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野之夫 红卫兵的节日——1966年8月18日

Gowest

红卫兵做为文革的产物，40多年来始终是个沉重，而又敏感的话题；是整整一代人（届时在校的五届大学生、初一到高三六届中学生）的心中的痛。反思文革、研究文革史，必须从大、中学生红卫兵运动兴衰着眼。所幸当年的红卫兵始作俑者绝大多数尚在世，笔者做为当年小学生的红卫兵，尝试以手里所掌握的有关资料，加上一点亲身见闻，对于红卫兵运动做一个简单梳理。立意在于试图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当年红卫兵风云人物，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客观、准确、真实地再现文革这段历史，供后人引以为鉴，彻底杜绝文革的悲剧重演。

一、红卫兵的盛典

1966年8月18日上午，伟大领袖毛泽东身穿久违的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有首都和全国各地师生参加号称百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

经毛泽东提议，北京红卫兵代表3000多人，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游行。席间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将红卫兵袖章佩戴在毛泽东左臂上，瞬间全场欢呼雷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口号响彻云霄。这是一个划时代时刻，从此刻起红卫兵正式成为毛泽东的御林军，名正言顺地登上“文革”舞台，并成为主力军。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1966年8月18日成为红卫兵的节日。

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总数逾千万人次。

二、红卫兵的诞生

提起红卫兵，就不能绕开其发祥地清华附中。史册记载：1966年5月29日傍晚，在圆明园遗址上，清华附中学生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晓宾、张承志、陶正、高洪旭等十来个学生在一起秘密召开了一个小会。与会者认为，当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为了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为了更加有力地与校方进行斗争，有必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并一致同意将组织命名为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此诞生，这一天成为红卫兵诞生日，从此揭开了红卫兵运动的序幕。

接着北大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师大女附中等学校学生迅速效仿，在短短10多天内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而大学红卫兵组织则相对滞后于中学，据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史末记载：大学红卫兵中成立时间最早的是北京矿院红卫兵，时间为6月18日。而多数高校红卫兵成立于8月初前后，如北航红卫兵成立于8月1日，所以后来骨干曰“八一纵队”。

1966年6月之7月间的北京，可以说是中学生红卫兵的一统天下。关于“八·一八”还有一件内幕足以说明问题，1966年8月17日，北航红卫兵代表罗迎难等人到北京新市委汇报，无意中听到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的消息。新市委的同志只提到中学红卫兵，没有提大学红卫兵，罗迎难马上提出大学也有红卫兵组织，也应该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主持会议的同志听取了罗迎难的意见，决定大学红卫兵每校可出10名代表，进入灰观礼台，参加毛主席的接见大会。罗迎难带着这个特大喜讯回到学校，北航红卫兵立即选派了10名代表，8月18日那一天进入灰观礼台，罗迎难幸运地入选10人代表之内。灰观礼台距天安门城楼较远，远远望去，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不十分真切。罗迎难想，如果有幸换到红观礼台，就可以看清楚毛主席了。这时候他听到广播里通知 大学红卫兵代表，到天安门城楼前集合。罗迎难就对身边值勤的解放军战士说，“广播里在叫我们呢”。解放军战士不信，去请示领导，得到确认后，由解放军的一名军官率队，红卫兵代表走下灰观礼台，经过金水桥，来到天安门城楼下，出乎意料的是，并未让罗迎难等人登上红观礼台，而是穿过城门洞，从天安门城楼东侧的 台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见到了昼思夜想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以上经过，笔者曾听罗迎难亲述）。

至于红卫兵袖章则是源于北大附中红旗，时间在7月底—８月初，很快红袖章便风靡全国。也是在7—8月期间，各地中学生、大学生在北京红卫兵组织的影响下，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起来造反，最终形成红色风暴。

三、红卫兵的几个发展阶段

1. 中学红卫兵一马当先

凡是经历“文革”的北京红卫兵都熟知老红卫兵（俗称“老兵”）这个称谓，特指“八·一八”之前加入红卫兵的一群人，这批人的主要成分以干部子弟为主，另有一小部分工农子弟。“老兵”属于红卫兵运动先驱，特征是虽然造反早，但是大多数人政治倾向从刚开始的对各级党委不满，逐步转向配合刘、邓派往各单位的工作组。这种政治立场的错位，显然与毛泽东利用红卫兵这只别动队冲击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初衷大相径庭。这一时期的突出表现是，所谓的“破四旧”、抄家打人致死、改街道名称等等做法，这期间以及关于“血统论”之争，1966年7月初—8月中旬发展到顶峰，８月６日，在天桥剧场举行的对联讨论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联合人大附中红卫兵和北航附中红卫兵散发了《紧急呼吁书》，提出制止打人，这之后暴力行为得到了遏制。

然而随着揪斗走资派的深入，“老兵”的绝大多数家庭都受到冲击，客观上把他们推到了运动对立面。“老兵”与中央文革的分歧加大，再加之他们许多唯我独尊的口号及行动，使“老兵”日显孤立。到１９６６年秋冬，生存问题果然严酷地摆在了红卫兵的面前。８月兴起的那批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们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那里集体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蒯大富为代表的大学生组织三司以及他们的中学仆从。(骆小海：《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序)于是，北京各主要中学“老兵”代表决定组织一次联合大会，以壮声势。这种联合形式拟名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为简称。筹备委员会于１２月２６日即毛泽东生日那天，在北京展览馆礼堂召开大会，并邀请中央文革和首都三司代表参加。会场上有人喊出了"中央文革的某些人不要太狂了"，"拥护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等口号。中央文革并没有出席大会。首都“红三司”代表出席。但并没有形成红卫兵内部策略派所希望的与三司联合的局面。这次大会只是加深了三司与红卫兵的对立，促进了中央文革镇压“老兵”的决心。１９６７年１月号红旗杂志社论明确把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定为反动组织，这次大会是“老兵”与中央文革决裂的分水岭，“老兵”从此被打入另册，退出历史舞台。

随后，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取而代之，史称中学造反派组织，其成员在文革初期都是受压迫的，他们反对血统论，反对学生斗学生，反对“红五类”组成的“老红卫兵”、“联动”。到了1967年4月间，其内部有分裂为“四·三派”和“四·四派”。这两派组织的名称源于，1967年4月3日、4日，中央文革分别接见中学生代表时，江青的二次讲话。四·三派和四·四派的主要分歧：如何看待“联动”和“老红卫兵”。“四·三派”认为“联动”是反动组织，对“联动”必须彻底砸烂，对有“联动”思想的“老红卫兵”组织也必须进行严肃地批判和斗争。而“四·四派”虽然也认为“联动”是反动组织，但他们认为参加了“联动”组织的“老红卫兵”大多数是认识问题，是可以教育和转变的，是可以参加大联合的。持稳和态度的“四·四派”在北京中学红代会中占多数。但是，无论“四·三派”还是“四·四派”， 在毛泽东文革大棋盘中，已是一颗无足轻重的闲子，截止至1966年底，北京中学生红卫兵已完成其急先锋的历史使命，退而让位于高校造反派。

2. 大学红卫兵造反派

北京的高校红卫兵先以“红一司”、“红二司”、“红三司”区分，后来又有“天派”、“地派”之别。

前面已有论述，北京高校红卫兵组织稍滞后于中学生，高校三个司令部成立日期足以说明问题：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红一司）成立于1966年8月27日，当时参加红一司的有24所院校的29个组织，约6000人，参加成立大会有三、四千人。红一司完全是“大学版”的“老兵”组织，其领导成员清一色的高干子弟，就已注定了它摆脱不了早早出局的厄运。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红二司）成立于1966年9月5日，其政治倾向偏于保守。但不知何故，北航红旗这样响当当的造反派组织也阴错阳差地加入了“红二司”，成为该组织中的另类。说到红二司，还有一段小插曲，笔者亲眼目睹了“红二司”覆灭记，大约是1967年春季，有一天我认识的北航红旗大学生对我说：“跟我去中山公园玩一趟。”于是我爬上学校的大卡车，随着几十名红旗战士来到位于中山公园的“红二司”司令部，其中一名女红旗战士说：“有一份文件需要盖章。”保管人刚从保险柜中取出公章，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几个人围上按到来人，去一把抢过公章，扬长而去。时候我才知道，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地夺权记，“红二司”就此寿终正寝，我无意间目睹了红二司覆灭记。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三司）,成立于9月6日。其骨干队伍是清华井冈山、地院东方红、北师大红卫兵等一批响当当的造反派，“红三司”是北京近50所高校的约60多个红卫兵组织的联合体，总部设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太庙。不仅全北京市各学校都有“三司”的支持者，还在全国44个城市都设立了联络站。“红三司”虽然成立最晚，却是横空出世，后来居上。

凡是亲历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中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交锋的第一战场就是在北京高校，派工作组与反工作组则是第一回合。文革伊始北京高校出现反对校党委的大字报，届时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急忙派出工作协助党委对发难学生进行弹压。以北航为例，文革初期党委受到冲击而瘫痪，随后国防科委派工作组进驻，成立“文革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领导运动，筹委会主任由时任讲师孔令华担任，直到此时北航人方知晓毛泽东之婿居然就“潜伏”在身旁。这个阶段，北航形成了党委靠边站，工作组、筹委会和北航红卫兵三位一体的执政局面。8月20日，北航红旗成立，虽然时间上晚于北航红卫兵，但一开始人数就超过北航红卫兵，以工农子弟为主；而且北航红旗矛头直指工作组和筹委会。这个斗争大方向，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即矛头对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后来，派往各校工作组按照毛的旨意陆续撤出，北航红旗战斗队追到国防科委，示威静坐要揪回工作组交代问题，大闹了“28个日夜”，最后迫使工作组组长赵如章，返回北航做检查，北航红旗也因此一举成名。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行动，其他高校的造反派也都有类似的壮举，如地质学院到地质部大闹工作组、清华大学蒯大富勇斗工作组等。进入1966年9月后，以“红三司”为主的大学生造反派受到中央文革的青睐，逐步成为全国红卫兵运动中坚力量。

在其后的近二年时间里，“红三司”虽然有分裂为“天派”(以北航红旗为首)和“地派”（有地质学院东方红领衔），相互之间时有摩擦，甚至是兵戎相见。但是，他们总体原则始终不动摇，那就是遵循“五·一六通知”核心精神：“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红三司的主要战绩有：1）成立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内查外调整理出刘少奇叛徒、工贼的历史资料，为八*届*十*二中全*会开除刘党籍汗马功劳。2）追查以彭真、薄一波为首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事件；3）新疆监狱叛徒案；4）内蒙古“内人党案”；5）东北局内奸案；等等特大案要案，肃整了数以十万计的中共*党内各级干部。

红三司凭着如此骄人的战果，获得了御赐“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封号，江青甚至亲自张罗为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学生五大领袖”麾下的造反派配发了上万只冲锋枪，只是没有配发子弹，不久后，由发放单位北京卫戍区悄悄收回。常言道，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红三司的风光命运，终于在1968年7月28日戛然而止，见在下拙文《红卫兵的祭日》。

3. 各行各业的红卫兵组织

严格地讲，“八·一八”之前，红卫兵还是属于学生的专利，社会各阶层处于围观状态。自从红司令毛泽东在天安门登高一呼后，全社会顺势而动，各行各业几乎在一夜间冒出了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还是以北航为例，在“八·一八”前，只有北航红卫兵一个组织，响当当的北航红旗于8月20日，之后教职员组建“教工红旗”、工人成立“赤卫队”（与红卫兵一派），还有些学生成立“东方红战斗队”（倾向于红旗）等等。红卫兵运动进入万国争雄时代，几乎所有的单位都有二个对立派相互争斗，最著名的是七机部的“九·一五”、“ 九·一六”两派，由于他们在京单位多，所以每派的人数都很多。每每组织游行时，队伍的长度一望无际，甚是壮观。甚至有的夫妇分为二派，回到家里还在辩论。那时二派的分歧焦点一般都集中在对各单位的领导的态度上，例如：甲派认为张某是好干部，乙派觉得王某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于是就开始辩论，开始是据理力争，后来便恶语相伤，到最后可能发展到拳脚相加。现在看来如此简单可笑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却是大是大非。荒唐时代的荒唐事。尽管如此，全国各地仍然是以，学生五大领袖马首是瞻，那时，仅北航红旗就在全国10几个省份设有联络站，用来遥控各地运动形势。这个时期，各地还有群众组织还取了十分古怪的名称，比如安徽省的二派因为“一·二六夺权事件”，一边称“好的很”，一派说“好个屁”，就此分为“好派”和“屁派”，一时成为饭后茶语之笑谈。

4. 武斗

随着文革深入发展，各地对红卫兵的称呼也有所改变，一般统称为“群众组织”，二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包括北京在内，许多地方开始出现武斗。1967年7月间，江青在接见河南省群众组织时，公开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从此，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武斗一发不可收拾，文革由“文行”转入“武行”，连地处京畿要冲的北大、清华的秀才们也真刀真枪地开展武斗。其中，全国武斗规模大及时间长的省份有河南、四川、新疆等地，个别地区如：保定、温州地区直至1969年还枪声不断。我团当时驻军保定东郊，文革中就有二名烈士被流弹所伤。由于武斗导致运动方向偏离毛泽东战略部署，同时严重危害群众的正常生活，破坏了工农业生产秩序，最后在武斗重灾区，毛泽东只好出动军队进行武装清剿、弹压。

清华大学两派的“百日大战”，最后导致毛泽东于1968年7月27日，派出工人宣传队及军宣队进行强力弹压，该事件详情另见笔者《红卫兵的忌日》一文。1969年ZG“九大”之后，全国才彻底结束武斗局面。

四、后红卫兵时代

进入1968年后，毛泽东战略部署是先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将刘少奇彻底打翻在地，之后紧锣密鼓地筹备ZG“九大”，准备建设“新政权”。红卫兵运动已完成历史使命，伟大领袖发表最高指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将包括红卫兵在内的数以千万青年学生下放到农村，红卫兵寿归正寝。当我1968年进入中学时，学校已是军宣队、工宣队一统天下，那时还有个首都中学生红代会，不过是一个纯官方组织，以取代共青团的位置，与当年的红卫兵完全是二个概念。大约到了1970年初，学校才开始重建共青团组织，待我1970年6月毕业时，只有为数极少的积极分子入团，而我是在临毕业的那天，才被批准加入中学红卫兵组织，过了几个小时的红卫兵隐。大约也是在1968年之后，官方在小学成立了“红小兵”，以取代少先队，不知是那位高人给红小兵们设计了个菱形的臂章，人们给它取外号“面片兵”。

以上是笔者以文革中北京地区大、中学校红卫兵发展为主脉，对红卫兵运动作一简述，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立意在于，诱请诸多当年亲历者出面以正视听。

1966年8月18日“八·一八”红卫兵的节日，1968年7月27日“七·二七”红卫兵的末日，一段不堪回首，又不能回避的历史。

                       写于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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