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石头：六二年、六四年之爭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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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六四之争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搏(修改稿)　　



注：引用了较多文献中内容，期望较完整的反映历史。 未及一一列出，特致歉意和说明。感谢网友提出层次应修改，为此作了一些修改，仍感不足，如有具体意见请告知。　　

一九六七年三月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人民共和国己近六十秋，怎么看待这六十秋是每个关心共和国前途和命运的中国人所必需思考的。六十秋是否还是走什么道路问题呢？走什么道路问题是否仍然事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回答上述问题绝对绕不过毛泽东在建国以来的奋斗。特别是毛泽东一生的最后一搏，即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对于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逝世前语重心长的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 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 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其起因是什么，我们首先回顾毛泽东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与某些领导同志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密切相关，要认识毛泽东一生的最后一搏，即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必需先弄清六二、六四之争的事实真相。　　

1六二、六四之争　　

1.1六二之争　　

　1.1.1　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有人提出：“不包产到户，要十年八年方能恢复” 　　

在自然灾害、苏联迫债、工作中某些失误，特别是一线刘邓的浮夸和共产风(见附录1)的作用下，出现了残时的困难。刘少奇们出动了(见附录2)，他们不对由他们所掀起的浮夸和共产风对出现困难所负责任做出检查，而是将矛头对准毛泽东。　　

刘少奇　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　在一次讲话中说：“这两年我们的成绩是否伟大？有否虚假？我看我们的一些领导人就是在那里不懂装懂，很不实事求是！大跃进以来的什么文化革命是戴帽子、乱斗争，强制人家接受马列主义。前几年是抽象的红，空谈革命，爬在领导的岗位上乱指挥，瞎指挥。如果再这样下去，就要下台，谁也不例外。我们的一些领导人不要欠账到棺材，生前不还死后还！”　　

刘少奇还在一九六二年春天说：“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就要翻案。只要本人提出申请，领导和其他同志认为有必要，就可以翻案。”　　

那么怎样才能克服困难呢？刘少奇们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不包产到户，要十年八年方能恢复”。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这些请看下列事实：　　

田家英1962年7月湖南农村调查后, 回京后便向刘少奇汇报起草《恢复农村生产十大政策》的设想。刘少奇态度很鲜明:“现在情况已经明了。”还向田家英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当田家英问刘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时,刘答:“可以。”并吩咐田家英把他的意见在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间酝酿一下,听听反应。为慎重起见,希望能听到真实的意见,嘱咐田家英不要说是他的意见。田家英随后分头向陈云、邓小平、…陈述了包产到户的观点和主张,得到一致赞许。田家英以主席秘书的身份向毛泽东提出包产到户的主张。　　

田家英和主席处通完电话，马上给少奇这里打电话，是王光美接的，说他已经向毛主席汇报过了，看来主席同意了。王光美忙追问他，主席是怎么同意的？怎么讲的？田家英说不清楚。王光美感觉到里面还有问题。王光美跑去向少奇报告田家英来电话的事，同时提醒说，我感到田家英的话可能不准，还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见。　　

1962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讲了他那句广为流传并且传得有点变形的名言。他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那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他表示要尊重农民的愿望：“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有人提出：“不包产到户，要十年八年方能恢复”　　

　1.1.2　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随时都可能上台　　

毛泽东针对这些情况，说：“看来我们党内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为彭德怀翻案和对我们的清算迟早要有这么一天的。你不要以为我们的政权已经巩固，我是从来不敢这样想象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随时都可能上台。他们有基础，有人马，也有这样的条件。我从来也不担心蒋介石会反攻大陆，真正登上造反宝座的人，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中央委员会里！”　　

毛泽东很自然地想起了过去的一些事情：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九日　，刘少奇在批改《立三同志为其他党派的工会会员是否可以参加工会领导工作问题给中国煤矿工会东北委员会的覆信》里，赞同和支持李立三在工会工作中提出的“阶级合作路线”。他认为，“民主党派人员只要他以工资收人为其生活资料大部或主要来源者，都可以参加工会，参加工会的人员也有被选到工会机关做工作的权利。任何人不能给以任何的歧视。”饶漱石在和毛泽东、周恩来谈话时批评刘少奇；“他这样答复就给资产阶级分子混人我工人阶级队伍，并篡夺领导权大开方便之门。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就推行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现在他的这个毛病依然没有多大的改正。”　　

毛泽东当时听了，只是建议他找刘少奇当面谈一谈，不要在大的范围内扩散。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经济建设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在很长的时期里，我们必须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在此基础上，国家要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的需要。”康生在和毛泽东谈话时，讲：“少奇同志在一系列的重要讲话里，完全不提人民民主政权的专政职能，不提镇压反革命的任务，不提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会造成错误的误导。此外，他在一些场合里还竭力鼓吹让资产阶级来领导和保卫我们的经济，是否暴露了一些问题呢？请主席考虑。高岗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问题也请主席考虑。”　　

毛泽东回答说：“现在议论这个问题似乎还不成熟，我心中是有数的。”　　

毛泽东想起了建国初期的两个道路斗争的一系列问题，当时刘少奇是主张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主张强调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们做了官，对资本主义的东西迷信，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见附录3,附录4) 这些当年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人们现在想干什么呢？　　

　1.1.3　毛泽东指出：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这个问题是否谈一下。我同几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话，了解到有的人听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右派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认为没有阶级了，不要改造，不承认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斗争，孙中山就不讲阶级，说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国内形势谈一谈。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等等。有人说，农村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这个说法对不对？工业上半年不那样好，有主客观原因，下半年怎样，还要看一看。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两种看法那种对？如果都不对，是不是应有第三种看法？不是一片黑暗，基本光明，有黑暗，问题不少，确实很大。回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两年调整，彻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做得不那么好。以农业为基础，讲了三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实际上没有实行。中央的东西，有些没有下去，有些成了废品。所谓没有实行，就是没有认真做，个别做了，或者做得很不好。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1.1.4　毛泽东指出：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矛盾问题。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究竟那一年进入社会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说，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竞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已经“包产到户”的，不要强迫纠正，要做工作。为什么要搞这么多文件？为了巩固集体经济。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闹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有些人也是要闹单干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　　

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有人插话：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个政纲，土地收为农民所有，但又保护地主）各地方、各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还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干净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　　

    有困难，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这是一种大考验，将来还要经受更重大的考验，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大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苏联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单干了近十年，没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一九三五年才取消各种购物券，他们的购物券并不比我们少。

动摇分子坚决闹单干，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一九六○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罗隆基说，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思想上有了分歧，领导要有个态度，否则错误东西泛滥。反正有三个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买办阶级，美国资本主义农场，平均每个场有十六户，我们一个生产队二十多户。包产到户，大户还要分家，父母无人管饭，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党员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和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对这些人应让他们讲话，让他们讲出来，讲比不讲好，言者无罪，但我们要心中有数，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领导。　　

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　　

　1.1.5　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　怀仁堂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高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一九六○年下半年就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早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了，然后十一月、十二月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二、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然后四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这中间，一九六○年有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的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压我们，注意反对赫鲁晓夫了。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们国家搞共同舰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赫来我国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然后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来，十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坛上攻击我们。然后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剿我们。然后两党会议，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一九六○年一年，与赫打仗。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了。而南斯拉夫倒变成“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可行啊，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的问题。　　

所谓矛盾，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各国人民反对反动资产阶级，各国人民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　　

　1.1.6　毛泽东指出：官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温床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　怀仁堂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还指出：官僚主义小则误国误民，大则害国害民。

    第一、不调查，不研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第二、主观瞎指挥的官僚主义。

    第三、忙忙碌碌，不抓政治，迷失方向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发展严重了，一种革命意志衰退、腐化、堕落。一种是互相勾结，敌我不分，官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温床。

    治官僚主义的办法：接触群众，接触实际。

    三自：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夜郎自大。

    一高：高官厚禄。

    一爱：爱形而上学，爱好资产阶级思想方法。

    爱好形而上学，缺乏两分法，这表现在爱讲成绩，不讲缺点，爱听表扬，不爱听批评，老虎屁股摸不得。

遇事不做全面分析，扶得东来西又倒。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岗山。在　5月25日　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1.1.6　经济形势很快好转，证明了集体经济的生命力

刘少奇们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不包产到户，要十年八年方能恢复”。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　　

毛泽东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官僚主义发展严重了，一种革命意志衰退、腐化、堕落。一种是互相勾结，敌我不分，官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温床。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的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实际上，我国坚持集体经济，1964年国民经济已明显好转。1964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作报告，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同志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的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首次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　　

历史事实为六二年之争论作出了最公正的结论。　　

1.2六四之争　　

　1.2.1　毛泽东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要搞四清，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　，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总共提出十个问题，即形势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依靠谁的问题；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四清问题；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从毛泽东一些讲话中，还可以看出和深刻地感觉到，毛泽东对他亲手制定的这个文件是非常满意的，是决心让全党按照这个文件指出的办法，大张旗鼓地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的正气提上来，把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压下去！　　

毛泽东的结论是：“这些事实给我们的结论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这个文件的最后，特意突出了毛泽东最近的两个批示。　　

“党中央号召全党同志认真地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同志最近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单位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1.2.2　毛泽东指出：依靠多数，制止 “单干风”， 使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掌握在劳动积极的先进分子手里　　

一九六三年毛泽东五月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要反映到我们党内来。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又存在阶级，在党内不反映资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富裕农民思想那才是怪事！阶级斗争所以会反映到党内来，还有一个重要根源。从党内成份来看，我们党内主要是工人、贫雇农、下中农，主要成份是好的。但是党内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其中有的是城乡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富农的子女。这些人，有的马列主义化了，有的化了一点，没有全部马列主义化，有的完全没有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思想准备。另外，这几年还钻进一些坏人，他们贪污腐化，严重违法乱纪。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钻进来，这个问题要注意。但是比较好处理。主要问题是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子女，对这些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因此，对党员、干部要进行教育，再教育，这是一个重要任务。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有些地方比较认真执行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做得很好，不仅制止了“单干风”，而且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把各种矛盾揭开了，把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了。可见，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有些地方，虽然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但是没有抓住要点，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　　

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就是依靠多数，修正主义者名曰依靠全民，实际上是依靠少数。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劳动群众的先进的党。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掌握在劳动积极的先进分子手里。农村中的党支部书记不但在政治上应当是最先进的分子，而且必须力争成为生产能手，成为劳动模范。县社以上干部也要认真参加集体劳动。干部不劳动了就会慢慢变质，甚至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就有基础了。浙江省就有一位大队支部书记应四官说：“不参加劳动，工作就像浮萍一样浮在水面，摸不到底。”参加劳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可以减少贪污、多占问题，可以了解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支部书记参加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要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　　

　1.2.3　毛泽东指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必须开展社会主义教育　　

就在杭州讨论这个文件的时候，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七日的会议上就说：“生产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但是阶级斗争的形势是很严重的，尖锐的。现在如果我们不抓好国内的对敌斗争，一旦有事，就是难以应付的。为什么我们对国内，特别是农村出现这样严重的情况熟视无睹？有三个原因，一是阶级原因，另一个是历史原因，再一个是认识的原因。”　　

毛泽东对这个三个原因一一作了解释：　　

“阶级原因。重要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阶级的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毛泽东讲到这里时，列举了许多的例子，然后说：“阶级原因和历史原因是有关系的。历史上看，一方面是有的地区民主革命任务尚未完成，有的地区社会主义革命未完成。封建地主没有打倒的地方，是重新革命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工作历史方面的原因。土改以后，我们就没有再搞阶级斗争。‘三反’、‘五反’，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都搞了一下，但不是这样的做法。苏联在一九三二年以后，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又搞了两次肃反，此后十六年当中不搞阶级斗争，他们的集体化依靠谁？不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可靠的社会基础。华北局机关五反搞得好，说是清水衙门，但是一搞四清就清出了许多的专案来。”　　

李雪峰说：“过去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你不挖，它就越藏越深，你把他挖出来后，大家才会吃一惊，它也就没有杀伤力了。”　　

“这就是一个认识问题。”毛泽东说，“一九六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开过之后，我跑了十一个省，只有刘子厚和延春同志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其他的省委书记都不讲了。今年二月会议以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河南有五个月没有抓阶级斗争了，也是二月会议以后，抓得很好。有了变化，并不等于全通了。有个地委书记，二月会议以后也不通，下去试点以后才通了，说：‘真是有阶级斗争呀！’这就告诉我们，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什么叫精神变物质？这就是！马克思就是一言，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一言可以兴邦吗？赫鲁晓夫也是一言，就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革命，这不是一言可以丧邦吗？我们党内的许多干部水平不高，有的人连字都认不全，什么叫哲学就更谈不上了……”　　

他的理论和政策定得非常明确：“三个要点是要依靠贫下中农。依靠谁的问题，一万年也有，到将来总还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先进和落后、左中右的矛盾。在今天依靠谁？总得有一个阶级。依靠全民？说依靠全民，实际上是依靠少数人。有人说地主听话，中农调皮，贫农糊涂。地富怎么不听话，又送东西，又送女人，可是他是要你听他的话。什么叫心情舒畅？贫农、下中农受到压抑，不能抬头，心情怎么能舒畅？贫下中农不舒畅，干部怎么能舒畅！资产阶级说他们后继无人，怎么说是后继无人？黑格尔的后继人是马克思，资产阶级的后继人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抓三自一包，想卷土重来，我们就要在这方面打击他，打掉他的基础，不让他后继有人。”　　

毛泽东说：“我要讲的第五点，就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决贪污、多占问题，也可以了解生产情况，而不是浮在水面上，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出修正主义。昔阳县的干部参加劳动很好，山西的昔阳县在山上，很穷。很穷就革命。我们要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先进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手上里。”　　

这时，李井泉说：“现在有些劳动模范也不参加劳动了。”　　

毛泽东的脸色严肃了：“那好，我们就取消了他的称号嘛。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还算什么模范？取消好了。有的因为会多，接待访问太忙而不能参加劳动，这个问题要解决。你们可以到田间去访问嘛！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一样了吗？你们是做大官的，也有做小官的。小官权也很大。过去一个团长，能有不少办公费。现在我们基层干部，就是抓两件事情：一个参加劳动，一个四清，不愿意干就回去当老百姓去。干部参加劳动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就少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什么时候都有，一万年都有，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就没有对立统一了。这就是我要讲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就是精神变物质。马克思就是一言，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一言可以兴邦吗？赫鲁晓夫也是一言，就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革命，这不是一言可以丧邦吗？　　

　1.2.4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教育的方法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方法有两大条：

    第一条是把中央的精神和干部、群众见面，讲解清楚，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具体工作、具体事实，让群众揭盖子。

    第二条，要让老一辈重新回忆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激发阶级感情，让青年一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

资产阶级说他们后继无人，怎么说后继无人？黑格尔的后继人是马克思，资产阶级的后继人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抓“三自一包”，想卷土重来，我们就要在这方面打击他，打掉他的基础，不让他拉后继人。　　

　1.2.5　刘少奇们接过社教的口号，搞形左实右　　

刘少奇们接过社教的口号。　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　，中共中央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大会，由刘少奇作了关于四清和两种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报告。　　

这个报告的一开始就说：“最近找了几个同志讨论了一下，到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郑州等地去工厂，给省、地、县委书记讲了一次，正碰上他们三级干部会议，看了一些简报，其中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所反映，但是我始终看不到一个像样的总结，所有的发言都很一般。”　　

邓小平这时插话：“王光美同志于今年七月五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就很好，她在桃园的经验可以成为我们一个方向和指导性的典型。”　　

刘少奇说：“什么叫蹲点？搞四清，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部下去，扎根串连，参加劳动，从头至尾参加运动，大体上四至六个月一期，五反七至八个月，自己蹲点取得经验。就像王光美同志在桃园那样，真正下去了才叫蹲点。你们以前那样不叫‘蹲点’，叫‘走点’、‘看点’，这种领导方法是不行的。所以许多党的领导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下边的问题不了解，就因为只凭汇报解决问题。下边有些问题他就不向你汇报，还有些讲得天花乱坠，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当然也有讲得结结巴巴的，但实际工作做了不少。表报许多是不实在的，有的公社土地愈报愈少，人口愈报愈多。有一个大队，二千九百亩地，少报百分之十五，瞒产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山东省委书记问农业厅长：‘你向中央报的生产进度是真的还是假的？’厅长说是假的。‘假的为什么还要搞？’回答说：‘农业部要的，就要这些假报告！’同志们，我们就是凭这样来作决定！真危险啊！现在是‘五多’，哪五多，就是会议多、报表多、表扬多、模范多、宴会多，至今没有改进。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个规定，中央各部发报表未经部长签字一律不发，而且发下了不要催？你们可以考虑。我们有时催得很紧，也就假报了，有专门填表造假数字的人。有一个会还没问呢，就报上来了，说有多少人参加开会，发了些什么言，等等。这都是办公室的人搞的，如四清办公室、五反办公室、干部办公室，总之是一些吃饱了饭没事的人搞的。如果把这一点切实改进一下，你们说好不好？如果不改，我看再搞多少年我们就要灭亡。王光美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后，跟我一讲，我就感到危险，严重的危险呀！”　　

“省、地、县委三级书记除非有病，都得在五年内分批下去，一年两批，搞两个大队的四清，两个工厂的五反。公社要搞四清，公社不搞，只搞大队，就搞不下去。负责同志自己下去搞个大队（或工厂、或街道，或学校，或一个车间），你搞好一个大队，反而能领导好公社。否则，就根本取不得发言权。主要负责干部下去蹲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五反、四清是个大革命，是比土改、合作化更深刻、更复杂、更艰巨的大革命，领导干部不直接取得经验，就不能做领导干部，省、地、县委三级书记，还有中央干部如果不下去，那就统统撤职！你的中央部长也当不成了。这要成为一条纪律，必须如此！除了有病、年老、体弱的外，都得下去。为什么要搞两个单位的四清？就是要你准备一个搞不好，万一失败了你就总结经验，有了教训就能搞好了。”　　

一九六四年八月中旬，刘少奇就以中共中央成立的“四清”、“五反”指挥部总指挥的名义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毛泽东当时对陈伯达说：“我这个老乡是抬出来你作为挡箭牌的，而且已经代替中央把批语都写好了，我不同意能行吗？”那天，刘少奇代写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些材料和经验。现转发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桃园大队的经验是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和指导意义的。我们批发下去，供你们学习和执行。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我们认为在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在刘少奇的信上批示：“此件先印此次中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到会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这样，仅仅三天后，王光美的报告就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了下方去。　　

刘少奇早就跟毛泽东讲过：‘党的九大如果你的身体不行了，可以当名誉主席，工作还是由我们来。’ 过去毛泽东还担心刘少奇放不开胆子抓全党的工作，“现在看起来人家的胆子要比我们大得多呢！相比之下，是我们这些人书生气十足了！”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在邯郸四清工作座谈会上听取汇报时，又讲了这样的话：“我们有十年没有搞阶级斗争了，五二年搞了一次，五七年搞了一次，那只是在机关、学校，这一次要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至少要用三、四年时间。我说至少三、四年，不然五、六年。有些地方，打算今年完成百分之六十，不要急，欲速则不达。当然，这不是说可以慢吞吞的，问题是运动已经起来了。河南太急，说这是第二次土改，有道理。”　　

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再次强调四清的重要性，讲得比毛泽东还要厉害：　　

“为什么不直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经验就不能做领导工作呢？因为形势发展快，阶级斗争有新形式、新经验，凭过去经验不能领导今天的工作，今后工作更不能领导。四清、五反过去没有的，所以一切干部必须直接取得经验，这样才能领导工作，才能当得了干部，否则当不了。过去一年多四清、五反取得了好的作用，煞住了歪风，促进了生产，但农村也好，城市也好，多数没搞深搞透，甚至还没入门。小平同志去了一次东北，也说工厂五反还没入门。过去一年没打胜仗，而打了败仗。有些地方工作队下去，四不清干部就限制他们，不让他们发动群众，不让他们斗争，有的甚至把他们赶了回来。山东有一个大队就是如此，赶回来还不错。还有的地方把四清工作队都杀死了……”　　

“现在阶级斗争很尖锐，有人反对搞四清，拉拢群众，有计划地搞阴谋。阶级敌人十五年来摸熟了我们，改变了斗争方式，研究我们的政策，比我们在座的还要高明，以此来跟我们斗。他们对党的政策比我们还记得牢。过去革命中，敌人拿着枪，是公开地斗，而现在呢，敌人是隐蔽的，而且有时是以工人、贫农的面貌出现，有时自己不露头，让代理人出面。现在敌人跟我们进行合法的斗争，利用我们的政策、干部，利用我们的党员面貌，利用我们的口号跟我们斗争，从而夺取领导权，这也是当前阶级斗争的特点。”　　

“敌人向我们斗争，主要采用‘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表面上拥护你，实际上是另搞一套。敌人斗争方式变了，我们一些同志看不到，不警惕。我们有些基层单位一直是阶级敌人把持的，有的地方土改不彻底，天津百分之七十是和平土改，华北百分之三十是和平土改。周扬在天津附近蹲点，那儿的党支部就是地、富、反、坏当家，有些是他们打进来的，有些是我们的人被他们拉过去了。有些单位的干部贪污盗窃严重，很容易被他们拉过去，‘和平演变’，舒舒服服地拉过去了，有吃有穿。真要搞社会主义要流汗，真要搞革命要进行艰苦斗争。毛主席说，三分之一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要实事求是地搞清楚的到底有多少，据我看不少于三分之一，甚至更多。”　　

“农村犯了一般四不清错误的干部是多数，还有不少单位有严重的四不清，一切有严重问题的人或集团，都要从上级领导或机关找靠山，干部如不是一般的四不清，而是严重的四不清，或集团，都得要找靠山，保护人，大概这是一个规律。科员若不把科长拉下水，就不敢大搞乱搞；一个处长若不拉局长下水，就不敢大搞乱搞；一个局长不拉个部长下水，就不敢大搞乱搞；部长不把个省委、地委书记拉下水，就不敢大搞乱搞。大队不拉公社，公社不拉县委，也不敢大搞乱搞。农村搞完四清，要追查四不清的根子！工作队提出四不清的根子是地、富、反、坏，群众说，不仅在下面，上面也有根子。群众这话我很注意，上面的根子一定要追，不管哪一级，哪怕是县委、地委、省委、中央，我们都要追！是谁就一定要追到谁的头上，过去土改就有这种情况。”　　

他说：“大革命不敢发动群众，这叫什么大革命？许多同志前怕狼后怕虎，有好几怕；怕影响生产，怕工作队与干部搞不好关系，怕以后平反，怕……，总之，怕革命的群众运动。怕，这不像干部和党员。有些同志一提运动心惊肉跳，这算什么干部党员呢？一九五九年在庐山，我讲过对群众应采取什么态度，对群众运动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是热情支持，积极领导，还是指手划脚，旁观反对，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分水岭。我们有些同志自觉不自觉地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应迅速纠正。有的同志只管生产，最多还管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只管一个．或两个，就是不管阶级斗争。在今天阶级斗争的环境下，如不管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也是搞不好的。敌人复辟了，你搞科研有什么用？这是个很主要的问题。冶金工业部在甘肃的白银厂只搞生产，就搞不好，现在派工作队，阶级斗争搞了一下，生产马上搞上去。许多同志有单纯业务观点，为搞生产而搞生产，这是搞不好的。历史上有人提出读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都救不了，我们是革命救国论，结果救了。不搞好阶级斗争，别的就搞不好，要搞好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为生产服务。一切党员、支部、公社党委、县、地、省、市委必须与工作队密切合作，放手发动群众，把四清工作搞好。如有阻碍发动群众，阻碍工作队工作，都是错误的，要立即纠正。有些单位把工作队赶回来是不对的。如有阻碍的行为，必须进行严格的批判、斗争以至处分。有的地方规定工作队由公社党委、支部领导，这要看如不阻碍工作队，密切合作，那可以。如自己有问题，他怎么领导工作队？干部躺倒，妨碍发动群众，这是不对的。干部躺倒是反对五反、四清的一种手段。这本身是一种阶级斗争。口上说不当，实际想当得很，他们白天说不敢，晚上他们就去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中央两个十条的第二个十条有缺点，对放手发动群众提得不够，要修改双十条安了他们的心。第二个十条讲了两个依靠，一是依靠贫下中农，一个是依靠基层组织。依靠基层组织要看情况，如果他们本身脱离群众，严重四不清，怎么依靠？要依靠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对一些模范支部，也要看看听听，再作决定。有些模范并不模范，农业劳动模范曲耀离是漏网的富农。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不能并列起来。文件上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群众的前提。这不对，应相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干部的前提。许多基层干部犯有不同性质的错误。要弄清楚了，才能好好团结他们搞好工作。团结是工作，斗争的结果。退赔退得不好，是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所以他们不退。他们能不能退？我看可以，他们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大肥猪、房子，如把群众发动起来，他卖掉了，就可退了。讲退赔我们有些同志首先考虑他生活困难等等，而不考虑他对国家造成的损失。这是个阶级立场、阶级感情问题。要做好家属工作，你们要问他：你愿意你丈夫搞贪污分子还是做共产党员？贪污的一定要退赔，不退群众恼火。好的基层干部就不怕发动群众。工作队必须发动群众搞好四清、五反。劳动者出身的干部犯有错误，在充分发动群众后，可以改变过来的。群众发动以前，一般要抵抗，但出身好的，多数可以争取，就看你们能不能斗过他，至于坏干部，后边有阶级敌人，不好好斗，不一定成功。你一进村，一切行动在他们掌握之中，优势在他那儿，他们有一套对付我们的办法：喂你、盯你、饿你、攻你、躺着不干，赶你。我是国家主席，下去蹲了一个时期就给他们赶过。那一年我到湖南，给他们介绍模范生产队，我们搞扎根串连，那里的党支部书记立刻着急了，说我：‘你在这种地方这么干，妨碍生产’，并且在大队门口叫骂：‘你们来了，把一切都给搞乱了，都是刘胡子给搞乱的。’胡乔木、胡启立到湖南去了几个月搞了个材料都是假的。我去了十多天，就说妨碍生产，骂我刘胡子，说我把他们搞乱了，影响生产。我是国家主席，是带着武装去的，去了还被赶走，你们去了还不赶？因为我们去影响、侵犯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要进行斗争。因此，提一切要经过组织和党委是错误的，有严重错误的组织他们保密，工作队去当参谋，他们四不清，你当四不清的参谋？只有发动群众后改造了的、证实了的好组织才能当参谋。工作队下去要与四不清划清界限，不要大吃大喝，否则你也要四不清。进村后，贫下中农也要观测你，一段时期，看你住那儿，吃什么。工作做得好，开始跟你秘密谈话，到发动起来了，就能公开说话。这大概起码要一、二个月，群众发动起来后，可能有些过火，要冷静，要做冷静的革命促进派，错了，与其以后平反，不如在的时候就平反。不要求基层组织给工作队做鉴定。要发动群众，而不出点乱子不可能的，但要尽量不出。要求高标准。（一）充分发动群众把四清、五反搞彻底。（二）出乱子尽可能不超过一个指头：一是尽可能少骂人，教育工作队员，积极分子不要气势汹汹，其实不凶，二是一般放到运动后期处理。有了以上两条能防止过火。”　　

刘少奇在他的报告里特别强调由他负责起草的第二个十条：　　

“第二个十条给大家学习学习、念一念很有好处，但是不要强调。以后搞四清不要多讲，做到哪里讲到哪里。坏人坏事，上下左右的根子一定要追查清楚，一直到中央。越上危害越大，我们就越要处理，否则基层政权就不会巩固。与敌人有联系的反攻倒算，如敌人的放火、杀人、行凶活动，有的是工作队一离村他们就反攻，他企图把我们搞乱，达到破坏生产，把新干部搞下去，进行复辟等等，这些都是破坏活动，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有的要以现行反革命分子处理，总之是要严办。他们原来是干部，所以他们的破坏性就更大，危害也就更大。现在大家应该看清楚，如果不进行四清，这个乱子就是十个指头的乱，发动群众搞不彻底的运动，这种后遗症就是很厉害的。有的人害怕过火的后遗症，这是不对的，不发动群众的后遗症比那个更为可怕。”　　

　1.2.6　教育还是整人，毛泽东制定二十三条　　

毛泽东针对刘少奇们的做法说：“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四清运动，我再三强调这是一场重新教育人、重新改造人的运动，目的就是为了教育而不是惩办。但是现在发展的结果是大大地整人，刘少奇搞什么扎根串连、秘密进村，干什么去了？为了整人嘛！我看了许多的材料，到处都是控诉工作队如何整人，为了一百块钱几天几夜不让人家睡觉，不给人家吃饭，轮番批斗，甚至吊在树上剥光衣服毒打，这还不是法西斯吗？一个地区死了几千人，说是自杀，鬼才相信。所以我让他们重新搞政策，绝对不能这样下去，要纠正刘少奇这种形左而实右的东西！当然我公开这样说，他们都会反对的。但是我如果不说，没有任何人敢站出来批评他们了。有人对我说：刘少奇已经变成真正的秦始皇了，在党内和国内都是说一不二了。”　　

毛泽东打电话通知陈伯达赶到他的住处，口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初稿，点名批评了刘少奇。他说：“我看刘少奇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所说的那些矛盾都没有牵涉问题的本质，也没说明问题的根本性质。说到底，社教中出现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忘记这点，就是欺骗了人民。我看刘少奇是在为那些走资派说话。我看他就是要把斗争的方向给搞乱，矛头向下，混战一场，最后来一个混水摸鱼。”　　

毛泽东站起来，在房间里边走路边说话，那个模样使陈伯达一下子想起了当年指挥解放战争岁月里的毛泽东。他也是这样，在房间里边散步边思考，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地不停地抽着，吸着，整夜地不睡觉。陈伯达抬起眼皮望了望毛泽东，这位统帅的眼睛也网上了细细的红丝。江青对他说：“那个人很奇怪，本来他是否认阶级斗争的，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总是不断地散布和平麻痹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进攻制造迷雾。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们没有少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大刮翻案风和单干风，现在突然地‘左’起来了，王光美的四清经验整起人来是什么人都要整，要把四清搞成一个大混战！’”　　

毛泽东连声说：“不能让他们胡闹！当年反右派的时候，我只是主张批判那几个代表人物就算了，刘少奇他们一插手，来了个工农兵学商齐动手，右派分子满天开花。这样也好，可以起点警告作用，无非是给他们摘帽子罢了。现在，少奇同志又想满天开花，我是不会让他再这样干下去了！伯达同志，我说你记！”于是，他不停地口授着：　　

“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　　

“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　　

毛泽东说得很缓慢，语言都是过去陈伯达很熟悉的一些名词：“在运动中，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不要像小脚女人，不要束手束脚。同时，要深入细致，不要大轰大嗡。要摆事实，讲道理，防上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总之，在整个运动中，必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总是极少数。有些人犯了错误，还可以改正。对四清的对象，必须善于分化他们，区别对待，把最坏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1.2.7　毛泽东指出：教育革命的唯一出路是从内容和时间上作文章，依靠革命的知识分子来进行　　

一九六四年春节座谈会上的时候，刘少奇把所谓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完全作为他个人的发明和创造提出来了。　　

“现在国家实行的这种教育制度，根本不能使文化得到普及。许多农村儿童根本上不起学，国家负担不起，家庭也负担不起。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半耕半读、半工半读。现在的学校，今后不用增加，今后要增加半耕半读、半工半读的学校。这也是今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措施（上海工业大学、山西劳动大学、江苏农业中学有初步的经验能文能武，上下都行。他们是新社会成长的新人，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和你们不一样，和知识分子不一样，和工农也不一样。那些知识分子架子了不起呀，初中毕业看不起农民，高中毕业看不起工人，大学毕业连我们也看不起了。这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观点。”　　

刘少奇提出了他的远景设想：“可以设想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后，中国的工人能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从半工半读和中等技术学校出来的，农民将有半数是从半耕半读学校来的。他们既能体力劳动，又能脑力劳动，使三个差别将逐步消灭。这样的人才，可以当厂长，也可以当市长，甚至当省长。他们边劳动，边工作，而不会像苏联今天这样，消灭三个差别的阻力就小多了。也可以设想到共产主义的教育问题，那时劳动五个小时就够了，其余的时间搞学习，做行政工作，搞演出，那时也没有什么专业的厂长、演员，就连我这个国家主席也可以业余来当……”　　

毛泽东猛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胡说八道！这样的教育改革，只会把我们的学校搞混乱，起不到一点进步的作用！按照他的逻辑，全日制的学校不就成了资产阶级的样板了吗？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也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按照他的逻辑走下去，我们的全日制教育就会彻底瓦解和崩溃。教育革命的唯一出路是从内容和时间上作文章，依靠革命的知识分子来进行。”　　

康生对刘少奇这个报告的评价：“形左而实右！少奇在历史上是以右倾著名的。到了现在他突然变得“左’得可爱了，其实这个人本质上还是右倾。这话我只是对主席讲一讲，如果主席认为我的提法不妥，我是绝对不会再和任何人讲这个话的。”　　

　1.2.8　针锋相对，当面较量，毛泽东强调：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重新教育人的运动，而不是见四不清就斗争，就整人。整是整，就整当权派。他们不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你总是离不开你那套神神秘秘的工作方法，要搞群众运动嘛！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会议正式开幕。刘少奇说：“主席身体不好，而且又处于二线，这次工作会议只是研究一些具体问题，他的一些意见已经转告各地，就不必要请他参加会议了。”于是，会议开幕时的讲话，是由刘少奇来作的。毛泽东根本没有被告知参加这次会议。毛泽东恼怒了，提出要接见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并且亲自让秘书通知了有关的名单。他说：“这次社教究竟要搞什么？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四清的内容究竟有多少？四不清的性质是什么？打击面的比例要占多少？都还没有完全搞清楚，都需要认真，为什么不首先讨论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不让我谈谈我的意见呢？我有话要讲！”周恩来听了毛泽东的电话后，心头一惊，马上建议：“还是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吧，把有关的一些同志都召集过来。这样好一些，便于统一思想。”毛泽东同意了。于是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在中南海召开了会议。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发现刘少奇没有来，就问：“我们的秦始皇哪里去了，怎么不积极了？”邓小平说：他马上就到，让我们先开始。”　　

毛泽东说：“那我就首先讲话了，他不是讲了很多了吗？”接着，他就严厉批评：　　

“这样重要的会议，许多的情况我却不了解，也没有人向找来汇报。我还是党的主席就已经遭到了这样的待遇，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很难说了。依我看，你们这两年来严重的右倾，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的准备工作就表现出来了。”　　

毛泽东扫视了与会者一眼，说：“周总理的政府报告，你们连‘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话都不敢提。是我给你们加了个‘赶上’，而且写上‘要超过’，加了一段孙中山一九零九年就说可以超过的话，这样讲了可以不登报。我说，中国的近代史你们也得看看《孙中山全集》没有包括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他们的文章。你得看《新民丛书》，你得看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特别要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骨头很少，水分很多。孙中山晚年没有知识了，是个讲演家和活动家，讲得慷慨激昂，博得很多人给他鼓掌。我听过他的讲话，也跟他谈过话。他是不准人驳的，提不得意见的。实际上他的话水很多油很少，很不民主。我说他可以作六十年前的好皇帝，没有民主，亦无知识，他的无知识达到了此种程度，他给右派解释共产主义时，划了一个大圈，里面划了一个小圈写上共产主义，外面又划了一个圈写上社会主义，最后外面又划了个圈写上民生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我的三民主义里头。我们的朱总司令是最不佩服他的。”　　


…　　

这时刘少奇显得匆忙地走了进来了，向毛泽东点点头：“来晚了会儿，有点事情被缠住了。”毛泽东对刘少奇不冷不热地说：“你现在是个忙人，我是个闲人。你来了你就先讲话，发一个号今嘛，因为你是国家主席嘛。”　　

刘少奇说：“开了几天会，几个同志发了言，讲了不少问题，提出了问题，基本点是一致的：就是必须下去蹲点，领导干部必须下去参加和领导四清和五反，大家蹲点了，是件大好事！大家可以对这个问题讨论一下嘛！这是目前全党的大事。”　　

“大事？大事应该是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说：“我看这次会议还是先讨论一下，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有什么矛盾？有矛盾是属于什么性质？这些矛盾究竟应该怎么解决？”　　

刘少奇说：“大家下去蹲点了，认识基本一致了。”　　

刘少奇说：“现在还是第一期，还没有看到发动群众的成熟的经验，还看不到群众发动之后是什么样子，要看到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才行。现在的工作只能说是刚刚进入正规阶段。我们通过一些地区和省市的典型引路，应该说是大的问题都明确了，方向对头了。”　　

毛泽东马上说：“方向对不对，要在省、县、区、大队、小队里部发动起群众了，同时群众成立了贫协会等组织才能知道。这是一个细致和长期的工作。现在还仅仅停留在我们的文件。河北省听说也死了不少人，都是什么四不清分子，都是自杀的。为什么要自杀呀？方向明确了还自杀？我看还是不明确！”　　

刘少奇摇摇头说：“我对农村知道一些，但对城市了解少，农村材料看得多些。这几天对城市工厂的材料正在努力看，我这里的材料还是初期的经验，有些人对这次四清和五反不那么理解，声势浩大的运动起来了，严重四不清的人感到了恐惧，这是经常的。也是我们在一定的时期需要的，不造成这样的威慑作用，运动就开展不下去。”　　

“如果工作和问题熟练了，大家都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也可以不用这么长时间。有个问题，农村方面主要矛盾是什么？陶铸讲农村已经形成富裕阶层，特殊阶层。他讲主要矛盾是广大贫下中农与富裕阶层的矛盾。”刘少奇问道，“你们有些什么看法呀？”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地富反坏分子是后台老板，台上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是这样的情况吗？你只搞地富分子，贫下中农是通过的。但是当前迫切的问题是解决干部的问题。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恨，因为他们没有成为群众主要的对头嘛，主要的是那些坏干部顶在他们的头上，坏当权派骑在他们脖子里拉屎拉尿，他们穷得很受不了，产生了和坏当权派的严重对立。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坏的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贫下中农和社员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们的作用很大，这些人的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革命就解决不了。我不知道你们讨论了多次，这些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我看这次会议就没有取得预定的收获。”　　

刘少奇说：“这是头一回较量嘛，认识不一定统一。当权派后面有地富反坏或者是混进来的四类分子，有些坏干部与地富关系很密切，地富反坏分子混进组织，包括漏划的地富变成贫农和共产党员，也是当权派，不属于过去的地富，地富臭了。有一部分就不同了，例如刘澜涛讲的湟中县，是马步芳的参谋长在当权。这样的领导班子就基本上成了敌人当政。对这样的单位，就是要采取彻底打倒和完全改组的方式进行革命。”　　

刘少奇说：“如果不叫富裕阶层，那就叫新的剥削压迫分子或者只提什么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如果他们结成一体，也可以叫集团。把这些统一叫四不清分子或者四不清干部也可以，这是我们这个历史阶段的新概念。”　　

刘少奇解释道：“四不清分子和四不清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矛盾，这两个概念这是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被压这的总是多，总要革命。全世界压迫者是少数，压迫人民越厉害，他们就越孤立了，我说的信心就在这里。”　　

刘少奇说：“漏划的也不少，和平土改区多。许多地区当年对划成分不重视，走了过场，后来认识到这件事的重要了，但是己经迟了。我在蹲点时就遇到不少这样的事情。我的做法就是坚决地重新定成分，从这个形式上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　　

邓小平说：“我赞成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四清不搞退赔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不退赔也不利于教育干部。这是让群众得到果实的时候嘛。打土豪是为了分田地，这次搞四清也是为了让群众得到物资上的好处，不然他们就没有积极性。”　　

刘少奇继续补充说：“搞掉四不清分子或他们的职务后，等于教育了干部和群众。他们的干部不能当了，当然多数还要争取，少数要戴帽子，但是经济上的退赔一定要搞彻底，恐怕这个政策和策略要定下来。”　　

邓小平点头说：“赞成！少数恶劣的四不清分子要戴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　　

刘少奇说：“群众起来划，影响你们走群众路线，群众要求多划，结果不利于人民，不利于贫下中农，四不清干部贪污四、五十块钱的、一百块钱的是多数，先解放这一批，我们不就是多数了嘛。犯了错误，对他们讲清道理，还是要革命的。你那个报告中说的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都是老长工，犯了错误讲清楚，让他做工么！有富裕中农阶层的‘三大件’之类的人，数量不少吧？对这些人的经济来源要不要查一查呀？”　　

毛泽东讽刺地说：“他们先富裕，你就用扣工分的办法解决。自行车、毛衣都有的，还有富裕的贫下中农。这些人还能用你那个解决的办法吗？查应该是查有问题人的东西，把所有富裕的人都列入四清的范围，能行吗？”　　

刘少奇说：“我现在说的还是王任重讲的四清，可适用于机关搞五反。”　　

最后邓小平说：“四清这两个字的含义，在第一个‘十条’里已经从正面提了，是主席加的，以后又由王光美的报告和河南省委从反面提出来了。这样讲的结果当然使人们只是从经济上来看待这次运动的。如果没有根本上的退赔，搞四清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李雪峰补充说：“我们先搞经济上的四不清，再搞政治上的四不清，后来加上组织上的清理。王光美同志报告后，我们又连上了思想上的清理，于是成了四清。”　　

毛泽东摇摇头说：“我没有这个印象了，但是你们把王任重压低我不赞成，我最早看到的报告是王任重的。现在你们大吹王光美，把四清运动的真正发明人倒丢到脑后了，这样的做法不妥当嘛。”　　

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把好账挂在河北的账上，王任重也是河北人么？你老婆的那个什么桃园经验整的人是否扩大化呀？”　　

刘少奇说：“地富反坏当了权都坏，不会有什么好的，问题是贫下中农当权。只要把这个经验整理出来，对全国的社教都是有启发的。王光美的经验也是有重点的，她蹲点采取的办法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带任何的框框下去。也就是从扎根串连中发现问题，从社员们的呼声中找到办法。事实证明，这一条还是管用的。”　　

毛泽东说：“那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打倒，我看主要是先把只有一百块至一百五十块贪污问题的干部都解放出来。这样才能做到团结绝大多数的干部，不使我们受到孤立。”　　

刘少奇马上顶道：“那也不一定，几百块的也还是不少，一千元，一千斤粮的也相当多，首先让他们退赔，如果退赔得好，就是有一千元问题的人也可以解放出来，退赔得不好，几百元的也要严惩，而且还要他们退赔。这样就更有把握了。”　　

毛泽东瞪了他一眼：“挤牙膏挤不净，那有什么办法？留一点也可以，你就能挤那样干净？我看不见得吧？对犯了错误的干部具备宽大条件的还要宽大处理么！”　　

刘少奇再次顶他：“能挤多少就一定要挤多少，反正不能让他们四不清的人占了便宜。一个剥削群众，一个剥削国家，就是要退赔，退赔从严，要彻底，特别是恶劣的，一直抵抗的，要坚决地没收他们的财产，看他们退赔不退赔。”　　

毛泽东摇摇头：“国家也是人民的，我们自己没有东西，退赔从严，这个提法对！但是也要讲合情合理的好，不必讲彻底。你讲彻底了，底下的同志办起来就没有余地了，总是要给下去的干部一个主动权嘛。凡事都要讲究留有余地，不给自己的干部留下余地，底下的同志怎么工作？他们没有主动权了好吗？”　　

刘少奇不满意地问道：“那打击面究竟多大好？百分之几对我们有利？地富分子有些苦贪的也可摘帽子，那是很少数，地富子女情况不同，有分家的，有没有分家的，有表现好的，有表现一般的，有表现很坏的。这个我们掌握好了就不会出差错。我们不要一开始就限定框框，还是要从扎根串连开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上这样提出政策才是真正地留有余地。”　　

邓小平马上赞成道：“打击面控制在百分之几有利？开始分化四不清干部就需要掌握一个具体的数字。地富分子有一部分表现好的，也就不能戴帽子了，贫下中农和中农极少数给他们戴上帽子，对进行批判或斗争也有好处，譬如有的能戴上‘新恶霸分子’的帽子，就可以起到震慑其他四不清干部的作用。而且这样对那些出身好的社员也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农村中不但有地富反坏分子的捣乱，也有贫下中农和出身好的人的破坏，四不清干部中这样出身的人占了多数。所以，简单地用成分作为标准是不科学的，但是对犯错误的多数应分化争取。不能当干部了，不能作党员了，但是不是打击对象，还是争取对象。”　　

刘少奇说：“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将来新剥削、多吃多占的人数量也不会少了。”　　

毛泽东说：“我赞成，退多少群众是知道的，搞到一定程度行了，牙膏不可挤得过净，有的地方只有十几户，没有虱子，一定要捉虱子才行？应该是有多少算多少，不要一刀切。”　　

刘少奇顶道：“一个大队定一两个这样的分子难道不行吗？我就不相信一个大队里还没有几个坏人，定那么几个可以不可以，有些坏分子要戴帽子，一戴了什么分子的帽子就一切事情都好办了，坏人一戴帽子马上就变得老实了，就被群众专政了嘛。当然，戴帽也可以摘嘛。不管他是群众还是干部，只要是坏人的，都可以这么办！改好了再摘帽子。”　　


毛泽东问道：“你给他们叫什么分子？给群众留点出路，好么？整社员不涉及家庭，帽子还可以再摘嘛。只要是在其他问题上有好的表现的，可以不戴贪污帽子。这样有利于争取群众的拥护，也不要弄得人心惶惶。现在好多的地方死了人，有的是被斗死的，有的是听到风声就自杀了的。过去手脚不那么干净的，一听运动来了，就胆战心惊，弄不清怎么整治他们，一死了之。有人说：‘不怕天不怕地，就怕共产党搞运动。’这些话你们听到了没有？我早就讲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重新教育人的运动，而不是见四不清就斗争，就整人。整是整，就整当权派。他们不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群众出几个贪污的，多吃多占的，算什么！”　　

刘少奇说：“群众中也有歪风邪气严重的，不整是不行的。四不清分子有相当的势力，已经成为一个大的集团。抓不住他们，他们就要造反！”　　

毛泽东说：“陈平宰肉甚均，他做宰相时贪污，周勃等人就告他贪污，说给钱多做大官，给钱少的做小官，反正问题不少。刘邦就找他谈，说人家告你贪污，你怎么解释？他说：我养的人多，我是没有钱呀！刘邦说：给你四万两黄金，你就不贪污了。《鸿门宴》这出戏现在不唱了，马连良演得激昂慷慨，贪污历来举他陈平。特别是曹操，也讲对贪污的问题要具体分析。目前正在火头上，我又给你们泼冷水呀！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说，对群众中的问题和对当权派的问题处理不能完全一样了，要有个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了。”　　

刘少奇说：“只要群命充分发动起来，群众是懂得许多的道理的。”　　

毛泽东马上顶道：“有时也不然，群众起来了有盲自性。我们也有盲目性。过去五反时代群众发动起来了，使得工厂关门减工资，失了业，这就是盲目性嘛。不能搞斗争搞到了自己的头上嘛。那时的五反斗争是谁搞的？是不是你这个皇帝？”　　


刘少奇说：“我当时就怀疑。”　　

刘少奇马上表态：“完全可以，对四不清干部就是要抓住退赔，没有搞清楚的下决心搞清楚。绝对不能让他们在经济上占了便宜。就是倾家荡产，也要让他们退赔出来。这样严格地搞下去，就起到了威慑作用。那些搞贪污的，搞投机倒把的人，就再也不敢再搞了。这就叫分浮财，把他们贪污、投机倒把得的东西退给群众，群众就得到了果实。”　　

毛泽东说：“如果群众生活困难的地方和单位，或者没有搞四清的地方，可以先借些粮食和物资出来，算是借给国家的，救济贫穷的，然后再搞四清，搞出问题来，就不要还了。但是不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变成过去的土改，那样就变了味道了。还是要教育，搞社会主义的教育，提高群众和干部的觉悟。”　　

毛泽东点点头：“是的，只有先搞豺狼，才能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的关键，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这次运动的重点就是要整那些严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李先念赞成地说：“不搞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的头上了。”　　

毛泽东说：“既然是阶级斗争，那就要准备长期作战。只要我们隔两三年不搞，反动的势力就又来了，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漏划的敌人，一个新生的敌人，一个烂掉的班子，这些都是指的当权派，我们要搞就要搞主要的。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先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大的搞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你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要擒王鹤寿嘛！不要他当部长下去当经理，擒下去当经理，就是先擒下马来，然后改造。重点就是当权派。四清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不要听一些人所散布的是什么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哪个历史朝代没有四不清？什么时候都有党内外矛盾交叉。提法抓不往问题的关键，其他的工作就都会走了样。”　　

毛泽东说：“重点是在党内的，冶金部是党委，白银厂也是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支委，就是要抓住这些重点，我们就有办法了。你高扬文一开始到白银厂是庇护的，一蹲点变了，你王鹤寿搞庇护，也变了嘛。这就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如果不抓住这些重点，只是在群众中神神秘秘地串来串去，人家就怀疑你是在搞特务活动，解放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要搞这些雕虫小技？为什么还是要害怕群众？这不正大光明嘛！搞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件空前伟大的事业，你只在少数人的堆子里活动，就取不得成就。”　　

毛泽东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的性质，资本主义的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因为我们搞了民主革命的，给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给社会主义也开辟了道路，你们蹲点就是开辟。但是许多问题，我们横竖搞不准，我们就要留给下一代，不要事事都是我们这些人给他们作标准。总之我们只是抓大事。”　　

刘少奇插话说：“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党内外矛盾交叉，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毛泽东摇摇头：“你还有那么步骤我就不赞成了，你在安源搞工人运动时开始就是联系小职员嘛！你在安源时，联系肖志远，朱锦堂，还有朱少廉的两个老婆，我们联系他，一直联系他，又联络要成立工会，工人你一个不认识，我找到一个工头，也是两个老婆，后来也枪毙了。这些搞工人运动的办法，你是否又用到这次社教中来了？”　　

刘少奇说：“争取多数，孤立少数，这才会不要上当，扎根串连，是李雪峰讲的，扎在真正老贫农身上这是对的，但开始扎的不一定是好的，勇敢分子也可以利用一下，他们不怕事。有一时期居然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老实根子，工作队不一定一开始就能找出来，根子不要告诉他说是根子。到了一定的时候再组织我们自己的队伍。”　　

毛泽东火了：“什么根子不根子，横直是搞社会主义。你总是离不开你那套神神秘秘的工作方法，要搞群众运动嘛！”　　

刘少奇辩解道：“群众也是要积极分子一批一批地出来嘛，经过斗争，到那时他是老资格了，他就可以带动起群众来，你说他不是老资格？群众没有他们发动不起来嘛！”　　

毛泽东摇头：“李立三同志倒是老资格，但是到紧急关头不干了，才请我们国家主席去。你和他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都是搞少数人的秘密行动的，总是不敢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刘少奇冷笑道：“不只是李立三吧，蒋光头也跑了，李立三认为他的人多，因为宣传胜利是他宣布的，那时我们规定不准杀人，你如果杀人，我们就停工。我的这套办法还是灵的。这已经被事实所证明了。”　　

毛泽东说：“你是专搞老实人，不会办事的人。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整了几个？”　　

毛泽东讽刺地说：“有消息灵通人士嘛！为什么我们一些人眼中的那个老贫农家是条狗！怕人听。这样的秘密活动在敌占区也不过如此，到了我们解放后的今天，我听了都感觉到寒心。按照王光美的经验，我们的四清就应该是战争年代深入到敌占区那样，工作队潜入一些家户，扎根串连，层层点火，户户揭发，有人放哨，有人监听。这样的打击面实在是太大了，太宽了。据湖北省第一批试点的报告，刚刚开始就有二千多人自杀，第二批搞开后，仅襄阳在二十五天里就死了七十四人。广东到一九六三年底，也自杀了五百零三人。我看到的还仅仅是报上来的，数字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这样的运动你们究竟是怎么搞的？”　　

刘少奇说：“我们主张对犯了四不清错误的人，先背靠背地揭发，看看究竟能够揭发出多少问题来，然后让他们坐在主席团台上，让贫农先参加干部‘洗澡会’，让四不清分子自己检查，不能一下子就当主席。到了确实证明他们没有问题了，再把他们逐步地实行退赔后解放出来。当然有了四不清问题的人还是要给予处理的，究竟怎样处理由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大会来决定。”　　

毛泽东讥讽地说：“你有没有读过孙中山的《民权初步》？搞点勇敢分子当主席行不行呀？！总而言之，你把根扎在那个流氓无产阶级手里行不行？你把人说得那样坏不行。军队中有个时期要洗刷流氓无产者，我就不赞成。任何运动里都会有这样的人，缺少了这样的勇敢分子，戏就唱不起来。”　　

毛泽东讥讽地说：“这不是作样子吗？科室人员统统下去。大庆几万人，各种舆论，一个死命令，都去劳动了。这次我们的少奇骂呀，要大家蹲点，我骂不灵，少奇一骂还不是下去了？就是作样子也要这样干，要形成一个良好的制度。”　　

毛泽东看了看刘少奇说：“所以需要你下个死命令，我看我们这个国家还是应该有个秦始皇。如果要有秦始皇是谁？就是你刘少奇，我只配给你当助手。同志们说对不对呀，我给刘少奇当个助手行不行呀？我现在已经没有刘少奇这个权威了，只能当下手。”　　

刘少奇岔开毛泽东的话题说：“工厂技术员、工程师也要参加阶级斗争，注意参加运动，才能又红又专。五反就是要抓住这个问题不放。”　　

毛泽东说：“我讲了许多次要干部下去，他们以种种借口就是不下去。还是少奇同志下个死命令，统统下去了。从这一点上看，少奇比我厉害，我看来是不行了。是不是呀？”　　

会后，邓小平对刘少奇说：“主席的情绪太大，下次会议还是劝他一下，别让他再参加会议了，让他好好地休息休息。否则这次会议的精神还是定不下来。”  刘少奇说：“那得你去和他讲，我去讲还是会出问题的。”　　

刘少奇说：“但是许多问题你不向主席汇报还不行，绕又绕不过去。还是多征求他的意见为好。只要有婆婆在，媳妇到老也是难当家呀。”　　

当会议制定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的草案，并作为中央文件准备印发全国时，毛泽东听到后震怒了！　　

“为什么我讲的许多东西没有包括进去？你们要重新搞一份！像这样干法，你们看，这不是赤裸裸的逼宫吗？勃列日涅夫赶赫鲁晓夫下台，用的就是‘健康方面的原因’，现在也有人以我身体不好为名剥夺我参加会议的权利，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你们给我把党章和宪法找出来，我要讲话！告诉刘少奇和邓小平，我是党的主席，我有讲话的资格。”　　

毛泽东翻开找到了条文，说：“党章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我是党员我有这个权利，为什么他们要剥夺？宪法规定每个公民有言论的自由，我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也同样有讲话的自由。这个权利我要争夺，不然的话，他们今后就更加无法无天了！”　　

　1.2.9　毛泽东说：谁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我就是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的对象！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来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面前时，说了这样几句话：“王光美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在全国出足了风头，很好。少奇同志给我们带了一个头，我也不能落后。我和少奇是兵对兵、将对将、老婆对老婆，来一个竞赛，看看究竟谁手里有马克思主义，比一比谁手里的真理多一些，检验一下谁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　　

毛泽东对劳模们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一个女儿嫁给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可以给大家透个风，我就是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的对象！你们回去以后要把我的话讲给群众听，看看你们周围，你们的上面究竟是不是这样！”　　

他问陈永贵：“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你怎么办？”　　

毛泽东说：“有人以为，四清就是要解决什么四不清的问题，四不清的说法没有触及到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没有打到问题的要害处。天津市郊小站公社的四清，一九六四年一月，工作队开始扎根串连搞运动，没有发现阶级斗争大的表现。陈伯达同志二月下旬进点，是我给他讲了许多话的。同时抽调了一些比较强的干部进了村，一下子就搞出了三个反革命集团。这三个反革命集团都是反动阶级有计划地打人了我们的内部，长期窃取了当地党政大权，建立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所以，我就坚决地主张，凡是被敌人操纵或者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这才是我们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问题实质。”　　

第二天，即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工作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二十三条草案，他对毛泽东说：“你身体不大好，明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问题，你就不必来了。”　　

毛泽东脸色一变，说：“你不想让我说话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请我来我未必就来，你们不想让我来，我偏要来。”　　

于是，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了一些人的发言后，再次发表讲话：“这次社教，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不要再像有些人所讲的，是解决什么回不清矛盾，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等等。你们要善于抓住一切问题的‘纲’，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的人认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不那么想听，他们以为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可以丢掉我这把刀子了，我可以让步，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不让我让步。你说我该怎么办？继续工作嘛！”　　

　1.2.10　毛泽东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员中的问题一律不整，是个正面教育的问题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再次来到了全国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会议的会场，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慌忙站了起来，将会议主席台的中央位置让给了他。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坐在了正中央，微微笑道：“我身体好了，要来参加你们这个会议，可以吗？看来你们不是全部反对，那我就要参加了。” 　　

“看来我还是有点基础的，没有到了被人赶下台的地步。今天开会，我把党章和宪法都带来了，无论我作为党员还是公民，都有讲话的权利嘛。有人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什么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很不清楚。什么‘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呀，什么‘党内外的矛盾交叉’呀，等等，都是放屁！”　　

毛泽东继续说：“搞四清，不是让你们去搞特务活动，鬼鬼祟祟，神神秘秘，把矛头指向了群众，你不相信群众嘛！什么‘解决公私关系问题’，什么‘清理阶级成分，建立阶级档案’，什么‘对全部四类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并且对他们进行处理’，都不应该是这次运动的重点。这样提法，只会使这次运动一开始就走向邪路，让社员群众都人心惶惶，不得安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员中的问题一律不整，是个正面教育的问题。”　　

与会者一下子都明白了，毛泽东是在批评刘少奇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里的内容。　　

毛泽东把那个文件扔到了桌子上，继续说：“你们看看这篇东西里有多少是针对社员的！”经毛泽东划出来的段落主要有：　　

第一条题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里有：“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解决公私关系问题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发动群众对全部四类分子进行一次全面的评审。对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并且对他们进行处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妇联会的基层组织、民兵组织、治安保卫组织和农村其他组织。”毛泽东曾经对江青、陈伯达说：“你看这里面包罗万象，打击面很宽广，有多少对象都能包含住，就是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条题为“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里有：“现在，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方法再加狡猾了。他们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斗争。这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对于这种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对于这样一场新的革命，我们还很不熟悉。如果不亲自深入实践，就不会真正地懂得它，当然也就不能正确地领导它。所以，这些同志的亲自蹲点，是领导好这次大革命运动的前提条件。”　　

毛泽东对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人说过：“刘少奇所说的四清究竟是一场什么革命？革命的对象究竟是什么人？他在这里所讲的‘敌人’又是谁？哪里有这样的敌人？一切都很糊涂，说穿了，都是一些社员群众！”　　

“《后十条》里的第三条‘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里充满了这样的词汇：‘教育和批评群众中一些损害集体经济利益行为的人，热心发展小自由的人、不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人，使他们改正错误。’‘教育群众把私占的集体财物和国家物资交出来’，‘教育群众退出占用的集体耕地’，一句话，他的斗争矛头大都是针对群众中的问题的，连半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话都没有。这样的革命，怎么能谈得上解决了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问题呢？都是鬼话！”　　

第四条的标题是“建立坚强的贫、下中农组织”，但是对这个组织的规定是这样的：“贫、下中农组织的建立，必须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随着运动的深人，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方法。关键是扎正根子。首先吸收的，应当是立场好、劳动好、热爱集体、觉悟较高、政治纯洁的贫、下中农。对于一些缺点较多、立场不好、劳动不好的贫、下中农，应当在运动中间经过教育和考验以后，再分批吸收。”“在前一段时期，有些地方，曾经一轰而起地建立了一些贫、下中农组织。这类组织大多徒具形式，或者严重不纯。对于这类组织，应当进行整顿工作和巩固工作。”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时说：“这种干法，严重地分裂了贫下中农的队伍，实际上比整社员还要厉害，这哪里是在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在地地道道地整群众，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第五条专门是“中农问题”。文件规定：“由于现在农村相当普遍地存在着阶级成分比较混乱的情况，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很有必要认真地进行一次清理阶级成分的工作，就是说、经过群众的充分讨论，对每一个家庭成分进行审查和评定，并且建立阶级档案。”“上中农是农民中资本主义倾向比较多的一个阶层。在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贫、下中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之间的斗争。对于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必须教育、批评，情况严重的还要进行必要的斗争。否则，不足以制止他们的动摇性，不足以消除他们在贫农和下中农中间所散布的影响，不足以巩固集体经济。”　　

毛泽东说：“这里完全颠倒了这次四清运动的方向，是在制造混乱。这是刘少奇同志把这次四清搞得人心惶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在这方面带了一个很坏的头！”　　

第六条的标题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但是里面有这样的规定：“犯了错误受过处分的干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如果有反攻倒算，打击报复，破坏集体经济等严重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必须按照现行反革命分子处理。是党员的，必须开除党籍。”毛泽东说：“如果这样定性，那么反革命分子就得一卡车一卡车地往出拉了。打击面如此广大，可见我们的这位皇帝是下了多大的决心的！”.　　

《后十条》里的最后一条对地富子女也作了许多的限制和规定：“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地也不宜担任会计员、保管员、出纳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等重要职务。对于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党员、团员、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必须加强教育，要他们提高警惕，防备落人阶级敌人的圈套，要他们划清政治界限，站稳阶级立场，不受对方的坏影响。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的党员、团员和干部，能不能做党员、团员，能不能当干部，主要根据他们本人的表现，而不单纯看他们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这一点。如果这些人严重地受了对方的坏影响，就必须严肃处理，特别严重的，还要同除党籍、团籍和撤销干部职务。”江青在这一条旁边批道：“你看多么的‘左’呀，形左而实右，是这个后十条的特色。”　　

毛泽东逐条批驳了一通后，说：“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分清的原则问题。如果我们这次四清不把运动的主要对象，放在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就完全失去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义。也就是说，必然要使运动走到了邪路上去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通知》，作为纠偏文件发到各地。　　

这个文件明确地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　　

“不论在什么社队，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整社员群众。” (以上许多摘自：选择突破口——师东兵)　　

　1.2.11　毛泽东指出：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阶级斗争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说： 六二年上半年，刮了“单干风”，还有“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刮得可凶啦！“单干凤”，邓子恢是一位，另外还有几位。有些同志听进去了；还有的听了，不答腔，不回答问题。　　

搞社会主义，搞了许多年，而有些同志听了不答腔，不能回答问题。　　

为什么在北戴河我要讲形势？因为那时有人说，“不包产到户，要十年八年方能恢复”。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阶级斗争。所以，提出“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　　

毛泽东明确回答，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制定二个十条和二十三条过程中的斗争反映了刘少奇们以形左实右的面貌，要把矛头引向社员，打倒一切，就是要保护走资派，保护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2. 毛泽东的最后一搏　　

2.1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是以反右为名整群众　　

1966年６月４日毛泽东于杭州中央工作会议说，“不过也有例外，就是我们党自己烂掉，像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他们名义上还是叫共产党，其实已经变成社会民主党了，和我们的国民党差不多。所以，我们下决心要搞这场文化大革命，不能让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杭州会议一结束，刘少奇、邓小平回到北京抓紧派工作组的工作，到了中旬，基本上所有的学校都进驻了工作组的成员，取代了那里的各级党组织。

　　６月１１日，刘少奇在文化革命汇报会上，对李雪峰、吴德等人说：“中央常委们的意见，是在北京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搞夺权。这是新的反右斗争，在局势明朗的情况下，学校党团组织可以及早改组，即整党整团。当然，这里主要靠我们抓对工作组的领导，没有工作组，我们的领导就断线了，学生中、教师中的那批右派分子就会翻天。”

　　李雪峰问：“学生中的右派要定多少？”

　　“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就定多少。”刘少奇明确回答。

　　两天后，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央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明确强调反右的范围应包括学生。他批示：“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今年的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有派分子，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泽东对中央首长的讲话: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靠你们自己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生活不行。　　

有些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你们要政治挂帅，要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下午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在治安时代以后的北洋军阀，后来的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的。现在的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下命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对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的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方向问题就是中心问题，是路线问题，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问题，感到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大家起来又加以镇压。所谓方向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这类的事情就要爆发出来，明明白白就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都写在宪法里。从这次镇压学生的文化大革命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2.2毛泽东指出：有两种可能。修正主义打倒我们，有可能我们战胜修正主义。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毛泽东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指出：（六六年五月）当时我就曾说究竟是马列主义胜利，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还说过。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还不能作结论。有两种可能。修正主义打倒我们，有可能我们战胜修正主义。我为什么把失败放在第一可能呢？这样看问题有利，可以不轻视敌人。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一九六一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和几十年，中国就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看出一些问题。六一年到六五年期间，为什么说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呢？说的不是客气话，说的是真话。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五三年冬到五四年斗了高、饶(注：高岗串联饶漱石等人企图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赶下台，由他取而代之)，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文化界及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也进行了一些准备。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刘、邓、彭、陆是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后全国转载了，北京不转载。（湖南也未转载，张平化作了检查－－有人插话）那时我在上海，我说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各省打印发行，就是在北京不打印发行，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　六六年六月一日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广播了，八月红卫兵出现发动了群众。去年聂元梓写的一张大字报，当时我在杭州，一天我看到这张大字报，我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广播这张大字报，这样大字报就满天飞了。清华、北大两附中写了两件材料，我看了，八.一我写信给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红卫兵大搞起来。八.一八我接见了几十万红卫兵，接着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我写了一张二百多字的大字报，当时就从中央到地方，一些负责人反对学生运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搞白色恐怖，这样才揭发了刘邓的问题，…他们不听话嘛！毫无办法。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我去年就声明人民日报我不看，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看来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因为大中学校长期掌握在刘邓陆手里，我们进不去，毫无办法。　　

我们党内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以分几部分人：

    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民主革命时期可以合作，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是赞成的，打倒民族资产阶级他就不赞成了。把土地分给农民他是赞成的，合作化他就不赞成了，这一批有的是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是解放后才进党的人，有百分之八十解放后才进党的，其中一部分当了干部，有的当了支部书记，县委书记。

    第三部分是收留下来的国民党。这些人有的过去是共产党，以后叛变了，登报反共。那时不知道，现在查出来了，他们不拥护共产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子弟，解放后他们进了大学，掌握了一部分权，不都是坏人，有的是站在我们这方面的，但有些是反共的。总之坏人在中国不多，大概也不过百分之几，如地、富、反、坏顶多百分之五，约三千五百万人。他们是分散的，分散到各农村，城市和街道。如果集中到一起，手中拿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敌了。他们是灭亡了的阶级，其代表人物在三千五百万人中顶多不过几十万，也是分散的。所以大字报、群众运动、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就吓的要死。

    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我是怀疑的，特别是文科。不搞文化革命他们就要变成修正主义分子，搞修正主义了。文科不能写文章，哲学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经济学，可多呢！现在看来有希望，斗得很厉害。

我们也许被敌人打败，打败就打败了嘛，总是有人革命的。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2.3毛泽东指出：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以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指出： 我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曾经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负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去提醒大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实际上共产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着的，任何人否认都否认不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中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在这以前适当的文件中已有了论述。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所以我在中央特别主持制定了　五月十六日　的通知。因为敌人是非常敏感的，这里有一个信号。他那里就有行动。当然我们也必须行动。这个通知中已明显地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的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暂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了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李井泉就不通，刘澜涛就不通。伯达同志找过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查吧。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重点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个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这是公开地挑开了党内的矛盾。这里顺便提起一个问题，就是广大工农、党团干部，在批判反动路线过程中受了蒙蔽。我们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认为，广大的工农兵是好的，绝大部分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革命，他们都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的工农是具体的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的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是内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受了蒙蔽，甚至较长一段时间内转不过来，这里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算了嘛！随着运动深入发展他们又成了主力军了。“一月风暴”就是工人搞起来的，随着全国工农起来了。这是革命发展规律，民主革命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但真正的北伐长征式的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做主力军去完成，靠工农兵去完成。工农兵实际上只不过是工农，因为兵只不过是穿军装的工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的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为×××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个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的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揑是揑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揑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的。××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打的比较少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看来××市革命委员会也还得改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现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的改造世界现，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现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

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现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以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众不语）所谓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渐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做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但既然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地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国家大事，世界的大事。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话被一位副总理从自己话里说出去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个培养问题，不能在他们犯有某种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样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对待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95％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要保，要理直气壮的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是百分之一、二，顽固定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必须作为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如按百分之五，三千五百万算，如他们组成一支军队，有组织地反对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能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更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

2.4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生的最后一搏呢？这要从下列方面说起：　　

　2.4.1　毛泽东准备粉碎的一搏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要求下发，主席对其中有些提法和有些话感到不安，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毛泽东写了给江青同志的信,。　　

主席写这封信是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在武汉写的，周恩来　七月十一日　到武汉。周恩来跟主席报告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周恩来留一天。第二天上午周恩来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周恩来看。　　

毛泽东给江青同志的信说:　　


　六月廿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２〕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３〕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４〕，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５〕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６〕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廿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７〕，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８〕，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９〕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１０〕，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１１〕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１２〕，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１９１１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１３〕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　　

毛主席这封信说: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早在一九五六年赫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说: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于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象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那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我们搞阶级斗争是从十月革命学来的。十月革命，无论城里、乡里，都是充分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现在苏联派到各国去当专家的那些人，十月革命的时候不过几岁、十几岁，他们很多人就忘记了。有的国家的同志说，中国的群众路线不对，很高兴学那个恩赐观点。他要学也没有办法，横直我们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我们不企图去领导任何别的国家，我们只领导一个地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我们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不但把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反对革命的理论系统化，而且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必要，提出所谓“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谬论，从而完成了他们的修正主义体系。

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说明毛主席心里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面临的生死搏斗是十分清楚的。　　

　2.4.2　毛泽东指出：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2.4.2　.1毛泽东指出：这个党顶多百把年。也许几十年就要改变。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中央五一、五二年均提出合作方针。五三年来北京的人，闭口不谈改造，毫无影响，“言不及义，难以哉。”我抗这个潮流，四大自由，个体经济。共产党群居终日，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个体经济的小惠，要达到护国利民的目的，难矣哉。五一年，总路线传到省，五三年无人讲社会主义。我放屁，很臭，无人听。　　

你们搞社会主义，是逼上梁山的卢俊义，不情愿坐第一把交椅。取消这个比喻，因为你们不是俘虏。不过．你们那么高明，尾巴挺那么高！对社会主义不热心。五三年，西楼讲好行小惠。财经会，中山解决总路线。以后不叫贯彻总路线，说是打倒大老虎，高饶横切一刀，许多人说话不确当。中央孤立无援，搬来××。你们自己有资本主义思想，四大自由，稳定农村经济，整整一个时期嘛！　　

社会主义不是中心。我说了几句有名的话：“过渡时期”你们无兴趣。高级干部中资本主义空气，不准备搞社会主义，不信请重新看看五三年财经会议发言。　　

你们既已知道中央总路线指示，五三年为什么不讲社会主义？一点不露，证明脑子里一点社会主义没有，满脑子资本主义。我专门害人，讲了言不及义，挖苦一番。

    财经会议，恩来宣布那几句话（总路线的几句话）。会议上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发言中不见社会主义。

总之未准备进入社会主义。　　

改造已四年了，五一——五五，我党已建立了广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商业、合作网。对资本主义改造，一部分合营，大部分加工订货。广大的互助组，——大批合作社（五一年已有了），各省市的人对这些大事物不认识。如此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商业、合作社，新鲜事物好像没有看见。当时我在每个文件中都添上合作社。反五多，对的，但言不及义。四大自由，稳定农村经济秩序，则是不对的。　　

稳定新民主主义秩序，是概括四大自由等口号的总方针。　　

毛泽东对高级干部中资本主义空气，不准备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发言中不见社会主义记忆犹新。苏联的变化也让人深思。　　

一九五八年五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说到要准备最后灾难，要准备火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甩就甩吧？战争贩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还要准备党搞的不好，要分裂。我们搞的好，不会分裂，搞得不好也会分为二。现在这样搞不会吧？但在某种情况下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我和××说过我们有分歧，对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都谈过，我们有些事，为大鸣大放你们也不一定赞成，有意见，假如党分裂，就会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有人和×××高岗一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你们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员更要注意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要跌跟头。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抄了资产阶级，铁托抄伯恩施坦就是一例。　　

一九五八年五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预言这个党顶多百把年。也许几十年就要改变。　　

毛泽东说：我讲的是要防止不利于人民、不利于党的大灾难。如世界大战，党内分裂。像×××、高岗那样的分裂，我们党有四次分裂。一是陈独秀，二是罗章龙，三是张国焘，四是高岗。由中央，整下去了。王明三次“左倾”路线，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我们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态度。容许他们继续工作。只要有党，新的分裂是可能有的。只要有党，就有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的办法是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党顶多百把年。也许几十年就要改变．大概到二十一世纪，现在到二十一世纪只有四十二年，世界会有很大的变化。　　

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首先跟什么人？首先是跟人民学习，跟人民走，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某个人就指着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的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类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就跟。合作化我们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找先进的。那个好，真理在那。就跟。不要跟某某人。胡里胡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2.4.2　.2杜勒斯的预言　　

一九五八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十月二十八日回答记者提问　　

当时，记者在向他提问：“据说你认为，共产党在将来花在他们人民的福利方面的时间也许要比花在国际革命方面的要多。你能够就这个问题再稍微阐明一下你所指的是什么吗？

杜勒斯坦率地说：“我已经多次表明这种看法：长远的前景或者说是长远的必然性是，苏联领袖们目前的政策要有所演变，从而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成分将要增加，而国际主义的成分将要减少。我并不认为他们现在的制度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我认为，不可避免的是将来会发生革命，发生变化，最后出现这样一个政府，它将更关心它自己人民的福利而不是那么热衷于剥削这些人民，以便在国外取得更多的战利品。这种演变，在某种微小的程度上，已经在发生了。今天的苏联，对于人民的福利已经比斯大林时代也许关心一些了。个人安全多一些了，思想自由稍微多一些了，我想，对于人民的福利已经比较注意一些了。”

记者又问：“你以前说过共产主义会自行崩溃……”

杜勒斯回答：“我说的这些，正是它将要崩溃的道路。它所以要崩溃是由于，到最后人民不会愿意仅仅为了让人家在国外得到战利品而被剥削、被压榨。政府将不得不进一步调整它自己以满足它自己人民的要求。”

记者进一步问道：“你是否看的到或者预见到共产党中国也有任何这样的演变吗？”

杜勒斯肯定地回答：“当然。”

记者马上追问：“你这话是说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吗？”

杜勒斯显然想保留一下他的预见，但是他还是作了十分肯定的结论：“我很难说出具体的时间，但是我要说，几十年的可能性大于几百年。我要说，从几百年来说那是绝对肯定的。而演变，大概是几十年的事情。”

毛泽东最初看到这个报道时，所受到的震动是显而易见的。他曾经多次说过：“我们一定要使杜勒斯的预言变成痴人说梦！”

苏联已经证实了杜勒斯的的预言。而中国呢，近年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实，使他对自己不断地提出了警告。

一九六四年五月底，毛泽东在审读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名义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特意写上了这样一段话：“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下午　 毛泽东和××的谈话:帝国主义说，第一代没问题，第三、四代可以演变，帝国主义讲得灵不灵？如何防修？要准备公开讨论，不准许有阴谋、篡夺、政变。解放军最发扬民主，有了这一条就不怕修正主义。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于十三陵毛泽东关于军事工作落实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讲话: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没问题，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这个希望能不能实现呢？帝国主义这话灵不灵？希望讲得不灵，但也可能灵，苏联就是第三代出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我们也可能出修正主义。

　2.4.2　.3毛泽东指出：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一九六四年一月毛泽东说：为什么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是带普遍性的，许多人脑子里有这个问题。解答这一问题，还是要用阶级、阶级分析。这是从斯大林时候就包下来的。联共党史写了，宪法也写了，只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全民一致，不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外的不一致，不提还有资本主义分子，还有未改造的知识分子；此外，也不提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高薪阶层，工人贵族。问题不在于赫鲁晓夫一个人，而在于这个基础，基本问题，即有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基地。所以，只说反赫鲁晓夫不行，打倒一个，还有第二、第三、第四个，……。不只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欧洲十几个国家都出了修正主义，代表什么？代表工人贵族。我说工人阶级的广大贫苦阶层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少数工人贵族出修正主义。　　

苏联的变化和中国党内高层的走资本主义主张(五十年代高级干部中满脑子资本主义和六二年单干风)使毛泽东感到巨大压力。毛泽东1964年1月在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上加写的一段话：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斯诺的时候，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前程，显得忧心忡忡，说：“谁知道下一代会干什么事情，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下去；另一种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反革命。但是这不依我的意志为转移。将来的事情由将来的人们决定。”　　

斯诺问他：“现在的人们听你的话，将来的人们还会听你的话吗？”　　

毛泽东说：“这就要看我们的后人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了。几十年后人们怎么看我，那是他们的事情了。我在一些人的眼里，是坏人了。帝国主义不赞成我，修正主义也不赞成我，各国的反动派更是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些中国人也是不赞成我的。当然，我也反对人家，他们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们，这就发生了争论，这就要展开斗争。斗争就要有赢有输，不奇怪。很正常。我是作好了修正主义上台的准备的。”　　

　2.4.2　.4毛泽东指出：要翻案就翻刘少奇这伙人的案, 他们是一批“精华”，我们是一批“糟粕”　　





一九六五年 五月初，毛泽东依次询问一些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如果政治局常委里有人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不是吓唬你们，真有这种可能呢。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有历史背景的，有的本来就是王明分子，有的历史上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有的多年来提倡资本主义，搞了许多的活动。他们也就是多年来鼓吹单干、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那些人。总之，你们要警惕，要注意。”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至二十九日毛泽东说：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几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主席说：“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倒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议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注：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　怀仁堂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到南京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四个又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遵义会议后，党内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后，项英、彭德怀搞独立王国。（新四军皖南事变、彭德怀的百团大战）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朱×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后就分散了，各搞一摊，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一九五三年财经会议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相互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大家同意了。再嘛是过于信任别人了。这件事引起警惕，还是在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毛泽东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究竟是马列主义胜利，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还说过。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还不能作结论。有两种可能。修正主义打倒我们，有可能我们战胜修正主义。我为什么把失败放在第一可能呢？这样看问题有利，可以不轻视敌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暗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这一部分进行革命。从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整体来说，它们是不占统治地位的，但是必须打倒他们，才能巩固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转摘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社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合部一一纪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


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指出: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快要结束，而是要更深人。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要集中力量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宣传八届十一中全会，要好好讲讲成绩，讲讲方向，要把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不仅要从组织上，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打倒。这是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不打倒修正主义，他们就要搞复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要向前看，这个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一九六八年三月毛泽东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午　毛泽东指出:我觉得这次大会，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总之，没有刘少奇这伙人了，要翻案就翻这。他们是一批“精华”，我们是一批“糟粕”。


　2.3.2　.5 林彪其人　　


毛泽东给江青同志的信说:　　


我的朋友的讲话〔８〕，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今年四月杭州会议〔１０〕，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１１〕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1972.05.21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武汉写的，我是七月十一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那个信可写的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当然了，当时不是说林彪这个人了，也可能想着利用右派来搞。那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极“左”的话，这个极“左”，就形“左”实右，就落在林彪身上，是个右派。主席说七、八年后，结果六年就出现这个事了。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这封信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　　


林彪搞的是阴谋活动，他反党、反主席的思想是长期存在的。刘少奇以后就是他挂帅来反对主席了。他是搞阴谋的，但是阴谋逐步要暴露，最后灭亡。这次第十次路线斗争，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是这样一个精神。所以，这次开的会议就定名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


1973.08.24 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的报告: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⑴⑵）但是，九大期间和大会以后，林彪不顾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教育、抵制和挽救，继续进行阴谋破坏，一直发展到一九七○年八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一九七一年三月制定《“５７１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　九月八日　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失败后，　九月十三日　私乘飞机，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早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刻，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在高尔基州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就疯狂地反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开宣布他们站在刘少奇叛徒集团一边，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垮台，“对中国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此，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勃列日涅夫并且公开宣布继续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说什么要“争取使它回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　《真理报》）一九六七年三月，苏修另一个头目在莫斯科的群众大会上，更露骨地说什么“代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迟早还会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在自己伟大的国家获得胜利。”（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　、　三月十日　《真理报》）他们所说的“健康力量”就是代表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利益的腐朽力量，他们所说的“决定性的话”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所说的“思想胜利”就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修正主义在中国上台，他们所说的“国际主义道路”就是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道路。勃列日涅叛徒集团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反动派的共同愿望，也说出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


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他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暴露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主席把“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主要条件之一，并且写进了我们的党章。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林彪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参加共产党的。那时他就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正在古田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给林彪的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的耐心的教育。事实证明，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耍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当中国革命的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逐步深入，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时候，林彪这一类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位越高，野心越大，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就再也隐藏不住，就要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了。当他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跟着苏修的指挥棒，妄图“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的时候，也就宣告了他的总暴露，总破产。


恩格斯说得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五卷３８０页）





　2.3.2　.6毛泽东指出：永不翻案靠不住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中指出：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聂荣臻说：这个人很懒。）邓小平是刘少奇司令部摇鹅毛扇子的。　　


x在受到批评后说过，“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　1966年10月26 　日的“检讨”）　 　　


x说过，“1952年我到北京以后，特别是‘八大’选为总书记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一”。（1968年“我的自述”）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 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我保证永不翻案，决不愿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　1967年6月30日　至　7月5日　邓小平《我的自述》） 　　


他的这种欺骗性自我批评蒙骗了党和毛泽东同志，所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　，毛主席在武汉谈到邓小平时说：“人家要打倒，那就打倒一下子吧。”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　，毛主席在《对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报告的批语》中，特别指出：“《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毛泽东在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午　九大 时提出邓小平和刘少奇要有区别。指出：“还有两句，邓小平和刘少奇要有区别。邓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也有些好事，如苏联的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说打（仗）也不怎么样，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古、谢，（邓小平、毛泽潭、谢维俊、博古）王明是反对的。


林彪事件以后，即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和一九七二年八月，x两次给毛主席写信，揭批陈、林，要求分配适当工作，邓小平在九一三后，抓住机会，再次表白：“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下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对中央保证，永不翻案”。（　1972年8月2日　给毛主席的信）　


根据他不断自我批评的情况，毛泽东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下午　出席陈毅追悼会，再次提到邓小平，把邓和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毛主席对邓小平的来信作了如下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 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一九七三年二月， 中央正式通知邓一家回到北京。　三月十日　，经毛主席同意，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作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的用人之道，完全是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


x利用毛主席、周总理对他的信任，却搞起了他的翻案复辟活动的预演。为了戳穿他的阴谋，先看当时他给亲信胡耀邦说过的一段话。那是胡耀邦被邓小平赶下台后，在一次被采访时说（录音）：“x对我说， 现在毛主席的身体不行了，再不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医生（就是那个跑到美国去污蔑毛主席的李志绥──引者）偷偷告诉我：他还有一两年的活头。我一听就 吓了一跳，天呀，在这一两年里，如让他抓住辫子再打倒，可就有好戏看了。他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我们要把经济抓出点名堂来，建立起我们的基础和人民群 众对我们的信心，这就给文革派们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的估计还是出了问题，毛泽东经过思考，特别是听了毛远新和江青、张春桥一伙汇报后，决定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把邓小平搞下去。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他曾对他身旁的人员说，我还是低估了毛主席的能力。”（转引自《给邓榕的一封信》）　　


毛泽东针对他的复辟言行，指出：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山、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错误和缺点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 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根据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主席审阅批准，中发[1976]4号中央文件下发）　　


毛泽东很清楚他们在上层力量太强，他们上台复辟不可避免。所以毛泽东说：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他们在上层力量太强，毛泽东的最后一搏未能成功，他们翻案成功了。 　　


那么，这些年来究竟翻了些什么呢？


对于翻了之后的变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韩丁一针见血的指出：“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别熟练的精心安排和计划的战役，它要做的正是它公开宣传不做的事，每一个阶段都以选择社会主义政策或制度中一些小的、难以反驳的弱的关节，作为攻击的对象开始，再淹没它或取消与这关节相连的整个结构。他们搞的时间越长，这一点就越清楚。他们要做的根本不是‘摸’，而是要不屈不挠地展开一个宏伟的蓝图，把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牢牢地栓在一起，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完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通过什么办法么？通过把中国改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的内地，使中国再一次陷入新殖民主义的剥削。”　　





批林整风变为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批评四人帮变为审判反革命集团；审判和抓三种人；解散人民公社；国有企业私有化；职工下岗；上岗农民工无保障；价格双轨制造就富翁；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出现千万和亿万富翁；两极分化明显；强化资产阶级的等级、法权(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给制的长处，改行工资制，一九五三年不改也不行，因为解放区工作人员占多数，因为工人阶级也是工资制，因为新增加的人多，他们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要他们改供给制，不容易，那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闹级别，闹待遇。这些也让步，就不对了。经过整风，这股风降下来了。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一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这个关系完全不必要。)；去消四大，人民失去大民主；工人农民成为弱势群体; 黄赌毒泛起等。　　





这是否能说明：现在仍然是走什么道路问题!　　





　2009-6-16　, 　2009-6-17　修改稿　　





录:总结六十年　　


徐飞


前三十年干革命,后三十年搞变天。
十八人言换路线，三千万人劝不变。
先富岂能带后富？老板岂能做党员?
工农重新作奴仆，官逼民反很普遍。
金融危机有根源，《资本论》中有真言。
工人解放靠自己，不靠精英不靠权。
高举红旗毛泽东，继续革命永向前。　　


http://www.maoflag.net/Forum_sho ... D=1-3&ID=532914　　


附录1一线（见附录6）头脑不断发热上演的浮夸风和共产风　　


1.1 “二五计划”　　


在1955年农业高级合作社开始出现时，毛主席就提出：“要拿个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李富春在“多、快、好”的后面加了个“省”，这就形成了“多、快、好、省”的原则。很快，它不仅成为发展农业高级合作社的原则，而且被设定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后来把这个原则就叫做“总路线”。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编制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可以看作是“二五计划”草案），并于９月交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５-２７日在北京举行)。　　　　


《建议》提出"二五"的基本任务是：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努力培养建设人材，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５年内确定的主要指标是：１９６２年工农业总产值比１９５７年原计划增长７５%左右,工业总产值增长１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３５％左右，钢产量达到１０５０-１２００万吨，煤产量１.９亿-２.１亿吨，粮食５０００亿斤左右，棉花４８００万担左右，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一五"增长１倍左右，国民收入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５０%。


1.2一线加码浮夸　　


根据这个纲要，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现在我讲农业纲要四十条。经过两年的实践，基本还是那个目的，就是四、五、八，就是黄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十二年要达到这个目的，这是基本之点，整个纲要基本上都没有改，但是有些东西改了，譬如有些东西已经解决了，合作化问题就是基本上解决了。


三个五年计划搞到两千万吨钢，再有十年就可以了。今年就是五百二十万吨，我们五年增加三百多万吨，拿一九四九年算，只有十几万吨，恢复的三年（一九五○、五一、五二）就搞了一百多万吨，现在又搞了五年，就达到五百二十万吨，再过五年就可以超过一千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可以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万吨，然后，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不是可以达到两千万吨，跟打麻将一样，加它一番。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的讲话：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五百二十万吨。过了一个五年计划后，将有一千二百万吨，再过一个五年计划后，钢的产量就有二千二到二千四百万吨，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会有四千多万吨。我问过波立特同志，他说十五年后英国约能生产三千万吨，那么，再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我们就超过英国，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要十五年或者多一些，这个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了。（热烈鼓掌）我也有个五年计划，再活五年。如再活十五年我就心满意足了，（高呼：毛主席万岁!）能超额完成，当然更好。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自然辩证法，要是孔夫子现在还不死，二千多前的人现在还不死，那还成什么世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所以，我开始就和你们说了，世界是属于你们的。现在我再说一句，祝贺你们，世界是属于你们的。（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呼）


　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　《光明日报》刊载的王佩琨写的《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文章分析了英国经济的特点，并比较了中英两国在钢铁、水泥、煤炭、机床、化肥生产等方面的差距，认为我国在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是可能的。





然而，但是“二五计划”所规定的目标和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显然不符合急于建功立业的刘少奇等一线的心意。第一线刘少奇等却刮起了浮夸风。一九五八年三月第一次起草的刘少奇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的草稿。　三月九日　，邓小平在向政治局各同志征求意见的信中说：“这个报告草稿是为四月间党代表大会准备的。草稿由陈伯达同志写出，中央其他同志都没有看过。现发给你，请你看后准备意见。”


这个陈起草、邓签发(为刘少奇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他应当知道！)的报告却更改“二五计划”目标，提出：用平衡论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就不可能设想用十年的时间赶上英国，用二十五年的时间赶上美国。


毛泽东不相信他们的浮夸之言，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对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草稿[1]的批语和修改为：十年变为十五年，增加了或者更多一点几个字。这里一差就是五年！改为：　　


用平衡论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就不可能设想用十五年的时间赶上英国，用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美国。





毛泽东修改的另一处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增加了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改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


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　　


这就提醒一线工作的要充分依靠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　在批发李先念的报告时作了实事求是的更正，将报告谈到“今年麦季增产已经达到三百五十多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全年粮食增产的数字一百五十亿斤还要多二百亿斤”一句中的“一九五七年”改为“一九五六年”；在报告谈到“第二个五年财政支出的分配，应当首先保证生产建设的需要”一句中的“生产”“建设”之间加了一个“和”字。





尽管毛泽东仍改为十五年，但一线的人们仍然急于建功立业，一线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报告就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发展作了汇报，其中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１９５９年钢达到２５００万吨。


冶金工业部　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日　关于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的规划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报告包括：全国主要冶金产品的一九六二年生产水平（钢、铝、铜、金）、全国主要冶金产品分区的一九六二年生产水平、第二个五年需要的投资额、第二个五年需要的设备数量和第二个五年需要的建筑材料等。１９５９年钢达到２５００万吨。


冶金部党组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关于产钢计划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八百万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建议指标。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水平。我们和华东区的同志研究了争取明年达到生产能力八百万吨的措施，同时其他各大协作区也在最近分别召开冶金工业的规划会议，研究各大协作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从各大协作区会议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而一九六二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目前冶金部正用全力协同各区，共同组织设计、设备制造以及技术力量的培养等项工作。





一线一再重复鼓吹加码的指标，不由处于二线的毛泽东不信，毛泽东对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批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１９５９年达到２，５００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　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冶金部汇报讲九百万吨，我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摘一千一百万吨，问了许多人。都说可以，有希望。一九五六年粮食增产轰轰烈烈，有人说一九五七年的粮食生产，比一九五六年更扎实得很，实际上增产不多，只增产××斤。今年一千一百吨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


    一九五八年六月毛泽东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搞一些人吃饭不干别的，五年不行，十年，总是可以搞出来的，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它什么国．管它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西方资产阶级有的，东方无产阶级要有，西方资产阶级没有的．东方无产阶级也要有。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毛泽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指示：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的工业，那有现代化的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一一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


“既不能令，又不能受令。是绝物也”。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毛泽东对农业浮夸早有警惕，　1958年7月3日　　，毛主席对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　　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　　给广东省委的信写下如下批语：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四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对早造[2]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报问题。这些都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么能收３００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２００斤增长５０％，何况还有３５０－４００斤的希望。原先的８００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其办法是从全省各县、全县各乡中，经过鉴定，划分为对于群众路线执行得很好的，执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坏处于中间状态的和执行得很坏的这样三大类，加以比较，引导第二、第三两类都向第一类看齐，到第一类县乡去开现场会议，可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农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党性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去解决。
小平、彭真、震林、伯达[3]同志：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表〈到〉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注释：〔２〕早造，即早稻，又叫上造。〔３〕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毛泽东说：早稻每亩么能收３００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２００斤增长５０％，何况还有３５０－４００斤的希望。


1.3刘少奇们上演的浮夸风和共产风


1956年起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和主持"一线"的刘少奇，最需要拿出"政绩"证明他们。通过1957年的"按指标抓右派"和1958年-1959年的"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来显示他们的"政绩"。此外还有"提前还债"--"小平最大的一个政绩，就是提前还债。80年代小平会见苏联代表团，还自夸说当他主持总书记工作期间，提前还清了苏联的外债。"　　　





刘少奇公开到处鼓动，1958 年　6月14日　，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毛泽东讲话时，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刘少奇在谈话中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提倡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看，毛主席与中央的“十五年赶超英国”被他提高到“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这才是全面“发热”的真正源头。　　


　1958年8月6日　，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几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　1958年9月1日　《人民日报》）　　


　　这两篇报导，可以说是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一应俱全。这是刘xx、邓xx所把的舆论关口所放的“卫星”新闻，是刘xx搞的共产主义试点取得的“成绩”。　　


　1958年9月16日　—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　9月24日　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说：刘副主席在　9月13日　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　　


　1958年9月19日　—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在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条件时，同在河南讲的一样，他是这样说的：“第四，改善社会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刘少奇所说的“男女老少换班”，是刘少奇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家庭革命”的一个举措. 　　


刘少奇到江苏视察，还大肆兜售他在徐水、河南实行“供给制”的做法。他在江苏常熟视视察时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他问和平公社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提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皓江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刘少奇听后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　1958年9月30日　《人民日报》）　　


　1958年10月3日　，刘少奇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1958年11月21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少奇“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少奇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毛泽东说：“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812/62259.html]　　








1958年9月刘少奇视察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时问公社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1958年9月30日　《人民日报》）




    既然刘少奇认为中稻亩产万斤是保守的，下面怎敢不看眼色！吹吧！放开胆子吹吧！不仅是农业，工业的浮夸风也不敢落后。“发热”终于演变成疯狂！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 ... w=2&id=86458638





1.4毛泽东纠正浮夸风和共产风所做的斗争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下午　毛泽东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三次讲话：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两者混同起来不利。现在不少干部模糊，如果说不是就是“右倾”。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　毛泽东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三次讲话：商品同商业，这个问题都是避开这一方面的，好像不如此，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斯大林临死前，谁说到价值法则就不荣誉，表现在给雅罗申柯写的信上，苏联的一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差得远，我们只搞了几年，则差得更远。


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给制的长处，改行工资制，一九五三年不改也不行，因为解放区工作人员占多数，因为工人阶级也是工资制，因为新增加的人多，他们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要他们改供给制，不容易，那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闹级别，闹待遇。这些也让步，就不对了。经过整风，这股风降下来了。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一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这个关系完全不必要。去年到今年给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过去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空气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不然，群众为什么不睡觉，不休息，而工作二十小时？因为共产党跟他们在一起。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挨群众骂，五六年下半年一改，有大进步，群众欢迎。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资产阶级可让他当社员，但还戴资产阶级帽子（帽子不摘）。社员分两类，一是工农社员，一是资本家社员。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


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只能骗人民，不能骗敌人，敌人看了好笑。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不妥当，结果都离不开我。有人说，是马克思讲过的，是马克思讲过的我们可以不宣传，人人为我，是人人都为我一个人，我为人人，能为几个人。


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破除一部分，即老爷架子，三风五气，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要坚决的破。但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则，则不能一下子破，虽然它们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范畴。现在有些人宣传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值得注意，这种提法不妥。


总之，我国商品不发达，进入社会主义，一要破除老爷态度、三风五气，一要保留工资差别。





毛泽东批判 “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 ,指出: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人民公社的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毛主席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1958年11月9－10日）





刘少奇等第一线给毛泽东上了一道浮夸、共产风之特别菜。毛泽东在考察了几个月后，识别并开始着手进行艰难的纠正。





附录2刘少奇们的右倾　　





2.1田家英曾自之子的一文：向毛泽东进言“包产到户”—— 刘少奇明确提出实行包产到户 　　


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包产到户”,指责这是分田单干,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随后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包产到户”成为提出这一方针的导火索。我的父亲田家英也因在这年7月湖南农村调查后,以主席秘书的身份向毛泽东直言包产到户的主张,从此失去毛泽东的信任,成为他政治生涯的分水岭。…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把父亲叫到杭州,要他再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韶山等地,了解积极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实质是想让父亲找到如何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恢复生产的典型办法。 …　　


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父亲回京后便向刘少奇汇报起草《恢复农村生产十大政策》的设想。刘少奇态度很鲜明:“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还向父亲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当父亲问刘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时,刘答:“可以。”并吩咐父亲把他的意见在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间酝酿一下,听听反应。为慎重起见,希望能听到真实的意见,嘱咐父亲不要说是他的意见。父亲随后分头向陈云、邓小平、周恩来陈述了包产到户的观点和主张,得到一致赞许。　　


中央常委几乎所有人都赞成包产到户,形成了比较成熟和统一的意见。中央是否确定推行包产到户,关键看毛泽东的态度了。父亲决心冒险以秘书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 　　


后来父亲才知道,在他到游泳池见毛泽东的前一天,陈云已找毛谈了话,陈述了在我国农村个体经营与合作经营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并存的看法。陈云走后,毛泽东发了大脾气。他斥责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 　　


摘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03期　　


2.2王光美谈——关于“包产到户”　　




　　王光美： 对包产到户这件事，在领导干部中认识是不一致的。有的同志是积极支持的。如邓子恢同志，当时是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在两次派人到安徽农村考察之后，充分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并且在一些会议上明确地讲了他的观点。


　　田家英同志起先不赞成包产到户。七千人大会以后，他带了调查组到一些农村调查，其中包括毛主席的家乡湖南韶山。经过实地考察，田家英改变了看法，认为包产到户是农村渡过困难的有效办法，主张推广。听说他还征求过陈云同志、小平同志的意见，得到他们的支持。


　　我想少奇同志内心是赞成包产到户的。他一直有一个心情，觉得这几年由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造成群众生活这么困难，应该想出一个办法，让困难尽快过去，包产到户可能是农村克服困难的有效办法。但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在公开场合他对包产到户的表态比较谨慎。1961年在湖南农村调查的时候，他对农民说，有些零星生产可以包产到户，如田塍、荒地，但在正式场合他没有讲这个问题。


　　默认也是一种支持，至少是不反对。各地农民见上面没有人来制止，包产到户便愈演愈烈，以很快的速度蔓延。有一个统计，到1962年的年中，包产到户在安徽农村迅速发展到了80%，四川、甘肃、浙江等省农村达70%，全国农村平均起来已经超过20%。形势已经迫使领导同志必须对此作出回答了。


　　大约1962年的六七月份，田家英同志从农村调查回来了。他向少奇同志汇报调查情况，其中讲到建议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这时毛主席在外地还没有回来，好象是在河北邯郸。少奇同志要他赶紧去向毛主席汇报，听取主席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还要田家英转告，请主席快点回北京。田家英同志打电话同主席联系，说要去汇报农村调查的情况，可能讲了一下包产到户的好处等意见。主席说：“你不用来了，我过几天就回北京，等回北京再谈。”


　　田家英同志和主席处通完电话，马上给少奇同志这里打电话，是我接的，说他已经向毛主席汇报过了，看来主席同意了。我忙追问他，主席是怎么同意的？怎么讲的？田家英说不清楚。我感觉到里面还有问题。我跑去向少奇同志报告田家英来电话的事，同时提醒说，我感到田家英的话可能不准，还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见。


　　过了几天，主席回来了，住在中南海游泳池。不多会儿，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少奇同志马上到游泳池去。


　　少奇同志接到通知，立即赶到游泳池。一见面，毛主席就严厉地批评少奇：你急什么？为什么不顶住？叫我回来，你压不住阵脚了？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2.3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1962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讲了他那句广为流传并且传得有点变形的名言。他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那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他表示要尊重农民的愿望：“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邓小平在给毛主席的信讲到他当时的态度：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刘少奇显然也注意到了农民的愿望。　1962年7月18日　，他在给中央机关下放干部做报告时说：“现在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相当多是不巩固的，许多地方的农民甚至干部要求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四年零三个月之后，刘少奇在一次检查中讲到他当时的态度：“在1962年我犯过右倾的错误。……鼓励了各种歪风邪气的出笼，翻案风、单干风都出来了。……邓子恢同志在当年二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反驳，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以后，他就在好几次干部会议上鼓吹‘包产到户’。另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我当时没有把他顶回去……”　　


　7月20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的会客室内，同来京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进行了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极其严厉地批评了出现在农村中的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现象，批评了赞成、支持这种现象和意见的人：“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8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4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 　　


2.4 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包产到户”，指出这是分田单干，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　　


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毛泽东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朗。　　


　　薄一波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1962年7月上旬，毛主席从邯郸回来，主意已定，对邓子恢、田家英同志主张“包产到户”（他认为这就是“单干”）十分反感，对少奇、陈云、小平同志没有抵制甚至赞同也不满意。9、10、11连续三天下午他分别把河南的刘建勋、耿其昌同志，山东的谭启龙同志，江西的刘俊秀同志召来北京商谈农村工作问题。针对各地出现“包产到户”，他提议以党中央名义起草一个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改由陈伯达主持，不让田家英同志参与其事。毛主席后来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为什么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单干的风，越到上层就越大。　　


毛泽东坚决反对分田到户。当时，他正在主持制订一个《农村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草案将成为未来十几年内指导整个农村工作法令性文件，它也标出了毛泽东所能做出的让步的边界。《六十条》允许社员保留相当于耕地面积5%的自留地，允许社员家庭养猪养羊养家禽，允许在完成交售任务后进行集市交易，把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也降到了生产队一级。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安放在人民公社的框架之内。（注：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三十二节）　1962年8月9日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他警告说：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责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1962年9月，毛泽东开始全面反击。他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动了一场对“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批判。指出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会后，毛泽东撤消了由包产到户的坚定支持者邓子恢担任部长的农村工作部。毛泽东主席相信，他这是为防止农民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做了一件大事。　　





附录3建国初期的两个道路斗争　　


3.1走社会主义道路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之争　　


刘少奇在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政协制定《共同纲领》时，反对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这个临时宪法里，他说：“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大家不要担心，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但这是很久很久以后考虑的事情，现在就是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正常秩序。”　　


1951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刘少奇在为会议准备报告的提纲中提出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其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他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62页。　　


在二十八日至　四月九日　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提出：“现在要把为了新民主主义制度，巩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来作为党员的标准之一。现在我们接受党员，和过去考秀才差不多，过去考上秀才就可以当官，现在加人了共产党也可以做官。如果要求我们的党员用大多时间，无代价地来参加活动以表现自己的积极性那是不妥当的。但是，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使我们的党员为民众办好事是可以的。”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还说：“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现在依然是这个力量。纯粹的无产阶级是没有的。”　　


这次会议不久，刘少奇在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再次提出：“中国今天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现在提出实行社会主义显然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常常是有一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它原来的更大才行。我们的党过去一直是吃了‘左’的苦头的，如果现在大家不警惕，恐怕还要继续吃下去。我在天津的讲话实际上是为工人着想，提倡资本家的剥削是为了工人现在能够生活下去。有人无原则的批评我的讲话，我看他们的政治立场大概并不稳。”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　，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学习座谈会上，说：“你们不要听风就是雨，要有独立的头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到底是‘是’或是‘非’，要研究一番才知道。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东西，毛主席又没有去过西方国家，除了苏联外哪里也没有去过。我们这些人对外国的历史不懂，科学知识也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学习毛泽东思想也就有困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如果没有基本的知识，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就相当困难。这一点，我们不会苛求你们的。”　　


他在这次谈话里，再次宣传：“我们就是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我反对现在就要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那是很久远的事情。我们这一代考虑不考虑还说不定。”　　


3.2 ‘节制资本’还是剝削有功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　，刘少奇在政协党组第二次党员大会上，提出：“必须要联合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中国资产阶级今天拥护我们，我们没有理由剥夺他们经济上、政治上的权利。这个问题大家认识不到，我们这个国家就连一天也生存不下去。”　　





　一九五零年一月十三日　，刘少奇就对安子文等人作过口头的指示：对发展资本主义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在现阶段应该鼓励资本家剥削工人，剥削有理而不是有罪。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才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天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了。你们懂得这个道理吗？谁不懂谁就是白痴。”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　，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讲话，反覆强调：“我们党的多数同志都认为，社会主义现在不搞，而且在最近十多年内是不搞的。我们如果实行工业社会主义国有化的政策，对人民并没有好处，只会伤害工业生产积极性。现在的农民是喜欢发财的，工农业过早地国有化、集体化是违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违背进步的，也是反动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在现阶段要说剥削有理呢？甚至我们就是要恳求资本家：资本家先生，我们请求你剥削一下，你剥削一下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你不剥削我，我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没有饭吃了。现在我们的许多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他们可以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代表社会进步的利益，比我们的一些共产党员更进步、更好，比工人更高明，觉悟更高。资本家不是唯利是图，而是为人民服务，有进步作用。我们国家的工人阶级有着先天的不足，根本就没有成长起来，为什么不搞阶级合作呢？我看只要合作下去，将来是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　　


刘少奇在讲话中，还提出：“历史上的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都起过人民代表、人民领袖的作用，他们都推动过历史的发展，你们不要以为一提这些人就认为都是反动的。”　　





3.3农业社会化还是发展富农经济　　


一九五零年，刘少奇还反对在农村出现的变工互助。他说：“变工互助千万不能再发展了，要缩小，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的对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不能任其自流的说法不一定全面，对目前出现的雇工、单干，我们应该放任自流，流出点富农来有什么不好？对雇人种地也不要限制，它是完全合法的，这样做对穷人也是有好处的。目前农村中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在数年后应发展到百分之八十。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安居乐业的气氛。”　　


　1950年1月23日　，刘少奇对安子文等人的谈话：现在是私有制的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交公也交不出去，国家也不会要他的房，要他的马。不得已他只有暂时的私有，如果他现在发展了生产，将来在实行集体时，又能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但是，一般的，不会都能这样。　　　　





一九五零年六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他说：“往目前我们的政策中，保存富农经济是一种长期的政策，我们党和国家长期的保存和发展富农经济，对于我们国家的人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因而对于广大的农民也是有利的。现在对富农的雇工剥削国家没有任何的限制，就是要加以保护，不得侵犯。我在这里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消灭富农经济要等到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种以后，也就是要在相当长远的将来才能做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长远保存富农经济，发展农村资本主义正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组成部分。”　　


一九五零年八月，陆定一担任部长的中宣部发出《关于土改宣传的指示》，在规定如何解释“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个问题时，按照刘少奇的指示精神，提出：“应当在农民中反对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提倡农民的勤俭生产而至生活富裕（劳动发家）的积极性，我们党不反对一部分农民变为富农。”　　


一九五一年七月，山西等地农民，根据毛泽东的号召，提出把互助组上升为试办农业合作社的要求。康生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然而，刘少奇却在对山西省委一个报告的批示中，这样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和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毛泽东看到这个批语后，明确地对一些人说：“少奇同志的批语是错误的，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打击和压制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但是少奇同志的这些做法都是公开进行的，不是阴谋活动，而且是思想上和认识上的问题，也是我们的党章允许的。我和少奇同志谈话以后，他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所以，对这些问题目前不宜吹毛求疵。”　　





3.4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至　三月十三日　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己经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胜利和夺取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　　


毛泽东提出了他的论断，而且后来他始终坚持他的这个论断并且大大地作了发展：“中国革命在全中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他在提出要求全党必须学会同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进行公开的和隐蔽的斗争后，强调提出：“在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出拼死的斗争，我们绝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明确地提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必须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这种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所以限制和反限制，将是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就在刘少奇讲话不久的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在毛泽东的坚持和提议下，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指出：“在我国农村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必须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积极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在此运动中，全党要严厉地批判在农业互助合作方面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真正保护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熟悉中央最高层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些话显然是针对着刘少奇的。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把刘少奇当作是实行正确路线的隐患。　　


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指出：党在过渡时期[1]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 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
（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　　）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毛泽东指出：“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 （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毛泽东早就设想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革：“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年增多，而社会改革则将在一九六○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　　　　


（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3.5过社会主义改造关，还是国营企业向私营企业让步，发展资本主义　　





　一九五零年四月二十九日　，刘少奇在北京市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次大力宣传发展私营企业，并为资本家出谋划策说：“私人事业的活动范围是很广大的，要不怕花费一些资本和力气去投资。国营企业与私人生产事业之间的某些不适当的竞争现象应该加以改正。我们现在的政策要反对对私人资本实行限制，要国营企业向私营企业让步，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民族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号召一切要革命的人们过好土改关，社会主义的一关，指出：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　　


　一九五零年六月三十日　，毛泽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是，全国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进入高潮。与这次运动紧密相连，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实行整风，通知说：“这是进一步提高全体党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巩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更好地担负革命新阶段的领导任务的大事。每次大的运动中，都要高度重视我们内部的整顿，以跟上形势飞速的发展。”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农村工作会议上讲：中央五一、五二年均提出合作方针。五三年来北京的人，闭口不谈改造，毫无影响，“言不及义，难以哉。”我抗这个潮流，四大自由，个体经济。共产党群居终日，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个体经济的小惠，要达到护国利民的目的，难矣哉。五一年，总路线传到省，五三年无人讲社会主义。我放屁，很臭，无人听。　　


我说了几句有名的话：“过渡时期”你们无兴趣。高级干部中资本主义空气，不准备搞社会主义，不信请重新看看五三年财经会议发言。　　


你们那么高明，尾巴挺那么高！对社会主义不热心。五三年，西楼讲好行小惠。　　


高饶横切一刀，许多人说话不确当。中央孤立无援，搬来××。你们自己有资本主义思想，四大自由，稳定农村经济，整整一个时期嘛！　　


你们既已知道中央总路线指示，五三年为什么不讲社会主义？一点不露，证明脑子里一点社会主义没有，满脑子资本主义。我专门害人，讲了言不及义，挖苦一番。　　


财经会议，恩来宣布那几句话（总路线的几句话）。会议上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发言中不见社会主义。　　


你们的话不合中央要求。我们是修理好×××，高岗是横扫一刀，你×××(L?)和我同山同乡同志，当时不能和我一致。四月党代会才解决问题，从此才变成同山同乡同志了。你们要再看看演说，很不成话，尾巴那么多，天下第三第四，很不健全，不是马克思主义风格　　


蒸酒磨豆腐，不敢称师傅，总之未准备进入社会主义。　　


改造已四年了，五一——五五，我党已建立了广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商业、合作网。对资本主义改造，一部分合营，大部分加工订货。广大的互助组，——大批合作社（五一年已有了），各省市的人对这些大事物不认识。如此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商业、合作社，新鲜事物好像没有看见。当时我在每个文件中都添上合作社。反五多，对的，但言不及义。四大自由，稳定农村经济秩序，则是不对的。　　


我好说挖苦话，为使人不忘记，致成为明日黄花，我好不客气，客气不习惯。　　


不用干部去调查，我用的是义士。干部你要什么，他来什么。上有所好，下必有胜焉者。　　


你们看看历史，共和国成立标志着过渡时期开始，内部是五二年，但延安时即有国营工业、互助合作社，苏区即有社会主义因素，那要到四九年！　　


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在工商联执委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现在提出的改造政策，就是马克思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大概十五年左右，这个期间，工人阶级为资本家每年生产的利润（一年几个亿）十年就有几十个亿之多，所以实际上是工人阶级给资本家出钱收买了工厂。　　


我们在安排上做了工作及政治地位的安排，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和地主不同的政策。过去你们说共产党是洪水猛兽，现在你们不愿叫资本家，愿叫工人，这是可以达到的。我国地大物博，现在每年只有二百多万吨钢，实在太不像话。我们要全国努力，工商界也要努力，四、五十年总行吧，我们要争这口气，超过美国。李富春说超过美国用不到一百年，我同意。　　





附录4一九五四年高岗、饶漱石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五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高岗不准中央个别同志有个别缺点，不准革命。××××他们把一个指头的缺点说成十个指头，闹分裂，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凡不顾全大局闹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　　


(选择突破口——师东兵)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决定保护刘少奇和周恩来。鉴于高岗和饶漱石等人已经在一九五三年的一系列会议上遭到了批评，所以毛泽东于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　致信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提议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提议由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同时，毛泽东特意给刘少奇写信，说：“如果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个小时足够。自我批评稿要扼要，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　　


毛泽东对江青和田家英等人说：“我是诚恳地希望少奇同志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的，并非高岗同志的意见一切都错了，而是他的做法有错误，动机不纯。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和立场虽然属于资产阶级的，但是他是守纪律的，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和高岗、饶漱石这些人的傲气和霸气截然不同。要少奇同志能够改正错误，他比高岗更能够为党而做工作。”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　，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关于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通知》，说：“根据中央政治局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二日　的决议，定于　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　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此次会议的议程为：一、审查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关于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问题；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　　


第二天，即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下日，刘少奇致电已经离京到杭州的毛泽东，说：“四中全会决定在　一月三十日　开会，通知今己发出。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在　一月二十日　可送交主席。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一看到这个电报，就对江青和他身旁的秘书说：“你们看，原来说刘少奇这个人是很能接受别人的批评和意见的，但是一旦到了能够反击的时候，他的攻击也是很厉害的。现在他和高岗的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岗、饶漱石已经垮台了，他得势了，讲起话来也大不一样了。人呀，总是会发生变化的。不过，现在刘少奇的这个态度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　　


　一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之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最近我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中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　　


于是，　一月二十五日　和　二月五日　，刘少奇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找高岗谈了两次话。　　


一见面，刘少奇就说：“你要求和毛主席谈话，毛主席决定不和你谈，委托我们和你谈话。中央希望你对你的问题不要再抱有任何的幻想，你的问题是属于反党的，搞阴谋活动的，党不能容忍的错误。你目前的态度在政治上是流氓、生活上也是流氓，我们只要在全国全党公布你的问题的百分之一，你就完全臭了，彻底臭了！”　　


邓小平也说：“可以告诉你，毛主席已经休假，他不来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完全由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主持。毛主席在你和刘少奇、周恩来的问题上明确地选择了少奇和总理，而坚决地批评了你，这一点你应该清清楚楚。所以你在全党范围内是不会有任何的市场的。”　　


一九五四年二月下日至十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彻底解决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开幕的这天，刘少奇受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委托，在会议上作了报告。报告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在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以来，我们党的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党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的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斤斤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甚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　　


这次会议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四十四人作了发言，揭发和批判高岗、饶漱石的所谓反党联盟的罪行。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认为敌人总是要从我们党内寻找它的代理人的。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作了结论，并就自己工作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　　


附录5邓小平领导下抓了五十五万右派


一九五六年十月，匈亚利发生了政变，策动政变的核心力量是一个叫做“裴多菲俱乐部的”的知识分子的组织。尽管其成员约半数是共产党员，尽管政变后推举的领袖是刚刚被开出党籍的前总理，可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看来，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复辟。于是在中共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与支持下，苏联出兵镇压了这次政变。这就是导致中国“反右”运动发生的“匈亚利事件”。　　


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党内大多数人是正常的，稳定的，少数人有波动。下雨之前总会有蚂蚁出动，中国也有少数蚂蚁想出洞活动。现在赫鲁晓夫改变了，蚂蚁也缩回去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发生了两次大风潮，许多国家的党受损失，英国党搞掉四分之一，瑞士搞掉一半，美国党搞得天下大乱。东方党、中国党受影响较小，斯大林问题牵涉到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有些人批判斯大林不加分析，过去拥护斯大林最厉害的人现在反对斯大林也最厉害。突然转了一百八十度，不讲马列主义，不讲道德。党内有些人台风一来就动摇，动摇分子一有风声就动摇。有的摇一、二次就不摇了！有的永远摇。小树、稻子高粱、包谷、墙头上的草，总是见风来就摇，只有大树不摇，台风年年有，政治台风不一定年年有，这种现象是社会政治的自然现象。


中国党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党，但有许多党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的。有的党员虽然艰苦奋斗多少年，但马列主义没学好，思想上、政治上经不起台风，应当注意。党内有些人别的关都过了，只有社会主义关过不了。


一九五七年，他们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于是一个个跳出来“大鸣大放”、“仗义执言”，一个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猖狂进攻就这样开始了。一时间，什么“党天下”，“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取消党委制”,“实行教授治校”，“无产阶级专政是三个主义的根源”，“下轿下台”等言论铺天盖地。　　


毛泽东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这样描述“章（伯钧）罗（隆基）联盟”的所作所为，说他们“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5页）　　





茅于轼最近就叫喊，自己是右派就是右派的一个明证，他说：“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　　


茅于轼说：“要说新旧观念的冲突，在经济学中最绕不过去的应该是关于价值理论的争论。马克思终其毕生的精力撰写了《资本论》，其核心理论就是劳动价值论，他试图通过劳动 价值论证明剩余价值的存在，证明资本家剥削了工人。这一套理论在改革之前具有一统天下的绝对优势。中国人读书读到高中以上的都要学政治经济学，其内容就是 劳动价值论。然而劳动价值论显然和市场经济相冲突。如果承认劳动价值论，就必然导致取消私人经济，引入公有经济的政策。所以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会遭到劳动价值论的抵制。允许市场的供需定价，劳动者的自由谋职和签订劳动合同，准许私营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运作以利润为目标，无一不和劳动价值论相冲突。要推进经济改革就必须放弃劳动价值论，接受交换价值论。”　　


茅于轼说：我有个小发现，人类发展有一个趋势，财富的差别越来越大，但是人的地位差距，特别是人格尊严的差距却在缩小，比如现在一个服务员给布什总统倒一杯咖啡，总统也得说一句“谢谢”，但当年慈禧太后绝对不会对李莲英说“谢谢”。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茅于轼说：“我说的富人主要指凭自己诚实劳动致富的人，包括企业家、有名的运动员、歌手、科学家，他们不是靠特权致富的。中国企业家的处境是比较艰难的，他们的权益常常得不到保障，随时可能被侵犯，他们所处的环境充满风险。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他们为国家的财富创造，做出了很大贡献。对这批人应该保护，让他们有一个良好的发展机会。”　　


茅于轼再次论证：“保护富人，穷人才能致富。这个论点年纪大的人会有深刻体会，１９７９年以前中国是穷人国，不管财富怎么来的，富人都是有罪的，不但他有罪，他的子子孙孙都有罪。越穷越光荣。选拔干部要查三代，三代贫农才能当干部。这样一个穷人国，对穷人有好处吗？”　　





　茅于轼说：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　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的讲话：右派分子现在六万（一作五写——编者），将来顶多十五万到二十万，其中可以分化，应该去分化。如对一些工程技术人员、自然科学家、学者，能分化出来更好，要对他们进行工作。对一部分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如荣毅仁等。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右派就不承认有改造的必要，他们不承认还要改造，而且影响其他一些人也不愿意改造，说我们已经改造好了。章乃器说，那怎么得了，那叫做抽筋剥皮，你说要脱胎换骨，他说脱胎换骨会抽筋剥皮。我们中国许多人都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搞？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思想改造为什么要搞？就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观点，知识分子要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老知识分子将来还得非变不可，因为新知识分子起来了。　　





按照辩证法，我看是一分为二，两点论，一部分右派将来可能把右派帽子摘掉。永远戴下去吗？从此不得翻身呀？我看不一定。可能有相当多数的右派分子，他想通了，大势所趋，他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置工作。右派因为他反对社会主义，他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当作过去对地主，对反革命派那样来办，基本的标志就是不取消他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总理：劳动改造。）譬如林希翎那样的人，现在做什么工作呢？她在人民大学扫地。听说她很愿意干那个事。那种人，娃娃，二十八岁了，也不娃娃了。自己撒谎说只有二十一岁，确实有二十八岁了。进青年团进不了，她就不高兴。现在孤立起来了，在学校里做点工作，劳动改造。那是个别的人。但是你要费孝通，还有人民大学的吴景超去劳动改造，那怎么行呢？那总不好吧。这么大知识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现在我们的干部许多要去劳动，北京就放了几万人下去，一定要做几年工，也算劳动改造吧。将来大学生要先做几年工，不然一辈子就没有做过工，没有种过田。当然，我不是在这里宣布吓你们，要你黄炎老、陈垣先生、张文伯都下去做苦工，（黄炎培：家里头做做也可以）老人不是说：“洒扫庭除，应对进退”吗？（笑声）这些话我们过去都说过。当然没有现在说得这么透，尤其没有摸这个底。这么闹一下，使我们摸一下底，一方面是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八，另一方面是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摸了这样的底，就心中有数了。用我们这个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　　





右派许多人是有才干的，在这一点上我倒还相当赏识他们。不过他这个才干用来反共反社会主义就不行了。怎么样把他们改造一下？比如费孝通，我跟他谈过，我说，你可不可以改一下呀？（笑声）他学了我们土改里扎根串联的办法，他一共有两百多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朋友，什么北京、成都、武汉、上海、无锡各地都有，他说吃亏就在这个地方，他在那圈子里就出不来，他不仅出不来，他有意识组织这些人，代表他们大鸣大放。我说，你不要搞那二百个，另找二百个，到工人、农民里头去找二百个，他说不晓得还要不要我。我说，你不讲去调查吗？你再可以去调查，你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去调查，谁人不要你呢。这是我在六月初跟他谈的。所以有几个右派朋友是好，要交几个右派朋友，了解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各界都要有朋友，左、中、右，都要有朋友，工人要有朋友，农民要有朋友，现在民主党派，大学教授，文学界，许多共产党的作家他没有工人的朋友，没有农民的朋友，这是很大一个缺点。我看要到那里找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在工人农民那个地方。在农民中你不要轻易去找富裕中农当朋友，那个刘介梅你不要找他当朋友，他代表富裕中农的，要找贫农、下中农、找老工人。老工人他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贫农、下中农容易辨别方向。　　





毛泽东指出：至于以破坏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人们的言论行动，我们从来没有给以合法存在的权利，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许可的；但是我们允许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长出来，在人民面前建立对立面，以便让人民从比较中看得清清楚楚，激起众愤，群起而锄之，借以锻炼群众的斗争本领，开辟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的广阔天地。这个政策是公开宣布了的，过去采用过，今后还要采用。毒草是客观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会有，不过遥远将来的毒草，不带现在的阶级斗争的性质罢了。毒草既然是客观存在，不让他们以本来面目生长，它们也会以各种变形面目生长，暗里地毒害人群。不如公开对它们说：毒草是不合法的，长出来是要锄掉的，但是我们并不禁止你们长出来，有谁愿意出来斗争就出来吧。这个政策很见效，大批毒草猖狂进攻，被人民锄掉了。未被锄的仍然起来斗争，并不因为前车之覆，后车就警戒了。凡未被锄的，今后一有机会，必然又会起来，那时又得再锄。锄毒草，这是敌我问题；放百花，这是人民内部问题。两类矛盾，两种方法。资产阶级的反动右派自命为社会主义的百花之一，那是冒称的，不能算数的。　　





　　　　　　　　　　　　　　 根据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人　　


　　　　　　　　　　　　　　 民日报》刊印。　　








1957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具体部署反右。邓小平领导下"按指标抓右派"，抓了五十五万，超过毛泽东的估计。毛泽东只决策了反右，而具体安排、制定标准、规定执行细则的是"八大"后刚刚上任、急需"政绩"的书记处总书记。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205/08/66741_2462175.html　　





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分批摘帽的计划，是“积以时日，争取70%的右派分子能够摘掉帽子。”右派摘帽工作从1959年就已开始执行，当年就有四万五千名即10%的右派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从1959年到1964年，已分五批摘去三十余万右派分子的帽子。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3/73650.html　　





反右，右派的数量及改造中出现的问题是邓小平给毛泽东上的第一道菜，也是近年来反毛者攻击毛泽东的一个炮弹。而历史己经作了很好的回答。　　





关于反右，邓小平曾在　1980年1月16日　中央召集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1949年到1957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侯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款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1957年不存在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　　


1957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上扩大化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244页）　　


附录6 一、二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大家同意了。　　


原来的意思是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　　


显然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1956年开始中共“八大”的。因为苏共二十大是在1956年2月召开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有一次在接见外国友人的时候说，这次党代表大会他是跑龙套，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在“八大”上中共中央的领导体制也进行了调整，这主要是建立了新的中央书记处，并且设置中央总书记一职，推选邓小平担任这一职务。“八大”闭幕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当时中央的基本领导格局是：政治局会议主要由刘少奇主持，书记处会议主要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则由周恩来主持。　　


1959年4月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在此之后，国家事务方面第一线的领导工作，主要由刘少奇主持和负责。自此，一线二线制度一直维持到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80724/09/70352_1462892.html.　　


　1960年9月24日　毛泽东与蒙哥马利谈话。蒙哥马利说：“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极其坚定地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毛泽东退居二线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等真诚帮助教育、信任。党政实权便名正言顺地落到了掌管党务的副主席刘少奇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手里。然而，一线上的菜使毛泽东陷于被动。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是处在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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