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为人：《小二黑结婚》悲剧变喜剧

李筱薇

曾任赵树理家乡文化局副局长的刘长安，“循着赵树理的足迹”走访了《小二黑结婚》故事的发生地左权县横岭村，讲述了故事中两个主要角色的原型：


“生活中的岳东至和智英贤是两个悲剧人物。大约在十七岁的时候，父母给岳东至买了个不足十二岁的童养媳。按照地方习俗，不管岳东至满意不满意，都得遵从父母之命，再过几年，等小媳妇长大一点，就该正式完婚。而智英贤更是年幼时就被父亲以二百块大洋的身价，许给祖籍河北（横岭村往东几十里就是河北省的武安和涉县）武安的一户人家，订了‘娃娃亲’。那家男人大她三十多岁，一再催着完婚。两个都被视为已经成家的人还经常在一搭‘鬼混’，这不能不引起恪守乡村道德的乡人们的非议和嫉恨。于是，在村里为所欲为又醋意十足的村干部，将民兵队长活活打死了。而沦为孤雁、万念俱灰的智英贤，由于受不了可怕的世俗眼光和令她生畏的人言，远走他乡，不知所终。”


刘长安说：“《小二黑结婚》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基本符合原型，只是结局做了较大的改动——小二黑没有死，而是最终冲破传统和家庭束缚，与小芹幸福地结合了，使一出乡村爱情悲剧演变成一出理想与现实统一的人间喜剧。”


这是赵树理亲眼目睹的当年农村现实。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发生的地点辽县，是共产党八路军最早的老根据地。后为了纪念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将辽县更名为左权县。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历史尘埃落定，越来越显露出了当年的事实真相。1943年6月5日辽县政府刑庭的判决书，记载了对岳东至和智英贤一案的审理和判决情况：


那夜，横岭村抗日民主政权的村干部们，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党支部书记石洋锁（25岁）、新任村长石银锁（石洋锁亲叔伯兄弟，22岁）、党支部副书记王天宝（22岁）、治安员岳冬至（21岁）、民兵连长史虎山（20岁）、妇联主任智英贤（19岁）。会上，石洋锁传达了上级对敌斗争的布置，安排了春耕生产。另外，由于岳冬至和史虎山，同时喜欢上了年轻俊美的智英贤，但是智英贤的爹早在她幼年时，就将她与祖籍河北武安县的一户人家订了“娃娃亲”。遂将他们告到了石洋锁那里。于是，石洋锁对到会的岳、史、智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他们破坏他人婚姻，败坏了村里的风气。第二天一早，岳冬至的三哥起来给牛喂草，忽见牛棚的横梁上吊着一个人，翻过来一看，竟是自己的弟弟岳冬至。案件发生后，岳冬至的三哥和村支书一起赶到县政府所在地南漳村汇报，县政府派公安局长亲自前去调查。调查中发现，岳冬至的小腹部黑青，显然是遭人陷害。凶手是谁？一时查无实据，那晚的会议就成了惟一的线索。公安局长于是将怀疑对象——王天宝、石洋锁、石银锁和史虎山四人一齐抓回县政府，关了起来。四人异常恐惧，于是，他们商议了一个办法，把责任都推到嫌疑最大的史虎山身上，因为他才16岁，还不到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定年龄。要他承认是他杀了情敌，一人顶罪，解救大家。其他五人对史虎山作出承诺：只要他把打死人的罪顶下来，他家里的事大家都会照应。最终判决“史虎山踢死岳东至，因其未成年，减处有期徒刑5年”，其他人判决一到一年半徒刑。一年之后，县政府以证据不足，年龄太小为由，给他们发了释放证，将四人一并放回了村。回村后，史虎山连气带病，一年后病故。其余三人皆因有了案底，也没再参与村里的工作。直到2005年，他们中的最后一人石银锁故去。  案情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智英贤，因事情闹大，无法在村里待下去，便由父亲送回祖籍，与未婚夫成亲。随后夫妻双双去往东北。如今，这位“小芹”也已去世。这桩无头命案，随着当事人的全部去世，从此沉入历史的枯井深处。直到今天，村里人仍有许多议论：可能冤枉了好人，放跑了真凶。


无论是从村民记忆中的史实，还是最新披露的司法档案，通过赵树理之笔流传甚广的“小二黑”与“小芹”的这起“命案”，从此至终都充满着悲剧意味，丝毫没有一点喜剧的影子。


也许换一个人换一种写法，完全会变成另一幅模样，从中可挖掘出的,是更为深刻更为富有社会内涵的有关“人权”、“法制”的主题。

如今的文学史上，这一血淋淋的现实，成为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结婚》。赵树理对生活中的“悲剧原型”，进行了“艺术典型化”的创作，写成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喜剧结局。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已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娜拉出走”；也不同于鲁迅《伤逝》中的子君、涓生，它删除了“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内容，而“升华”“提炼”或曰“改造”为一个大团圆的喜剧结局。


作为一代理论权威的周扬，在几十年前写成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中，对赵树理改造后的“大团圆”结局做出这样的论断：“作者是在讴歌自由恋爱的胜利吗？不是的！他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力)。讴歌农民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民中开朗、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关重要，讴歌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


这么多的“胜利”只是出自于笔下的虚幻。墨写的谎言毕竟掩饰不了血写的历史。这种观念对现实的“升华”和“改造”，仅仅成为创作方法上“虚饰”和“图解”的败笔。几千年在这块黄土地上的封建文化积淀，是绝不会因政权的骤然更迭而一朝改变。于是回顾这段史实，把周扬的理论剖析和严酷的生活真实对照着读，倒真让人读出了其中的嘲讽意味。

共和国文学史给予《小二黑结婚》极高评价，认为它是“五四”以来，继鲁迅《伤逝》之后最为成功地描写爱情的一部作品。认为，鲁迅笔下的子君、涓生这一对城市知识青年，为了自由结合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归于失败；而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和小芹这一对农村青年，经过顽强的反抗和斗争，最终却赢得了胜利。从这中间，“可以看出中国革命在二十年间所迈出的巨大步伐”。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良而又有些懦弱的民族。这种“大团圆”的喜剧化处理，是一种复杂的民族文化意识的折光反射。这种以道德为核心的价值观与“大团圆心理”，本质上讲是中国人“寰道状”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潜意识的自然流露。其中有着历史文化和现实心理多方面的深层原因。

赵树理的作品中极少哭天抢地的悲剧，多为大团圆的喜剧结局。赵树理是明显地迁就中国农民的审美情趣，表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


赵树理说：“有人说中国人不懂悲剧，我说中国人也许是不懂悲剧，可是外国人也不懂得团圆。假如团圆是中国的规律的话，为什么外国人不来懂懂团圆？我们应该懂得悲剧，我们也应该懂得团圆。”


赵树理还说：“要把《小二黑结婚》写死，我不忍。在抗日战争中解放区的艰苦环境里，要鼓舞人民的斗志，也不应把小二黑写死。”


赵树理下笔有分寸，他以对革命高度负责任的自觉，极力去把握“歌颂与暴露”、“光明面与阴暗面”的度。


“团圆主义”作为封建文艺的一个模式，在二三十年代曾遭到新文学阵营的猛烈抨击。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说：“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这‘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人明知道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写天下的颠倒残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文学。”


胡适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粉饰太平的团圆结局实质是一种“说谎文学”。是对当政者的一种迎合。


按照鲁迅先生的著名论断，对苦难采取喜剧的态度是不负责任的，这甚至会有“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的嫌疑。忘记苦难的民族注定是无可救药的民族。那种大团圆的结局是对苦难的歪曲表述。


鲁迅还说：“喜剧把人生无价值的撕开给人看；悲剧把人生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悲剧比喜剧有着更为深刻的哲学内涵。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陈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