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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下稱「韓戰」）爆發。
韓戰持續超過三年（1950.6.25–1953.7.27），但事實上一年多後就已經開始停戰談判，可為何又拖了將近兩年？在這兩年內發生了什麼？為何戰後中美雙方都對這戰爭下半場的核心爭議問題絕口不提？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常成的新書The Hijacked War: The Story of Chinese POWs in the Korean War （中文版即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還原了韓戰後半段的本質——殘酷而無謂的巨大犧牲，對韓戰提出了全新解釋。
以下內容節選於本書中文版〈序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The Hijacked War:
The Story of Chinese POWs in the Korean War
（《被劫持的戰爭：中國志願軍戰俘與韓戰》）
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20
中文版即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殘酷而無謂的巨大犧牲
韓戰打了三年一個月又兩天，而停戰談判從1951年7月10日至1953年7月27日延續了兩年多。在此兩年中，中朝與聯合國軍雙方在談判帳篷中舉行了575次會議，同時各自在戰場上遭受了巨大傷亡，但最終的停戰線只是從停戰談判開始時的實際控制線向南或向北移動了幾公里而已。
停戰談判開始後不久，各方原本以為難以解決的第二項議程「軍事分界線問題」早在1951年11月27日就達成協議，而原被視為「枝節問題」的第四項議程「戰俘問題」卻意外地成為談判的最大難點。雙方在戰俘遣返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中國和朝鮮談判代表團堅持遣返全部戰俘，而聯合國軍代表於1952年1月2日提出「志願遣返」的原則，允許部份戰俘不被遣返。
交戰雙方就戰俘遣返問題進行了近兩年的軍事與政治鬥爭，美國不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強烈反對，堅持「非強制遣返」（又稱志願遣返）政策，最終三分之二（66.8%）的中國戰俘去往台灣，而只有三分之一（33.1%）回到中國大陸。
這一萬四千多名中國戰俘高喊「一顆心回台灣」的口號去台灣，其中只有兩人是台灣籍。而回到大陸的七千多人中，卻有一人是台灣籍。為甚麼兩萬多名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做出如此不同的選擇？為甚麼如此眾多的戰俘選擇「回」到一個他們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他們是誰？在甚麼情況下他們做出了如此重大的抉擇？
戰俘遣返問題成為談判的焦點與難點，並產生嚴重後果。在三年韓戰的後兩年，12,300名美國士兵和至少九萬名中國士兵在朝鮮半島喪生，至少14萬朝鮮平民死於空襲。[1] 大致可以說，為了給一個中國戰俘去台灣的「自由」，幾乎有一個美國大兵因此喪生。同時，為了阻止一個中國戰俘去台灣，六個志願軍戰士、十個朝鮮平民，還有數目不詳的朝鮮人民軍戰士因此犧牲。在過去的六十多年，無論在美國、中國大陸、台灣或者南北朝鮮，這樣讓人怵目驚心的等式還從未被討論。這才是韓戰後半段的本質——殘酷而無謂的巨大犧牲。
1954年1月20日，一萬四千餘名中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獲釋，他們走出三十八度線上中立區板門店的戰俘營，隨即被聯合國軍轉運至台灣\n
上半場為領土而戰，下半場為戰俘而戰
儘管學術界公認戰俘問題是韓戰後半段最核心的爭議，但對此問題的研究卻相當有限。學者大多聚焦於韓戰的起源或上半段，正如美國著名記者大衛 · 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在其名著《最寒冷的冬天》中截取的時段一樣，即從戰爭爆發到中國參戰，直至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被解職的1951年4月。[2] 美國學者布魯斯 · 康明斯（Bruce Cumings）指出，儘管美國學者對韓戰有諸多不同解釋，其實他們實質上都將韓戰一分為二：「第一場韓戰，即1950年夏季爭奪朝鮮半島南方領土的戰爭，是一場（美國的）勝利；第二場韓戰，即隨後爭奪半島北方領土的戰爭，是一場失敗。」[3] 如此二分法完全忽略了戰爭的後兩年，因為爭奪半島北方領土的戰爭也在1951年夏季停戰談判開始前就已經結束了。這恰恰證明了美國學術界對韓戰後半段的集體失憶。
本書提出一個新的「兩場韓戰」二分法：第一場韓戰是「為領土而戰」的戰爭前半段，包括從1950年6月25日至9月交戰雙方爭奪南方領土、從10月至12月爭奪北方領土，以及1951年上半年雙方爭奪三八線附近領土的戰爭；第二場韓戰則是「為戰俘而戰」的戰爭後半段，即從1951年底至1953年7月停戰——停戰談判於1951年7月開始後不久，戰俘問題迅速成為最主要的障礙，雙方因此邊打邊談直至停戰。
假如美國政府放棄「志願遣返」原則，假如聯合國軍能提供足夠「體面」數量的戰俘自願遣返回中國大陸，那麼韓戰很可能在1952年初，最晚在1952年中，就已經結束了。而國務卿艾奇遜直到1952年2月初才後知後覺地向杜魯門報告，戰俘遣返問題「即將成為停戰談判中唯一尚待解決的根本性問題」。[4] 自1952年2月底杜魯門總統對戰俘遣返政策作出最後裁決直到1953年6月初雙方就戰俘遣返簽署協議，戰俘問題使戰爭拖延了至少十五個月。假如不是斯大林於1953年3月初突然死亡，蘇聯新領導人隨即要求中方盡快停戰，那麼中方仍不會接受部分遣返戰俘，戰爭還要繼續打下去。
韓戰因為戰俘問題而拖延，造成重大犧牲，美國政府一方面對美國人民試圖模糊「為戰俘而戰」這一事實，另一方面對盟國的質疑，不得不做出辯解。停戰後，國務卿杜勒斯在停戰後的一次閉門會議中向盟國解釋，聯合國在韓作戰實現了兩大目的：第一，將侵略者擊退至原有邊界甚至更北；第二，非強制遣返戰俘，向那些不願遣返回國的戰俘提供政治庇護。[5] 但事實上，第一個目的早在1951年7月停戰談判開始之前即已實現。為了實現第二個目的，美國及其盟國耗費了十五個月才迫使中方接受變相的志願遣返，停戰後又耗費了六個月才給予那些拒絕遣返的戰俘以政治庇護。
意料之外的結局
對韓戰後半段的結局——三分之二中國戰俘去往台灣——民間流行一種想當然的解釋：這些戰俘大多是在國共內戰（1945–1949）中被俘的國軍軍人，他們被迫編入解放軍，成為「解放戰士」；韓戰爆發後，他們又被當作砲灰派往朝鮮送死。依此邏輯，一個理所當然的推論就是：他們一有機會就會選擇逃離共產黨統治，而他們入朝後要麼在戰場叛逃，要麼被俘後一旦得知有可能去台灣就拒絕遣返。然而，本書第3章將說明，去往台灣的14,342名中國戰俘中，三分之二曾在國民黨軍隊服役，而另外三分之一卻沒有。有趣的是，在選擇遣返大陸的戰俘中，大致也是這一比例。顯然，有相似服役經歷的戰俘作出了不同的選擇。因此，國軍服役經歷並非決定戰俘去向的原因。
與民間流行的「砲灰論」不同，中方的官方解釋是「陰謀論」：美國與韓國、台灣合謀，強制扣留中朝戰俘。中方談判代表柴成文於1952年初就指控美方「利用蔣介石與李承晚的特務在戰俘營從事各種非法活動」。[6] 柴成文稱，美方堅持志願遣返的「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美國陰謀利用這個「幌子」來扣留戰俘，並將他們送到台灣為「蔣幫」擴大戰爭充當砲灰。[7]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Nixon）訪華，在2月24日的正式會談中向周恩來提到北越扣留美軍戰俘，周恩來立即答道：「談到戰俘问题，我想說一件事。這件事發生在你擔任副總統時期，你可能不太清楚。對此事，我們做出了極大的克制。」壓抑了近二十年的情緒突然迸發，周恩來向尼克松解釋蔣介石如何派人進入戰俘營，從而介入戰俘遣返問題。「我們被脅迫去台灣的戰俘，人數不是幾千，而是上萬。」他強調：「我們完全可以就此力爭，我們可以質問：『蔣介石有什麼資格插手戰俘遣返？』但是，考慮到雙方都希望結束戰爭，而且我們派出的只是志願軍，我們認為為了戰俘問題而拖延戰爭不好」——然而事實上，恰恰是為了中國戰俘，戰爭多打了至少十五個月。周恩來最後對尼克松說，「我只說這麼多。此事雖已成歷史，但我們仍常記心頭。」[8] 很明顯，對中國領導人，特別是周恩來而言，一萬四千志願軍戰俘去往台灣的結局是令人耿耿於懷卻又難以言說的恥辱。
如果從一系列相關事件的先後順序來看，中方的質疑是完全合理的。尤其令人生疑的是在停戰談判開始前五天，即1951年7月5日，美軍心理作戰部向陸軍參謀長提議將部分戰俘送往台灣。一些學者也認為，美國政府眼看在戰場獲勝無望，於是故意扣留戰俘，慫恿他們拒絕遣返，使中國政府難堪，從而取得一場宣傳勝利，來替代軍事勝利，即所謂的「勝利的替代品」（a substitute for victory）。[9]
然而，本書將證明，韓戰後半段的結局完全出乎美國決策者的預料與計劃。第10章將說明，美軍心理作戰部門的提議迅速被艾奇遜否決，並未送達杜魯門，因此對其後來的決策並未產生影響。杜魯門在戰俘遣返政策上乾綱獨斷，從一開始就反對全部交換戰俘。而艾奇遜最初曾否決心戰部門的提議，隨後遠赴歐洲專注於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戰俘問題漠不關心。但他於1951年12月返回美國後，卻轉變立場，全力迎合杜魯門的志願遣返政策。
韓戰後半段的結局是杜魯門—艾奇遜政府一系列錯誤決策的結果，並由艾森豪政府所繼承。美國政府並未陰謀策劃此結局，因為真正的陰謀需要對戰俘問題有相當的瞭解、遠見與計劃——而這一切恰恰是美國決策者所缺乏的，從美國政府的兩大戰俘政策（反共洗腦與志願遣返）的構想到執行皆是如此。
注釋：
[1] 美軍死亡人數來自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ant (New York: W.W. Norton, 1969), 652。由於缺乏中朝方每月傷亡人數統計，此粗略估算值為整個戰爭期間的死亡人數的一半。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死亡數字為18萬，見徐焰：〈中國犧牲十八萬志願軍〉，《文史參考》，2010年第6期，頁83。據朝鮮中央統計局報告，戰爭期間28.2萬朝鮮人死於敵機轟炸，見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1341。由於在戰爭後半段美軍加大對朝鮮的轟炸，此期間的傷亡人數可能超過整個戰爭傷亡的一半。
[2]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2; Shen,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David Halberstam, The Coldest Winter: 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Hyperion, 2007).
[3] Bruce Cumings, The Korean War: A Histor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10), 229.
[4] FRUS, 1952–1954, 15:35.
[5] FRUS, 1952–1954, 15:06.
[6] Joy, How Communists Negotiate, 140.
[7] Joy, Negotiating While Fighting, 333.
[8] FRUS, 1969-1972, 17:774.
[9] Foot, A Substitute for Victory; Young, Name, Rank, and Serial Number.
图书信息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不激不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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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6 04:1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