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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知乎 齐王韦泽
[blockquote]写作本文的起因是笔者在例外状态期间思想迅速激进化，开始对中国的革命历史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在搜索有关“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资料时，笔者惊奇地看到，相关链接里出现了一所名为“国立劳动大学”的学校，一经浏览，发现这是一所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无政府主义者推动下创办的劳工学校，理应是研究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不能忽视的一部分。然而，笔者在检索后发现，互联网尤其是知乎上几乎没有关于这所学校的资料。因此，笔者结合相关书籍和论文整合出本文，对国立劳动大学做一个简要的介绍。[/blockquote]
”安国合作“与劳大建校
今天我们认为，“四一二”标志着国民党的彻底反动化，但时人仍对其革命性抱有幻想。1927年，在与康米的联合悲惨地失败以后（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选择支持“清党”，直接加入国民党，试图用无政府主义对其进行改造，这一运动被历史学者称为“安国合作”。确实，国民党向来派系繁杂、政治思想混乱，这种想法似乎并不是完全的妄想。然而，它的实际内涵是取代过去康米在国民党内的生态位，其结果就是“四一二”。更何况，在屠杀和清洗了自己的三分之一党员以后，蒋系事实上在党内已经建立了绝对权威，其他派系根本毫无机会。
无论如何，无政府主义者在国民党内确实曾有巨大的影响力。有“商山四皓”之称的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四个国民党元老都有不同程度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四人在晚清同盟会时期即不同程度赞助和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１９２４年国民党改组后，四人同为中央监察委员，在党内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在这一职位上，他们批评1924年以后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并鼓励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去世后的党统之争中，四人始终支持蒋介石。在1927这个关键节点，他们同样支持了蒋介石的“清党”行为。这些做法使得大量并未背叛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选择与其党内的同志划清界限，但确实让“安国合作”派在南京政府中有了一席之地。借助这种地位，在“清党”以后，为“夺回工农运动的领导权”，在“四老”的推动和蒋介石的授意下，建立一所劳动大学被提上了日程。
1927年5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次会议议决:以上海江湾之模范、游民两工厂旧址，改设国立劳动大学，内分劳工学院及劳农学院，派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褚民谊、金湘帆、许崇清、严慎予、匡互生等为筹备员，委员会于5月13日成立。在1927年4月20日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七十六次会议通过，添派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三人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即以该会行使教育部职权。有两个细节可以说明劳大建立的重要性：其一，这是蔡元培在读执掌教育大权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其二，这是国民党在北伐以后建立的第一所自己的大学，其意义可以和日后人民大学的建立相比。
劳动大学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它以1902年比利时创建的社会主义劳动大学为模型。创办劳大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来源于工读主义，是更早一些时候的欧洲工读计划的产物。所谓工读主义是以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为理论基础。泛劳动主义由俄国人托尔斯泰所首创，这种学说依据人类的自然属性和人道主义原则，认为“人人皆应劳动”，“人欲得衣食，需要靠着自己劳动，人人自劳其食”。它把社会阶级差别的根源归结为劳力与劳心之分，试图通过使人人参加劳动的办法消弥人世间的不平等。互助论由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提出，这种学说用生物发展的自然规律解释社会现象，以蜂蚁虽小却因互助而生存为证，认为互助是人类进化的“要素”，人类通过互助即可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劳动大学的创办者蔡元培就认为“脑力与劳动同时并进的好处，非独养成身体发达之平均，而最大关键，乃在打破劳动阶级与智识阶级之界限。现在上海办一劳动大学，内分两部:一部招收一般高级工业校毕业生入学，以工厂为学业为生活;另设劳动补习班，以灌输相当知识给一般劳工。”劳动大学的最终目标就是调和阶级矛盾，通过互助的方法实现大同，有改造社会的理想。
劳大首任校长易培基在上任之初，就强调勉励“学生劳动化、革命化”。在劳动大学成立两周年之际，在《劳大概况》发刊词中具体阐述了他的办学方针及劳大与“国民革命”的关系:[blockquote] 国民经济生活之建设，为国民革命之主要目的。今民生凋敝，已臻极点，经济建设，尤为急务。以我国天赋之厚，施以人事之功，本不难使民生丰裕，国度兴隆。徒以外受列强之侵略，内受军阀之剥削，’加以封建势力遍布乡村，农民经济既莫由改良，从而工业产品亦无法畅销。故今日而言发展经济，必振兴实业，必先解放劳工，保护农工。此总理倡导革命，所以重视农工政策也。然农工运动，端在领导得人。良以我国农工群众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被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前者使革命之破坏不能彻底，后者使革命之建设不能进行。故欲求国民革命成功，非使占有国民百分之八十的农工，了解国民革命，信仰三民主义，在本党旗帜之下，参加革命工作不可。
本校即本此旨，培养有主义，有学识，有技能，有革命精神之人才，以期将来为本党领导农工，实行革命工作，努力建设事业。……学生在校，务使其半耕半读，或半工半读，以体验总理“以行求知，因知进行”之遗训……故一方面灌输主义学识，以坚定其信仰而发展期脑力，一方面授以农工劳作，以养成其习惯，而磨练其体力;使健全之精神，属于健全指身体。一言蔽之，即以全人教育，从事国民革命也。[/blockquote]
易培基认为劳大的建立是与国民革命密不可分的，它的建立就是为国民革命服务的。 蒋府也认为，劳大的使命就在于“为本党领导农工，实行革命工作，努力建设事业”。可见，劳大的建立是蒋府在“清党”之后试图重新掌控工农运动的重要举措。
学制、课程与教学概况
劳大的建立者们认为劳大为“教育的劳动化之试验机关，为特殊性质的学校，与普通大学与农工业专门学校异”。因此，劳大的院系设置有一个逐步探索、调整、增设的过程。
劳大建立初期，劳工、劳农两学院并未分系教学，课程也类似。在实践过程中感到课程过于简单，分系太晚也不利于学生深造。学校又组织课程委员会研究、讨论。最后决定分系，将劳工学院分为机械工程、劳工教育、工业社会三系，1928年夏又增设土木工程系，至此劳工学院共设四系。劳农学院分为农艺、园艺、农艺化学三系。1929年初又增设社会科学系，劳农学院也设四系。
在大学院时期由于实行法国学制，各国立大学可设立劳农学院与劳工学院。后由于多方面原因，大学区实验失败，大学院也进行改组。劳大的劳工学院与劳农学院的称谓因此改为工学院和农学院，又因为只有具有三个以上学院才能称为大学，劳大将原本两学院的社会科学系、教育系拆分出来，组成社会科学院。至此，劳大的组织架构基本形成。
劳动大学的入学资格为劳大中学部毕业或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者，年龄在25岁以下。报名时需提供履历书、毕业证书、最近四寸半身相片两张并缴纳试验费一元。入学考试分初试复试两次，初试及格者方准复试。复试除笔试外并举行口试及体格检查，始准入学。新生入学时需交志愿书、保证书各一份。学生修业至少四年，1929年规定必须修满168学分，军事训练及体力工作均不给予学分，但不及格者不准毕业。学年终了时，学生需通过毕业试验，然后由学校给凭。大学课程分为三种，一是全校共同必修课，二是各系规定之必修科，三是各系规定之选修课。劳大采用学分制规定:每学期每周上课1小时或实习调查2小时为1学分，各系学生每学期至少须满21学分至多不得修过24学分。
劳大极为重视外语教学。社会科学院即规定外国文为本院必修，高达20学分分值最重，比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所规定各大学必修之党义课程还高出4学分。虽然学校规定学生可任选英语或法语。由于劳大以比利时劳动大学为原型，教师也多有留法的背景。所以在外语教学方面极为重视法语课，法语实为劳大的第一外语。劳大的法语教师这样鼓励学生：“法文是世界上语法结构最严密的文字，不容易产生歧义，它与中国的墨并称为国际重要文件必需的工具，中国墨是不变色的，法文是语义精确的”。到后来，劳大师生每早以“bonjour“问好，“精法”属性实锤了（笑）。
半工半读是劳动大学的重要特色，具体措施多有效法比利时劳动大学的。劳大有自己的实习工厂，也有自己的实习农场。各学院结合各自的教学实习情况，安排实践。而且劳大规定对于学生膳宿制服各项概不收费，但学生需从事学校规定的生产工作作为补偿。体力工作在实习分数中占到40%，学生在工厂或农场的劳动态度是决定升留级的依据之一。根据学生的回忆，劳大每天上午开设理论课，下午开设实践课，等于说劳大学生理论上有一半的学习时间都是在劳动中度过的。社会科学院学生不在工厂或农场劳动，改为到校外进行社会调查。旧中国的大学往往以文科见长，理工科实力普遍薄弱，这是因为理工科需要大量的科研设备，而文科仅需教授与书籍即可开课。国立劳动大学以“劳动“冠名，自然更加重视农学和工学，也确实以这两方面闻名。
但理想总是和现实有差距，尽管有政府财政支持，劳大的经费仍然没有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充足，工学实际发展水平有限，校办工厂也由于设备问题，实际上是由工人专门运营的，学生仅以实习的方式参与劳动，这也导致日后废校风波中反对者对劳大”假劳动“的指责。讽刺的是，劳大学术成就最高的学院实际上是后设置的社会科学院。根据统计，略知在这两年当中，劳大61位教师从事研究，发表论文47篇，编译1篇，书评1篇。若以学院为单位，则最晚建立的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发表率为40%发表论文30篇，书评1篇，居各院之首。其次为农学院，发表率为34.7%，论文15篇，编译1篇。最后为工学院为15.3%，仅为论文2篇。可见，劳大也没有逃出旧中国高等教育文强理弱的怪圈。不过，笔者认为单纯的”学术成就“不能完全反映学校的实际价值。如果不把劳大视作研究型大学，而将其看成一所技术学校，劳大工、农两学院的教育无疑是极为成功的。
不过，劳大的教师水平并不输于其他院校。绝大多数劳大教师都有国外大学的学历或者曾在国外研究或求学过，他们的学术水平客观，也将当时欧美最新的学术成果介绍到了劳大。同时，其他院校尤其是复旦大学也有大量教师在劳大兼职，法学家陶希圣、新闻学家周孝庵都曾在劳大任教。在前期发展中，劳大教师队伍逐渐稳定学校的学术研究氛围也在逐渐形成，假以时日，劳动大学很可能在学术上取得更出色的成绩，但它的性质决定了它注定没有这种机会。
从这里我们很容易发现，劳大的教学制度处处都有法国革命思想的影子。尽管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运动的共同特点，但像劳大这样集中体现还是非常罕见的。
学生面貌与生活状况
旧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学生多半来自上等市民和大中地主家庭，而劳大无疑是其中的一个特例。劳大的学生富裕家庭出身的人很少，绝大部分是城市贫民或农村一般小农家庭出身。这是因为，当时上海的私立大学学费高昂，非富裕家庭负担不起；公立大学收费虽然较为低廉，但因上海全国最高的物价水平，也只有少数人能够在那里求学。相比而言，劳大收到了政府财政的全面支持，学膳宿费用全免。同时，劳大的课程偏向实用，与其说是大学，倒更像是技术学校，一般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不屑前往就读。
这样的出身使得劳大学生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渴望以知识改变命运，这使得劳大的学习风气非常良好。同时，尽管费用全免，学习生活仍有开销，因此劳大学生在生活各方面亲力亲为。校园内设有洗衣场和晒衣场，洗衣、洗被、缝被都是自理；吃饭时碗筷汤匙自备，用餐完毕后也要自己清洗；扫地打水的杂务也是自理。与此同时，上海大学的普遍风气是，大学生常常出没于剧院、舞厅，消费奢侈，学习敷衍了事。一些学生甚至还摆出前清秀才的派头，带书童上学，把各项劳动都交给校役。相比之下，劳大学生的总体面貌非常质朴，甚至显得寒酸。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困窘，在财政的支持下，劳大学生的生活虽然拮据，却不是难以维持的。劳大免费给学生提供两套制服，由服装厂的老师傅量体裁衣。夏天是蓝色制服，冬天是黑色尼制服。夏天自制一双木屐板，冬天只花几角钱置一双芦花鞋就可以舒适地保暖防冻了。有些学生除了学校提供的这身行头以外，也就没什么衣物了。同当时上海其他大学西装笔挺、衣着入时的学生少爷相比，劳大的学生的确像“叫花子”，但不致捉襟见肘。
与之相比，劳大的伙食算是很不错了：每名学生每月的伙食费为9元，具体事务由每学期学生普选出来的食事委员会负责。每天早上由学生轮值买菜，一般是食堂大司务和两名学生一大早四五点钟到江湾市集购买，学生负责监督记账。轮值的学生当天早上会得到补偿，一个人享受四个同学才有的一份早餐。负责买菜的同学每天要公布账单，食事委员会月公布一次账目接受大家监督。如果当天的饮食不好，当日负责的同学就会被同学指责。有胆敢贪污者则会被学校开除学籍。这样严厉的监督之下，保证了学生的饮食。具体到饭桌上，可谓种类繁多，主食有白米饭、糙米饭、面条、馒头，早餐有赤豆粥、绿豆粥、豆浆、油条。中晚餐的副食各有3荤2素1汤，菜谱由学生自行调配。可见，劳大不仅伙食费充足，食堂的运行也民主、合理，没有官僚体制下常见的种种弊病。
劳大本部的学生宿舍由工学院和社会科学院共同使用，农学院的宿舍位于吴淞。女生的宿舍房间大的可容纳8, 9个人，小的也可以住3, 4人。男生宿舍与此类似。学生宿舍的设备也很齐全，除了盟洗室厕所和浴室外，学校为防止学生信件丢失，给每个人配了一个邮箱。
在同一时期，上海其他大学虽然学费高昂，却多把钱投入到扩大规模上，生活设施普遍较差。例如，与劳大为邻的复旦大学，学费高昂。复旦校方将经费主要用于扩充校园、增添设备。在其他方面节衣缩食，时人评论道：“复旦办学的成绩了不得，经济情况不得了”。教会所设的圣约翰大学学费高昂，学生宿舍里却除了木板床别无一物，与劳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劳大学生的贫寒出身一方面使得校园学习风气良好，另一方面又使得他们学习目的性较强，更没有理想主义色彩。劳大的很多学生在入学之前曾经从事过不同的工作，他们这些人对于学习更有主见；专业与自己兴趣相符的学生在校内除了上课之外，就到图书馆看书。兴趣不符的不上课，只去图书馆看书，而且只看与爱好相符的书。他们的求学有很强的目的性。
这种特点还导致了另一个现象，那就是劳大学生的政治意识淡薄。
因其来源和创立者的背景，在劳大最为校方所推崇和宣扬的是无政府主义。在这一时期劳大的校园中，蒲鲁东、巴库宁、克鲁泡特金的名字不胫而走，十分熟悉，《告少年》、《面包略取》等克鲁泡特金和巴库宁的著作成为热门书籍。在劳大的教师中也集聚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有沈仲九、黄凌霜、吴克刚、毕修勺。无政府主义者在江湾创办了革命书店，出版《革命周刊》，大力宣传无政府主义。劳大校方也聘请一些国外的无政府主义者来校演讲，有日本人石川三四郎、山鹿泰治，法国人邵可侣、比利时社会党领导人樊迪文等。因此，蒋府指责劳大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中心”。
但这完全是一种“污蔑“（或者说“谬赞“，看读者立场了）。劳大的学生虽然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校内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学生却并不多。在时人看来，劳大“从事无政府信仰的学生，他们言行规矩，态度和蔼”，都是“好人“，劳大也没因为学生信仰无政府主义而发生学潮或是学运。在另一面，由于劳大的设立带有左翼色彩，蒋府从一开始就严查学校内部的中共力量。但实际上，虽然确实有个别中共背景的学生在劳大学习，但中共的组织并没有进入劳大，左倾色彩的学生也是通过校外的组织与党取得联系。劳大的学潮和学运更多的是大时代背景下敌国外患所刺激的爱国主义以及蒋府内部教育派系、高层权利斗争所引发的。
这种现象或许可以由劳大学生的经济成分解释。他们出身贫寒，却有幸得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所求多是“出人头地“，改善家庭生活、改变自身命运。因此相比其他学校出身富裕家庭、胸怀救国理想的学生，他们更加政治冷感。或者进一步说，在劳大学习给了他们一个脱离原有阶级地位的机会，使得他们一方面脱离了原有阶级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又没有富裕家庭出身学生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激进思想对他们的吸引力可能反而没有一般大学学生来得大。
派系斗争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民国的教育系统中存在着众多或明或暗的教育派系，其中对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就是以蔡元培为首的英美派和以李石曾为首的法日派。留法学生对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最早的一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就是从他们中诞生的。可以说，教育界的法日派（或中法系）的革命色彩较为浓厚，国立劳动大学就是其理念的产物。
然而，相比理念之争，英美派和法日派之间更多的是以争夺教育领导权为目的的赤裸的权力斗争，劳大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争端。
1926年3月18日，在易培基和徐谦的策划之下，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引发惨案，史称“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段棋瑞执政府通缉易培基、徐谦、顾孟余、李石曾、李大钊等五人，原来就极力反对利用学生达到政变目的的北大英美派国民党籍教授也受牵连，纷纷避居东郊民巷。法日派则认为段政府之所以能迅速通缉易培基、徐谦等五人，与英美派不无关系，两派矛盾大大激化激化。日后劳大筹备建校时，蔡元培提议由易培基担任校长，遭到了英美派地激烈反对。他们对于易培基的印象却极为糟糕，认为他无才、弄权、猎官、有野心无能力，可能在法日派人士中，易培基的人缘最差。两派冲突中，本身只靠着李石曾的关系爬上高层的易培基却冲到了派系斗争的最前沿，且两方人物对其都多有指责。
易培基和掌握上级教育部门的英美派之间的矛盾直接转化为了劳大与大学院和教育部之间的矛盾。1930年以前，掌握国民党教育部门的是蔡元培，劳大和大学院都是他一手创办的，他对二者多有支持。同时，蔡元培在两派间处于一个较为中立的地位，在他的调和下，劳大和教育部门间没有发生较大冲突。但到1929年末，大学院改组为教育部，蒋梦麟任教育部长，法日派的马叙伦掌握实权。1930年，马叙伦因和戴季陶与陈立夫的冲突辞职，法日派在教育部门里失去了靠山。加之易培基兼任农矿部长，虽然有所建树，却大大得罪了四大家族。同时，易自诩老革命，瞧不起依靠裙带关系上位的新贵们。英美派学人认为易背后玩阴谋，人品学识不值一提，其在政府内部又孤傲自负，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等人。无论在教育系统内部还是在政界，易培基已经处在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了。
同时，易一人身兼国立劳动大学校长、故宫博物院长、农矿部长三职，分在上海、北京、南京三个地方，权力之重一时为人所侧目。法日派此时的风头太盛，难免被人所垢病。其所负责的劳大又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给外人留下了很多攻击的口实。种种因素影响下，外部力量对劳大的攻击开始了。
衰落与终结
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处于飞速发展的时期。时人称之为“大学热时期”。高等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出现。学校数量增加较快。但随之问题也接踵而至，学校过多，一时间泥沙俱下，良荞不齐。具体到上海一地，私立大学“一时如风起云涌，纷纷创立，其中有郑毓秀所办的法政学院，褚辅成、沈钧儒合办的法学院，更由何世祯、何世枚兄弟所办的持志学院，这几所大学只要交清学费，并不认真要学生上课，混过四年，不愁文凭不能到手，上海一概给以雅号曰‘野鸡大学”。针对这种情况，在1930年初，教育部开始着手改进大学教育。在整理全国私立大学已取得一定成果后，1930年5月初，教育部开始对国立大学进行整顿，对劳大的视察也于此时开始。
教育部特派高等教育科谢树英、钟灵秀两科长，会同上海市教育局局长陈德征前往视察。三人与5月6, 7两日连续前往劳大，将工学院、农学院、社会科学院内部设备情形及全校学生读物课卷、宿舍以及图书馆等详加考察，对学校的行政状况、学生课外作业及平时思想行动等更做严密的视察”。三人视察完毕后，提交给教育部的视察报告导致了劳大停招。
6月6日，南京的《中央日报》首先刊出了教育部下令停止劳大招生的消息。教育部认为，根据谢树英三人的调查报告劳动大学“不独学校行政、工厂管理，教课设备等项多所未和，而根本‘劳动’不与‘大学相联’，大学招收不劳动之学生，工厂纯用非学生之工友，南辕北辙宜乎功效鲜见，蛮语四起，若不改弦更张，何以达政府培养劳动人才之目的。”教育部命令劳动大学1930年度招生“均应停止，仰即将招生广告撤销，并登报声明。”教育部对劳大下狠手，一方面是源于派系斗争，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劳大有较为浓厚的工农色彩，是国民党右派的眼中钉、肉中刺。
其中，对劳大最严厉的指控就是“假劳动”，因为这直接否定了其建校的意义。因此，劳大拒不服从命令按原定计划发布了招生广告。对此，教育部持强硬态度，针锋相对地在《申报》上连续发布勒令劳大停止招生的广告。上下级教育机构在报纸上以广告相互攻击，一时间传为笑谈。劳大方面接下来进一步上纲上线，提出其是遵从先总理“扶助农工”的遗教创立的，反对劳大就是反对总理、反对国民革命。教育部在这一点上占了下风。但依然不肯收回成命。
劳大进而向行政院申诉，指出教育部先前的报告存在诸多谬误，劳大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假劳动”源于工厂设备不齐全，不是有意为之。同时，劳大筹备委员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褚民谊、严慎予赴南京召开记者发布会，公开声援劳大。当时正值期末，劳大学生也权力参与“护校运动”。面对反对，教育部长蒋梦麟抬出了总后台蒋介石，意图彻底改组劳大。劳大方面尽管师生各尽所能，也没有使教育部收回停止招生的命令。至7月初，暑假已开始学生、教师放假。劳大方面也就接受了停招的命令，但没有停止新校舍的建设项目。随后，在政府官员辞去教职的风潮下，易培基辞去劳大校长职务。
与此同时，教育部一方同样陷入了混乱。蒋介石和陈立夫、陈果夫认为易辞职是其接管劳大的绝好时机，因此将劳大的各级领导都拟定为本派系人，引起了党内其他势力的反弹。在吴稚晖、李石曾的反对下，蒋梦麟辞去教育部长职务，蒋介石不得已兼任教育部长。在双方都元气大伤的情况下，前驻比利时公使王景岐接任劳大校长，争端告以尾声。
风波己停，劳大却已伤筋动骨。一些教职员因为校长更换而离开劳大。最适合担任校长的易培基又被免职，无人为劳大遮风挡雨了。对劳大素有成见的蒋介石兼任教育部长就更不是个好消息。总之，劳大的生存环境因为校长更换的风波变的更为恶劣了。九一八事变以后，当局缩减学生旧有的经济支持，劳大因此爆发反对学校当局的学潮，直接导致其被解散和重组。
前文说过，相比上海的其他学校，劳大学生是比较政治冷感的，因此没有过多参与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运动。但谁也没想到，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学校恰恰处在十九路军和日军战斗的核心地带，大批校舍被毁，许多未能及时运走的生产设备也毁于一旦，似乎正应了那句话：“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必奔你而来。”趁此机会，国民党当局以学校被毁为借口，要求劳大废校，师生据理力争，仅争取到应届生正常毕业，剩余学生和教师分流到其他学校的结果。1932年7月31日，劳大的历史就此终结。
尾声
到这里，笔者可以回答有关国立劳动大学的核心问题：劳大是否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结晶？
不可否认，劳大确实是在国民党内无政府主义者的推动下创办的，创校者也在尽力推动其安娜其化，从相当一部分教师也有无政府色彩。然而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国民党不断加强对教育的控制，而与康米主义同根生长的无政府主义更是十分防范，因此学校对无政府主义的推广效果有限。同时劳大学生囿于家庭出身，对政治并没有那么关心。究其始终，劳大所发生的学潮或是学运并没有无政府主义或是中共组织的背景，不存在意识形态或是国共两党斗争的色彩。劳大的学潮和学运更多的是大时代背景下敌国外患所刺激的爱国主义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教育派系、高层权利斗争所引发的。
可以说，国立劳动大学的命运正是“安国合作”命运的缩影：一部分中国安壬为反对康米，选择与国民党联合，但其工农色彩终究与“清党”后的国民党政策不相容。无政府主义者在进入国民党内后，迅速蜕变为其中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派，不深究历史，我们竟很难将史书中一个个出场甚多的名字和无政府主义联系在一起。
同样，这所拥有响亮名称的学校也沉沦于故纸堆中，它的实践确实是历史的一抹亮色，但它所代表的理想最终也没能在旧中国生根发芽。
参考文献
[1] [美]阿里夫·德里克著：《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版
[2] 蔡兴彤. 国立劳动大学研究（1927年-1932年）[D].华中师范大学,2011.
[3] 严海建.蒋介石、党国元老与国立劳动大学的存废之争[J].史学月刊,2018(11):61-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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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6 08: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