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乃杰 黄中岩 西安交通大学“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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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学“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历史沿革
——写给迁校45周年

徐乃杰  黄中岩


50年代初期，交通大学在经过了院系调整和思想改造后成为以机电专业为主的工科大学，1952年成立了马列主义教研室，对学生开设了“新民主主义论”政治课。其体系就是以后开设的“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内容，并成立了“新民主主义论”教学小组，隶属于马列主义教研室，由叶志麟任教学小组组长。笔者都是参加这门课教学较早的教师，并亲身经历了这门课在上海和西迁来陕后的教学工作，直至90年代退休。

一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后，交通大学党组织在学校建立了负责全校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机构叫做政教科。其业务与人事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直接管理，同时也受交大党组织领导管辖。1952年交大党委在校内建立马列主义教研室，撤销政教科，委派交大党委委员凌雨轩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1956年随校西迁来陕后，当年在上海曾先后在政教科工作过、尔后随校西迁来陕、现在硕果仅存的有章德安、黄永年(1979年调陕西师大历史系任教授，并任该校唐史研究所所长，曾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张玉璋等。

1952年秋季马列主义教研室开始开设“新民主主义论”课，因为上海市和华东地区尚未出版统一教材，就以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中心教材，并以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辅助教材。因当时学校缺乏讲授这门课的教师，所以交大向学生讲授“新民主主义论”课采用大班作报告的讲授方式。分两个大班上课。一个大班由凌雨轩讲课，吴镇东、马鼎璋、谢天吉、张钟熙任辅导教师。另一个大班聘请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洪军奇讲课，参加这个大班辅导的有叶志麟、黄永年、黄中岩。

黄中岩大学毕业后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分配到交大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政治助教。1953年4月初到交大报到，教研室派黄到洪军奇老师讲课的大班参加辅导工作。

当时“新民主主义论”上大课地点在新文治堂，洪军奇老师每周来校讲课1个上午共4节课。另外课程表上还安排了学生政治自学时间，自学时间学生在自己的小班自学，学习文件、写心得体会笔记、小组讨论提纲或课堂讨论提纲。再下一周各班级学生以小组或班级为单位进行小组讨论或课堂讨论。讨论后仍未解决的问题由辅导教师到小班进行集体辅导。

当时由于没有统一的教材，学生除学习毛主席著作外，按教学计划规定每周讲课内容由教学小组负责资料工作的黄永年从《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学习》杂志选择有关文章，经教研室批准后送印刷厂印刷成活页文选，发给学生人手一册学习。

到了期中和期末，辅导教师要组织学生进行政治学习小结。每个学生要填写政治课教学效果和意见调查表，学生在调查表上填写这个阶段理论学习的成果、思想上的收获、存在的问题、对教师和课程的意见和希望等等，并由辅导教师选择一些学生开座谈会，亲自听取学生的意见和要求。

由于政治课采取了这种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的教学方法，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许多学生迅速成长为又红又专、符合国家各方面急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才。50年代初这批交大毕业生中有不少人留校任教并随校西迁来陕，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西安交大学有专长、饮誉国内的专家教授和知名学者。

1953年秋季教育部决定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即“联共(布)党史”)和“政治经济学”三门政治课。为了解决高校政治课师资问题，教育部加强了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的各门政治课研究班(即马列主义研究班)的培训工作的力度，并从全国应届文科毕业生中选择一批优秀者分配到各高校担任政治课助教。

与此同时，1953年秋季开始，交大马列主义教研室人事方面有一些新的变化：吴镇东调任校团委书记离开了教研室。另外，组织把马鼎璋、张钟熙送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上级还分配了一大批应届大学毕业生徐乃杰、李冰、庄惠祺、周宗湘、杨李炼、孙一飞、吴志霄等来教研室任政治助教；分配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毕业生卢烈英、郭慧秋、陈维新来教研室任政治教师。并且，前一两年交大组织送去人大马列研究班学习的王慧明也学成归来，回到了教研室。这样给马列主义教研室注入了新鲜血液，壮大了师资力量。此后，年年暑假都相继有大学毕业生分配来教研室任助教，1954年有孙育成、顾慈观、周淑玉；1955年有李永棠、张方远、张文瑾、吴新民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毕业生也有分来的，1954年来的陈金贤、余家骏，1955年的王慧芳等等。1954年春节后，凌雨轩被组织选派去北京马列学院学习，交大党委派校长办公室主任傅赤先代理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叶尚思仍任教研室副主任。1956年春节前，经过两年学习，凌雨轩学成归来仍任教研室主任。

1953年秋季学校决定在学校一年级全面开设“中国革命史”课。参加讲课的有郭慧秋、王慧明、叶志麟、黄永年、谢天吉。每个教师每周担任两个大班的讲课任务。参加辅导的有徐乃杰、庄惠祺、李冰、孙一飞等。以后参加这门课程辅导工作的有1954年孙育成、1956年张文瑾、张钟熙等。每个辅导教师要担任6～7小班的辅导工作。当时交大采用了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为教材，当时还成立了隶属于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中国革命史教学小组，由郭慧秋任组长。

1955年学校决定将一、二年级学生全部搬迁到上海火车西站附近的柿子湾原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旧址上课，所以交大西迁前一年的“中国革命史”课是在交大分部讲授的。

二

50年代中期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在全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支援西北开发，决定把上海的交通大学迁到西安。

根据迁校工作的总体安排，担任一、二年级政治课的中国革命史和马列主义基础两个教学小组的教师有的离别年迈的双亲，有的扶老挈雏全家迁移，有的不顾困难孤身西行……他们抛弃了在上海的优越条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奔赴陕西。在马列主义教研室有关教师中，除了3人因照顾爱人需要留在上海外，80%的教师共计20余人，于1956年8月在西站乘上海直达西安的专列火车踏上了西去的征途。

1956年9月，按照教学计划，一年级学生如期在西安上了“中国革命史”课。当时参加讲课的教师有郭慧秋、叶志麟、黄永年和刚从北京马列学院学习归来的张肇民。参加辅导的教师有庄惠祺、张钟熙、张文瑾和刚来交大的高占明、仝有琦等。

中国革命史全体教师和马列主义基础小组教师一样在日常教学、辅导工作中，不仅不断提高讲课质量，深入开展配合教学的各种辅导活动，而且经常下到学生班级和宿舍了解学生西迁以来的出现的生活困难和思想情况，及时反映到学校团委和行政部门以求得妥善解决。

从1957年开始，根据交大西安分党委的要求，全体马列主义教师下到系和学生中去，把党团组织关系转到系，由各系总支和马列主义教研室对政治课教师实行双重领导。有的担任了学生政治辅导员，有的兼任学生党团支部书记，有的担任班主任。许多人把铺盖也搬到了学生区，住在自己联系的重点班的学生宿舍，和学生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师生同在一个饭厅吃饭，课后或傍晚常常看见学生和政治课教师推心置腹娓娓谈心，星期五下午师生一起过党团组织生活或共同参加时事政策学习讨论，夏收期间大家一起去等驾坡、丰峪口或长安县农村参加劳动……政治课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可以说亲密无间、水乳交融。对于同学中的各种问题，如某同学昨天中午在饭厅吃饭为什么少吃一个馒头；某同学在宿舍门前树下看了家中来信后为什么凄然泪下；某同学……，这些情况班级的政治课教师都了如指掌。到系党总支汇报学生政治思想情况时，政治教师可以把一个班组每个学生的政治面貌、思想状况、学习情况、家庭成员、兴趣爱好、文娱特长、恋爱情况等等都能做到对答如流、如数家珍。这时，下班政治教师可以说是学生政治上的老师、生活上的顾问、家庭社会咨询的参谋。对比90年代我校学生中的个别班主任，学生反映只有开学典礼和期终总结时才能见到其倩影的情况，真是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了!

但是，从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开始，整改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反右倾斗争等政治运动连绵不断，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队伍也受到社会浪潮的冲击，有的被错划为右派，离开了队伍；有的被精简支援农业建设，参加体力劳动；有的被下放到中学当教师；有的改行从事行政工作；有的被借调至省、市单位工作；有的孔雀东南飞去了东南沿海各省、市……，校政治课教师人数有所减少。

在政治运动频频不断的情况下，“中国革命史”的系统理论教学被迫停止，而改为由社会主义教育、反修防修、反右倾、“九评”等学习所代替。虽然1963年一度恢复了“中共党史”的教学，但是不到两年，就由于社教运动(四清运动)、陕西省理论工作会议等阶级斗争不断升温，及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生，我校的各门政治课全部中断，“中国革命史”小组也基本上解体。

三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分散在各个系、工厂、农村的政治教师先后回到了马列主义教研室。

黄中岩1956年随校西迁来陕，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被精简下放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接着搞了一段行政工作，“文革”时下放到校动力机械厂劳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知识分子送来了温暖和煦的春风，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黄中岩回到了马列主义教研室，先在资料室搞了一段工作。后来由于“中国革命史”教师缺人，又调回中国革命史教研室担任教学工作。1980年9月初的一天，艳阳高照、秋高气爽，黄中岩在参加了近20年的体力劳动和从事行政工作后重返讲台，再拿粉笔在中心楼3201梯形教室给动力系“0字头”6个小班上课时，不禁热泪盈眶，感慨万千。此后黄中岩一直在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并提升为教授，直至1991年退休。

1981年11月，在1200大教室西侧地处一楼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又搬回行政楼二楼旧址，并升格为社会科学系，由宋雅莼担任第一任社会科学系主任，斯时，凌雨轩已任西安交大党委副书记，原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杨力改任中共社会科学系总支书记、黄茂谦任总支副书记。原马列主义教研室管辖的“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四个教学小组升格为教研室或研究室。中国革命史教研室更名为中共党史教研室，杨九皋、徐乃杰分别任教研室正、副主任。不久，因工作需要杨九皋调任校党委宣传部部长，徐乃杰出任教研室主任，贺伯清任副主任。1983年11月社科系主任两年届期满改选，卢烈英继任系主任直至90年代中期。

70年代末期，陕西省各高校政治课教师严重缺编，由我校马列主义教研室发起，经我校和陕西省高教局同意，从1978～1982年马列主义教研室(社科系)举办政治课师资班，内分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三个专业，共招生60余名。四年毕业后有张晓豪、李秀芳、杜平、朱正威4人留在党史教研室任教师，为党史教研室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此外，先后分配来党史教研室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还有韦林珍、张军、王作权、方大卫、谢俊杰、任培琴、陆卫明等。“文革”前和“文革”中留下的有徐乃杰、杨九皋、黄中岩、熊宇良、李敬谦、张发恩、靳英辉、贺伯清等。80年代中期，党史教研室共有教师十几人。这些教师承担了全校一年级和校成人教育学院全部“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课程的教学工作。

徐乃杰自担任党史教研室主任后，不仅努力把本教研室的教学、科研工作搞好，而且还主动与省内外高校的兄弟教研室以及有关单位密切联系，并协作组织有关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各种业务活动。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交大党史教研室与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党史教研室带头发起，组织一批省内高校党史教师编写出版了陕西省中国革命史统编教材，又与清华大学等8所理工大学合作编写了全国理工大学统编中国革命史教材，并把中国革命史时间上限推前到从1840年鸦片战争讲起，从而丰富了课程内容。

教研室从1979年就开始进行科研活动，进入80年代后，教研室领导主动与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电教馆、全国党史学会、党史人物研究会等单位协作，组织教研室教师或研究生参加有关专题的讨论，承担某些课题的研究和编写任务，计有民国史人物志、全国党史人物传、陕西省近代人物志、陕甘宁革命史、政权建设史、革命根据地研究等。现在，这些研究课题、专题已由承担任务的教研室教师、研究生写成书籍出版发行，对全国和陕西的党史研究做出了贡献。同时，这些科研活动也促进了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教学带科研，科研促教学，互为因果，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

徐乃杰于80年代晋升为教授，并先后被推选为陕西省党史学会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理事、全国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为了在我校社科系(即今人文学院)设立中共党史硕士研究生授予点，徐多方奔走，各处联系，历尽艰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1984年经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正式批准，在我校社科系设立中共党史硕士研究生授予点。这也是西北五省区高校中第一个中共党史硕士研究生授予点。文科专业的硕士生点却首先在理工科大学的西安交大设立，引起了兄弟院校同行的惊奇!至今这个硕士点已培养了18届中共党史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在全国各地，为国家培养高校党史教师和党史研究人员做出了贡献。

至今党史教研室共提升教授9名、副教授5名，并开出了中共党史硕士研究生许多专业课以及大学本科学生有关中国近现代史、世界近代史等选修课，对提高研究生的专业素养和增进我校本科学生社会科学知识面，对实现文理交叉、知识互补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史教研室全体教师共同辛勤劳动的成果。90年代后期社科系改为人文学院，中国革命史课程改为“毛泽东思想概论”与“邓小平理论”，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韶光易逝，岁月如流，时代的列车已经把我们载入了21世纪。距1953年在上海的交大校园第一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课至今已近半个世纪。笔者如今也都已经是古稀老人了，回忆往事，历历在目，犹如昨天。回忆在上海开设“中国革命史”课最盛时期，这个教学集体共有教师10人，当年在上海，从上海迁来西安，直到退休前仍在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的只剩下徐乃杰、黄中岩两人。世事沧桑，令人感叹!

    我们如今已是年老体弱，疾病缠身，所以借迁校45周年征集回忆录之际赶快把这桩事情写出来，也可供校史、档案部门同志参考。谬误之处，敬请指正!

http://archives.xjtu.edu.cn/?p=4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