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中国共产党如何在“裂缝”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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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所谓在“裂缝中成长”，从国内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环境中的夹缝成长壮大。文章按时间顺序，讲解了中国共产党从苏维埃时期到抗战时期，是如何在“裂缝”中成长的，提出了一些革命史研究的新思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在巨大的社会文化转型中发生的。美国卫斯里学院历史学教授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近年来多为人接受。“中国中心观”强调中国本身的内在变革动力，是对既往的“冲击反应模式”的挑战，但仔细分析，“冲击反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这两个概念本质上并不像看起来那样严重冲突。“冲击反应”固然强调了冲击的一面，但并没有忽视被冲击一方的主体反应，中国的反应当然会由中国作出，而这种反应当然会有中国意志。关键在于，不能假设所有文明如果独立发展都一定会走相同的道路，进而得出没有外在刺激，中国也会走上近代化道路的结论。

在近代中国，应该承认外界刺激的影响，这种冲击促成了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正是这样的转型形成的冲突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留下了很多的“裂缝”，这些“裂缝”造就了新文化运动，同时也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提供了契机。“裂缝”在古今中外广泛存在，但在近代中国尤其是民国年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裂缝”与“统一战线”
近代中国的“裂缝”不仅体现于社会文化方面，更多地体现于政治当中。晚清以来的大变局对旧有王朝体系形成巨大冲击，地方逐渐尾大不掉，富国强兵的理念又使军权不断膨胀，这些问题在民国成立后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迅速暴露，地方割据成为常态。

中国共产党特别善于发现、利用“裂缝”。“统一战线”就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发现、利用“裂缝”非常好的切入点。中国政治中，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人情发挥着重要作用。帝制中国，皇权及儒学拥有最高的政治和文化权威，人情相对会处于次一级的地位。到了民国，皇权消亡，儒学式微，虽然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但“三民主义”不足以维系国民党人的中心信仰，当时维系政坛和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就是人情。

这种人情政治在国民党内有其维系功能。比如蒋介石一直骂顾祝同，但也一直用他。这里传达了两个层面的用意：一是必须使用自己圈子里的人;二是如果像顾祝同这样较为平庸的人物都能得到重用，那能力更强的人也会受到鼓舞。这里就体现了民国的人情，最高领袖也是以人情用人，人情是当时的“凝固剂”。

但当“统一战线”介入的时候，这个“凝固剂”就会产生很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依据是阶级分析，什么人可以成为统一战线的对象，是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确定的。比如说在苏维埃时期，资产阶级不一定能够成为统一战线对象;到了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加深，阶级矛盾相对缓和，资产阶级就可以成为统战对象。“统一战线”的出发点是有高度原则性的，但是其运作却往往需要通过人情来完成。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很多国民党官员的渗透都是通过亲缘、地缘关系得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实现就是攻破各个势力的“人情裂缝”的过程，是体现中国共产党在“裂缝”中生长的一个侧面。

“裂缝”与苏维埃时期共产党的发展
近代中国“裂缝”最重要的体现，还应从具有统治地位的力量其发展通常不平衡这一角度理解。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多次讲到国民党统治力量的不平衡发展，讲到军阀混战给革命发展带来的契机，因此提出武装割据。所谓的“割据”，就是要利用对方的薄弱环节，在乡村、边缘地区寻求发展。从苏区时期根据地的名称也可以看出，比如鄂豫皖、湘鄂赣等，这些地区都是位于几个省的边缘地区。

苏维埃革命前期，国民党的内斗是另一个巨大的“裂缝”。1928年到1930年连续发生的蒋桂、蒋冯、中原大战，也就是毛泽东讲的军阀混战，使国民党几乎无暇顾及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利用这几年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发展。这样的发展当然首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结果，但抓住机会乘势而起也十分重要，到1930年形成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一个高潮。

观察苏维埃革命可以看到，“裂缝”的大小相当程度上会影响革命的成败。1927年苏维埃运动刚爆发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暴动最多发生于江浙地区，因为革命需要较好的环境、知识分子、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对外部世界较好的认知，如此，人们才更容易产生革命的动力。但这些地区面对的是更加强悍的统治力量，也是政治上的“裂缝”最早被弥平的地区，发生在这些地区的暴动基本都失败了，江浙地区后来反倒成为中国共产党力量较为弱小的地区。同样，苏维埃革命初期的几次大暴动最初都在城市或准备向城市进军，最后却在农村成功，因为城市和乡村两者统治力量截然不同。

“裂缝”与共产党长征的胜利
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国共产党开始长征。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逐渐被弥平的“裂缝”转移到一个更大的“裂缝”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党在东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和对敌对势力的控制能力都极大增强，这给中国共产党在东南地区的生存带来了挑战，在统治“裂缝”逐渐被弥平时，中国共产党继续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东南地区生存空前困难。

当红军选择离开时，或许会发现，从全国政治力量来看，南京中央板块与北方板块、西北板块、西南板块之间有很大的“裂缝”。在北方地区，国民党直接控制的范围大概到达河南，其他地区都处于国民党中央直接控制之外，西北地区、西南地区更是如此。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可以利用的环节。比如长征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和粤方达成借道协议，很大程度解除了西进的障碍。

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地寻找“裂缝”，即寻找敌人力量的薄弱区，以求得自己的生存。长征中，林彪认为毛泽东带领红军走的是“弓背路”，毛泽东则批评林彪“你还是个娃娃”。毛泽东之所以这样批评林彪，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十分凶险，生存是第一要务，而要生存就必须寻找对手力量薄弱的地区，那么走“弓背路”也就不可避免。如果走“弓弦路”(即直路)，虽然耗时短、消耗少，但很可能碰到强大的对手，会付出更多的人员伤亡。所以对红军来说，最安全的路是山路、偏远的路，最大限度避免发生硬碰硬的较量，保存革命的火种。

这样的选择，也体现了毛泽东作为领袖，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以及自身生存道路的精准认识。而他之所以能够比别人更灵敏地去寻找“裂缝”，和其在苏维埃时期主张“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是一脉相承的。

“裂缝”与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崛起
中外史家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崛起时，都会提到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根据地。笔者将目光聚焦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地区。抗日战争前，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几乎一无所有，而到1939年却成为该地区一大势力，这和1938年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决策有关，实际上也和对手各方暴露出的“裂缝”有关。

抗战初期，共产党最初的战略展开重点是山西。一是因为山西有很多山地，便于开展山地游击战;二是因为山西离陕甘宁根据地较近，方便撤退。所以中国共产党将出动的部队几乎都投放在山西，试图实现“四面开花”的局面。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正面战场配合国民党军队努力作战，付出很大牺牲。

对共产党来说，一直坚持在山西展开山地游击战，也有许多隐忧。山西发展空间较小，如果只局限于山西，共产党便不会有后面那样

广阔的发展格局;而且，山西已经聚集了多股势力，如阎锡山、国民党中央、日本人等，较为拥挤，发展空间受限。1937年底、1938年初，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一些小规模的部队，如陈再道率领的东进纵队，向东进入华北平原。采取这些行动，一方面是试探，看看能成多大的气候，另一方面是为太行山这一俯瞰华北平原的堡垒建立前进阵地。据《陈再道回忆录》记载，陈再道的部队在1月份出发时只有500人，而到4月份的时候已经发展到三四万人了。同时，冀中地区、山东地区根据地的队伍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此时期的发展固然与自身的艰苦奋斗分不开，但也不能忽视当时华北局势的影响。实际上，华北地区一直以来都没有受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控制，更多的是处在地方实力派的控制之下。日本人攻入华北地区后，地方实力派便纷纷作鸟兽散。日本人由于在此地区的进攻较为顺利，直接打到黄河地区，主力迅速越过华北平原，进攻徐州、武汉，后方控制薄弱。华北地区在抗战初期就成了一个力量真空区，出现了一个战争状态下的巨大“裂缝”。

共产党人发现并果敢地抓住了这个机会。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等发布命令，指示八路军全面向华北平原出动，开展大规模的平原游击战。第二天，八路军总部便发布命令，派遣了一万多部队，从多个方向大举进军华北平原，开展平原游击战。毛泽东随后发表《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两篇文章解决了怎样在平原地区进行游击战的难题。此后，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迅猛发展。据相关资料记载，1938年6月份，中国共产党军队发展到14万人;而到1938年10月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发展到差不多20万人。平原游击战的决策大大拓展了共产党的生存发展空间。

回看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组织、宣传及控制、动员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决定性内在因素。同时，正确的策略运用，善于抓住机会，利用“裂缝”，也是其迅速成长不可或缺的要素。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近现代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