功绩的界限，闹到直言冒犯的地步，亦即北京俗话所说的“踏
   鼻子上脸”，这样一来，便引致了南辕北辙的结局。循着这样的思路，整个事情和
   过程就不难理解了。
   至少从清华形势发展看，从5月1日到15日，并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促使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样充满“火气”的指示的根据。比如在清华：“五一指示”发表后，一直到5月9日，清华才召开党委书记和党员负责干部联席会议，为贯彻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召开各种不同的座谈会，听取党内外意见，开展整风运动。5月11日，又召开开党员干部会，由蒋南翔校长谈清华整风和鸣放问题。5月12日；晚上在大礼堂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蒋校长动员整风和鸣放。他说，整风的目的是听取党内外意见，帮助党内整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缺点，办好学校。要自觉贯彻中央方针，不要怕放出毒草，要把它变作肥料。5月13日：下午，团委会邀请14位同学座谈，征求同学们对团的工作和学校各方面工作的意见。5月14日及15日：晚上，由蒋南翔、刘冰、胡健、陈舜瑶、何东昌、艾知生等连续两天分别召开教授座谈会，征求对党委和学校工作的意见。（水利、建筑、机械、动力、政治课、图书馆）。也未见校刊有什么“反常”消息的报道。
   但读了章诒和的书，我们才知道，问题原来恰恰发生在“都对毛泽东发动整风的诚意深信不疑”，因而“打心眼里觉得要好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要好好地帮助中共整风”的“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的章伯钧和储安平身上，虽然无论是逝去的章伯钧、储安平还是活着的章诒和，仍觉得自己是受了冤枉和上了当。如章诒和写道：
       无论是储安平还是父亲（按指她的父亲章伯钧——下同），都对毛泽东发动
   整风的诚意深信不疑。……储安平得到父亲的同意，经过筹备决定从5月4日开始，
   《光明日报》（按储安平是该报总编辑，章伯钧是社长）分别在上海等九个城市邀
   请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给中共提意见。于是，他普遍发送一
   次组稿信，发信对象是全国九个大城市的百余名知识分子。信中，储安平恭请每一位在
   《光明日报》发表“对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愿
   意写的问题”，要“结合相互监督的方针发言”。……为此，储安平自己亲赴上海。他还
   写了一个意见交给出去的记者，让记者散发给被邀请的对象。在这个意见里，他指
   出“应当适当地估计被邀请的人士，平时是否意见较多及是否勇于发言”。这个百名文人参加的意
    见会，足足开了二十天。会上许多人发言，既揭露了社会现象，有颇具思想锋芒。储安平觉得，
   “风”如要“整”好，当听取这样的意见；《光明日报》如要办好，当刊登这样的发言。所以，他认
   为九大城市的鸣放座谈会是成功的典范，父亲也极为欣赏。在座谈会上，一些人从法制的角度对肃反
   发表的意见，被储安平认为是最具建设性的意见，也是最具价值的新闻。当看到编辑删去其中个
   别尖锐的字眼的时候，这个职业报人不禁惋惜起来。他说：“这些发言才是政治问
   题的通论，只有登这些通论，才能把《光明日报》办成知识分子论坛。”
   够了！实在用不着再加上章伯钧稍后（5月21日）提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6月1日）提的“党天下”，还有记不得是谁提出的“轮流坐庄”等等，单是上面这些言论和行动，再加上他们所持的那种怡然自得、近于欢快的情绪，就足以构成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充分理由的了。只要对毛的性格（“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等等）和终生奉行不渝的理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人民民主专政”等等）稍有认识的人，难道还会怀疑这场风暴来临的必然性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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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风云逆转（二）——火上浇油

   章诒和的书，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资料，至少对于笔者来说，在眼下许多重要的历史档案还未公开之前，对于揭开当年许多谜团，是关键性的。章诒和写道：

       ……这边厢，民主党派里的两个元老人物，在中南海受到秘密
   召见，获得了“东南风转西北风”的天气预报。他们立即三缄其口，
   静观以民盟、农工为舞台中心，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角
   色的一台践踏知识分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那边厢，章伯钧、
   罗隆基、储安平还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整风号召，大讲知识分子和
   民主党派的光明未来，宣传“鸣放”，鼓励“监督”。

   据章诒和在书中说，这期间毛泽东就在上海发出了指示：“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于是，从5月8日起，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集了13次座谈会，“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发表意见，来帮助中共整风。”5月10日，罗隆基做了一次发言（内容见后）。一开始，章伯钧没去，“一则，他的意见早就发表过了，二则，他正拉肚子”；“李维汉很着急，便亲自拨电话敦请：‘伯老，你一定要去参加座谈，给我们中共提提意见呀’”。5月21日，“实在托不过李维汉的面子人情”，章伯钧去了，行前还对夫人说：“今天开会，我真不知说些什么好。”进了会议室，他被请入主宾席，李维汉点名请他发言。于是——章诒和写道：

       父亲讲了十分钟，他谈到政治设计院问题；听意见于基层，放
   权于各部、会，发挥管理机关的作用问题；国务院会议程序问题；及
   检查历次政治运动的建议。最后父亲说：“我的讲话不是凭灵感和一
   时高兴，所提问题也都不是那么严重。无非是希望共产党改革体制，
   改善领导，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罢了。”他讲话
   的时候，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是以为称许自己的谈话。

   章诒和认为，如果说章伯钧的与会是中了“引蛇出洞”之计，那么储安平6月1日的发言，则“被许多人视为自投罗网”。她写道：

       储安平的发言是准备好了的。有稿子，题目是：《向毛主席和
   周总理提些意见》。

   储的通篇谈话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做了全文登载，章诒和的书上也有全文引录。其内容最主要是关于“党天下”的，其中还牵涉到一些中央的人事安排问题。据说，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谏，如石破天惊，动憾朝野。马寅初等人，当场叫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各大报刊均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刊载。章伯钧阅后，“激动不已，也钦佩不已”。他说：“储安平是个勇士，他对老毛和周公提的对中央政府人事安排的意见，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党外人士都有此看法，可我们这些党派负责人，谁也没有勇气和胆量把话讲出来。老储讲了，全讲了，而他不过是个九三的中央委员。”
    然而 ，事后章伯钧恢复了清醒，即为储安平痛悔不已，抱憾万分地说：“孟子早就有过告诫：‘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而老储触犯的，乃是大忌。”
    关于储安平 的这次发言，章诒和在书里还谈了这样一个“小插曲”：5月19日下午，储安平曾来过章家，其时章伯钧的客厅里正“高朋满座，且都是农工党的负责人，好像是在开会。”储安平觉得不便逗留，便退了出来，便又去了罗隆基家。据说，罗、储原有师生之谊，由于某种原因，两人关系一向比较疏淡。故罗隆基对他的到来“略感突然，但很欢迎。”储安平说，自己登门的原因是向老师征询对《光明日报》如何体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意见。后来，两人的话题不知不觉地转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罗隆基告诉储安平：自己在（5月）10日做了一次发言，但仍感问题没有谈透。罗隆基问：“你会不会参加座谈？”储安平答：“如在九三，我被邀请的可能性不大。现在到了“光明”，情况则不同些。”罗隆基听了，就“像老师指导学生那样”向储建议：“你若参加统战部的座谈会，可以提些意见呀。”储安平立即想到改组后的国务院十二个副总理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的事，便问：“这个问题我是否可以提一提？”罗隆基认为可以。“因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排，在民主人士中是早有议论的。只不过这层窗户纸，无人去捅破罢了。”继而 ，储安平又说：“在人代会上，我还想提一提关于肃反运动的缺点，建议能否由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联合检查一下，同时，被斗错的肃反对象也可以直接请人大常委会做检查。”这番话让罗隆基更觉兴奋，因为自搞各种运动以来，特别是肃反运动，他深感由于缺乏法律的程序和制约，而人权受侵，冤情无诉现象的严重。故点头道：“这个可以谈。不过，关于宪法前言，你也可以谈。（均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6月2日，即储安平发表“党天下”言论之翌日，“有着好心情”的储安平按章伯钧的约定，来到了章家。章伯钧的第一句话是“你的发言很好。” 储安平回答说：“要谈就谈大问题吧。不过，放肆得很。”章伯钧说：“对，鸡毛蒜皮的事在这样的会议上，就不要谈了。要谈就谈大问题。现在的人只能要房子、要汽车，能谈大问题的人不多。”储安平告诉章伯钧，他的谈话的思想要旨曾和罗隆基交换过意见，章伯钧问他什么时候见过罗，储据实以告。他又告章，当天的《光明日报》上发了一条关于上海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谈取消党委制的消息。章答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已经讲了学校党委制要取消的问题，上海先走了一步。在章用汽车送储回报社的路上，章告储，“现在学校的情况很严重，胡愈之准备在6号这一天找几个教授座谈一下，储问打算找哪几个人，章说听胡愈之说，大概要请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钱伟长几个。于是，6月6号这天，章伯钧主持了所谓“六教授会”，也叫“六六六”会议。章诒和的书中写道：

       反右中被叫做‘六六六’会议，其实是胡愈之在南河沿大街政
   协文化俱乐部召集的民盟中央紧急会议。其中曾昭抡、费孝通、钱
   伟长、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人为教授；另有章伯钧、史良、
   叶笃义、闵刚侯、金若年与会。此会的倡议者、操办者胡愈之，则在
   会议开始之际离去。会议由父亲和史良主持。来自高校的教授们，一
   一介绍了校园内的情况。

   最后，章伯钧讲了话。他说：

       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惟
   一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没有一个理论和
   实践的标准了。在国际工运中，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
   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两
   个人谁正确？这两条路哪条畅通？只能由历史来作结论。这次整风运
   动，要党外人士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
   提意见向来是客客气气的，但现在看来这样的估计，显然是不足   
   的……。

   与此同时，储安平在他所邀集的民主党派宣传干部的座谈会上，发表了对报社社论问题的看法。他说：“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真正的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得到各民主党派组成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的支持 。《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由社务委员会授权，在没有授权之前，只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了。”
   总之，——章诒和写道：“这些‘谋道而不谋食，忧道而不忧贫’的书生，要披肝沥胆，与中共携手共度难关。”
   于是，——章诒和又说： “6月6日上午，章（伯钧）储（安平）两人分别在文化俱乐部和《光明日报》社主持召开了座谈会。而他俩谁也没想到，这竟是自己政治风云和报业生涯的终结。（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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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树固不欲静，风亦不愿止
——清华园“左”、“右”分子大摊牌

   如果说迄今为止，发生在清华园以外“上层”的这些纠葛还比较易于理解的话——因为“毛公”也好，“周公”也好，章、罗、储……也好，他们都是职业政治家，对政治、权力、谋略……等等，有着特殊的需求和敏感。但对于校园里大多数书生来讲，他们则大都是被推推拉拉、跌跌撞撞、糊里糊涂地入了陷阱，他们大多是无辜的！
   在清华园，“左”、“右”力量的公开“摊牌”，是在6月6、7、8三日。6日，好几个显然是早已训练好的“左派”开始行动了。首先露面的是头号大“左派”、建筑系学生罗健民，他在新水利馆西门口贴出题为《共产党员起来战斗！》的大字报，矛头直指黄万里教授，文中用了“黄万里信口雌黄”这样的字眼，这可能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学生用类似字眼斥责教授的首例。与此同时，工程物理系学生曹小先等出大字报驳罗兰，“群花”出大字报《共产党员起来争鸣，维护马列主义真理！》土木系学生周允正、刘方出大字报《共产党员们，积极参加争鸣！》。7日，无线电系学生海风等贴大字报“驳斥右派”；机械系学生张孝文等第二次出大字报驳政治课教师。8日，梁思成教授在学生自由论坛上发言，说：“我是歌德派！”……
   很明显，当毛泽东以《事情正在起变化》指示为标志的“引蛇出洞”的罗网在上层加紧编织的时候，清华积蓄力量准备反击的活动也在不声不响地积极运作。现在看来，5月24日（即“庶民社”的大字报贴出的当天）中午，蒋校长匆匆返回校内，中午赶到广播台讲话，“鼓励和支持学生用各种方式大鸣大放，如大字报、辩论会、自由论坛、讲演、访问教授等。他还指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可以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主动积极地参加鸣放。”（均见《大事记》）记得他在讲话中还指出（大意）：“在当前的形势下，考验一个人是不是与党一条心，就看你在整风中是不是肯于无保留地向党提意见，说心里话”……。另外，是日上午，党委常委会决定发动学生鸣放；团委常委会讨论如何动员学生鸣放；学生会在新斋和一、二、三号楼之间建立了“民主墙”；团委副书记张慕津代表团委会，学生会主席谭浩强代表学生会，也在广播中号召同学帮助党整风。……凡此种种，可能都是“引蛇出洞”的网罗上的“经纬线”。
   6月1日——据《大事记》记载——彭真到清华看大字报，“开始组织左派进城谈话”。这表明，离风暴到来已经不远了。
   “左”、“右”力量摊牌后，紧接着，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还写了另一篇“党内指示”，语气和谋略比《事情正在起变化》更为明确：

       ……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
   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
   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
   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
   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
   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
   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
   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
   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
   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
   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
   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作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
   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的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
   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过去和现在，笔者都尝天真地设想，如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不止是在党内（一定范围），而且也及时向低层乃至党外作些透露，那么至少在清华园，会有为数不少的“右派分子”可以避免厄运，至少，他们的“进攻气焰”会做某种程度的“收敛”。例如袁永熙，据《大事记》所记：他的“暴露”，是在5月24日，《大事记》说他那天在“……常委会上，不摆观点，会后却暗中点火，恶毒地散布说清华党委会违反中央方针和市委指示，没有放的决心；宣传某人如何紧张不肯放，某人有个人顾虑等等，以动摇群众对党委领导的信任。”后来，说他又在工会论坛上，“给右派分子反党言论鼓掌”。说他“在整风期间歪曲党中央整风方针，并在党内外加以散播，挑拨离间党内关系，将右派攻击的矛头集中引向党委，成为清华党内右派分子的首领。”袁永熙当时的身份是党委常委兼校长助理。他曾是清华中共系统的“南系”领导骨干之一。他显然不知道毛泽东的“阳谋”。如果他知道了毛泽东当时的“引蛇出洞”意图，以他这样受过党的长期锻炼的人，他还会出来自投罗网吗？再就是笔者当时所任职的政治理论课教研组，它是清华反右运动中“彻底垮掉的单位”之一。但它当时是党委所属的重要“宣传据点”之一，其成员除极个别外，是清一色的党团员，其中还有当年曾受党的委派做李大钊、鲁迅联系人的“老革命”。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嗅觉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们却于5月18、21、29日先后开了第二、第三、第四三次鸣放会“向党进攻”。而且以几乎是全体成员的名义于6月1日贴出《评领导态度》、《质问阮铭》等大字报“向党进攻”。如果他们嗅到了那怕是一点点《事情正在起变化》所散放出的“火药味 ”，他们还会这么傻乎乎地向网里投吗?政治课贴出大字报的第二天（6月2日）就受到当时还是机械系学生的张孝文的“批驳”，张的大字报的题目很长，似为《和政治课教师商榷几个问题——驳政治课教师所贴大字报<评领导态度>》。
   但实际情况确也表明，有些人，即便“嗅”到了某些“气味”，也不会停止或减弱自己的“进攻”势头。事实上，清华园里的许多“大案要案”，恰恰不但是在6月6日、8日，甚至是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会”出现以后“跳出来”的。这真是“风固不欲静，树亦不愿止”。请看：
   ▼6月10日：《人民日报》已经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学生会也于是日举行全体会，号召同学起来反对同学中的右派言行了。但就在这次会上，学生会副主席刘岗英、建筑系系会主席许京强等却表示反对开展反右派斗争。在水利系“思想工作论坛会”上，方耀堂公然提出“修改党章”的“建议”。东北地质学院教师吴永席（他当时在清华无线电系进修）化名万紫，在新水利馆南墙西头贴出大字报《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和党中央对当前整风的态度》，说人民日报“小题大做”，“党中央鸣放方针摇摆不定，对大鸣大放缺乏足够信心”，又说“当前党中央在整风运动中领导思想大大落后于形势的开展”，反对反击右派。
   ▼6月12日，彭真已经在白纸坊人民印刷厂礼堂向全市干部作报告，指出“我们和右派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号召“反击右派”了。而6月13日，当时担任工会副主席的建筑系教授张守仪，仍“借工会名义召集知识分子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事记》把这定性为“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到7月6日为止，在钱伟长、黄万里、冯国将、袁永熙、孟昭英、庶民社等已受到多次批判斗争的情况下，物理教研组教授徐璋本却于7月8日贴出大字报，提出政治纲领，要组织“劳动党”，公开征集党员。
    ……
   但这一切又决不能为清华的“反右有理”找借口。因为如本文开始的引文所说：清华在“反右斗争”中被划的所有571名“右派分子”均属“扩大化”的产物，而且在贯彻中共中央（1978）年55号文件之后，经复查全部改正”了。既然是“全部改正”，就证明清华园的“右派”是全部划错了。
   以上种种只能说明：一方面固然如毛泽东所说：“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但另一方面仍恰恰说明他们对共产党整风决心和诚意的深信不疑。或如中杰英所说：

       ……许多知识分子居然……超越了“和风细雨”和肯定功绩的界限，闹到
   直言冒犯的地步。……首先是教授先生们领悟其初衷的诚意，也报以开诚布公的实
   心实意，无所顾忌地领头发表意见。……当然也不必讳言，由于学术成就和社会地
   位较高而神旺气盛，有恃无恐，自以为缺了我这样的头面人物便不成一盘菜，即便
   话说过了头也不能拿我怎么样，这也是偏激情绪的心理内因。……既然一贯以宣传
   重大方针政策为任务的党报发出如此明确的（请求帮助党整风）的信号，难道还不
   能取信于民，反倒去怀疑这是 什么阳谋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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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一大案”——钱伟长案（上）

    在清华园，以至于在整个高教界，“钱伟长案”被定为第一大案不是偶然的，因为不论从哪方面看，它的影响和牵扯面之大都非其他“案件”所可望其项背。
   根据目前笔者所能见到的主要材料——即（1）我在前面屡次提到的由清华校史编委会编写的《清华大学整风反右运动大事记初编》（以下简称《大事记》，详见后面的附件一）和（2）1957年7月6日《北京日报》上刊登的《钱伟长言论摘录》（以下简称《言论摘录》详见后面的附件二），他的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各点：
一、属于教育思想和体制（如“理工合校”等）方面的问题。他说：
       ……我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理工分家的。院系调整把理工分了家，是一个很大
   的错误。教学改革中，有人说我落后，不愿学习苏联，甚至说我有反苏情绪，要
   我做检讨。我是很拥护学习苏联的，而且一个人如何能反党呢？我是不做检讨
   的。最近有人提出理工合校，有人提议把北大的文法学院合并到人民大学去，而
   把北大的理学院合并到清华，这是相当理想的方案。不过北大的领导上有些是不
   同意的，我出面提出这个问题不方便，北大周培源就是我的老师，你们搞好一些。
   （这时有同学说，科学馆前已经有人签名主张理工合校了。钱副校长问有多少
   人？有人回答说有六百多人。钱副校长说：）这太少，至少要搞六千人签名的名
   单还差不多，声势浩大，让高教部看看群众的意见。（临别时，他又向我们说：）
   你们去签名吧！
    ……座谈后，有些同学立即成立了理工合校组，到全校发起签名……。
                     （1957年6月18日大字报；《我们访问了前副校长》）
二、关于知识分子政策和用什么样的思想教育青年的问题。他说：
       你们想过了没有？现在学校里揭发那么多的东西，根本问题在哪里？主要矛
   盾是什么？有人说是“三害”，但这是笼统的喽。有人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辅导
   员制度、肃反问题、教学改革、理工合校，但这虽是问题，却不是主要的，你们
   没有想过吧！现在是该想想的时候了，不要光是和大家哄在一起，应该冷静分析
   一下，为什么大家会揭发这么多的东西？青年人要独立思考嘛！
                        （《答学生问》，载《新清华》1957年第204期）
       现在群众的情绪是烦闷的，有话讲不出，要想发泄找不到题目，你们今天也
   是来找题目的。你们要知道大家轰轰烈烈搞，也有人在外面哭哭啼啼，没有关怀。
   我很奇怪，为什么天天在讲要团结青年，但是学校里还要造成局面，总有那么一
   群人想要去感染另一群人，而且态度是敌对的？……你们大胆揭发，不要怕，提
   出来讲给大家听听。你们鸣了，我再来讲。
                     （《访问钱伟长副校长》，载《新清华》1957年第196期）
       从整个社会看来，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留下的封建教育影响还是很大的。封建
   社会对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现在我们虽然已经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
   “温文典雅”的字眼，但这些字眼的某些内容却在“服从”、“虚心听取群众意
   见”等另外一套字眼中借尸还魂了，有许多对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就是借助于
   “服从祖国需要”这样光辉的字眼里混了进来，新名词混进了旧内容，确实迷惑
   了不少青年，束缚了不少青年。
    （《过多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载《中国青年》1956年第15期）
       我是吃过苦头的人，为什么要造成这样的气氛呢？同学本身就存在宗派情
   绪，硬把人分成进步、中间和落后，依我看，进步的也不过是口说说，学会说几
   句漂亮的话，但是他们就没想到，我们是青年，最多二十来岁，有的还只有十
   六、十七岁，就是落后也不过是落后三四年，还会干什么坏事？孔夫子说过“三
   十而立”，就是说一个人到三十才成型，在30岁以前青年人都是这样活泼的，
   活跃的，寻找进步的，不是教条的。
       我们的青年人太不豪放了，束缚太多，我年纪比你们大得多，我不怕束缚，
   大家给我戴帽子，我就不戴，把它扔了。
             （《访问钱伟长副校长》，载《新清华》１９５７年第１９６期）
       对学生情况的估计，我同意杨人闿的意见，学生大多数是好的，清华就没有
   人提胡风问题，在北大也是个别的。错误意见也有人批评，不必害怕，说学生百
   分之八十资产阶级出身，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也是不对的，这是下了结论去找
   证明。
       从各方面反映的几位党委的发言，说明对高级知识分子是不信任的。如蒋校
   长说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认为这样的领导思想的本身就有宗派主义
   情绪。
     （《进一步开展整风的关键在哪里？》，见《新清华》１９５７年第１９５期）
三、关于所谓“内行外行”问题。他说：
       党员灰心、失望了，共产党不懂业务，不能领导。
                                            （在１９５５年民盟七中全会上）
       院系调查……工作量，一系列的改革，无非是“行政办法”。学校领导不以
   学术来讲话，而以某个人是否有群众基础来讲话；我们应该找有学术水平的人讲
   话，不要找不学无术的人哇哇地叫，今后如不再严格地处理学术水平问题，教学
   工作无法提高。开展争论也应该是有学术水平的人来开展争论，升级也应以学术
   水平为标准。从群众基础上、能说会道上来提级是不对的。助教开课起过一定作
   用，但不足以作为经验。
       高教部对高等学校就无学术领导，连一个学术委员会都没有。我所讲的学术
   领导不是老头领导，年老年轻只要有学术都可以领导。学术问题与群众观点是两
   回事，现在有些人在争夺科学研究工作，我看是争茅厕坑不拉屎。因为他们没有
   吃饭，肚中空空。”
               （１９５７年在民盟中央及北京市委文委会联合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高等学校究竟依靠谁呢，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目前全国高等学校对老教
   授的作用和积极（性）的估计不足是个普遍、严重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首先把
   人分成了两类，对第一类人总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先看他的缺点。这样老
   用“先入为主”的眼光看人，一堵墙就造成了。清华对老教授总抱着怀疑的态度
   ……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的当家作主，最多也是陷在事务工作里。
   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来就是挂个空名，从未过问系的教学。而且像这样
   一位有声望、有才学的教授连一个徒弟也没有，是令人悲哀的。我不赞成蒋校长
   的说法：“要注意使大家各得其所，要注意发挥老教授的作用，也要注意培养年
   轻教师，”这话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全面，实质上这个全面是为片面而服务的。
   如果把教授同青年教师搁在同等地位上，即是不尊重老教授的“老把戏”。　　　　　      （《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载《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７日）
       从我已获得的资料看，我认为目前有一个问题严重——所有工作中依靠内
   行不够。
       现在有一种想法，认为领导意图是通过苏联专家培养年轻的来代替老教师，
   但中国需要成千上万的科学人才，而苏联不可能成千万地派专家来，依靠苏联专
   家只能作为一部分补充。有人说：“现在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这样是很危险的。
                             （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７日在市委座谈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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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案——钱伟长案(下）

四、关于所谓“有职无权”问题。他说：
       一、另外有一条线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
   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指党的工作）
   总是比你走得快。
       二、党的力量大
       党的力量大，一个意图贯彻起来很容易，我们做事就完全不一样。我只参加
   了两头工作：事情还未做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保证执行，姑且称他为
   “进口”和“出口”，究竟其间是怎样讨论、布置和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
   就茫然无知了。
       三、 党内资料外人不知
       党内有好多资料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些做教授的掌握情况少，有的看法很可
   能是片面的，所以有些场合就很难发言。　　　　　　
           （《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载《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５月７日）
五、 关于党内生活。他说：
       一、关于所谓“开门办党”
       学校党工作应当如何进行呢？应当公开，党的小组会也可以吸收群众参加，
    打开门，使党外团外的人对党团工作有监督作用。同时，对群众也是很大的教
   育，整风的过程就可以把门打开。现在是半开门，先请党外人士提意见，党员有
   意见回去提，关门研究。应当开门整，这样才能保证党的纯洁，使党员在群众
   中生根，在学校这样做是有条件的，应当从开门整风到开门做党的工作。　　　　　　　　　　　　　　　　　　　　　（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７日在市委座谈会上发言）
       二、要求党员揭发党内秘密
       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大开大放，小开小放，不开不放”，清华的教授
   “鸣”“放”得不够带劲可能与此有关。过去清华党委抓得太紧，教授们大概一
   时还放不开。党员教授没有先“鸣”也是个问题。群众的“杠杆”是很灵敏的。
   党员不说话，非党员不知什么意思，因此就不敢畅“鸣”。
   （《钱伟长批评学校里的宗派主义》，见《北京日报》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６日）
       三、关于党员带头鸣放
    从物理教研组“鸣”“放”的情况来看，清华还“鸣”“放”得很不够。我们可
   以通过物理教研组来看其他系，问题不会没有，但是今天还比较静，要使整风运
   动健康地开展下去。第一，党委首先要号召党员带头“鸣”“放”，物理教研组  
   “鸣”“放”得很好，就是因为党员带头。很多事情我们只能谈表面现象，举不
   出具体例子，党员带头就可以更好地搞好整风。蒋校长在报告中说，党员可以采
   取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来“鸣”，这一句话还有保留。
       第二，有些问题，党委应采取措施及时处理：如杨子远可以把他调开，不
   调开，群众贴大字报也还得躲躲闪闪，会妨碍整风开展的。又如在肃反中斗错，
   应开诚布公在公开场合进行检讨，何东昌同志作关于肃反问题的报告，不解决问
   题。
       （《进一步开展整风的关键问题在哪里？》，载《新清华》1957年第195期）
                              （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７日在市委座谈会上的发言）
六、关于“层层汇报”问题。他说：
       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是同一原因产生的。层层汇报制度，年纪
   轻轻的团支书，见了一颗芝麻大的问题就夸大，然后汇报到团总支、团委会，一
   直到党委会。每一层加上一些干部的主观主义，到了领导上做个决议“贯彻”到
   团支部，团支书拿了个鹅毛当令箭，硬灌’。党的威信很高，谁敢违反，当然就
   闷在心里，下面灌不通了，就作个大报告，点名点将把同学都点一阵，点到的就
   心理结个疙瘩。而一些干部越显得自己了不起了。
                （《访问钱伟长副校长》，载《新清华》１９５７年第１９５期）

   从一开始宣布的“整风”的初衷和他在运动过程中的整个表现（主要是言论）看，钱教授的最后遭遇也可以说是最“冤枉”的。因为他所“诤”、“谏”的，大都属教育或学术思想方面的问题，除了偶尔对青年人“卖卖”老资格、或如所说“由于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较高而神旺气盛，有恃无恐”外，似并未脱离毛泽东一开始宣布的“双百”方针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更不用说还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了。
   但从另一方面，特别是从毛泽东发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以后的“新标准”看，钱伟长的问题又确实是够“严重”的。和“上层”的章、章、罗、储等人一样，他的这些言行显然也是犯了“大忌”——同党、具体说就是同蒋南翔校长争夺对青年、对知识分子、乃至对整个高教事业的思想领导权。正如所说，他当时是“在校园大风潮以至全国科教界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在校内，他当时是甚受同学爱戴的知名教授，身兼副校长兼教务长等要职，是校内外许多部门的学术带头人，还身兼全国人大代表、科学院学部委员及学术秘书、全国青联常委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等28种职衔。如果说，担心在清华有什么人可以同党“抢夺接班人”的话，那首当其冲的无疑就会是他钱伟长。另外，他的另一个特殊身份就是作为“民主党派”中的知名人物，和“六六六”会议发生了干系。尽管他一再申明： “我和章伯钧只有一面之交”。有人问他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是否和他商量过，他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报上登了批判章伯钧的材料，同学纷纷贴大字报质问他在“六六六”会上，听见章伯钧都说了些什么，他说他。“中途去小便了一次，没有听见章伯钧讲些什么”。“6月19日，他主动要求上自由论坛，要以“反右派”，来洗刷自己……，但一切已为时已晚、无济于事了！
   前面提到，在反右斗争以前（1957年1月前后），围绕着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清华园曾发生过以批判钱伟长为对象的“百日论战”。说是“论战”，实际上就是批判，因为被批判的一方是没有“反驳”的资格和机会的。那期间在“批钱”上人们本来是勇于参与的。可是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下达后，尽管钱的“错误言论”不断出现，尽管他“放”出了这么多的“毒素”，可是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竟没有对他进行批判的片纸只字。何以如此？是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也。
   “时机到来以后，情况便不同了。
   6月13日：蒋南翔对全校教师作报告谈整风中的问题，首次提出“与钱伟长、孟昭英有原则分歧”；6月17日：工程物理系学生蔡丽英等人贴出大字报《关于青年思想上的两条路线》，批判钱伟长与热八同学的谈话；6月18日下午，蒋南翔向全校教师作报告，指出我们与右派分子钱伟长的原则分歧。
   ……
   以上种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的统一部署：“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
   经过这一系列的“舆论准备”，时机进一步成熟，可以开“批斗”会了。但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批斗会也要从各党派本身做起：“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于是：
   6月20日：报上登了批判章伯钧的材料，同学纷纷贴大字报质问钱伟长。
   6月21日：北京日报刊登了陶大镛（“六六六教授”之一）的发言，交待六月六日会的内容。（钱说他“中途去小便了一次，没有听见章伯钧讲些什么”。）
   6月22日：吴晗在大礼堂作报告，谈“章罗联盟”。
   6月23日：民盟出大字报，声明民盟支部整风以批判钱伟长为重点。
    ……
   清华园里最早召开的对钱的“批斗会”也是从民盟“内部”开始的：
   6月27日：邓初民来校作报告。民盟清华支部开扩大会批判钱伟长（吴晗参加）。晚上，民盟支部继续批判钱伟长。
   7月10日：举行批判钱伟长教学方面言行的报告会。张光斗、李酉山、黄眉等教授发言。
   7月13日：全校第一次批判钱伟长大会。
   7月20日：全天，全校第二次万人大会批判钱伟长。
   真是“历历不爽，若合符契”。
   前已提及，钱先生本人对其一生这段非同一般的经历，只作了如下的“冷处理”：
       ……接着就是1957年6月的反右运动，……我被错化为右派，
   撤销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保留教授，从一级降为3级。儿子竞
   也受到牵连，虽高考成绩优异而“不予录取”，被分配到工厂当搬
   运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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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十一、“通天”的——黄万里案(上)

我把黄万里案的前面冠以“通天”二字，而且把记述的次序大幅度“提前” （按照当年清华校方“内部掌握”的排序，黄万里案原被排在第十位，其前在“钱伟长、庶民社、之后，还有“自由论坛”、“刘倬云”、“冯国将”、“罗兰与S.C”、“黑名单”、“袁永熙”、“徐璋本”等案），是基于如下几点考虑：
1，因为当年清华有少数案件，是直接“惊动”了中央或毛泽东本人的，“黄万里案”是其中之一。据前不久出版的《长河孤旅》（赵诚著，长江文艺出版社版）一书记载，1957年5月，清华大学校长给毛泽东送去了一期《新清华》，上面有黄万里的《花丛小语》。书上说：
……文章的开头是一首他写的《贺新郎·百花齐放颂》*。……清华校长并不是
专门为把这首词送给毛泽东看，而是为了文章里的其他一些内容。文章批评了北京新
修的一些公路……。文章议论说，‘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
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
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
民！’……马路没有修好，作为一个工程记述问题讨论讨论，不就够了吗？可是一定
要拿来同美帝比腐败，当然是右派分子存心捣乱了。……这篇文章给毛泽东留下了印
象。
2，黄万里可能是当年“右派分子”中，唯一拒绝在“处理书”上签字的人。 当时“处理右派”时，是要把每个被“处理”者叫到特设的“公堂”前听取“宣判”并须亲手签字的。宣判人郑重宣布：“如果拒绝签字，便请‘自谋生路’”。鉴于当时作为个人，实际上是根本没有办法“自谋生路”的，所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拒绝签字。如果黄万里果有此举，是十分难能的。
3、也据《长河孤旅》所记，黄万里199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那首词（按指《花丛小语》前面的《贺新郎。百花齐放颂》，详见文后附
录*）上下阙意思是转折的。……不知道毛泽东是怎么理解的。有一次，毛
泽东遇见我父亲黄炎培，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
《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后的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
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花丛小语》是当年的一篇有代表性
的右派文章，是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的特大毒草。《人民日报》在发表它时
采用 “什么话”这个标题，就是毛泽东在批判它时用过的原话。后来这三
个字就被沿用下来，成为《人民日报》批判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而我的右
派帽子据说是毛泽东钦定的。
黄万里在全部“整风反右”运动中的历程如下：
5月18日，《新清华》上发表了他的《花丛小语》。其内容在前面（本文第五节）已有所摘录。其全文见本文附件一。除前文所引主要内容——文中确用了诸如“王八蛋！”、“坐大汽车的官大爷”、“歌德-但丁派诗人”、“歌德-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等词句外，但也有：“对我们自己的政府歌德一番亦无不可，怎见得就算无耻？”，“歌德原是应该的，专门歌德，样样歌德，就有问题了。”等。为了使读者对当年的事实真相了解得更具体些，我们不妨继续照录文中三个人物的主要对话片段（田方生应指作者本人；甄无忌是一个性情耿直、说话口无遮拦的人；而贾有道则应是一个“歌德派”但用心也不坏的知识分子），总之，我们今天读读这篇作品，即便退思到当时的环境，也看不出作者对党和政府心存什么恶意：
“……歌德原是该的，专门歌德，样样歌德，就有问题了。还有一种‘但丁’诗
人，但只盯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坚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但
丁派学者最无耻，当然不是指你老田。”无忌说。
“老甄此话倒有道理的。对的地方我们应该竭力拥护，错的地方就该提出意见。
一味歌德-但丁固然不可，一味谩骂企图否定一切亦非所当。” 方生说。
“话虽如此说，不过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却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你
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还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
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与错误，竟不需人民的
监督而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治的特点。”无忌说。
“老甄此话倒有道理的。对的地方我们应该竭力拥护，错的地方就应该提出意
见。一味歌德－但丁固然不可，一味漫骂企图否定一切亦非所当。”方生说。
“话虽如此说，不过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却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你看，除
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还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
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与错误，竟不需人民的监督而企
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治的特点。”无忌说。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党提出揭发人民内部矛盾呀！以前阶级对立为主要矛
盾，现在人民内部矛盾为主了。”有道插嘴说。
“不错！但是以前的内部矛盾不由人民来揭发，但靠领导来处理，也未必合理。
例如东安市场的避孕套，据统计解放以来曾经过无——有——特多等反复步骤，实际
上反映了领导对于人口问题的认识的改变，我看不出客观条件有什么改变。尽管马寅
初老懂得这些，他也不可能起作用。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当作阿斗，十分之一以下的
人的脑袋被认为是灵的，而应起主宰的作用；这就是现政治的特点。我夫妇生了六个
孩子，个个自小健康，从未住过医院。我妻被公认为一个善于抚育子女的好母亲。子
女多，为社会多尽一些责，脸上很光彩。但从目前提倡节育的观点看来，子女多为社
会添了困难，还是国家的罪人呢！”方生说。
“这真叫做‘假作真时真亦假，有还无……’”无忌诵起《红楼梦》里的诗句来
了。
“我想领导的本意是在激发起群众的智慧，鼓励起他们的积极性，使人尽其才，
决不是只叫人听了话埋头去做。”方生说。
“尽管说得好听，目前只有歌德－但丁派学者是红的，因为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
己认识到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称得政治性强。沦这些学者的
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当年闷声不响，虔诚地学习孟
德尔遗传学。一当什么所长，不免在上任以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学说不大时
髦，于是又发表了《我的认识的三部曲》。近来赫鲁晓夫又把李森科称道了一番，且
看他又怎样说法。”无忌说。
“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
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
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
放弃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颜地说黄水真会清，下游真会一下就治
好，以讨好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
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
才。”方生也激动了。
“这方面大家渐渐的都会看清楚的，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在不断地纠正缺点和错误
中进步的。”有道说。
“很好！让我们先帮助政府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吧。我们把意见提给区人民
代表请转达罢。他们也该睡醒了呢！”无忌说。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竟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花了人民多少冤枉钱？断绝交通多少天？人民损失估计多少？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责？应怎样处理？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请把解答在《北京日报》上发表。

*这首词的全文是：
绿尽枝头蘖，
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
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消烬灭。
翻潋滟，芳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作者上次与丁玉隽女士通话时，他特别叮嘱说，这位“章某”
并非指清华水利系的某教授，而是指政府部门的一位姓张的
官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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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通天”的黄万里案（中）

可能并非偶然，6月7日，即《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前一天，《新清华》发表了黄万里的《〈花丛小语〉续》。如果说，前篇的“矛头”是指向“官僚主义”（具体说就是政府部门里的“大官”和某些不懂工程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话，那么这个续篇的“矛头”则是直接指向校内校外的一些不懂教育规律的“假有道”们。其中还涉及到了在“学习苏联”方面的某些片面观点和作为。故事中人物除前篇的三个主体人物田方生（即黄本人）、甄无忌、贾有道外，还牵扯到了金大朗（显然是指钱伟长）、田后鼎、汪守亮、田柏年等几个校内校外人物（稍熟悉清华历史的人当能察知所指何人）。田、甄、贾谈论的历史背景，前文已有所透露：即上世纪中期，国内各重点高等学校（如清华、北大）普遍存在着学生“负担过重”、“超学时”等矛盾；在学生管理方面，又普遍存在着管理过死，过分强调集体，忽略学生主动生活、独立思考等能力的发挥。还在1956年5月7日：清华大学第七次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就讨论过“关于局部修改现有教学计划的若干问题”，认为应该“调整性修改”教学计划，解决以下两个问题：1.适当减少现有教学计划中学生课内总时数，使学生有较多的课外自学时间发展独立工作能力；2.克服现有教学计划中“主要的不合理现象”。同年7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张明的文章，批评高等学校的“先进集体”制度（这个制度当时被认为是清华创造的最成功的经验之一），认为高等学校领导方面错误地“把全面发展的方针片面地了解为平均要求和平均发展”，而奖励先进集体则是“体现这种指导思想的一个最集中的组织形式”。文章又说，学生学习中过分强调“集体互助”，对学习差的学生会造成不应该有的压力，而在考试中使用“外力突击帮助”的办法提高“考试成绩”等现象，都是先进集体制度本身带有学习竞赛性质的一种必然性的表现。同年8月1日，《中国青年》发表钱伟长的文章：《过严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
1957年1月7日：钱伟长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目标》的谈话。认为高等工业学校培养工程师是不现实的；他说“目前高等教育的特点是繁琐”；“必须削减专业课加强基础课，以便‘举一反三’”。1月23日，《新清华》转载钱伟长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谈话，并发表机械系教研组主任座谈意见。就钱伟长的谈话开始展开“百日论战”。
黄万里的《〈花丛小语〉续》中三个主要人物通过对话所继续议论的诸问题——即所谓“面向同学”、“声传法”、“加强基础课削减专业课”、“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入学标准、“体会领导意图”、“秘书专政”、“说真话”等问题，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进行的。
下面便是这篇作品的几个重要片段的引介：（文中的着重号是笔者加的）
关于“面对同学”

写稿既毕，太阳显得有些阴晦，而三人谈兴正浓，于是商定入室
续谈。方生重新沏了一壶茶。这时无忌气已平息，有道把两眼看看无忌，
又看看方生，似乎很有些话要倾吐出来。
“有道！你们系里现在忙些什么？”主人方生先起了谈话的头。
“我们正在讨论怎样在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中面对同学的问题。我
来此原想向你们讨教讨教，现在学生超学时太多，你对此怎样看法？”
“当面而对，岂有把背对着同学的？”方生未及置答，无忌插口就
说。
“真开玩笑！我对‘面对同学’这一口号或原则素来不敢赞同。这
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对现在推行的教学法不同意的
主要原因。”方生说。
“噢！这可怪了！你平素注重基础课，主张各课讲授时要联系到先
修各课，以思考性习题启发学生自学，反对声传法讲授，这些都有独到
之处，尚易使人理解。现在竟然会反对‘面对同学’这样一个天经地义的
原则，那就使我对你从前的见解也要连根动摇了呢！”有道诧异地说。
“是呀！这样一来，恐怕矛盾要转化为反革命了！老田，你可小心！”
无忌故意取笑地说。
“细细想想，是容易了解的。”方生说道。
“不赞成‘面对同学’，那你赞成什么呢？”
“我反对‘教学内容面对同学’，相反，我主张‘学生面对教学内
容’。‘面对同学’策略和‘声传法’教学就是现行教学法的根本错误
所在，它们会使得现行教学法必然自发地趋向于灭亡，虽然领导不会举
行公开的葬礼。‘声传法’的毒害现已受到普遍的同意，估计领导人认
识到‘面对同学’的毒害当在1957~1958年间！1959年起教学大纲有可
能纳入正轨。只可惜……”方生道。
“只可惜什么？”
“只可惜那时我已有三个孩子，此外还有成千成万人家的孩子陷入
火坑了！”方生叹息地说。
“那你早该据理力争呀！”无忌倒着急起来了。
“1950年来我提过三次意见，岂敢默然？这也是‘天数’如此，像
东安市场的避孕套一样，必须静待领导认识的进步。区区阿斗，何补于
事？”方生说。
“不过当年阿斗原是蜀国的主人翁，而担任领导的诸葛亮是通过了
历年考验、托孤、前后出师表等经历才授以重任的呀！”无忌又在故意
取笑。
“非也！非也！”方生也笑着答了几句，“这乃是到了许昌后乐不
思蜀时代的阿斗呢！”
“正经事不要故意取笑!我不懂你为什么说一定要让同学去面对教学
内容?这又怎么可能呢?”有道把问题正面地提了出来。
“方生真是才情横溢!专业之外,还通医卜星相,竟然替高教部的教学
策略排了八字,算了命,预知1959年后才可能吾道大行!妙哉妙哉!我佛如
来!”无忌又来了一段插曲。
“岂敢呀岂敢?这不过是通过些许经验性相关法加以内插外延罢了。
注意,学好了第一步,踏稳了,再走第二步；学好了第二步，踏稳了，再走
第三步。第一步的基础课乃是随后各课的必需条件，当然不能说是足够条
件。假使能深深体会这一简明的道理，那么，必需条件若未满足，也就是
基础课若未学好，升级上去后质量是决不会好的。进大学前大代数、几
何、中外语文底子等没有打好，以后在五年内按现行功课教学计划施教，
若能把学生教好，我愿拿头颅来打赌！但是偏偏有一些学者不以为然。他
们不懂得什么叫做必需条件，硬以为前面未学好的以后仍可慢慢补回来。
不错，打好底子原不能过分要求，试看现在的入学考题和三十年前我们入
正规大学时的考题能相比吗？但我们总是可能定出一些标准的考题，非及
此格决不准进全国任何一个大学。大学内各课也订出标准示范性考题，非
及此格决不准升级。这样，使学生程度逐级面对着一定的教学内容，于是
质量才能得到保证，如果相反地把教学内容‘面对同学’，那么可能保证
的乃是毕业生的人数，却不是他们的质量！”
“有理有理！方生的话我完全同意！”无忌说，“若我们每个人当
年读书有些成就的话，谁不是靠高中时打好的基础？”
“言之果然成理，未知方生还有什么能够证明的方法可以说服人
家？”有道表示怀疑的态度。
“巴甫洛夫的所谓‘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就是这个道理。
要我证明，我只能提出一种反证法，假使某人前面的课没有学好而后面
的可能学得好的话，那么，（１）把前面课学好的那些人将是白费劳动，
（２）照同理推论，初中毕业入大学一样可以学得好！但事实上可能
吗？”方生回答道。
“但是照你这样做，及格的新生人数可能不够社会要求，怎办？”
无忌提出了另一问题。
“可以设大学先修班，补习所不及格的，直等到达标准后才准入大
学。总之，必须补够先修课，满足必需条件，决不可欠了债往后拖日子。
人数不够，可让部分底子差的人改入专科，两年草草毕业，可是要说明培
养目标只是技术员。”方生这样解释。“须知唯其由于欠了旧债往后拖，
这才会产生四年来目睹的教学怪现状：什么‘超学时’呀（前面未弄懂学
后面，哪能免得了超学时？所以宁可把所超时数移到前面去补足基础），
什么加设辅导课、习题课呀（程度不够，只得靠人辅助），什么‘面对同
学’呀（实际上就是降低要求，迁就同学现实程度），什么‘声传法’、
讲课要明确要求呀（实际上就是说明要考些什么），要求考试提纲呀等
等。你看！如果能先还清宿债，满足了先修各课的必需条件，这些怪现状
会一扫而清。所以说，目前教学中的主要矛盾是学者必须逐步满足必需要
求这一原则和领导对此认识不足之间的矛盾。至于这些怪现状，不过是些
次要的矛盾罢了。”
“现在内地各大学学生入学程度太差，照你这样说都要补课，那我
们各校刚刚定好的教学计划怎能推行？”有道问道。
“若是入学程度差，那只得费一年半载补足，才有条件继续学习，
这样，五年减为四年，唯有削减专业课。至于教学计划，那原是（１）入
学程度（２）在学总学时及（３）培养目标三个变数的函数。你们竟然不
管各校入学程度的不同而只按后面两个变数定出教学计划，恐怕不合科学
的吧！” 方生说道。
“这真是：三只蛤蟆跳河，不通！不通！又不通！”无忌忍不住讽
刺起来。“但是，方生！你说什么削减专业课，岂非和金大朗的论调一
样？听说在贵校他已受到围剿，我们理科的都为他不平。我看你们学校里
一些老先生的工程经验未必丰富，理论基础早已丢到九霄云外，为了大朗
那句话，‘专业课不能举一反三’，就小题大做，有人说，你校虽被当作
典型学校，论实力早已沦落为全国第二流的学校了呢！”
“不错！先生们大都对他不满，大家认为他既然不谙工程，就没资
格评论专业课。那天大家提了意见，最后他发言。会后听到有人说他：何
必酸溜溜的好比吃了酸溜鱼片，有人则说他企图赖掉，不算好汉。至于我
的意见则并不全和他一样：认为应看重基础课，这是一致的。但他注重基
础课并未说出具办法来，似乎不外乎加重基础课的分量和时间，实际上他
只不过强调了削减专业课；我则主张基础课非达到一定程度决不准入学或
升级，分量倒并不一定要很多。”方生回答道。
关于说真话
“听说领导方面不满意他，因为他的话中含意似乎否定了学习苏
联，而且使得学生迷惑理论课，轻视专业课，促进了已经发展着的不健
康的学风。那天人家是怎样批评的？你去了吗？”有道对方生问道。
“我只记得校长说了三句话后，一开场就来一小时的‘本滩’（注：
本滩是上海、苏州一带的通俗戏曲），接着跳了许多场例行的加官，中间…
…”方生未及说完，无忌插嘴问道：
“难道真的是上海滩簧开场吗？跳加官想是指歌德派谈体会领导企
图吧！”
“我是指那位田后鼎先生的那篇上海白，人家很难听懂。中间我蒙
眬欲入睡乡，忽听得好像锣鼓大响，好像自己置身在天安门前听毛主席宣
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样的严肃。睁眼一看，原来是汪守亮先生在宣读
他的论文。论文写在一张宣纸那样的纸上，只见他挺直了身子，左手指
天，执宣纸的左上角，有手指地，执右下角；硕大的脑袋时起时落，眉飞
色舞，只听得他发音洪亮，想必从丹田里出来；态度庄严，毋须拿出优待
证便可肯定他是教授先生。接着……”方生描述未毕，有道插嘴问道：
“他们的意见是怎样呢？”
“恕未记录，当时听完，他们的高见竟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具体的印
象！我只闻到一派江南五月黄梅雨时节的霉豆腐、烂芥菜气息。他们的论
调很多是从体会领导意图出发的，因此大家首先得出结论；其次牢守着这
结论，利用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推理程序，针对所假设的结
论找出有利的材料，最后说，果然已定的结论是正确的！”
“哈哈！哈哈！”无忌大笑起来。
“你别取笑！真的，我就不知道人为什么不肯拿出赤诚的态度说出
心头的话？党为什么这样简单地用虚伪的靠拢来衡量人们的积极性？听说
党内讨论问题倒是直截了当、全不带假的，这种风气难道不能拿出来感化
群众？像那次会上，大家何不老老实实说出心里话？譬如金大朗的谈话哪
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对的，那多么干脆！何必一定要转弯抹角，离题既
远，而又抹煞一切？”
“到后来怎样呢？”
“后来首长田柏年从圣经里搬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这真
是见鬼！把哲学界批判空想家不重实际的论调搬到工程界来！在工程学里
根本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却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这个口号多年
来被那些落伍于时代的工程师和教授们用作掩护他们自己理论知识低劣的
挡箭牌。我们要号召大家把总结出的实际经验提高到原则性的理论，这说
明需要有高级的理论基础！”
“你难道真地认为我们拟定的教学计划是这么毫无价值吗？”有道
有些着急的样子。方生忽然脸色一沉，立起了身，声音发抖的说道：“啊
呀！我的老朋友，当年同窗学友，个个赤心要报国，今日里，一来立场，
二来体会，我就看不出你有些须正直气息！教学中有严重的错误，你怎么
会全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等总理向部长提出，才大家立刻体会起来？你
们抹煞了学生入学程度，空谈教学计划，‘面对同学’，害苦了多少子
弟！使他们一辈子在学术上不能翻身！想想当年我们讲教育家蔡元培先
生《怎样评论错误教育的罪过》的文章吧：‘虽我人百年身后，取白骨而
鞭之，犹不能赎罪于万一也！’当年为学生，把头一摇，讲得多么痛快！
现在呀，可痛快到自己头上来了呢！”
“唉！这真是，这真是。”无忌也跳了起来，背着手，来回走着说。
“这真是什么呀？”方生紧逼着问。
“这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忠孝仁爱礼义廉’！”无忌狠口说
了出来。
这一下弄得方生反觉不好意思，欲笑不得，忍不住把脸转了过去，再斜眼看有道，只见他顿时色变，目瞪呆立，拖起两脚，蠢蠢欲动。
（原载《新清华》第１９３期，１９５７年６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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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通天”的黄万里案（下）

黄万里案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当时在他所在的清华水利系，就出现了一个颇有声势的“保黄派”——一伙为黄的遭遇而抱不平的人，其“成员”（均系自发行为，实际上无所谓“成员”）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热血学子”，其中有的是青年助教（胡家博、李亚莉），有的是系内行政干部（章全兴、廖松），有的是青年学生（党治国、李恒章、欧阳树棠、李晓凤、张锡彩）。自然，他们的结局都不美妙，大多被打成右派或赶出学校。兹将他们的有关事迹摘要略记如下（以下这方面材料大都见于赵诚著《长河孤旅》一书）：
胡家博：共产党员，时为黄万里任主任的水能利用（？）教研组秘书。蒙难以前，他们既是师生，也是知友；蒙难以后，他们成了患难朋友。胡家博后来回忆说：
我与黄先生相处了几十年，感受到他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不
管在什么场合，不管面对什么人，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就要坚持，
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1955年毕业留校当助教，到1957年才
工作两年，是党培养的知识分子。在教研室里，黄先生是主任，我
是秘书。按当时一般的观念和学校的体制，教研室主任都是较老一点
的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教授，科学秘书则是党员干部。所有的大事都
是科学秘书说了算。今天开什么会，党支部研究好了，科学秘书到教
研室主任家里通知一下，然后再通过教研室主任的嘴说出来。有人说
这是“秘书专政”，实际上就是这样。尽管我们这些人是党组织培养
出来的，并且得到党组织的信任，但一旦我作的独立思考被认为是超
出轨道，就一样要受到批判。我就是因为对批判黄万里的做法不满
意，在多种场合为他辩护而被划为右派的。我认为，他虽然话说得难
听，但不能说他主观意识上就是反党。结果我被说成是“黄万里在党
内的代言人”，是受黄万里腐蚀的党内年轻知识分子的典型之一……。
其实，我只不过是从心底里敬佩黄先生的为人和学问，他对我这个年
轻助教和许多年轻人很关心，很随和，指导我们学习、研究、译书、
写文章，有时还一起玩，请我们吃个饭，我们去他家她热情接待。但
这些都成了他“拉拢腐蚀青年”的“罪证”，我也被扣上“为个人名
利接受黄万里腐蚀”的帽子。我和黄先生成了患难朋友。打成右派以
后，我们在一块儿劳动、学习。先生鼓励我们这些年轻的右派学外语。
他说：“你们年轻人不要放弃学习，不要放弃你们的学业，不要灰心
丧气。人要有大志。这个形势总有一天会过去。”他对我说：“你总
有一天会回到自己的岗位。”当时我不信，说“根本不可能”，看来
还是黄先生有历史的眼光。他对事业的发展和“文革”以后的中国有
眼光。
那时右派要摘帽，就得做检查，还要检查得深刻，但黄万里不但
不检查，还要继续“放”，看不惯的事照样说，那怎么摘得了帽子呢？
所以一直到“文革”后，几乎所有的右派帽子都摘光了，才给他摘。
当然，摘帽不等于平反。后来平反，官方的说法是“改正”，也费了
很大的劲儿。上面有压力，清华才给平了反。

李亚莉：时年23岁，1954年清华毕业，被分配到水利系基础教研室作助教。他的一段回忆也十分感人：
我1934年出生，解放前受家庭影响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的拉拉队，
1951年我17岁入团，年底转正担任团支部书记，而且是模范学生。
……1954年我大学毕业，分到清华水利系基础教研室作助教。那时
我20岁，觉得我知识不够，就一面在清华教课，一面在北京地质学
院进修，跟着他们的研究生班学习，很紧张，没有玩的时间。当时我
还不认识黄万里先生，他和我不是一个教研室。但后来我被选为团支
部宣传委员，又是工会宣传委员。黄先生是工会副主席（正职是党
员），那时水利系的工会工作搞得很好，黄先生也很活跃。一次他
问我：“你这个小姑娘是什么时候来的，在哪儿工作？……这么说
着，我们的关系就近了。而且黄先生爱跳交际舞，但他没舞伴，因为
黄师母不爱跳。所以他常常带我和黄师母两个人去，我就成了他的舞
伴。 ……1957年鸣放时，以团支部为名的一张大字报《党内有特
权》，贴在工字厅一面墙上。这是清华毕业的那帮人提的意见，但是
贴上后无人签名，我比较冲，心想提意见是好事，又不是搞阴谋，为
什么怕签名？我就签了。后来开鸣放会，党总支原定在水利馆四楼大
教室开会，内容是反党内特权。那时候党总支书记姓L，北大毕业…
…；还有一个姓Zh，是清华水利系毕业，但他一直搞政工……。
有一天，我在七八公与背后那个平台上碰上L，他说：“亚莉，
你是不是找一下黄先生”，我说，“找黄先生干什么？”他说：“水
利系四楼党总支那个鸣放会该由工会组织，工会是群众团体，组织广
大群众开会，让工会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你是不是通知一下黄先
生？”。我说：“行啊。”当时我是团支部委员，它是党总支书记，
我还想入党呢，他要我通知，我就去了。没有什么怀疑和更多地考
虑。……第二天的鸣放会，黄先生就按党总支的意见以工会的名义
召开了。可是后来，L在会上一反常态，把主持那次鸣放会说成是黄
先生“向党进攻”。我当时就站起来很认真地说：“不对，根本不是
黄先生向党进攻，是你告诉我，让我去找黄先生的……。”
反右运动一开始，黄先生就被定为右派。开始并没有把我划进
去，但因为我据实为黄万里辩护，证明不是他要组织会议向党进攻，
还因为我的出身不好……，我最终成为右派，被扫进那个“百分数”
中去了。我们清华水利地质小组四个人中就有两个成为右派，我和
陈先有，他是团总支委员，我是团支部宣委，1956年我们小组是全
国青年积极分子的先进集体，因为我们加起来不到100岁，开了好
多课，我们还去中央美术学院作过报告，讲年轻人如何对待工作。把
我们定成右派后，L没敢来宣布，我们四个被下放临走的时候，水利
系老主任张任来给我们几个年轻的右派送别。他人好极了，嘴上不好
说什么，但心里是痛苦的。他跟大家说：“你们下去后，要好自为
之。”说这就掉下了眼泪。当时，我们对划右、下放的后果也没估计
得像后来那么严重。

带帽后，李亚莉被“下放”到河北省水利厅。她回忆说，她的这段经历很像电影《天云山传奇》中男主角的原型。比方说，在吃东西时有小孩儿拿石头往身上砸；水库抢险时，她也去。1958年开始下去修水库。单位对她是要重用时就重用，要批判的时候就批判……。1962年，经人介绍，他结婚了，对方也是右派。1965年生了第一个孩子。1966年文革开始时，“地富反坏右”被集中在一起批斗，挂大牌子游行的时候，别人都低着头，她不低。后来到了“五七干校”，养猪、掏粪、当农民、插秧、下矿挖煤，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孩子没人看，就把他锁在屋里，有时跑几公里回来喂奶。小孩饿得哭，我也抱着孩子哭……。

党治国：时为清华水利系59届4班的学生。5月下旬，受北大、清华两校大字报热潮的影响，他们班的几个同学也贴出题为《炸弹》的大字报。其中提到了“肃反”和“胡风”等问题。他们主要的观点是，1955年夏季，他们这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都参加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声讨。当时他们以为，除了《人民日报》公布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这个集团一定还有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组织、计划、纲领，并且和台湾的国民党势力、至少和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有联系，被政府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要不他们如何颠覆政权呢？但直到1957年夏季，“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仍未开庭审判，传言是没有搜集到他们反革命的证据。这使党治国们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当年对胡风的义愤声讨，岂不是充当了一只任人唆使的工具！“现在又说黄老师、钱教授们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了，证据何在？如果仅仅根据他们对于学校教学和社会问题发表的个人意见就诬陷他们反党，则无异于大象要踩死蚂蚁，就给蚂蚁加上一条“颠覆大象罪”，试问蚂蚁如何能颠覆大象？
最后，党治国走上“自由论坛”为黄万里辩护。他回忆说：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接着
又刊登《工人说话了》等文章，对“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
右派分子进行反击。而清华大学的矛头首先指向黄万里、钱伟长两位
教授。一天晚饭后，在学生宿舍“明斋”门前的“自由论坛”，组织
了对黄老师的“辩论”。名为“辩论”，实为批判。新闻电影制片厂
也到现场来拍“反右”的纪录片了。
于是我第一个踏上“自由论坛”的桌子发言。我事先作了准备，
发言中引用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铁托、卡德尔（南斯拉夫联邦
执委会副主席）的话。我们班的张荣龄同学手捧着我要引用的这些人
的书，足有半尺厚，站在桌下。当我一眼看到黄老师坐在一把椅子
上，身后站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单纯可爱的小女孩，心想那一定是他的
小女儿了。一种感觉突然涌自心底，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巨大的魔爪，
不仅要摧毁黄老师正直的人格和科学的头脑，也伸向他那些单纯无辜
的子女。于是我凭空增添了十分的勇气，用我半生不熟的陕西普通话
慷慨而谈。我的发言用了半小时，没有人打断，只接到了几十张条子，
多数表示支持我的发言，少数表示反对。我看到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
的人待机不拍，满脸困惑：怎么是为黄万里辩护的发言呢？

党治国等五人不但在会上为黄万里、钱伟长辩护，在反右开始后还去清华校党委质问：“为什么批判黄万里？”结果这几个人被戴右派帽子时，其中的一条罪名便是“大闹校党委”。后来，党治国、张锡彩“保留学籍，去北京郊区下煤矿挖煤。李晓凤“保留学籍，校内劳动”，后下放到山东。他们都是因为“保黄”而被强行“改变了人生的轨迹，饱经苦难，历尽悲辛。”党治国1959年12月从煤矿回到清华，在清华呆不下去，到西安一家街道小厂打工，后来又到乡下当农民，在饥荒年吃过草根树皮，“文革”时因“思想反动”被捕入狱，直到1979年才“平反昭雪”。党治国所在的水利系59届，就有18个人被戴了右派帽子，占水利系本年级学生的10%。
关于“保黄派”其他“成员”的情况，《长河孤旅》书中也有或简或繁的记载，兹从略。
……
前文已提及，“批黄”的号角是从罗健敏6月6日的大字报《共产党员，起来战斗！》吹响的。稍后，6月19日，水利、机械二系联合召开批判黄万里《花丛小语》的第一次“自由论坛”；6月28日全天，全校大会批判黄万里。批黄的活动自6月19日开始，举行了四次“自由论坛”，水利系工会批判二次，水利系全系大会一次，共七次；6月29日，水利系工会第三次批判黄万里；7月8日，水利系工会第四次批判黄万里。
黄万里被正式定为右派后，工资从二级教授降至四级，从此开始了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大转折，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他先是在密云水库工地上劳动改造，大饥荒后负责香山附近一个水文观测站的测量，每周去一次。他大部分时间在家中赋闲，既不能教学，也不能发表文章，“从一个受人尊重的专业人士变成了政治上的‘贱民’”。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长河孤旅》一书里有较详的记载，兹不详述。
（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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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党内头号大案——袁永熙案（上）



当年在被划的“右派分子”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共产党员”的身份，其中更有相当数量是在党内资历和地位都比较高的人，他们被统称为“党内右派分子”。当时《人民日报》等党的机关报刊都曾为此发表过专门文章，阐述“揪出”党内右派分子的重要意义。在批斗袁永熙的最初阶段，校刊《新清华》自己配发了《坚决展开反对党内又派分子的斗争》的社论；最后处理阶段，校刊《新清华》又在大量刊登各级干部暴风骤雨般的发言外，还专门配发了《人民日报》1957年9月11日题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的社论，其中说：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开展，党内右派分子也更多地暴露出来了。我们在七月二十八日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反对党内右派分子的评论，现在需要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根据许多地方的材料来看，党内的右派分子，多数是在全国解放前后入党的，但也有不少是一、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它们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实际上却干着危害党和人民的罪恶勾当，同党外的右派分子配合起来，从各方面向党进行猖狂的进攻。应该看到，把这样一批隐蔽在党内的右派分子揭露出来，这对于我们的党来说，不但不是什么坏事，而且是一件大好事，是反对右派斗争的一项很大的成绩，这对巩固和纯洁我们的党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的党不是与世隔绝的，即使我们怎样严格的挑选党员，也会有个别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混进党内，也会有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因为经受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而蜕化变质。这就决定了，在历次的革命斗争中，都会有一批党员，因为个人的利益和阶级的利益同革命的利益发生冲突而背叛党。这样的人，不但已经失掉了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而且已经同党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对于这样的人，我们绝不应当有任何的姑息和宽容，必须同他们进行严肃的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卫党的纯洁，才能增强党的战斗力，使党无愧于革命和国家建设的领导者……。

我们党的许多同志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不论是在过去或者现在，他们对待叛党分子的态度，都是坚决地、严肃的。在这次反击右派斗争中，隐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陆续地被揭发出来，就是因为许多同志采取了对党和对革命负责的态度。但是必须指出，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的斗争中，也有一些同志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

党内和党外的右派分子，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反党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我们也必须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也要把他们的反动的政治面貌彻底暴露出来，使他们不能在群众中间起迷惑的作用……。



袁永熙（1917-1991），贵州修文（一说北京市）人，1938年秋入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学习，同年加入中共。1939年春任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旋任该校总支书记。1940年9月，任中共云南省工委青委委员、宣传部长。1944年9月至1946年6月，回西南联大复学，并代表云南省工委领导联大“民青”第一支部和联大第一党支部，是1945年昆明“一二·一”爱国学生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复员后，1946年7月任平津地区中共南系地下组织领导人。1947年9月下旬在北平被捕，后经组织保释出狱。解放后，1949年6月起，在团中央学校工作部任秘书主任、副部长。1953年12月调入清华，任党委第一书记。1965年5月清华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任党委常委。“整风反右”期间他的校内职务是党委常委兼校长助理。

据《大事记》所记，袁永熙在“整风反右”运动过程中的“罪行”实在是屈指可数——总共只有如下两条：



5月24日：上午，党委常委会决定发动学生鸣放。常委会上，袁永熙不摆观点，会后却暗中点火，恶毒地散布说清华党委会违反中央方针和市委指示，“没有放的决心”；宣传某人如何紧张不肯放，某人有个人顾虑等等，以动摇群众对党委领导的信任。

6月6日：工会在右派分子、数学教研组教授、工会主席李欧授意下，组织自由论坛，攻击“人事工作中的三害”，图书馆职员、右派分子某某某在会上大喊“反对共产党的一切特权”。党内右派头目（党委常委）袁永熙参加工会论坛，给右派分子反党言论鼓掌。袁永熙在整风期间歪曲党中央整风方针，并在党内外加以散播，挑拨离间党内关系，将右派攻击的矛头集中引向党委，成为清华党内右派分子的首领。



但在“批斗”和处理阶段，袁永熙却仅次于钱伟长，遭到了真正“暴风骤雨”般的揭发和批判。在7月2日至5日召开的党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了对袁的处理问题，发言者从党委第一副书记（党委书记蒋南翔只作了简短的讲话）到相关基层党支部委员或同级干部共有刘冰、胡健、赵凤山、李恩元、解沛基、何介人、唐绍明、冯玉中、吕森、刘小石、高原、冯城、朱声绂、周寿昌、周维垣、韩银山、何东昌、吕应中、陈英、郭道晖、艾知生、滕藤、蒋企英、陈舜瑶、李传信、李卓宝、于维治、李金峰、凌瑞骥等33人次（个别人发言2-3次）；在8月7日至9日召开的党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了关于开除袁永熙党籍问题，在会上发言的又有刘冰、胡健、史国衡、赵凤山、王震寰、张儆、凌瑞骥、解沛基、张荦群、唐绍明、阮铭、劳安、郭道晖、郝根祥、江丕权、羊涤生、吕森、金龙乾、何介人、方刚、赵芝馨、吕应中、艾知生、刘弄潮、陈舜瑶等27人次。1957年9月21日出版的《新清华》（第220期），全文刊登了清华党委《关于开除党内右派分子袁永熙党籍的决定》。《决定》首先给出了袁当时在党内的身份：



袁永熙，1949年重新入党，（他曾于1938年12月第一次入党，1947年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时，被捕后自首，因此于1949年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同年重新入党*），上届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本届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委员。



接着罗列了袁永熙在整风运动中所犯的“罪行”：



……作为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常委委员，袁永熙曾及时听到上级党委的有关指示和传达报告，中央对于整风运动的方针，他是知道的。但是在整风运动中，袁永熙不去努力贯彻执行党的方针，相反却利用自己的领导身份贩运私货，在党内散播流言蜚语，破坏党内领导核心的团结，分裂和瓦解党的组织。在袁永熙的领导和影响下，党在思想战线上的最重要的几个阵地——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研组、清华党委宣传部，校刊新清华及电机系党支部，都在斗争中解除了武装，思想陷于混乱，组织限于瓦解或无力作战状态。

袁永熙在群众中的许多言行，是明目张胆地表白了自己的反党立场。在清华教育工会主办的自由论坛上，当右派分子高呼“反对共产党员的特权”等等污蔑性的口号时，他竟跟着别人一起鼓掌，在金工厂的鸣放会上，一个由于作风恶劣而被开除团籍并在肃反运动时被批判的落后分子乘机报复，大肆攻击金工厂的党支部，袁永熙却对他倍加赞扬，称他为整风运动的积极分子，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在电机系发电专业1958班同学的班会上，当右派分子攻击共产党员有党性无人性，辱骂共产党员是特务、是便衣警察的时候，袁永熙不但毫不感到义愤，相反却说“这是反映了党群关系的尖锐化”，说什么党还没有掌握“民主”、“自由”的旗帜，现在群众对党提意见，请也请不到，应该表示欢迎。试问袁永熙的这类行动，是反映了一种什么“阶级感情“？事实很明显，他已背离了党的立场而完全站到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党立场上去了。



在上列近60人次的发言中，大体上就是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的。

按照通常的惯例，在历数了袁的“现行”问题后，还必须挖一挖他所以“堕落”成右派的“根源”，即俗话说的算一算“老帐”。袁永熙的历史“老帐”，首当其冲的当然应该是上面引文一开始说到的“被捕后自首”问题，但从他能很快就“重新入党”看，似乎又不是太严重问题。总之这属于党内生活和纪律问题，局外人是无法也毋须置喙的。《决定》写道：



……由于他历史上犯了自首错误而不能继续担任党委书记，由于他在工作上抱有许多修正主义的观点而得不到清华党委的支持，这使抱有浓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袁永熙，感到在清华“不得志”，对党心怀不满。好久以来，袁永熙不积极工作，总是斤斤计较个人名利，患得患失，疑神疑鬼，对工作缺乏主动精神。自从1956年5月清华党代表大会以后，袁永熙对分工属于他领导的学校行政工作，借口“没有公开的行政名义”，一直消极怠工，不负责任。当整风运动来临，袁永熙却突然积极起来，他向人表示：经过学习（指北京市在职干部的短期离职学习）以后，“胆子壮了”，有机会他也要大胆提意见，好好放一下。他对自己应管的工作放任不管，而一再在会上会下表示他要研究“学校如何鸣放”，要求专管“鸣放”。他甚至向人说：“如果这次整风整不好，我就要消极下去了“。颇有破釜沉舟、成败在此一举的意味。



在“老帐”中，《决定》还写到袁的家庭出身（即所谓“阶级根源”）问题：



袁永熙不是仅仅由于整风中一时认识不清而犯了错误，他的错误有其阶级的和历史的根源。

袁永熙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入党以后，没有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在他的思想深处，盘踞着资产阶级腐朽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



据《大事记》所记，在作出开除党籍决定以前，对袁的大小斗争会计有如下数次：



7月2日：党委扩大会议讨论党员处理问题，揭发批判袁永熙。

7月3日：下午、晚上，党委扩大会批判袁永熙。

7月4日：下午、晚上，党委扩大会议继续批判袁永熙；

7月5日：上午、下午党委扩大会继续批判袁永熙。

7月6日：上午，全校党员大会，报告党员处理问题，开除袁永熙、贺宝晏、吴庆麟等三个反党分子的党籍，

7月22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刊登揭露袁永熙反党活动的文章；

8月7到9日：党委在第二教室楼会议室召开党委扩大会，讨论并通过开除右派分子袁永熙出党的决议。



袁永熙案的一个重要与众不同处，就是在斗争过程中，还可以看到他本人的“辩白”，这是很难得的。为了帮助读者从一定程度上了解这次运动的某些特点，在下面摘登各种有代表性人物的发言时，也将摘要引录远的“检讨”、辩白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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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党内头号大案——袁永熙案（中）

如上所述，在1957年7月2日至5日召开的清华党委扩大会议——即讨论对袁永熙的处理问题的会上，与会者一致通过开除袁出党，袁自己也举了手，并在会上作了三次发言。会后三天，袁把他的一份书面检讨送交党委会，要求把它随同关于开除他党籍的决定一起送交市委。8月7日至9日，清华党委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开除袁永熙出党的决定》的草案和袁的初步检讨。并吸收袁永熙本人参加。党委书记蒋南翔也在这次会上作了简短发言。兹将这两次会上的一些重要发言或讲话摘要节录于下，它们对于全面了解“整风反右”运动的性质、过程和各种人的心路历程是十分重要的：
一、 刘冰的第一次发言（7月2日）
在这次右派分子向党猖狂的进攻中，有一些同志严重的丧失了立场，首先是党委
常委袁永熙，他犯了严重的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活动错误。政治课
支部和电机系总支的严重右倾思想和情绪，他应该负责任。他是分工领导这两个组织
的。在前几次常委扩大会上，袁永熙对自己的错误没有检查，他犯错误不是偶然的。
他不同于一般的同志。他参加革命较久，对党的方针和指示，他是了解的。党中央的
电报在党的会议上南翔同志让我读过；彭真同志的报告，袁永熙和几位书记一起听
过；刘仁同志在市委的报告、定一同志来校的谈话，袁永熙都听过。但他不执行中央
的方针，一直到和右派分子进行斗争时，他还没有觉悟，在这样阶级斗争的紧急关
头，他的行动很清楚是和中央的方针完全对立的。为了等待他开了几次会，他却没有
检讨。因此党有必要采取组织措施，停止袁永熙党员权利，令他进行反省。
二、袁永熙在7月2至5日清华党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新清华》编者按：下面是袁永熙在七月二日——五日党委扩大会上的三次
发言。在很多同志揭发出来他的大量的反党罪行面前，他在发言中不仅毫无检
查和交待，没有任何悔悟的表示，相反，对于自己所进行的各种反党的阴谋活
动，却百般抵赖；对于确凿的事实，他也明目张胆地否认。亚的发言从头到尾
到处是“我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要考虑”，“要调查清楚”等等，
把自己说成只是有些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右倾情绪。不仅如此，他还公然捏
造事实，说什么关于“党委制这一步跨大了”、不同意在学生中“强调阶级教
育”认为党委“没有放的决心”等等问题都与蒋南翔同志等谈过，企图借此混
淆视听，表明它是“没有违反组织原则”（其实几年来他几乎从来没同蒋南翔
同志开诚布公地详细讨论过什么问题）。他并且竭力把党委对他所进行的原则
斗争，歪曲地描绘成是个人关系问题，仿佛他从来没在党内散布流言蜚语，进
行分裂活动；而相反倒是无端受到领导的不信任，很受委屈。最后他甚至恶毒
的威胁别的同志，说他也掌握一些别人的材料，“也要把别人彻底清查一下”。
他这种不但毫无自我检讨精神，而且反咬别人一口的恶劣做法，只能暴露他是
多么地不觉悟和缺乏正视自己错误的勇气而已。
第一次发言：
同意党委对我的处理。我在写检讨。我承认我有右倾机会主义，自由主义，检
讨还没有写完，先不谈。我要解答一下大家提的意见，但这并不等于不检查。照大
家的揭发，我好像是反党，有阴谋，两面派，希望调查清楚。我是不是拼命
“放”，想混水摸鱼，别有企图，我也希望调查清楚。说毛主席受压力，是我听来
的。他们也有自由主义，应该检查。但我决不是造谣，也不是说毛主席要收。
说彭真的报告是压工人，是不是我这样说过，希望能把事情经过的详细情况告诉
我，特别是周寿昌同志应告诉我，好检查，我想我不会一整风就变了，对工人阶级
的感情也变了。周寿昌说我同意他的看法。我们在路上谈过整风问题。我说要抓紧
处理问题，现在洗洗澡有好处。周说谈了半小时。总共不过走到饭厅那样远，才十
几分钟，他的看法怎样能谈那么多。当然我的观点是右倾的。某些看法，例如对肃
反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说1955年方针有问题，这样的话我没说过。我承认我负
责的单位犯了错误，我要负责；但是要具体分析，我应该负担多少责任。像政治课
过去思想是否混乱呢？我1956年9月接手，是联系，不是做支书，到1月7日就走
了，今年4月20日回来教课备课。四个月来我要负责，我没有抓紧。整风中政治课
冯玉中、吴万永来汇报过情况，我说给你们提几个题目，你们去讨论吧：1.四门课
改三门；2.领导关系；3.理论联系实际；4.培养方法问题。关于贴阮铭大字报问
题，当时吕森决定不了贴还是撕，找了我，我也决定不了，就说去找校长，不是去
将校长的军，不是要耍什么鬼。我说党员受压力，是否组织他们战斗。吕森说：我
对他说过你为什么也和党委一致，我没有说过。当时（6月10日）人民日报已经出
三篇社论，校长找了周维垣谈话之后，我已看出做法要变，吕森只和我说要找校长
谈谈，未说写信，也没有谈阶级斗争，可以查查信是什么时候写的，我想将来也应
调查清楚。社论我已看了三遍，我怎么会说：“你怎么也和党委一致”的话？常委
会通过我是领导小组成员，但后来没找我开会，我是有情绪的，但我决不会幼稚到
这地步，要把党委弄垮，也不会想把南翔同志轰走吧。
我是不是两面派，反党分子，要求调查清楚。我以后要停止组织生活，只有这
个机会，所以我做一些解释。我一定要做深刻检讨。我对实验员、职工都讲过话，
我究竟有多大错误，王震寰同志等可作证明。我关于肃反问题到顾永昌哪里去参加
过一次会，我讲了些什么，可以查查。我要求找顾永昌谈谈，是否我否定了肃反。
对电机系、政治课我该负多少责任，要调查清楚。我个人有右倾，有错误，我都要
检查。李致中问题我不是一直同情他的，我感到处理太重了，不给他找工作，何东
昌也有同感。童诗白爱人和我同学，因周总理找留美生，童诗白等就因为李致中问
题不去，他们约我去谈李致中问题，我说你们太同情他了。我们有法纪。谈得不愉
快。在饭桌上我和瞿履谦说过要和李致中谈谈，也和他吵过。同桌的还有位女同志
也同意我的看法。我是坚持原则的，大家尽量揭发好了。我不是两面派，希望调
查，我不会一下变得这样坏。我应该有多大错误就承认，即使将来开除我的党籍也
知道我的错误是什么。
第二次发言
我同意党委决议和南翔同志的分析。大家提的批判和材料对我是个帮助，有些
将来还应核对，对我的批评有些我还想不通，因为我现在只是认识到这个程度。离
开党以后，我还要严格要求自己，拿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还能做些事情，甚至做些
体力劳动工作。整风中我有严重右倾，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对党委是不信任的。
至于说我违抗党中央，有目的破坏党，搞小圈子，搞党，我还要考虑。我的思想活
动，长时间来受个人主义支配。1949年受处分后，常为自己问题考虑，对自己的错
误开始不认识，以后逐渐有了些认识，后来让我重新入党，我感到党是宽大的，以
后还是努力做了些工作。到清华后比以前更开朗了。是否我在主观上要搞垮清华党
和有意跟南翔同志对立，不是的。我个人主义考虑是从党代会不做党委书记以后，
个人考虑更多些，我想搞学问，想一方面做校长助理，一方面讲课。党不要我做书
记，我是接受的。到了整党之后，大家已揭了些材料。但我是否有组织，有目的在
破坏，大家还可再拿些材料来证实。我是想解决和南翔同志的关系问题，但不是想
把他轰下去。在方针上我和南翔同志是两条路线，我还没有想通，党代会的报告代
表我对工作的看法。当时我愿留在清华，但我对南翔同志有意见，我感到南翔同志
对我不信任，现在看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从俞时模问题到党代会，感到问题一尖锐
就是我和南翔同志的关系问题，感到南翔对我是有很大意见，因此产生不愿留在清
华，但自己又考虑能有个安适环境，念念书，行政上也有个名义。整风开始时，我
以为大家都检查一下思想，以后团结会好些。对整风我也是怕放乱的，我感到一个
是放透，一个是放稳。从我个人主义上说，是否要把南翔同志弄走，钱上台我就满
意了呢？我不是这样的想法，大家不相信可以。我也担心放了后怎样能和风细雨。
南翔同志提粗风暴雨时我想找南翔同志谈，没找到就和何东昌谈了。这样看我是否
是两面派呢。同学贴了大字报后我是否兴致很高？看了北大大字报，我的情绪并非
这样，我认为过一个时期收集些材料好整风。
三、《新清华》（1957年9月3日第219期）关于蒋南翔在8月9日会上发言的报道：
最后，蒋南翔同志发言，他说，过去他对袁永熙认识不清，虽然那时清华的党委
还是属于“机关支部”的性质，它的基本任务只在保证行政任务的完成，并不负有领
导全校工作的责任；但是推选袁永熙这样政治品质恶劣的人担任上届党委书记，还是
不适当的。推荐袁为党委书记，是有“失察之咎”。他认为袁永熙犯严重的政治错
误，堕落为右派分子，决不是偶然的。第一，袁永熙在政治上是“墙头草”，随风摇
摆，一贯缺乏共产党员所应有的原则立场和政治操守。第二，袁永熙是专打个人主义
的小算盘，只知道追逐个人地位，对党不忠实，两条心，这就使袁永熙经受不起政治
风浪的冲击，始终不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这次在党内对袁永熙的错误开展严
肃的思想斗争，是要在党内树立正气，克服清华党组织内相当时期以来所存在的自由
主义空气浓厚、原则空气稀薄的现象，治病救人，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同时也
对袁永熙本人给以严肃而有效的忠告，促使他正视自己的严重错误，正视自己给清华
党的组织及若干同志所造成的难以补偿的损害，并且希望他能从此次沉痛的教训中有
所觉悟，真正痛自改悔，重新做人。
四、袁永熙7月8日写成并递交党委的一份《检讨》
1957年9月21日出版的第220期《新清华》，刊登了袁永熙于7月8日写成并呈交党委的一份《检讨》，前面有一小段写给党委书记蒋南乡的小函，全文是：
南翔同志：现将我的初步检讨送给你，目前我心情很乱，觉悟又不高，检讨的极不深
刻。这次我犯了严重的错误，辜负党对我多年的培养和信任，也辜负你对我的关怀。
不过希望本治病救人的精神，给我以帮助。四九年我第一次受处分的时候，你的谈话
对我帮助极大，这次也希望你能在适当的时候抽个时间和我谈次话。此致
敬礼 袁永熙7月8日
下面是《检讨》的（节录）：
（待续）

http://huangyanfu.blogchina.com/1312188.html

（五七风暴——十六、当内头号大案（中）（补遗）

南翔同志并转各位书记、党委委员：
       这几天连着召开的扩大党委会，对我的教育意义极大。由于我还坚持着个人主义
   立场，还是考虑个人得失，不肯承担反党罪名，企图扣上严重的错误思想的帽子过
   关，因此在会上一直没有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在同志们严正地批评和揭发的一些事
   实的面前，经过这两天冷静的考虑，头脑多少清醒一些，深感自己在整风期间错误的
   性质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我身为学校负责人之一，错误就更加严重。我在整风期间的
   言行，按其效果来看，确是一种反党行为。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实际上
   起了配合作用，从内部涣散党的组织，损害了党组织的战斗力。我对党犯了罪，完全
   辜负了党多年对我的培养和信任，仔细想来，十分痛心。我决心回到党的立场，丢掉
   个人考虑，重新检查一下过去的思想和言行，认真批判自己的错误。现在我将我的初
   步检讨交给你，虽然我已不是一个党员，希望你给我以帮助。……
   接着，《检讨》共谈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思想中一直保留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王国问题；（二）违背中央整风方针问题；（三）对学校领导不信任问题；（四）所联系的政治课、电机系党支部的“瓦解”问题；（五）对郭道晖、吕森、周寿昌、周维垣等党委成员的影响问题。（详见该期《新情话》），接着就是挖了挖自己的思想。最后他说：
       以上是我的初步检讨。这检讨还是极不深刻，我承认我的错误严重，思想恶劣，
   可是有时自己又想，是否我已坏到这个地步，是否也有许多事实说明我也有好的地
   方，经过几天剧烈的思想斗争，我认识如果不消除这样想法，检讨就很难深刻，这还
   是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以个人主义立场对待自己的错误。一个党员思想好工作好是应
   该的，而对错误决不能姑息，尤其自己错误相当严重，根源相当深厚，不猛烈一击，
   很难觉醒，我感谢党给我的处分，这样才能痛改前非，将来再为社会主义贡献一点力
   量。（详见该期《新清华》）
   在8月7、8两天召开的党委扩大会上，袁永熙再次作了发言。220期《新清华》也全文刊发了袁的发言，
       第一次发言（8月7日晚上）
       我简单谈一下。我写了初步检讨，把我过去的言行作了初步的回忆，还没有全写
   完。这次把我的问题登到报上去了以后，我也认为应当登出来，但我对把我的问题上
   报，思想准备不足，我在思想上需要有相当一个时期才能平静下来。因此在这一段时
   期就把检讨的事搁下来了。关于说我是“右派分子”的提法，我是要经过相当时期的
   斗争才能接受的。看了这个开除我的决定草案，我的思想还没有跟上。今天如果要让
   我做检讨，我只能根据已检讨的一些材料和报上揭发的材料，大家一定不会满意。大
   家对我气愤是完全应该的。但我要求给我时间准备，让我再想想。我承认我对整风有
   很大错误看法，但是否就是故意歪曲中央方针，我要再想想。大家已经提了，今天我
   不只是开除党籍问题，是社会主义大门能不能进得来的问题。我要慎重考虑，准备重
   新做人，将来能做些事情就做些，这次猛击一下，有决心清算一下自己的问题。
       对过去的问题我还要在相当长时间中尽量想象。对于一些揭发的事实问题，有些
   有出入，我也矛盾，我是斗争了一阶段，觉得在基本事实方面是否不用讲了，但又考
   虑那些事实我是不同意的，还是应向组织交代，免得现在接受，过一时期不满又翻
   了，又重新犯错误。我愿把我的看法尽量提出来和领导研究，会后写一写交给组织参
   考。我要把今天的我和过去的我作斗争，不能对过去有温情，我过去的错误是很大
   的，我愿重新做起，这次错误是有本源的，详细的检查我准备以后慢慢写，希望大家
   给我时间和帮助。
   第二次发言（8月8日）
       我同意对我的处分，我今天谈的一部分是事实核对，一部分是我的检讨。我自己
   的初步检讨也觉得是不够的。看了报上揭发的材料，有些基本事实应核对一下。
       1.关于我在公龟自由论坛上故障问题：
       我是鼓过掌，只鼓了几下。对个别有煽动性的发言我当时就有反感。因为我是代
   表党委出席会议的，所以我鼓掌是为了表示欢迎大家提意见，鼓掌并不等于同意他的
   意见，而且有些人的发言（如李永禄的发言）还是好的，这些我也鼓了掌。至于有人
   讲“反对共产党特权”等时，我当时是否鼓了掌，已记不清了。这次论坛会后，我还
   曾和主持会的人交换过意见，认为这样开法是鼓动群众情绪。我想决定中关于鼓掌这
   一点是否应改一下。
       2.关于我说金工厂是“鸣放的先进水平”问题：
       金工厂的情况我想介绍一下。会上鸣放的问题，一是肃反，二是对个别领导人提
   意见，三是对工资提意见，当时我讲了话。我开始是讲整风的意义，是按党中央指示
   讲的，以后我谈了肃反的成绩，我并没有否定何东昌关于肃反的报告，只讲了肃反成
   绩是查出了八万反革命分子，当时也有斗错的，是因为当时没有经验，我说以后第二
   次再搞肃反就不会再错。金工厂是有斗错了的（这是他们党支部告诉我的），我向他
   表示道歉，我当时还保护了一下积极分子，说现在固然是新社会，但是有些是由旧社
   会变来的，也带来一些旧社会作风，所以有缺点，要整风，讲的是一般道理。当时有
   肃反被斗争的人提意见，说肃反是浪费。我收到一封信，我没有理它，就转给金工厂
   了。关于群众提出的徒工转正工资问题目前是不合理的，我讲了关于节约和保安等意
   见。我和肃反被斗的人在会后说，以后不要这样落后了，人是可以变成进步的。
       3.关于解沛基同志谈的我说“经过学习胆子壮了”、“准备研究放”等问题：
       与事实有出入。我和解沛基说过一次话。那时还在5月5日以前，中宣部还没有研
   究党委制问题，我当时对他说我在党校学习以后，眼界开阔了，胆子大了，敢于思考
   些问题了，想研究几个问题，提些意见：①整风期间学校行政领导的体制问题；②组
   织配合问题；③行政干部问题。当时我对“放”印象还不是很深的，只是在整风中对
   “放”才慢慢明确起来的。5月2日报上海市以和风细雨整风，当时对“放”我只理会
   成是指的文艺方面的方针。当时我并为强调整风“放”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再考虑
   一下我是否那时就已经把放强调得那么高，说想专门研究一下“放”的问题。
       4.政治教研组的问题：
       我是否就是欣赏和支持他们的做法，是否就是一贯指示说是基本正常，做的好。
   事实是当时我不是在政治课大字报都已出来后还在支持的。那是在政治课开完第三次
   鸣放会后，政治课党支部书记吴万永给我打电话说大家还有意见，是否会还开下去。
   我说：好吧，就这样开下去吧，吴万永作了汇报，我认为由群众对支委提意见转到对
   党委提意见，故认为是基本正常，根据他们放出来的意见给他们提出四个题目：①四
   门政治课合并为三门的问题；②党委领导政治课的关系问题；③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
   方针问题；④培养方向问题（作理论家还是政治家）等等。后来他们组织了第一个问
   题的讨论。关于他们后来写大字报评领导态度问题，有人问我是否应该签名，我说你
   认为对就签。我对政治课说过做得好、基本正常是事实，但说此话的时间有出入，不
   是在已经搞得很糟，在贴大字报后说的。关于我说整阮铭的问题是不合事实的。
       5.到处点火问题：
       我是否到基层是到处点火？我觉得这一点在决定上是否可考虑不写进去。关于我
   在电机系发8班上的谈话，我谈的肃反是根据杨述同志精神谈的。我是谈过四个旗帜问
   题，这是根据陆定一一次报告中讲的。说社会主义旗帜我们掌握了，民族解放的旗帜
   也掌握了，和平的旗帜也快拿过来了，民主自由的旗帜还未掌握，还在资产阶级手
   中。我是否这阶段因脑子发热在乱讲？我想不是的。我还对他们强调了团结问题，说
   你们有意见，但应当团结起来，建设需要你们，你们将来还在一起工作呢，不要把党
   员看成那么坏，应当加强团结。我还谈了国家建设发展，武汉大桥合龙等。我想这些
   都可以对证一下。我讲话前，当时会上有人是讲了对党不满的话，但是否说了共产党
   是便衣警察这类话，我不记得。
       6.在常委会上的发言：
       当时常委会没记录，但可按实际情况想想。整风一开始到第三、四次会我都发了
   言，说要放的透，放的稳。我是否就是到处点火，希望越烧越大？是否就是如此？小
   广播是有的，我承认我散布过对领导的挑拨性流言，在领导处于困难时，我还那样做
   是错误的。我觉得这方面决定中尽可以多写，从我的个人主义这一点出发来写这个决
   议，就足够定我的罪。而说我到处点火，是否如此？我对南翔同志不满，主要是从俞
   时模问题和党代会起，便散布了不满，以后由于对整风的认识错误及个人不满情绪，
   就造成了反党活动。
       7.关于想在整风中改善和南翔同志的关系问题：
       这客观上可能是推翻党的领导。但当时我是认为我与南翔同志有矛盾，这次整风
   就是解决矛盾，互相展开批评，把过去这笔账算清，就解决了。我对南翔同志有很大
   不满，但不能说为了解决与南翔同志关系就是把南翔同志推翻，把党搞翻。
       8.关于修正主义问题：
       “教育不是上层建筑”，我不记得我是否讲过，是否可以把我平日的报告拿来审
   查一下，我是否有这种思想？我承认在这期间我有摇摆，但根据在校这一阶段工作，
   我是否就是一贯如此？还只是在某一个时候？关于学生工作、整个学校工作一切方针
   路线措施等，我是否都在违抗？可考虑我并非如此。
       以上我自己有这样一些看法，我就想讲出来，以便把思想搞通。我预备回去再写
   一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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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党内头号大案——袁永熙案（下）

晚命悲惨，是袁永熙案的最大特色之一。
袁与妻子陈琏，原是一对革命伴侣。陈琏，浙江慈溪县人，1939年 9月在四川合江县国立二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9月考入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1940年3月-1941年12月任中共西南联大总支委员。1941年“皖南事变”后离校隐蔽到个旧地区，在石屏中学教书，1946年抗战胜利后复员到上海。1946年经组织同意到北平，在贝满中学教书。她的父亲陈布雷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兼“文胆”。陈琏1947年8月与袁永熙在北平结婚，育有二子一女。1957年在政治压力下与袁离婚；“文革”期间，于1967年4月19日在不堪屈辱的遭遇下，从11层楼上跳下自杀。
据一些零散材料所述，在被划右派以后，袁永熙的第一个不幸遭遇就是“妻离子散”。他先是在长城脚下一个劳动农场劳动了5年，摘了右派帽子后，被分派到河北省南部南宫中学任教。在那里，“工作需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总是那么认真，干得很出色，用行动赢得了师生们的尊重。”；“他们实在不明白这个知识渊博、智慧超群、待人宽厚、品德高尚的人怎么会曾经是个右派分子”。而在对袁永熙的经历有所了解后，更是同情。一些热心人促成了他和这个学校的教师张兰芬的结合。1965年10月30日，全校领导和全体教师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但是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互联网上贴有一篇他的后续妻子张兰芬女士写于2001年4月的一篇回忆性的悼念文章，题目是《怀念亲人永熙同志》，情真意切，十分感人，其开始的几个段落是：
永熙！我的亲人！你离开人世已经一年多了，我与你结婚三十余年，我们相依为命，
朝夕相处，心心相连，患难与共。现在你离我而去，我怎能忘记你呢？你永远活在我的
心中。
永熙，你是一位为中国的学生运动和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
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你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也是坎坷的一生。曲折
的经历，给你带来了不幸的遭遇，使你蒙受不白之冤……：自首、右派、阶级异己分
子，这三顶政治大帽子，几乎断送了你的后半生。
永熙！你原有一个幸福的革命家庭，有一位杰出的革命伴侣，由于政治原因，使你们被
迫分离，弄得你妻离子散，你被迫下放劳动改造，但你在逆境中，意志坚强，从不动摇
你对马列主义的信念，始终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
接着，张兰芬继续用这种如泣如诉的笔调回忆了袁永熙从来到南宫任教、蒙难、平反昭雪后回到北京任职、直到病逝。为了节省篇幅，由笔者摘要转述如下：
1962年5月“摘帽”后，袁永熙被下放到河北省邢台专区南宫中学任教。当时，正是一个学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无法接其他的课程，学校便安排他临时协助体育教师搞些球类活动。袁对球类活动原就比较爱好，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在运动场上他“满场地跑，吹哨很认真、公正，工作完成得很出色，运动员和场外观众，感到很惊奇，有的学生还以为他是新来的体育教师呢！”以后一有篮球比赛，便请他去当裁判，他也随叫随到，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后来青年教师们的课外活动，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还有一些棋类活动，他也很爱好。那时他已是40多岁的人了。每天在运动场上跑来奔去，汗流浃背，累得气喘吁吁。散场后，回到宿舍，往床上一躺，浑身酸疼，乏得不想再动弹了，体力消耗虽大，但心情逐渐好了起来。1962年下半年开学后，他正式任课了，第一年教的是初二年级的语文。他“每天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认真备课，反复研读课文和参考教材，写出详细的教案，认真批改学生的作文，做到全批全改，每天工作到深夜，忘我地劳动。”学生们对他的讲课和批改作业都非常满意，认为他课讲得“知识面宽、生动活泼、语言简练、清楚易懂、重点突出，能引起学习兴趣。”学生们很快发现袁老师的知识渊博，爱听他的课，学校领导对他的工作也非常满意。
60年代的中学外语课，本来都学俄语，但后来形势起了变化，不要都学俄语了，有条件的可以开设英语课。可是当时县里的中学很难请到英语教师，南宫中学虽然是省立重点中学，但也没有英语教师，只好让俄语教师改行教英语。1963年南宫中学高中一年级开设了英语课，俄语教师边学边教。由于改行，有的为人师者发音也不够准确，英语教学达不到要求标准。校长听说袁永熙过去学过英语，而且根底还不错，就试探着问他是否能教英语课？没想到他一口应承下来，这使校长喜出望外。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改教高二、高三的英语课了。1964、65两年他连送走了两届高中毕业班，学生的英语成绩较好，在河北省邢台专区的几个县的中学当中，英语分数是最高的，升学率也是最高的，因此他受到了邢台专区领导的表扬。毕业班的学生和南宫中学的领导也非常高兴满意。他不仅能教好学生，同时还热心主动地帮助改行教英语的同科教师解决教学中的困难，纠正他们发音不准的弱点，讲解语法和同类词的运用，为此受到了本校领导的表扬。
正因为他待人真诚，忠实宽厚，平易近人，群众关系好，普遍受到人们的尊重。人们总不明白他怎么会曾经是个右派分子，学校领导和教师们同情他的艰难处境——孤身一人，举目无亲，生活能力差，病后也无人照管。来校三四年之后，一些热心人，开始关心他的个人生活了，包括帮他张罗物色对象，他与张兰芬的结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促成的。时间是1965年10月30日的夜晚，他们去公社登记后，在一个大型的阅览室里，举行了隆重而又朴素的结婚仪式，全校领导和全体教师们都参加了她们的婚礼。但结婚后，他们只度过了半年的新婚生活，风云突变，“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966年6月11日，南宫中学党委书记抛出了十名出身不好、历史上有问题的人，作为运动中的重点批斗对象，袁永熙是其中之一，大字报贴满全院。袁永熙是从北京来的，又有历史问题，自然就成了全南宫县的瞩目人物了。他的罪名、帽子一大堆，什么“北京三家村的黑干将”、“刘少奇的老部下”、“刘少奇派到南宫的定时炸弹、要夺南宫县委的权”。因为他姓袁，他居然还是“卖国贼袁世凯的孝子贤孙”、“阶级异己分子”、“叛徒”等。运动第一天，他们就被抄了家，封了门，被关在门外，住在一间大教室里。红卫兵轮流看守。第二天早上，他和妻子张兰芬二人全身被贴满大字报，袁永熙被红卫兵拉到总校，关进了牛棚。从此开始了为期八年多的地狱般的非人生活。
县委派工宣队进校，领导红卫兵闹革命，全校教师都被关起来，分组写材料，成立专案组，让教师揭发、检举四类分子的罪行，还要写自我检查，张兰芬因是四类分子袁永熙的家属，没有资格写自我检查，只能写揭发、检举材料。红卫兵要她交代去北京期间见到过什么人，是做什么工作的，目的是让她写出见到“三家村”的什么人，并让她写出为什么要和袁永熙结婚，有些材料她不能胡编，这些红卫兵不定时地收取交代材料，她只好写自我检查敷衍他们。红卫兵气愤了，把她写的自我检查撕掉，让她重写，她一气之下，干脆什么都不写了，红卫兵再收材料时，大怒，到工宣队面前告她的状，说她对抗运动，不写材料。工宣队告诉红卫兵，让她和四类分子去淘厕所，去田间劳动。从此以后让她退出了教师岗位，和所谓的四类分子牛鬼蛇神一起去劳动了。
和袁永熙平素接触较多的男教师，也被逼写袁永熙的“新罪行”材料。大都不肯胡编，只有一个人胡编捏造了一些假材料，愚弄欺骗红卫兵，红卫兵如获至宝，对他大会斗、小会斗，他的性命几乎就断送在这个坏人的笔下，红卫兵成为他的致命打手。
工宣队在校期间，对红卫兵还有所控制，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捆绑、戴高帽、挂牌子、游街次数也不少，但在这段时间，没有出现死人现象，8月份“十六条”下来后，让工宣队离校，让红卫兵“独立闹革命”，武斗风就刮起来了。1966年8月12日，工宣队下午离校，当天晚上，红卫兵就拉出十名教师和领导，任意武斗，一位教导主任就被活活地打死了，另九名教师也在死亡的边缘，袁永熙就是其中的一员，再有几分钟他也就被打死了。县委知道死了人的消息后，让军宣队出面制止，救活了袁永熙他们几条性命。武斗风刮起之后，南宫中学连续发生自杀事件，校长徐跻青、副校长阎巨峰和教数学的邢之征老师，三人先后自杀。一个用刀刺破心脏，一个上吊，一个跳井，情况非常严峻，张兰芬紧张万分，生怕袁永熙也会走上这条绝路。幸亏她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劳动，天天能在袁永熙身旁，多方劝慰，暗暗祈祷，紧紧地盯着他，每次揪袁永熙去斗争，她也紧跟在后，看着他挨斗，心中虽然难过，但要看不到他，就更不放心了。
经常，班里批斗之后，袁永熙被送到屋后还继续被抽打嘴巴，他的一口牙就是这样毁掉的，多少个日日夜夜不能入眠和咀嚼食物，回北京后才有机会换上新牙。有一次，大会批斗之后，返校的路上红卫兵手持棍棒，追着袁永熙们跑步返校，中途袁永熙几次跌倒，棍棒落在他身上。返校后还要到操场跑步。袁永熙早已头昏目眩，无力支持了，到了操场，没跑几步就晕倒在地，幸亏张兰芬在旁边，赶紧叫校医，用冰枕、冰袋进行抢救，周围的好心学生急忙将他移到阴凉地，经校医及时急救脱险，免去了因中暑而死亡。又一天他们夫妻二人在分校淘厕所时，有几个初中班的红卫兵来揪袁永熙到班里去批斗，张兰芬也与他同去。在窗外观察，张兰英发现他们仍使用那个人编写的假材料让袁永熙交待，又是一顿拳打脚踢。张兰英见苗头不好，急忙跑向武装部，找到了军宣队刘科长和于营长。因为她是第一次去。救丈夫心切，见到他们二人，双膝跪下，他二人忙问：“为什么事？”张兰英答“要救救袁永熙”，说明情况之后，刘科长马上让于营长随她快步赶往学校现场。这时班里的红卫兵还在武斗，袁永熙的眼睛、鼻子、嘴全部是血，已经不成样了。于营长见此情形，马上制止了武斗，救了袁永熙。那时愚昧的红卫兵造反派认为教师就是反革命，批斗教师就是革命行动，谁批斗得狠，谁就是积极分子，就是对革命有功，所以各班都争着批斗教师。以后学生再揪袁永熙，张兰英马上去武装部找于营长，叫得及时，来得及时，于营长多次营救，才保住了袁永熙这条性命。
1966年10月份，红卫兵造反派到北京串联，武斗风暂时停息了。红卫兵陆陆续续都走了，看管牛棚的也走了，这时学校平静了，教师们也各回各屋，张兰英也不常去劳动了，她的10月份工资也全部照发了，还补发了几个月的。她给袁永熙买了过冬的棉衣、棉裤、靴袜、点心、饭菜和烟。她给他换上新衣服、鞋袜，理了发，脏旧衣服拿走，还和关在牛棚里人聊聊天，都很高兴。每天只劳动几个小时，也不批斗了，这是一段轻松的日子。
1967年3月份，红卫兵陆续返校，返校后说：“北京的教师也算群众，不是反革命，也可以参加战斗队。”前一段斗错了的教师，要逐个讨论解放。袁永熙也是被讨论解放的对象，70%以上的红卫兵赞成解放袁永熙，极少数人不赞成。3月底袁永熙被解放了，由牛棚回到自己的家。4月份，成立战斗队，教师也成立了战斗队，他们夫妻二人也参加了一个战斗队。最初说是共同搞革命，但实际不然，成立不久观点不一致，互相挑毛病，他们看情况不好，退出战斗队，夫妻二人又主动到田间去劳动了。8月中旬，红卫兵两派互相攻击，在十字街安上大喇叭，在两边的楼上对嚷。这时的军宣队改名叫支左部队，支持了一派，压制另一派，说另一派赞成解放袁永熙是错误的，说袁永熙是另一派的后台，又开始了武斗，揪斗另一派的头头，也是在街里进行大型武斗。
9月份，又开始斗袁永熙了，一天，他们在田间劳动时，突然一伙红卫兵向他们走来，一个战斗队的头头手里拿着一面锣，走到袁永熙跟前将锣交给他，叫他跟他们走。那个头头让他到大街上边敲锣，边说自己的罪行，张兰英见苗头不好，紧跟在队伍后面，快到大街时，她紧走几步到了队伍的前面。跑了一段到了武装部见到了刘科长一说，刘科长急忙走向大街，拦住了队伍，队伍解散了。张兰英说，如果没有及时营救，到大街上批斗时肯定会被红卫兵打死。
有一次，批斗县里当权派、“叛徒”大会。中午告诉袁永熙，让他晚上去作陪斗，他们一听是批斗叛徒大会，凶多吉少，不能参加。便从小门溜出，跑到武装部，经武装部同意，到田间野外去躲藏。他俩就到三里以外的棉地里，坐到深夜12点以后，等大街上的喇叭声止息了，才慢慢溜回家。同院的教师告诉她们，晚饭后来了几个红卫兵找他们，见他们不在，就走了。在这次批斗叛徒大会上，一位有名望的老县长、过去南宫中学的老校长、84岁的老革命不幸送了命。如果让袁永熙参加，很可能也会被当场打死。第二天战斗队的头头知道武装部刘科长不同意袁永熙参加这次大会，很恼怒，见了张兰英对她说：“昨天你和袁永熙哪里去了？”她不理他。他说：“以后你再去找支左领导人就砸断你的腿。”她说：“除非你们不再斗袁永熙，否则我还会去。”果真以后不再斗袁永熙了，而改斗她张兰英了。一天晚饭后，几个红卫兵在院内围住张兰英，一个坏头头问她：“前几天晚上你和袁永熙到什么地方去了？手里拿的什么东西？袁永熙有离开你的时候吗？”张兰英如实回答，他不满意，就开始打她，一连七天晚上，每天重复一遍对她拳打脚踢，第八天晚上另加一种恐吓手段，用一根绳索挽了套，拴在篮球筐的铁圈上，下面摞上几张凳子，看样子想让她上吊。她不畏惧，立在凳子上让他们放圈套，他们见他不怕死，就让她下来，让她爬行回屋，她不听，只好让她步行回屋。回屋后，见到袁永熙，她大声喊：“我不活了，今天晚上他们要想吊死我！”这时屋外的好心学生，有一个进屋来对袁永熙说：“他们是让你说出袁永熙在外面背人的地方去给刘少奇、彭真打电话去了。”
10月份，袁永熙的专案组人员外调后返回学校，在外地调查他的材料，几乎走遍全国，过去对他有怀疑的问题一一落空，对校内那个青年教师编造的材料，证实全部是捏造的。袁永熙的专案组人员，在教师和红卫兵中都这说：“调查的材料和袁永熙在运动中交待的材料完全一致，属实，没有一句假话，证明袁永熙是个好人，运动中少有的好人，不要再斗了。”于是袁永熙专案组的人员，变成了他的知心人，运动后期变为朋友，他们回北京后，他们还几次来看望他们，对袁永熙的病深表遗憾。
张兰英的回忆最后写道：
以上是在南宫中学的一段回忆，也是你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你能活着回北京，是很
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不能忘记救命恩人，没有这些恩人们的营救，绝对活不到今天。你是
“文化大革命”中的幸存者。回忆工宣队在校期间，给我们创造了救你的条件，对我的处
罚是个明智的处罚，使我能（经常）有机会见到你，尽我力所能及的力量设法救你。那些
死于武斗中的好人，缺少这个有利条件。军宣队，支左部队，实际是一回事，幸亏文革前
夕有军训一段的相识，你的历史问题和在校表现，军宣队刘科长和于营长对你有个全盘了
解，所以在你危机中，我有信心去依靠他们，他们也敢于多次出来营救你。我们能活下来
，正因为有这些有利条件，这些恩人我怎能忘记呢？你能活下来，是和这些营救你的人分
不开的。
1969年9月，南宫中学被砸烂，学生全部回家，教师全部到南宫五七干校林场去劳
动，教师们重新分配工作，到乡里的学校去任教，你们这些被批斗过的人，继续劳动改
造，1972年底，你们也全部被解放了，也重新分配工作，到乡里的中学去任教。你被分配
到南宫薛吴中学，再为中学教育事业作贡献，教高中语文课。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被批判，教师再次受到冲击，又分期分批下放劳动改造，这次
你又是首当其冲，第一批被下放到农村劳动，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才返回学校
继续任教。 1977年11月恢复高考，1978届薛吴高中高考升学率在南宫全县七所高中中名
列榜首，受到县领导表扬。
永熙！你在南宫县工作近十七年之久，文革前后任教不足九年，劳改、批斗共八年。在
这期间，不管分配给你什么工作，你都能毫无怨言地认认真真去完成。你襟怀坦荡、心胸
豁达、淡泊名利、平易近人。
1979年3月，落实政策，我们回到北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解决
了你历史上的遗留问题。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政策，把多年来压在你头上
的几顶政治大帽子一一摘掉，彻底平反。历史终于归还了你公正和清白。平反之后，你回
顾你曲折的遭遇时说：“这更坚定了我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的信念，可惜的是失去
了为党为人民做更多工作的宝贵时间和机会。”
1982年，恢复了你的高教工作，这时你已进入老年。65岁那年，你又被任命为北京经
济学院院长，当选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人老了，但你对革命事业的热忱未减，希
望在有生之年，再为人民多做点事情。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做一个坚定的共产
主义战士。你的确是这样做的，晚年你又为高校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你算得上是一个真
正的、合格的共产主义好战士。
1986年，你患了前列腺癌，只好在家养病。1991年，又患了脑血栓，病魔缠身达十四
年之久，痛苦又在折磨你，幸福的日子没有过多久，苦难的日子却一一都经过了，你世间
的苦都受尽了，而你的灵魂是洁白的，没有留下任何污点，你过去为党为人民做出的贡献
也已被世人所肯定。时间是不能挽回的了，但你问心无愧，你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完全贡献
给了你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你平安宁静地离开人世，死也瞑目了。
永熙！我的亲人！你安息吧！你在世为人类做出的贡献，党没有忘记你，在党的八十
周年诞辰时，北京市举办党史图片展，其中陈列了你的照片；你的生前好友在写文章怀念
你，并为你出版了一本纪念集，你洁白的灵魂在天国享受真正的安乐吧，愿我日后与你同
在天国共享永远的福乐，永远在一起，不再分离。你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也将永久留
在人间，受到人们的敬重！
你的亲人难友 兰芬200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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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十八、政治理论课教研组事件（上）

   前已屡有提及，当年政治理论课教研组是清华“反右运动”中“彻底垮掉”的单位之一。其标志，不只是因为这个单位作为党委的“外围组织”，不但没能在大风大浪中站稳立场，维护乃至卫护“党的利益”（其实他们的出发点恰是为了这一点），反而“背叛”了党，成了全校“反党的急先锋”。教研组的头头脑脑，包括几个教研组的正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全都“堕落成”右派分子，而且“右派”所占比率，也是高得惊人：——四个教研组共有成员40人，初划时竟有16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占总人数的40%。后来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有3人被“挽救”，最后剩下13人，亦占全体成员的32%。其中，“中国革命史”有成员11人，初划5人（包括教研组主任刘弄潮和党支部书记吴万永），后被 “挽救”1人，尚余4人，占总人数的40%；“马列主义基础”共有成员12人：初划4人，后被“挽救”1人，剩3人，占总人数的25%；“政治经济学”共有成员15人：初划5人，后被“挽救”一人，剩4人，约占总人数的27%；“哲学教研组”算上蒋南翔（兼主任）总共只有成员3人，2人被划右派，约占总人数的70%；若除去蒋南翔则为100%！这可能就是后来屡屡只提“三个教研组”，而缄口不提“哲学”的原因之一。
   按照《大事记》所记，政治课教研组在运动中的主要“罪行”如下：
   
       5月18、21两日；政治课教师（在三院教室）开了两次鸣放会。党内外右派分子否定党对政治课的领导，提出什么“教条主义的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经验主义的风吹得人站不住脚。他们反对政治教员做学生思想工作，诬蔑理论联系实际是‘狭隘的实用观点’”说什么“我们教政治理论的人，对政治理论有热爱，如果让他去做别的（如所谓学生工作），而把他学理论的路堵死，那他就会感到比地主被夺去了土地还痛心”。
       5月26日：上午，政治课教师在工字厅东厅开第三次鸣放会，攻击党委有“宗派主义”。
       5月30日：政治课教研组（在教研组资料室）开第四次鸣放会向党进攻，会上有14人举手表示辞职要挟党委。右派分子贺宝晏以“党委没有决心放”来煽动群众。右派分子张春辉甚至说：“要放到肃反对象不老实了才算放透。”
       6月1日：政治课教研组在新水利馆西墙贴出大字报《评领导态度》、《质问阮铭》等。
       ……
   1957年6月1日，第189期《新清华》以《要求党委根据政治理论课的特点进行工作——记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的两次座谈会》（以下简称《两次座谈会》）为题报道了上述两次座谈会的情况，起语气和“导向”则迥然异趣。例如朱声绂副教授（政治经济学教研组副主任）的发言时这样记录的：
       朱声绂副教授说：“我觉得几年来教条主义的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从领导到学生总觉得政治理论教育是严重的教条主义，但是领导对什么是教条主义？有何表现？由何因素造成的？从未加以分析，就扣教员是教条主义。实际上教条主义形成原因不完全是教员，有很多客观因素。首先是资料问题，这几年在科学界上为什么政治经济学鸣得最差，原因是经济资料保密，搞经济的人只能搬概念。例如最近我看到了一份世界各国的生活指数材料以后，就促使我们去研究问题。如果材料保密，我们不知道，而同学又提出实际问题，怎么（能）不教条地解答呢？其次，学术界还没跟上实际的发展，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还未形成科学，要求我们来解决这个大问题是不可能的。同学们不清楚这些原因就不能谅解了。另外，我们工业大学的政治教员常被人们遗忘。业务部门只与某些学校有联系，我们头脑就因此闭塞了。从领导到学生都没考虑这些因素，也没来分析指明我们教条主义究竟在哪里，而只是施加压力。这种气氛使人抬不起头来，我对这顶大帽子真痛有所感。
       第二个问题是经验主义的风吹得站不住脚。党委有经验主义，用搞青年运动的方法来对待政治理论，我认为有坏处，好像提高同学政治觉悟就只要在思想意识上，而对国家经济生活同学可以不太关心似的，一阵风来就刮一阵，使同学思想处于紧张状态。党委过分强调做所谓学生工作，这工作的范围没有限制，它可包括参加同学各项党团活动、班会活动、个别谈话等。如果上述都要做，这就忽视了政治理论的特点，这就是将党团工作与理论搅在一起炒大锅菜。这样做法，不是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质量，而是把它下降。现在是少讲理论，大讲政策，实际上以政策代替理论，走上了这一步，我们就没有什么力量了。八大文件同学学了，我们还能给同学多少东西？由于这样，使同学感到教员水平有限。波匈事件后，党委领导对政治理论课压力根大，结果教员产生了联系实际庸俗化和简单化。在讲政治经济学里去联系“党能不能领导自然科学”、“大民主小民主”，我看是不能联系好的，讲了就会理论威信下降。目前教研组备课，有同志总要先问：“这一讲解决同学什么问题”，这样让理论随同学思想乱转，把理论讲得支离破碎，例如最近在备“国民收入”的课时，不少教员问要解决同学什么思想。如果不能，就想取消这章，我认为很不对。由于经验主义的风，使我们教研组理论学习空气稀薄。如果像现在讲课，的确教员可以一年不看一本经典著作，只依靠翻翻报纸和思想动态材料就可上讲台了。怪不得同学反映理论不深，解决不了问题，结果把我们本门理论所花的具体劳动都丢了，从而就发生了方向问题。党委对政治理论课教员要求与党团干部的要求混同，我认为是经验主义。是否领导有较狭隘的实用观点，把教员看成为解决一般思想问题的工具？学校领导曾讲过：政治理论课从当前利益讲，是解决同学思想影响，长期任务是帮助同学端正在技术科学上的立场、观点、方法。我认为我们不能做到，只有同学自己提高哲学理论来做。为什么领导这样提，就是没看政治理论教员的特点，只从学校的需要来看。个别党委还怀疑要不要政治理论的教研组，意思是要教员变成政治辅导员，我认为是不对的，现在强调学生工作，作些与教学无关的工作，我认为不经济。他说：“如果一个人对他从事的职业没有味道就培养不出‘乐生要素’来，我们教政治理论的人，对政治理论有热爱，如果让他去做别的，（如所谓学生工作）而把他学理论的路堵死，那他就会感到比地主被夺去了土地还痛心。”
    朱副教授的这段近1500字的发言，不能不谓之批剥入理。但由于赶上了这“反右”的大气候，最终招来了“灭顶之灾”。后来“批斗”时，只抓住其最后一行（总共不到30字）反复引用，真是极尽其“断章取义”之能事。而朱教授所付出的极其沉痛的代价是：“划右戴帽”以后，他“学习理论的路”真正彻底地被“堵死”，这位当年西南联大经济学系的“高材生”，完全失去了“乐生要素”，整天坐在资料室里，只能做些抄抄写写（他的字写得很漂亮）和偶尔翻译点儿小资料（他的英文程度在单位里无人能比）。晚年期间竟自神经错乱，整天自言自语着“我有罪！我有罪！”，最后抑郁而离开人世！
    1958年1月22日，校刊《新清华》发表题为《政治课教研组反右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全体同志一致通过开出右派分子的党籍和团籍》（以下简称《重大胜利》）的文章。其前面有一段是对这个“彻底垮掉”了的单位的总“判语”：
       去年五六月间，黑云笼罩着政治课教研组。党支部背叛了党，整个教研组成了全 校的反党的急先锋。党内外右派分子纷纷出动，在他们操纵下，开过四次群众“鸣放会”，两次党内“鸣放会”和若干次小组会；贴出了六张反党大字报；为党委在校刊上暴露右派的方针而掀起对党委攻击的“新清华事件”；在党支部会上当面对蒋南翔同志进行攻击，他们坚持说共产党有特权，说政治课教研组的党员就有特权，还酝酿在群众大会上斗争蒋南翔同志。他们这一系列活动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1.猛烈攻击党委对整风的领导，污蔑党委根本没有“放”和“改”的决心。2.竭力丑化党委，恶毒地污蔑党委负责干部。3.支持和宣扬校内外的右派言论。这一切的中心内容又是以攻击党委关于政治课的正确的教学方针和党委对于政治理论教研组的领导。他们实质上是要以“空谈理论、鄙视实际、提高个人、反对改造”的资产阶级方针来代替“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的正确方针，并取消党委对于马列主义教学的领导。……
    综合《大事记》和《重大胜利》两篇文字看，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的问题无非是三个方面：一是攻击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针；二是贴大字报和开“鸣放会”向党进攻；三是直接触犯了党委的几位主要领导人——蒋南翔、陈舜尧、艾知生等人的形象和“威信”。所以，在一个一个地罗列政治课“右派分子”的“罪行”时，是有所侧重、有所归纳的：
   ●  张荦群和朱声绂。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张、朱二人都是有副教授职称的教研组副主任，而且都出身于老清华（西南联大）的法学院（一个是社会系，一个是经济系），当年都是“高材生”，在教研组的学术资质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他们的头脑中决然会存在着老清华所一贯奉行的诸如“学术至上”、“民主自由”等。所以，首先把他们“斩”下马来，是很有必要的。关于朱的问题，本文上节已经作了较详的记述；关于张，上述两篇文字就把出“反党大字报”这件事着重地提出来。文章在历数他“在整风开始时就狠命攻击党委是‘宗派主义’、‘不尊重教授’，自己‘有职无权’。在会下召集其他二位主任开会一再散布对党不满”之后，集中写到：
       ……在他指使下，教研组贴出了《评领导态度》、《质问阮铭》等反党大字报。……他这样猖狂进行反党活动是想排除党委对政治课教研组的领导，想自己 成为统领三个教研组的头头，然后去贯彻他的资产阶级教学方针，去“研究”他的资产阶级社会学，以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 ”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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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政治理论课教研组事件（中）

●张CH.H和田F.T：
   张与田是当时组内很令人羡慕的两个人物，他们都具有骄人的共产党员称号；除在组内担任适量的教学任务外，两人还都在党委宣传部内任“宣传干事”，经常在分管“宣传口”的校党委核心成员的直接安排下执行各种任务，如教师时事政治学习之类，煞是光荣。但一旦出了问题，对他们揭露和批判却是毫不留情的。这可能也正是共产党的党性力量所在。《重大胜利》一文写道：
      
       在斗争中大家认清了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张CH.H、田F.T对于这次反党事件的重要影响。早在前年夏天清华党代会期间，他们就阴谋打击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同志，借此攻击党委整个领导。在整风时期，他们参与袁永熙反党宗派活动，对袁永熙推崇备至。张CH.H在校刊工作期间，早在鸣放初期，在右派分子开始向《新清华》进攻时，他就背叛了党的立场，声称要“立功赎罪”，一再抗拒党委关于在报刊上暴露右派分子的方针，辱骂党委是“没有共产党员良心”，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称右派分子是“进步人士”。他还在支部会上恶毒地攻击党委，说清华党委小资产阶级意识很浓，作风很坏，要党委下台，说“不当党委又不是处分，党委应该轮流当。”
       张CH.H出身地主阶级，其家庭早在土地革命时被斗争，两个哥哥……，本人在中学时参加三青团，是活跃分子。田F.T出身于资方代理人，受资产阶级名利影响极深，一贯吹、捧，曾帮助家庭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受到组织批评后心怀不满。他们都是在混入党内后处处感到“受压抑”，“屈才”，经常在下面发牢骚，议论党委，一再掀起反党活动。他们的活动对教研组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对他们的斗争，同志们找到了教研组近年来对党委领导由怀疑而抗拒的重要原因，从而提高觉悟，重新站到党的旗帜下来。
   
   在另一篇“揭露”文字中，把田曾热衷于搞科学研究，从而获得一定的物质报酬也当作“反党罪状”：
      
       ……例如党内右派分子田F.T在本校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上报告了一篇文章，经发表后得了一百元稿费，就热衷“科研”，不安心教学和社会工作，甚至整风期间还要求拿出五分之四时间去搞“科研”。当时找了“东北抗日联军”作为研究题目。……特别严重的是他们所迷恋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旧社会学者的道路。

   在最后“定案”时，他二位都被定为“三类右派” ，即：政治上戴上“右派”帽子（“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经济上降去三级工资；行政上开除公职，留用察看。但他们后来的“结局”却各有不同。田后来“改造”得很好，仕途顺利，据说最后竟上到了某市市长的高位。张后来被安排在校内图书馆做研究工作，还升上了教授（研究员）职称，但心境一直不大舒畅，很早就离开了人世……。
   ●贺B.Y与樊W.CH：
   贺与樊，一个是党员，一个是团员。《重大胜利》一文之所以要把他们二人合在一起做文章，一个重要的原因肯定是因为他们二人在组内的“右派分子”中的“罪行”最为“恶劣”。《重大胜利》文中写道：
       在斗争中大家认清，党内右派分子贺B.Y与团内右派分子樊W.CH是这次反党事件的急先锋。他们在大鸣大放时期勾结起来，最为活跃，活动面最广，攻击党委不遗余力，党委每位书记都被他们骂遍。他们带头张贴大字报，还威胁党支部：“你们如不签名，我就在你办公室门口贴一张大字报”。他们还到处串联，煽动点火，贺 说，“你们有顾虑，已经结婚，有妻有子。我是单身汉，即使坐牢也没有关系”，决心和党周旋到底。他还煽动学生罢免阮铭。樊W.CH一再赞扬反党大字报是“五四精神再现”，“最高级的精神享受”。他还支持“党天下”、“公审胡风”等谬论，并在学生中挑拨，他们根本反对党委的教学方针，说“对中央（方针）我也不同意”，主张取消政治课。
       贺和樊受资产阶级家庭和资产阶级教育影响极深。平时表现一贯落后，迷恋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党与新社会格格不入，工作不好好做，追求生活享受，到处打击别人，闹不团结。贺B.Y混入党内后，因缺点很大受到批评，没能按期转正，产生对党极大不满，到大鸣大放时，他们大肆出动，只要是反党，什么活动都参加，什么言论都支持。这充分暴露他们敌对阶级情绪。
   持公而论，贺与樊是有缺点的。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较浓，有时说起话来比较极端和尖刻，《重大胜利》中所说“平时一贯落后，迷恋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党与新社会格格不入……”等等，所指无非就是这方面的一些事。所谓“党委每位书记都被他们骂遍”，可能是指他们对胡健文章中所指出的所谓“共产党的老干部是‘土包子’，不学无术，既无文化，又不懂科学”一类的流言有某些共鸣。例如笔者就曾听到贺有一次带着明显的讥讽口吻说“我们最好请胡健同志来讲政治经济学！”
   但是为了这些一时的情绪性的“发泄”，他们付出了何等沉痛的代价啊！记得有一次在同方部开樊的斗争会，可能是由于他感到强加于他的某些“材料”或上纲上线不堪承受，就带着明显的绝望口吻说：“你们这样整我会把我毁了的！”这时立刻有一位团干部站起来说：“你说对了，我们就是要毁了你！”
   当然，最糟糕的还是在他们离校以后。在最后“定案”处理时，他们同被定为“二类”注1，即发配到校外去“劳动教养”。在那里，他们每人每月只拿12元生活费，但要没日没夜地干最脏最累的体力活儿。平日里，任何“人民”都可以无缘无故向他们施以“侮辱”——如往身上吐吐沫、踢一拳打一脚等等。后来，他们外出时路经某国使馆门前时，据说只是往里面多看了几眼，被认为是有叛逃嫌疑，于是加以逮捕。颇过了几年牢狱生活。劫后余生，有一次，贺回到学校来，许多当年的老同事都和他见了面，他向我们谈起了那几年的牢狱生活的许多细节，时过境迁，无须再作过多描述，单以“食”和“住”二事为例：特别是“物质困难”那几年，连老百姓都饿肚皮，何况他们服刑人员。据他讲，有一次，排队出来下地干活儿，在路边发现一只蛤蟆，几个人扑上去捉住就分吃掉了！晚上睡觉，只要躺下，不到天亮，就不敢再爬起来，连大小便也需要想“特殊办法”解决。因为只要离开原位，就甭想再躺下，人太多，像“冻鱼”一样，一个紧挨一个地“码”着睡，爬起来就挤不进去了！
           注1当时在清华（可能在全国也是如此），给“右派”定案时，按照“罪行”
       的大小，”被分成六类，第一类最重，属逮捕法办性质，庶民社的孙宝琮、物理教
       研组的徐璋本等应该即属此类；第二类次之，属“劳动教养类”，政治课的贺与樊
       即属此类；第三类为“开除公职留用察看”，工资降三级（“改正”后迄未补
       发）。政治课有三人属此类，张与田是其中之二，另一位担其荣幸者就是笔者。
   
   ●接着就是党支部书记吴W.Y。《重大胜利》说：

   在斗争中大家也认清了，吴W.Y作为原党支部书记,在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背叛了党，他在整个反党事件中应负重要的责任。吴W.Y在右派压力之下，竟支持出反党大字报，并在上面签名，他主持几次“鸣放会”，还说“党委不肯改，用鞭子打着他改”注2。他自己在会上，也恶毒地攻击党的教育方针和党委领导。发言认为党对政治课是“外行’，赞成“教授治校”，并附和其他一些右派分子的谬论，甚至把党内的事拿出来讲。吴W.Y堕落成右派分子有其一贯性。自从1956年以来，他个人主义思想滋长，热中追求副博士，对党委方针和领导抗拒，这就很容易使他和其他右派分子结合，又反过来主张教研组错误方向的发展，以致不可收拾，加上受到各方面的影响，终于在整风中叛变了党。
           注2 其实，这话的“发明权”不属于吴，而属于刘G.SH。刘在第四
       次“鸣放会”上激动地说：“党委不改，我们要用鞭子赶着他改！”吴在
       发言中附和说：“我同意G.SH同志的意见……”。这个“G.SH同志”，原
       本也被定为“右派”，后属被“挽救”的3人中的一个。

   ●笔者（黄延复）的“罪行”，有幸被列在党支部书记之后。文章对他的“判词”只举了如下三条：
       在斗争中，同时也揭露了攻击肃反、为“弱者”擦粉、谩骂“共产党员快挟起尾巴来”的右派分子黄延复。
   应该说，在公开“判决”性的文字中，对他的“罪行”只摆了这三条，实在是够笔下留情的了。实际上，在当年的“批斗”会上，人们对他所“揭发”的，远比这要更多、更“严重”。但同样应该说：无论是已摆出的还是没摆出的，虽不能说全是“捕风捉影”，但若说统统是些虚妄不实之词，则不为过！例如，所谓“谩骂共产党挟起尾巴来”，是指他在发言中曾举毛泽东的语录“挟起尾巴做人”以建议共产党人要谦虚做人；所谓“攻击肃反”，是指他在发言中以组内“肃反”时曾出现的现象为例说：“肃反应着眼于从政治上斗倒，而不应该进行人格侮辱（当时在‘肃反运动’中，这种现象严重存在）”。特别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所谓“为弱者擦粉”一条。关于“弱者”问题——这是当年清华反右运动中迄今尚未破案的重要事件。本文后面还将适当谈及。按说，事情已过去整整半个世纪，既然某些“大前提”已不复存在，如果单是为了“洗刷”个人，再去纠缠一些细节，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了。不过从吸取历史教训这一角度出发，对事实加以必要的澄清，还是必要的。今年是“五七风暴”过去整整50年。笔者有意在不久将来，另辟专栏专门记述一些当年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发生过的比较“细碎”、但颇具历史价值的情事。为节省篇幅，这里姑且从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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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政治理论课教研组事件（下）

●刘弄潮：
在政治理论课教研组事件中，有一个颇值得专门记一记人物，这就是刘弄潮。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他当年在处理时，没被列入《重大胜利》等文章之中，而是被专文单独处理的。1958年2月26日的《新清华》刊登了《刘弄潮原来是混入党内的个人野心家》（以下简称《野心家》）一文，这就是对他的一纸“判决书”。开始一段是这样写的：
       去年整风大鸣大放时期，中国革命史教研组主任、党内右派分子刘
   弄潮与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的党内外右派分子一道猖狂地进行了反党活动。
   刘弄潮怀着长期以来不可告人的卑劣目的参加党的整风运动，在尖锐的阶
   级斗争中暴露出他的反动本质。
   接着，文章分成如下的几个部分对他进行“揭露”：1）攻击党对整风的领导；2）把一切锋芒指向党；3）一个严重的个人主义野心家；4）反动的历史根源。但大抵属空泛之谈，局外人从中并体会不出他究竟有多大可恶的“罪行”例如：
       攻击党对整风运动的领导：整风运动一开始，他攻击党委对整风运
   动的正确领导。他向群众散布，为了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
   义，“对领导可以和应该狂风暴雨”，极力称赞当时的《文汇报》和《光
   明日报》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甚至在高等教育部召开的座谈会后
   对人说：“下次如果文汇报、光明日报记者不在场我就不发言”；污蔑清
   华党委没有“放”的决心；还在校外宣扬：“清华不尊重老教师”，“教
   授很有意见”，“蒋南翔不敢放”；甚至认为是清华党委阻碍了鸣放，对
   党委负责同志指示党支部应当站稳立场，他气势汹汹地诬为“私人的拉拉
   扯扯”，断然拒绝。他在外竟丧心病狂地说：“难道不能撤他两个职吗？
   （按指撤掉党委”）由此可见刘弄潮在党整风初期就已背叛党的立场，成
   为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
   但和对待袁永熙一样，在对刘的历史叙述上，同样存在着令人费解之处。当时的清华园，很多人都知道刘是老党员、老干部，曾是共产党派他与李大钊、鲁迅等名人联系的革命者，在《鲁迅全集》中，确能查到“某日刘弄潮来”等字样。所以刘一直受到全校上下的“另眼相看”。《野心家》文中也说：
       事实证明，党委过去是尊重他的，他是清华第一个政治理论教研组的
   党员主任；被选为参加北京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清华党代表；当他身体
   不好时，党委和校长等曾亲自慰问，并曾指示减轻教学工作量，照顾他有
   较长时间的休养，……升级提薪也是很快很高的……。
但一旦作了“右派”，马上就是另一种口气：
       刘弄潮不仅有其丑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思想根源，而且
   有其丑恶的反动的历史根源。他自命为“老干部”、“老革命”，曾迷惑
   和欺骗过不少人。刘是1951（！）年加入党的。他在1936（！）年出狱
    后（按应指明是谁家的监狱？为什么入的狱？是怎样出狱的？），就脱离
   了党，长期替国民党工作（！），曾任过国民党成都市政府秘书长和代理
   市长，三青团四川支团候补干事，三青团成都青年夏令营副主任。并向党
   隐瞒了某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关于他的政治历史情况至今还未审查清楚
   （！）。……由此可见，刘弄潮并不是“老革命”“老干部”，而是长期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工作，在革命胜利后怀着严重的个人主义野心而混入
   党内的。入党以后并未根本改变自己个人主义立场，一贯和党貌合神离，
   闹对立，采取两面手法，在整风时期向党进攻。尽管他的手法非常隐蔽，
   但终于为群众所识破。他的反党面目彻底暴露了。23月13日在党委机关
   支部扩大会议上，全体党员一致通过开除右派分子刘弄潮的党籍。
   关于刘在运动中的另一些言行，当年校刊上也屡有透露。如早在1957年6月1日的《新清华》上，在《记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的两次座谈会》一文中就报道说：
       刘弄潮同志首先提出工作量注1问题，他批评这是高教部硬搬苏联，
   政治理论教员一人要辅导十几个班，如何吃得消？……清华领导对政治理
   论课表面上重视，实际上不重视。提意见不知提了多少，很多问题没有解
   决。例如在某些同志看来，政治教员好像张三可当，李四也行，什么人都
   可以。这就非常不对。
           注1：这是当年在教学工作中所施行的的一种“按劳付酬”的制度，简单说来
       就是，教师首先要完成自己的“工作日”，在完成自己的工作日以后，所作的工作
       量越多，所得的“额外报酬”就越多。
   刘的晚景孤凄。他原也有一个“温馨”的家庭，妻子比他年轻许多，有两个当时还很年幼的子女。记得当年每有集体活动，组内贴近组织的人们，总像众星捧月一样地簇拥着他们一家人。运动以后，顿然“门前冷落”。笔者原本是属于无缘与他接近的一类人，即便戴帽以后也是如此。可是“文革”动乱开始时（其时他被安排在校图书馆工作，孤身一人住在明斋二楼的一间向阴的斗室里），武斗很凶，“牛鬼蛇神”们的“安全”无任何保障。我当时虽然也属“黑五类”，但比同类人的绝大“优越”之处，就是“出身好”，有着“雇农”成分的母亲，一直受到群众的善待。所以比较起来，我家正可做一个“避风港”。有一天他可能预感觉到了什么，突然敲响了我家的门，我开门一看是他，顿然明白了，于是欣然接待（应该是接纳）了他。风险过后，我们仍一直有来往。我发现他有一定的旧学基础，特别是旧体诗词格律方面。后来也同图书馆的几位老人一起，去了鲤鱼洲。我忘记他是那年离开人世的。现在在文中提一提他，也权当是一种祭念吧！
                               （本节完，全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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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物理教研组事件（一）
—— “第一次反党高潮”

   作为另一个“彻底垮掉”的单位，物理教研组事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教研组党支部在“对敌斗争”中的所谓“投降叛变”。1958年2月7日，第  期《新清华》发表《物理教研组党支部是怎样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以下简称《道路》）一文，指明这个教研组党支部“从整风运动一开始就与党外右派分子站在一起向党进行猛烈攻击。是他们第一个向敌人竖起了投降叛变的白旗，把教研组变成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桥头堡。”文章写道：

       5月6日，代理党支部书记董Z.N率领支部委员到右派分子何成钧的家里开支委会，讨论“整风的意义”，何成钧的直接领导下制定了“物理教研组的整风计划”。这就标志着整风运动一开始支委会就明确地投靠了何成钧。……为了准备5月27日斗争蒋校长和陈舜瑶同志的大会，他们采取了出小字报、发动群众签名、访问校长等方式强迫党委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大会前党内还预先作了演习，支部会由董Z.N主持，支委们带头向党进攻，最后并决定第二天党员就像当天那样在群众中带头放。通过这些活动向党委进攻的准备已经成熟了。
   5月27日，右派分子的气焰可以说是达到了高峰。向党进攻的大会是在何成钧的直接控制和掌握下进行的。……于是，何成钧就起来捶胸顿足地作了长篇发言，大叫“我要激发共产党员的良心”，“党员都成了官了”，“毛主席的太阳没有照到清华园”，“蒋校长所讲的皮毛问题是对教师的侮辱，是发气，是压，是宗派主义的理论根据”，“积极分子都是无耻的，对不起中国，对不起人民”，“没有想到今天是这样一个世界”……等等，最后当场质问校长和陈舜瑶同志，要他们承认自己变了质，清华园成了黑暗世界，他说：你们参加革命时可曾想到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这样全场就达到了反党高潮。
   这时支委会的委员们就开始逐个起来带头叛变……。（详见1958年2月7日《新清华》）

   《道路》文中所透露的几项“数据”，实在耐人寻味：在运动中，前支部书记、代支部书记、支部副书记、支部宣委、支部组委、教研组党员秘书,全部“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教研组的教学秘书、科学秘书、实验室主任、工会主席、副主席等重要职位都是（后来的）右派分子担任。就是新提拔的五个助教教学小组长中，也有四人是右派分子，党支部所挑选的培养对象中有五人是右派分子。总之，在这些本该成为教研组的先锋和骨干的积极力量中，竟没有出现半个在严酷的斗争面前挺身而出捍卫党的路线的左派，党的干部中没有，普通党员中也没有。在这方面，甚至还“不如”政治课教研组。那个单位在反右“胜利结束”后，还涌出了两个“左派”，两个“中左”……；在政治课，运动后的新的党支部，至少在形式上还是由原有人员组织起来的。而物理教研组则否，运动后的新的党支部，不得不一律由从外面派来的党员组成！
   事过五十年，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承认有“往事如烟”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确也有“并不如烟”的一面。应该说，在那次对知识分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运动中，党和人民都是付出这样那样的代价的。人们总应该从这不菲的“学费”中找回一点经验教训！
   在上述那些原党支部全部“垮掉”的人员中，有两个极具典型意义的人：一个是党支部副书记张Z.Y,一个是党支部“原书记”陈G。关于张，《道路》写道：

   这时支委会的委员们，就开始逐个起来带头叛变，支部副书记张Z.Y首先起来做了长篇发言，对党的工作作了系统的攻击，全盘否定党委在52年以来执行的各项方针。说什么党在这个时期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并声称这几年“自己的心情像有一层水银压在上面，十二级大风也吹不动”。

关于陈，文章说：

   原支部书记陈G,扮演一个受尽委屈的角色，流着眼泪说什么“十八岁来清华，是天真纯洁的，以后，才沾染了许多缺点”，并作了歪曲事实的声明：“这不是个别问题，而是整个的问题，如果党不‘改变’，会有更多人被断送。”他还现身说法，说明自己怎样硬灌领导意图，做自己不愿做的事，以证明右派分子所攻击的“秘书专政“完全是事实。这个发言，赢得了右派分子的赞赏。……

   但6月3日第190期《新清华》，曾以较大篇幅报道过2月27日鸣放会的情况，并较详细地摘要刊登了张、陈二人的发言。有些地方显然不是《道路》文章中所说的那个意思。至少给人以“断章取义”之感。如所登张的发言（摘要）如下：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想谈谈自己的心情。入党后，情绪有三个重大的变化。49年到52年我对清华的党组织是满怀热爱的，而从52年到55年心情一直是沉重的。听到何成钧同志说毛主席的阳光没有照到清华园，李恭亮同志说，自己的心情像有一层水银压在上面，水银有12级的大风也吹不动，心情翻不过来。我自己也是有同感的。从56年暑假以来，我是热爱支部的。恢复了以前的感情，可是对党委还不是这样。
   52年清华党组织的群众关系很好，威信很高，52年后气氛就变了。就只见党委高高在上，吃饭也不在一起，很少与群众联系。党中央大家拥护，而对学校党委呢？校长来的时候我们抱了很大的期望，校长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可是后来却威信日降，我觉得主要是没有走群众路线。很多事情表面上是与大家一起做的，但是实质上没有体会群众的心。做工作只听党员汇报，很少找主任开会，何成钧同志跟我说，校长找他谈话就做解释，从来不承认错误。
   52年后党支书是庞xx，后来是余xx管，有高人一等，强迫命令的作风，严重脱离群众。54年的时候巴巴诺夫专家来校，外校派来很多进修教师，这时是教研组的全盛时期。但是内部危机却达到顶点。我当时曾找何东昌谈，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威信很高，群众很少批评我们，学习苏联的成绩也很大，但是我们却蕴藏着极大的危机。我向他分析了当时讲师的心情，团员情况和进修教师的看法，当时对老教师极端不尊重，老教师却怀着极大的情绪在工作。如夏xx同志作悲观的诗，李xx同志离心力很大，他说刚到清华时满怀热情，而现在越教越不想教了。徐亦庄同志是党让他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团内一片黑暗，压制一切，弦已经到了拉得不能再拉的程度了，革命事业会因此断送的。不过当时我对为什么产生这种的原因还分析不够，觉得就是党员作风不好，如刘xx、齐xx、陈x，对老教师太不尊重。
   我曾被党内扣过很多帽子。当时我因为看到华xx德文基础很好，于是我就劝他先把德文念好，于是我被说成不积极学习苏联。53年党内给我鉴定是“立场不稳”，因为在学政治经济学讨论的时候，我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灭亡，为什么资本家们不能协商一下来剥削，以避免危机？过去三反时我觉得对老教师的思想改造所采取的方式不好，结果扣我“思想右倾，立场不稳”。党内教条主义是很严重的，教条主义戴着马列主义的帽子，又是不易识破的。
党内的生活也是死气沉沉，在庞xx作支部书记的时候，有一个党员一年在党的会议上不讲一句话，党内不民主，党外工作就做不好。后来56年暑假，各教研组单独成立支部。我曾在支部会上发言分析工作中主要是：1.宗派主义，不走群众路线；2.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为什么像调整薪金这样的事要由党关起门来搞，连教研组主任都不让知道。群众当时说我们已经到了无人管化（？）的地步，爱怎么搞就怎么搞。三年教学总结，大张旗鼓，花了多少时间，最后却草草收兵，不了了之。搞科学报告会，花了很多时间，硬凑了几个报告，效果很小。当时没有党员报告，陆xx说为什么党员不报告，其实党员三年没念书，怎样做得出来？教研组搞规划都是秘书搞，主任没资格，结果等于废纸。为什么教研组送人出去进修、调工程物理（按应指调人去工程物理系）都是党员，群众没有主人翁感觉，党员忙死。
   每到教研组订计划，庞xx就下来，反正计划定的越大越好。然后教务处就回去交流，其实到了学期末了总完不成，作了习题卡片800张，结果束之高阁（廖xx补充说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整天搞各式各样的总结，群众反映总结没用。我觉得总结是八股文章。……为什么不让教师好好念点书，好好备课。
   公共教研组党员任务重，我以前备课是从晚上七点到夜里二点，第二天早晨就得上课。然而1956年暑假以来，支部工作中的改进并没得到总支、党委的支持。周寿昌（按周当时任公共教研组党总支书记，后亦被划右派）同志说我们右倾，说马列主义就是要向群众里灌。上学期校长讲党课，说一股逆风刮向领导。
   我自己是共产党员，以前也作了很多使别人伤心的事，自已有决心参加这次整风，改正自己的缺点。
   张Z.Y同志讲完后，许多同志热烈鼓掌，有人激动地站起来。何Y.Q喊道：“张Z.Y讲的是真理！”

陈的发言（摘要）如下：

   今天大家提的很多意见是针对我的，我听了这些意见很痛心。整风运动开始时，很多同志提了意见，我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很好检查自己，但我有决心改正，它造成的影响很深，可是我在入党及刚来清华时，是否有这么多缺点呢？我18岁就来到了清华，当时很单纯，很幼稚无知，在大学的时候我做团支部书记，当时群众关系还是好的。
   这次整风我抱了很大希望。但当我与领导上接触的时候，感到从校长起，党委并没有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几次在干部会和党员大会上强调要放得透放得稳。为什么运动一开始就拼命强调放得稳呢？这样是放不开的。何东昌见了我说，放吧，放出来再说。领导上到底重视不重视群众意见？以前是秘书专政，现在我就来谈谈作为一个领导意图的贯彻者的心情。我从52年到55年，一直作教研组秘书，对于我这样一个很幼稚的同志，当然什么都是相信领导的，但是上面开会总是很简单，就只谈灌什么，怎样去和主任谈，三年来工作一直是通过秘书下灌的。这些话是没地方说的，群众不了解你，说你硬灌，领导不体谅你，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学会更好的工作方法呢？校长一再强调党员要有两个肩膀，但怎么让党员政治与业务并重，考虑过没有？我到现在毕业五年了，可是除了我教的普通物理比以前了解多了以外，我没有念过别的书，而群众对党员怎么看呢？“你们自己不念书，专门指挥群众”。我备课时间很少，学生没有意见才怪，但是没有办法。党员是很苦的，得不到大家的赞同，得不到上面的体谅，达不到同学的好感，党委和校长该下来亲自了解了解。人家都说清华会多，我自己每周花二十小时用在社会工作上，五年了，加起来就五六千小时，损失是太大了。去年暑假开了一个党总支委员会，大家都吐了苦水，但是会后自己想还是应检查自己。是不是克服困难的决心不大？是不是党性不强？
   52年曹K.S自杀，当然他自己自绝于党是不对的，但是党委应从中吸取教训，是否也有责任？最近很多学生自杀，而团委书记阮铭在报告时却毫无感情。（何成钧同志补充说，阮铭已经官僚化了！）对钱伟长先生文章的讨论，开始我看不出钱先生文章有问题，后来有一次领导上和我谈起，说这里面有方向问题。我们一再提出希望，具体讨论目前教研组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可是领导上不同意，一定要讨论方向、原则。56年搞12年规划轰轰烈烈一阵，花了多少时间！至今一点用处也没有，花了几百小时，如拿来进修，对国家用处很大。领导上布置一些工作时考虑到究竟有没有什么用处。政治工作一直很多，以前不敢提，怕领导上说是不重视政治工作，今天我怀疑是否有必要。为什么以前到清华来交流教学经验的人很多，而54年以后越来越少了？
   清华培养了我从无知到有知，但是也带给我很多缺点，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将来很多干部会被断送到这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手中。我的很多缺点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的问题。

   古人有“思不出其位”之训，俗语有“家丑不可外扬”之说，共产党毕竟不是资产阶级议会，作为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把这些属于党内生活（且不说“机密”）的问题公然拿到“大听广闻”之中讲述，可能并不完全符合共产主义政党的“纪律”，但无论如何，不应该把这些显然是为了党的“利益”而袒露心胸的忠言坦谏视为敌对，最后把他们推向敌垒并毁其一生。这可能是所谓“反右派斗争运动”最严重的教训之一，也是为什么共产党要“主动”“改正”这一历史性错误的基本原因所在。虽然“改正”得远未彻底！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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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物理教研组事件（二）
—— “第二次反党高潮”

   按照《道路》一文所述，“以原党支部为代表的物理教研组党内外右派分子结成联盟向党进攻”的“第一次反党高潮”——即党支部“叛变、投敌”的过程完成后，紧接着又出现了 “第二次反党高潮”。这个高潮是围绕“拒绝党委暴露右派的方针”开始，而实质上则牵涉到更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据《道路》一文评述，在1954年以前，在教学改革刚开始进行的二、三年中，物理教研组本也是个“朝气蓬勃、欣欣向上的集体。当时巴巴诺夫专家到校，大家学习苏联是积极努力的。也创造了一定的经验。在校内外都作过报告，很受领导和群众的重视。但是一九五五年初，党内外就开始流行这样的说法：‘教学改革到头了，没有可搞的了’，‘再前进，方向不明确了’。但是不是不明确呢？”《道路》回答说：

       不是的，当时学校领导已明确指示继续巩固学习苏联的成绩，深入到每个教学环节，和整个教学过程，提高课程的思想性、科学性和联系实际，并请专家对此作了明确的指示。苏联专家还提出了物理教研组应如何结合工业大学的需要提高业务水平，开展科学研究。但是大家却不愿意按照这个方向去做，他们要按什么方向去做呢？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钱伟长、何成钧等人则在“向科学进军”和“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掩盖下，开始在教研组广泛宣传资产阶级教学、科研路线，抗拒学校作出的正确方向。1956年，国际上刮起了修正主义大风，这时候，钱伟长、何成钧等人更加嚣张了。何成钧把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描写得一团漆黑。这种对社会主义教育路线的抗拒情绪，迅速蔓延到整个教研组，许多年轻教师不愿做教学工作，觉得在工学院校教物理没有前途，一辈子当不了博士，他们不关心当前的教学工作做得怎样，一味要追求那最不结合学校需要，也脱离自己实际水平的抽象的“场论”研究，不少人向往于查文献，找题目，做论文。许多过去苏联专家留下的宝贵经验，都已置之脑后，大批新助教，于1955年暑期到清华以后，不但没有机会跟老教师学习专家留下的教学经验，而且连看也看不见了，所看见的只是大家热心于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尽量想少做工作，多争进修机会。在教研组大家所关心的，已经不是教学质量的高低，而是人人为自己的“副博士”、“大科学家”等“美丽”称号而斗争，于是教学改革的成绩从不巩固到动摇，从动摇到烟消云散了……。

   《道路》一文又说，5月27日的鸣放会开过之后，党内外“右派分子”洋洋得意，“钱伟长、何成钧、等人纷纷议论：‘物理教研组党支部好得很，虚心接受了意见’，打开了局面；而党支委会则积极要向其他支部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要求大家团结一致，矛头指向党委。” 《道路》认为，远在两年前，物理教研组党的领导权就被“资产阶级右派”篡夺了。正是这个时候，共产党（按指物理教研组党支部）本应该正确地引导群众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抵抗资产阶级的影响，可是党支部却在1956年暑假，在一个由支部书记陈G主持的支部大会上讨论通过了一个“反党纲领”，这个纲领的主要内容是：

       1．否定三年来教学改革的成绩，认为教研组过去教学搞多了，今后应保证教师的进修和科研，教学法工作可以少搞或不搞；2.否定党对教学、科研工作的领导，认为教研组里党员干部业务太差，不能领导，今后党支部只能做党务工作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对教研组主任起保证作用。教研组应成立党政工团领导核心，是最高决策机关，由核心成员轮流当主席；3.否定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认为当时许多教师不安心在工业大学做工作，使党委对知识分子没有遵照自觉的规律进行思想改造工作的恶果，教师受压力大，情绪苦闷等等。今后应首先满足每个教师的进修要求，明确每个教师自己的“前途”，才能按照自觉的规律帮助他们进行改造。这个纲领很明确地说明了，党的支部已经不是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而是从思想、组织上保证了何成钧在物理教研组的领导，甚至命令党为他让开道路……。这个纲领经过支部大会通过以后既未向党委请示，也未向党委汇报过，就执行起来了。何成钧经常参加支部会，直接给党团员以指示，在党团员大会上作报告。支部委员会虽然经常被他辱骂，仍然是心服口服，百依百顺。有一次学校指示各教研组研究解决学生负担过重问题，特别提出要注意检查纠正教师只顾科研进修，不管教学质量高低的倾向。何成钧听见了这个指示后，立即拍卓大骂，认为这是“教务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优异表现”。支委会立即附和，在何成钧的策动下，由党支部选委、实验室副主任李G.P起草“上党委会书”，控告教务处教学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和领导作风上的“官僚主义”。这个“控诉书”的内容，概括起来有四句话，“教学改革一塌糊涂，教师没有责任，缺点不可克服，原因在于制度”，实质上是公开在党内反对教学改革，抗拒新的教学制度，保证何成钧的领导。

   如果抛开“政治”等因素，而把这些问题完全纳入“学术争鸣”的范畴，那么何成钧、钱伟长也好，党支部也好，他们的主张就未见得全无道理，特别是不应该给他们扣上政治帽子而毁掉他们的学术前程。
    《道路》一文继续写道：

       他们不但在教学、科研工作中贯彻了资产阶级路线，而且在干部政策上也充分实现了资产阶级组织路线，教研组的教学秘书、实验室主任、工会主席、副主席等重要职位，都是右派分子担任。就是新提拔的五个助教教学小组长中，也有四人是右派分子。党支部挑选的培养对象中，有五人是右派分子。这些都是他们得力的好干部，他们认为“只要业务好，有能力，就应该提拔，发挥积极性，至于政治品质，那是次要的。党支部在这样一个执委会的领导下，逐渐从思想上与党分歧，发展到政治上、组织上与党对立。……1957年初，“全校在清华党委领导下对钱伟长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否定教学改革和学习苏联的文章的讨论（按即通常所说的“百日论战”）中，物理教研组党支部就没有认真贯彻，实质上是消极对抗。他们经常在党的会议上诉苦，埋怨自己政治工作太多，业务成长太慢，党委对自己只使用不培养等等，发展着一种对党不满的对抗情绪。实质上他们已成为一个思想上、组织上脱离了党委领导的独立小王国。”

   最后，《道路》总结出应该从物理教研组事件中所吸取的三点教训：
1， 知识分子党员必须要在阶级斗争实践中自觉地锻炼自己的工人阶级立场，培养工人阶级思想感情，坚持不懈地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否则就不能终身坚持共产主义斗争。文章写道：

       这些党内右派分子，他们中除了个别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外，其他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参加者。入党以后，由于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改造，因此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经不起考验，过不了关。例如张Z.Y入党时，就是为了追求真善美，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而来的。但是到了1953年，党提出知识分子改造，把资本主义大学改造为社会主义大学以后，他的弱点就完全暴露了。首先它对思想改造接受不了，觉得挨了批评就是“受委屈”，“受压抑”，“生活没有兴趣”，对教学改革也有很大抵触，认为要求教师有组织有计划地工作，就是让教师作“奴隶式的劳动”，“剥夺教师工作的兴趣”等等。1956年，国际上吹起了修正主义风浪，他就如鱼得水，感到压抑了三四年的沉重心情又获得了活力，有“死灰复燃”之感。可见张Z.Y等人接受修正主义思想，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主要是环境的影响，应该说主要是由于他自己内在的阶级因素……。

2，必须信任党，信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果在这方面有任何动摇和怀疑，就必然被修正主义思想所腐蚀，甚至发展到反党。文章说：

       物理教研组党内的右派分子所以被修正主义思想所腐蚀，最后发展到反党，除了本身存在资产阶级意识未经改造以外，很重要的，就是动摇了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信任。他们看见教学改革中一些缺点，遇到了一些群众的抵触情绪，就开始对党能否领导科学文教事业发生动摇。在他们心目中，有“文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共产党领导来的高明一些。许多人感到像解放以前那样自由读书，比现在强调有计划有组织的学习工作要优越得多。而党支部对这种情况，不但熟视无睹，反而认为“这个时期我们党的领导加强了，党群关系转好了。”因此他们从内心里同意钱伟长，而对党委存在着对立情绪，由对党不满逐步发展到叛党、反党。经过了反右派斗争，物理教研组的党内右派分子和整个党支部的瓦解叛变已被揭发出来。最近，中共物理化学党支部召开了支部大会，对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最后，大家一致决议将……等六个党内右派分子开除出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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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物理教研组事件（三）
——何成钧

   在物理教研组事件中，有两个“特殊”人物，一是徐璋本教授，一是何成钧副教授。
   从整风一开始，何成钧就表现出可贵的积极性。5月16日，他在有“校行政负责同志”（蒋南翔、陈舜瑶、史国衡、周寿昌等）参加的“公共教研组教授座谈会”上发言时，一开始就说：
       在“5.1”节听到广播说要整风后，很兴奋很感激，兴奋的是如果再来一次像1942年那样规模的整风，党一定会更加强大起来。感激的是党“责己严，责人轻”，清华和有些学校相比，在党群关系方面都比较好些，但希望党委会对自己的要求高些，不要停留在“基本正常”上面。

   就凭这短短的一段话，当年主动邀请人家帮助自己整风的当政者，就没有理由把人家打成敌对而（从政治上）毁掉其一生！ 当然，像绝大多数耿直的“右派”分子一样，何后来的多次发言，确实说了一些令人听起来“不顺耳”的话，但如果不抱成见，而是冷静地听一听，却也听不出其中有什么恶意。例如在上述同一次座谈会上，他说：
       清华的三个主义可说是相当严重的。有一次我对蒋校长说，我对秘书专政很不满意。蒋校长说并无此事。把实事都否认了，我很有意见。我把这意见和钱副校长也谈过，他说我既不做主任，就不必管这事，他自己做教务长时说话还要经吕应中批准。有一次，钱伟长对物理教研组新来的一些助教谈话，但和吕应中谈的并不一样，吕就对他们说，“别听钱先生的，听党员的。”1954年我考试时，发现同学很紧张，有的同学为了要争取全5分，几个晚上都睡不好觉。我对团委书记滕藤说，同学吃安眠药不很好。他回答说，苏联也这样。我听了真凉了半截，这是教条主义。   先进集体曾有过问题，我未发表意见，但是从先进集体的评选过程看来就是最大的官僚主义，因为评选主要是听片面汇报而定的。蒋校长在最近的报告中对干部保护太多了。如系秘书专政这样的事，也全由校长负责，秘书一点也不负责吗？蒋校长工作不深入，光听汇报，难免有严重的片面性。替我作辅导工作的一个助教，我对他很熟悉，他提升讲师时，我虽不反对，但学校为和问也不问我？光听片面汇报的方法不适合工作绪需要。我坚决拥护党的领导，但要改进方法。   有件事我很伤心。有一次，秘书张Z.Y问我一件事，我提了个办法，他说不行。后来这秘书向我布置工作时，却把这件事按我所提的办法来布置给我，原来这是因为专家也和我的意见一致的缘故。张同志是很好的，但他也这样。
   5月25日，第186期《新清华》刊登何成钧写给编辑部的一封信，内容是建议党员起来带头鸣放，虽然所言也不无道理，但容易给人以“越俎”之嫌，应是可说可不说的。而越往后来，他的情绪和语气就愈趋激烈，厄运也就离他愈来愈近了。在著名的“5.27鸣放会”上，他的情绪就一发而不可收。先是就“皮毛”说发了一通“牢骚”：
       何成钧同志说：“我本来不想在整风运动中说话了，因为从制七的大字报上看到蒋校长侮辱了我们，（注：大字报上说校长在19日与制七同学座谈时说，知识分子从前是为旧社会服务的，现在旧阶级消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到这些教授‘现在是吃工人阶级的饭’。）我去找党委谈，想问问到底校长是否这样说的，但艾知生就说校长说了，请你就按大字报写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好了。请问，毛主席的政策报上登的有，陆定一同志的发言在中国青年报上也登了，是否像校长讲的那样？教授吃谁的饭？大概他接连开了几次教授座谈会，没处发气，就到学生中去说。但陈伯达同志是怎样说呢？他在科学院的会上说：这些善良的肯努力工作的非党员的科学家，将来是可以给国家做很多事情的，他们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过去没有机会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许多过去一直是‘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读圣贤书’的，但这些并不怪他们。我们对老科学家的看法，不能简单地以他什么时候自觉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断定他的一切的标准……。（陈伯达的原文）校长怎么能这样讲呢？我本来是抱有很好的愿望的，我原来给党委写了长长的意见书，听到他的说法，气得我把意见书撕得粉碎，这哪里是放，仍然在压，我以后再不发言了……。
    正如《新清华》在报道“5.27”会时所加的附言所说：“何成钧同志越说越激动”，而厄运看来也是注定不可挽回的了！因为其中有些话，一直是被抓住不放而被穷追猛打。尽管他当众申明“解放前我一直是热爱党，偷听延安的广播；……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也是无济于事的了：
       这次教学讨论，我有足够的聪明，《新清华》开始四篇文章一登，我就摸到领导意图了，领导上一布置，就有那么一批无耻积极分子，对不起中国、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无耻的积极分子写文章来贯彻领导意图！我愿意激发在座的共产党员们的良心，看看目前的清华是什么世界！我说毛主席的太阳没有照到清华园，看看现在共产党员都变成官了，我一夜没睡着。我不是吹嘘自己，解放前我一直是热爱党的，偷听延安的广播，可是我没想到今天会是这样一个世界，我当面说他是官僚主义，从最近的揭发也看得出宗派主义很严重。校长对制七讲的话，就是宗派主义的根据和宗派主义的理论基础。可以问问何东昌：1948年12月11日以前清华大学的教授是否为旧社会服务？非党的民主人士是否也都算在内？我看到现在的大字报很难过，没想到当初反美反蒋的大字报贴到我们党的身上来了。我热爱党，我热爱毛主席，从我上大学起就没听见骂共产党的，为什么今天骂起共产党来？现在党委们还满不在乎，稳坐泰山似的说让他们放吧！你们有意见谈好了。我要激发共产党员的良心！”   

   而6月8日（这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事为什么？》）第195期《新清华》发表的某三教授的文章《以理服人，不应谩骂》，实等于在他已命定不可愈合的“创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从6月下旬开始，公共教研组党总支召开了七次大会，批判何成钧。1958年1`月30日，第 期《新清华》在综合报道这7次批判会的文章中，开始一段写道：
       去年6月下旬到9月上旬，公共教研组党总支召开了七次大会，揭发与批判了何成钧的反党言行。何成钧是普通物理教研组的副教授、物理教研组工会部门委员会主席。他在解放前曾经参加过一些反蒋、反美的进步活动，做过当时清华教员联合会的副主席。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一直把他当成进步分子看待，给了他很大的信任。1950年派他去中国科学院作计划处副处长。在此前后又两次送他出国，代表中国青年科学工作者参加世界民主青年联欢节；此外又让他参加土改、三反等运动，帮她改造思想。1954年他因对科学院领导不满，断然离去，回到清华。清华党委和行政负责人找他谈过话，关心他的进步，希望更多地发挥他的作用。但是何成钧却抱着极端狂妄自大、自我中心的资产阶级思想，以怨报德，长期对党不满，拒绝改造思想，一直发展到了这次整风，竟然投靠钱伟长，充当了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
    接着，这篇“例行讨伐”性的文字，把它的“罪行”分成如下几个部分进行概括：1，“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使他对党怀恨在心”；2，“否定教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污蔑教学改革搞糟了”；3，“一贯反对学习苏联”；4，“长期与党敌对，恶意地污蔑党、攻击党”；5， “煽动党员反党，攻跨物理教研组党组织”；6，“与钱伟长勾结一起，策划向党猖狂进攻”；7，“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还继续抗拒运动”。读了本节所有文字后，人本不难想象出该篇文字的大致内容。但其中第2、第3两节，倒是可以从中窥见某些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对高等教育、对学习苏联等的一些观点、理念和心态。兹略引几点如下：
       1953年他回到清华，碰上了教学改革，他对高等教育战线上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完全不能接受。他反对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干部，仍然留恋旧清华的教育。他向学生宣扬：“学习应该凭兴趣，不应该凭政治责任感”，“我过去每学期只抓住一、二门主课学好，其他的可平日不念，只凭会考试，到时候也能拿到80多分”。他反对按照专业培养目标合理地规定课程学时，他说规定学时就是“否认学习有客观规律性”。他完全符合了钱伟长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宣传专业课无用，要求无限制地扩大基础课的学时。他还公开宣传“普通物理学中没有两条道路的斗争，过去或现在物理的教法都是一样。”他把自然科学和教育制度混淆起来，否认从根本上改变教育制度的必要。他极力夸大教学改革的缺点，把教学改革的结果说成一团漆黑，到处散布“现在学生的实验报告不如家庭主妇写的账单”，“现在学生都是大少爷、大小姐，毫无独立工作能力，好比在牛奶中放了糖摆在他们面前，他们都不会搅一搅再吃”、“现在的毕业生到科学院连电炉都不会用”。他甚至对学生说：“你们总是口实，将来要连家信都不会写了。”他的这些言论在师生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何成钧还一贯反对学习苏联。他虽两次到过苏联，并且能够直接阅读《真理报》和苏联原文刊物，但是他却到处给人留下“苏联一片黑暗”的印象。早在科学院工作时期，他就对学习苏联抱着很大反感，他不但不承认苏联专家对中国、对中国专家的帮助，反把学习苏联同发挥中国专家的作用对立起来，认为“党只听苏联专家的话，不听中国专家的话”。他不同意我们应以学习苏联为主，同时吸收一切国家有用的经验，认为这样就是“只学苏联不学英美”。回到清华以后，他对物理教研组的苏联专家极端轻视，时常在背后诽谤专家，后来竟然宣称：“专家来清华是最大的失败。”苏共20次代表大会以后，何成钧抱着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反动观点，更加深了他对苏联的错误看法。他四处奔走，设法寻找美国诬蔑苏联的材料，大肆渲染，四处散布，他把苏联形容成“恐怖”，“黑暗”，“科学界落后”，“哲学界教条”，“社会生活十分紊乱”。何成钧的这些反苏言论，严重地动摇了教研组教师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
   经过“七斗八斗”的“例行程序”以后，何的最后命运是不问而可知的。

   不久前（  月 日）何教授终于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里程而“驾鹤西去”！。在显然是官方撰写的《何成钧先生生平》中，对他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的这段经历一字未提，在简述了他一生的学术状况后，只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何成钧先生一贯热爱祖国。解放前，他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是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朋友。解放初期，他在中科院计划局工作期间，曾参加第一次全国科学工作者会议的筹备工作，为党和国家团结老一辈科学家做出了积极工作，并且多次作为我国科学界代表团成员出国访问。何先生几十年来虽然历经磨难，但始终拥护党的领导，始终拥护社会主义，热爱教育事业。他为人正直，实事求是，关心他人。近年来，何先生身体渐衰，多次住院，但他仍然坚持每天读书看报，关心国家的点滴发展。在他90岁生日的时候，顾秉林校长亲往探望，何先生还表达了“虽多病力衰，仍愿以余生为生我养我的人民做点事情”的愿望，期望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看到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举行。

   何的一生，也许真的可用“大节不亏，晚节善终”八个字来概括？！而他在清华的历史、特别是政治运动史上，应该是一个值得缅怀的人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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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物理教研组事件（四）
——徐璋本

    徐璋本在运动中的作为，不但在清华园，而且在全国也是闻所未闻的奇例！甚至比之于黄万里，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前已提及，他的“向党进攻”竟是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后一个月，即全国的“反右斗争”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情势下开始的。如《大事记》所记：
      7月8日：物理教研组教授徐璋本暴跳出来，公然提出他的政治纲领，要组织“劳动党”，公开征集党员。
    1957年8月7日第217期《新清华》刊登徐璋本关于成立“劳动党”的几份文件。《新清华》所加“编者按”曰：
       编者按：早在整风初期，理论力学教研组教授徐璋本就在座谈会上反对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提出他自己的系统理论。当全国轰轰烈烈展开反对右派斗争时，他进一步提出“劳动党发起宣言”和“发起组织劳动党并向政府登记启事，于7月8日投寄本刊，要求发表。我们对他的理论和纲领是断然不能同意的，但为了使同志们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决定将他发表出来，请大家讨论。
   徐璋本的三个文件分别是：1）《登记启示》；2）《劳动党发起宣言》；3）《谈谈真理和指导思想问题》。这三个文件的详细内容，读者可参阅该期《新清华》，本文因篇幅所限，兹不详录。但为了使读者更具体的了解当年的“反右运动”的“深刻”性，复杂性乃至趣味性，兹摘录有关几点如下：
1）《登记启事》（全文）：
       人类的体力的和脑力的劳动创造了整个人类历史，也就是创造了人类特有的生产工具和知识宝库，和地球上一切其他生物区别开来。   生产工具和知识宝库的不断积累和扩大，同时也创造了艺术、文学、音乐、绘画和人类整个文化。在人类历史中，每个时期和地区的政治和文化，都是以往历史的结果和反映，同时也包含着以后演变的因素。一切因素都建筑在人类的劳动果实上。
        由于人类仍然是地球上的一种生物，生物的生存欲望和本能是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基础性质的：自私利己和互助利他。自私本能的过分发展和没有限制，便是人类社会中一切剥削现象和制度的最后根源，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向着理想的共产主义永无止境地迈进途中，限制自私利己的本能和发展互助利他的本能，便将是人类道德和法律不断改进和厘定的最高标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形态便是建筑在这个标准上面的。   在中国今天经由共产党的领导完成了建国的辉煌工作后，我们需要有一个执政党随时随事坚持理想和真理、合乎最高道德标准的诤友及和平竞赛者，来刺激社会和人类的进步。这就是个人不揣愚陋、不自量力呼吁发起组织一个向人民公开全部活动的劳动党，并向政府申请登记备案的启事。
2）发起宣言（摘录）：
       为着实现人类劳动的神圣价值；为着使劳动果实不带来剥削和被剥削现象；为着使人类劳动所产生的生产工具和知识宝库获得最广泛最公平最有效的使用；为这使这些劳动果实不受人类两种生物矛盾本能——利己和利他，爱和恨，——的支配，继续在前进的社会中产生矛盾；为着促进人类的相互了解及和平共处；为着使人类社会向着共同理想的大同公有公享社会顺利地和平地迈进；为着使人类劳动在社会的持久的和平及繁荣中发挥其最高价值；因此发起组织劳动党宣言。（一）党的宗旨——建设没有剥削现象的人类公有公享社会。（二）党的纲领：（略，参见该期《新清华》）
3）理论：《谈谈真理和指导思想问题》（下略，参见该期《新清华》）
   过多引录他的言论是不恰当的，因为虽然事情已过了将近50个年头，也肯定会招致为他作“反宣传”之嫌。不过我们倒是可以引录当年“官方”为“彻底粉碎”他的言论而发表的一些文字，以帮助读者从中略窥这方面的一些梗概：   1957年8月19日，第218期《新清华》发表题为《理论物理教研组连续开会批判徐璋本反动言行》的文章，第一个大标题是：《在第一次批判会上，徐璋本公然宣称要反对共产党领导，并为反革命辩护》；第二个大标题是：《在第二次批判会上，徐璋本公然为地主辩护，恶毒污蔑马克思主义》。《新清华》为此而配发了评论，全文如下：
       彻底粉碎徐璋本反共反人民的猖狂进攻：正当全校反右派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行遭到全校一致声讨，彻底批判，从而陷入完全孤立的时候，徐璋本却突然暴跳出来，公然打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旗，组织反革命政党——所谓“劳动党”，有理论、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还企图有组织地向党、向人民发动拼死的斗争。   在本刊揭露徐璋本的反共言论以后，引起了全校同志的极大愤慨。理论物理教研组为此召开了三次会，对徐璋本的反动言行进行批判。徐璋本非但毫无悔悟，反而继续发出反共反人民的叫嚣。在会上，他除了继续撒（抛？）出他那从资产阶级腐朽反动的垃圾堆中东拼西凑得来的反动透顶的“理论”——实质上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陈词滥调——以外，又进一步公开为帝国主义、蒋介石、地主、反革命分子辩护，居然说什么“杜勒斯也是为了人民”、“老蒋不代表帝国主义”、“弱者不是反革命”、“地主只是小猫”等谰言，替右派分子叫“屈”，为地主阶级喊“冤”，污蔑五大运动是“妨碍言论自由”，号召地主“不要沉默”，替地主阶级的幽灵招魂。进而污蔑共产党对人民是“独裁”与“剥削”，妄想修改宪法，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公然宣称要反对甚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一片疯狂的叫嚣，与台湾广播、“美国之音”等完全是一个腔调！
       不仅如此，为了实现他的反革命纲领，徐璋本公然明目张胆地积极进行反动活动，他居然狂妄地“动员”共产党员张维、王英杰等教授退出共产党而参加他的“党”，并妄想拉张子高、徐亦庄、王宗淦、童诗白等教授签名支持他的反动宣言。8月4日，他还到王明贞教授家趁几位归国教师李恒德、王明贞等教授在座，又大肆煽动；李恒德副教授走后，徐又企图强拉其他人充当所谓“劳动党”的发起人。并公然向物八学生煽动，要他们不要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不要以政府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要他们起来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并举臂狂呼：“中国青年就是我的青年！”“我就是要争取青年！”甚至见了十几岁的少年儿童也不放过，挑拨煽动地说：“你拥护我还是拥护毛主席？”——完全出乎徐璋本的意料之外，他的这一切疯狂活动，毫无例外地都遭到了严词拒绝与驳斥。但他仍然死不甘心。当大家愤怒斥责他的反共阴谋活动时，他竟大呼：“我的活动是公开的、合法的！”“我不是阴谋，我是阳谋！   阴谋也罢，阳谋也罢，实质都是一回事：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之谋，“阳谋”则更显出猖狂凶恶！人们已经看出，这根本不是徐璋本伪装的“学术性辩论”问题，也根本不是他所谓的“言论、结社自由”的“合法”活动，更不是徐璋本的神经系统中发生了特别故障而发出的不省世事的呓语，而是明目张胆、反动透顶的反革命罪恶言行，是徐璋本所一直否认、我们所坚决奉行的阶级斗争的铁的规律的又一表现，即：反动派是永远不甘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徐璋本作为资产阶级右派中的死硬代表，是不会因我们反右派斗争的胜利而自动鸣金收兵的。相反，他进一步向我们发出了疯狂的挑战。“蜉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利令智昏，徐璋本已到黄河，心还不死，还以为可以从右派队伍中搜罗残兵败将，或者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中找到支持。但是，反动派往往是“为乐观估计所蔽”的。反右派斗争使一切敌视共产党与人民政权的反动分子早已溃不成军，完全孤立，谁敢东山再起，就会被人民的铁拳击得粉碎。反右派斗争又教育了广大的知识分子，人人提高了政治警惕，徐璋本的反动言论休想找得市场。但是全校同志在反右派的伟大的胜利进军中再接再厉，继续战斗，彻底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粉碎右派死硬分子徐璋本的猖狂进攻，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前曾提到，徐璋本是清华当年所划仅有的两个（按：经网友wata指出，不是2个，而是3个，参见wata留言。）“一类右派”之一，是仅有的两个受到逮捕法办的人当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庶民社”的孙宝琮）。据同时代的几位知情人回忆，他被捕后，实际上并未受到特别的虐待，而且还很受“重用”——被安排作一些特殊的技术工作。后被释放出狱，情绪还相当不坏，见到老熟人照样寒暄打招呼，仍旧是一派“书生”气。后病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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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物理教研组事件（五）
——肃反问题及其他

   像全校一样，“肃反”问题也是物理教研组“反右斗争”中的“焦点”问题之一；反过来，物理教研组的“肃反”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代表全校性的此类问题的特点。《道路》写道：
       ……会议开始先由右派分子华Y.Z、应CH.H、廖L.J等人恶毒地控诉肃反，说什么“违反宪法，没有人道，没有人权”，“人像一块面一样任人摆布，连日  本战犯还不如”，“连诈带哄地完成预定指标”……等等，在全场煽动起一股反   党的逆流。
   而1957年6月3日第190期《新清华》报道中所用的文字、语气则同上述报道有所不同，甚至迥异：
       先是华Y.Z同志发言谈到肃反工作问题。他沉痛地说：“我1955年肃反运动中被斗争。我是犯了什么罪要受到这种群众的审判斗争？在斗争的时候我连犯人都不如，他们还可以有辩护人，而我完全没有辩论的自由。说是“说理斗争”，其实完全无理。斗争过程中没有人道，一天斗争到十二点，虽然宪法是肃反前早已订了，而且工会小组也讨论过了，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我却完全失去人权，把喝水的杯子、香烟全拿走了，不能受到人的待遇。我只能忍气吞声。我不愿捏造，因而只好不响，让人家骂。我曾准备跳楼自杀，但我想，要死只需要几秒钟的勇气，而活下去要更大的勇气。我要活下去，看他们是否代表真理，我要看他们究竟把我怎样。肃反后各方面的人都对我冷淡。加薪时，本来给我加了两级，但后来却改成加一级，而和我同时来的张L却加两级。我问陈G，他说我工作没有张L 做的多，同学不欢迎我。……我认为肃反的处理工作不该由党委搞，而应该交法院，因为现在不是我错就是党委错，应由第三方面处理。而且本身是个法律问题。宪法第8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王Y.B同志说：“当时斗华Y.Z是没有理由的。他说北方党比南方的好，就说他分裂党；我不愿意在斗争会上发言，就说我们落后。不管从人类的良心或阶级立场出发，这都是说不通的。胡D.P指定我必须发言，这是不是为了完成上面定的指标，不分青红皂白乱斗？”何成钧同志气愤地说：“舜瑶同志，你当年决心为革命贡献最后一滴血时，有没有想到今天的中国会成为这样一个中国！这就是官僚主义造成的！”
       张M.W同志接着说：“我在肃反的时候是中间分子，我认为肃反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方法上是错误的，这是根据斯大林错误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今天应该重新估计肃反。当时我们班上斗了七八个人，可是一个有问题的也没有，肃反中相当严重的侵犯人权，这种手段是否正当？是否破坏宪法？人就像一块面一样任人摆布，没有说话的自由。我们对日本战犯表现得很仁义，还有辩护人。为什么对一个同志却如此？做人真难啊！我赞成肃清反革命，但这种手段是不好的。社会上应该有法定的指导思想，社会思想一致不见得就好，思想不一致不见得不好，应该让社会露出它本来的面目来。人不应该总是生活在紧张之中，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打定了天下以后就应该转入正常生活，休养生息，历代都是这样的。”
       周B.Y同志说：“肃反中严重损害了基本人权，可能是党员没看过宪法。我建议在整风同时，党员应该学习一下宪法。还有党中央应该把胡风问题交代清楚，我怀疑他们是否反革命。胡风只是指出林默涵、何其芳等人的宗派主义，说明党有宗派主义，现在看来确实是有的。”
       蔡Q.D同志说：“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来谈谈1955年的肃反运动。当时我是被斗争的，我当时与本校一个在当时看来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有联系，所以我觉得可以问问我，问清楚，我没意见。可是后来接着就搞我的思想。我不明白1955年为什么却搞（起）在1950年时的思想来。1950年上海刚刚解放，当时的思想情况大家都可以回想。整个运动中有很多非法行为，我想大家都知道，当时还说对我是思想批判。可是第一，为什么开会时黑板上写着‘斗争蔡Q.D大会’？第二，为什么有两个人总跟着我，这与三反看老虎有何不同？第三，为什么不许我住在自己房间里，而一定要搬到别的房间去住，用意何在？后来开总结大会时只说了华Y.Z没有问题，而一字不提我的事？是我应该斗呢，还是我的问题至今未搞清楚？这两年来我没有一夜能睡好觉，经常很害怕再一次类似的斗争。我的包袱背得很重，然而两年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谈谈”。
       廖L.J同志说，“我是团员，肃反时开积极分子会，我思想糊糊涂涂，刘G.J声色俱厉地指责我，后来我就一直不敢发表与他们不同意见，只能按着标准答案，这很难说是说理斗争。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我认为我在肃反中没有受到教育。”
       应CH.H说：“我当时是积极分子，但我也不赞成，发言并不积极。肃反的方针是对的，应该‘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高等学校是应该肃反的，但是做法不当，预先定指标，然后凑数。这是典型的主观主义。结果哪个单位斗得多，就是那个单位积极性高，警惕性高。因为并没有那么多反革命，就把反动思想也拿来斗。肃反后作报告，总说成绩是基本的，究竟成绩在哪儿？基本在哪儿？清华肃出了多少反革命？”
                                   （本节完，全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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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二十六：电机系事件(上)



如果单从“场面”上看，继政治课、物理教研组之后，当年“斗争最激烈”的单位似乎不应是电机系，例如当时在《新清华》上批判“火力”之猛、所占篇幅之大的单位，至少还有无线电系（我们后面紧接着就要写到这个单位）。但从“党组织被彻底破坏”、和袁永熙关系密切等角度看，电机确实严重于无线电，因为后者的党、团总支的主要成员都“堕落为”右派分子；与此相反，后者（无线电系），尽管教授中被打成“右派者比例特高，但至少党总支书记本人（当然还有其他成员），却是“响当当的左派”！
所谓“电机系事件”的发展过程大致如下：
5月18日，第182期《新清华》头版头条以明显的满意而且略带欢快的语气报道说：

清华园内一片鸣放声，拆墙填沟 开怀畅谈帮助整风，党委会连日邀请党外人士座谈（以上为醒目标题）；从上星期的扩大干部月会以来，清华园“鸣”“放”空气天天在增长。党委会召开的100余位教授座谈会，共分5个组，本周内一般都已开过两次会；还召开了职工、转业军人和政治理论课教员等座谈会。党委书记蒋南翔和副书记刘冰、胡健、陈舜瑶等同志都负责召集了这些座谈会，直接听取党外同志们的批评意见，并表示恳切希望党外人士积极发表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接着，这期《新清华》还在各版上分别以《学校党派联席会议座谈整风》、《在公共教研组座谈会上》、《在电机系教授座谈会上》、《党员的意见——记土木系教员党支部会》等标题，报道了这几个单位的鸣放情况，其中《在电机系教授座谈会上》报道说，在会上，杨津基、王遵华、黄眉、孙绍先、艾维超、童诗白、宗孔德、章名涛、郑维敏、程式、王宗淦、周华章等教授或副教授先后发了言，态度大都端正，语气大都平和，包括后来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新清华》的编辑还“画龙点睛”地（即摘引个人发言为内容）分别为这些发言归了类，加了小标题。诸如：《清华“放”得慢，“鸣”得“差”》（王遵华）；《工作十分忙乱，好像连副博士也可速成》（黄眉）；《年轻党员要同老教师交朋友，向年长的学习》（孙绍先）；《党群关系很不自然，三反（按指解放初期的那次“三反运动”）连一些好的东西也反掉了》（艾维超）；《为什么不让寄贺年片出国？不让看Life(美国杂志)》（童诗白）；《党应该加强统战工作》（宗孔德）；《对知识分子“信任问题，党应表示态度；在业务上对老教师也要帮助培养》（章名涛）；《教学讨论是铺凤捉影，制造争论》（郑维敏）；《学习是“消化”过程，不止是数量积累》（程式）；《希望直接与苏联建立学术联系》（王宗淦）。
5月22日，第184期《新清华》又以《电机、无线电系教授座谈会上尖锐批评党员宗派主义作风》为题报道说，5月17日晚上，蒋南翔亲自邀请这两个系的教授座谈。会上教授们“着重批评了党员的宗派主义作风”。在这次会上发言的主要是无线电系的各教授，电机系的唐统一副教授、余谦六教授也在会上发了言。唐副教授所谈问题十分具体：他在对“肃反”问题笼统地提出了“有错必纠”的建议后，提出：“某次因考试问题要有暖气，我打电话到教务处，却要我转总务处；总务处又要我转工程科，再找锅炉房，互相推诿，反复好几回……”。余教授的意见如按后来的“标准”衡量，倒是有了某种“味道”，但校刊报道却显然用的是“欣赏”的语气：

电机系余谦六教授在会上用生动的比喻着重谈了党群关系问题。他说党群之

间有墙，这墙是块隔音板或者是绝缘体，我们的话，那边听不到，虽然有时也

有个洞或半导体，可透过一点声音，但太小，他尖锐地提出作‘顺民’呢还是

作‘诤友’？压抑群众，勉强跟随行之，久了也会把你给砸了的。他还就如何

精简会议发表了意见。



但后来，这位著名的“大胡子”教授也是太平无事的。
同日同期《新清华》还在第3版上以通栏标题“大胆的放，大胆的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报道“电机系部分讲师座谈人民内部矛盾”，在会上发言的有康书香、陈嘉端、杨福生、王孝祥、潘隐萱、张仁豫、萧达川、顾廉楚、周以直等。发言主要是围绕“三害”展开的，气氛亦破融洽。可见，直到这时，校园里的“鸣放”空气仍是很和洽的。表明毛泽东“引蛇出洞”的指示还没到达清华园。应该注意的是，这时离毛泽东在党内拟发《事情正在起变化》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星期，之所以还能保持如此和平的氛围，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还没到达只具有中央候补委员身份的蒋南翔这一级，至少还没扩展到清华党委的主要成员；另一就是包括毛泽东在内，到目前为止还没下定最后决心“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歼之”。
前已述及，在清华，事情真正“起变化”，应该是在5月24日，这天中午，蒋南翔匆匆赶回学校发表广播演说，“鼓励和支持学生用各种方式大鸣大放……”，《大事记》记述说：

5月24日：上午，党委常委会决定发动学生鸣放；团委常委会讨论如何动员

学生鸣放。……中午，蒋校长在广播中讲话，鼓励和支持学生用各种方式大鸣

大放，如大字报、辩论会、自由论坛、演讲、访问教授等。他还指出，共产党

员和共青团员们可以同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主动积极地参加鸣放。团委副书记

张慕葏代表团委会，学生会主席谭浩强代表学生会，也在广播中讲话，号召同

学帮助党整风……。



这才应该真正是在园内施行“阳谋”和“引蛇出洞”的开始。
但是确如所说，事情真正地起了变化。这时，包括电机系在内的清华园“鸣放”形势，确在向“纵深”或曰“复杂化”发展起来，以电机系为例，据《大事记》记述：
5月24日：（以电机系学生孙B-C为首的）“庶民社”贴出（全校）第一张大字报（内容已见前《庶民社》条目）；
同日：（具有党总支委员、团总支书记身份的）刘ZH_Y贴出大字报“攻击肃反和党的领导”（转引《大事记》用语，下同）。
同日：参加了上午党委常委会的“党内右派分子”（按应指以党委常委身份联系电机系工作的袁永熙）“将常委会内容泄露给右派分子，并贴出大字报加以歪曲，说：‘党委开会到最后一分钟还在争论要不要鸣放’”；
5月25日：电机系学生马W-Q化名马琦在二号楼西边门口贴出小字报《还政于民》（内容见后）；
同日，孙B-C贴出《神、鬼、人》(内容已见前)。马琦又贴出《续还政于民》（内容见后）。
5月29日，电机系研究生韦D-G化名罗兰在新水利馆西边墙上贴出大字报《维护人权》（内容见后），《大事记》说它“诽谤我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叫嚣什么‘法制’、‘人权’，为反革命的胡风分子翻案”；
5月30日：“电九学生、肃反时被斗对象金M-Y在自由论坛上发言“控诉肃反”。电机系团总支书记刘ZH-Y上台检讨他在肃反时所犯的“错误……”。（详见后文）；
同日，韦D-G在新水利馆西门前贴出大字报《公审胡风》（内容见后），机械系助教中J-Y化名“S"C”贴出小字报《为历史辩护》（内容见后），用“弹性背心”、“黑脚印”、“以蓝色手段达到红色目的”等理论反驳之。后二人被认为是“一唱一和恶毒攻击共产党”。（详见后文）
6月7日，文ZH-L代表自九党小组支持冯G-J说：“党员没被斗过，不体会被斗者的心情”，说“清华园没有敌人，张慕葏的英雄气概摆得不是时候”。
一直到6月24日，即《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2周后，电七学生刘SH-L还化名“师召”给蒋校长的信，说知识分子是“国宝”，反对批判钱伟长。（见《新清华第100期），引发了一场在《新清华》上对师召的观点展开了的“讨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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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电机系事件（下）



凡是“过来人”，大概很少人不知道：所谓电机系事件的关键问题，是与袁永熙密切相关的。换句话说，当时电机系是由袁永熙直接联系的，而电机系党的领导的主要成员，思想上是与袁永熙直接相通的。这一点，我们前面写袁永熙案的时候，无论是批判发言、党委决议、以及袁本人的检讨等等，都曾不止一次地曾提到过他。诸如：



☉袁永熙负责的电机系党总支，在右派猖狂进攻的时期，党内思想相当混乱，但袁永熙仍然向总支讲“主要是整领导”、“没什么政治性问题”，使总支放松了对右派的斗争，党的队伍也处于瘫痪状态。他曾经别有用心地说：“现在情况很复杂，应当少讲少动，我就是这样，别人就抓不住我什么东西”，“现在要看运动的发展，这样，不管运动左了还是右了，都可以批评别人”。（《党委常委袁永熙堕落成为右派分子》，载1957年7月26日《新清华》）



☉……在他的领导和影响下，党在思想战线上的几个重要阵地——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研组、党委宣传部和校刊《新清华》、以及电机系总支等都陷于瓦解或无力作战状态，许多同志在他的煽动或蛊惑下，犯了严重的错误，陷入反党宗派主义的泥坑。（《党委连续召开扩大会议……全体一致通过开除袁永熙出党》，载1957年9月3日《新清华》）



1957年9月3日，第219期《新清华》刊登了电机系党总支书记吕森在中共清华党委扩大会议上较长的发言，其中说：“为了彻底揭露袁永熙的面貌并有助于检查他对电机工程系及我个人的影响，今将过去一阶段我在会议上及向组织揭发的材料系统地整理并汇报如下”发言共分7个大问题15个小问题，但通篇无非是袁在何时何地和他见了面并对他都说了些什么。用“局外人”的眼光看，并无是么太重要的“实质”问题，无非是例行性的走走过场而已。最近笔者在一个闲散场合用闲散的口吻向一个当年电机系的学生工作干部问起当年的情况，他的总的看法是：“吕森当年并无什么实质性的‘错误’，完全是受了袁永熙的牵连”。

1958年2月26日，第 期《新清华》刊登了电机系党总支关于开除吕森党籍的决议的报道，全文如下：



中共电机系总支自去年七月以来，曾前后举行过多次会议，批判党内右派分子吕森（前电机系党总支书记）。电机系全体教师、学生、又于上月底对吕森错误性质进行大辩论，最后一致认清了他的反动性及危害性。

吕森在整风期间的反党活动，首先表现在篡改党的整风方针。吕森抹杀大是大非的标准，向党员干部布置说：“放就是好，谁给党提的意见多，谁的贡献就最大，谁就是好党员”。他一再强调，“要把压力引向党委，减轻基层压力，争取主动”；他还说：“群众压力不大，最大的压力来自党员”。当时吕森是了解党委关于整风运动的方针的，但是他却一方面在党总支委员会内明目张胆地拒绝执行党委指示，一方面在党员中以“最体会中央整风方针”自居，污蔑党委“没有整风决心”，鼓动党员带头出大字报攻击党委。在吕森的投降主义思想指导下，以右派分子刘ZH-Y、顾Y-CH为首的党团干部纷纷向敌人投降，电机系党组织陷于瘫痪，成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据点。

吕森在整风期间制造流言蜚语，四处散布，攻击党委。他在学生干部会上说：“党委常委会讨论大字报问题争论很久，直到最后一分钟党委无整风决心”（事实上党委常委会是一致同意贴大字报的）。又如在另一次干部会上说党委不体会“群众”情绪，躲在屋子里，不到群众中去，在党委中只有他和郭道晖是最体会“群众情绪”的。在吕森煽动之下，电机系的多数党员一度陷于严重的思想混乱，对党委失去信任。

吕森在右派向党进攻期间与党外右派分子配合，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右派分子将王遵华同志担任电器教研组主任污蔑为党的“宗派主义”，去向校长“请愿”，校长明确表示“没有宗派主义”，吕森在另一场合却说“宗派主义是可以检查的”，并且一再要王遵华同志到群众中去检讨。又如刘ZH-Y上自由论坛向右派投向叛党后，吕森不同意党委对刘ZH-Y叛变行为的严正谴责，反而说“要全面看刘ZH-Y的发言”，“刘是措词不当，但联系了群众”。

整风期间吕森参加了右派分子袁永熙阴谋瓦解党委领导核心的宗派性活动。吕森认为袁永熙最“体会”中央方针，最有远见，听信袁所捏造的许多流言蜚语并加以传布。以损害党中央及党委威信。

大家还揭露了在反右斗争中吕森放弃反右斗争的领导，迟迟不肯撤换刘ZH-Y、顾Y-CH等右派分子工作，四处摸底，尽力掩盖自己错误，以及将自己罪行上推袁永熙下推刘ZH-Y等大量事实。

吕森之所以堕落成为右派分子，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及思想根源的。吕森出身于剥削阶级，入党后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曾经为党作了些工作，但缺乏自我改造的自觉性，在其灵魂深处保持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政治上表现为修正主义。他否认教学改革中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反对中央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估计，忽视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他在党的建设和干部工作上也一贯重才轻德，忽视对干部政治品质的考查。吕森修正主义思想甚至发展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怀疑、动摇。

吕森在组织上有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倾向，工作中狂妄自大，骄傲自满。这种分散主义倾向，发展到后来，逐渐把电机系党的组织变成与党委分庭抗礼的小独立王国。

电机系的全体同志从讨论吕森问题中取得了深刻教训。这就是必须不断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今后只有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才能充分利用各项有利条件把工作做好。其次必须保持党的组织（特别是领导骨干）的纯洁性。最后必须彻底清算个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不断巩固和加强马列主义的思想阵地。

会上大家认为吕森的检讨比过去有进步，态度较好，希望他在今后能长期不懈地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悔改的决心。

为了纯洁党的队伍，电机系党总支于2月1日召开教员党员大会，一致通过开除吕森的党籍。(本节完，全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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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无线电系三教授（上）
——孟昭英（上）



“无线电系三教授”，指的是当时无线电系的三个“基柱”人物——孟昭英（系主任）、常迥（副系主任）和马世雄（副教授，教研组主任兼实验室主任）。这三个人当年在运动中都是最早被“盯住”的校内著名“大右派”。他们如今都已作古，右派问题也被“改正”，当年整、斗他们最力的人，如今也有的作古，有的或许都已有不同程度的“感晤”。所以这里直呼其名和直举其事，应该是没有什么值得避讳的了。
无线电系三教授，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他们的“带头羊”——系主任孟昭英先生；而所谓“无线电系事件，也从头到尾都是围绕孟昭英的言论和被斗过程展开的。所以，弄清孟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前前后后，无线电系事件的过程、变化和实质便可“水落石出”了。
前已多次提及1957年5月17日晚上蒋南翔邀请电机、无线电系教授开座谈会的事，并曾介绍过《大事记》关于这次座谈会的“摘其所要”的记载:



……孟昭英说：“党的领导是牵导，事无大小，都已由党员开会做出决定，交由秘书布

置传达，我只好同意，盖上我的橡皮图章。常迥说：“今后学校里的关系应当以学术（即业

务）关系为第一，行政关系其次，最后是组织关系。”(《大事记》5月18日）



孟、常二人的确说过这样的话，但那是在上述座谈会上说的。而在此前，孟教授还在党委召集的“学校党派联席会议座谈整风”会上发了言，那次讲话的开头一段是这样说的：

……共产党不会腐化。在刚解放时，有人说共产党不会腐化,当时我有些怀疑,想到历史

上有许多革命力量都是在取得很大胜利以后腐化下去的，太平天国就是如此。一般人都凭他

自己的经验来认识事物。所以我在解放当初也是认为共产党在执政以后就要腐化。但是，后

来一连串的事实改变了我的认识。例如，三反五反时，很快就将全国的风气扭转了，甚至革

命很久的干部也因严重触犯党纪国法而被处以极刑，这给了我很大教育。现在毛主席又提出

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从理论上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警醒，通过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

会大大地推进工作。今天党委会议又召集各民主党派联席会议，很虚心地要求大家给党的领

导提意见，帮助党的整风。这更加使我感到共产党不会腐化。



所以说，孟教授对共产党还是满有感情和信心的。接下去，他还现身说法，谈了他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接受他人批评的一些体会，可能是为了阐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条“戒律”，以鼓励当政者不要“叶公好龙”地害怕和拒绝批评的吧：

从我个人说，三反时，我是有较严重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的，尽管在三反运动中

有些群众对我作了一些不适当的批评，譬如说我“认贼作父”，“想美国人来当总统”等

等，这些话似乎是有些过分，但是它们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也就是说即使他人提的意见不正

确，虚心接受也有好处。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党在运动中给了我十分耐心的、恳切的教育，把

我的那些错误思想改变过来了。这可以说是党给了我再造之恩。现在党自己感到有些缺点，

要求大家来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这表示了党对我们的极大的信任，把我们的觉悟程度给以充

分的估计了。



孟接着谈到他对校内“主要矛盾”的看法，以免在整风中抓错了重点：



毛主席提出了许多人民内部矛盾，但同时又讲到要抓住主要的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

其他矛盾就可迎刃而解。方才刘冰同志也提出了许多学校内部的矛盾。但是，在党群关系上

就发挥不多，而在教师与职工关系上到有例有证，发挥了很多，给人一个印象，似乎主要矛

盾就是教师与职工的矛盾。我个人的看法，学校主要的矛盾是党群之间的矛盾。可能刘冰同

志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对这一点的感性认识似乎太少。刘冰同志也谈到三个主义。而党的

宗派主义和别的宗派主义又不同，不像旧社会的那种以地方、宗族等而结成的宗派主义，为

的是权势。党内形成的宗派主义则不是为了权势，而是在主观愿望上都是为了给人民服务得

更好。虽实质不同，但宗派主义形式则一。以后我还将在这方面给多提些具体的意见。刘冰

同志还提到如何放的问题，他说要首先揭发矛盾，这很对。但是如何揭发呢？如果我们只是

空空洞洞地在原则上、理论上大谈畅所欲言，说大家都是学校的主人，而实际上下面的群众

仍然什么都不说，这就有问题了。我想，三反时的一些做法是值得袭用的。当初一些洗澡过

关的人都不是首先让大家来提意见，而是首先自己做检讨。在这个基础上，大家才来提意

见，帮助他分析、批判等。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解除群众顾虑，所以，最好领导上首

先初步做个检讨，然后大家来提意见。同时，在提意见的过程中，也难免片面的意见，领导

上也不必在这时辩论，就正好像三反时作检讨的人遇到类似的情况不必立即起来辩驳一样。

此外，我觉得要放得好，最好先在党内放，具体说，就是先在系的党总支和党员干部和

群众中放一放，然后各民主党派再来提意见。我代表清华九三学社全体社员表示，一定要来

帮助党整风，九三学社的领导一定做些工作来动员社员为党提意见。

我是一个炮仗，以后我还要放。我的炮可能很不正确，不过能放就好了。



这段发言较长，但通篇看不到任何“恶意”，更看不到所谓“想把党整垮”的意图。所以，《新清华》在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中，也是明显带着认同而又略具鼓励的语气的：



清华园内一片“鸣”“放”声，拆墙填沟 开怀畅谈 帮助整风，党委会连日邀请党外人

士座谈。



孟教授在发言中一再提到“刘冰同志”，是因为刘是这次座谈会的主要主持人，他当时对召开这样的座谈会（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也是充满了了希望和信心。《新清华》报道说：



……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说，最近党委会连续开了几次会，研究如何整风，如何贯彻

“放”的方针。今天在这个会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和大家商量一下。……希望民主党派协助

推动整风运动。（刘）也谈到了党的工作中一些错误和缺点，表示恳切希望民主党派的同志

们本着大家都是学校主人（！）的精神，畅所欲言，揭露学校工作中的问题，帮助党委整

风。

如果事情就此结束，那事情的结局无疑将是很“和谐”的。但一方面，当时中国的事情本就总是带有变幻莫测性；另一方面，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蒙在鼓里——此前二日（5月15日），毛泽东早已拟发了《事情正在起变化》，撒下了“阳谋”或“引蛇出洞”的大网，埋伏下事情要向恶性发展的必然性。
当晚，蒋南翔又邀请电机、无线电教授座谈。孟昭英教授（还有常、马二人）又作了发言。要从这次发言中抓辫子或“欲加之罪”，就容易得多了！5月22日第184期《新清华》报道说：



电机、无线电系教授座谈会上，尖锐批评党员宗派主义作风。5月17日，蒋南翔同志邀请

了电机和无线电系教授继续座谈。会上教授们着重批评了党员的宗派主义作风。
领导是“牵导”，当系主任还不如当系参谋。（文中黑一字是原报道的小标题）孟昭英

教授以《略论在学校里的党的领导》为题首先发言。他说：过去的领导是“牵导”，现在再

“牵导”就不合适了。我们学校的领导，事无大小，都已由党员开会做出决定，交由秘书布

置、传达。我拿到面前时，我想虽（既？）然党是正确的，我当然不会有什么意见，只好同

意，盖上我的橡皮图章。如设置计算专业问题，事前我根本不知道，事后别人问起我来我也

只好装作知道。因为这不是我的意见，我对此就会无感情。成立三个新专业，我也不知道。

校长和我直接接触很少，但听说校长为解决一个学生思想问题，一谈谈了三小时话，为什么

又（就？）不能和我谈谈呢？陈舜瑶教务长为什么也不来找我谈谈呢？
为听专家新开的课，吴佑寿同志不再搞“接收”，把党员都调来搞“发送”。这个学法

不对，我和他吵得红了脖子，我说吵到何东昌那里也得吵。常迥教授劝了我。舜瑶、东昌同

志，你们知道这事吗？何不兼听一下呢？事实证明，佑寿他们又回到“接收”来,可佑寿还说

学学“发送”还是有好处，这不过是解嘲罢了。总之，事事都是党组织先布置，却不征求意

见。我想，当个系主任还不如当个系参谋或系咨议，当个参谋，长官还会想到要请他去参谋

一下呢！自此以后，我消极了，我想，现在红色专家少，将来有了，我们就被代替了，反正

是“飞鸟尽，良弓藏！”，自己不如多看点书，这些行政交给你们去办吧！
当然，党不会把我“藏起”来。只因社会进步快，旧的领导方式不合适了。只要改进了

领导方式，群众更热爱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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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风雷（二十九）——无线电系三教授（中）孟昭英（下）

不过，由于这时离《这是为什么？》发表时间尚远，所以不但未出什么“大乱子”。而且5月23日校刊报到时，仍采平和而带肯定语气。第185期《新清华》头版头条：

党委继续邀请党外同志座谈，继续大放大鸣，帮助党委进行整风。党委会宣布本校开始整风运动以来，在全校教师、职工中连日纷纷举行座谈会，揭露学校内部的各项矛盾，揭露学校党的工作中的错误。据不完全的统计：由党委会邀请的全校教授各组座谈会已开了一至三次，部分讲师的座谈会一般已开了一次，另有部分职工转业军人、图书馆、校医室、政治课教研组、体育教研组等单位座谈会已开了一至二次，以上各种座谈会还在陆续举行。目前正按计划召开部分助教、学生等座谈会。此外在各系各单位也以各工会小组结合学习人民内部矛盾向学校基本单位工作提出意见和批评，各党总支、支部、直属党支部、团委会、工会等纷纷召集了党内、党外的各方面座谈会，如无线电系已开了八次各种座谈会，机制系十三次，建筑系五次，动力系十次，土木系十次，工程物理系四次，总务处十五次，对学校工作提出了许多尖锐、中肯的批评，推动了学校党组织的整风运动。
在5月21日晚上蒋校长向全校同学作了报告，说明整风运动的意义、本校目前进展情况、学生如何参加整风运动等各项问题。
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已经提出了许多意见，还仅仅是大放大鸣的开端，可能有不少还不及准备，意见没提完，因此党委认为还必须继续贯彻大放大鸣，彻底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全校形成鸣、放空气；《新清华》每隔一两日即出整风专刊一期，尽可能报道全部座谈会情况，并欢迎同志们为《新清华》撰稿参加鸣、放。党委正在整理印刷召开的各种座谈会的纪录，供下一阶段进行整风的参考，深入检查、讨论，改进各项工作。并结合整风，对能立即改进的工作或缺点马上改进、纠正；需要深入讨论的还将与党内外一起共同研究。在目前阶段主要任务是要继续大力贯彻大放、大鸣，全面推进整风运动。

前面曾多次提到，1957年5月24日，应该是当年清华园“整风反右运动”的最有代表意义的一天，或者说是“转折点”。官方《大事记》这一天的记述也特别多：

5月24日：上午，党委常委会决定发动学生鸣放；团委常委会讨论如何动员学生鸣放。常委会上，袁永熙不摆观点，会后却暗中点火，恶毒地散布说清华党委会违反中央方针和市委指示，“没有放的决心”；宣传某人如何紧张不肯放，某人有个人顾虑等等，以动摇群众对党委领导的信任。
“庶民社”在明斋东头布告栏贴出校园内第一张大字报，假造《新清华》退稿信件，攻击党委压制民主；提出“我们像要喝水一样要求民主”的煽动性口号。
中午，校长蒋南翔在广播中讲话，鼓励和支持学生用各种方式大鸣大放，如大字报、辩论会、自由论坛、讲演、访问教授等。他还指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可以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主动积极地参加鸣放。团委副书记张慕津代表团委会，学生会主席谭浩强代表学生会，也在广播中讲话，号召同学帮助党整风。
学生会在新斋和一、二、三号楼之间建立了“民主墙”，下午“民主墙”上即贴出很多批评学制、攻击阮铭的大字报。
机械系党员章海源等等贴出大字报要求停课鸣放，“抗拒党委‘整风学习两不误’的方针。”
电机系刘倬云等贴出大字报，攻击肃反和党的领导。参加了上午党委常委会的党内右派分子将常委会内容泄露给右派分子，并贴出大字报加以歪曲，说：“常委开会到最后一分钟还在争论要不要鸣放”。
无线电系学生兰成一“学生俱乐部”的名义贴出大字报《共产党员为什么不吭声？”要求“党员带头鸣放。”
下午，党委继续召开学生、教学辅助人员、工人等座谈会。
晚上，蒋校长亲自参加电机、无线电、建筑等系年青讲助座谈会。
进修教师举行座谈会。
基建会举行座谈会。
党委召集工会基层干部及工会部门主席座谈。
学生会召开常委会讨论如何帮助党政风。
下午，机械系热气学生、党内右派分子任同生贴大字报《一个党员的意见》攻击党委“没有鸣放决心”，攻击党的民主集中制，丑化党的干部。

里面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非“局外人”所能洞悉，若想彻底弄清内幕，只有待将来公开档案的一天了，如果这些档案还存在的话。但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这时各方面都在明锣暗鼓地积聚力量，以待一“搏”。
5月25日：毛泽东接见出席青年团“三大”的代表并讲话，他说：“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完全错误的。”后来，习惯上都把毛的这次讲话用作“反击”右派的“有力武器”，而实际上，这段讲话的含义并不是十分明确，可以做这样的解释，也可以做那样的解释，就看当时的实际需要了。
对于孟教授来讲，真正的暴风雨是从7月上旬开始的。7月4日，第206期《新清华》彻底撕破了“面纱”，用将近四个版面刊登批判文章，它们是：
1、由李思问等6人署名的《评孟昭英教授的若干观点》。文章从“谁不说真心话”、“谁‘唯唯诺诺’”、“取而代之”、“‘阶级’和‘道路’”、“党的领导和民主治校”、“党群关系”等六个方面对孟进行全面的“揭发批判”。这六个作者有的笔者略有所知，当时似乎都是无线电系的在校学生，但是看其文章的语气、气势却非同一般。文章较长，不便引录，有兴趣的读者可自寻一读。
2、陈林的《三反肃反前孟昭英说了哪些真心话？》该文是从当年（解放初期）《三反快报》上摘录下来的孟教授在各次“检讨会”上所作的检讨。当年的“三反运动”，也称“忠诚老实运动”，很多知识分子当时“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纷纷向党交心，不惜把灵魂深处、平时对谁也不肯说的最隐蔽的思想、甚至“一闪念”也向党“交”了出来，其中颇不乏自我夸张部分，诸如“……我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正人君子，不盲从，坚持真理，骨头硬的人。这几天我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假面具，露出我这丑恶的一面，在大家面前撤了这个假面具，露出我这丑恶的一面，一付美国的骨头，……使我感到不配做人民的教师，实际连做一个中国人都不够”；“……我看到我那时的无耻，我的没有骨头，我恨不得把我一掌打碎，揉成土末，才解我的恨，……”如今也拿出来凑数，不但不合适，而且不道德！
3、汪国潍的《孟昭英的言论和事实》。该文也是“揭老底”性质的，不过用的是后来曾在清华园“风行”一时的“100例”体，用以揭露孟的另一些“疮疤”，如：

序号 孟昭英的言论 出 处事 实

I党委会究竟是新清华第 （A）欲了解党对孟先生是否信任，须先了孟先生的过去：（1）
不是有“取而 196期参加过国民党；（2）参加过三青团；（3）在伪中央训练团受过
代之的计划？ 训，向蒋介石上书，献剑；（4）和大特务头子徐恩曾有密切关系；
（5）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务人员关系很密切；（6）三反以前一贯公开污蔑苏联，反对抗美援朝，反对土改。
II…… （下略）

4、署名“克”的《孟昭英往何处去？》5、吴佑寿的《孟昭英系主任是否“有职无权”》。 篇幅关系，不便一一引介。乍一看，这些文章有的还相当有“说理性”。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都是些当年通行的“大批判”式的文字，其特点是：1、摘其所要，不及其余；2、语气、势派、乃至逻辑推“理”都是“格式化”的；3、一言堂，具有不容争辩也无法争辩性；4、有些“举例”表面上有根有据，但很多都是牵强的；5、这些文章表面上都有具体作者，但可以肯定，这些作者应该都没有自主权，应该都是经过后面的一只“大手”严格控制的。总之，它们大都经不住时间的检验。个中究竟，用不着对这些文章本身多作分析。只要读一读一些重要人士后来的自我表白或“内疚或歉意”，就可明白了。请看：

◎ 1953年冬我从中共北京市委回到清华来想从事业务工作，就到了孟先生担任主任的无线电工程系，在他的指导下从头开始学习电真空专业知识。一方面自学一些课程，……一方面担任部分教学工作。孟先生是领我进入这个专业的老师。同时我还担任系主任助理，并负责系内党的工作。参加整个系的创建过程。这样就和孟先生朝夕相处，日益熟悉。在1957年夏天以前，整个系的工作蓬勃发展，逐步形成了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开拓创新、严格要求的良好风气。在此期间，1955年孟先生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还参与领导筹备建立中科院电子研究所的工作。他很忙，但精神饱满。就在这个时候，整风开始，由上而下，风云突变，急转为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的群众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所认识不到的扩大化错误就产生了，孟先生和系内一些师生受到不公正对待，孟先生从此开始了20余年的坎坷经历。无线电系的反右派斗争是由我主持执行的，20多年后看这个问题，对系里一些师生由于扩大化而受到的伤害，我不能不感到内疚和歉意。……孟先生比我年长整整20岁，我们在清华共同工作生活了41年有余。回顾这曲折的41年，我真切感到：孟先生是热爱生活的人，是热爱祖国、热爱清华的人，是热爱科学、热爱有志青年的人，是值得敬重值得学习的人。（！）
（李传信：《四十一年的追思——缅怀孟昭英先生》，
载《纪念孟昭英教授百年诞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 今年12月24日是孟昭英院士百岁冥寿。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电子工程系联合召开纪念会，纪念他在无线电电子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特别是他为发展我国电子科学技术教育呕心沥血的精神和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社会进步的高尚品德。1952年以来，我有幸在孟先生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临危受命、迎难而上，勇挑重任，创建无线电系的功绩，感受尤深。孟先生对无线电事业的发展，高瞻远瞩。他受命组建无线电系后，在学科发展布局、教学队伍、教材和实验室建设以及学风等方面，都有明晰的思路，并亲自动手，所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为无线电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纪念孟先生，要学习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和追求社会进步的高尚品德，学习他为发展我国电子科学技术与高等教育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他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严谨治学的工作作风。……
（吴佑寿：《深切缅怀临危受命创建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孟昭英主任》，出处同上）

从这时起，孟教授便成为全校或有关基层单位批斗的对象。仅《大事记》所载的批判会即有（均引《大事记》原文）：

7月5日：晚上，九三学社开大会批判孟昭英。
7月17日：九三学社、无线电系联合开会批判孟昭英右派言行。
8月17日：九三学社清华直射与中共无线电系总支在大礼堂召开批判右派分子孟昭英大会。
……

最后处理时，孟教授被定为“极右”分子*，像钱伟长、黄万里一样，从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降去两级工资。……
* 据孟夫人贺苇女士回忆，1979年“改正”时，“元月2日，李先生来了，说：‘因为你不认罪，划为极右分子，可改可不该。’”

孟教授的苦难，一直持续了20多年，决非“不公正对待”几个字所能容纳的了的。据其后来回忆：

1957年划为“右派”。“文革”又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红卫兵关在四楼上，要钱，搞武斗，把我们同关押的几个人打来打去，打得受不了，我打算逃，把被里被面撕成条，连接起来，一头挂在窗上，拖着布条往下跳，不到三层楼，布条卷住了，摔在地上，腰椎两处骨裂，左腿也骨折了。右派给两个儿子带来了灾难。大儿子宪振，留苏副博士，磁学家，科学院物理所副所长，被贴的大字报是：“大右派孟昭英的儿子，苏修特务，又到伦敦接关系。”去伦敦开世界物理学会，是公派。他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和诬蔑，吃氰化钾死在香山。同样，大右派的儿子宪超，采矿工程师。他说，：“我爸我哥都是搞自然科学的，死的死，伤的伤，我恨生在这个时代”。于是，五天五夜不准睡觉，闭眼就挨一棒，违背自然，终于疯了，说疯话：“毛主席选我作接班人了”。把疯子打成现行反革命，陕西法院判坐五年牢。一个接一个的打击，老伴原本有心脏病，终于顶不住，撒手西归了。……（见《纪念孟昭英教授百年诞辰》第113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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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风雷（二十九）——无线电系三教授（中）

孟昭英（下）（1）



不过，由于这时离《这是为什么？》发表时间尚远，所以不但未出什么“大乱子”。而且 5月23日校刊报到时，仍采平和而带肯定语气。第185期《新清华》头版头条：

党委继续邀请党外同志座谈，继续大放大鸣，帮助党委进行整风。党委会宣布本校开始

整风运动以来，在全校教师、职工中连日纷纷举行座谈会，揭露学校内部的各项矛盾，揭露

学校党的工作中的错误。……对学校工作提出了许多尖锐、中肯的批评，推动了学校党组织

的整风运动。
5月21日晚，蒋校长向全校同学作了报告，说明整风运动的意义、本校目前进展情况、学生如何参加整风运动等各项问题。他说：
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已经提出了许多意见，还仅仅是大放大鸣的开端，可能有不少还

不及准备，意见没提完，因此党委认为还必须继续贯彻大放大鸣，彻底做到知无不言、言无

不尽，在全校形成鸣、放空气；《新清华》每隔一两日即出整风专刊一期，尽可能报道全部

座谈会情况，并欢迎同志们为《新清华》撰稿参加鸣、放。党委正在整理印刷召开的各种座

谈会的纪录，供下一阶段进行整风的参考，深入检查、讨论，改进各项工作。并结合整风，

对能立即改进的工作或缺点马上改进、纠正；需要深入讨论的还将与党内外一起共同研究。

在目前阶段主要任务是要继续大力贯彻大放、大鸣，全面推进整风运动。

前面曾多次提到，1957年5月24日，应该是当年清华园“整风反右运动”的最有代表意义的一天，或者说是“转折点”。官方《大事记》这一天的记述也特别多：诸如：

5月24日：上午，党委常委会决定发动学生鸣放；团委常委会讨论如何动员学生鸣放。常

委会上，袁永熙不摆观点，会后却暗中点火，恶毒地散布说清华党委会违反中央方针和市委

指示，“没有放的决心”；宣传某人如何紧张不肯放，某人有个人顾虑等等，以动摇群众对

党委领导的信任。“庶民社”在明斋东头布告栏贴出校园内第一张大字报，假造《新清华》

退稿信件，攻击党委压制民主；提出“我们像要喝水一样要求民主”的煽动性口号。
中午，校长蒋南翔在广播中讲话，鼓励和支持学生用各种方式大鸣大放，如大字报、辩

论会、自由论坛、讲演、访问教授等。他还指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可以用自己认为最

好的方式主动积极地参加鸣放。团委副书记张慕津代表团委会，学生会主席谭浩强代表学生

会，也在广播中讲话，号召同学帮助党整风。学生会在新斋和一、二、三号楼之间建立了

“民主墙”，下午“民主墙”上即贴出很多批评学制、攻击阮铭的大字报。……党委召集工

会基层干部及工会部门主席座谈。学生会召开常委会讨论如何帮助党整风。
里面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非“局外人”所能洞悉，若想彻底弄清内幕，看来只有待将来公开档案的一天了。但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这时各方面都在明锣暗鼓地积聚力量，以待一“搏”。
5月25日：毛泽东接见出席青年团“三大”的代表并讲话，他说：“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完全错误的。”后来，官方习惯上都把毛的这次讲话用作“反击”右派的“有力武器”，而实际上，这段讲话的含义并不是十分明确，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也可以做那样的解释，就看当时的实际需要了。
对于孟教授来讲，真正的暴风雨是从7月上旬开始的。7月4日，第206期《新清华》彻底撕破了“面纱”，用将近四个版面刊登批判文章，它们是：
1、由李思问等6人署名的《评孟昭英教授的若干观点》。文章从“谁不说真心话”、“谁‘唯唯诺诺’”、“取而代之”、“‘阶级’和‘道路’”、“党的领导和民主治校”、“党群关系”等六个方面对孟进行全面的“揭发批判”。这六个作者有的笔者略有所知，当时似乎都是无线电系的在校学生，但是看其文章的语气、气势却非同一般。文章较长，不便引录，有兴趣的读者可自寻一读。
2、陈林的《三反肃反前孟昭英说了哪些真心话？》该文是从当年（解放初期）《三反快报》上摘录下来的孟教授在各次“检讨会”上所作的检讨。当年的“三反运动”，在知识分子堆里也称“忠诚老实运动”，很多知识分子当时受了“党的政策的感召”纷纷向党交心，不惜把灵魂深处、平时对谁也不肯说的最隐蔽的思想、甚至“思想一闪念”也向党“交”了出来，其中颇不乏自我夸张部分，诸如“……我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正人君子，不盲从，坚持真理，骨头硬的人。这几天我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假面具，露出我这丑恶的一面，在大家面前撤了这个假面具，露出我这丑恶的一面，一付美国的骨头，……使我感到不配做人民的教师，实际连做一个中国人都不够”；“……我看到我那时的无耻，我的没有骨头，我恨不得把我一掌打碎，揉成土末，才解我的恨，……”如今也拿出来凑数，不但不合适，而且不道德！
3、汪国潍的《孟昭英的言论和事实》。该文也是“揭老底”性质的，用的是后来曾在清华园“风行”一时的“100例”体，用以揭露孟的另一些“疮疤”。诸如：过去参加过国民党；（2）参加过三青团；（3）在伪中央训练团受过训，向蒋介石上书，献剑；（4）和大特务头子徐恩曾有密切关系；（5）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务人员关系很密切；（6）三反以前一贯公开污蔑苏联，反对抗美援朝，反对土改等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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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
五七风雷（二十九）——无线电系三教授（中）

孟昭英（下）（2）



4、署名“克”的《孟昭英往何处去？》5、吴佑寿的《孟昭英系主任是否“有职无权”》。篇幅关系，不便一一引介。乍一看，这些文章有的还相当有“说理性”。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都是些当年通行的“大批判”式的文字，其特点是：1、择其所要，不及其余；2、语气、势派、乃至逻辑推“理”都是“模式化”的；3、一言堂，具有不容争辩也无法争辩性；4、有些“举例”表面上有根有据，但很多都是牵强附会的；5、这些文章表面上都有具体作者，但可以肯定，这些“作者”应该都没有自主权，应该都是经过后面的一只“大手”严格控制的。总之，它们大都经不住时间的检验。个中究竟，用不着对这些文章本身多作分析。只要读一读一些重要人士后来的自我表白或“内疚或歉意”，就可明白了。请看：

◎ 1953年冬我从中共北京市委回到清华来想从事业务工作，就到了孟先生担任主任的无

线电工程系，在他的指导下从头开始学习电真空专业知识。一方面自学一些课程，……一方

面担任部分教学工作。孟先生是领我进入这个专业的老师。同时我还担任系主任助理，并负

责系内党的工作。参加整个系的创建过程。这样就和孟先生朝夕相处，日益熟悉。在1957年

夏天以前，整个系的工作蓬勃发展，逐步形成了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开拓创新、严格要求

的良好风气。在此期间，1955年孟先生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还参与领导

筹备建立中科院电子研究所的工作。他很忙，但精神饱满。就在这个时候，整风开始，由上

而下，风云突变，急转为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的群众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所认识

不到的扩大化错误就产生了，孟先生和系内一些师生受到不公正对待，孟先生从此开始了20

余年的坎坷经历。无线电系的反右派斗争是由我主持执行的，20多年后看这个问题，对系里

一些师生由于扩大化而受到的伤害，我不能不感到内疚和歉意。……孟先生比我年长整整20

岁，我们在清华共同工作生活了41年有余。回顾这曲折的41年，我真切感到：孟先生是热爱

生活的人，是热爱祖国、热爱清华的人，是热爱科学、热爱有志青年的人，是值得敬重值得

学习的人。（！）
（李传信：《四十一年的追思——缅怀孟昭英先生》

载《纪念孟昭英教授百年诞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 今年12月24日是孟昭英院士百岁冥寿。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电子工程系联合召开纪念

会，纪念他在无线电电子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特别是他为发展我国电子科学技术教育

呕心沥血的精神和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社会进步的高尚品德。1952年以来，我有幸在

孟先生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临危受命、迎难而上，勇挑重任，创建无线电系的功绩，感受

尤深。孟先生对无线电事业的发展，高瞻远瞩。他受命组建无线电系后，在学科发展布局、

教学队伍、教材和实验室建设以及学风等方面，都有明晰的思路，并亲自动手，做了大量具

体、细致的工作，为无线电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

纪念孟先生，要学习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和追求社会进步的高尚品德，学习他为发展我国

电子科学技术与高等教育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他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严谨治学的工

作作风。……（！）
（吴佑寿：《深切缅怀临危受命创建清华大

学无线电系的 孟昭英主任》，出处同上）



从这时起，孟教授便成为全校或有关基层单位批斗的对象。仅官方《大事记》所载的批判会即有（均引《大事记》原文）：

7月5日：晚上，九三学社开大会批判孟昭英。
7月17日：九三学社、无线电系联合开会批判孟昭英右派言行。
8月17日：九三学社清华支部与中共无线电系总支在大礼堂召开批判右派分子孟

昭英大会。
……

最后处理时，孟教授被定为“极右”分子*，像钱伟长、黄万里一样，从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降去两级工资。……
* 据孟夫人贺苇女士回忆，1979年“改正”时，“元月2日，李先生

来了，说：‘因为你不认罪，划为极右分子，可改可不该。……’”



孟教授的苦难，确实一直持续了20多年，但决非“不公正对待”几个字所能容纳的了的。据其后来回忆：

1957年划为“右派”。“文革”又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红卫兵关在四楼上，要

钱，搞武斗，把我们同关押的几个人打来打去，打得受不了，我打算逃，把被里被面撕成

条，连接起来，一头挂在窗上，拖着布条往下跳，不到三层楼，布条卷住了，摔在地上，腰

椎两处骨裂，左腿也骨折了。右派给两个儿子带来了灾难。大儿子宪振，留苏副博士，磁学

家，科学院物理所副所长，被贴的大字报是：“大右派孟昭英的儿子，苏修特务，又到伦敦

接关系。”去伦敦开世界物理学会，是公派。他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和诬蔑，吃氰化钾死在香

山。同样，大右派的儿子宪超，采矿工程师。他说，：“我爸我哥都是搞自然科学的，死的

死，伤的伤，我恨生在这个时代”。于是，五天五夜不准睡觉，闭眼就挨一棒，违背自然，

终于疯了，说疯话：“毛主席选我作接班人了”。把疯子打成现行反革命，陕西法院判坐五

年牢。一个接一个的打击，老伴原本有心脏病，终于顶不住，撒手西归了。……（见《纪念

孟昭英教授百年诞辰》第113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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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风雷（三十）——无线电系三教授（下）
——常迥与马世雄


常迥与马世雄的故事，与孟昭英大同小异——都是在“帮助党整风”的热情鼓舞下，中了“阳谋”，最后被定为“右派”的；但后来对这二人的“处理”比之于孟却相对较轻。这当然与其本人的“罪行”大小有关，但与其本人的态度关系也很大。据知情人讲，常教授在运动转向时由于表现积极，曾被誉为态度良好，甚至还博得“反右积极分子”的称赞；而且由于态度一贯积极，并于生命的后期（“改正”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常教授的“右派言论”，是从5月17日晚的座谈会上开始的。前已述及，官方《大事记》曾记录说： “（常迥认为）今后学校里的关系应当以学术（即业务）关系为第一，行政关系其次，最后是组织关系”。5月22日第184期《新清华》报道了他这次发言的全文：

……他说党群之间有道墙，虽不是铜墙铁壁，却是篱笆墙，隔篱相望，就是走不到一

块。墙的筑成，主要是党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表现在只信任党员，

不信任非党员，怀疑非党员能否贯彻党的意图。党做工作时，碰到不同意见不是同群众商

量，总是绕弯子，偷偷运出去再说，可是使群众很不愉快。设置某专业时，我有意见，可是

党照样干了再说，要送出去学习的人照样送……。这次钱先生发表文章讨论教学，我写了文

章给一些党员看，他们对此不理不睬，未置一词，其实是对我有意见，只是不去跟我碰，照

样贯彻他党内一套。我提出问题，却不正面对待，等于把我一脚踢开，大大打击了我的积极

性。
党不是在群众中做工作，而是在群众背后监督，评价。这么做很不好，稍一露马脚，就

引起反感。党员就在你背后评论，给你记上“成绩”。我曾想过党小组在开会讨论系行政工

作时，我是否也应当过问。我想他们可能在说常某何以不参加政治学习等等。总之，彼此有

隔阂，就会生怀疑。
近年来科研工作发展，我感到党对党员照顾多，对非党员照顾甚少。这尖锐表现在进修

问题上。党在抓“干净”的东西，却把“脏”东西推出去。
党内宗派主义很浓，和党委没及时教育有关。宗派主义者，可以不参加行政的会，不接

受行政的工作。一次系会，竟等了半小时而仍有十六人未到，催了还不来，他们都是党团

员。他们嘴里都会讲社会主义优越性，却可以不按计划行动。我如要分配工作给党员，未先

经过党组织就行不通，而交给非党员却非常可靠。因此我以后宁肯找非党员办事。
教条主义的表现是帽子多。青年教师对年长教师不尊敬，动不动就给戴上一顶帽子。官

僚主义也是有的。校长很少找系里同志谈业务；这可能是校长自以为不懂业务，谦虚。校长

说，经让小和尚念歪了，责任应由领导负，这本来是好心肠，可是对下面干部保护太多，其

实成了袒护。下面情况不好，和领导的官僚主义有关。常迥同志认为今后学校里关系应当以

学术（业务）关系为第一，行政关系其次，最后是组织关系。可是现在却倒了过来，业务关

系根本没有。党委制应当保留，可是在学校里，它应当以业务为主体。

马副教授的“反党言论”，也是从这次座谈会开始的。同期《新清华》报道说：

马世雄副教授说：我很同意报上丁贵堂所说“有职位，半有权，要负责任”。为什么半

有权呢？因为系里评级，系主任没能过问。我是教研组主任和实验室主任，可是评优良工作

者时没有教师参加决定，光凭党委会决定，会有问题，会使教师有置身于外之感。

马世雄副教授还着重谈到学校对钱伟长先生的文章的讨论，钱先生能提出问题来讨论这个

精神是很好的，但却没有见到有一篇文章肯定他的积极方面，而却听到党员一提就提到“学

苏”、“道路”问题，说是反对学苏，这很妨碍大家讨论。
另外，他还对系内思想工作差，在向科学进军中党员都在副博士问题上带头，是否党员

也应该检查一下背后的思想。

在这次会上发言的还有一位张汉教授。《新清华》是这样报道他发言的内容的：

现在是反洗。会上，无线电系张汉教授还谈到对这次整风运动的感想，他认为过去国内

思想限制很严，目前思想活泼了，过去美国说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用“洗脑筋”的办法，现在

可以让美国记者来看看，我们是在“反洗”了，洗共产党员的脑筋。另外，他认为我们学外

国，最好拿定一个，要么学苏联，要么学英美，反正都可以成功，最怕两边摆，会一事无

成。

按说，张教授的发言的“水准”也不下于前三者，但事实证明，他后来却是平安无事。可能是因为他发言的数量较少，加之，如果把全系仅有的几位教授全打成右派分子，于情于理皆有不恰，故而。总之颇耐人寻味。
1957年6月10日，第196期《新清华》刊登的《无线电系教授座谈会》的报道中，又报道了常、马二教授的发言。前者说：

……党到底怎样做工作，怎样在教育群众？是高高在上。为什么自己在系里的工作轻松

愉快一阵又消极一阵，情绪不稳定。别的系、别的教研组也如此，是一个全校性的问题。

蒋校长来以前还不是如此，当时党是在群众中做工作。三反以后有了一些变化，党员有

了特权，再几次运动以后便鼓励这些特权，党员代表党，党的工作就垮下来了。校长作风有

问题，校长来后党加强了，对全校的工作来说，是削弱了，因为失掉了群众。院系调整以前

没有宗派，院系调整以后党委会加强后就有了宗派，怀疑党委会是不是有取而代之的几年计

划。T……存在这些问题是有原因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话根本不象话。学校党委

领导总的是宗派主义的领导，因为党外教授不好使唤，不听话。……

1957年6月22日，显然是为了开展批判之用，《新清华》重复刊登了一篇综合报道，题为《1957年6月5日晚无线电系教师座谈会……》，其中关于常教授的部分是：

……吴佑寿接着说：“③学校好大喜功，过分相信自己力量，如工程物理系无线电部

分，只有许纯儒同志等几人，那怎么能行呢？”常迥同志插话说，“工程物理系现在这样搞

（按指教学人员很少），真是不好。要我们开课教学大纲我们都不知道。一二年级的共同课

部分教学计划亦不给我们看，我们无法和他们合班。”这时常迥同志气愤地说说：“这样下

去我们就偏不和他们合班。”并且说：“要是我有朋友到学校来，我不会介绍他去工程物理

系教书，因为照这样情况介绍他去就会害了他。”（原附注：事实上在座谈会后常迥同志就

和工程物理系定了合班的共同计划。）
……马世雄同志发言以后，常迥同志接着发言，他说：“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党在

学校里到底是怎样工作的？是怎样在教育群众的？是高高在上呢？还是在群众里做工作呢？

我认为现在是高高在上，为什么自己在系里做工作一阵愉快，一阵消极，情绪很不稳定？这

就是因为党在群众中工作做得不够，我知道其他教研组的同志也有的是这样，这是一个全校

性的问题。三反以前还不是这样子，当时党是在群众中做工作的，三反以后，蒋校长来校以

后，这种情况起了一些变化，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变化呢？我认为是在几次运动当中，党员有

了特权，党员代表党来接待群众，这种特权一直留到平时，党员的这种特权在几次运动里得

到了鼓励，党员就这样高高地在群众之上，脱离了群众，使得学校工作跨下来了。校长到校

以后，校长的做法有问题，党虽然加强了，但因为脱离了群众，全校的工作有些地方是削弱

了！在院系调整以前，学校里是没有宗派的，大家全力以赴。院系调整以后，党委会的工作

加强了，同时也滋长了宗派，怀疑党委是否有‘取而代之’的计划，我认为存在这样的怀疑

是有原因的，最近听到的一些话，使我有了这样地怀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根

本不象话的。在我们学校里，党对党外知识分子是不够重视的，我们系里有一位同志，在系

里收到某党员的另眼看待，对他这也保密，那也保密，可是到了科学院，情况就完全不同

了，得到很大的信任。同时是一个人，就有这样大的区别。
……常迥同志这时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题目：“在建设实验室工作中，我知道的同志对一

些党员有意见，大家可以提出谈谈。”

在6月5日晚的座谈会上，孟昭英先生发言以后，马世雄说接着发言表示完全同意孟的意见。《新清华》报道说：

马世雄副教授接着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孟昭英教授的意见，并说学校搞成现在这样

子，说明党委会过去是怎样领导的。听说有些党员在整风中感到抱屈，这是根本不对的。他

对一些党员根本不满意，解放以来他自己的看法改变很少，有一些改变只是从电影中得到

的，没有一点是从系里的党员来的。对现在那些党委和党员从心里不愿接触，从心里看不

起，很希望距离远一点，这是主要危险所在，也是思想感情问题。
马世雄副教授接着谈到，有一次李传信同志问他最近是不是很愉快开朗。他说开朗，但

没有说为什么开朗，为什么开朗了呢？是因为觉得你们不行，觉得我和你们的意见不对很高

兴。
马世雄副教授对党员老讲师吴佑寿同志作半导体线路的研究很不满意，认为那样的研究

不应该由吴佑寿同志作，而应该由马世雄副教授领导的教研组作，认为吴佑寿同志在进行副

博士论文工作中要检查思想，是否思想不正确，马世雄强调指出这是很值得检查的。
接着他又批评了党员缺乏自己的思想，并认为自己和党员的距离很远，要弥补这一点要

有相当长的时期。

在6月22日，《新清华》重复报道6月5日的发言时，马世雄副教授的部分尤其详细，似乎要有所作为。但后期处理时，在三教授中，对马世雄副教授的处理却是最轻的，据说，既未降他的职，也未降他的工资，很有点像是“无疾而终”。所以，本文关于无线电系的记述，也应该到此结束。 （本节完，全文待续）
benxu


黄老学长，您好！
曾看过您写的清华校史中关于反右的经过和清华“右派”的“言行”。
有一事想向您核实：
数学教研组的李欧教授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有那些材料和文件证实呢？
实在冒昧打扰老先生。因为李欧教授是我所敬重的老师，曾和我们这些学生朝夕相处了较长时间。
BenXu的博客: 棠棣韡韡
2011-8-15  13:19回复(0)

黄延复

Benxu先生：留言看到。所询关于李欧先生资料，记得前些时我曾在清华校刊《新清华》（1957年10月18日2版）上读到一批关于李欧先生“右案”之文字，记得其中一篇是《社评-欢迎李欧先生的检讨》，另一篇便是李自己的“检讨”。因此类文字属于“遵命之作”或“自我上刚”之类，所以一般不会受到我太多的注意。现在我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且事关“敏感问题”，不便由我直接提供。您如有办法，可设法查阅。余不赘。  黄延复 2011.8.17.
http://huangyanfu.blogchina.com/1312211.html

Gowest

告博友
2007-11-20 20:38:04栏目：默认栏目41 0 0
亲爱的博友：前一阵，本人又因身体和电脑相继生病住院，耽误了好长时间未能写博克，十分抱歉!现在身体与电脑都已相继痊可，虽然体力与精力还都不是很理想，但仍将继续写博，特别是只写了大约一半的系列记述文《五七风暴》，除非发生个人力量不可逆转的原因，一定继续完成，不使其半途而废。
   另外，从现在起，本人将开始撰发脑子里酝酿已久的另一种系列忆述性文字——《耋龄忆往》，特此一并敬告众博友，希谅察。   黄延复

此文大概只写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