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为人: 陈企霞钢筋烧烤成木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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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达成说：“这次调查真正让我开了眼界。让我上了一次社会大学，让我读了一本无字之书。让我明白了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什么叫‘强词夺理’‘百口莫辩’。”
批判丁玲、陈企霞开始于1955年8月3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举行了党组扩大会，参加者约七十人，对丁、陈批判斗争。9月30日以作协党组名义把会议结果写成《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党中央。
1956年6月28日，中宣部部长会议以后，张际春提出成立调查组。唐达成参加了调查组。李之琏在他的回忆中这样记录了调查结果：“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作家协会党组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反党小集团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与事实不相符，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
面对调查结果，周扬表现得很不安。他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1957年6月6日，作家协会党组根据陆定一部长的指示，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会议开始，周扬先在讲话中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像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作是很不应该的……”
唐达成说：“当时事情好象是出现了转机，丁玲、陈企霞一案要得到平反纠正。然而仅仅一个多月，作协党组扩大会在休会一个多月之后复会，情况出现了逆转。党组扩大会是在文联礼堂召开，扩大的范围很广，参加会议的有宣传部机关、文联和各个协会的二百多人。会议主持者的调门，与6月上旬会议开始时的认错、向丁玲表示道歉的态度完全相反，不仅恢复了1955年批判时的作法，还大大发展了一步，实际成为对丁玲、陈企霞的斗争会。”
唐达成说：“政治像川剧中的‘变脸’，说变就变。你刚看到它的一副面孔，你刚刚说出来，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它变脸了，你又得重新认识，重新说它是什么样。还得承认，你刚才看错了。”
1991年开“黄河笔会”期间，我与作家徐光耀同车前往五台山。路途中徐光耀发一声感叹：“干脆就把“丁、陈反党集团”定成铁案，别搞什么“重审”，其实倒是件大功德，至少可挽救相当一批人，也省了把很多人牵进来共演一台翻滚大戏。”
唐达成给我讲了会上发生的一幕触目惊心的“故事”。
唐达成说，陈企霞从来是以一个“铁血硬汉”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眼里。他是那种宁为玉碎，不求瓦全的性格。就是在这个会议大厅里，陈企霞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那个震撼人心的“大木炭小木炭”之说。也是在这里，大家亲眼目睹了一条宁折不弯的钢筋，如何被烧烤成木炭。定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是从追查一封匿名信开场，党组领导怀疑给中央的匿名信是陈企霞所为。所以要从陈企霞身上打开一个缺口，然后直逼丁玲旗下。陈企霞哪会那么容易束手就范？既然是匿名信，当然不会是陈企霞亲笔所写，从字迹上找不出一点蛛丝马迹。会开了几次，毫无进展。陈企霞一口咬定，匿名信不是他写的。
说到这里，唐达成像是在说评书，嘎然而止，说到了文学写作的闲话上。
唐达成说，那时候，涌现出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作家柳溪，据说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纪晓岚的血脉嫡传。那时候纪晓岚的名字还不像现在因了《铁嘴钢牙纪晓岚》的电视连续剧而家喻户晓。唐达成说，柳溪出自书香门第。她的才华如何？我口说无凭，我可以让你看看她的作品。那天，唐达成给我拿出了他收藏的，印刷很粗糙的一套四辑的《新作品丛书》。我记得上面有《耕云播雨》、《新结识的伙伴》等，唐达成指着其中一篇《爬在旗杆上的人》说，这也可算她的一篇成名之作吧。我记得好像是第三辑的首篇。但作品的署名不是柳溪，却是一个叫“耿简”的名字。我想大概是笔名。关于这两个名字之间的关系，唐达成给我讲了另一段故事。那是关于柳溪身世命运的故事。柳溪的作品《爬在旗杆上的人》，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讲完这段闲话，唐达成又回到了原话题。他说，已经说不清这是第几次党组扩大会了。会场有些散乱，像文人的习性，但气氛却是极严肃紧张。因是圆柱形大厅，似乎没什么主席台一说，靠东边的墙有几张桌子，几位主持人刘白羽、邵荃麟、郭小川都坐在那里，而真正的“核心”周扬却随意地坐在一边的角落里。
丁玲和陈明坐一张桌子。陈企霞坐了另一个地方。周扬和他们几位都没有发言，作协机关的该说的也都说过了。我以为局面会僵持不下，出现冷场的局面。谁料，戏剧性就发生在最后一幕，致命的打击也是最后一刻来临。
方纪出现了。方纪是天津市作协的负责人，身高马大，声音宏亮。有点样板戏上男一号的劲头。他说，天津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陈企霞关系密切的柳某，己低头认罪，并揭发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恶毒向党进攻的阴谋计划。
方纪把“人证”也带到了会场上。那一刻，我看陈企霞，他下意识地站了起来，一截木头似地杵在那里。他大概自己也没意识到，是仍然坐着还是已经站了起来，一支笔仍然捏在手里，眼珠子却不知茫然地望着什么。我敢断定，那一刻陈企霞脸上的表情，是任何作家形容不出来，任何明星表演不出来的。方纪的爆炸性发言仍在继续：还需要再详细说吗？你再说一次匿名信不是你写的？他掏出一本《南唐二主词校订》，摔在桌子上说，它就是陈、柳之间联络的暗号。
唐达成把这一幕用故事的形式讲出，我可以感觉到，当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而唐达成讲的时候仍如昨日发生的那么清晰，可见此情此景已经刀刻剑雕，刻骨铭心了。
为了唐达成的这个“故事”，我翻阅了陈企霞的《我的陈述书》；也看了陈恭怀写的：《关于父亲的<陈述书>》；还看了对老一辈女作家柳溪的访谈录；他们对这一段无法忘记的记忆几乎都很少涉及。笔锋无法回避时，则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我想，不说本身也是一种说法。这是心灵上无言的伤痛。
作为柳溪《爬在旗杆上的人》的责任编辑，当年《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的涂光群，在同我谈到这件事时，表现出了无比的义愤。他说：“这哪像正派人的做法？利用人性的弱点，甚至不尊重人的人格，不尊重人的隐私权，这就是政治斗争的残酷呀！这种运动是非常可怕的，它对于人心灵的震颤，你不身临其境是永远感受不到的。陈企霞原来那么一个桀骜不驯、抗上、血气方刚的汉子，到‘文革’后我再见到他时，完全变了一个人。一个血性汉子，成了个佝偻的老头，连看人的眼光也变成怯生生的。”
陈企霞完全瘫软了，从此一蹶不振。“丁、陈反党小集团”全线溃败。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陈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