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鄙的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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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来了，“破四旧”“砸烂旧世界”的狂潮在全国风起云涌。赤色风暴席卷神州大地，造反作乱成为革命潮流。温文尔雅与革命格格不入、野蛮粗鲁成了革命的标志。自毛林结盟以来，尤其受到“中央文革”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言传身教，无产阶级革命派豪气冲天，以反传统的语言表示他们对传统道德的藐视。

本来是阶级斗争，却演变成了一场全民运动，在这种革命激情冲击之下，红卫兵成为一股力量，“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无比狂热的革命热情却变成了破坏的主力。

记得1966年8月刚听到《红卫兵战歌》，“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真吓了一跳：呀，原来这就是革命？

紧接着，汉语中一些夸张和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频现于报端，并借助这些形容词或副词以增强声势：
那时，真正有文化的人倒仿佛没了颜面。问起来，大学本科毕业的报个专科，专科毕业的说个中专，好像只要往下缩一格，就能减轻点过失似的。说起话来，也嗫嗫嚅嚅，总显示出谦卑之态。

文革，要求工程技术人员改造思想，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脱胎换骨。脱胎换骨的结果是，那些平时文质彬彬的人，也学的满嘴脏话，不说脏话不开口，以显示自己的离经叛道。那时，纯净规范的语言已不合时宜，礼貌委婉用语更被视作“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臭礼节”，仿佛越粗鄙便越接近工农兵；越没有教养便越显得革命。这种变化，推动文革的大众审美更加趋向粗鄙化。

文革时，我在内蒙古电建公司工作。因为土建工地的工作又脏又累，大多数“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都被下放到土建工地劳动改造。他们一天到晚战战兢兢，看着监管人员的脸色行事。因为如果惹恼了那些人，翻毛皮鞋踢上去会皮开肉裂。监管人员对他们从来没有好话，不是骂“老圪泡”就是“老杂毛”“混蛋”“王八蛋”不绝于耳。

这种语言的沉沦，造成了整整一个时代语言的粗鄙化。那些过去根本上不了台面的粗话，都成了文革的常用语汇，斯文彻底扫地了。

那时，就连“不随地吐痰”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人在报纸上撰文号召讲文明，不要随地吐痰，很快就有人批驳这是“资产阶级臭讲究”，声称“劳动人民就应该吐”。

吃水果削皮或清洗也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即便平常有洁癖的工程技术人员，也仅仅在衣服上擦一下就入口了，这样就会得到工人阶级的赞许。

就连虱子也被人们称之为“革命虫”，似乎此物也是无产阶级的标志。

“牛鬼蛇神”“跳梁小丑”“一丘之貉”“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蠢蠢欲动”“上窜下跳”“丧心病狂”“如丧考妣”“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欲盖弥彰”“昭然若揭”“猖狂反扑”“狗胆包天”“大肆鼓吹”“混账透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可忍，孰不可忍”“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民间的大字报更直接、更粗俗、更气势汹汹虚张声势：“炮轰”“油炸”“砸烂狗头”“大黑伞”“大黑手”“一小撮”“妄图”“胆敢” “居心何在”“何其毒也”“可以休矣” “混蛋”“王八蛋”“滚他妈的蛋”等等。

文革，舆论把工人阶级的地位提的非常高，鼓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粗野一时成了许多人的优势。大大小小的领导们更是以大老粗自居，仿佛越粗越光荣。开会一讲话就是：“我是个大老粗，要多粗有多粗，斗大的字不识一筐！”

智者说，贵族要三代才能教养出来。而地主、资本家的子弟经过新中国不断地在经济上的剥夺，到了文革，他们比工人农民多的，也只是一点文化优势，或曰所谓的“文化教养”。其实，从1949年起，我们的官方文件、报纸广播和教科书里，就不再有“教养”二字，和教养有关的只剩下“劳动教养”了。

塞外社会风气差，呼市人粗鲁鄙俗，并非自古如此。相反，有人早年见识过归绥人说话办事彬彬有礼，不管生人熟人，彼此应答都非常尊重对方。家族、邻里、社区和公共场合，和谐占主流。呼市人变得野蛮，还是拜“文革”之賜。

文革种下的道德恶果，现在已经开始收获。时隔多年，粗野、鄙俗仍是当今社会风气的主流。不信你看看各地的城管，并不比“座山雕”的部下更文雅些；人民公仆更犹如色中恶鬼。

今天的汉语为什么越来越下流？眼下，网友几乎百分之八十的回帖都是谩骂和粗鲁的语言：“屌丝、撕逼、傻逼、尼玛、你妹、卧槽、妈蛋、小婊砸、草泥马、马拉戈壁……”比比皆是。虽然文革结束，但汉语仍朝着“下三路”的方向，一泻千里。

如今，强者越粗，弱者越鄙。下流的语言，宣泄的是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戾气，展现的是大人物和小人物们共同构成的时代精神的低俗气质。无视现实社会矛盾的泛道德主义，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全民下流”。粗鄙的时代就这样延绵不绝，文革写就了我们这一代人思维和情感的源代码。

季羡林说:“文革是一场最野蛮、最蛮横、最没有人性的，也不是什么革命，是一场闹剧、一场悲剧，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是什么造成了国人大脑低智、行为失范的呢？多年前我看过一本书，叫《乌合之众》，从这里我找到了答案。书里详细阐述了个体是如何被群体淹没的，领袖是如何在群体中起到绝对作用的。作者认为“群体”是依赖“领袖”而存在的，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被淹没了，群体的思想便占据了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则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极端化——这时候人的低智商就产生了。作者举例说，法国大革命、后来的纳粹、中国的文革等等都把人类思维低下推到了极致。

老一代的思维和情感源代码是文革写就的，杨绛在《一百岁感言》里写道：“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晚清时，面对危局，主张改良变革的龚自珍曾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子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

不才也认为：没有比读书人和公卿大夫的失范无耻，对国家社稷伤害更大的了。一正一反间，他们的无耻行为，动摇国本、扰乱社会、引发社会沉沦。龚自珍之语，可谓一语中的，点中了传统社会粗鄙的要穴。

后记：

1、路易十六的王后上绞刑台的时候，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下意识地说一声：“对不起！”我觉得这才是贵族。贵族首先有很好的教养，也应该是一个文明的人。

2、杨振宁说：“中国人耻于谈钱，却是世界上最爱钱的民族；羞于谈性，却制造了第一人口大国；最讲究思想品德，却是世界上最缺德的民族。我在北美生活了二十年，从未见过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上过一堂品德课，整个社会也没人提所谓的德育。可在社会上大多数人遵守社会最基本的道德，社会秩序井然，这究竟是为什么？”

3、在干支纪年纪月和兵器之外，“干”的主要义项就是触犯。用《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的释义便是：“以非礼相触犯曰干，干冒、干求、干盾、干系；犯则必乱，故相干之干训为乱。”比如干掉他、干他妹、干他娘等等。它和搞、弄等雄性勃发的动词一起，构成特有的暴虐氛围。

然而“干”的动词词义，与革命挂上钩，从贬义冒犯转变为褒义，仅仅是一个世纪以来的事情。粗俗升格为正气、豪气，全凭暴力逻辑的支撑，因而名正言顺地具有了神圣性。从此“干”荣升为一个光荣的动词。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老绥远韩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