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拉铁摩尔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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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三十一年前的5月30日，著名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内亚”一词最早的倡导者之一欧文•拉铁摩尔逝世。与西方“汉学”、“突厥学”这样的“东方学”学术传统不同，拉铁摩尔有着鲜明的“活学术”特征。事实上，他的学说本身就在从“汉学”到“中国研究”的范式转换中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悖谬的是，作为这一范式转换的成果，当拉铁摩尔在当前中国成为显学和热门之后，他却有了向“死学术”跌落的趋向。人们热切地谈论和运用“边疆范式”、“内亚视角”，但大都遗忘了拉铁摩尔对“现在时”帝国主义与民族问题的关切，和对以苏联道路解决中国边疆问题的殷切期待，以及他与中国革命和蒙古民族运动的亲身纠葛。即便把他誉为“边缘人群的同情者”的中国学者，也有意无意地用“误会”来解释他对苏联道路的青睐，从而错失了他在立场和方法上与列宁主义对话的一面。今天，与内亚这一概念大热的同时，是东方主义  沙文主义在国内的大肆流行，是种种边疆论述中劳动者视角的普遍缺失。如果缺乏对现在时民族问题的关注，缺乏对边疆劳动人民生存的体察，那么所谓“内亚”就会沦为的空泛无力的口号，无力对恶性思潮做出回应。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学者，更是为了重提当年用“共同革命”道路解决边疆问题的希望，我们推送由大卫•哈维所撰写的、这篇介绍拉氏生平志业的旧文。

欧文·拉铁摩尔的人生跨度与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相当。他的生平志业与其他两个重大事件紧密交织在一起——首先是1911年至1949年改变中国的革命剧变，其次是这场剧变在美国引发的残酷后果——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对其个人生平姗姗来迟的评价，能让我们更详尽地了解，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进行地理研究的政治。
拉铁摩尔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如今，他是利兹大学八十三岁高龄的荣誉退休教授，住在英格兰的剑桥。虽然年届耄耋，他仍然坚持撰写评论文章和著作，还不时举办讲座或外出旅行。他自称是一位“激进的保守派”，并且很乐意从这一立场出发质疑美国的外交政策。最近，在1981年的时候，一名《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的记者在从中国至乌兰巴托的路途中赶上了他，当时他正要参加蒙古革命六十周年庆典（拉铁摩尔是蒙古科学院院士中惟一的西方人）。拉铁摩尔即刻表达了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打“中国牌”的质疑，并担心我们在萨尔瓦多会成为“共产主义的最佳教员”。他回想起自己曾从MZD那里学到的一课。1981年，他在踏上中国之旅前夕对我谈到：“有一次我问毛，为什么共产主义观念能在不识字的农民中传播得这么快。毛回答说，因为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出色的两位共产主义教员。我很自然地以为，他指的是马克思和列宁。但毛却轻轻一笑，然后说：‘不，我说的是蒋介石和美国。’”【1】然而，接下来的《太阳报》文章（1981年7月8日）却再度引发了那种困扰拉铁摩尔多年的回应。一位愤怒的通信者写道：“《太阳报》最好小心一点”，而拉铁摩尔“被人怀疑完全是他自作自受”。1952年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不是已经做出了结论吗？——“在经过参议院历史上最详细的调查后”，他们得出结果：“自1930年代起，拉铁摩尔就是苏联阴谋集团一个自觉的、得力的工具。”

需要更老辣的目光，才能看破笼罩着拉铁摩尔人生的迷雾，这恐怕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外。无论拉铁摩尔做过什么事，说过哪些话；无论其他人对他做了什么，说了哪些关于他的话，都不能孤立地被理解。它们背后是社会力量的推动，是两个广阔复杂的大陆交织互动而成的历史。我们既要理解中国和内亚——拉铁摩尔人生经验与学术研究的源泉；又要理解美国，尤其是霍夫施塔特（Hofstadter）所称的“美国政治的偏执特色”。【2】拉铁摩尔本人也为这种偏执而困惑。我不妨这样解释：即使拉铁摩尔真的对某些事负有责任，那也是因为他对中国了解太多，而对美国了解太少。他只看到了后者表面的理想主义，就想把前者的实情传播过来。他在麦卡锡时期的表现证明他当时处于难以置信的震惊中，即这种对美国宪政精神骇人听闻的践踏，竟会如此轻易地落到他的头上。当然，受害者并非只有他一人。麦卡锡重创了工人阶级组织——工会、移民组织、社区团体——殃及各行各业（包括教师和律师），把整整一代政治左翼（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左翼）撕咬得伤痕累累。在整个社会进程中，拉铁摩尔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是一个符号（麦卡锡参议员本人也是一样）。因此，对他个人生平的研究是了解历史深层的途经，如拉铁摩尔本人所说，历史不是聚焦于大人物的研究，而是对社会运动的全方位解剖。【3】
1900年7月29日，拉铁摩尔出生在华盛顿特区。【4】不到一年后，他担任教师的父亲接受了一个在中国工作的职位。从这时起，直到二十八年后，拉铁摩尔才再次踏上美国的土地。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十二岁后，他先后前往瑞士（两年）和英国（五年），以完成他仅有的正规教育。十九岁时，他回到了中国（“出于经济原因”），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先是为天津的一家英国报纸当记者，后来又受雇于一家英国商行担任采购员和商业代理。“我们进口一切西方需要卖到中国的东西，出口一切西方需要买的东西。”时值中国的动荡年代，内部失序、封建军阀之间的矛盾和西方支配力的衰弱为1925～1927年间的第二次中国革命铺平了道路。
作为一名在上海、天津和北京之外奔波的商业旅行者和采购员，拉铁摩尔处在一个罕见的特殊位置上。如他后来所形容，这使他能“了解历史的真实一面”，并“通过亲身经验而非书本”建立起对商品的理解。据他自己说，这时他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困惑，产生了知识上的沮丧。他想躲开这一切，到商业世界中充分了解中国和中国人，并放弃通商口岸的安全条件，在没有翻译、仆人、西方食品供应（在当时被看做是最冒险的行为）的条件下深入中国的内地，“在我的非利士人同胞看来，我无疑是疯了”。他开始窥见商品是如何在社会条件下被生产和贸易的秘密，而这是西方人没有或很少了解的。前往内蒙古的一次艰难旅程成了一个转折点：
“从商人和商队成员那里学到的只言片语让我下定了决心。我想沿着商队的道路一直走到终点，亲眼看看那里的情况。等我一回到天津，我就向商行提出辞职……”
就这样，他的旅行开始了，而这将成为西方人深入内陆亚洲腹地最精彩的经历之一。他花了一年时间在北京办理外交手续和获取其他信息，还在此邂逅了埃莉诺·霍尔盖特（Eleanor Holgate）并娶了她（当时她是北京美术协会[Peking Institute of Fine Arts]的秘书，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她的才华已被其作品所证明；她和拉铁摩尔成为了一对琴瑟和谐的伉俪，直到1970年去世）。他们想要探索从蒙古通往新疆的路线，然后再从那里直接到克什米尔。1926年3月，拉铁摩尔出发了，但是内战、外交问题还有和妻子的离别（她坐雪橇行进400英里后赶上了他 【5】）让他耽搁了行程。最终，他们在1928年10月抵达了克什米尔。
这段旅途经历被记录在一本书中——《通往途鲁吉思丹的荒漠之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1928年）。拉铁摩尔因此引起了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的注意。鲍曼是当时美国地理学会（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的主席，用比较研究方法考察边疆地区的思路深深吸引了他。于是，拉铁摩尔的人生新阶段开始了。在鲍曼的帮助下，他获得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一笔奖金，前往满洲旅行。鉴于他没有博士学位，甚至没有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他得以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进修一年。在满洲游历了一年后，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又受到资金赞助（来自哈佛燕京学社和古根海姆基金会），使他能安心地在北京生活。他发表了许多篇文章和著作：《高地鞑靼》（High Tartary，1930年）、《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1932年），并为他的进一步研究积累了许多经验和资料，如《满洲的蒙古人》（The Mongols of Manchuria，1934年）、《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iters of China，1940年）、《蒙古游记》（Monggol Journeys，1941年）等等。到1930年代中期，他已经证明自己是一名高产的作者，虽然在学术严密性上有所欠缺，但却拥有由亲身经验而来的驾驭主题的非凡能力。
由于缺乏其他的就业前景，拉铁摩尔在1933年回到了美国，并欣然接受了《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的编辑一职。他在这个岗位上从1934年一直干到了1941年。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成立于1925年，由太平洋区域内多个国家的宗教领袖、学者和商人组成，并在很大程度上受洛克菲勒和卡耐基基金会的资助。它分为各个不同国家的分会，包括美国、中国、日本、英国、法国和苏联等国。《太平洋事务》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一个开放性的平台，就远东的争议性事务进行争辩与讨论。这当然会产生无休止的纷争，虽然学术独立得到一再地强调，仍不能阻止国家利益的冲突。在紧张的地缘政治冲突和公开交战的背景下，让来自苏联和美国的学者参与同一场对话和要中国人与日本人待在一起一样困难，而英法两国的分会也倾向于坚持自身的国家利益。在政局动荡和地缘政治紧张的时代里，拉铁摩尔面临的是一个脆弱而艰巨的任务。但他显然乐在其中，勉力维持《太平洋事务》作为一个开放平台的意义，在各国分会和不同团体间达成妥协。文章发表虽然主要出于学术考量，但有些情况下也是一种政治选择。例如，使苏联留在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代价，就是接受几篇按苏联路线表达的文章。拉铁摩尔后来为此辩护时认为，在根本上“路线”（line）应当被视为争议性必然捆绑的一部分。
《太平洋事务》的编辑岗位完美契合了拉铁摩尔的个人气质和职业追求。他得以继续居住在北京，花一半时间来做研究。他处在学术网络和政治利益网络的中心，因而就有了宝贵的机会来体察亚洲变革的脉搏，以及各种针锋相对的利益与观点的碰撞。他可以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索求文章（例如气候变化和沙漠的社会成因）。他还能频繁地到内蒙古和中国其他地区去考察。1937年，他设法进入了共产党控制下的延安地区。他见到了MZD、ZHou E L和其他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取得了观察共产党组织实践的第一手资料。
随着日本人占据北京，这座城市已经不适合待下去了，他返回了美国。当时鲍曼正担任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他聘用拉铁摩尔为重建的瓦尔特·海恩斯·佩奇（Walter Hines Page）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拉铁摩尔任此职从1938年到1950年。或许在鲍曼眼中，拉铁摩尔是大学中稀缺的地理学前沿人才，同时又具备亚洲事务上的声望，是一位绝佳的人选。
毫无疑问的是，作为《太平洋事务》的编辑，拉铁摩尔还是一位争议性人物。“总是有人找我麻烦，尤其是是日本分会，他们认为我太反帝了；再者是苏联分会，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反帝路线才是可取的。”此外，他所在的领域仍被一帮学术名流所支配，在他们眼中他只是个未经学术训练的暴发户，而拉铁摩尔也对他们的失误毫不客气。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环境里，因为直言不讳地讲出自己的想法，他还非自愿地被卷入争议当中。
以1930年代的太平洋关系学会美国分会为例，它囊括了从共产主义者到极端保守派的持各种政见的人士。其中许多人后来都作证不利于他（例如：魏特夫、科尔格罗夫[Colegrove]和厄特利[Utley]），他们的依据就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拉铁摩尔曾直率地讲给他们听的个人看法，而其中一些观点在后视性视角看来显然是有问题的。例如，他在《太平洋事务》的分析里认为斯大林的表演式审判是民主化的先兆。另一些事情也只能借助后见之明才能看透当时危机四伏、暧昧不明的局势，如他对中国共产主义力量的分析，他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如何和为何拥抱苏联的判断。在这样的条件下，他自然很容易成为一批人的敌人。这些人都被勤勉的纽曼教授记录下来，列于后文。
战争的爆发带来了新机遇，也带来了新挑战。1941年，在珍珠港事件六个月后，蒋介石按罗斯福的意思任命拉铁摩尔为自己的私人顾问（鲍曼或许促成了这一安排）。拉铁摩尔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待到1942年底。身处阴谋家和腐败势力的包围中，他宛然是一位智者，并赢得了蒋介石的赞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后，中美两国结成了正式的同盟，从而消除了拉铁摩尔所担负的私人联络的使命的意义。他回到了美国，在 1943年成为战争情报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太平洋战区的主任。随后拉铁摩尔返回了大学岗位，不过在1944年陪同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了西伯利亚和中国，1945年作为经济顾问加入了美国赴日处理赔款使团，1950年又作为联合国技术助理前往阿富汗——正是在阿富汗时，麦卡锡首次发出了对他的指控。于是，无论他有罪与否，他的政府差使都干到了头。
虽然参与了如此繁杂的政务活动，但是，他很大程度上似乎只是把这些当成实现目的的手段。他显然很受用蒋介石任命带来的公众认可，这为他了解和观察亚洲局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写道：“我比许多人要幸运，战争完全没有阻碍到我的学术兴趣。”没有证据表明他想在政府高层中钻营，但如果别人对他提出要求，他也很乐意从命。他更青睐的方式是通过大量的文章、书籍、讲座来引导和改变公众观点。（《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述表明，1944年后拉铁摩尔频繁在该城举办讲座，场场爆满。）在《亚洲的出路》（Solution in Asia，1945年）和《亚洲的局势》（The Situation in Asia，1949年）这两本书中，他以流利浅白的文风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很可能对美国的公众观点有所影响。在两书中他试图分析亚洲社会的内在动力和大国政策在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后果。
他表达的思想既有一致的一面，又充满了矛盾。例如，在《亚洲的出路》中，他把世界划分为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两者混合与竞争的第三部分。他拒绝把苏联视为“红色威胁”，认为对亚洲许多民族的人民而言，苏联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为它代表着“战略上的安全、经济上的富足、技术进步、奇迹般的医疗、自由的教育、平等的机会。”此外，借助上述优势，且在当时主流社会制度的比较下（西方的言论自由观念和议会民主制影响甚微），它还代表着民主。苏联还拥有着地缘政治优势，即可以利用似乎不可战胜的陆权基础（一种麦金德[Mackinder]式的观点）向亚洲的剩余部分投射吸引力。而西方外交政策的难题就在于不能与这股潮流硬碰，不要把不结盟的国家分为对立双方的阵营。因此，拉铁摩尔提倡建立一种能与苏联沟通和合作的政治。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非常欢迎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会议或其他旨在创造超国家机构的努力。
他对中国国内政治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指出，与大多数美国人所认为的不同，共产党在中国拥有更稳固的基础，在农民中有更强的吸引力，而且并不全盘受制于苏联（后者向蒋介石提供了更多的武器以使其与日本人作战）。需要在国共双方间作出积极调解的努力。在1945年，拉铁摩尔认为双方达成和解具备现实可能性，有充足的历史力量支持。他也并不认为蒋介石正在丧失控制力或是个法西斯主义者，他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蒋介石是一名“达成联合的天才政治家”。（直到1948年，拉铁摩尔才对蒋介石的治国能力丧失了信心）【7】因而美国政策的目标应当是鼓励联合政府的出现。但这种外在影响必须以非帝国主义的方式发挥作用，必须向中国人彻底承认：“他们的国家和社会应当由他们自己去建设。”
我认为，概述这些思想是有必要的。因为对理解后来发生的一些列事件而言，它们构成了重要的意识形态背景。拉铁摩尔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不能仅被当做在一种颠覆宣传，它还是一种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政治意识形态，风行亚洲的大多数地区。他拒斥那种“荒谬的简化”，即认为革命运动不过是是苏联操纵的工具；同时毫不留情地批评美国专家群体对远东事务上的见解：“是如此片面，以至于当大多数专家意见一致时，那么通常便是他们全都错了。”他想通过自己的文字和讲座，塑造一种能接受负责任专家意见的公众观点，让亚洲在重大地缘政治问题中发挥其应有的分量。
一场大戏的征兆早在1946年就出现了。在《美亚》（Amerasia）案件发生和拉铁摩尔在卢克斯顿（Ruxton）家中举行野餐（参见纽曼文）并邀请乔治·卡特（George Carter）（他也许是鲍曼所钟意的计划的推动者，即建立一个与佩奇学院有密切关系的地理学院）参加之后没多久，《新闻邮报》（News Post）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拉铁摩尔与共产党的前沿组织混在一起，而且是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主要写手”，而太平洋关系学会本身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宣传制造厂”。【8】这篇文章可能受到了科尔伯格（Kohlberg）的启发，他是一个极右翼商人，二战期间曾与拉铁摩尔在太平洋关系学会共事过（参见纽曼文）。1946年，联邦调查局约谈了鲍曼。1948年，在鲍曼任期行将结束之际，他开始反对拉铁摩尔，建议自己的继任者德特莱夫·布朗克（Detlev Brink）解雇他。【9】我们很难得知，鲍曼的转变究竟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佩奇国际关系学院的经济困难，抑或是鲍曼的钟意计划，以保护和巩固新建立的地理系。地理系的系主任是乔治·卡特，这是已经是拉铁摩尔的主要敌人。
1950年3月13日，周日，风暴终于降临到拉铁摩尔头上。这天，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为了坐实自己之前的指控（“我掌握着一份205人的名单，国务卿明知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还留他们继续工作和影响决策……”），在参议院演讲中指认拉铁摩尔是“四位亲共国务院顾问之一”。出于个人喜好，他还给新闻记者补充说，他认为拉铁摩尔无疑是“我国最高级的俄国间谍”。麦卡锡也许是从科尔伯格那里知道拉铁摩尔的名字的，虽然拉铁摩尔和纽曼都认为卡特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据我所知，卡特本人并未否认这种观点）
事情的严重程度已经足以引起一场严肃调查了。1950年7月17日，参议院的泰丁斯委员会（Tydings Committee）发布报告，认为拉铁摩尔的所谓罪状没有一条符合事实，而麦卡锡的指控只不过是对美国人民的“欺骗和胡说”，“把真事和谎言混杂在一起，是我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案例”。【10】除了这个否定性结论，拉铁摩尔自己也出了一本书。1950年7月，《诽谤的折磨》（Ordeal by Slander）出版了，针锋相对地写了拉铁摩尔的经历（部分章节由埃莉诺撰写）。这本书的内容引人入胜，在宪政自由和《人权法案》的名义下，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也构成了对上升中的麦卡锡主义黑暗的有力反击。
麦卡锡被激怒了。他把《泰丁斯报告》称为“邪恶的欺骗”，把自己的同伙派到马里兰，发起了一场野蛮但成功的行动（后来这种行径在州内政治中屡见不鲜），在1950年秋天把参议员泰丁斯（一位相当保守的民主党人）轰下了台。同年，参议院的控制权转移到了民主党人手中。麦卡锡似乎并不打算放过拉铁摩尔。他在一本书里重复了对拉铁摩尔的指控，派出自己的忠实支持者翻遍马里兰，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污点（例如，1950年7月，他说共产党人曾通过转卖科德角的一笔财产“回报”了拉铁摩尔）。【11】1951年初，麦卡锡的人终于得到了苦寻多日的翻案利器。他们找到并用非法手段获取了存放在马塞诸塞州某仓库中的太平洋关系学会档案。
如今，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已经处在共和党人控制下，由麦卡锡的贴心人帕特·麦卡伦（Pat McCarran）任主席。他们上溯到1930年代初，在新证据的矿藏中精挑细选，策划了一场最严厉的调查，针对拉铁摩尔和许多其他与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有关的人。【12】麦卡伦小组的听证会从1951年7月一直持续到1952年6月，所涉打印材料几乎有六千页。最终报告抹去了毛和数百万中国人对他们自身革命的作用，断言说：“如果没有控制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一小撮人的阴谋诡计，中国将会是一片自由的土地，将会成为抵御红色蛮族的堡垒。”报告还建议以伪证罪起诉拉铁摩尔，指控他自1930年代以来就是“苏联阴谋集团一个自觉的、得力的工具。
拉铁摩尔的作证从1952年2月26日开始，在3月21日后逐渐放松，他经历了十二天还有连续四十个小时的盘问。在此期间他不准向顾问寻求建议，也不能借助笔记和文件。他只能依靠自己的记忆面对专职律师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和J. G. 索瓦因（J. G. Sourwine）,他们会记下拉铁摩尔说的每个字、每句话（后来，借助参议员哈奇[Hatch]的恩惠，罗伯特·莫里斯在1980年又成为恢复国内安全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又主持了类似的听证会【13】）。此外，之前已有一大批对他怀有敌意的证人（如魏特夫、科尔格罗夫）和线人（如布登兹[Budenz]和厄特利）发言，他们处在参议院听证会的特权保护下（禁止交叉询问），被鼓励乃至被敦促说出尽可能不利于拉铁摩尔的话，无论是关于他的观点还是社会交际。
拉铁摩尔试图通过读一份事先准备好的陈述采取攻势，陈述内容他在《诽谤的折磨》里都重复过。然而，光是前八句话过关就花了八个小时。他的会话记录被仔细地核对，他的陈述也被全文记录下来，从而提供了广泛的问询空间，让莫里斯和索瓦因给他设下货真价实的圈套。正如他在第七天发出的疲倦的抱怨：“有好几次听证会提到一些我早就忘记的人名，然后接下来拿出一份备忘录或其他文件证明我确实见过这个人。这是整个过程里我不得不提出批评的地方。”麦卡伦则强硬地回复说：“您在这儿不是批评人的；您在这儿是发誓接受考验的。”这是一场不成熟且不公平的竞赛，拉铁摩尔的记忆要与档案记录相对照，他要确切地回答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他曾在哪里待过、他曾和谁说过话还有他曾说过些什么。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很可能在重压下崩溃（从听证会期间开始他经常出现面部抽搐的状况）。但拉铁摩尔时常用幽默的玩笑话反击。例如，参议员史密斯热衷于证明，失去中国是因为一批知名的反共人士被国务院撤职，这是拉铁摩尔反驳他的话：
拉铁摩尔先生：参议员先生，您说的话难道不是典型的因果颠倒吗？
参议员史密斯：我相信您所说的不希望总是用法律语言或技术语言纠缠，所以我用最简单的语言说话——在这些人被撤职后，远东的共产主义获得极大发展难道不是一桩事实吗？
拉铁摩尔先生：是的，诚然如此，自从凯撒死后，共产主义的进展远超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此外，这次他又要和魏特夫唱对台戏了。魏特夫宣称拉铁摩尔知晓自己（魏特夫）共产党员的身份，因为1935年当他在一个美国记者面前否认这一点时，拉铁摩尔朝他看去并面露微笑。拉铁摩尔说：“如今我很乐意相信，共产党人有许多秘密暗号作武器。但我从不认为像微笑这样善意表现也包括在内……如果我错了，如果微笑的确是一个秘密的红色暗号，那么我承认我微笑过许多次。在麦卡锡之前的日子里，我曾觉得生活有数不尽的乐趣。”
魏特夫与拉铁摩尔间的针锋相对，是审讯期间的诸多奇景之一。前者的证词对后者的伪证罪认定起了关键作用。但魏特夫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竟把拉铁摩尔说成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观点的自觉拥护者。他特别强调，拉铁摩尔用“封建”和“封建残余”这两个术语来描述中国社会。自1922年起，共产国际内部围绕这一概念就开始了漫长的争论，直到三十年代斯大林用强硬手段终结了争辩。此后，魏特夫就把封建主义概念视为斯大林主义的试金石。在审讯中，他宣称：“共产党人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他们所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通过这种方法，他们使农民的注意力集中在财产问题上，而不去关注具有支配地位的官僚体制。而后者正是共产党人未来将要在全世界建立的制度。”他继而指出，虽然很多人对这个词的运用可能是无无意的，但在拉铁摩尔这样资深人士的笔下却有重大的政治意涵。拉铁摩尔认为这种论证完全是荒谬的：“我非常抱歉我不知道共产党人享有对这个术语的专利，以及使用这个词像微笑一样危险。”拉铁摩尔和魏特夫之间的裂痕（1947年）和后者的尖刻指责值得引起更深的思索，非我只言片语所能道尽。【14】
拉铁摩尔在委员会面前不卑不亢的风度，像他的证词一样引起了争议。通过采取勇敢的对抗姿态，拉铁摩尔在艰难苛刻的条件下坚守了自己的真诚（例如，委员会成员常喋喋不休地谈论他缺乏正规教育）。但这反而让麦卡伦更有依据抨击他“粗野、专断、傲慢自大、藐视委员会”，说这是对参议院因而也是对美国人民和美国制度的蓄意攻击。拉铁摩尔也被迫犯了一些错误（考虑到当时的条件，他的失误并不算多）。他还丧失了新闻界的支持，其中有影响力的几家报刊已准备接受麦卡伦审讯的总结论。从这一意义上讲，拉铁摩尔已经是输家了。因为美国的很大一部分公众如今都相信一个对他而言最离奇的结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因为一小撮人的阴谋团伙控制了太平洋关系学会。另一个更大的损失，就是因为拉铁摩尔被迫发表了无数次反共产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声明，从而为一种偏见的固化提供了支持。这些声明虽然或许并不违背他的个人看法，但却让美国人的一种扭曲认识更为根深蒂固：一切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该受宪法保护，因为他们是外部颠覆阴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拉铁摩尔在美国被迫默认了他在亚洲曾极力否认的观点。
1952年12月16日，对拉铁摩尔伪证罪起诉的处理终于来临了。【15】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桩罪名，就是指控拉铁摩尔在否认自己是共产主义支持者、共产党利益维护者时撒了谎。其他六项罪名都是由这条证言的不一致推出的（有好几项追溯到1934年至1941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很快批准了他的请假并继续给他发工资。哲学系主任乔治·博厄斯（George Boas）主持募集了一笔四万美元的辩护基金，他还自费出版了自己写的证言，证明拉铁摩尔作为一名学者的杰出品质。【16】而阿诺德（Arnold）和波特（Porter）的华盛顿律师事务所在本案中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充分运用了他们声名卓著的法律技能。
1953年5月2日，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的扬德尔法官（Judge Youngdahl）以违宪驳回了政府七项伪证罪指控中的四项，并表示严重怀疑剩下的三项指控是否能经受得住“实质性的考验”。扬德尔对第一项指控的评价尤其尖刻，说它“暧昧不明，模糊不清”，与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六修正案相抵牾。他辩称，即使在反对暴政的战斗中，我们也不能付出损害《人权法案》的代价。政府随后向联邦上诉法院提起上诉。上诉法院接到起诉书后，经过惯例性的延迟，于1954年1月开庭审理，并在7月8日宣布结果。法庭以八对一的多数否决了主要的指控，但也以五对四的微弱多数恢复了两个次要指控。政府要么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要么重新考虑对此案的定位。
他们最终选了后一条路，在当年10月7日对拉铁摩尔提出两条新指控。其一是说他“在知情且蓄意的情况下追随共产党路线”，并从他的著作和言论中搜集了130个例子当证据。这种罗织罪名的技能可谓稀奇。他们拿苏联和美国共产党的政策言论与拉铁摩尔的丰富著作作对比，寻找其中哪怕最荒谬的相似点。辩护方也饶有兴趣的列出一份自己的清单：汇集了艾森豪威尔、丘吉尔和《时代周刊》对共产党立场表赞同的话。【17】其二是指控当他否认曾经“在自己的活动中保护共产党的利益”发了伪誓。司法部门开始怀疑扬德尔法官审理此案是否合适，因为他偏向拉铁摩尔。扬德尔法官在10月23日回应说：这种猛烈的攻击，在他看来是一种可耻的诽谤，是对一名独立法官的威胁。次年1月，他以指控内容模糊、与观点问题相关、违背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六修正案驳回了两项新的指控。4月，政府寄希望于重演上次五对四使次要指控成立的胜利，再次向上诉法院。1955年6月30日，政府终于放弃了对拉铁摩尔的一切指控。
在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里，拉铁摩尔都被遭人怀疑的阴云所笼罩。他从一开始就被一场旨在碾碎每个与他志同道合者的狂热运动所吞噬，陷入既不能也不愿放过他的政府程序之中，直到各种侵扰途径都尝试殆尽，即便如纽曼教授对联邦调查局档案的仔细梳理表明，他们明知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证据。令人吃惊的是，拉铁摩尔本人在这场折磨中即曾写道：“在如此野蛮的报复性攻击面前，清白要经历如此漫长的捍卫……”【18】
在该事件中，大学的反应也耐人寻味，它在正反两方面都有所作为。【19】它表现出了支持学术自由的一面，如在拉铁摩尔请假打官司期间给他发工资，当案子结束后给他历史系讲师的岗位。至少有两人在事件期间退出了董事会（其中一人曾捐资修建了巴尔的摩市中心霍普金斯广场的喷泉，成为一个讽刺性的纪念物）。另一方面，佩奇学院被解散了，招生停止了，拉铁摩尔被边缘化了，他既没有终身职位也没有学术资格（解聘他的公开理由不是政治而是他没有博士学位，所以乔治·博厄斯才会不辞辛劳汇集证据证明他作为一名学者的杰出成就）。如果没有博厄斯和佩因特（Painter）（历史系主任）等同事的鼎力支持，拉铁摩尔恐怕保不住饭碗。当然，地理系对他关上了大门，直到1958年M. G. 沃尔曼（M. G. Wolman）取代卡特当了系主任，邀请拉铁摩尔重回地理系讲课。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拉铁摩尔在公开场合总是严格限制自己对这所大学的批评，但在私下里则毫无保留地诉说愤恨。
这场风波对学术界和知识界造成了何等深刻的影响，尚不能作出确切的说明。拉铁摩尔案不过是重创中国研究领域学者的众多事例之一。拉铁摩尔也许打赢了自己的官司，但却输了整场战争，即对美国公众观点和美国对华政策、远东政策的影响。直至越南战争的沉痛教训，直至尼克松在1970年代初打出“中国牌”，都不能弥补这种损失。但是，类似拉铁摩尔案这样的事情也说明，如果对地缘政治问题的思考方式有违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念或冒犯了某种主流政治立场，会有怎样危险的后果。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在麦卡锡时代后，脱离了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地缘政治学成了一潭死水，地理学家们躲在“实证主义盾牌”背后，自我感觉更安全了。出于一种可理解但卑劣的逢迎，为了求取职业上的安全，社会责任却被抛弃了。我们学科中被称为“计量革命”的认识论断裂，因此也至少可被部分看做是一种政治断裂。拉铁摩尔这样杰出而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就作一种潜在的象征被边缘化了。如今，很少有地理学的毕业生知道他是谁，遑论读过他的著作。讽刺的是，他的诋毁者之一乔治·卡特却在很早以前就获得了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杰出贡献奖，而拉铁摩尔的贡献竟然仍没有得到承认。
还有一个问题有待讨论，即关于拉铁摩尔的知识政治。直到今天，他仍然坚定地说自己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更不要说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了）。【20】但是我们不难看到，其他人是怎样用简单化的世界观来看待他的。当他极力声称自己没有看过马克思时，他想说的是他从实际生活中学到了商品理论而非通过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的书页。【21】在1930年代的知识氛围里，马克思主义是一股强劲的风潮，甚至像悉尼·胡克（Sydney Hook）这样后来成为冷战斗士最热情支持者的人，都曾是它的忠实拥趸。当拉铁摩尔处于事业巅峰时，正位于学术人际网的中心，他周围的许多人很可能都读过马克思并汲取了马克思的思想。拉铁摩尔显然不可能没受到过这股思潮的影响，但他似乎只接受那些与自身经验相符合的内容。从这一点而言，他应当被看做是一位真正的脚踏实地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当我把这个看法讲给他听后，他回答说“当然，即便是再愚蠢的历史学家，在他们头脑清醒时也要做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他自己也公开承认，自己更偏爱“与民众而非政府”打交道，且在多部著作中运用阶级分析法作为理论基础。【22】但他坚决否认马克思主义拥有对这一立场的专利（他在回应魏特夫时，也曾说“封建”一词的专利不属于斯大林主义者）。他对人民而非政府的同情使他很自然地持有对人民斗争——包括反帝名义下的运动——的同情之理解。可以想象，当一个人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法的价值，并持有明显的反帝立场，他当然会被很多人当成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激进的保守派”这一标签的青睐也是大有意味的。难道马克思不也曾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也许，为了纠正教条主义倾向，拉铁摩尔这种“激进保守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需要不时汲取的。毫无疑问的是，拉铁摩尔所念兹在兹的拉近与民众距离、理解民众处境的永恒关怀，是一枚最宝贵、最健全的指环。
拉铁摩尔仍然待在霍普金斯，直到1963年他接受利兹大学的聘请，担任该校新建的中文系的主任。在这里，他再度体验了被年轻学者包围的兴奋，他们充满了学习与求知的欲望。他仍然坚持写作和研究（虽然美国出版界在麦卡锡主义的持久影响下，直到六十年代末才敢触碰他的著作）。1969年，拉铁摩尔从利兹大学退休。
当他在1963年离开霍普金斯时，曾做了一场告别演讲。讲台下座无虚席，很多人都猜想他会谈谈麦卡锡主义。但他讲的是蒙古的社会与文化。我想，这才是他的心之所属。

土土哈/译        

原名“Owen Lattimore: A Memoire”，载《对极》第15卷第3期，1983年（Antipode: Vol 15, No 3,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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