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红彦告密与习仲勋遇难的历史追踪

Gowest

2003年5月，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前秘书李原（曾任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出版《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一书试图为发生在六十年代初的那场轰动全党上下的“小说《刘志丹》反常事件”中阎红彦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辩诬”。然而，这本打着“唯实”旗号的党史人物传记并没有起到作者原本想要起到的作用，相反则给一大批希望了解中共党史真相的读者进一步探求这段往事的来龙去脉提供了一个意外的平台。

1962年8、9月之间发生的著名的“小说《刘志丹》反常事件”表面上看起来是由阎红彦继续纠缠于西北党史旧有的恩怨进而栽赃习仲勋引发的冤假错案。实际上则是毛泽东利用康生、阎红彦等人为棋子全面打乱“七千人大会”以来的经济调整政策从而以强化所谓的“阶级斗争”为目的进一步削弱刘少奇系统乃至最后决定彻底推翻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形成的政治格局达到其个人大权独揽的境地之滥觞。

在这一起事件中，毛泽东以其娴熟的政治手腕、老到的政治经验将康生、阎红彦以及刘少奇等人玩弄于鼓掌之间，翻云覆雨、举一反三。所以，查考这一段历史的全程对于发掘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整体政治思路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该起事件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西北党史恩怨纠缠的最高发展阶段。



1、毛泽东寻找新的靶子



第一次庐山会议批判彭（彭德怀）、黄（黄克诚）、张（张闻天）、周（周小舟），大跃进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变本加厉。这种带有政治指令性的狂热的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简直就是不言而喻的。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农业、轻工业生产在1959年已有大幅下降的1960年继续下降，农业总产值只完成415亿元，比1959年下降12.6％。粮食产量2870亿斤，减产530亿斤，下降15.6％。1960年全国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406.12斤下降到327.24斤，降幅为19.4％。一些地方省份的群众向干部反映“吃不饱”的情况越来越多，李先念、陈国栋、姚依林等人下到基层去做实地考察，江苏的一个农民对姚依林说：“请你带话给毛主席，借一点粮食给我们吃，秋后一定归还，否则实在吃不饱，干活没劲。”李先念随即就把这一真实的情况写信给毛泽东做了反映。在同一封信中，李先念还坦率的告诉毛泽东：“目前国家的粮食库存已经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1961年到1962年粮食的收支情况看，亏空达到150亿斤。”

更为严重的是大跃进造成的居民人口的锐减和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增加，据《庐山会议简史》记载：“中国人口总数在1959年是6.72亿，1960年减少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千分之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字应该在4000万人左右，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1959年和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连官修本的中共中央文献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的作者也不得不羞答答的承认“当时河南有些地方（最突出的是信阳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况。”，而且“大量出现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显然不是因为基本建设和抗旱多用了粮食而造成的，主要原因还是‘五风泛滥’，征购了过头粮。”到1960年10月，“一些农村饿死人等严重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问题的严重程度使他吃惊。”

如此严峻的形势让中共执政当局大感不妙，他们当中一些颇有良知的领导人诸如朱德、陈云等都通过不同的渠道发表了一些属于他们个人的真实看法。而且，相较于1957年的“反右斗争”来说，这起“大饥荒”引发的政治危机其程度远要超出一般性的想象。毛泽东当然不能无视于此。1962年1月，中央决定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7118人，故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核心是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以便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工作中的错误。刘少奇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刘少奇对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灾难和前景都做了比较切实的估计和总结。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直接点出已经显露出来的客观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二年还可以再讨论一下，又作出一个判断。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还可以再讨论、再判断。” 刘少奇还说：“一方面，我们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在建设工作的某些方面就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刘少奇还提倡大胆的讲真话，他说：“有一种人，虽然了解情况，但不敢说老实话，怕说了受打击。分明是黑的，他不敢说是黑的。分明是白的，他不敢说是白的。这种人勇气不够，被迫说了些假话。还有一种人，如果要实事求是，那就得承认错误，就要作检讨，就要受批评，他怕面子不好看，因而不敢实事求是。至于在经济工作中藏一手，多要一点，少报一点，这种现象就相当多了。另外一种人，为了个人利益，有意造假，有意夸大成绩，有意封锁消息、扣留信件，有意对说老实话的人进行打击报复。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问题，而是一种违法乱纪性质的错误。在共产党内，在人民群众中，不允许滋长这种风气。要抵制这种风气，要对这种风气进行斗争。”

素来以严肃、刻板著称的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期间还颇动感情的说道：“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 而后在“西楼会议”，刘少奇还大胆的说道：“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意揭，怕说漆黑一团。还他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做斗争的勇气！”

应该说这些话很令毛泽东反感也很令毛泽东警醒，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阴影由此爬上毛泽东的心头，毛泽东后来说“留个修正主义尾巴给他，他可不干”就是指的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前后的发言有感而发的。刘少奇系统的头号大将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彭真也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印象。”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反对彭真的这一说法，彭真立刻反唇相讥：“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可以批评，这不好。”甚至连儒雅、圆熟的周恩来也号召“向上级进攻”，周恩来说：“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乱斗争行吗？不行！随便撤职、随便开除党籍都是不行的。中央的责任是第一，大区和省委第二。中央、中央局、省委三级都是盾，地、县都是矛。矛是攻盾的，这几天攻得好。”

在毛泽东看来，这次会议已经并非简单的清算大跃进的错误，而是要清算他毛泽东建国以来的种种错误，刘所说的“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更是大触毛泽东的忌讳，毛认为他自己也还健在就有人公然跳出来挑战他的权威，假设他一旦撒手西去，那么斯大林的命运岂不是难以避免了吗？何况说这番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名正言顺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也就在这个会议中，毛泽东与刘少奇自建国以来的分歧急剧加大，诚如后来江青所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从这时开始毛泽东准备重新考虑自己今后的政治策略了。

客观的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并非完全指向毛泽东，甚至在有些地方刘少奇还不断的给毛泽东遮羞。例如前面所提到的“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这段话，公安部党委决定传达时还被刘少奇阻止。康生曾问过刘少奇：“有人准备为彭德怀说两句话，说庐山会议的结论是不是下早了。”第一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发言狠批彭德怀以后，刘少奇还主张“批彭”应该限定在一个小范围内进行，因此还让胡乔木起草一个“反左”的文件。可是，一旦听到有人准备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对彭德怀的问题“说三道四”并可能由此影响到毛泽东的权威，刘少奇不但立刻予以制止，而且还专门在会上发表了一段不准给彭德怀“翻案”的讲话。刘少奇说：“所有人都能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坐在旁边的毛泽东大有“深获我心”之感，立刻插话为刘少奇助威：“只要不是里通外国。”言外之意已经把彭德怀与“里通外国”联系起来。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前后的诸多表现仍旧不满，倒是对于林彪的那一大篇给自己开脱罪责的讲话深感满意，林彪在大会上强调指出：“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事后，毛泽东带头鼓掌，他在审阅林彪的讲话整理稿后还致信田家英、罗瑞卿指出：“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毛泽东问过罗瑞卿：“你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篇来？”罗瑞卿回答：“我怎么能讲得出来？我水平差的远，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出来。”毛泽东说：“讲不出来，可以学嘛。”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所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所做的所谓的“自我批评”诸如“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也不过是隔靴搔痒、故作姿态而已。原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曾经针对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刘澜波说：“毛泽东同志缺少自我批评精神，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我们很少看到毛泽东自己开展自我批评，相反，尽是压制、打击和报复批评者，七千人大会上一面大讲民主集中制，一面还说：‘全国几亿人，一人提一条意见，那还得了？’他在那个大会上的自我批评也就是‘高指标、瞎指挥，我有责任 ’言外之意，责任还是大家，而对林彪的‘交学费’一说则‘深得我心’，我还不止一次的听毛泽东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 可见，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检讨其实是假的，是掩人耳目的一出政治把戏，他的真实想法则是拒绝下“罪己诏”，拒绝认错。

然而，毕竟“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造成的危险局面已经不容置疑，如果这时候对于刘少奇等人提出的“调整”政策唱反调，势必会引起党内外的反感。所以，毛泽东暂时予以隐忍。暗地里他却对江青、康生说：“搞经济看来我们是不行了，还是搞阶级斗争比较内行一些。”也就是说，毛泽东必须重新祭起“阶级斗争”这面法宝才能重新让自己走到政治前台、重新树立其“绝对正确”的形象。而如何利用一两件突发事件作为号召全党、全国、全军上下高度重视“阶级斗争”则是毛泽东重点考虑的方向。

因此，当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耽于旧日的恩怨是非向康生举报小说《刘志丹》时，毛泽东终于将其抓在手中，开刀祭旗。



2.阎红彦告密与习仲勋遇难



“高饶事件”以后，陕北出身的高级领导干部一下子从“九天之上”摔到了“九地之下”，高岗给习仲勋、刘景范、贾拓夫、马明方、马文瑞等人带来的心理压力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更是不言而喻。尤其是第一次庐山会议后，身为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贾拓夫被毛泽东点了名，成为西北根据地又一落马的“大将”，所以，当刘景范的妻子李建彤应邀准备撰写小说《刘志丹》时，受到了来自包括刘景范在内的多数人的反对，深愔西北党史上的分繁杂乱的派系斗争的习仲勋更是如此。可是，李建彤撰写的小说《刘志丹》脱稿以后，刘景范（时任地质部副部长）的态度变了，这主要是与当时的背景有关。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批彭”，再度把高岗的旧帐翻了出来，毛泽东指责彭德怀是“彭高联盟”，而当初在陕北陷害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的朱理治、郭洪涛等人见有机可乘，此前（从1958年8月开始）就不断上书要求翻案，这时更加大了申诉的力度。为此，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在1959年11月23日下发了《中央监委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的文件，部分的为朱理治、郭洪涛等人修正了自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以来的官方结论。一时间，有些舆论、说法把对高岗的嫌隙以及仇怨倾泻到了整个刘志丹系统的陕北干部身上，刘景范等人对此当然不满，所以，刘景范后来专门去游说习仲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支持小说《刘志丹》的出版，他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 习仲勋终于答应了下来。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么一本艺术创作竟然成了引发1962年下半年中国政坛上绝大的一起政治风波的导火索。

1956年工人出版社出面约请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刘志丹原名刘景桂）的妻子李建彤撰写《刘志丹》一书，旨在歌颂这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此前，刘景范署名发表的《刘志丹太白收枪》一文被《星火燎原》刊登，在读者群中引起一定的积极的反响，工人出版社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对李建彤进行约稿。可是，工人出版社的出发点到底比较单纯，而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则思考的更深。

作为陕北“肃反”的主要受害人刘景范亲身经历了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把持下的所谓的审讯的全部过程，在他的身上一直留有那次“肃反”留下的伤痕。而这段恩怨是非的纠缠虽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以后有所淡化，但是，五十年代初发生的“高饶事件”再度把这桩历史的旧案翻了出来。1955年4月上中旬，受中央委托，彭德怀、马明方负责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地点设在北京饭店。刘景范、习仲勋都是与会者之一，就在这次会上，郭洪涛等人再度掀起波澜，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翻案”，可“斗争”的劲头则明显提升。就在工人出版社向李建彤约稿的当年即1956年，郭洪涛提出了书面申诉，为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指定成立一个机构来甄别陕北的历史问题，由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刘澜涛负责。所以，刘景范、李建彤最初的想法是回避这些历史矛盾，不准备接下来这个约稿的邀请。

然而，李建彤的犹豫很快被包括自己在内的客观因素给否决了。一方面，李建彤自己后来说：“陕甘宁边区人民的革命斗争事迹，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的英雄形象，时时激励着我。他们太可爱了、太值得尊敬了。……当时，我担心自己水平太低，写不好，但长期蕴蓄在我心里的火一样的激情和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又促使我非写不可。写，我一定要写!我要写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写陕甘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通过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歌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歌颂为中国人民指引解放道路的中国共产党。” 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工人出版社的极力动员。而更深一层的则是李建彤乃至刘景范还不甘心这段复杂的历史任由郭洪涛等人随意拨弄。就在李建彤决议撰写《刘志丹》之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得知消息，他立刻予以坚决的反对。

作为当年陕北苏维埃政权的负责人的习仲勋显然比刘景范思考的内涵要深一些。当年陕北“肃反”的清算矛头是直接对准他习仲勋、刘志丹、高岗三个人的，习仲勋曾经对陆定一说过：“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如果再晚4天，我的命就没了，因为要埋（活埋）我的坑都挖好了。”而力主对刘志丹、高岗、习仲勋进行“残酷打击”直至处以极刑的那批领导人至今对此非但没有任何的反思，反而喋喋不休的聒噪不已。而这时，“高饶事件”已经让本来就不很宁静的西北党史旧案沉渣泛起，如果再写《刘志丹》这类题材的话，无异于火上浇油。可惜，习仲勋的建议没有引起李建彤的足够重视，她没有听从习仲勋的建议，反倒很快的开始了创作之路。

李建彤走访了大批的在陕北工作过的老同志、老干部，注意从历史的角度刻画刘志丹。书写的很顺手，1959年夏《刘志丹》的第三稿就已经修改完成，这时候的《刘志丹》一书的体裁已经改为长篇小说。即便是这样，后来在送审给习仲勋的时候，习仍旧颇为担忧的提出了几点建议：“写西北大革命，整个写这一时代。思想呢?就是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通过志丹具体实现。最后一段左倾冒险只留下一个陕甘苏区。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个落脚点，以后又是出发点。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写好。当然也有许多错误，但基本路线没有大错。最后是毛主席来了，不然也完了!”习仲勋要求把这本书写成“时代的缩影”、“中国革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习仲勋还提出不要刻意拔高刘志丹，避免给人提供攻击的口实，特别不要描写高岗，以免触及党内最大的忌讳。这些忠告，李建彤并没有完全接受，小说《刘志丹》塑造的人物罗炎就是以高岗为摹本的。而整部小说当中刘志丹的形象也的确过于“高、大、全”，这当然也和当时的那种文化背景有关。不过，不论是习仲勋，还是李建彤都绝对没有想把这本小说当作什么“挑战的檄文”或者“下战表”。

1959年夏季召开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其中词连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贾拓夫是西北干部群体中的翘楚，他的母亲余氏更是大名鼎鼎的“革命的老妈妈”，高岗、乌兰夫这些人都曾经得到过余氏的掩护与照顾，后来余氏被捕，虽遭酷刑但坚不吐实，使国民党当局一无所获。1943年3月，余氏因病被接到延安，高岗等人亲自出迎，呼之“余妈妈”，毛泽东还戏称余氏是“革命大观园中的贾母”（因为毛泽东曾经戏称贾拓夫是“党内的贾宝玉”，故对余氏有所称呼）。余氏不久病故，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倾巢出动为之送葬，中共中央西北局高调悼念余氏，高岗等人一度痛哭流涕。长征途中，在俄界会议上虽然明确了红军北上的去向，但对陕北情况一无所知的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正是在当时担任白区工作部部长的贾拓夫的指点下得以最终决定去同刘志丹所部会合。也正是贾拓夫的报告，让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贺晋年、张秀山等一大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虎口脱险”，从陕北“肃反”的屠刀下死里逃生。高岗后来评价贾拓夫：“拓夫其实是革命的恩人，也是我们这些人的恩人。”毛泽东也说贾拓夫是“好人”，是“才子”。建国后评定行政级别，贾拓夫被定为行政三级，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贾拓夫传》称贾拓夫是行政四级，此处依贾拓夫女儿贾莉莉的回忆，因为与贾拓夫职务同等的马明方就是行政三级）。可就这位才子兼好人的贾拓夫对于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发动的“大跃进”的举措颇为不满，私下里多次表态反对浮夸。庐山会议开始后，贾拓夫与彭德怀等人的观点相近，彭德怀还盛赞过贾拓夫，他说：“我们党真正懂得经济工作的人不多，陈云算一个，贾拓夫算一个。”而此时的贾拓夫还没有预料到庐山的“水”居然那么深不可测。彭德怀给毛泽东的那封信印发以后，贾拓夫遇到彭德怀，他说了真话：“老总的信写的好，不过有点刺。”彭德怀直通通的回答：“怎么？刺了毛？”彭德怀不称呼毛泽东为“主席”而径直称呼“毛”，这种在当时已经属于“大不敬”范畴的回复让贾拓夫多少预感到彭未来的境遇的不妙。果不其然，毛泽东随后表态，公开声讨彭德怀，“批彭”之余，毛泽东不点名的指责贾拓夫：“1937年，（陕西省委）西安离延安那么近，也不听延安的，而听武汉的，王明在武汉。”毛泽东整人惯于翻弄历史旧帐，其目的无非是告诉众人，此公从来如此。既然已经“承蒙”最高当局的“钦点”，贾拓夫的政治命运自然急转直下，1959年9月开始批判贾拓夫，最后给他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的帽子，之所以没有给打成“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成员”，还是因为彭德怀在关键时刻已经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极力表白贾拓夫与他毫无关系，即便是这样，彭德怀当初送给贾拓夫女儿贾达黎的一架照相机也被视作“罪证”予以保留。

曾经做过高岗秘书的赵家粱在高岗出事以后又被贾拓夫招了过去，成为贾拓夫的秘书，哪知道这位秘书的“运道”实在诡谲，第二个“首长”也载了跟头。说起来，赵家粱并非没有洞察贾拓夫的危险，他曾经多次提醒贾拓夫注意，上面如今是“报喜不报忧”，不要过分强调困难。可惜贾拓夫没有当回事，革命的直脾气不容稍改。其实，不但是贾拓夫没有转移本性，就连1955年吃了“高饶事件”瓜落的刘景范一样“改也难”。刘景范因为高岗的牵连，下放到地质部任副部长，这次处分还不算很重。应该说，对于高岗的自杀，包括贾拓夫、刘景范、赵家粱这些人在内都非常想不通，特别是高死后极力的给高岗泼脏水的做法更让他们大起反感。私下里对此的议论自然也是免不了的，本来刘景范不想让李建彤接手《刘志丹》这个烫手的山芋，可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给刘景范增添了错觉，这就促使刘景范最终决定出面游说习仲勋同意批准小说《刘志丹》公开出版。

杨尚昆在九十年代的一次党史座谈会上谈及“七千人大会”的部分内幕时曾经如此说道：“毛主席发动‘大跃进”，经济上打了败仗，1960年以后，国家遇到了罕见的灾难，不少人私下谈论说庐山会议批判彭总批错了，这种说法在‘七千人大会’上尤其明显，以致于少奇同志不得不出面讲话，维护主席的威望，毛主席自己也说，他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有人还主张给彭总平反，少奇同志背后也说，彭在庐山的观点现在看不能算是反党。不过，少奇为了维护毛主席的权威，还是主张不能给彭德怀同志平反。”而实际上，当年“七千人大会”的某些情况远要比杨尚昆描述的复杂，康生在1967年2月的一次批示中写到：“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指“七千人大会”）期间，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坚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一小撮分子竟然在会场贴出反动标语，矛头直接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就是说在“七千人大会”召开过程中，有些干部对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已经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所以，他们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贴出了康生所说的所谓的“反动标语”。

正是有感于彭德怀被错批、被冤枉乃至有了一线平反生机的大背景，所以，刘景范也感觉西北系统的干部在过去的一些年头里给批的“太臭了”，有必要搞一个正本清源的东西出来，而且，《刘志丹》是小说，可以高于“生活”，属于艺术范畴。可是，他们没有料到，毛泽东从延安整风时代就习惯于拿文化、艺术开刀，政治类型的“文字狱”已经是毛发动清洗的一枚不可或缺的号角。也就在1962年，江青拿着一堆有关文艺界的所谓的“黑材料”找到康生，请康生给看看，康生说：“现在搞这些东西时候不到，经济上的帐没有了，肚子填不饱，说起话来不硬气。”老谋深算的康生一语道破“天机”，算帐不是不算，而是时候未到。这些情况，刘景范当然无从知晓，即便是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也是难于了解。所以，当刘景范对习仲勋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 时，习仲勋也就点头许可了，一场政治风暴随着小说《刘志丹》的出版拉开了序幕。

就在写作小说《刘志丹》之初，李建彤也走访了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阎红彦第一反映就是不要写刘志丹，要写就写谢子长。在阎红彦看来“西北地区最早的武装起义清涧起义，是由谢子长指挥领导的，中共陕西省委也一直把谢子长而不是刘志丹看作是西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在1930年成立的中共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1931年成立的中共队委会和1932年成立的“西北反帝同盟军”中，中共陕西省委的任职也始终是谢子长担任总指挥或书记职务，刘志丹只是副总指挥或省委委员，因而谢子长的地位，应该高于刘志丹，即使宣传刘志丹，也应该首先突出谢子长。” 可是，记性如此之好的阎红彦居然忘记了轰动陕西的渭华起义的领导人正是刘志丹本人，而当时谢子长不过是起义部队第一支队的第三大队的大队长而已。阎红彦在他的《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一文中曾经用一首民谣试图说明谢子长的历史地位之高大，他写道：“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然后就用省略号一笔带过，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宣传谢子长的民谣中也有这一句，通常是这么唱的“陕甘游击队，老谢总指挥。打开安定城，犯人放出监。”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首一度脍炙人口的民谣的最初版本竟然是完全另外一副模样：“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领兵上陕北、打保安失败回。”

最后被中央否定的《刘志丹》是第几稿？李原给阎红彦辩诬，连点基本党史常识都没有，阎红彦诬陷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目前留下来的会议纪录白纸黑字有阎红彦的发言全过程，他能抵赖吗？阎红彦给康生告密的电话记录的抄件乃至原件至今被完好保存，李原敢于否认那是假的吗？ 李原这种人撒谎都撒不圆，难怪当初被轰出昆明。

其他人或许不知道这首民谣的来龙去脉，阎红彦岂能不知？阎红彦不但知道这首民谣，而且更知道这首民谣的背景。他之所以在回忆文章中含糊其词，是因为他不准备让读者了解到谢子长的“另一面”。由于历史上的派系关系以及自身的利益所关，阎红彦一开始就反对李建彤为刘志丹树碑立传，虽然他嘴上也说写刘志丹可以，但是，他同时强调“不如写谢子长”。而且，当工人出版社编辑何家栋走访他的时候，阎红彦大肆诋毁刘志丹及其部队，阎红彦说：“刘志丹的队伍全是土匪，抢人家的东西，抢人家的女人，吸大烟，打仗时拿毛驴驮着女人一块跑。”反过来则自夸他和谢子长的部队是如何纪律严明等等，最后，阎红彦居然咬牙切齿的说：“把刘志丹抓起来，没有杀他就是好的。”刘志丹在陕北老百姓的心目中一直威望比较高，如果刘志丹的部队纪律如同阎红彦所说之差，我们则很难理解在刘志丹死后，当地百姓会自发的采取顶礼膜拜的形式纪念刘志丹，小说《刘志丹》的冤案出来以后，连派往陕西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吃惊的发现“刘志丹在陕西居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尤其是阎红彦所说的“把刘志丹抓起来，没有杀他就是好的” 更是比较过份。但是，何家栋以及李建彤、刘景范还都没有从阎红彦的这句话中听出他的“杀气腾腾”。

1962年7月21日，阎红彦从云南到北戴河开会期间，收到小说《刘志丹》（上卷），他在简单的看了几篇以后就武断的认为这部小说“没有突出谢子长，不能全面反映陕北那个时代的历史”。7月23日，阎红彦给作者李建彤写信阻止小说《刘志丹》的出版，信中说：“写一些合乎实际、有教育意义的文章回忆刘志丹或其他同志，这是好的。你写的《刘志丹》，我抽看了几篇，这事实上是用小说形式总结了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这就不能不涉及许多原则问题，有些问题是需要中央做结论的，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你的文章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因此不宜发表。” 但李建彤没有理会阎红彦的这封来信。随后，小说《刘志丹》开始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上予以连载。8月上旬，阎红彦看到小说《刘志丹》连载，勃然大怒，立刻向康生报告此事。

阎红彦身边的秘书李原后来撰写的《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的第171到183页中长篇累牍的为阎红彦这段并不光彩的告密事件进行了辩诬。可惜的是李原尽管左支右绌，仍旧难掩其破绽百出。关于阎红彦告密一事，在薄一波等人的回忆录中写的非常明白。薄一波所著的《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的109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这样写道：“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小说《刘志丹》），他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而陈清泉等编撰的被称为官方正史的《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的第462页中也说到：“当时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而习仲勋本人后来曾经如此回忆这件事：“1962年夏天，那个自命‘理论权威’的人物，对我搞突然袭击，他在全会上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我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他的爱人李建彤同志，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314页）习仲勋提到的“某人”指的就是阎红彦。

那么，阎红彦到底是什么时间向康生进行的告密呢？原康生办公室（简称“康办”）秘书穆勤（应当事人要求，故而采取化名的方式）向我们提供了现场回忆。他说：“康生在（1962年）8月23日让我把阎红彦的电话记录找出来送给他，附在次日给杨尚昆的那封信的后面作为说明。按照办公室的规定，信件的发出特别是发往中共中央办公厅由康生亲自署名的信件，我们都有详细的记录，这份电话记录的原件现在中央档案馆。我印象中记得很清楚，阎红彦是1962年8月中旬打电话给康生，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后来给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时候，中央有关部门包括中共中央组织部找过我了解当时的情况，专门做了笔录，我还签了字，这份笔录现在还在中组部。”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阎红彦为了继续纠缠西北历史上的恩怨，利用小说《刘志丹》开始向习仲勋发难。

如果仅仅是阎红彦的告密以及康生的推波助澜，还不足以导致习仲勋最后的落马。而真正让习仲勋走向深渊的则是1962年下半年开始的毛泽东一手策划的极左政策的全面复辟以及就此徐徐开幕的更为酷烈的党内斗争。

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的毛泽东并不甘心也不认同自己在经济上的瞎指挥给国家造成的经济上的大滑坡。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开始越来越怀疑包括刘少奇、彭真在内的原来在延安整风期间极力拥戴自己出掌中央全权的这批领导人是否有借助批判“大跃进”错误的机会抹黑其个人形象、减损其个人威望、架空其个人势力的企图。我们在《高饶事件》一章中已经介绍过，毛泽东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准备削弱刘少奇系统的力量，只是因为高岗、饶漱石充分暴露“火力”以致于让整个计划胎死腹中。如今，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毛泽东看来，一定会有人跳出来利用这些东西大做文章，1956年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大做其前任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阴云再度掠上毛泽东的心头。

1962年8月6日到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有关城市、财贸、农业等问题。尤其是农业问题是与会者关注的焦点，可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放下农业等问题不谈，却大讲特讲阶级斗争，谈到了“单干风”、谈到了对“光明”、“黑暗”的比例问题。8月9日的会议上，毛泽东集中炮轰了农村出现的“单干风”现象，还不点名的批评了“大跃进”运动中的“红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9月24日，毛泽东在正式开幕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再度大谈阶级斗争，并且耸人听闻的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而且毫无根据的指出党内所谓的“修正主义”问题，尤其是谈到了平反、翻案问题。毛泽东强调“不能一律都平反”，这句话矛头所指就是针对彭德怀的“万言书”。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出于维护毛泽东的威望以及延续1959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定下来的调子，继续对彭德怀“维持原判”、“不准平反”。为此，彭德怀激愤之余，写就“八万言书”给毛泽东，集中批驳了刘少奇对他的种种无中生有的指责。特别是对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有关“彭、高（高岗）联盟”的论断表示强烈的抗议。毛泽东见到这份“八万言书”以后，还没有拆看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彭德怀又给我下战表来了。”1962年8月，毛泽东与柯庆施、陶铸、王任重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他平反。”领会了毛泽东意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就在9月24日的会上说彭德怀的来信是“卑鄙下流”、“全部翻案”。毛泽东在同一天的休息期间说到：“现在是国内国际、天上地下，看到了一点错误，太阳黑子，就拼命攻击，乌龟王八相连。”表示出对“翻案”的极度愤恨。

在一个月前，也就是1962年8月24日，康生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小说《刘志丹》。9月3日，阎红彦第二次去信给杨尚昆，提出两点意见，还是针对小说《刘志丹》引发的西北历史问题，他甚至天真的要求中央再一次召开座谈会，谈谈西北历史问题。他哪里知道，就在康生给杨尚昆去信的第三天，毛泽东亲自召见了康生。

康生自从延安整风以后，因为在“审干运动”中的穷凶极恶以及忠实的执行毛泽东的整风方针使得一时间“特务如麻”、天怒人怨。最后不得不由毛泽东亲自出面为其开脱。事实上，当时不仅在中共党内对康生多有不满，就连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也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就康生问题提醒毛泽东的注意。但是，毛泽东并不完全买帐，特别是在康生使用问题上，毛甚至丝毫也不让步，他在给季米特洛夫的回信中高度赞扬了康生，他说：“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当任弼时指责康生在“抢救运动”中比较过分的时候，康生当面就顶任弼时：“严格审查是完全必要的，苏联党就是这么搞的，你去过苏联，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吗？”中共“七大”的一次会议上，有些领导干部谈及抢救运动的经验教训，康生充耳不闻，作为党内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不得不打圆场的说到：“这是一人向隅，满座不乐。”以往许多党史教科书或者回避毛泽东与康生的真实关系，或者对其过程进行必要的裁减，例如杨尚昆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列举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党内左得不能再左的人就是康生，你们切记，不能相信他的话。”这样看起来，似乎毛泽东对于康生颇为有些厌恶，然而，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简陋，也并非这些党史教科书中的断章取义所能遮掩。康生自从三十年代末投靠毛泽东以后，终其一生都得到了毛泽东无比的充分信任，诚如毛泽东自己对季米特洛夫说的那样“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批示处决卢福坦等一批犯人的会议上，康生对谢富治等人亲口说过：“谁也不要想打我的主意，主席（毛泽东）是信任我的，是保我的，主席与我在思想上是相通的。”康生的“肃反”对象涵盖了中共党内除毛泽东以外的所有高级领导人，甚至连江青、张春桥也不能逃过他的视野，就在他行将就木之际还就江青等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向毛泽东做了一次详细的报告，而素来对江青呵护有加的毛泽东竟然丝毫不怪罪康生，反而通过秘书转告康生，说他“对党忠诚，对敌斗争狠”。就是毛泽东的这句评价，居然让康生在“四人帮”垮台后仍旧继续风光了好几年。

1962年8月26日，毛泽东与康生谈话之后，有关小说《刘志丹》的问题继续升级。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的会议上宣读了康生递过来的一张条子，上面写到：“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进一步阐述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几乎所有的党史教科书都在告诉我们，这张纸条是康生递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场宣读的，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张纸条的真实来源。1967年9月，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工作会议上，康生谈及了这件往事，康生说：“主席（毛泽东）明察秋毫、烛照一切，他老人家早就看出了苗头，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小说《刘志丹》一出笼，我给杨尚昆写信说这本小说有政治倾向性，主席找我去谈话，主席说，有的人是用枪杆子杀人，有的人是用笔杆子杀人，不要小看小说、文艺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他们进行反党活动，1957年我们只整了党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很多混在党内、继续冒充革命的人还没有完全、彻底的清洗出去。小说《刘志丹》背景不那么单纯，我看也是找我们算帐的，是算帐派。”从毛泽东的这番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发明权实际是属于毛泽东，而非康生。

由于毛泽东给小说《刘志丹》定了性，所以，与会者立刻闻风而动，对《刘志丹》乃至习仲勋、刘景范口诛笔伐、大肆叫骂。实际上，这些人比起阎红彦的“阶级觉悟”还是差了一大截子。9月8日，就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阶段，阎红彦就在西南组发言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来闹‘翻案’，小说《刘志丹》就是在习仲勋同志的主持下完的，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阎红彦的讲话整整比康生递条子、毛泽东阐述早了半个多月。康生也接着阎红彦的话继续抨击小说《刘志丹》，康生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宣传高岗？”阎红彦与康生的一唱一和，震惊了会场内外。而毛泽东点名小说《刘志丹》以后，阎红彦更是公开批判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虽然，我们前面提到，习仲勋的蒙难与整个逆转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但阎红彦的告密乃至诬蔑、无中生有的栽赃给这场现代政治文字狱提供了充足的“炮弹”，这是阎红彦一生都洗刷不掉的绝大污点。

在揭批习仲勋作为小说《刘志丹》的所谓的“幕后主使”这一过程中，主要是说习仲勋“密授机宜”、“为高岗翻案”、“篡党夺权”这三条“罪状”。第一条“密授机宜”，据当事人之一的、原工人出版社编辑何家栋回忆：“习仲勋担任过陕甘苏维埃主席，是刘志丹的老战友，还担任过西北局书记。这一审查不要紧，他就把总编辑吕宁、编辑室主任周培林叫去谈话。习仲勋前后提了两次意见，说要写成三个缩影――‘时代的缩影’、‘中国革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吕宁把谈话记录交给我整理。我整理出来两千字。李建彤不让扩散，不想利用习的名气去造势。如果习仲勋想利用小说搞什么名堂，他会找两个素不相识的人‘面授机宜’吗？” 第二条说习仲勋利用宣传刘志丹宣传高岗，也是无中生有。小说《刘志丹》中塑造了一个叫做崇炎，后来改为罗炎。据何家栋介绍，小说《刘志丹》中提到这位号称是以高岗为原型的罗炎一共只有两处，一处是刘志丹向省委汇报工作，见到省军委委员罗炎，罗炎交给刘志丹两份文件，还问了一句话：“听说你们争论得很厉害，到底是些啥问题？”第二处是刘志丹南下失败，回到照金，见到了罗炎，罗炎也只说了一句话：“大家盼你眼都盼穿了。”以上两处描写，哪一处是给高岗翻案呢？又有哪一处是利用宣传刘志丹宣传高岗呢？至于第三条“篡党夺权”就是把当年“高饶事件”中高岗提名习仲勋进入政治局的旧案又重新翻了出来，其实这件事是毛泽东点头允许的，否则高岗怎么敢擅自作主提名政治局委员人选？以上这三条主要“罪状”其实都是莫须有。但是，这起大案的主使者的目的却绝非以打倒习仲勋为终极目标，习仲勋遇难还只是一个开头。

毛泽东听任康生、阎红彦等人把小说《刘志丹》与高岗挂起勾来，这样既可以隐去他自己在这件事上的全部行迹，也可以通过这一大案彻底牵住刘少奇的政治神经。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回忆，从1961年到1962年，康生多次到刘少奇那里谈编辑刘少奇选集的事情，康生说：“毛主席提出编辑少奇同志德选集以后，我是毛遂自荐当主编的，我还主张先发表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 而就在1962年下半年，康生再一次找到刘少奇，谈及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的事情，这一次康生说：“主席的意思，让少奇同志尽快同编辑小组集中谈几次话，把这件事完全定下来。”与毛泽东重提高岗一样，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也是麻痹刘少奇的又一奇招，毛泽东就是让刘少奇产生某种必要的错觉。果不其然，刘少奇在9月26日，八届十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做了重要讲话，其主旨与毛泽东的思路基本吻合。在讲话中，刘少奇大批习仲勋，刘少奇说：“彭（彭德怀）、高（高岗）、习（习仲勋）是无原则的阴谋反党集团，没有什么纲领，有时候也提出纲领，如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意见书仍是反党纲领，这次八万言的信也是纲领。”毛泽东此时插话：“提出与蒋介石一样的纲领，不会拿出来。”刘少奇又说：“《刘志丹》、八万言书也是纲领。”毛泽东插话：“布哈林的纲领只有一句话——发财吧。”刘少奇说：“我们这次会议揭发了彭、习反党阴谋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我国如果彭、高、习的阴谋实现了，也要复辟，实际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性质与蒋介石一样。”毛泽东补充说：“彭（彭德怀）上台也会打着社会主义旗帜骗人的。”【注】毛泽东、刘少奇一唱一和的发言，真正算得上相得益彰，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被他们踩在脚下、任意改编，可是，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少奇或许没有想到，四年以后，他就成了“彭、高、习”的总后台，得到了比“彭、高、习”还要悲惨的下场。

既然习仲勋是被用“宣传高岗”的名义搞垮的，那么，高岗与习仲勋的关系自然也就是重中之重。在批判习仲勋的现场会上，高岗的妻子李力群被“请”了出来，现身说法，“控诉”、“揭发”高岗同习仲勋的“密谋”。李力群揭发习仲勋在高岗死前曾经有过一次密谈，这次密谈的内容，被李力群归结为三点：第一，习仲勋“劝说”高岗与刘少奇等人斗争到底；第二，高岗、习仲勋继续鼓吹“陕北救了中央”；第三，习仲勋交给高岗的儿子高毅（小名高老虎）一把手枪，让高毅为父报仇。【注】李力群的三点揭发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高岗、习仲勋既然是“密谈”，李力群怎么知道的？高岗的儿子高毅远在西安，习仲勋给这个青年人一把手枪，千里迢迢从陕西跑到北京来“为父报仇”？这比演义还要荒唐的揭发居然得到了中央的认可，联系到1965年12月为批判罗瑞卿召开的“上海会议”上所谓的刘亚楼临终四点意见，两者竞有惊人的相似，而其实质都是彻头彻尾的无中生有。其实，不仅是像李力群这样的“死老虎”要为揭发习仲勋添砖加瓦，就连在位的封疆大吏诸如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德生等人也必须表明态度、狠揭习仲勋。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奉命找张德生谈话，希望他对习仲勋的批判“立新功”，张德生无奈之下，只能牵强附会的给习仲勋列举了八条“罪状”，其中重要的六条如下：1、1949 年春天，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新解放区的工作方针，彭德怀主张以减租反霸为中心，习仲勋坚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2、1950 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副主席张治中在讲话中提到蒋介石的时候，都要称蒋先生。当时西北局党报《群众日报》编辑部要修改讲话，习仲勋指示：“按张副主席原话发表，一个字都不能改。” 3、习仲勋离开西北后还经常插手西北的工作，例如，不许拆西安城墙。4、在 1961 年困难时期，习仲勋要求陕西省给中央机关领导人送过几次富强粉。 5、习仲勋的家乡陕西富平县遭灾，习仲勋要求陕西省政府为富平调粮拨款救灾。6、西北各省主要干部的任用都要征求习仲勋的意见。【注】就在这些乱七八糟的揭发下，中共中央指定成立的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包括康生、贺龙等）据此定案，习仲勋就此遭遇了长达数年的牢狱之灾。而小说《刘志丹》作者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当然也难逃“法网”，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奉命审查刘景范，据刘景范的女儿刘索拉回忆：“1962年10月23日下午，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将刘景范叫列中组部整整谈了三个小时，以党组织的名义逼迫刘景范承认《刘志丹》这本书是他与习仲勋合谋而著，但被刘景范顶了回去。”刘景范的对抗换来了沉重的代价，他后来被戴上手铐、长期遭受非人待遇。马文瑞等人也被这“无妄之灾”所牵连，甚至连当初给李建彤带路的王悦贤、刘景华这样的寻常百姓也躲不过去。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小说《刘志丹》一案遭到无辜牵连的干部群众多达16785人，其中229人被打死、75人被逼疯、53人严重致残。

可是，就在习仲勋等人相继落马之后，毛泽东在同原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谈话时却意外的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见解，毛泽东说：“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 这种“马后炮”在毛泽东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且，说这番话的时候，毛泽东早已经把炮打的目标锁定在了刘少奇、彭真等人身上，所以，这时候的习仲勋在毛泽东眼中自然也就是“好同志”了，不过，令人倍感纳罕的是，在这位“伟大导师”口中成了“好同志”的习仲勋并没有因此逃脱劫难，相反更加恐怖的“文化大革命”还在等待着这些人。

（转载自《中华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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